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版

Ⅰ 美國侵權法重述 第二版是哪個出版社出版的

《侵權法重述：綱要》是2006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肯尼斯·S·亞伯拉罕，阿爾伯特·C·泰特，許傳璽等。該書主要有研究院特別編制的案例總結，以及對人、物等的侵權行為進行了相關解釋和介紹。

Ⅱ 如何認定商業秘密中第三人的侵權行為

第三人是指直接獲得權利人商業秘密的行為人以外的人。在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中，商業秘密權利人為第一人;而直接獲得權利人商業秘密的行為人為第二人，第二人包括以不正當手段獲取、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的行為人，以及雖通過正當途徑獲得商業秘密但違反保密約定或要求而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行為人。第三人有惡意第三人與善意第三人之分，由長昊商業秘密專業團隊律師為你分析：
(一)善意第三人的行為
善意第三人的行為是指第三人不知且不應該知道第二人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第1款的違法行為而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善意第三人不知且不應該知道第二人的行為違法，因此善意第三人獲取、使用、披露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主觀上沒有過錯，通常不應承擔法律責任，但自其知悉行為人的違法行為後，應當經權利人的同意而繼續使用，並向權利人支付相應的使用費。
一個國家對善意第三人的處理與其民法中動產的善意第三人保護制度有著某種聯系，並受其決定和制約。如何正確處理善意第三人的問題，國際許可貿易工作者協會主辦的AIPPI雜志有關商業秘密中的善意第三人問題討論中反映出各國較大的分歧。對行為人善意通過侵犯了商業秘密的他人獲得商業秘密，是否應該被禁止使用，主要有兩種認識：以芬蘭、荷蘭、愛爾蘭、巴西等國的工作小組認為，商業秘密權利人不能禁止善意第三人使用該商業秘密;德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丹麥、美國等國的小組認為商業秘密的所有者不能對善意取得該商業秘密的後繼使用者主張權利，然而經過通知後，商業秘密的所有者可以禁止後繼者使用;日本、法國、匈牙利等國的小組也同意禁止善意第三人使用，但存在比較有力的第三人免責、例外規定，日本小組認為正常商業交易中獲得的商業秘密應當除外(即不應被禁止使用)，法國小組則建議對支付了對價或進行了投資且僅為善意獲得者的利益使用者除外，匈牙利小組認為商業秘密的所有人在特定時間內及時提出不得使用的要求，對善意獲得者進行了補償的條件下，善意第三人不應該使用該商業秘密。現在國際上多數國家認為善意第三人取得的商業秘密可以被禁止使用。
對善意第三人的「善意」主觀狀態，按多數國家的規定，「通知」有致使「善意」消失的破壞力。美國《侵權法重述》第758節規定，行為人從第三人獲得他人使用商業秘密，沒有注意到其屬商業秘密且第三人的披露違反了對他人的義務;或行為人因錯誤獲知該商業秘密，沒有注意到秘密性和錯誤，對接到通知之前的披露或使用，對他人不承擔法律責任，對接到通知之後的披露或使用，對他人承擔法律責任，除非在此之前其已善意支付了商業秘密的對價，或已如此地改變了其狀態致使其承擔責任失去公平。在有些情況下，禁止被告接到通知後的進一步使用，是不公平的，可以考慮附加其他救濟，如允許被告使用，但需支付合理的使用費。
我國《合同法》第353條規定：「受讓人按照約定實施專利、使用技術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由讓與人承擔責任，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這一規定有嚴重缺陷，沒有考慮到受讓人的主觀上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的心理狀況。該規定應只適用於第三人沒有過錯的情況。在第三人有過錯的情況下，受讓人如不對專利權人或技術秘密權人承擔侵權責任，會嚴重動搖專利權制度和商業秘密保護制度基礎，損害整個知識產權制度。也有學者認為，《合同法》第353條規定應該是合同雙方之間內部的責任及分配。實施所轉讓的專利、技術秘密侵害合法專利權、商業秘密權的，如果被判賠償損失，對合法專利權人、商業秘密權人，應該由讓與人、受讓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如果還被責令停止侵權行為，受讓人還必須停止有關生產和銷售。在「對外」承擔了侵權責任之後，再根據《合同法》第353條規定，在「內部」由受讓人向轉讓人追索損失賠償，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第33條規定：「技術秘密受讓人或技術秘密得悉人不知道也沒有合理的依據應當知道該技術秘密是非法轉讓或違約披露的，賠償責任由非法出讓入或違約披露人承擔，該技術秘密如果尚未公開，技術秘密受讓人或技術秘密得悉人獲悉屬非法轉讓或違約披露後應當立即停止使用，並採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保守秘密。技術秘密受讓人或技術秘密得悉人所遭受的損失及採取保密措施的費用，可向非法出讓人或違約披露人追償;無法追償的，由合法擁有技術秘密的企業與技術秘密受讓人或技術秘密得悉人合理分擔。經合法擁有技術秘密的企業書面同意，技術秘密受讓人或技術秘密得悉人可以繼續使用該技術秘密。」相比之下，《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第33條的規定比《合同法》第353條的規定更科學，更具可操作性
(二)惡意第三人的侵權行為
惡意第三人的侵權行為是指第三人明知或者應知第二人實施了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第1款的違法行為，仍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惡意第三人的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實質上同第二人的行為一樣，也是對權利人商業秘密的侵犯。我國有關法律法規都十分明確地規定了惡意第三人的侵權行為。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第2款規定：「第三人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違法行為，獲取、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視為侵犯商業秘密。」國家科委《關於加強科技人員流動中技術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見》第8條規定：「用人單位在科技人員或有關人員調入本單位時，應當主動了解該人員在原單位所承擔的
保密義務和競業限制義務，並自覺遵守上述協議。明知該人員承擔原單位保密義務或者競業限制義務，並以獲取有關技術秘密為目的故意聘用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第27條第3款規定：「明知他人負有競業限制義務不得到本企業任職，仍然招用該人的，市科技主管部門應當責令立即停止侵權，並根據情節處以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的罰款。」第30條規定：「明知或應知以違約披露或者以不正當手段獲取的技術秘密，受讓、使用或煮再向他人披露該技術秘密的，其轉讓協議無效，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由市科技主管部門封存與技術秘密有關的設備和資料，並處以5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的罰款。」
惡意第三人侵權行為有兩大構成要件：
1.主觀要件，即第三人對第二人的違法行為「明知或應知」。明知是一種故意狀態，應知是一種過失的主觀狀態。在私法理論上，過失與故意產生相同的法律後果，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將惡意第三人的明知行為和應知行為同等對待，以侵犯商業秘密行為論。過失是指欠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
美國《侵權法重述》第757節專門討論第三人「應該知道」是什麼樣的主觀狀態：所謂行為人應該知道，指一個有理智的人從其掌握的信息可以推論出該事實;或一個有理智的人在特定情勢下會產生疑問，根據疑問其以合理的智力和注意力，將會知道該事實。美國《侵權法重述》第757節還指出，「應該知道」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即商業秘密的秘密性和違反義務披露：依本條所述規則，行為人只有同時意識到有關信息是秘密的事實，和第三人的披露違反其義務的事實，才承擔法律責任。但是，這兩個事實經常相互依存，注意到一個就同時注意了另一個。因此，如果行為人知道某人提供給他的是另外一個人的商業秘密，行為人就應該對某人有否披露該信息的授權，產生疑問。只要商業秘密的收受者知道存在違反保密義務或不正當獲取手段，知道意外或事故導致泄露，就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受行為構成侵權。從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第1款的規定來看，如果行為人不是「被動」地接受他人違法行為的結果，而是積極促成、唆使他人盜竊、利誘、脅迫或以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得權利人的商業秘密，那麼行為人應該是「第二人」，而不應該是「第三人」。這一認識與世界貿易組織中的《TRIPS協定》及美國《侵權法重述》的精神相一致。
2.客觀要件，即第三人自己客觀上實施了違法行為，包括從第二人那裡獲取商業秘密，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該商業秘密，披露該商業秘密。具體您可以咨詢專業的商業秘密律師，邱戈龍尖端知識產權專家

Ⅲ 美國侵權法重述是哪一年

最初的《侵權法重述》於1923年——美國法律研究院在同年早些時候成立後不久——即開始編撰。因此，與《代理法重述》和《合同法重述》一道，《侵權法重述》是研究院最早的幾個項目之一。在隨後數年內全面負責該工作的報告人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弗朗西斯·H·博倫(Francis H．Bohlen)教授，雖然起草該《重述》部分章節的助理報告人達7人之多。該《重述》的最後一卷(即第四卷)於1939年出版。又過了16年後，在1955年，研究院回到侵權法這一主題，對最初《侵權法重述》的各個方面進行回顧和反思，依據其後法律的發展重新表述並常常擴展其規定內容。費時24年才完成的《侵權法重述第二版》最終完全替代了原《重述》；因此，本書未收入原《重述》的任何章節。《侵權法重述第二版》的報告人是躋身20世紀最著名侵權法專家的兩位學者：加利福尼亞大學赫斯汀法學院的威廉·L·普若瑟(William L.Prosser)教授和范德比爾特大學的約翰·w·威德(Johnw．Wade)教授。最初的編撰工作幾乎完全是普若瑟完成的，並且前十九章在他仍擔任報告人時已被研究院批准、出版。普若瑟在1970年辭職後，威德承擔了修改普若瑟的剩餘幾章的草稿、將其提交研究院批准，並監督其出版的責任。

Ⅳ 侵權法重述第三版

美國法律研究院，由法律學者、法官與法律實踐者組成的傑出團體，多年來一直編纂各種法律「重述」，即對美國法的詳盡、權威的總結或過濾。這些總結在諸如侵權、合同與財產等普通法領域特別具有價值——在這些領域，法律規則散見於成千上萬的司法裁定，因此很難查找、掌握。美國法律研究院的重述因此對美國法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正如司法裁決書對重述的大量引用所反映的那樣。譯成中文後，這些重述將為中國的法學院學生、學者、法官和實踐者提供一個對美國法的准確、高效的指南。

——理查德·A·波斯納，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七巡迴庭首席法官（1993—2000）、法官（1981—1993；2000至今），同時執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美國法律研究院的各種重述是許多在多種法律領域內最有才乾的美國學者與實踐者長期、認真合作的結果。尋求其他法律制度的智慧結晶的中國法律改革者應為這些富有學術性與影響力的書籍目前已開始被譯成中文而感到幸運。沒有人應該聲稱美國的經驗與解決辦法必定適用於中國獨特的政治一法律文化與問題。但是，如果比較法的一個功能是開擴視野、啟發思考，這些新的譯文便應該受到我們中國同事的廣泛欣賞。

——傑羅姆·A·柯恩，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律研究中心創建人暨首任主任（1965-1981）、副院長（1975-1978）。

Ⅳ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

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

一、認清民法典制定的目標。

民事立法的混亂會導致民事司法實踐的標准不統一，使民法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民法典的制定，可以消弭立法上的混亂，填補立法空白。這正是民法典的優越性所在。當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統一的立法體系。

在接下來的立法工作中，我國民法的體系化要圍繞民法典制定而進行。制定民法典應適合我國國情、體現時代要求，更好地促進我國的民事立法以及民事司法的完善，保障與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加強民法理念研究。

民法的體系化是對民法典的體系、編纂技術、所採用的指導思想、法律原則甚至法律適用的總結。民法典不能涵蓋所有的民事生活，而不斷發展的民事法律關系也需要不斷進行規范調整。

因此，民法典的制定不單純是為立法而立法，而是為了調整民事生活。為了使民法更好地體系化，制定出合乎需要的民法典，應加強對民法典編章結構、立法技術、法律概念以及司法技術等方面的研究。

三、正確區分法典編纂與法典匯編的關系。

制定民法典，有匯編式與編纂式兩種法典方案。就我國而言，編纂式法典具有一些匯編式法典不具備的優點。編纂式法典具有緊密的體系，能夠克服體系的漏洞，有利於制度之間的協調，更能彰顯民法典的形式理性，體現民法典的價值。

而法典編纂存在的缺陷，可以通過法律解釋的方案來彌補。當前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在我國《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制定之後，應緊接著進行人格權法以及債法總則的制定。在此基礎上，對這些法律進行全面體系化，從而編纂出我們時代的民法典。

(5)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版擴展閱讀：

探究民法的體系化，根本目的在於形成一個法典化的完備體系，從而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邏輯性與系統性的民法典。我國民法的體系化，對我國民法典的制定及實施具有重大意義。

民法體系化是制定民法典的內在要求。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決定的邏輯性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民法的體系化可以將涉及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既定原則的指導下進行通盤規劃，從而確立起民法典的支柱與骨架，發揮其預先規劃、提綱挈領的作用。

民法體系化是制定民法典的保障。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確立民法體系，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法規中的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

民法體系化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民法的體系化，就是將市民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從而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便利。體系化有助於通過保證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穩定和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

Ⅵ 試比較美國《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篇》與中國《產品質量法》

你財富都沒有。。。。這種問題怎麼會有人來回答你。。。。

Ⅶ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行為體系

、構建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 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即 ：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對 此種體例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 當被納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 ，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 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各種觀點都是不無道理的。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它要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 變動，如果將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確實需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 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極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無所不 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編纂民法典絕非意味著將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 盡可能的納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 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認為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方面加以 考慮：
第一，民法典是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基本的、普遍適用的規則所作的規定，民法典規定 的是市民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它在整個國家民事立法體系中屬於最普通、最基礎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為此需要大量的單行法律以調整各 種民事關系。但這些單行民事法律並不都需要納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 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對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僅僅適用個別 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規則不應當民法典規定，而應當由單行法來解決，例如物權法 主要解決的是物權中人們對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 遍適用的規則，而信託法僅僅調整的是信託關系，它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產生的，它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應當作為民法 典之外的單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確立的制度、規則應當保持較強的穩定性。民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須保持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實現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來人類市場活動所共同遵循的規則的總結。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 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權、債權的 許多規則是交易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規則 則常常不斷變化發展，如果將各種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技術性很強的 知識產權規則都納入民法典，無疑會妨礙民法典內容的穩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調整那些私法領域內的基本民事法律規則，至於處於公法與私法交 叉地帶的法律規則，例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保障法等，由於其本身並非單純的民事 法律規則，而體現了較強的國家公權力干預的性質，所以應當制定單行立法。例如，德 國的學者就將勞動法稱為「特別私法」，其原因就在於，勞動法並非完全的純粹的私法 ，勞動合同的訂立也並非基於完全的合同自由，國家常常要做出許多的干預。
第四，民法典主要規定的是實體的交易規則以及對與實體交易規則聯系極為密切的程 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如不動產登記規則可以在物權法中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但 是那些非常瑣碎的具體的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應當由單行法加以規定。 例如，知識產權法涉及到有關專利、商標登記的具體程序規則就不應當在民法典中作出 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收養法由於涉及到大量的具體的程序性規則，其中更 多的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收養條件等作出的嚴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收養法不 應被納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處理民法典與單行法的關系之時，爭議最大的就是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如何安排的問 題。毫無疑問，知識產權屬於民事權利的一種類型，知識產權法也應當屬於民法的范疇 。我國已經制定和頒布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這些法律是否都應 當都納入民法典?對此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將各個單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於：第一，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一個內容非常龐雜 的規范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實體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國際法也涉及國內法，顯然，將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難的。與其如此，還不如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的相關內容。第二 ，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自新技術 革命於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產權法中出現了一種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 的若干規則，創設出一種工業版權制度，如集成電路部圖設計，即屬於此種情況。再如 ，著作權鄰接權的范圍正在隨著傳播技術的提高逐漸擴大，如信息網路傳播權等權利都 納入到知識產權的范疇。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將知識產權的類型固定化，不一定適應知 識產權的發展需要。第三，將知識產權單行法收入民法典，會妨害民法典的體系的和諧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這決定了其規則應當具有普 遍適用和相對抽象的特點。而知識產權法的技術性規定較多，且變化性較大，若將此一 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無疑會極大地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 。我認為，知識產權不應當作為獨立的一編在民法典中作出規定。民法典對此作出規定 可以考慮採納第二種或第三種模式，即僅規定知識產權的共同規則，或僅在民事權利的 客體中確認知識產權，這樣有兩個作用：一是宣示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二是共性的規 則在特別法中不好規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規定。
三、應當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 素來構建我國民法典體系。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 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 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 」(註：陳棋炎：《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也就 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 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 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 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 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 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 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 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 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 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 構成體系。(註：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 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 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 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 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註：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 ，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 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 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 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 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 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 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註：參見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 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 》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 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 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 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 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 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 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 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 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 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 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 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 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 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 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 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 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 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 。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 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 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 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 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 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 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 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 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 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 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 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 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 ，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債權制 度的確立，使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締約過失等債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 ，並且為這些關系確立了適用的規則。設計債法總則還是基於立法技術的考慮，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條文更為簡約。現實中的各種債都是具體的，通過歸納其共同事項，將具有 共性的部分規定在債法總則中，可以起到一種立法經濟與儉省的作用。當然，有關債權 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 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 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民法典之理想與現實的世紀博弈

Ⅷ 如何構建我國的民法體系

應當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 素來構建我國民法典體系。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 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 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 」(註：陳棋炎：《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也就 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 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 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 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 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 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 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 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 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 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 構成體系。(註：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 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 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 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 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註：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 ，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 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 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 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 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 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 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註：參見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 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 》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 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 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 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 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 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 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 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 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 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 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 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 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 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 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 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 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 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 。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 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 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 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 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 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 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 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 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 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 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 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 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 ，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債權制 度的確立，使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締約過失等債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 ，並且為這些關系確立了適用的規則。設計債法總則還是基於立法技術的考慮，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條文更為簡約。現實中的各種債都是具體的，通過歸納其共同事項，將具有 共性的部分規定在債法總則中，可以起到一種立法經濟與儉省的作用。當然，有關債權 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 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 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Ⅸ 美國證券法的默示民事責任

1、美國證抄券法的默示民事責任是指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但法官可以根據證券法的立法意圖和基本原則而給予當事人民事訴權的民事責任。

2、美國證券法的默示民事責任的產生有其原因、理論依據及條件；
3、同時我國證券民事責任也有自身的缺點，可以借鑒美國的默示民事責任來完善我國證券民事責任的方案，如根據有關原則和精神賦予受害者訴權；
4、加強典型案例的參考作用，提高法官的素質和水平等。

Ⅹ 簡述美國產品責任法中的誤示責任

1992年，美國法律學會任命詹姆斯·亨德森教授（ProfessorJames A. Henderson, Jr.）和亞倫·特沃斯基教授（Professor AaronTwerski）為《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的報告員（Reporters)前者是康乃爾大學法學院（Cornell law School）的法學教授；後者執教於布魯克林法學院（Brook加Law School).《重述》由報告員起草，由全體成員大會辯論表決通過。美國法律學會另組成19人的顧問組（Consultative Group）協助報告員工作，並指定大衛·歐文教授（Professor David Owen）為編輯顧問（Editorial Adviser)。除此之外，報告員也聽取其他人的意見，包括利益集團代表的意見。在制定《重述》時，報告員對重述的內容有重大影響。也許報告員人選本身就預示著最終形成的《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將會引起極大的爭議，因為這兩位教授在此之前就支持以限制生產者責任為目的的侵權法立法改革，並且發表了大量主張減少生產者責任的論文。有人認為，在起草《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的過程中，亨德森教授起著主導作用，因為《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中反映出的很多觀點，包括最有爭議的觀點，都可以追溯到他與特沃斯基合作之前的著述中。{11}亨德森從20世紀70年代起大量發表有關產品責任的論文。他堅信市場比法院更有能力對營銷和設計作出決定，因此堅持認為承擔責任應以存在過錯為前提，並且認為被告僅應對可預見的風險負責。{12}在經過幾年的起草、辯論和修改之後，美國法律學會在1997年成員大會上以全票通過了《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工業界對《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的內容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甚至有人認為最後的表決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成員在投票時並非完全基於《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的內容本身。
《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與《第二次侵權法重述》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區別。《第二次侵權法重述》是以一個一次性完成的文件整體性地對侵權法進行重述；而在制定《第三次侵權法重述》時，美國法律學會則任命不同的報告員對侵權法的各個領域分別起草，分別表決通過，並在最後將各個領域的重述作為一個系列，共同組成《第三次侵權法重述》，在篇幅上也有很大的變化。有關產品責任的規定在《第二次侵權法重述》中僅有2條，即第402A條和第402B條，後者對虛假陳述（Misrepresentation）作了規定。《第三次侵權法重述》則分為4章（Chapters)，共21條（Sections)。與《第二次侵權法重述》一樣，在每條中，除黑體字正文外，另附有若干條正式評論（Official Comments）和報告員注釋（Reporters'Notes）等內容。產品責任法的很多內容實際上體現在正式評論和報告員注釋中。
《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第1章的標題為「商事性產品銷售者基於出售時的產品缺陷的責任」( Liability of Commercial ProctSellers Based on Proct Defects at Time of Sale)。本章分為2節（Top-ics)。第1節，普遍適用於產品的責任規則（Liability Rules Applicableto Procts Generally)，是整個《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的中心部分，共4個條文，規定了基本的責任標准和證明方法，適用於普通產品。第1條規定：如果一個從事銷售業或以其他方式分銷產品的人銷售了或分銷了缺陷產品，應對該缺陷造成的人身或財產損失承擔責任。本條是一個總則性的規定，表明《第三次侵權法重述·產品責任》僅對與商人的產品責任有關的法律規范進行重述，並且表明責任的承擔應以存在產品缺陷為基礎。第2條將缺陷細分為製造缺陷（Manufacturing defects)、設計缺陷（Design defects）和指示或警示不足（Inadequate instructions or warnings）三種。第3條規定了環境證據主義（Circumstantial evidence doctrine)，其內容與「事實自我證明原則」(Doctrine of Res Ipsa Loquitur）相似。本文將在下文中詳細介紹這三種缺陷及其認定標准中體現的歸責原則，{14}並結合原告的證明責任介紹第3條的內容。第4條規定了產品之遵守或違反有關產品安全的政府標准與是否存在缺陷之間的關系。本章第2節（第5-8條）規定了適用於特殊產品或產品市場（零部件、處方葯、食品以及舊貨）的責任規則。
第2章的標題為「商事性產品銷售者的非基於出售時的產品缺陷的責任」(Liability of Commercial Proct Sellers Not Based on ProctDefects at Time of Sale)。本章共3條。第9條是關於錯誤陳述（Mis-representation）的責任；第10條是關於未盡售後警示義務（Post -sale Failure to Warn）的責任；第11條是關於未盡售後回收義務(Post-sale Failure to Recall）的責任。
第3章共2個條文。第12條規定了生產商的繼受人（Succes-sor）的責任；第13條規定了表見生產商（Apparent Manufacturer)的責任。當企業被轉讓後，對於出讓人的缺陷產品所致損害的責任承擔、繼受人未盡售後警示義務、將他人生產的產品作為自己的產品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投人流通等問題，本章都作了規定。
第4章共分3節。第1節，因果關系（Causation)，共1個條文（第16條），規定了產品缺陷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第2節，積極抗辯（Affirmative Defense)，共2個條文，規定了當事人之間的責任劃分（第17條）、免責條款、責任限制、權利拋棄等基於合同的約定的抗辯等問題（第18條）。第3節為定義性條款，共3個條文（第19-21條），分別對產品（Proct)、銷售或以其他方式分銷產品者（One Who Sells or Otherwise Distributes)、對人身或財產的損害(Harm to Person or Property）給出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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