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民事案件中商標侵權法院判決的賠償金額包含哪些呢
商標法中對賠償金額的規定是階梯式的,即:權利人實際損失——侵權人所獲利益——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加上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具體為:先以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為准,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以侵權人所獲利益為准,前述兩種情況都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這時候法官擁有自由裁量權)。如果可以證明侵權人屬於惡意侵權,可以請求侵權人賠償前述賠償數額的1-3倍。在前述標准都難以確定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酌定判決賠償數字,最高為300萬元。此外,償數額還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權利人在此前三年內沒有使用該商標的,又無法證明有其他損害的,被控侵權人可以不承擔賠償責任。
參考法條:
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賠償數額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人民法院為確定賠償數額,在權利人已經盡力舉證,而與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主要由侵權人掌握的情況下,可以責令侵權人提供與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侵權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虛假的賬簿、資料的 ,人民法院可以參考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判定賠償數額。
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注冊商標許可使用費難以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三百萬元以下的賠償。
第六十四條 注冊商標專用權人請求賠償,被控侵權人以注冊商標專用權人未使用注冊商標提出抗辯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注冊商標專用權人提供此前三年內實際使用該注冊商標的證據。注冊商標專用權人不能證明此前三年內實際使用過該注冊商標,也不能證明因侵權行為受到其他損失的,被控侵權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銷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並說明提供者的,不承擔賠償責任。
⑵ 張三訴李四侵權賠償一案,李四敗訴。但判決生效後,李四未如期履行判決,張三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
在實際操作中是c
⑶ 民事糾紛賠償怎麼寫
鑒於甲與乙 *年*月*日因瑣事發生糾紛,至乙受傷,現經雙方資源協商,一致達成如下協議:
1、甲一次性賠償乙因傷造成的醫療費(包括後期治療費用)及其他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2000元。
2、甲須於本協議生效之日起10日內將上述賠償款支付給乙。
3、乙收到賠償款後,不得再向甲請求賠償因此次受傷受到的任何損失,並保證以後發生任何情況均與甲無關。
4、雙方需誠實信用,正確履行本協議內容。
5、本協議一式兩份,甲乙上方各執一份,自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
甲(簽字): 乙(簽字):
日期:*年 * 月 *日
(3)渤海集團民事侵權賠償案擴展閱讀:
程序法上的特徵
第一,訴訟當事人的特定性。
(1)股東代表訴訟中的原告只能是持有某公司股份的股東,並且是符合一定條件的股東。
這些條件包括:在起訴時必須具有股東資格,而且在侵權行為發生時也具有股東資格;對不法行為沒有表示過支持或認可,且竭盡內部救濟的股東。
日本《商法》經1993年的修改後,已取消了持股數量的規定,即持有一股的股東也可提起股東代表訴訟,但在持股時間上仍規定須持續6個月持有某公司的股份。
美國聯邦法和較多的州在持股時間上規定了較為嚴格的「行為時所有」原則(也稱「股東同時存在原則」),但在持股數量方面多數不作規定。
(2)股東代表訴訟中的被告是董事、監事、其他公司經營管理者等。
公司不能作為原告,可是它在代表訴訟中又是真正的原告,法院有利於原告的判決,直接受益人是公司。公司在股東代表訴訟中的訴訟地位相當於證人。
第二,管轄法院的專屬性。同投資者集團訴訟一樣,按照《民訴法》關於地域管轄的規定,此類案件應由被告住所地或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若由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
則可能發生類似投資者集團訴訟那樣,眾多法院均有權受理。
但此類案件也有其不同於投資者集團訴訟的方面,例如它至少不存在侵權損失結果地的廣泛性,也就是說,被告所在地就是公司侵權損失結果地。
鑒於被告所在地與侵權損害結果地的一致性,應規定此種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專屬管轄。
第三,判決承受主體和判決效力的唯一性。
公司而非股東是股東代表訴訟裁判結果的直接承受主體。
但也有例外,例如,被告是該上市公司控股的多數股東、大部分股東參與違法行為或是無資格起訴的股東、原公司因合並而消滅等。
另一方面,法院作出的判決,對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和未參加訴訟的其他股東、公司及社會具有既判效力,判決生效後,不得對同一事項再行起訴.
新提起的訴訟案件的事由相同於已判決的訴訟案件,應當算作同一訴訟直接加以處理。
⑷ 一般的民事侵權行為。,怎麼判,賠償多少,要不要坐牢
一般侵權行為的復後果
根據《民法通則制》,一般侵權行為是指因行為人對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財產權和人身權,並造成損害的違法行為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承擔責任的方法: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礙;
(三)消除危險;
(四)返還財產;
(五)恢復原狀;
(六)賠償損失;
(七)賠禮道歉;
(八)消除影響、恢復名譽。
以上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可以單獨適用,也可以合並適用。
⑸ 民事侵權法律關系案例
1、該法律關系的主體即權利義務的享有者和承擔者:李某和劉某兩人均是主體,劉某享有版索賠權,李某負有權賠償義務;客體是人身權和財產權,即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具體的說是劉某的身體權、健康權以及劉某因傷就醫的財產損失;法律關系的內容就是權利義務關系,即劉某享有向李某索賠的權利和李某負有向劉某賠償的義務,此為法律關系的內容。
2、根據新頒布實施的《侵權責任法》,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的,飼養人承擔無過錯責任,如果受害人故意的,飼養人免責,如果受害人有重大過失的,飼養人可減輕責任,若受害人存在一般過失的,飼養人不免除責任,即劉某需要對該案中的侵權行為發生事實、侵權損害造成的財產損失、侵權行為與侵權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這三點承擔舉證責任即可,無須證明飼養人是否存在過錯;如果飼養人想免責,必須就受害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⑹ 中華人民共和國.雇員被第三方侵權民事賠償的法律法規
《最高人民法抄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1、第9條: 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中致人損害的,僱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雇員追償。
前款所稱從事僱傭活動,是指從事僱主授權或者指示範圍內的生產經營活動或者其他勞務活動。雇員的行為超出授權范圍,但其表現形式是履行職務或者與履行職務有內在聯系的,應當認定為從事僱傭活動。
2、第11條: 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僱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僱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僱主承擔賠償責任。僱主承擔賠償責任後,可以向第三人追償。
雇員在從事僱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僱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僱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屬於《工傷保險條例》調整的勞動關系和工傷保險范圍的,不適用本條規定。
⑺ 民事訴訟
渤海集團民事訴訟案的背景
2002年2月21日,山東棗庄市股民張先生狀告渤海集團,並被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4月19日,張姓股民狀告上市公司渤海集團虛假陳述案准時在濟南中院開庭。有報道稱,這是全國第一起法院已開庭審理的證券民事侵權訴訟。
據介紹,2001年8月16日-17日,原告張姓股民先後3次分別以12.4元、12.29元、12.18元的價格購入渤海集團股票共計1500股,金額總計18435元。但隨後該股票價格一路下跌,2002年1月29日,原告以6.17元的價格將這些股票全部賣出,導致損失9420.06元。原告認為其損失系被告虛假信息披露行為所致,因此,請求法院判令被告賠償其損失9236.4元,手續費、過戶費、印花稅共183.66元,以及同期銀行存款利息。由於渤海集團不同意調解,審判長宣布擇日宣判。
張姓股民訴訟的依據是證監會於2001年11月公布的《關於對山東渤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違反證券法規行為的處罰決定》(證監罰字〔2001〕23號)。證監會的處罰依據是:「1993年底,根據濟南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山東渤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兼並濟南火柴廠的批復》(濟政辦發〔1993〕82號),渤海集團對濟南火柴廠實施兼並。原文件規定『對原火柴廠的全部銀行貸款給予兩年掛賬停息、三年減半收息的照顧,由市有關銀行抓緊向上級銀行申報』。對上述不確定性內容,濟南市政府表示負責協調落實。1994年5月4日,渤海集團在《上市公告書》之附件《山東渤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兼並濟南火柴廠報告書》中披露了『免二減三』政策,但遺漏了『由市有關銀行向上級行申報』的內容,至今未披露。1993年12月,被渤海集團兼並的濟南火柴廠欠中國工商銀行濟南市經二路支行貸款本金1484萬元和兼並前利息303萬元,合計債務1787萬元。在上述『免二減三』政策未得到銀行批准且與銀行就此發生訴訟的情況下,渤海集團一直堅持應享受市政府的『免二減三』政策,1994-1995年未計提此筆貸款利息,也未計提1996、1997、1998年的半息,導致這三年的年度財務報告中存在虛假數據。1999年渤海集團補提了此筆貸款1996、1997、1998年三年的半息,合計190.3萬元。……上述行為,構成了《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以下簡稱《股票條例》)第七十四條第(二)項所述『在股票發行、交易過程中,作出虛假、嚴重誤導性陳述或者遺漏重大信息的』行為。」因此,證監會責令渤海集團公開披露上述未披露事項,並且對有關責任人處以警告處分。
對爭論焦點的剖析
在該案件的審理中,雙方的一些爭論,值得各界思索。
(一)重大遺漏算不算虛假陳述
被告渤海集團認為,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書》中認定,渤海集團1994年至1998年度相關行為違反的是1993年頒布生效的《股票條例》,而非最高法院《通知》中特指的於1999年7月1日起施行的《證券法》;另外行政處罰認定的違規事實是重大遺漏,而非《股票條例》中有明確界定的虛假陳述。因此,渤海集團認為本案不符合受理條件。而且,證監會處罰決定雖然已經生效,但其認定事實不當,不應作為審判依據。原告代理律師認為,雖然最高法院的《通知》未對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的效力做明確規定,但根據立法的初衷,應當對此理解為確定的效力。否則,中國證監會的處罰決定豈不形同虛設?
筆者認為,依據證監會的處罰公告,渤海集團在上市公告書中沒有披露應當披露的信息,渤海集團的違規行為應當分為兩部分。首先,上市公告書中存在重大遺漏。《證券法》中的重大遺漏是指將法定事項部分或全部不予記載,或者未予公開的行為。其次,渤海集團一直沒有披露和銀行的糾紛等事項,也不計提1996-1998年的利息,按照證監會的說法,這三年報表中存在虛假數據,屬於虛假信息。
那麼,重大遺漏是否屬於虛假陳述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國的不同法規之間有些出入。根據1993年8月15日頒布的《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虛假陳述是指單位或個人對證券發行、交易及相關活動的事實、性質、前景、法律等事項作出不實、嚴重誤導或包含有重大遺漏的任何形式陳述,致使投資者在不了解事實真相的情況下作出投資決定。我國《證券法》第59條也按此定義,把虛假陳述行為分為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和重大遺漏三種形態。可見,根據《證券法》,重大遺漏屬於虛假陳述。但是,由於渤海集團重大遺漏行為是從《證券法》出台之前開始的,因此,依據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當證監會處罰上市公司時,就只能根據1993年4月25日頒布的《股票條例》第七十四條的"在股票發行、交易過程中,作出虛假、嚴重誤導性陳述或者遺漏重大信息",而不是證券法有關內容。這里就可以看出一個問題:在最先發布的《股票條例》中,重大遺漏與虛假陳述是並列的,而在其後頒布的《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和《證券法》中,重大遺漏屬於虛假陳述。既然證監會處罰渤海集團依據的是《股票條例》,如何判定重大遺漏是否屬於虛假陳述,就成了一個難點。
另外一個關鍵問題還在於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局限性。根據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是指證券市場上證券信息披露義務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規定的信息披露義務,在提交或公布的信息披露文件中作出違背事實真相的陳述或記載,侵犯了投資者合法權益而發生的民事侵權索賠案件。」股民要狀告上市公司,必須根據證監會的處罰,認定上市公司違反了《證券法》,這是否意味著投資者要控告虛假會計信息的責任人,必須滿足這兩個條件?是否就排斥了其他法律法規?這也是為什麼輿論認為司法解釋給證券民事訴訟設了很高門檻的原因之一。就本案來看,如果原告是渤海集團重大遺漏行為的受害者,那麼,還是找不到法律依據來告上市公司。
(二)虛假信息和股民損失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在法庭辯論階段,這個問題是真正的爭論焦點。原告律師認為,原告購買渤海集團股票,完全基於對渤海集團所做虛假陳述形成的合理信賴,原告的投資是基於對渤海集團公開信息的分析,同時渤海集團的虛假陳述行為也確實引起了股票價格的大幅下跌。因此,此案應該適用推定因果關系,即只要被告存在虛假陳述行為,並且這種虛假陳述行為可能給原告造成損失,原告也因此造成損失,被告就應承擔賠償責任。
渤海集團認為,虛假證券信息侵權案件中的「果」,不是財產受到損害,而是知情權受到損害,投資者受損結果的發生是一果多因所致。同時,渤海集團認為原告對交易受損應自負其責。被告律師要求原告回答並舉證:原告在何種情況下購進的渤海集團股票?是否長期關注渤海個股?是否知道買入後有盈利的機會?原告律師拒絕回答,並稱是否回答是原告的權利而不是義務。渤海集團辯稱,對於《上市公告書》中遺漏事項,渤海集團已於1999年補提了貸款1996-1998年三年的半息190.3萬元,同時計提了1999年度的全息100.7萬元。此事項已披露於本公司1999年中報、1999年年報、2000年中報、2000年年報及2001年中報。集團認為1999年補提半息前的信息披露行為即使虛假,這種虛假的程度也是微小的,而且已經進行了補提且進行了披露,對能夠理智判斷的投資者不會產生決定性影響。
筆者同意上市公司的觀點。因為原告是在上市公司補提利息之後購入股票的。投資者在購買股票時,更多應當關注的是近期的會計報表,而不是較早的財務信息。而且,從會計信息披露後的市場反應來看,虛假財務信息的作用效果應當是有一定時限的,如果公司遺漏的信息是十分重大的,那麼1999年開始公司補提利息時,其不良影響應當已經被逐漸消化,到2001年時應當對投資者的決策不再有重要影響。所以,與其說原告的損失源自被告的重大遺漏行為,不如說是因為證監會處罰這個利空消息。因此,就渤海集團訴訟案來看,被告會計信息的重大遺漏和原告損失之間沒有因果關系。
對渤海集團民事訴訟案的思考
除了以上幾個焦點問題之外,在渤海集團民事訴訟案件當中,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在有關證券市場虛假會計信息的民事訴訟案件中,目前可能還存在一些認識誤區。在逐步加強證券市場法制建設的過程當中,有一些基本概念依然十分模糊,如果不引起人們重視,可能誤導整個市場秩序的走向。
(一)如何看待遺漏的信息
從證監會的處罰公告中可以看出,即使投資者依賴了不真實、不完整的會計信息在公司補充會計信息之前購入股票,公司是否仍然需要對其損失承擔責任還牽涉到一個重大性的問題。前面已經談到過,對重大性的判定,最低標準是違反了有關法律法規。但是,上市公司披露信息需要成本,要求上市公司事無巨細都披露是不符合實際的。法律法規只對信息披露范圍做一大致規定,並不是說這些披露內容都是重要信息。因此,這個標准可以被看作是證監會處罰上市公司的依據,但是,是否就成為投資者起訴上市公司的依據?
關於重大性問題,目前在法律界依然是一個探討中的問題,定量標准很難找到。但從定性上來講,大家一般比較認可美國證券法的觀點,即能夠影響理性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且該信息已經決定性地改變了投資者所獲得信息的組合。在我國的部分法律中也有類似規定。例如,《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准則第1號—招股說明書》第3條規定:「本准則的規定是對招股說明書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論本准則是否有明確規定,凡對投資者做出投資決策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均應披露。」相比之下,這個標准,更加接近於審計的重要性標准。根據《獨立審計具體准則第10號--審計重要性》的規定,審計重要性指被審計單位會計報表中錯報或漏報的嚴重程度,這一程度在特定環境下可能影響會計報表使用者的判斷或決策。我們知道,在注冊會計師進行審計時,即使發現上市公司報表存在錯報、漏報,只要沒有達到重要性的標准,仍然可以出具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可見,即使按照最低標准,上市公司違反了有關法律法規,應當接受證監會處罰,也不一定會影響到投資者決策。渤海集團確實違反了法律法規,但1996、1997、1998年一共遺漏的190萬元利息,每年少提幾十萬元,與公司數百萬的盈虧相比較,是否會對投資者決策產生重大影響,還有待於進一步分析。
(二)究竟應該告誰
在渤海集團民事訴訟案中,上市公司成了被告。《證券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發行人和承銷商對上市公司虛假陳述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負有責任的董事、監事、經理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也就是說,只要上市公司還有錢,就輪不到其他責任人賠償。問題是:股東權益仍然是股東的,為什麼股東的損失最終還要自己承擔?
對這個問題,很多專家提出應當採用公司法人格否定製度,即為了制止濫用公司法人制度和保護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允許在特定情形下,否認公司的獨立人格和股東的有限責任,責令公司股東對公司債權或公共利益承擔責任。
渤海集團訴訟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關注,這說明隨著我國證券法制建設的推進,人們越來越要求法律能夠保護弱小的投資者,建立一個公平有效的證券市場。隨著我國市場越來越開放,證券市場將受到周邊市場的影響,因此,建立一個法制健全的證券市場,讓我國的上市公司融入到國際市場競爭中去,實屬當務之急。
⑻ 是民事侵權還是刑事犯罪如何索賠
同一行為同時符合侵權構成要件和犯罪構成要件,則同時產生刑事責任回和侵權責任,侵權責任優答先於刑事責任,因此,在加害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時,應優先用於承擔侵權責任,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在訴訟程序上,受害人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賠償訴訟追究侵權責任,也可以單獨提起民事侵權賠償訴訟,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據《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一百三十八條之規定,目前,不論是提起附帶民事賠償訴訟還是單獨提起民事賠償訴訟,均不受理當事人提起的精神損害賠償。在訴訟時效上,進入刑事審理階段的案件,其民事訴訟時效自刑事裁判文書生效之日起重新計算,因此,未提起附帶民事賠償訴訟的,仍可在刑事程序終結後單獨提起民事賠償訴訟,但應及時提起以免訴訟時效超期。同樣,對於同時產生行政責任的,亦如此遵循「私權優先」原則,優先承擔侵權責任。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四條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的,不影響依法承擔侵權責任。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和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侵權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擔侵權責任。
⑼ 如何處理股民訴某港股份公司虛假證券信息案
宓雪軍厲健
案情簡介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之後,有關中級法院受理的證券民事賠償案件達900多件,其間涉及大慶聯誼、聖方科技、ST同達、嘉寶實業、渤海集團、ST九州、三九醫葯、紅光實業、銀廣夏、sT天頤、sT東方、某某港等12家上市公司。
同年11月11日,上海股民彭淼秋女士訴嘉寶實業公司等作出虛假陳述賠償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調解結案。彭淼秋的訴訟請求為1312.32元,實際獲賠800元。彭淼秋由此成為我國證券民事賠償訴訟案中獲賠第一人,該案也因系中國證券民事賠償訴訟第一案而在中國證券市場發展中抹上濃重的一筆。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於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證券界將其簡稱為《1·9規定》)。
《1·9規定》指出,如果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曾被證監會或財政部處罰或是被法院判定有罪,因此受到損失的股民可以向上市公司索賠。
上述規定甫出台,立刻一石激起千層浪。自2003年2月1日起,受害股民紛紛再次拿起法律武器把作出虛假陳述的上市公司告上法庭,而各地方法院也為證券官司大開綠燈。
此前的2002年9月至12月,財政部對某某港2000年及前一年度的檢查表明,某某港多確認收入3.6717億元人民幣,少計財務費用4945萬元人民幣,少計主營業務成本780萬元人民幣,多列資產1.1969億元人民幣。
隨後,某某港被財政部作出行政處罰:予以通報,並處以罰款10萬元。2002年10月21日,公司董事會對被檢查和處罰問題進行公告,某某港A股、某港B股股價隨之大幅下跌。
2003年2月8日,成都市3名股民起訴某某港,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隨後立案。這是《1·9規定》實施以後全國第一例證券民事賠償案,也是第一件起訴B股上市公司的賠償案,第一起以財政部行政處罰為前置條件的案件。
在該案的被告名單中,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斯時,浙江的小股民從媒體上看到消息激動不已,但又無可奈何。激動的是索賠有了「領頭羊」,有了「前車之鑒」;而無可奈何的是,成都3名股民總共索賠8萬多元,賠償多少仍是未知數。而扣除各種費用,即使是全賠也所剩無幾。有人開始打消索賠的念頭。
2003年2月,宓雪軍作為法律咨詢專家參與杭州武林廣場的一次免費法律咨詢現場活動。許多小股民把索賠的問題拋給了他,他做了一一解答。之後,宓雪軍藉助媒體稱可以先期墊付差旅費,為股民狀告上市公司做代理。
截至2003年6月16日,57名股民委託裕豐律所狀告某某港,其中「某某港A股」有14名,「某港B股」有43名。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予以立案,並依照原告人數、損失類型分為6個案件,索賠總額185萬元。
起訴的被告不僅有某某港股份有限公司,還有億萬富豪張某某(時任某某港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A省證券公司、B證券有限公司、C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D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2005年4月,浙江82位「某某港」、「某港B股」股民按訴訟標的額的65%最終獲賠176萬元,這一賠付比例在全國各地「某某港」系列案件中是最高的,外省股民「某某港」案的賠付比例大致在30%一55%之間,相比之下本所律師的代理成效非常顯著,《青年時報》評價該案為「浙江小股民索賠第一案」。
爭議焦點
原告的損失是否應當扣除大盤系統風險因素。
被告某某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港公司)依據《規定》第19條第四款規定提出抗辯,提出「大盤系統風險扣除論」,要求對每位原告的損失求償額分別扣除大盤系統風險因素,即按訴訟標的額的30%賠付。
律師認為《規定》第19條第四款規定存在缺陷,堅決反對「大盤系統風險扣除論」。本所律師引用「老鼠屎理論」予以駁斥,並舉出實例據理力爭。
審理判決
2005年4月,浙江82位「某某港」、「某港B股」股民按訴訟標的額的65%最終獲賠176萬元。
經典評析
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第19條第四款規定:被告舉證證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損失或者部分損失是由證券市場系統風險等其他因素所致。
由於上述條款僅對「證券市場系統風險」作了原則性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案件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對「證券市場系統風險」也未詳細闡述,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引起很大爭議。
被告某某港公司依據《規定》第19條第四款提出抗辯,雖然某某港公司存在虛假陳述問題,但如果不是大盤大跌,股民根本不會遭此重創。因此,每位原告的損失求償額應當分別扣除大盤系統風險因素。
被告某某港公司舉例論證:因國務院2001年6月12日出台減持國有股方案,造成股市暴跌,使上證指數從2222.96點跌至最低點1339.20點,跌幅高達39.76%。受此影響,某港A股大幅下跌,股價從11.55元跌至最低價7元,跌幅高達39.39%。由此可印證,由於系統風險造成某某港股價下跌,此期間某某港A股股東損失與某某港虛假陳述之問沒有因果關系。
因國務院2002年6月24日停止減持國有股方案,造成股市上揚,上證指數漲幅高達9.25%,受此影響,某某港A股漲幅10.07%。直至2002年10月才跌回宣布停止減持國有股方案之前的股價。由此可見,由於系統風險造成某某港股價暴漲,此期間因高價購買某某港A股造成損失與某某港虛假陳述之間沒有因果關系。
據此,被告某某港公司認為原告損失求償額的70%是由於大盤系統風險因素造成的,只同意按損失求償額的30%賠付。
律師認為,《規定》對「證券市場系統風險」的規定,僅僅是原則性地規定在第19條中,缺乏可操作性。被告某某港公司據此提出「大盤系統風險扣除論」抗辯,顯然是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據。
假設沈陽中院採納被告某某港公司提出的「大盤系統風險扣除論」觀點,那麼,大盤指數漲跌幅度的起止時點是無法確定的,而計算起止時點的不確定性必然導致漲跌幅度結果不一致,每位原告扣除的金額可能出現好幾個計算結果,無論取捨哪個計算結果都會產生重大爭議。比如說,大盤指數的起算時點按被告虛假陳述實施日起算還是按原告第一筆買人股票的時間起算?是按照符合因果關系的股票買入時起算還是按照多次買入的平均指數計算?假設大盤指數漲跌幅度起算時點從被告虛假陳述時起至拋售日或基準日止。舉例說明:「錦港B股」於1998年5月19日上市,根據上交所歷史數據查詢:1998年5月19日-2002年12月23日,B股指數歷史行情累計漲幅148.9%。「某某港」A股於1999年6月7日上市,根據上交所歷史數據查詢:1999年6月7日-2003年4月4日,A股指數歷史行情累計漲幅16.41%。
假設大盤指數漲跌幅度的起算時點從揭露日起至基準日止。舉例說明:根據上交所歷史數據查詢:2002年10月22日-2002年12月23日,B股指數歷史行情累計漲跌幅-11.94%。2002年10月22日-2003年4月4日,A股指數歷史行情累計漲幅0.08%。
由此可見,如果法院認定「證券市場系統風險」,那麼,如何精確計算原告的損失額將是法院面臨的重大難題,在司法實踐中將會產生更大的爭議。
同時,律師認為,大盤綜合指數只是表明所有股票的漲跌趨勢和幅度,不能代表任何個股的風險。在大盤綜合指數上漲的情況下,「大盤系統風險扣除論」將成為謬誤。相對於「大盤系統風險扣除論」,「老鼠屎理論」顯然更有說服力。
「系統風險扣除論」只是假設了大盤下跌時,原告的損失必須扣除系統風險因素,那麼,如果大盤上漲時會是怎樣的情形呢?假設在涉及虛假陳述的公司股票下跌50%期間,大盤卻上漲了20%,根據「系統風險扣除論」,是不是應該賠償投資者50%+20%的損失呢?如此,原告不但沒有虧損,相反還可以賺20%?但是,侵權損害賠償的基本法理是沒有實際發生的損失不能獲得賠償,否則便是不當得利。
對此,「大盤系統風險扣除論」又作何解釋呢?很顯然,《規定》第19條第四款對此也是無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釋。
事實上,即使在資本市場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沒有一個國家在審理證券市場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案件時,考慮所謂的大盤系統風險。
為了更形象生動地駁斥「大盤系統風險扣除論」,律師引用了「老鼠屎理論」:在飯店吃飯可能會碰到這樣的情況,即在最後吃湯的時候,發現碗里有一粒老鼠屎,於是大家不僅不會再喝,還會讓服務員將湯碗端走。這時,老闆卻阻止說,這湯還可以喝,只要把老鼠屎剔除,大家繼續喝吧。試問,有人繼續喝嗎?有人仍然為此買單嗎?答案顯然是顯而易見的。湯是否可口好比是系統風險,正常情況下只要點了湯就應當付錢。老鼠屎好比是個股的特殊風險,這是事先不會考慮到的。如果湯里出現老鼠屎,那麼有過錯的飯店一方將承擔全部的風險,而不再考慮湯是否可口的系統風險,湯里有了老鼠屎就不買單是社會普遍接受的公理。
根據上述理由,本所律師認為被告某某港公司依據「大盤系統風險扣除論」減免賠償責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通過對上述觀點的具體分析,可見《規定》第19條第四款法理依據不足,且缺乏可操作性,原告的損失不應扣除大盤系統風險因素。
「某某港」案雖已調解結案,寥寥幾百字的調解書中並沒有提及如何適用《規定》第19條第四款,但「證券市場系統風險」如何認定對於各地法院在審理其他證券虛假陳述案件時是無法迴避的,建議最高人民法院以個案批復的形式或出台新的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⑽ 民事糾紛賠償問題
你好,如果認為對方治療費用不合理或者認為不應當承擔責任,是可以拒絕回支付的。通過你的描答述,對方罵人在先,存在過錯,但畢竟在沖突中受傷,對方也是可以向你方主張相關損失的。但先行支付醫療費並非法定義務,因此也可以拒絕支付醫療費,而是等對方治療終結並起訴後,通過訴訟的方式確定責任比例以及賠償數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