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權糾紛代理詞

⑴ 李佳琦人格權糾紛案贏了，人格權在法律上的定義是什麼

李佳琦人格權糾紛案贏了，人格權在法律上的定義是什麼？

2019年的9月，盧某和畢某在杭州成立了兩家公司，這兩家公司分別是佳琦影視文化發展(杭州)有限公司、美腕(杭州)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兩家公司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就冒用李佳琪的名義進行了生產和銷售“李佳琦嚴選”自熱速食，並且還在其包裝中使用了李佳琦的肖像。李佳琪的粉絲發現之後，將侵權的產品郵寄給了李佳琪。在今年三月份，李佳琪向法院提起了訴訟，要求這兩家公司停止侵權，賠禮道歉，並且賠償經濟損失106萬元。

⑵ 如何對侵害自己人格權的人提起訴訟

明確的侵害事實，可以舉證的受到損害的事實以及之間的因果關系。
根據具體侵害的事實確定訴訟案由

⑶ 表達自由與名譽權，隱私權，人格權沖突時應該怎麼判

人格權是指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以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我國刑法規定對犯有侮辱、誹謗罪的予以刑事處罰。我國民法規定對侵犯了公民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的要承擔民事責任。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對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實誹謗他人，但未構成犯罪的，處以拘留、罰款或警告。

⑷ 什麼是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件

人格權是社會個體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種基礎性權內利。現代世容界各國憲法均將人格權的保護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別人格權或一般人格權的規定。同時，根據各種人權國際公約和人權法學理論，人格權也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代社會，盡管人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確認和保護人格權的重要性，但對其性質仍有爭論，即人格權究竟是人權、憲法權利還是民事權利。

⑸ 人格權糾紛,以及在知識產權中涉及人格權的糾紛是否可以仲裁

人格權是法學概念，包含了多種法定權利。
人格權作為概念，不存在產生糾紛，不存在仲裁。

⑹ 一般人格權糾紛法院最壞怎麼處理

對原告的最壞處理結果：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對被告的最壞處理結果：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償損失。

⑺ 怎麼解決人格權糾紛，反駁書怎麼寫

對原告的最壞處理結果：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對被告的最壞處理結果：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償損失。

⑻ 該案件涉及到的人格權法律知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相關規定，虐待罪，是指經常以打罵、禁閉、捆綁、凍餓、有病不給治療、強迫過度體力勞動等方式，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進行肉體上、精神上的摧殘、折磨，情節惡劣的行為。犯虐待罪，致被害人重傷或死亡的，是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我覺得根據虐待罪的法條有理由認為余某構成虐待罪。

⑼ 余秋雨訴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肖夏林委託，我在其與原告余秋雨名譽權糾紛一案中擔任訴訟代理人。現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在我方法庭辯論意見的基礎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予以採納：

一、案件事實和爭議焦點

1．本案基本事實

被告肖夏林於2000年第2期《書屋》雜志上發表了以批評原告余秋雨和所謂「余秋雨現象」為主旨的8000字長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該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評了原告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認為名城與顧問是一種名利交換，是雙方互通有無，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顧問，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華別墅。文化在這里已是具體的名利」的描述成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據。原告律師承認被告的文章屬於文學批評性質並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學者黎鳴先生作為被告證人出庭作證並提交了親筆證詞。黎鳴先生證明在被告文章發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壇確有餘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獲該市有關方面獎賞一套別墅或住房的傳聞，雖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價購買和是無償獲贈，但類似「消息來源出自多處、多人」，說明被告有關原告獲贈別墅的表述並非「無中生有」的「捏造」和「誹謗」。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訴訟心態》（載《北京日報》2003年5月18日）一文，證明作為文化人的作者對被告所說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凈，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訴訟，絕大多數人和他一樣是「絕對不會知道有什麼『送別墅』的說法。」的。說明無論受贈別墅是否是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都未能引起關注，也未對原告的名譽造成損害。

綜上，本案事實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學批評《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據文壇廣為流傳但未經證實的說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贈一套別墅的事實。但這一描述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迄今尚未發現任何以此描述為依據的討論，余秋雨的社會評價也沒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還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關於范志毅名譽權糾紛案的判決書，以說明內地法院已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權糾紛案件審理中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2．雙方爭議焦點

鑒於原告系當代著名作家，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力，屬於公眾人物，而被告則是一位關注社會現象的文學批評家，負有針砭時弊匡扶正義的道德使命，本案與普通人之間的名譽權糾紛案件有很多不同。我們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原告是否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是否構成對原告名譽權實際侵犯；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其名譽權是否應得到與普通人同樣范圍和程度的保護；我國法律中關於名譽侵權行為人主觀過錯的含義是什麼。

二、根據現行司法解釋精神，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

所謂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而名譽則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名譽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其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是主體個人的主觀自我評價，因而名譽主體不能以個人情感受到傷害為由認定他人行為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就如何認定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

我們的主要答辯意見，將圍繞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適用上述司法解釋展開：

1．原告應舉證證明其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但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並未因被告的行為受到損害。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

在名譽權侵權責任認定中，「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事實」是確定民事責任的首要條件。在民事上無損害即無責任，如果沒有合法民事權益被損害的事實，也就無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參見梁書文等編著《審理名譽權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第23頁），提起名譽權糾紛的前提是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原告對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應當承擔舉證責任。

但在起訴狀和庭審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語言指責被告惡意批判、圍攻原告外，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客觀存在，其所謂被告在本文中由「惡意批判發展到具體誣陷」，「斷章取義」「徹底歪曲」原告對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製造「聳人聽聞」的事實，以及所謂受贈別墅的說法「損害了深圳市政府的聲譽，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等等，對證明損害事實的實際發生均不具有證明效力。所謂原告「無中生有」地「蓄意偽造」一個「聳人聽聞」的「事實」，「捏造」和「誣陷」原告「受賄」雲雲，均系原告對被告的看法，並非其名譽確實受到損害的證據。鑒於「誣陷」「受賄」等術語均為刑法上的具體罪名，有著法定含義，而原告不具備「受賄」的主體資格，被告也顯然沒有任何具體的「誣陷」行為。至於「詆毀了原告的人格、也詆毀了原告參與的這項新興的國際學術研究計劃，傷害了原告在海內外的廣大讀者。」更是本案名譽權糾紛無關。一句話，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這些事實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該文發表至今，尚未發現有人就所謂「別墅」事件發表意見，也無人據此指責余秋雨受贈別墅，並且被告的說法已被絕大多數人遺忘，反證被告的這15個字對原告名譽的影響甚微。事實上，2000年以來，余秋雨馬不停蹄地參加了海內外舉辦的多場文化活動，舉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中央電視台「飛天獎」和「星光獎」頒獎典禮、中央電視台「哈葯六杯」「第十屆全國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據說其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影響所及洛陽紙貴。被告的行為並未造成原告名譽的實際受損。

再者，由於名譽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並非以當事人的自我評價為准，因而余秋雨對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為認定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依據。在當今社會，一個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獲得經濟收益，在公眾眼中不僅不是不名譽的事情，反而可能會使其社會評價上升——獲贈別墅本來就是很光榮的事情，想想作為手機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務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李湘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開放城市重獎知識分子贈車給房的大手筆，就不難理解我們上面的說法了。具體說來，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獲贈別墅，公眾不僅不會認為余秋雨先生文人無行，更有可能欽佩余秋雨的才學和運氣。因此，余秋雨的名譽並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損害。

綜上所述，原告對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但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的陳述並不必然損害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也沒有對原告的名譽造成實際損害，原告提起本/案訴訟沒有事實依據。

2．被告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道德使命，決定其批評「余秋雨現象」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原告代理律師在庭審過程中承認《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的范疇，並且承認文中不乏對余秋雨善意的規勸和告誡，但原告堅持認為不論全文中肯與否，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真實存在，其陳述即構成對名譽權的損害。這種認識成立嗎？

不難發現，《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范疇，批評對象是以余秋雨為代表「余秋雨現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謂「余秋雨現象」即文人為獲取知名度和經濟利益而遠離書齋遠離文化、過分親近媒體、過分迎合和誤導公眾的行為。被告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對余秋雨惋惜和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諸如告誡余秋雨不應自比魯迅和郭沫若，因為後者「是學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學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會良心」；批評余秋雨「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沒有書齋中的積累超拔和創造，它就不可能發展。沒有電視文化照樣前進，但沒有書齋就不會有學術，更不會有大師誕生。」以上批評集中體現了作者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和不滿。作為文學評論人，當被告感覺原告對深圳文化的評價已經背離了文化本位的時候，他認為這就是「余秋雨現象」的具體表現，即「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因此他從直覺上相信了當時文化圈中盛傳的「深圳送別墅」一說。被告對余秋雨的批判體現了其對不可取的社會現象的深切關注，這種批判行為本身並不具有違法性。

我們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內的大多數人會對被告的觀點表示贊同。雖然我們不想討論原告起訴的動機，但在明確表示贊同被告觀點的同時，余秋雨執意指控被告侵權，堅持以司法手段解決文化紛爭和文壇恩怨，確實也為包括被告在內的大多數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據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范圍應有別於普通人的理論，本案被告對其具體的事實陳述不具有主觀上的過錯。

1．我國有關名譽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有待完善

我國現行法律有關名譽權保護的規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對名譽權、隱私權的概念和構成至今仍無准確的規定，而法律不加區分地對公眾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譽權」給予與普通人「平等」的保護，已成為對公眾人物進行正常新聞監督和批評的最大障礙。

民法通則第101條確立了名譽權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則，但對什麼是名譽權以及如何構成侵害名譽權卻未給出任何定義；最高法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對此有進一步的解釋，但未說明隱私、醜化、侮辱、誹謗的具體概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雖就構成侵害名譽權責任的要件進行了簡單列舉，但未回答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的具體所指。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案件中，司法機關往往以「真實證明」原則，根據簡單的事實出入判決刊登批評報道的新聞媒介和批評家敗訴。新聞監督和文學批評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已隨著公眾人物權利意識的增強而逐漸喪失殆盡。在名譽權糾紛案件中引入和借鑒「公眾人物」的理論刻不容緩。

2．公眾人物的概念和實際惡意原則的引入。

所謂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事務中起突出作用或位於某些公共爭論前沿並試圖對問題產生影響的人。「公眾人物」是美國誹謗法中的概念，源於1964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以及此後的幾個名譽侵權判例。這一原則要求公眾人物在起訴媒體誹謗侵權時，不僅要證明侵權行為已經實施並且已經給自己造成事實上的損害，而且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系出於「實際惡意」，即明知內容虛假或者毫不顧及內容的真假卻輕率予以發表。這是因為，與普通人相比，公眾人物是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線中，等於是自願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險；並且在受到誹謗時，他們有大量機會通過媒體對錯誤言論進行反駁。而普通人缺少機會去反駁，也沒有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誹謗行為的傷害。為了公平起見，法律保護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名譽的力度應有所不同，法律對普通人名譽的保護力度應大於對公眾人物的保護。「實際惡意」的有無是確定針對公眾人物實施誹謗行為的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的標准，若公眾人物不能證明被告具有實際惡意，名譽侵權即不能成立。

我們認為，司法解釋中所謂「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當其適用於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時，應被理解為行為人主觀上存在「實際惡意」，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過失概念。

3．原告系公眾人物，其名譽權保護力度與普通人相比應當受到限制。

隨著《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千年一嘆》、《霜冷長河》等著作的相繼問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為「學者作家化」的先行者，為把學術變成一種大眾可以共享的東西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說對華人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擁有廣大的讀者。也正是由於大眾的認同與喜愛，他才得以與電視台聯手在嶽麓書院設壇講學，在北大千人禮堂公開演講，並成為上海、深圳、大連的文化顧問，成為這個時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漸從一位默默無聞的學者變成一位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並從中取得了巨大的榮譽和利益。原告自己也聲稱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廣泛的國際影響」。一般說來，雖然並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眾的關注，比如作為公共信息的國防信息可能無人問津不為公眾所關注；但凡是公眾關注的信息都應屬於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細節等因追星族的關注而成為公共信息。由於公眾的關注，公眾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應進入公共信息的領域，其一舉一動都對社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作為公眾人物獲取巨大利益和榮譽的代價，原告的名譽權保護力度應與普通百姓與所區別。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訴肖夏林名譽侵權，除需要證明其名譽受到了具體現實的損害外，還必須證明肖夏林的行為本身系出自其主觀上的實際惡意，即明知所謂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是虛假的卻仍然不計後果的去傳播這一虛假事實。

4．被告肖夏林不具備核實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條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實描述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

對於公眾人物進入公眾領域的私人信息，公眾與公眾人物始終處於「信息不對稱」境地，這決定了公眾對公眾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確定性和可錯性。各國實現言論、新聞和文學批評自由的實踐證明，若要求對公眾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確，毋寧說是缺乏監督公眾人物的誠意。

舉例來說，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於特區政府加稅前「突擊」購車，顯然不會是為了逃避幾萬港元的加稅——他是放棄了每年數千萬港元的收入來就任年薪兩百多萬港元的政府公務員職位的，但時間上的巧合恰好給了媒體和批評者想像和懷疑的空間——梁錦松存在道德上的風險！於是批評指責的報道紛至沓來——其中難免有對受害人梁錦松伏明霞夫婦的「誣蔑不實之詞」。但我們除聽到董建華譴責其「無心之失」外，只見到阿松不斷地作揖道歉、雙倍捐款、表示辭職，唯獨不見梁大人運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張名譽權！道理很簡單，並非因為香港不是法治社會，也不是梁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譽權和隱私權，而是因為他本人是公眾人物！他只有對公眾的指責表示寬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既沒有手段對余秋雨在深圳的房產進行調查，在特定情況下也沒有義務這樣去做。出於正常人心理，他相信當時文化圈內盛傳的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具備客觀上的合理性。換言之，被告並非是在無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贈別墅的「聳人聽聞」的事實，更沒有以此為出發點繼續散布這一信息。原告既沒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涉訟事實描述的實際損害，也不能證明被告是出於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而製造和散布這一信息。因而即使這一信息確實帶有一定程度的詆毀性，但原告作為公眾人物對這種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上海靜安區法院對范志毅一案的判決中已體現了這一原則，即「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容忍與理解。」

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並且事實上原告的名譽沒有受到被告行為的實際損害；被告文章中關於余秋雨受贈別墅的陳述是基於相信當時文壇圈內的傳聞而非自憑空捏造，被告既無手段也無義務去核實這一事實的真假，被告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而相信有關傳聞系正常人的反應，並非「明知」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虛假仍然不顧後果地傳播，被告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行為沒有過錯。因此，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其所有的訴訟請求均應予以駁回。

此致

⑽ 求論侵害法人人格權的民事責任的文章2000字

法人人格權是與法人財產權同等重要的一項民事權利，它表現法人獨立的主體資格，標志法人全部活動的總的評價，並體現一定社會評價的權益。確認並保護法人的人格權，是我國法律的一項重要的任務。盡管我國《民法通則》對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作了一些原則性規定，但由於理論上的准備不足，這些規定仍很不盡人意。有鑒於此，本文試圖結合國內外關於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對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作一些初步探討。

一、法人人格權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根據當代學者的觀點，法人制度萌芽於羅馬法時期。其最終被法律所確立，應首推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從該法典的制定過程來看，法人人格權的確立經歷了-個步履艱難的過程。第一次草案只規定法人具有獨立的財產權利並負擔獨立的財產義務的能力，而法人人格權的確認與保護，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第二次草案則賦予法人以所有財產上的能力以及完整的權利能力。在第二次委員會上又特別賦予法人一種人格權-名稱權。德國多數學者主張保護法人的名稱權，但也有較強的反對意見，所以《德國民法典》第12條雖然明確規定保護自然人的姓名權，但並沒有明確規定該條的規定可適用於法人。直到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才第一次對人格權作了一般規定。該法典第53條規定：「法人能享受一切權利，井負一切義務。但如性別、年齡、或親屬關系等，並以人類之天然性質為其前提者，不在此限。」我國台灣地區的民法典基本上採取了瑞士立法例，該法典第26條規定：「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 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比較重視對人格權的保護。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雖未提到人格權的概念，但規定了保護公民和組織名譽和威望的規則（第7條）。1978年修改的《匈牙利民法典》專門設立一章共計10條規定了人格權，並極力擴大人格權的范圍，它包括生命、身體、健康、肖像、榮譽、名譽、尊嚴、姓名、自由、個人生活秘密（及通訊秘密，營業秘密）等。「這里的新規定，是對人格權的保護規定，也必須適用於法人。」（1）該法典實際上已賦予法人具有名稱權、榮譽權、名譽權等。原《東德民法典》在第327條第一款規定了公民應受尊重的人格權，特別是他的榮譽、名譽、肖像、姓名、著作權或創造性活動產生的其他類似的應予保護的權利受到侵犯時的請求權；第二款規定了企業可以比照第一款享有這種請求權。這樣，該法典間接地賦予了法人具有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等幾種人格權。

我國《民法通則》設專節建立了人身權制度，它對法人人格權問題作了迄今最為集中、全面的規定，明確規定法人享有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等人格權。這是我國《民法通則》的獨創。

通過以上對法人人格權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1.盡管我國許多學者認為：「人格權的享有，是作為權利主體的基礎，是權利主體享有其他權利的前提。」（2）但從法人人格權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過程看，在早期的有關民事立法中，法人的民事主體與其人格權的確立並不是完全同步的，法人人格權的真正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嚴格地說，法人人格權的確立是20世紀的事情。

2.如果說在以前的民事立法中，有的忽略了法人的人格權，或有的僅把其作為一項民事利益而不是一種民事權利規定在民法債編侵權行為章節的話，那麼現代民事立法有的已經開始把它作為民事主體的一項基本權利確定下來，而且用獨立的章節加以系統地規定。

3.法人人格權的范圍越來越廣泛。到目前為止，一些國家的民事立法已把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營業秘密等列入了法人的人格權，從某種意義上說，法人的人格權已經開始逐步實現從個別人格權到一般人格權的轉變。

4.法人人格權能否被法律所確認，與該國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關系密切，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而言，在實行高度集權管理，推行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確認法人人格權的必要和可能。而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之後，企業逐漸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在法律上享有法人資格，為維護法人的合法權益，有必要賦予法人以人格權。於是，這些國家在進行不同程度改革的同時，修改或重新制訂了民法典，對法人人格權作了不同程度的規定。

5.法人人格權的最終確認，不僅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法人制度不斷完善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社會進步的內在表現。

二、法人人格權的法律特徵

法人與自然人雖然都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但法人畢竟不同於自然人，它是一種社會組織，法人人格權雖然與自然人人格權有其共性，如都是絕對權，但它仍有自己的特性。

首先，法人作為一種社會組織，不具有與生命密切相關的人格權，如生命健康權、肖像權、婚姻自主權等。

我國有的學者認為：法人依法享有的著作人格權，可稱為著作精神權，不法損害法人精神利益或精神權利者，可成立法人精神損害。（3）那麼，法人究竟能否享有著作人格權呢？各國著作權法規定不盡相同，學者們認識上也有嚴重分歧。一種主張認為，創作是自然人的心理活動過程，只有自然人才具有創作能力，法人和非法人單位事實上不可能直接創作。因而，作者只能是自然人，只有自然人才可能享有著作人格權，多數大陸法系的國家如德、法等國都持此種主張；另一種主張則認為，作者原則上應為自然人，但不排除法人和非法人單位在指定情況下，也可以成為職務作品的作者。英、美、日等國持此種主張。我國著作權法起草時，學者們對此也認識不一。不過，從我國《民法通則》第94條及《著作權法》第11條的規定來看，基本上採納的是後一種觀點。

盡管我國有關法律規定法人享有著作人格權，但我們認為，著作人格權雖名為人格權，卻與-般人格權完全不同：1.一般人格權是人人具有的，著作人格權僅作品的作者才享有；2.一般人格權的容體是權利主體的人格或精神利益，著作人格權的容體是作品；3.-般人格權與權利人人身是密切結合不可分的，著作人格權與權利人的人身是相互分離的，作品一旦完成就在人身之外而獨立存在；4.一般人格權存在於人的一生，著作人格權則始於作品形成，並不因權利人死亡而隨之消滅；5.一般人格權與人身不可分離，它不能被轉讓，也不能被放棄，著作人格權只是與作品直接聯系，因而並非絕對不能被轉讓或放棄；6.侵犯-般人格權，往往也就直接侵犯了權利人的人身或人格，而侵犯著作人格權並不是直接侵犯了權利人的人身或人格，只是有可能間接侵犯了他人的發表權或署名權，也就可能侵犯了他人的名譽權，但二者畢竟不是一回事。

其次，法人人格權一般來說與物質利益有密切的聯系，尤其是企業法人，其人格權也是一種無形財產。譬如說，聲譽較好的企業比較容易吸收社會資金，獲得銀行貸款，從而推進技術改造，擴大生產規模；信譽好，質量優的產品在市場上競爭力就強，就暢銷；企業對社會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就能取得各種榮譽稱號，從而進一步促進企業的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企業的名譽、榮譽、名稱就是市場，就是財富。因此，我國許多學者認為法人的人格權既是一種人身權，又是一種財產權。1992年財政部發布的《企業會計准則》第31條規定企業的無形資產包括企業的商譽。《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1條第2款將廠商名稱納入了工業產權的范圍。

再次，法人的某些人格權可以依法出售或轉讓，如我國《民法通則》第99條規定：「企業法人，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有權使用，依法轉讓自己的名稱。」這主要是因為這類人格權本身也是一種財產權。

正因法人人格權具有上述特點，決定了對法人人格權的侵害，往往只會給法人造成財產上的損失，而不會造成什麼精神損害。對這個問題學者們認識不一。如台灣學者曾世雄認為，既然通說以實在說為法人的本質，那麼「在理論上法人亦因具有權利能力應同樣可為賠償權利人」，「權利能力之存在即足以支持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痛苦之感受乃客觀認定即為已足，實際上有無則非所問……更有進者，法人之人格權受侵害之結果，如其內部之自然人有痛苦之感受，以法人內部自然人為法人機關或法人機關中之配置，其痛苦之感受即為法人之感受，唯有如此認定，實在說-組織體說方始前後一貫。」（4）我國大陸一些學者也認為，法人的名稱被假冒，名譽、榮譽被污損，會給法人造成產品退貨、合同解除等財產損失，也會嚴重挫傷法人決策人員的決策情緒和工人的勞動熱情，造成精神上的損害。侵害法人的名兩極、名譽權和榮譽的，也可給法人造成精神損害。（5）

我們認為，法人的本質採取「實在說」，並不能得出法人會產生精神損害的結論，因為實在說只能說明法人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民事主體，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而不能得出法人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自然人。判斷決定自然人或法人能否會產生精神損害，關鍵並不取決於它是否具有民事主體資格或是否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而在於它是否具有產生精神損害的可能性。既然通說認為精神損害是指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那麼作為社會組織的法人，因其自身根本不可能產生所謂「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也就不會產生所謂的精神損害。當然侵害法人的人格權，很可能給其決策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造成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但這畢竟是其工作人員的痛苦。在這種情況下，法人雖不能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但其工作人員則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如侵害法人的名譽，致其工作人員的名譽亦受侵害時，其工作人員可以請求侵害人給付慰撫金等。

我國有的學者認為：「國外理論界有入把資產階級的法人稱為『精神上』的人，這個概念比通常把法人稱為『擬制的人』具有更積極的意義，它表示法人人格具有精神上的屬性，摒棄了傳統民法認為『法人沒有精神可言』的見解。」（6）既然法人也有精神，那麼法人也就會產生精神損害。這種說法，是望文生義的結果。國外有人把法人稱為「精神上」的人，是針對以前民法理論只承認自然人具有民事主體資格這一現實而言的，它實質上是指在觀念上或思想、精神上把法人視為同自然人一樣，而不是說法人也有精神。

我們還必須注意到，非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屬概念與種概念之間的關系。從世界各國的立法體例來看，幾乎所有國家的民法典都採用的是「非財產損害」的概念；從各國民法理論來看，德、奧、瑞等國的通說認為：非財產上損害，雖以精神痛苦為主，憂慮、絕望；怨憤、失意、悲傷、缺乏生趣，均為其表現形態，但尚應包括肉體上的痛苦在內。名譽遭受侵害者，被害人多僅生精神上的痛苦。但身體被侵害者，依其情性，亦會產生肉體的痛苦，精神與肉體均不具有財產上的價值，其所受的痛苦，應同屬非財產上的損害。台灣地區一些學者也認為：「所謂非財產上損害，抽象言之，系指權益受侵害。致被害人在非財產上價值遭受損失而言；就其具體內容而言，是為精神或肉體痛苦，其基本特色，在於不可以金錢價額予以計算。」（7）「所謂非財產上損害，指財產損害以外之所有損害而言，並非單指精神上痛苦或損害」，「蓋民法第195條所謂非財產上損害之范圍，原較精神上損害范圍為廣也。」（8）由此可見，精神損害只是非財產損害的一種，我們說法人不會產生精神損害，並不意味著法人不可能產生非財產上損害。

我國也有些學者認為，民法上的精神與哲學上的精神並非等同，哲學上的精神帶有主觀性，而民法上的精神並非全是意識的形態方面的現象，它具有一定的實在內容，因而表現出一定的客觀性。理論界有人把民法上的精神內容稱為「精神實體」，不但自然人有精神實體，法人也有精神實體，法人的名稱、名譽、榮譽等就是法人的精神實體，侵害了這些實體，就會給法人造成精神損害。（9）

我們認為，精神與精神實體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帶有主觀性，是人腦的產物，而後者則具有客觀性，同時，自然人的精神實體與法人的精神實體也並不相同。自然人的精神實體是以具有生命機能的自然人的生物形態與心理形態為基礎發生的，而法人的精神實體是基於法人的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而發生的。可能正因為如此，有的日本學者認為，自然人的名譽可分為主觀名譽和客觀名譽，而法人的名譽指客觀名譽（社會評價的名譽）。（10）既然如此，就可得出這么一個結論：侵害自然人的精神實體可能產生精神損害，而侵害法人的精神實體不可能產生精神損害，但並不排除產生精神損害以外的其他非財產損害，如社會評價的降低等。

三、多數國家或地區關於法人人格權保護的理論與實踐

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是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先驅，但它們無論屬於大陸法系的，或是屬於英美法系的，都主張對侵害法人人格權所造成的非財產上的損害，由侵害人承擔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形式，如請求為謝罪廣告，或交付謝罪書狀，或在法庭當面謝罪（道歉），或將被害人勝訴判決書登載報紙，或登報更正或反駁等。

在大陸法系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學說與判例都曾認為法人名譽受到損害，僅得請求除去其侵害及請求賠償財產上損害，不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我國台灣地區法院在處理有關案件中，也認為依法組織的法人，僅其社會價值與自然人相同而已，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痛苦可言，登報道歉已足恢復其名譽，不應再請求精神損害的賠償。多數學者對此種認識和處理表示贊同。

在英美法系國家，如根據英國學者肯尼斯？斯密斯和丹尼斯？凱尼的觀點：「法人，作為原告，能夠對其遭受的各種侵權行為提起訴訟，但是顯然對於某些類型的侵權行為如侮辱或凌辱，由於其本質屬性決定了法人不可能受這種侵權行為的損害，不過，法人對此給其生產經營活動造成的損失，仍有權提起訴訟。」（11）

當然，隨著法人地位的日益提高。對法人人格權保護的民事責任形式最近確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學說或判例肯定法人有非財產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如最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認為，應該承認法人在受到侵害後，對其所遭受的非財產損害也享有不同於慰藉費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日本東京最高法院認為，法人因名譽被侵害而產生的無形損害，只要可以用金錢加以評價，就應承認法人有非財產損害的賠償請求權。日本一些民法學者也一改傳統的否定說，認為法人亦有非財產損害賠償之請求權。（12）我國台灣地區法院在審理一仿造他人商標案的判決中認為：「上訴人偽造備該被上訴人之商品專用商標紙或包裝紙情事，自系不法侵害各該被上訴人之商品信譽權，而信譽權為名譽權之一種，依民法第195條第一項規定，縱非財產上之損害，亦非不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13）

盡管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學說與判例肯定法人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法人也可以成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其一，如前所述，非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並非同一概念，精神損害只是非財產損害的一種表現形式。我們說法人不會產生精神損害，並不意味著法人不可能產生除精神損害以外的非財產損害；其二，毀損法人的名譽，可能導致該法人社會評價的降低，影響其信譽等，這只能說就是給該法人造成了精神損害以外的非財產損害；其三，名譽權受到侵害的法人，可享有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但這種請求權不同於給付慰藉費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且要以造成的非財產損害可以用金錢評價為前提。

在前蘇聯，民事立法的出發點，只限於賠償物質損害。這是因為，精神損害不能用價值、貨幣表現來衡量。這種賠償永遠只能是大概的，或者是象徵性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不允許受害人追償因侵犯其榮譽權和尊嚴權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匈牙利1977年修訂並重新頒布民法典時，基於僅僅因為受害者的損害不能用金錢表示而使他得不到賠償是不公平的，何況這種非財產方面的後果，可能比財產上的損害更為嚴重，於是該法典規定，人格權被侵害的人有多種請求權，他可以主張一些特別的民法上的請求權，不僅可以請求停止侵害，並通過以侵害人的費用發表聲明而得到相應的名譽恢復，而且也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並規定，對人格權保護，也必須適用於法人。

南斯拉夫債務法（1972年）正式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法院的實踐，在該法第155條中為精神損害下了一個概括性定義：「對於他人造成生理的，心理的，或引起恐懼的損害」。根據這一定義，南斯拉夫債務法實質上只肯定自然人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對法人人格權的民法保護，仍然採用的是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形式。

四、我國關於法人人格權保護的立法與實踐

我國《民法通則》對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規定。法人人格權受法律保護，如侵害了法人人格權造成財產損失的，侵害人要承擔損害賠償的責任；如僅造成了非財產損害呢？我國學者對侵害人要承擔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無異議，但對侵害人是否還要承擔財產性的民事責任卻有很大分歧。如有的學者根據《民法通則》第120條的規定，得出法人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但有的學者則認為，該條款不能作為自然人和法人精神損害賠償的依據。我們同意後者意見。

從民事損害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來看，由於早期的侵權法及合同法，一般只承認財產損害而不承認非財產損害，因而當時大多數民法學者均主張差額說，即以某人未受損害前之財產與已受損害後的財產相比較，所生的差額謂之損害。這時所說的損害可以說就是損失。然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物質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進步，個人人格的自覺，非財產損害逐漸受到重視，非財產損害賠償也逐漸被大多數國家的有關立法所確認，傳統的差額說已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事實上，民事損害不僅包括有財產的減少和應得利益的喪失，而且包括那些沒有造成損失，但確確實實存在的損害，如侵害他人的名譽，盡管不可能發生損失，卻不能否認損害的存在。在這里，損失是指經濟上的損害，即損害包括損失，損失只是損害的一種表現形式。

從民事損害的性質上來看，財產損害總是和受害人的財產損失相聯系，這種損害表現為受害人財產價值減少，完全或部分喪失等，它屬於有形損害，能用金錢來加以計算，因而財產損害又可稱為財產損失；而非財產損害通常和財產沒有直接聯系，造成的只是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等，它屬於無形損害，不能用金錢、貨幣來衡量。即使法律上規定這種損害也應賠償，但這種賠償嚴格上說只是一種物質上的慰藉，因為它永遠只能是大概或象徵性的。因此，那種認為「損失也可以是給他人造成非財產損失，即精神損害」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認為，《民法通則》第120條第一款規定的「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並不是專門針對精神損害而言的，而是指當自然人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遭受不法侵害並造成財產損害時，才可以要求賠償損失；如僅造成非財產損害，受害入只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即使《民法通則》第120條第一款，也並沒有規定自然人的精神損害可以用金錢賠償。既然如此，就不能由該條第一款推導出第二款是確立法人精神損害的立法依據。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至今仍是否認法人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如西安蓮湖區法院和市中級法院審理康達醫療保健用品公司訴西北工商報社、陝西省醫療器械公司侵害法人名譽權一案所作的判決中，判處省醫療器械公司賠償康達公司一萬五千元，工商報社賠償康達公司五千元，兩被告所作的賠償僅是因其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致使有的用戶不再向康達公司訂貨，有的因此終止了購銷合同，結果使康達公司遭受了經濟損失，並沒有因此承認法人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此外，從我國其他法院審理侵害法人人格權的案件來看；也都否認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如上海靜安區法院在審理上海新亞醫用橡膠廠訴武進醫療用品廠損害法人名譽權糾紛案時就是這樣嚴再次，我國最高審判機關對此也持否定態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達的《關於審理侵害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認為：「法人名譽權受到侵害的，不存在精神撫慰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頒發的《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也指出：「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 l公民並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後果等情況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