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對於侵權行為的發生受害人有過錯的，賠償數額如何確定
對於侵權行為的發生，受害人有過錯的，只是確定賠償比例的問題。如是加害人賠償回受害人70%，或者判處答50%。
不會影響賠償數額的確定。受害人的賠償數額該怎麼確定就怎麼確定，與受害人有過錯無關。
《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
Ⅱ 如何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
一違法性判斷標准
關於違法性的判斷標准,有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說。二者在尋求救濟的過程中側重關注的對象有所不同,導致規范效果上存在差異。
結果不法說認為,導致權利侵害結果的侵權行為自然構成違法,以權利侵害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僅在侵害行為存在阻卻事由時,才不適用該項標准。（4）此說認為損害結果與違法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結果可以視為行為的一部分。然而,結果不法說在面對日益增多的純粹間接侵害時,由於結果已不在行為過程的直接范圍內,除非法律明文規定行為人對間接侵害行為應負責,否則難以合理解釋間接侵害行為具有違法性;而且即使判斷違法性的重點落在絕對法益遭受損害的消極結果(第一次現實損害結果)上,但最後還是歸咎為導致該結果的行為,認定其具有違法性, （5）這樣就將導致違法性判斷過度泛濫。
行為不法說認為,一個行為不能僅因其有引發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即推定為具有「違法性」,除了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外,還應顧及致損行為本身。（6）換言之,判斷有無違法性,除了結果的衡量外,還須更深入積極地探究該行為有無違反社會生活上的一般注意義務。依據行為不法論,故意侵權行為可直接認定其違法性,而過失侵權則還應以行為義務違反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條件。即如果行為並不違反一般注意義務,盡管該行為與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因該行為具有「社會正當性」,因此應肯定行為的合法性。行為不法論一方面可避免違法性認定泛濫,導致社會活動自由受到過度妨礙;另一方面,則藉由是否違反一般注意義務,賦予法官依社會發展和具體情況作出從事社會活動者應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的類型和標准,賦予特定的社會類群較高的注意標准,一旦行為人被認定屬於應負一般注意義務的特殊群體,除非行為人能反證其並未違反該注意義務,否則就毋庸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而直接進入有責性階段的檢驗。此種做法較傳統做法更具有彈性,並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產生的侵權行為。
不過,這種行為不法論在邏輯上卻存在缺陷:探討行為有無違法性時,區分故意和過失侵權類型,認為故意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行為即具有違法性,將故意這個歸責要素提到違法性要素之前加以判斷,明顯地已動搖了前述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的邏輯結構。由於存在以上弊端,學者提出了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即在認定一個行為是否違法時,不是先進行故意與過失的檢測,而是在探究法規目的的基礎上,將僅落在法規所欲規范目的范圍內的行為義務違反認定為違法,從而克服了將有責性判斷前置的弊端。（7）在「法規目的說」的幫助下,違法 性出現了「相對化」,即只有在某一法律規則保護目的范圍內,該規則才能成為行為義務的基礎,違反該行為義務,才具有違法性。而行為義務的基礎是為了達成某種理想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行為人必須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定。以「行為義務」為基礎制定的法律規范,其判斷違法性的出發點不僅是行為人,還包括法律秩序。違法性的「相對化」揭示出違法性本質上是對法律規范所定行為義務的反動,是法律規范對於行為的消極評價。以相對化的行為不法為內容的違法性在西班牙等國的民法典中被認為是「絕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內容。這一思想,在義大利民法、荷蘭民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8）
結果不法說與行為不法說的爭論關繫到侵權法的體系與思考方法。（9）傳統的違法性將目光集中在絕對法益的保護,但它既起不到權利控制和篩選的作用,也不能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使得新興權益因沒有法律根據而得不到合理的救濟。因此,不妨以權益侵害為主體、輔之以行為義務的違法,構架合理的法益保護機制。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通過行為義務與法規目的兩翼,以行為人是否違反行為義務作為違法性有無的主體標准,有效克服了傳統違法性之弊端。
在界定違法性判斷標准之後,可輕松反駁否定論者的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關於違法性標准過於模糊的觀點,通過上述的論述,筆者深信學界將有必要重新檢視。當然,社會科學不可能達到如自然科學般精確;況且民商法上模糊的原則、規則也不在少數,如何單獨苛求違法性,值得反思。至於學者提出的第二點否定理由,即對於因合法行為或者不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加害人不承擔責任的問題,可理解為因其沒有違反行為義務,故不承擔賠償責任。
二「違法性」與「過錯」之關系
違法性概念源於羅馬法,經過德國普通法時期的發展,現已成為侵權行為歸責要件的組成部分。在阿奎利亞法中,它意味著故意或過失的「有責的行為」,包含了現代意義下的違法性以及有責性,並將二者混同於「iniuria」的概念中。在羅馬法上要將過錯與不法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而又沒有實際意義的事情。在耶林1867年發表《羅馬私法中的責任要素》一文之前,違法論融合了客觀不法(即權利侵害的外觀)及主觀不法(即對行為人的非難,可稱之為「完全的違法性」) ,和今天通說所采「客觀的違法性」,即將違法性與有責性看成相對立的態度截然不同。耶林認為,在權利侵害這種客觀不法(Objective Unrecht)之上,還需要加上主觀責任要素才能產生主觀不法( Subjective Unrecht) ,即將過錯概念從「完全的違法性」中抽出,使它獨立成為法律效果要件。從此,「權利侵害=客觀違法性」的公式,與作為法律效果且強調個人意思責任的「有責任」(過錯)開始區分,並成為民法學界的通說。
過錯觀念也源於羅馬法,它是以「善良家父」的注意義務為標準的。其注意指行為的「外的注意」,並沒有將關繫到責任能力有無的個人「內的注意」因素考慮在內,可見當時仍未發展出主觀過失的概念。耶林以後的過失論,在違法性與有責性各自獨立的前提下,在有責性中強調行為人的意思責任,使得過失的內容逐步走向主觀化,重視行為人「內的注意」的違反。但後來因溫特夏德(Windscheid)大力提倡以同種職業、性別、年齡、教育等「一般人」的判斷標准取代狹義的個人判斷標准,此種客觀化的過失判斷標准成為德國民法的通說。後來,烏戈爾(Unger)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善良家父」通常的注意,作為判斷有無過失的標准,確立了客觀過失論,並被當時德國民法學界奉為至理。自此,客觀化的過失概念作為有責性要素,與客觀的違法性概念彷彿又回到了羅馬法時代的起點,客觀化的過錯與結果的違法性糾纏在一起,開啟了違法性與過錯關系長期爭論的序幕。
但在現代大陸侵權法中,過錯與不法依然存在區別。德國、瑞士以及我國台灣地區侵權法中二者界分至為明顯,在法國和日本侵權法上二者也存在差異。在法國法上,賠償義務的產生取決於被告的過錯( faute) ,法國民法不但沒有使用違法性的詞語,而且認為因為使用違法性會誤導人們相信:只要不存在被視為是「絕對不正確的」權利侵犯或者法律違反就沒有過錯,從而無需就此負責。不過,即使在現代法國法也區分過錯的客觀成分與主觀成分,其中客觀成分是指對法所認可的行為標准,主觀成分是加害人的可歸責性。（10）因此,所謂法國侵權法中過錯包括不法的流行說法,實質上不過是在過錯的范疇內,通過客觀的行為標準的違反(即違法性)來判斷主觀的可歸責性。換言之,在判斷原理上,將過錯的標准與違法性的判斷,實質地加以混同,違法即為有過失。（11）之所以這樣做,固然有行為人主觀狀態難以確定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違法性與可歸責性功能不同。因為歸責不僅僅考慮被違反的法秩序的要求,同時私法還要為行為人預留一定的空間,以適應不同人群、智力水平和特殊情況的需要。此外,還應照顧主觀心態的不同在私法體繫上可歸責性的差異。讀者在這里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即既然如此,為什麼法國法一直保持在過錯的單行線上,而沒有將過錯與違法性分離呢? 這是因為法國民法長期貫徹過錯責任的一元化歸責原則,為了適應社會發展,不得不使過錯概念客觀化和擴大化, 以至於將「違法視為過失」。但隨著法國法無生物上危險責任的確立,維持這樣一個廣泛的、富有侵略性過錯概念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為了維護法律的邏輯結構, 將過錯維持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呼聲漸起,（12）以便為違法性留下作用的空間。由此可見,法國侵權法中只是將二者在過錯的范疇內分別加以界定,並非否認違法性的客觀存在。日本民法第709 條中沒有違法性的規定,但判例通過雲右門事件到大學湯事件的發展,學說也從權利侵害轉移到為違法性要件,從而肯定了其法律價值。日本有學者認為,作為從被侵害利益的側面到侵權行為責任的成立劃定界限的概念,違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有用性。（13）
就功能層面而言,雖現代侵權法中的過錯所要求的注意義務與違法性概念下的行為義務內容完全一致,但二者本身還是有區別的。具體而言,過失的成立,除了同一義務的違反外,還需要作一番考察:即與行為人處在同一具體情況下的善良管理人,或者一般人與行為人處在相同具體情況下,或者按照行為人本身通常的注意程度來判斷該義務是否客觀以及是否能期待履行;而違法性則完全採取抽象客觀的標准,完全不顧及行為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主觀狀態,而從社會發展水平、人們對法制環境需求以及法律的規范目的等角度確立違法性有無,並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獲得其正當性,使得侵權法具有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違法性與過錯雖然存在著密切聯系,但二者卻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並擔負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前者從社會法律秩序角度設定一個行為 的容許限度,後者則依據一般人的行為狀態決定是否具備可責性。認為過錯包括不法的觀點,無異於將創建社會法律秩序的任務委身於當事人的「過錯」之中,實為過錯概念所難以承受之重。
三違法性要件與立法體例
依相對化的行為不法把握違法性判斷,並依此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對於一般條款立法例和列舉式立法例而言均具有重要意義。立法體例的選擇對於違法性要件取捨並無實質的影響。
在一般條款的立法模式下,違法性判斷依然有作用的空間。首先,一般條款的體系功能在於構築請求權基礎,而侵權行為的成立與責任的承擔,依然需要規定下位的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二者在邏輯上並不必然沖突。其次,一般條款立法體例中依然需要違法性要件對權利、法律規定義務以及其他非成文法上的利益加以衡量,以達到行為自由和法益保護的精緻平衡。具體而言,在過錯責任條件下,如果缺乏違法性要件對侵權行為的保護范圍與保護水平加以調整,只要發生損害結果,同時存在過錯與因果關系而侵權行為即告成立的話,則其范圍和打擊面難免擴大,使人動輒得咎,社會自由受到限制。在無過失責任中,其構成除了事實上的合致性外,則無主觀與客觀條件加以規制,對利益的保護未免過於籠統;妥當的做法是,只有當該利益被無人過問屬於違法時,才能適用無過失責任。第三,一般條款立法例中依然會存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足以控制局面的情況,需要通過違法性的「開放的特徵」予以周到的保護。例如,對於非成文法上的作為與不作為,僅僅通過過錯恐怕難以解決問題,還應該運用違法性判斷予以協助。從比較法上看,新近採納一般條款立法例的民法典,例如《荷蘭民法典》、《希臘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等均規定了違法性。
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違法性主要的功能在於彌補列舉的不周延。如前所述,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引發侵權法的思維方式的變革,即摒棄了對權利層面的把握,而通過對行為義務的違反,使得侵權法作為民法的生長點能夠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相對化的行為違法性不僅在思維方式具有革新意義,對於傳統的列舉式立法例也具有補充完善的作用。眾所周知,列舉式的通病在於不能窮盡,而違法性要件卻有彌補列舉式不周延的機能。具體而言,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受法律保護者通常為有權利外觀的利益,但現實生活豐富多彩,具有權利外觀的法益畢竟為少數,為了保護諸多新興的法益,採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除了採納規則確定具體權利外,還通過相應的原則加以彌補規則權利的有限性。這樣的立法似乎是完美的,但原則權利畢竟是不可操作的,於是法院不惜通過判例確立「一般人格權」、「營業權」等框架權,以提供對此類法益的充分保護。但走這條道路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將諸如「營業權」等所保護的類似「純粹經濟上利益損害」皆界定為權利,似有矯枉過正之嫌;另一方面,原則權利經過無數的判例才能確立為框架權,為司法活動帶來了不確定性。若採納違法性,則其彈性機制能夠依據社會發展不斷自我更新,可全面地保護權利、法益和社會一般安全。因此,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也有必要採納違法性要件。
綜上,違法性要件能依據社會法制發展水平而不斷調整行為人的行為,從而能維系社會發展所需的法律秩序水準。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構成雖因其過於寬泛和模糊的特徵遭學者詬病,但它體現了法律思維方式上的變革:一方面能夠在受害人的救濟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 另一方面又為法官依據個案情勢,賦予社會活動者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預留了空間,能適應社會迅猛發展。因此,違法性要件實際上是一個開放性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為建立我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侵權法體系所不可或缺。
Ⅲ 如何確定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
.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不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 對於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是否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學界的意見是一致的，均持否定態度。學者斷言，至少在目前，我們還沒有發現必須在此類案件中使用嚴格責任或者危險責任的必要性有多麼高，而且嚴格責任與危險責任有賴於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司法解釋顯然不具有這樣的權力，規定適用嚴格責任或者危險責任。 這種說法是正確的。 因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行為不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 2.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還是過錯推定原則 確定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責任，行為人必須具有過錯，這是一致的意見。但是，過錯的證明究竟由誰承擔舉證責任，卻有不同的意見。這就涉及到是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還是過錯推定原則的問題。 多數人的意見認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發生受害人人身、財產損害的，經營者僅在自己有過錯的情況下承擔侵權責任，沒有過錯則不承擔責任。 因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仍應由受害人一方來承擔安全保障義務人具有過錯的舉證責任，除非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否則不能適用過錯推定的嚴格責任。 我對此提出不同的意見。在《人身損害賠償――以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為中心》一書和《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釋義》一書中，我都堅持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責任應當適用過錯推定原則。 我認為，對於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的過錯認定，應當採用過錯推定原則。推定的事實基礎，就是受害人已經證明了被告的行為違反了安全保障義務。在此基礎上，推定被告具有過錯。如果否認自己的過錯，則過錯的舉證責任由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行為人自己承擔，由他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事實。如果他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則推翻過錯推定，免除其侵權責任;如果不能證明其沒有過錯，或者證明不足，則過錯推定成立，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行為適用過錯推定原則的理由是： 第一，推定行為人有過錯具有客觀事實的依據。推定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行為人有過錯的依據，是行為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客觀行為。既然行為人已經違反了安全保障義務，那麼他在主觀上應當有過錯，推定其有過錯是合理的。 第二，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是特殊侵權行為，而不是一般侵權行為。特殊侵權行為與一般侵權行為的基本區別在於，首先就是歸責原則的不同，前者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後者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其次是舉證責任不同，如上所說。再次，是侵權責任形態不同，前者是替代責任，後者是為自己負責的直接責任。這些區別，在《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與1384條中就已經明確，無須再加以闡明。 第三，適用過錯推定原則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受害人遭受侵害，能夠證明行為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已屬不易，再令其舉證證明行為人的過錯，實在是強人所難，有可能使受害人的賠償權利無法實現。適用過錯推定原則，既不使行為人遭受過錯責任原則舉證責任的刁難，又能夠使受害人得到較好的保護，是一個很好的決策。
Ⅳ 侵權責任法中過錯責任原則的四要件有哪些
（1）行為人實施了某一行為；
（2）行為人行為時有過錯；
（3）受害人的民事權益受到損害；
（4）行為人的行為與受害人的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是指受譴責的心理狀態
Ⅳ 我國侵權責任法是主觀過錯還是客觀過錯
1 對於侵復權責任過錯的判斷我制國存在不同學說，實踐中以客觀要素為主，兼顧主觀要素，區分故意和過失
2關於過錯的概念，理論界主要有以下三種學說：主觀過錯說、客觀過錯說和主客觀相結合的過錯說。
主觀過錯說認為，過錯是人心理活動的一種狀態，屬於主觀世界的范疇；客觀過錯說則將過錯理解為違反社會准則的行為意志狀態；而更多的學者從主客觀相結合的角度提出折衷性的主客觀過錯說，即認為過錯是一種主觀和客觀要素相結合的概念，它是支配行為人從事在法律和道德上應受到非難的行為的故意和過失的狀態，換言之，是指行為人通過違背法律或道德的行為表現出來的主觀狀態。
Ⅵ 共同侵權過錯責任如何認定
共同過錯是指兩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這也是共同過錯責任區別於普通過錯責專任和混合屬過錯責任最本質的特徵。因此，認定共同過錯是追究行為人共同過錯責任的前提。對於共同過錯應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認定：
第一，主體是否具有復合性，即侵權人是否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共同侵權人，即具備了共同過錯責任對行為主體的一般要求。
第二，兩個或兩個以上侵權人在主觀上是否具有共同過錯。共同過錯表現為以下兩種情況。首先，共同故意是共同過錯的主要過錯形式。如果共同侵權人具有希望或放任侵權致損的意思聯絡，就可以認定具有共同故意。共同故意在共同侵權人之間的直接作用，在於造成了他們之間主觀意志及客觀行為兩個方面的直接統一，最突出的表現出共同過錯的主觀特徵，因而是共同過錯最為普遍的表現形式。其次，共同過失也可成為共同過錯的過錯形式。
第三，數個侵權人的行為是否具有共同性。即他們各自行為是否相互關聯成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致損原因。
Ⅶ 對於侵權行為的發生受害人有過錯的，賠償數額該如何確定
現實問題
伍某和余某之間系鄰里關系，原本雙方素無結怨。一日，伍某由專於失戀心情不好喝了些酒屬，回家後突然朝余某家亂扔雜物，先後砸破余某家的兩個花盆，余某當即出來與之理論，但伍某卻謾罵不休，雙方發生口角。余某一時沖動，打了伍某一拳，致使伍某摔倒在地，手臂骨裂，構成輕微傷，造成醫療費等經濟損失合計5000餘元。之後，伍某向法院起訴，要求余某對上述損失承擔全部責任。而余某答辯稱，伍某對該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應減輕其賠償責任。那麼，法院會如何處理呢？
律師解答
被侵權人對於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讓侵權人承擔全部賠償責任，有失公允。依據《侵權責任法》的規定，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因此，侵權人可以被侵權人的過錯為由進行抗辯，要求減輕自己的侵權責任，主要是減少損害賠償的數額。
在這則案例中，伍某打壞花盆和人身謾罵的行為是引起余某對其擊打的原因，伍某對損害的發生有過錯，應該減輕余某的賠償責任。
法條鏈接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
第二十六條 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
Ⅷ 民事侵權責任中的重大過錯怎樣認定
需要根據具體的案情判斷，如明知不能生火的地方你生火了，明知要採取安全措施的地方你偏不採取安裝安全設備等均是重大過錯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