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淺議我國保險糾紛業內調處機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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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目前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信用風險。即由於種種原因造成債務人不能按期還款而違約所形成損失的可能。二是市場風險。即市場的價格變化使頭寸蒙受的損失，它包括利率風險、匯率風險和價格風險等。三是操作風險。即因不完善的內部管理程序和不規范的內部操作程序而形成的風險。信用風險是最常見的，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損失也是最大的。操作風險主要是由於銀行點多面廣，且管理水平、寬嚴程度不一等原因造成的，也是較容易出現的風險。市場風險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我國的匯率和利率管理還沒有完全放開，這方面造成的損失是較小的。
從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進程和實踐來看，在激烈的競爭環境和千變萬化的市場條件下，如果信貸風險管理制度不完善，執行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夠，這三大風險都會給商業銀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造成商業銀行的倒閉和破產。由於歷史背景和客觀原因，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始終是一個簿弱環節，表現為規模擴張與資產實力不相適應，業務發展與風險管理質量不相匹配，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不完善等。因此，商業銀行要進行有效的風險預警、監測、管理、控制、防範和化解就必須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
一、構築風險管理的三道防線，形成全程的信貸風險管理流程
按照商業銀行的內部設置和審貸分離原則，設客戶經理、風險經理、內控審計三道防線。客戶經理負責市場營銷和客戶關系的管理與維護，並對營銷的項目及客戶的背景資料進行整理、分析並提出初步意見；風險經理在不接觸客戶的情況下，以客戶經理提供的書面材料為基礎，對客戶的主體資格、融資背景、項目的可行性、合法合規性、合同的完整性以及抵押物產權價值等諸多方面進行獨立的審核審查，形成客觀獨立的書面意見，揭示和預測風險程度，提出降低信貸風險的措施和對策；內控審計主要是在一定時間內負責對客戶經理、風險經理的工作是否依法合規進行檢查監督，整個經營管理過程在沒有政策性因素的影響下，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如果發現風險或出現重大失誤和損失，則按照相關規定，對有關部門或相關責任人進行適當的處罰。以上三道防線明確劃分了三個部門之間和崗位之間的職責，形成職責分離、相對獨立、相互制約。[1]
二、打好風險管理的三項基礎，形成全員的信貸風險管理文化
一是進行一定的投資，提高科技含量和技術水平，形成一定規模的資料庫，不斷完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的計量分析模型，建立健全風險指標識別系統、預警系統和監控系統，提高各類信息的處理能力。二是造就一支高素質的風險管理專業隊伍。信貸風險管理工作是一項專業性較強的工作，風險管理制度、措施、動態和整個運行機制，都要靠人來執行，所以培養和造就一大批風險管理專業人才是風險管理的基本要求。三是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約束和激勵制度。使各個業務部門以及下至各個客戶經理，對資本成本、費用成本、風險成本等，都要有所了解，使之在處理各項業務時自覺地處理好收益和成本之間的關系、市場與風險之間的關系，保證各項業務建康有序的發展。
三、構建風險管理的三個層面，形成全新的信貸風險管理垂直方法
要實現信貸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就必須改變商業銀行現有的分行各自為政的管理模式，建立總行風險管理部——分行風險管理部——支行風險管理部三個層面的專業垂直管理層次，提高和增強風險政策的貫徹力度和速度。總行風險管理部主要制定風險管理的戰略決策，制定和修改風險管理規章制度和業務流程，建立有效的風險識別、預警、計量、監測和控制系統，確定銀行可以承受的風險水平，並對分行以及風險管理機構的負責人進行績效考評考核；分行風險管理部主要負責貫徹執行總行的風險管理戰略決策，明確細化風險管理政策，制定具體的操作規程，明確盡職、問責和免責的標准，定期監督和檢查基層行風險管理的落實情況和執行結果，並將其結果直接納入行長績效考核；支行風險管理部門做為最基層的執行者，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上級行的各項政策和規定，完善專職審批人員和風險經理制度，建立重大風險事項和應急處理機制，以積極的態度經管風險、管理風險、處置風險，努力尋求風險與收益的平衡，實現商業銀行的利潤最大化。
四、建立風險管理的三種機制，形成全面的信貸風險管理方式
嚴謹的風險管理機制不僅是商業銀行規范經營行為的前提，而且也是商業銀行穩健經營的必要保證。一是建立以資本為基礎的內在約束機制。規模的擴張和發展速度是商業銀行發展的重要標志，如果只是重發展輕管理，風險的積聚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它總有一天會爆發。因此，應建立資本總量對規范擴張的硬性約束，從整體上計量、把握、監控及限制風險，保證商業銀行的穩健經營。二是建立資產組合的引導機制。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商業銀行以前的金融產品品種相對較少，90％以上的收入均為利息收入，形成了較大的風險。近年來隨著網路升級和科技含量的不斷提高，商業銀行推出的各種金融產品也越來越多。利用資產組合和投資產品的多樣化，可以降低商業銀行的整體風險，進而提升整體的盈利水平和安全性。三是建立商業銀行內部信貸風險管理的互動機制。信貸風險管理不僅是信貸部門的事，也是全行的事，需要銀行內部其它相關部門進行積極的互動，如會計部門、法律部門、內控部門、資金部門、計劃部門等，都應有各自的手段和措施及時發現風險點或找出風險點，及時平衡業務發展與風險管理的關系，共同努力營造一個良好的營運氛圍。[2]
五、建立風險管理的三個系統，形成全面信貸風險管理的快速反映系統
本著對風險早發現、早預防、早化解的宗旨，建立三個快速反映系統，時刻把握主動權。一是建立快速預警預控系統。充分利用科技提供的技術平台和資料庫，建立嚴密的風險監控機制，定期對存量貸款逐筆、逐戶地進行分析預測，並分級預警通報，做到對風險及時發現、及時預防、及時化解，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系數。二是建立快速的風險處置系統。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處置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過程，涉及面比較廣，政策性比較強，而且不同的管理層只能處置相應的風險，因此更需要一個高效的處置系統上下聯動、根據風險等級系數明確處置策略、處置預案、處置許可權、處置方式和處置程序等，即時處理即將發生或已發生的信貸風險。三是建立快速的風險補償系統。只要經營就必然會遇到風險，這是客觀存在的。但通過有效的風險管理，可以把它降至最低最小，所以建立快速的風險補償還是非常必要的，整個撥備制度涵蓋所有信貸業務，讓自我完善和自我救助來保證整體營運不受到影響，使商業銀行始終健康地向前發展。[3]
B. 行政機關化解糾紛的制度有哪些
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仲裁、行政裁決和信訪等
C. 行政調處制度是什麼
行政調處制度是指行政主體依申請或依職權以非訴訟程序解決社會糾紛的法律制度，是各種糾紛行政解決機制的統稱。
行政調處是一個未完全確定成型的概念。在學界，「行政調處」一詞極少出現，更不用說對其進行界定。要對一個缺少界定且未完全成型的實踐性概念進行法學界定並非易事。然而，「語言的首要用處在於名詞的正確定義；……語言的最大濫用則在於錯誤定義或是沒有定義。」〔5〕行政調處的界定就是以一種簡單明了的邏輯方法揭示其內涵及其所具有的本質屬性。
首先，在性質上，行政調處是一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所謂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就是指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辦法的總稱〔6〕。行政調處是行政主體以獨立的、超然的第三人身份解決糾紛的過程。行政調處在某種程度上引入了訴訟程序，具有較強司法化特徵，可看作是一種准司法行為。但不能因此認為，行政調處就是一種司法行為，是委託司法〔7〕或行政司法〔8〕。因為行政調處所適用的程序盡管引入了一些司法機制，但它比司法程序要相對靈活、簡便，成本低廉，且更加註重效率。它不像司法行為一樣必須嚴格遵循「不告不理」原則，行政主體既可因當事人申請而啟動調處程序，也可依職權啟動。而且行政調處一般不具有終局性。這種非訴訟程序，從根本上說是屬於行政程序范疇。同時，行政調處「對民事糾紛的管轄沒有法院的寬泛。通常是那些與行政管理活動密切相關或者交給法院審理確有困難和不便的糾紛，國家才通過法律、法規授權相應的行政機關作出裁判」〔9〕。
其次，行政調處是行政主體解決社會糾紛的法律行為和法律制度。在我國，調處社會糾紛的制度主要有三種：社會調處、司法調處和行政調處〔10〕。行政調處與前兩者的根本不同在於調處主體是行政主體。只有行政主體運用行政職權解決社會糾紛的行為，才是行政調處行為。在我國，行政主體主要包括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以行政機關名義調處社會糾紛的所有行為理應屬於行政調處范疇，因為行政機關會有形或無形中運用行政職權進行調處。但法律、法規授權組織調處社會糾紛的行為，只有與其所授職權相關才屬於行政調處范疇，否則屬於社會調處。另外，「在中國，幾乎無人不隸屬於一定的單位、部門或社區……當一定的單位、部門或社區的成員與相對方產生民事沖突的時候，他們的負責人為穩定軍心、團結同事，往往要出面作『規勸工作』，而這種規勸又有別於一般的第三者的勸說，因為它有形或無形中帶有行政職權的色彩。」〔11〕這種糾紛解決機制雖帶有某種行政色彩，但不屬於行政調處范疇，而是單位、部門或社區內部化解糾紛的一種方式，屬於社會調處范疇。
第三，行政調處是各種糾紛行政解決機制構成的制度體系。「糾紛解決的各種方式，以及任何文化中的社會制裁的選擇，傳達出人們所鍾愛的理想，表達了他們對自己的看法，也反映了他們與他人的關系的質量。它們顯示出人們是希望迴避還是鼓勵沖突，是壓制還是溫和地解決這一沖突。」〔12〕在社會轉型中，糾紛產生原因是紛繁復雜的。這種復雜性必然造成對糾紛行政解決機制多樣化的客觀需求。信訪、行政申訴、行政調解、行政仲裁、行政裁決和行政復議等都屬於糾紛行政解決機制的范疇。行政調處與信訪、行政申訴、行政調解、行政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等糾紛的具體解決機制不是處於同一層次的事物。行政調處是行政主體解決社會糾紛各種機制的總稱。
D. 如何認識民事調解制度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民事調解制度抄作為襲我國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化解民事糾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該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機制，不但在我國歷史上經久不衰，生命力頑強，更因為它在司法實踐中所擁有的獨特價值，從而在世界上享有「東方經驗」之美譽。
所謂民事調解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審判員主持下，當事人雙方就他們之間具體的民事糾紛，通過自願協商的方式達成協議以解決糾紛的一項司法制度。現筆者欲從哲學、文化、經濟等角度簡要分析該制度在我國存在的必要性。
E. 論如何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對人民調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人民調解法於2011年起施行。早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歷時短短三年，《人民調解法》順應社會管理形勢的變化發展便應運而生頒布實施。一項原本由民間自發地自導自演而息紛止爭的方式直接上升到以國家法律形式予以規范，一方面是對多少年來人民調解工作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的極大肯定，另一方面說明在人民內部矛盾凸顯的新形勢下，進一步高度重視，關注並切實做好人民調解工作是大勢所趨，是歷史必然。
一、人民調解的作用和意義
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人民調解工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調解又稱訴訟外調解，是指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願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的活動。它是我國運用最廣泛、最成功並深受廣大群眾和基層社會各界歡迎的解決民間糾紛的非訴訟方式，被國外法學界譽為「東方經驗」、「東方一枝花」。通常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當民事權益發生糾紛時，一般情況下是通過訴訟途徑解決，結果才顯示公平、公正的。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還有很多人不願意直接藉助法律手段維權。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人們擔心裁判結果與預期目的不對等和當事人不願承擔「訟累」。這時，人們會期望一種新的更加靈活簡便的並且具有一定權威性的糾紛調解機制來替他們排除身邊較小的矛盾和糾紛。而人民調解制度，是我國所特有的糾紛解決制度，基於民間的調處息紛制度而來，它的產生有一定的歷史連續性，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社會性。實踐證明，人民調解是人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它對增進人民團結，維護社會安定，對人民的愛國守法教育，防止惡性刑事案件發生、維護社會和諧、促進經濟發展，促進社會主義「三個文明」建設，處理社會矛盾糾紛發揮了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現行人民調解組織概況
從構建和諧社會的高度出發，中央提出要創新社會管理，在創新過程中，人民調解充分發揮其調解民間糾紛、法制宣傳教育和預防糾紛減少訴訟、防止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線」的重要職能。我們現行的基層調解組織一般有三級，即：鄉（鎮）調解中心、村調解委員會和調解小組，為及時取得信息、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提供了組織保證。各鄉（鎮）的司法調解中心是一個多層次，有多個部門（如派出所、計劃生育服務站、工商行政管理所、民政辦、信訪辦等）參加的綜合體，司法所在其中起主導作用。鄉（鎮）人民調解機構的職責為：依法解決干群矛盾和各種熱點、難點問題，調處民間糾紛；指導村級調委會的工作；解決跨地區、跨行業的矛盾糾紛；開展各種形式的普法、法制宣傳教育；解決矛盾糾紛，設立協調方案，調防結合，落實協調措施；承辦上級交辦的疑難問題，確保把問題解決在本鄉鎮內。村調解委員會的職責為：排查預防、跟蹤監控、處理一般性鄰里糾紛、耕地糾紛、宅基地糾紛、婚姻家庭糾紛等問題，避免事態擴大，及時向鄉（鎮）人民調解中心反饋信息，負責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
三、新時期民間糾紛的新特點及我縣人民調解工作的有益探索
（一）新時期民間糾紛的新特點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社會的迅速發展引發了農村社會深層次的變革。各種摩擦、碰撞隨之不斷產生，形成了紛繁復雜的矛盾，這些矛盾引發的糾紛除了一些固有的特點以外，還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特點：一是主體的多元化，以前的糾紛多是在公民與公民之間發生，現在則出現了許多公民與法人、法人與法人之間的糾紛，有時還涉及到像村委會等集體組織；二是糾紛類型的多樣化，以前的糾紛大多是婚姻糾紛、家庭糾紛、鄰里糾紛以及土地糾紛等，而現在類型日益復雜。三是糾紛爭執的動因發生了變化，以前的糾紛攙雜的感情因素比較多，多是因為「咽不下一口氣」，而現在的糾紛多是利益之爭，比較注重經濟利益。四是糾紛多因小事引起，但具有「小題大做」和易激性的特點。比如農村居戶的通風、採光，排水，爭地邊，甚至一隻雞、一頭狗這樣一些雞毛蒜皮小事都可能造成極為復雜的糾紛。
（二）人民調解工作的有益探索
人民調解是一項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在化解民間糾紛、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群眾自治及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保證人民調解工作起到維穩工作「第一道防線」的作用，近年來，鄉村一級的基層幹部們在調解方法和技巧上有許多創新，這些創新成果是他們實際工作經驗和辛勤探索出來的成果，其中有一些甚至超越了人民調解制度這一基本的民間糾紛化解機制的框架，我們基層調解組織在化解糾紛過程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探索之一是創立「百人千事」制度、「五小制度」、「聯村支部」、「調解中心戶長制」、「人民調解六字經」等解決民間糾紛，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機制和方法，使大量的民間糾紛消滅在萌芽狀態，有效地預防了民轉刑、自殺等惡性案件的發生，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探索之二是「民情懇談」制度：民情懇談制度最初主要是針對幹部與群眾之間的矛盾，協調干群關系而建立的。主要內容是及時把握了解群眾的思想現狀；讓群眾評議鎮村幹部和前段工作，接受群眾的批評和建議；解答群眾提出的一些問題，溝通幹部群眾的思想感情，消除隔閡和誤解；集思廣益，討論修正鄉村制訂的改革發展措施等等。發揮老黨員、老幹部的作用，及時調節家庭、鄰里糾紛，及時化解不安定因素。可見，民情懇談與人民調解是有密切聯系的。推行民情懇談制度，逐步走出一條以民情懇談為總抓手，以民情懇談與人民調解中心互為依託的保穩定、促發展的新路子。該項制度在化解基層矛盾方面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
探索之三是「評理會」制度：評理會是本鎮所特有的矛盾糾紛排除機制，評理會一般由村裡的老黨員、老幹部、老教師、老同事、老鄰居等人員組成，在糾紛雙方自願的基礎上，以座談會形式進行。在雙方當事人提出自己的理由、成績之後，由評理會的成員進行無記名投票，決定糾紛如何處理。隨後，評理會對理虧的當事人當場進行批評，不使矛盾擴大。評理會群體性更強一些，它所作出的判斷對於糾紛當事人來說，權威性也就更強。所以，絕大部分小規模糾紛村民都願意讓評理會來進行評判。
四、當前矛盾糾紛發展的主要趨向
我國目前正處於體制轉型期。這是各種矛盾和糾紛多發的時期，且日漸趨向多發性、復雜性、激烈性和不可控性。這類趨向是：
(一）涉及集體經濟項目和村民利益的糾紛問題增多。
近年來，隨著招商引資和經濟開發的不斷深入，許多重大矛盾相繼爆發出來，可以說大部分是由於利益沖突引發的糾紛，項目開發到哪裡，哪裡的矛盾就發生。項目涉及最多的，包括村民因土地補償、農作物補償等問題而長期與項目開發方或當地的政府糾纏、扯皮。
（二）國家免徵農業稅後,因「地租」引發的糾紛呈上升趨勢。
自國家實行免徵農業稅政策後，因「取消農業稅後誰受益」而引發的糾紛逐漸在農村暴露出來，並呈上升趨勢，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造成一定影響。
（三）公民之間利益矛盾呈現多樣性、復雜性。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利益主體多元化。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在市場體制下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特別是在體制轉軌時期，各種矛盾更為突出，個人及集團的利益趨向明顯增強，最終會形成各種形式的利益集團。有利益追求，必然有利益矛盾。而公民之間的利益矛盾已成為新時期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
（四）社會發展與弱勢人群的矛盾增多。現代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市場經濟競爭激烈，科技進步瞬息萬變，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導致很多人成為不適應社會發展的人，特別是因企業改制，工廠破產導致工人下崗、失業，他們上有老下有小，負擔較重，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這部分人數量大，矛盾多，體制轉軌和歷史發展造成的歷史性矛盾，短時間內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很多群體事件、上訪事件、勞動糾紛、沖擊黨政機關等此類群體性事件背後都能感受到這類人群的不滿情緒。
五、鞏固和推行人民調解制度的必然性和優越性
人民調解之所以能夠歷經滄桑，深深紮根於中國農村這片廣袤的土地，有其必然性和優越性。
（一）人民調解制度符合我國國情、鄉情、民情，有著深層次的文化底蘊。從文化層面看，它的根基在於中國傳統的「和為貴」的觀念。儒家文化深深地滲透到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在農村，傳統觀念在農民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他們依然非常看重「和氣」、「情面」。孔子的「中庸之道」正是民間調解工作的精髓折衷調和的根源。絕大多數的農民將在一個相對熟悉的環境生活一輩子，整日「低頭不見抬頭見」，在「傷和氣」的訴訟與「留情面」的調解之間，他們無疑會選擇較為溫和的後者。盡管現今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的義利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但調解作為一種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機制仍然在歷經了風風雨雨後展現了其頑強的生命力。
（二）人民調解能夠及時把糾紛消滅在萌芽狀態，避免矛盾的進一步惡化，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農村糾紛雖多因小事引起，但又有著易激性的特點，如果不及時控制解決，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獲得信息後應立即介入並在相關部門配合下，解決重大糾紛，將「劍拔弩張」化解為「心平氣和」，變「事後處理」為「事前解決」，及時避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如果糾紛通過法院訴訟解決，在立案、審查、庭審、判決繁復的等待過程中很難保證情緒激動的當事人不會有過激的行為，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人民調解與訴訟相比，其優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現在一個「早」字上。各村鎮採取排查機制，並針對農村特點在「三夏」、「三秋」加大排查力度，能夠及早發現矛盾、盡快解決矛盾，盡量做到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三）人民調解制度節約了司法成本，同時也減輕了當事人的「訴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農民之所以「厭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負擔訴訟費用問題。農民因為一些不大的糾紛而訴訟，所需要的花費往往會超過他們所期望得到的經濟利益，他們認為打官司「拖不起、耗不起」，「能調解最好，調解不好再打官司」，是不難理解的。況且，在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民間糾紛多，如果全部涌到法院打官司的話，不僅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勢必會造成法院工作壓力過大的後果。而人民調解制度恰恰相反，調解組織近在身邊，調解形式不拘一格，田間炕頭都可以成為解決糾紛的場所，調解免費，調解人員大都是兼職，對當事人來講，幾乎不需要付出什麼成本；對社會來說，資源得到了充分高效的利用。
五、基層貫徹《人民調解法》要進一步做好的幾項工作
（一）進一步健全調解組織機構。各級調委會要以維穩精神為指導，第一、進一步健縣、鄉（鎮）社會矛盾糾紛調處領導小組，完善縣、鄉（鎮）、村和村民小組四級調解網路，並建立健全屬地管理和歸口管理的工作機制，明確各單位、各部門的職責，強化問責制，對發生嚴重影響社會穩定，造成惡劣影響的掌控化解不及時的地方和部門領導，啟動問責制，充分調動基層和職能部門的積極性。第二、要建立和完善預警機制，堅持預防為主的原則，強化和落實「三定」（定人、定責、定時）超前排查制度，及時了解和掌握本地區、本部門的矛盾動態和規律，發現得早、控製得了、處置得好、化解得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不上交」，真正把做好調解工作作為建設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第三、最根本的是要解決好人民調解員的身份和工作經費問題，以確保人民調解工作在人員和經費的保障下順利進行。
（二）加強法制宣傳教育，營造良好的法制氛圍。在普法活動中，要進一步提高廣大農民群眾的法律素質，提高農村基層幹部依法治理、依法管理的本領，提高執行政策、依法辦事的本領，提高化解矛盾、促進和諧的本領。同時加強各級調委會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和「榮辱觀教育」，努力發揮化解矛盾糾紛的排頭兵作用。
（三）要建立健全調解工作的激勵機制。對在人民調解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績的基層幹部和人民調解員，應由上級上人民政府授予「調解能手」或「模範調解員」等榮譽稱號，並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
綜上所述，基層人民調解工作千頭萬緒，都是維護穩定的基礎性工作，這項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夯實穩定的基礎，為經濟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F. 什麼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紛爭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
人民調解制度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紛爭的非訴訟糾紛解版決方式。
調解權制度是指經過第三者的排解疏導，說服教育，促使發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依法自願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一種活動。它已形成了一個調解體系，主要的有人民調解、法院調解、 調解組織、行政調解、仲裁調解等。
G. 如何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
H. 人民調解法有哪些新亮點
人民調解法之亮點解讀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學在
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以下簡稱人民調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的頒布實施，對於及時、高效、妥善地解決民事糾紛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必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人民調解制度實現了「法律」化的重要轉變
中國具有「和為貴」、「無訟」、「厭訟」的法律文化傳統，而通過調解方式解決糾紛則是這一傳統的重要體現。根據調解人的性質不同，調解大致可分為官方調解和民間調解。其中，人民調解是諸多民間調解類型中分布最廣、作用最大的一種調解方式，是一項頗具中國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紛爭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被認為是解決紛爭、維護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在國外也同樣享有盛譽，被譽為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東方經驗」。但從規范依據上看，對於這一化解矛盾糾紛的極為重要的糾紛解決方式，長期以來主要是依據行政法規、規章、司法解釋或政策性的規范性文件，而沒有狹義的「法律」專門予以規范。
具體而言，盡管早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制定了《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通則》，作為新中國成立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主要依據，並且在1989年國務院又重新制定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但這兩個法規只規定了人民調解的組織程序，沒有全面地對人民調解制度作出完整規定。為了更好地規范人民調解活動，司法部於2002年9月26日發布了《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於2002年9月16日發布了《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又共同於2002年1月1日和2004年2月13日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及《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工作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的意見》，這些規范性文件對於發揮人民調解的功能雖然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但卻具有以下重要缺陷：第一，其效力層次偏低，與人民調解的重要性不相稱；第二，其內容不完整，有關的法規、規章、司法解釋或其他規范性文件相互之間的規定還不夠協調甚至存在一定的矛盾；第三，經濟、社會的發展對人民調解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原有的調解制度在組織規范、程序規范和協議效力等許多方面都需要通過立法進一步完善。因此，人民調解法的頒布，意味著我國的人民調解制度實現了「法律」化的重要轉變，表明國家以立法的形式對人民調解的性質、任務、原則、組織形式、調解員的選任、調解的程序和效力等問題作出了規定，從而使人民調解工作進一步實現了有法可依，步入法制化、規范化的發展軌道。
二、人民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的銜接和配合機制更趨完善
人民調解法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了不同糾紛解決方式的相互關系和功能互補作用，總結了實踐中各糾紛解決方式發揮各自優勢化解社會矛盾的實際經驗，在以往司法解釋和規章所作規定的基礎上，對人民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的銜接和配合機製作出了更趨完善的規定。
（一）在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上貫徹了人民調解優先原則
人民調解是通過民間方式化解矛盾、消除紛爭的有效手段，是新時期維護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具有靈活性、快速性、低成本等優點，因而應盡量引導當事人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解決爭議。人民調解法第十八條即體現了這一要求，貫徹了人民調解優先原則，規定基層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對適宜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解決的糾紛，可以在受理前告知當事人向人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據此，法院在立案之前或公安機關行政裁決之前，從維護當事人的權益角度出發，認為某些案件的首選糾紛解決方式並非訴訟程序、行政程序時，即可以引導當事人通過人民調解來解決其糾紛。
（二）強調了調解不成時與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的銜接
由於各種原因，調解可能不成功，故人民調解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人民調解員調解糾紛，調解不成的，應當終止調解，並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告知當事人可以依法通過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徑維護自己的權利。
（三）明確規定了調解協議的司法確認機制
由於人民調解協議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因而一旦義務人拒不履行義務，往往還需重新進入訴訟程序。這不但增加了當事人的訴累，也浪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加大了法院的工作壓力。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些地方的法院進行了人民調解協議之司法確認的改革探索，例如甘肅省定西市兩級法院早在2007年3月即進行了改革試點，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7月24日下發的《關於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則對司法確認程序加以認可。以此為基礎，人民調解法第三十三條首次以立法的方式明確對這一機製作出了規定：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後，雙方當事人認為有必要的，可以自調解協議生效之日起30日內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對調解協議進行審查，依法確認調解協議的效力；如確認調解協議有效，則權利人在對方拒絕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時可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如確認調解協議無效，則當事人可以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議，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人民調解法對司法確認制度明確作出規定，是人民調解工作與司法審判活動有機銜接的一項重要制度創新。一方面，司法確認制度體現了對人民調解的有力支持，大大強化了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維護和提升了人民調解的公信力，是司法權對人民調解給予支持的重要保障性程序機制。另一方面，它以一種簡便、快捷、高效、徹底、和諧、經濟的程序機制為當事人提供了司法救濟和司法程序的保障，它不需要當事人提起訴訟，減少了法院訴訟案件的壓力，但它並沒有剝奪或弱化當事人獲得司法救濟的基本權利。司法確認制度的創立，實際上是在強化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與保障當事人的司法救濟權之間找到了平衡點，體現了程序設計的科學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對於充分、高效地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三、進一步規范和完善了人民調解的組織形式、調解主體、調解程序等方面的制度
與1989年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相比，人民調解法對於人民調解的組織形式、人民調解員的選任、調解程序等諸多方面，作出了更為完善的規定，主要表現在：一是進一步堅持和鞏固了人民調解委員會及其調解活動的群眾性、民間性、自治性之性質和特徵。這一屬性是人民調解工作賴以存在的基礎，使其區別於行政部門的裁決和司法機關的審判等糾紛解決方式，實現了人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式的自律性糾紛解決，使其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和優勢。人民調解法進一步堅持和鞏固了這一屬性，從而從立法層面確立並實現了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二是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設置更加合理化、更能滿足實踐的需求。人民調解法除了進一步規范了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企業事業單位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設立、組成和推選程序外，還擴大了人民調解組織的設置范圍，即規定鄉鎮、街道以及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根據需要可以參照本法有關規定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從而為各種新型人民調解組織的設置預留了制度空間，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調解實踐的發展和需求。三是進一步明確了人民調解員的任職條件、選任方式、行為規范和保障措施。這將有利於人民調解員隊伍整體素質的提高並激勵其積極地參與人民調解工作。四是人民調解程序的靈活性和便利性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基於人民調解的民間性、自治性特點，調解程序的相關規定凸顯了在充分尊重當事人權利之基礎上的不拘形式、靈活便捷、便民利民的特點和優勢。五是進一步明確和加強了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指導和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