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紛解決范愉

『壹』 黃家亮的科研項目

1、主持201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轉型期農村民間糾紛及其化解機制研究——以定縣為例」；
2、參與策劃並組織實施鄭杭生主持的「中國特色和諧社區建設系列調查」和「當代中國城市社會發展實地調查研究系列叢書」之廣州（2006）、深圳（2007）、鄭州（2007、2008）、杭州（2009）、北京（2010）、南海（2011）項目。
3、主持「馬工程《社會學概論》課程資源庫建設」（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的重大項目），2007年5月——2009年5月；
4、主持 「《社會學概論》課程教案生成系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項目），2008年11月－2009年1月；
5、參與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和諧社會的建構，范愉教授主持，2005年；
6、參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民間糾紛解決模式的法社會學研究，郭星華教授主持，2008年；
7、參與北京市社科基金重點課題「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郭星華教授主持，2007年；

『貳』 請論述:愛國,從信仰法律與法治開始.至少一千字

很多人都說當今社會道德淪喪、人心不古，「葯八刀」、「欺實馬」、「我是自己摔的」……這一系列的事件的發生，值得引起我們的深思。很難說這些不是因為我們信仰的缺失所導致的，但是如果硬要強行把我們自己犯下的過失全部強行加在這上面，多少又覺得有些牽強。也許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信仰有所不足，甚至大部分人都是無神論者；但是，不得不說我們自己本身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所缺失。因為人性的缺失而把一切罪責強加在信仰上面，我個人覺得這是不妥當的。
在我看來，信仰並不等同於信教。宗教和人類的淵緣早已跨越千年，各大宗教所倡導的真理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都是在教導我們如何去探討生死的問題。而愛國則應該從信仰法律與法治開始，而非信仰宗教。 一個人如果對法律缺乏應有的尊重和信仰，知法、懂法不僅無助於法律的實施與遵守，反而會為其規避法律創造條件。
我們不應忽略伯爾曼所說的「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的語境，即他在《法律與宗教》這本書中對法律的定義。伯爾曼在講演說所提到的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規則，它是人們進行立法、裁判、執法和談判的活動。它是分配權利與義務、並據以解決紛爭、創造合作關系的活生生的程序」。伯爾曼認為法律不僅包含規則，而且還蘊涵著信仰超社會功利的真理與正義的因素。這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法律概念：法律不僅是一套制度，還是「一種法律理念，比如：公平、正義、秩序，以及在法律上伸張正義的權利」。這也與伯爾曼在書中反復提到的「把法律視作生活的目的和終極意義」相吻合。
教育民眾學法、知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育民眾尊法和守法。事實上，即使是從事法律專業的人，也很難熟知所有的法律規范。因此，與其花巨大的成本去向國民灌輸法律知識，不如通過大量公開的執法和司法典型案例使國民樹立尊法和守法的意識；與其讓每個人都全面地知法懂法，不如將資源用來培養大批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為普通民眾提供及時、廉價的法律咨詢和法律服務。對於一般國民來說，以下兩點最為重要：一是恪守道德底線，知道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法律乃道德之底線，絕大多數法律規范乃道德原則衍生或折沖之產物；道德規范不容，一般為法所禁止(盡管不可畫等號)；道德規范容許，一般為法所不禁。二是遇有矛盾和糾紛，養成咨詢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的習慣，而不是憑著對法律的一知半解去實施法律行為(有時反而風險更大)。這正如國家對待國民的健康一樣，重要的是讓國民具有保健意識和知識，有病及時咨詢或看醫生，而不是讓每個人都去精通所有的醫葯知識。
范愉提出，在問題意識或范疇的角度上，伯爾曼的原論集中探討的是法律與宗教和傳統的關系及法的價值問題，而中國化的法律信仰命題則將其與許多問題相混淆。這導致將自然法意義上的「法」直接等同於國家制定的法律規則;更多的則是將信仰(宗教)與信念、信任、信賴、尊重、守法意識、法律意識、法律文化、法的價值、價值觀、理性、服從、接受、熱情等等概念進行替換。同樣，張永和教授提出類似的觀點，他還指出，這樣的觀點不符合中國國情，過分強調法律信仰轉移了社會價值危機的視線。中國法治的首要任務是樹立法律的權威，這是我國法治化進程的第一步，只有完成這一步，法律才會得到應有的遵守、尊重和倚重，一個良好法律秩序的社會才可能建立。同時，由於許多國民對法律的概念不夠深入，將法律等同於實在法，還可能造成對法律的盲目信任，使法律缺乏批判和反思精神，這也不利於我國法律制度的完善。
愛國不是砸砸車就行啦。愛國,從信仰法律與法治開始.

『叄』 什麼是公調對接

是為人民調解建立的一個地方。

2017年，為提升基層派出所矛盾糾紛調處能力,為民警減壓降負，不斷提高群眾滿意度，涪城區協調相關部門，全面推行「搭建一個公調對接平台」+「24小時駐所跟班調解員為主體、接處警民警參與、專業人士適時介入」的「1+3」公調對接模式，從源頭上化解了大量矛盾糾紛,群眾對公安的滿意度逐年提升。

(3)糾紛解決范愉擴展閱讀：

按照「五統一」標准，涪城公安分局為8個派出所搭建了公調對接的工作平台——人民調解委員會駐派出所調解室，建立制度規范，統一招聘24名駐所人民調解員，著力提升接處警源頭矛盾糾紛調處化解的針對性和工作效能，有效減輕了派出所民警工作強度。

據統計，2017年,涪城區8個派出所共調處糾紛2950件，調解成功率達97.8%，民警直接參與調解佔比僅為27%，未出現一例民轉刑案件，未發生因調處不當導致矛盾升級或引發不穩定事端的情況。

『肆』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作者簡介

范愉，女，河北威縣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1987年），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專學法學博屬士（1994年）。曾在西藏自治區婦聯、西藏師范學院、最高人民法院高級法官培訓中心等單位工作，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理學、比較法學、糾紛解決，以及比較司法制度和比較民事訴訟法等。主要研究成果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非訴訟程序（adr）教程》（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日文論著《權利的實現及審判》、《中國審判制度及其理念的研究》等；譯著《比較法》等。並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雜志上發表有關法理、比較司法制度、糾紛解決等方面的論文多篇。

『伍』 瀘州遺產案

——以「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為例

首先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否存在司法的合理性問題，之所以要問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帶有普適性，也不是所有的問題在任何語境中都是真問題。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的初步判斷是肯定的，這樣一個判斷主要通過對個案的的分析得來的。

「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及其內在的司法合理性問題

被告蔣倫芳與丈夫黃永彬於1963年結婚。1996年，黃永彬認識了原告張學英，並與張同居。2001年4月22日，黃患肝癌去世，在辦喪事時，張當眾拿出黃生前的遺囑，稱她與黃是朋友，黃對其財產作出了明確的處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蔣繼承，另一部分總值約6萬元的遺產遺贈給她，此遺囑經公證機關於4月20日公證。遺囑生效後，蔣卻控制全部遺產。張認為，蔣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按《繼承法》等有關法律規定，請求法院判令蔣給付遺產。

一審法院認為，該遺囑雖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違法之處：黃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及一套住房屬夫妻共同財產，而黃未經蔣的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侵犯了蔣的合法權益，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且黃在認識張後，長期與張非法同居，其行為違反了《婚姻法》有關規定，而黃在此條件下立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故該院依據《民法通則》第7條（公序良俗原則）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張學英獲得遺贈財產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認為，應當首先確定遺贈人黃永彬立下書面遺囑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盡管遺贈人所立遺囑時具備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條規定：「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使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體現，蔣倫芳本應享有繼承黃永彬遺產的權利，黃將財產贈與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蔣的合法財產繼承權，違反法律，應為無效。二審法院認為，《婚姻法》和《繼承法》為一般法律，《民法通則》為基本法律。依據《立法法》，《民法通則》的效力高於《繼承法》，後者若與《民法通則》的規定不一致，應適用《民法通則》。該院認為原審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作出維持一審的判決。[3]

該案件判決的過程及之後，都受到了當地百姓及全國學界與媒體的廣泛關注。學界中有很多學者通過不同的視角對該案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分析。但是，引發我興趣的則主要在於一點：在有關該案的看法中，當地民眾與學界呈現出較為對立的看法，而且幾乎是一邊倒的：大部分法學界人士都對該案提出了質疑[4]，而大部分當地民眾則對該案判決表示了支持。[5]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對立？如何來解讀這樣一種截然對立的現象？在事過幾年之後再舊事重提，雖不免有「馬後炮」「事後諸葛」之嫌，好在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判斷誰對誰錯，只是想就事情本身作為一件知識事件作一種社會學的考察，而這樣一種時間上距離的拉開，反倒能使我們以一種更為理性、更心平氣和的態度來看待這一事件。

那麼，在案件審判過程及審判之後法學界與社會公眾的討論中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態勢，而在討論各方又是倚仗什麼樣的理由和資源呢？我根據當時各方的討論，做出了以下的概括：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代表文章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 1、 法院違反了特殊法優於一般法的法理原則以及特殊規則優於一般規則的立法法規定；

2、 法院的判決侵害了死者的財產權和意思自治；

3、死者遺贈的行為並沒有違反公序良俗原則； 陳岑：「對張學英訴蔣倫芳案判決的三點質疑」

王怡：「法治評論：脆弱的財產權」

韓新華、金濤：「論概括條款及其具體化」 在法學界當中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質疑法院意見一方無疑是佔多數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本案的發生有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存在，認為《繼承法》上有關財產繼承的規定與《婚姻法》中有關規定在本案中出現沖突從而形成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法官的行為只是在履行其法官裁量權而已。 范愉：「瀘州遺贈案評析」

表一：法學界看待「瀘州案」的不同觀點[6]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其一，遺贈是單方民事法律行為，除非違反法律的強制性的規定，遺贈人可以將自己的遺產贈與法定繼承人之外的任何人，這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其二，「 二奶」僅是社會上對一類人的稱呼，並不證明否定其民事主體的地位，既承認為合法的民事主體，「二奶」當然有權接受遺贈。這是私法上平等原則的體現。其三，從社會功能而言，在當今中國，首先應當確立的是權利本位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根本上動搖舊有的封建觀念，以其與另外的人同居為由就認定其作出遺贈的動機非法，是非法干涉私人自治的行為，背離了民法的根本原則和社會功能 根據網上討論情況，雙方應該是勢均力敵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1、 不能將財產判給二奶，其理由是黃有彬處理財產不應損害合法繼承人的權益，不得違反社會公德，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而黃永彬的這種遺贈行為是在公然包「二奶」之後作出的，是對合法婚姻關系的一種挑戰。

2、 1500人的掌聲說明法官基於法律的裁判與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相吻合了，也可以理解為情與法的和諧及公序良俗與法律的一致

表二：網上公眾對該案的不同觀點[7]

通過表一和表二的整理及結合其他一些調查，我們可以發現這樣兩個對立：

其一：無論在法學界還是在受教育層次較高的階層之中，他們在論辯的過程當中所倚仗的資源主要是法學資源，而不是其他資源[8].而在法學界當中對法院判決持反對意見的為多數，到了文化層次較高公眾群體中這種多數地位逐漸被稀釋，而到了普通大眾群體當中，對法院持贊同意見的則占據了主要地位。而普通大眾中所依據的判斷標准則更主要的是一個道德上的直覺。[9]假如說法學內部的自洽給予我們法律的確定性，而公眾對判決的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讀為法律的可接受性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在本案當中，法律的確定性與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間出現了緊張關系。

其二：而從兩個表中的質疑方的觀點，我么可以發現其更多是從法學的內部視角來尋求自己的正當性資源的，而從同意一方來看，則更多的是從法學的外部視角來尋求正當性資源的。

這樣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哈貝馬斯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一種偶然地產生的法律的運用，如何才能既具有內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部論證，從而保證法律的確定性和法律的正確性呢？[10]但在中國本案所凸現出來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明確的回答，隨著時間的逝去，本案所帶來的討論也漸漸離我們遠去，但是問題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解決（也許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它會在我們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案件形式不斷地提出。最近出現的「智障少女切除子宮案」或多或少是該問題的凸現。

『陸』 關於夫妻財產繼承和遺囑繼承的民事案例

這個就是當年四川瀘州遺產案吧，在法學界也算是掀起了一場大討論了，你看下有關資料吧，然後結合的想法看怎麼判吧。

——以「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為例

首先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否存在司法的合理性問題，之所以要問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帶有普適性，也不是所有的問題在任何語境中都是真問題。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的初步判斷是肯定的，這樣一個判斷主要通過對個案的的分析得來的。

「瀘州遺產繼承糾紛案」及其內在的司法合理性問題

被告蔣倫芳與丈夫黃永彬於1963年結婚。1996年，黃永彬認識了原告張學英，並與張同居。2001年4月22日，黃患肝癌去世，在辦喪事時，張當眾拿出黃生前的遺囑，稱她與黃是朋友，黃對其財產作出了明確的處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蔣繼承，另一部分總值約6萬元的遺產遺贈給她，此遺囑經公證機關於4月20日公證。遺囑生效後，蔣卻控制全部遺產。張認為，蔣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按《繼承法》等有關法律規定，請求法院判令蔣給付遺產。

一審法院認為，該遺囑雖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違法之處：黃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及一套住房屬夫妻共同財產，而黃未經蔣的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侵犯了蔣的合法權益，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且黃在認識張後，長期與張非法同居，其行為違反了《婚姻法》有關規定，而黃在此條件下立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故該院依據《民法通則》第7條（公序良俗原則）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張學英獲得遺贈財產的訴訟請求。

二審法院認為，應當首先確定遺贈人黃永彬立下書面遺囑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盡管遺贈人所立遺囑時具備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條規定：「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使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體現，蔣倫芳本應享有繼承黃永彬遺產的權利，黃將財產贈與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蔣的合法財產繼承權，違反法律，應為無效。二審法院認為，《婚姻法》和《繼承法》為一般法律，《民法通則》為基本法律。依據《立法法》，《民法通則》的效力高於《繼承法》，後者若與《民法通則》的規定不一致，應適用《民法通則》。該院認為原審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作出維持一審的判決。[3]

該案件判決的過程及之後，都受到了當地百姓及全國學界與媒體的廣泛關注。學界中有很多學者通過不同的視角對該案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分析。但是，引發我興趣的則主要在於一點：在有關該案的看法中，當地民眾與學界呈現出較為對立的看法，而且幾乎是一邊倒的：大部分法學界人士都對該案提出了質疑[4]，而大部分當地民眾則對該案判決表示了支持。[5]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對立？如何來解讀這樣一種截然對立的現象？在事過幾年之後再舊事重提，雖不免有「馬後炮」「事後諸葛」之嫌，好在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判斷誰對誰錯，只是想就事情本身作為一件知識事件作一種社會學的考察，而這樣一種時間上距離的拉開，反倒能使我們以一種更為理性、更心平氣和的態度來看待這一事件。

那麼，在案件審判過程及審判之後法學界與社會公眾的討論中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態勢，而在討論各方又是倚仗什麼樣的理由和資源呢？我根據當時各方的討論，做出了以下的概括：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代表文章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 1、 法院違反了特殊法優於一般法的法理原則以及特殊規則優於一般規則的立法法規定；

2、 法院的判決侵害了死者的財產權和意思自治；

3、死者遺贈的行為並沒有違反公序良俗原則； 陳岑：「對張學英訴蔣倫芳案判決的三點質疑」

王怡：「法治評論：脆弱的財產權」

韓新華、金濤：「論概括條款及其具體化」 在法學界當中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質疑法院意見一方無疑是佔多數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本案的發生有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存在，認為《繼承法》上有關財產繼承的規定與《婚姻法》中有關規定在本案中出現沖突從而形成法律適用上的困難，法官的行為只是在履行其法官裁量權而已。 范愉：「瀘州遺贈案評析」

表一：法學界看待「瀘州案」的不同觀點[6]

對法院判決的態度 理由 雙方的人數及力量對比

對法院意見表示質疑其一，遺贈是單方民事法律行為，除非違反法律的強制性的規定，遺贈人可以將自己的遺產贈與法定繼承人之外的任何人，這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其二，「 二奶」僅是社會上對一類人的稱呼，並不證明否定其民事主體的地位，既承認為合法的民事主體，「二奶」當然有權接受遺贈。這是私法上平等原則的體現。其三，從社會功能而言，在當今中國，首先應當確立的是權利本位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根本上動搖舊有的封建觀念，以其與另外的人同居為由就認定其作出遺贈的動機非法，是非法干涉私人自治的行為，背離了民法的根本原則和社會功能 根據網上討論情況，雙方應該是勢均力敵的

對法院意見表示同意 1、 不能將財產判給二奶，其理由是黃有彬處理財產不應損害合法繼承人的權益，不得違反社會公德，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而黃永彬的這種遺贈行為是在公然包「二奶」之後作出的，是對合法婚姻關系的一種挑戰。

2、 1500人的掌聲說明法官基於法律的裁判與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相吻合了，也可以理解為情與法的和諧及公序良俗與法律的一致

表二：網上公眾對該案的不同觀點[7]

通過表一和表二的整理及結合其他一些調查，我們可以發現這樣兩個對立：

其一：無論在法學界還是在受教育層次較高的階層之中，他們在論辯的過程當中所倚仗的資源主要是法學資源，而不是其他資源[8].而在法學界當中對法院判決持反對意見的為多數，到了文化層次較高公眾群體中這種多數地位逐漸被稀釋，而到了普通大眾群體當中，對法院持贊同意見的則占據了主要地位。而普通大眾中所依據的判斷標准則更主要的是一個道德上的直覺。[9]假如說法學內部的自洽給予我們法律的確定性，而公眾對判決的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讀為法律的可接受性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在本案當中，法律的確定性與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間出現了緊張關系。

其二：而從兩個表中的質疑方的觀點，我么可以發現其更多是從法學的內部視角來尋求自己的正當性資源的，而從同意一方來看，則更多的是從法學的外部視角來尋求正當性資源的。

這樣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哈貝馬斯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一種偶然地產生的法律的運用，如何才能既具有內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部論證，從而保證法律的確定性和法律的正確性呢？[10]但在中國本案所凸現出來的司法合理性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明確的回答，隨著時間的逝去，本案所帶來的討論也漸漸離我們遠去，但是問題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解決（也許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它會在我們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案件形式不斷地提出。最近出現的「智障少女切除子宮案」或多或少是該問題的凸現。

『柒』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專業的研究生導師都有哪些謝謝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導師介紹—— 姚歡慶發布日期：2008-05-23 13:20 共256人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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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姚歡慶
職稱： 副教授
學歷：法學博士
Email：[email protected]
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1989年—1993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經濟法專業，本科
1993年—1996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專業，碩士
1996年至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任教。
1998年—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學博士學位。
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人員，中國民商法律網負責人，浙江紹興市仲裁委仲裁員，《中國審判案例要覽》編輯。

論文 （1）買賣合同中的若干法律問題，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為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轉載
（2）知識產權侵權歸責原則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為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轉載
（3）知識產權上民法理論之運用，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為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轉載
（4）商業秘密保護若干問題研究，判解研究2001年第3期
（5）在先權利的法律保護，判解研究2001年第1期
（6）廣西廣播電視報訴廣西煤礦工人報電視節目使用表糾紛案評析，判解研究2000年第2期
（7）知識產權沖突原因及解決途徑，知識產權1998年第5期

著作 （1）知識產權法上新類型案例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個人
（2）2003年司法考試教程·民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出版，個人
（3）知識產權法案例評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個人
（4）民法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個人
（5）知識產權案例精析（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6）知識產權法教學法規（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7）擔保法案例精析（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8）合同法案例精析（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9）商法概要（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10）商法總論（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
（11）外國民商法（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民法學（2000年司法部指定律考教材）（參編），法律出版社，2000年
（13）合同法要義及案例析解，（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14）法律碩士專業學位考試教程（參編），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15）知識產權法（活頁）（參編），法律出版社與CCH聯合出版，2000年
（16）知識產權法（參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17）知識產權合同理論與實務（版權合同卷）（參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
（18）知識產權合同理論與實務（工業產權合同卷）（參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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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北京律協智庫一帶一路商事爭議調解研究專家組成立了嗎

北京12月22日消息，在北京融商一帶一路法律與商事服務中心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回商事調解」答系列活動中，北京市律師協會智庫「一帶一路」商事爭議調解研究專家組正式成立。

「一帶一路」商事爭議調解研究專家組成立後，將有效聚合組內專家在「一帶一路」商事爭議調解領域的深厚理論功底和豐富實踐經驗，形成新的理論成果以指導「一帶一路」商事調解領域走向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