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害糾紛處理法

㈠ 環境法的日本

日本環境法是日本制定的關於保護環境的和防治公害的法律法規總稱。在日本，環境法通常稱作公害法。50年代以前，在日本主要是一些地方性的防治污染法規，如《大阪府煤煙防治條例》（1932年），《京都府煤煙防治條例》（1933年），《東京都工廠公害防治條例》（1949年），《神奈川縣企業公害防治條例》（1951年），《東京都雜訊防治條例》（1954年），《大阪府企業公害防治條例》（1954年）和《福岡縣防治公害條例》。50年代末之後，日本陸續頒布了一系列全國性法律，如《工業用水法》（1956年），《自然公園法》（1957年），《關於公用水域水質保護法》（1958年），《關於限制工廠排水等法律》（1958年），《下水道法》（1958年），《關於水洗煤炭業的法律》（1958年），《關於限制建築物採用地下水法》（1962年），《防止公害視野團體法》（1965年）和《關於整頓防衛設施環境法》。1967年頒布了《公害對策基本法》。隨後又制定了《大氣污染防治法》（1968年），《雜訊控製法》（1968年），《城市規劃法》（1968年）和《公害糾紛處理法》（1970年）。《公害對策基本法》規定了一些防治公害的重要制度但又強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被資本家歪曲利用，致使環境污染繼續惡化，國民多次舉行示威遊行。於是，1970年，日本召開了第64屆國會，制定了《防止公害事業費企業負擔法》，《關於處理與清理廢棄物品法》，《海洋污染防治法》，《關於公害損害人體健康犯罪處罰法》，《關於農業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水質污染防治法》6項新的公害法，並修改了《公害對策基本法》，《雜訊控製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道路交通法》，《自然公園法》，《毒品與劇毒品管理法》，《下水道法》和《農葯管理法》8項已有的公害法律。1970年《公害對策基本法》修正案，刪掉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協調的條款，明確規定了保護國民健康和維護其生活環境是公害對策法所要達到的目的。1971年日該國會又頒布了《環境廳設置發》，《惡臭防治法》和《關於在特定工廠整頓防治公害組織法》。1972年制定了《公害等調整委員會設置法》和《自然環境保護法》。1973年頒布了《城市綠化法》和《關於公害損害健康補償法》。此外，日本憲法中關於國民享有健康及文化生活的權利的規定也被用於環境保護，很多地方制定了地方性公害法規及嚴於國家的標准。

㈡ 有誰知道日本環境法的歷史嗎

界十大污染事件：

⑴馬斯河谷煙霧事件：
1930年比利時馬斯河谷工業區由於二氧化硫和粉塵污染，一周內有近60人死亡，數千人患呼吸系統疾病。

⑵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
1943年美國洛杉磯市汽車排放的大量尾氣在紫外線照射下產生化學煙霧，使大量居民出現眼睛紅腫、流淚、喉痛等，死亡率大大增加。

⑶多諾拉煙霧事件：
1948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多諾拉鎮，因煉鋅廠、鋼鐵廠、硫酸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及氧化物和粉塵造成大氣嚴重污染，使5900多居民患病，事件發生的第三天有17人死亡。

⑷倫敦煙霧事件：
1952年英國倫敦由於冬季燃煤排放的煙塵和二氧化硫在濃霧中積聚不散，頭兩個星期死亡4000人，以後的兩個月內又有8000多人死亡。

⑸四日市哮喘病事件：
1961年前後日本四日市由於石油化工和工業燃燒重油排放的廢氣嚴重污染大氣，引起居民呼吸道疾病驟增，尤其是哮喘病的發病率大大提高，50歲以上的老人發病率約為8%，死亡10餘人。

⑹水俁病事件：
1953—1956年日本熊本縣水俁市因石油化工廠排放含汞廢水，人們食用被汞污染和富集了甲基汞的魚、蝦、貝類等水生生物，造成大量居民中樞神經中毒，死亡率達38%，汞中毒者達283人，其中60餘人死亡。

⑺富山痛痛病事件：
1955—1972年日本富山縣神痛川流域，因鋅、鉛冶煉廠等排放的含鎘廢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後中毒，1972年患病者達258人，死亡128人。

⑻愛知米糠油事件：
1968年日本北九州市愛知縣一帶，因食用油廠在生產米糠油時，使用多氯聯苯作脫臭工藝中的熱載體，這種毒物混入米糠油中被人食用後造成中毒，患病者超過10000人，16人死亡。

⑼博帕爾事件：
1984年設在印度中央邦博帕爾市的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農葯廠儲罐爆裂，大量劇毒甲基異氰酸酯外泄，造成至少2500多人死亡，十幾萬人受傷的慘劇。

⑽切爾諾貝利核污染事件：
1986年原蘇聯基輔地區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反應堆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泄，上萬人受到輻射傷害，直接死亡31人，13萬居民被疏散，污染范圍波及鄰國，核塵埃遍布歐洲。

㈢ 查處環境污染事故和污染糾紛時,環境監察應做好哪些工作

現場勘察清楚，了解糾紛原因及污染產生源頭，由監測部門監測斷定是否違規或違法排污，熟悉相關法律法規，做好筆錄，依據監測情況做出相應處理！！！

㈣ 環境污染涉及的侵權案例

一、據以研究的案例被告郭某系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某小區302號房屋產權人，原告張某居住於郭某樓上402號。2003年6、7月間，被告對302號房屋進行室內裝修，其間曾使用裝修塗料。同年7月28日至8月26日，原告以被被告裝修塗料揮發性氣體熏染，致頭痛頭暈無力為由，四次前往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就診，經該院診斷為「有機溶劑接觸反應」。審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到該院就診的門診病歷手冊原件一份及醫療費收據復印件十一張，其中與門診病歷手冊記載的就診時間一致的醫療費共計2631.74元。另經法院核實確認，上述醫療費收據原件由原告交所在單位用於辦理醫保報銷手續。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公民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被告所有的房屋在室內裝修過程中使用了裝修塗料，其所述辯解事項不能證明該裝修塗料不存在對周圍環境的影響。現原告經醫院診斷為「有機溶劑接觸反應」，被告不能證明原告所受損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其應當向原告承擔賠償責任。故本院對原告主張的相關醫療費損失予以支持。該醫療費中，原告自認同意扣除的部分費用，不影響本案審理，本院予以確認。對於原告主張的精神損失費，因其所受損害尚不具備構成精神賠償的條件，本院對此不予支持。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19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一、被告郭某於本判決生效後七日內賠償原告張某醫療費1940.74元。二、駁回原告張某其它訴訟請求。上訴人郭某上訴稱：原判事實認定不清，本案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在裝修過程中排放了大量有害氣體，對周圍環境造成了污染或損害。而上訴人使用的塗料立邦漆為綠色環保產品，符合國家的環境環保標准。一審判決以上訴人進行裝修使用了塗料，現不能證明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系其他原因所致為由，判令上訴人承擔責任，於法無據，要求撤銷原判、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張某答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當，同意原判。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受害人的損害應當與侵害人的行為存在因果關系。張某身體不適就醫，但造成其身體不適存在多種因素的可能，雖然其被醫院診斷為「有機溶劑接觸反應」，因診斷來源於張某的主述，不是對其不適因素的判斷，故不能以此認定張某身體不適是因郭某家裝修造成的。張某主張郭某家裝修使用塗料的揮發性氣體對其身體造成損害，證據不足。張某亦未能就郭某實施了違反環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的行為舉證證明。因此，對於張某要求郭某對其所受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綜上所述，對於郭某的上訴請求，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作出如下終審判決：一、撤銷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04）朝民初字第14534號民事判決。二、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二、本案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本案是一起室內裝修導致鄰居身體健康受損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由於此類糾紛的代表性和法律適用的復雜性，法院審理時十分謹慎。由於環境污染侵權的高度危險性、復雜性、證明因果關系的困難性，為加強對被害人的保護，環境法在環境侵權方面制定了許多不同於普通民事法律的規定，而在本案中，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於訴訟性質的准確界定，對環境侵權特殊規則的適用都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本案反映兩個問題：一是室內環境污染致使他人損害是否構成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二是室內環境污染致使他人損害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應該如何分配。（一）室內裝修致使他人損害案件的定性即此類案件應該歸為環境污染侵權訴訟？案件中是否存在環境污染侵權是適用環境法特殊規則保護被害人的前提。環境法視野中的環境是指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天然和人工改造過的自然因素的總和。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將環境分為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按照環境范圍的大小，可以把環境分為室內環境、城市環境、區域環境、全球環境等。因此，環境法中所指的環境不僅指公共環境中的生態環境，理所當然的包括公民居所中由空氣、光線、聲音等要素所構成的室內生活環境。在本案中，由於原告張某認為被告郭某的居室裝修行為存在不環保因素導致空氣污染並進而造成對其生命健康權的損害。根據《環境保護法》第41條「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可以認定，原告主張被告在裝修過程中使用劣質材料導致室內空氣污染並由此造成原告損害的行為的訴訟可以構成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訴訟。原告選擇了環境污染侵權訴訟的途徑來救濟自己的權利時，法院應當予以受理。（二）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規定的適用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應就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受理法院根據一定的規則將舉證責任在爭議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我國民事訴訟法確立的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即當事人在訴訟中誰主張待證案件事實成立，誰就對證明對象負有舉證責任。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律則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案件即屬此類。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是指原告提出的主張不由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而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包括實行過錯推定和因果關系推定。在現行的特殊侵權案件中，舉證責任倒置或適用過錯推定，或適用因果關系推走。在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審理過程中，法院根據案件性質，將要求加害人對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和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即環境污染侵權既要適用因果推定，也適用過錯推走。首先，關於環境污染侵權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生產工藝技術極其復雜的情況下，要讓無技術裝備條件的受害人舉出被告從事了何種侵權行為，其侵害行為與受害人所受損害之間有什麼樣的因果關系，以及侵害人主觀上有無故意和過失的證據，將是十分困難的。為了保證污染受害人的損害能夠得到法律的救濟，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正，我國與許多國家一樣在環境糾紛中規定了倒置的舉證規則。其中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第3項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從這兩者規定的比較來看，兩者立法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更好的保護環境污染受害人的權益。但前者之規定過於籠統，且不合於司法實踐，實際上連最激進的環境法學者也從未認為，只要原告提出被告侵權主張，被告就必須舉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侵權。實際上，環境侵權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制度通常被論說為，「在環境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被轉移到被告身上。原告只需證明有損害結果，證明可能是由被告的污染行為造成的即可，而被告必須舉出充分的證據推翻這種可能性，才可免除賠償責任」。也就是說，這種舉證責任的倒置實質上只是將一部分本應由原告承擔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被告，在原告提出表面證據，證明污染者已有污染行為或可能有污染行為時，如果被告舉不出可靠的證據來證明該污染、破壞結果不是其行為所致，法院則可認定環境污染損害與被告行為有因果關系。而並非顧名思義的全部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相比之下，後者的規定更加明確地規定了舉證責任倒置中加害人的舉證責任，更具有實際適用性。其次，關於加害人過錯的舉證。在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侵權案件中，一般而言，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即無需對加害人的過錯進行舉證。無過錯責任肇始於1838年德國頒布的《普魯士鐵路法》，亦稱為無過失責任、危險責任，其以特定危險的實現為歸責理由。換言之，即持有或經營某特定具有危險的物品、設施或活動之人，致侵害他人權益時，應就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賠償義務人對該事故的發生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在所不問。其基本思想，不是對不法行為的制裁，而在於「不幸損害」的合理分配。適用無過錯責任，可以減輕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加重加害人的舉證責任，更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從我國法律規定看，《民法通則》第124條、《環境保護法》第41條確認了環境污染侵權的無過錯責任原則。依無過錯責任原則，其構成要件有二：一是實施了環境污染行為並因此引起環境污染的危害後果。二是環境污染行為與危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自己的損害，不論加害人有無過錯，都應對其污染造成的損害後果承擔責任。從我國環境立法上看，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中，只要污染環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也不管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是否違法，都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三）加害人實施環境污染行為的舉證責任如前所述，對於環境污染致人損害賠償案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僅僅在環境污染侵權的因果關繫上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並非原告不必承擔任何舉證責任。在此類案件中，作為環境污染受害人的原告，還是需要承擔必須的基本的舉證責任，即必須證明作為加害人的被告實施了環境污染行為。從侵權民事責任構成的四要件出發，一般侵權的成立應該具備：1、加害人的違法行為；2、損害事實（加害人的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後果）；3、因果關系（違法行為和損害事實存在因果上的聯系）；4、加害人的主觀過錯。因此，一般侵權案件中，原告應該舉證對上述四要件進行證明，但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侵權案件作為特殊侵權，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無需原告對因果關系和主觀過錯進行舉證，但原告必須對前兩要件即加害人的違法行為和自己的損害事實予以舉證證明。從本案來看，原告張某認為被告郭某室內裝修存在污染行為，導致自己身體健康受損，這在定性上屬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由此，根據我國的法律規定，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即張某無需對郭某的侵權行為和自己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張某有侵權的主觀過錯進行舉證證明。但是，作為環境污染侵權的受害人的張某也必須舉證證明如下兩方面：郭某的室內裝修是環境污染行為；張某身體健康受損的事實。從本案張某的一、二審的舉證情況看，張某僅僅提供醫院的診斷證明及其醫療費證據來證明了自己的損害事實，但並沒有提供證明證明郭某的室內裝修不符合環保要求，是環境污染的違法行為。一審法院對環境污染侵權的舉證責任倒置的理解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沒有對原告張某的基本舉證責任進行審核，而不適當地加重了被告的舉證責任，強調「被告不能證明原告所受損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導致判決的錯誤。二審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之規定，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尺度進行合理把握，確認原告張某沒有提供證明證明被告郭某存在環境污染行為，從而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近些年來，由於城市建設的發展，中國各種居室環境裝修每天都在進行，而由於環保、設計等因素，導致室內環境污染糾紛發生的數量和程度已經達到空前的程度，此類訴訟在法院也是屢見不鮮。但從中國的環境司法實踐來看，處理環境糾紛的法律規定卻沒有相應地得到加強。具體表現為有關環境糾紛處理的立法不健全，缺乏環境污染糾紛處理程序、證據規則、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等明確清楚之規定，使得在眾多之環境侵權訴訟中，受害人之利益往往無法得到切實之維護。本案中法院把握了正確處理環境侵權案件的法律精神，適用環境污染侵權的特殊規則，實現了個案結果上之實質公平。但現實中，室內裝修污染問題確實比較嚴重，對裝修家庭以及相鄰的人群存在空氣污染、雜訊污染等損害，但是在訴訟中，由於空氣污染、雜訊污染等環境污染的舉證問題在現實中困難重重，尤其室內裝修造成居室以外人如鄰居等的身體健康損害，如何確認環境污染的成立？如何檢測等舉證的操作性幾乎為不可能。本案便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郭某對其房屋進行裝修，有可能由於裝修不環保，氣體揮發導致其樓上鄰居受到身體傷害，張某不是裝修房屋的主人，如何有權及時委託環境監測中心等鑒定機構進行空氣檢測，從而確認環境污染的成立？而要等到訴訟中再申請法院委託鑒定機構進行檢測，由於氣體的揮發，又很可能時過境遷，污染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因此，為了使更多的環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護，思考如何建立專門的環境民事侵權訴訟機制，完善專門的證據規則，應該值得立法者以及司法者更加關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六庭·胡建勇

㈤ 日本環境法的歷史

50年代以前，在日本主要是一些地方性的防治污染法規，如《大阪府煤煙防治條例》（1932年），《京都府煤煙防治條例》（1933年），《東京都工廠公害防治條例》（1949年），《神奈川縣企業公害防治條例》（1951年），《東京都雜訊防治條例》（1954年），《大阪府企業公害防治條例》（1954年）和《福岡縣防治公害條例》。50年代末之後，日本陸續頒布了一系列全國性法律,如《工業用水法》（1956年），《自然公園法》（1957年），《關於公用水域水質保護法》（1958年），《關於限制工廠排水等法律》（1958年），《下水道法》（1958年），《關於水洗煤炭業的法律》（1958年），《關於限制建築物採用地下水法》（1962年），《防止公害視野團體法》（1965年）和《關於整頓防衛設施環境法》。1967年頒布了《公害對策基本法》。隨後又制定了《大氣污染防治法》（1968年），《雜訊控製法》（1968年），《城市規劃法》（1968年）和《公害糾紛處理法》（1970年）。《公害對策基本法》規定了一些防治公害的重要制度但又強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被資本家歪曲利用，致使環境污染繼續惡化，國民多次舉行示威遊行。於是，1970年，日本召開了第64屆國會，制定了《防止公害事業費企業負擔法》，《關於處理與清理廢棄物品法》，《海洋污染防治法》，《關於公害損害人體健康犯罪處罰法》，《關於農業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水質污染防治法》6項新的公害法，並修改了《公害對策基本法》，《雜訊控製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道路交通法》，《自然公園法》，《毒品與劇毒品管理法》，《下水道法》和《農葯管理法》8項已有的公害法律。1970年《公害對策基本法》修正案，刪掉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協調的條款，明確規定了保護國民健康和維護其生活環境是公害對策法所要達到的目的。1971年日本國會又頒布了《環境廳設置發》，《惡臭防治法》和《關於在特定工廠整頓防治公害組織法》。1972年制定了《公害等調整委員會設置法》和《自然環境保護法》。1973年頒布了《城市綠化法》和《關於公害損害健康補償法》。此外，日本憲法中關於國民享有健康及文化生活的權利的規定也被用於環境保護，很多地方制定了地方性公害法規及嚴於國家的標准。

㈥ 環境法的體系

一、環境法的體系

（一）環境法體系的含義與分類

各種具體的環境法律法規，其立法機關、法律效力、形式、內容、目的和任務等往往各不相同，但從整體上看，又必然具有內在的協調性、統一性，組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系。而這種由有關開發、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資源的各種法律規范所共同組成的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內部協調一致的統一整體，就是所謂的環境法體系。

關於環境法體系的類型，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劃分。例如，按照國別來分，包括中國環境法和外國環境法；按照法律規范的主要功能來分，包括環境預防法、環境行政管製法和環境糾紛處理法；按照傳統法律部門來分，主要包括環境行政法、環境刑法（或稱公害罪法）、環境民法（主要是環境侵權法和環境相鄰關系法）等；按照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來分，包括國家級環境法和地方性環境法等。

（二）我國國家級環境法體系的基本內容

從法律的效力層級來看，我國的國家級環境法體系主要包括下列幾個組成部分：憲法關於保護環境資源的規定；環境保護基本法；環境資源單行法；環境標准；其他部門法中關於保護環境資源的法律規范。此外，我國締結或參加的有關保護環境資源的國際條約、國際公約也是我國環境法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l．憲法關於保護環境資源的規定

憲法關於保護環境資源的規定在整個環境法體系中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權威，是環境立法的基礎和根本依據。憲法第26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與其他公害」；第9條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等自然資源，都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於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塗除外。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用任何手段侵佔或者破壞自然資源」。

2．環境保護基本法

環境保護基本法是對環境保護方面的重大問題作出規定和調整的綜合性立法，在環境法體系中，具有僅次於憲法性規定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

我國的環境保護基本法是1989年12月26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其主要內容是：

①規定環境法的目的和任務是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與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

②規定環境保護的對象是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環境要素；

③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均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對污染或破壞環境的單位或個人有監督、檢舉和控告的權利；

④規定環境保護應當遵循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原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原則、污染者治理、開發者養護原則、公眾參與原則等基本原則；應當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三同時」制度、徵收排污費制度、排污申報登記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現場檢查制度、強制性應急措施制度等法律制度；

⑤規定防治環境污染、保護自然環境的基本要求及相應的法律義務；

⑥規定中央和地方環境管理機關的環境監督管理許可權及任務。

3．環境資源單行法

環境資源單行法是針對某一特定的環境要素或特定的環境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的專門性法律法規，具有量多面廣的特點，是環境法的主體部分，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的立法構成：

（1）土地利用規劃法：包括國土整治、城市規劃、村鎮規劃等法律法規。目前，我國已經頒布的有關法律法規主要有《城市規劃法》、《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等。

（2）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防治法：包括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雜訊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有毒化學品管理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惡臭污染防治法、振動控製法等。目前，我國已經頒布的此類單行法律法規主要有《大氣污染防治法》及其實施細則，《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實施細則，《海洋環境保護法》及其3個實施條例、《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裝置放射防護條例》等。

（3）自然資源保護法：包括土地資源保護法、礦產資源保護法、水資源保護法、森林資源保護法、草原資源保護法、漁業資源保護法等。目前，我國已經頒布的有關法律法規主要有《土地管理法》及其實施條例、《礦產資源法》及其實施細則、《水法》、《森林法》及其實施細則、《草原法》、《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水產資源繁殖保護條例》、《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土地復墾規定》、《森林防火條例》、《草原防火條例》等。

（4）自然保護法：包括野生動植物保護法、水土保持法、濕地保護法、荒漠化防治法、海岸帶保護法、綠化法以及風景名勝、自然遺跡、人文遺跡等特殊景觀保護法等。目前，我國已經頒布的有關法律法規主要有《野生動物保護法》及其實施條例、《水土保持法》及其實施細則、《自然保護區條例》、《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城市綠化條例》等。

4．環境標准

環境標準是由行政機關根據立法機關的授權而制定和頒發的，旨在控制環境污染、維護生態平衡和環境質量、保護人體健康和財產安全的各種法律性技術指標和規范的總稱。環境標准一經批准發布，各有關單位必須嚴格貫徹執行，不得擅自變更或降低。作為環境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環境標准在環境監督管理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無論是確定環境目標、制定環境規劃、監測和評價環境質量，還是制訂和實施環境法，都必須以環境標准這一「標尺」作為其基礎和依據。根據《環境保護法》和《環境保護標准管理辦法》的規定，我國的環境標准由三類兩級組成，即在類別上包括環境質量標准、污染物排放標准、環境保護基礎標准及方法標准三類，在級別上包括國家級和地方級（實際上為省級）兩級。其中，國家環境質量標准、國家污染物排放標准由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審批、頒布和廢止；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國家環境質量標准中未作規定的項目，可以制定地方環境質量標准，並報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備案；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國家污染物排放標准中未作規定的項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標准；對國家污染物排放標准中已作了規定的項目，可以制訂嚴於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標准。地方污染物排放標准須報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備案。而且凡向已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區域排放污染物的，應當執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標准。

環境質量標準是指國家為保護公民身體健康、財產安全、生存環境而制定的空氣、水等環境要素中所含污染物或其他有害因素的最高允許值。如果環境中某種污染物或有害因素的含量高於該允許限額，人體健康、財產、生態環境就會受到損害；反之，則不會產生危害。因此，環境質量標準是環境保護的目標值，也是制訂污染物排放標準的重要依據。從法律角度看，它是判斷環境是否已經受到污染、排污者是否應當承擔排除侵害、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的根據。

污染物排放標準是指為了實現環境質量標准和環境目標，結合環境特點或經濟技術條件而制定的污染源所排放污染物的最高允許限額。它作為達到環境質量標准和環境目標的最重要手段，是環境標准中最為復雜的一類標准。

環境保護基礎標準是為了在確定環境質量標准、污染物排放標准和進行其他環境保護工作中增強資料的可比性和規范化而制定的符號、准則、計算公式等。而環境保護方法標准則是關於污染物取樣、分析、測試等的標准。就其法律意義而言，環境保護基礎標准和方法標準是確認環境糾紛中爭議各方所出示的證據是否合法的根據。只有當爭議各方所出示的證據是按照環境保護方法標准所規定的采樣、分析、試驗辦法得出，並以環境保護基礎標准所規定的符號、原則、公式計算出來的數據時，才具有可靠性和與環境質量標准、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可比性，屬於合法證據；反之，即為沒有法律效力的證據。

5．其他部門法中有關保護環境資源的法律規范

在行政法、民法、刑法、經濟法、勞動法等部門法中也有一些有關保護環境資源的法律規范，其內容較為龐雜。例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5條第1款關於對故意污損國家保護的文物、名勝古跡，尚不夠刑事處分者處以200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的規定；第6款、第7款關於對破壞草坪、花卉、樹木者以及在城鎮使用音響器材，音量過大，影響周圍居民工作或休息，不聽制止者，處以50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的規定；《民法通則》第83條關於不動產相鄰關系的規定；第123條關於高度危險作業侵權的規定；第124條關於環境污染侵權的規定；《對外合作開採石油資源條例》第24條關於作業者、承包者在實施石油作業中應當保護漁業資源和其他自然資源，防止對大氣、海洋、河流、湖泊、陸地等環境的污染和損害的規定；《刑法》第六章第六節關於「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規定等，均屬於環境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環境行政處罰、環境行政訴訟、環境民事訴訟、環境刑事訴訟等也必須適用《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與這些法律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

6．我國締結或參加的有關保護環境資源的國際條約、國際公約

為了協調世界各國的環境保護活動，保護自然資源和應付日趨嚴重的氣候變暖、酸雨、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全球性環境問題，於是產生了國際環境法。它是調整國家之間在開發、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資源的活動中所產生的各種關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則、規則、規章、制度的總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46條明確規定，我國締結或參加的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國際條約，同我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除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外，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由此可以說，國際環境法是我國環境法體系的特殊組成部分，行為人也必須遵守有關規定。而我國迄今所締結或參加的有關保護環境資源的國際公約共計20多項，具體內容見本書第十六章。

二、環境法的實施

環境法的實施，就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具體運用、貫徹和落實環境法，使環境法主體之間抽象的權利、義務關系具體化的過程。通過環境法的實施，使義務人自覺地或者被迫地履行其法律義務，將人們開發、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資源的活動調整、限制在環境法所允許的范圍內，從而協調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實現環境法的目的和任務。因此，環境法的實施，是整個環境法制的關鍵環節，具有決定性的實踐意義。而環境法的實施，必須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以及「在法律適用上人人平等」的原則。

根據實施主體的不同，可以將環境法的實施分為公力實施和私力實施兩大類別。

所謂公力實施，也稱國家實施，是指國家機關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憑借國家暴力進行的環境法的實施活動，包括行政機關通過依法行使行政權對環境資源進行的監督管理，司法機關通過行使司法權進行的實施活動，檢察機關通過行使檢察權進行的實施活動以及立法機關通過對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檢察機關等遵守環境法情況的監督所進行的實施活動。其中行政機關對環境法的實施活動發揮著最為重要、最為基礎的作用，而許多國家的環境法也都明文規定設立專門的環境行政機關，由環境行政機關負責環境法的執行和實施。

所謂私力實施，也稱公民實施，是指公民個人或公民組織依據法律規定所進行的環境法的實施活動，其主要形式包括依法參與環境行政決策，依法對違反環境法的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或公民個人提起環境訴訟或進行檢舉、控告，與排污者簽訂污染防治協議，通過立法機關的民意代表對行政機關等遵守和實施環境法的活動進行監督以及針對環境犯罪、環境侵害行為實施正當防衛和其他自力救濟等。

由於公眾是環境公害的直接受害者，對環境狀況最了解、最敏感，是完善和實施環境法制的根本動力來源。因此，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國際社會與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社會公眾在環境法實施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強調維護公眾正當環境權益，特別是知情權、參與權和獲得救濟權等程序意義上的環境權，使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的公力實施與公民私力實施密切配合，以求收到良好的實施效果。例如，1992年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原則10強調：「環境問題最好是在有關市民的參與下，在有關級別上加以處理。在國家一級，每個人都應有權適當地獲得公共當局所持有的關於環境的資料，包括在其社區內的危險物質和活動的資料，並有機會參與各項決策進程。各國應通過廣泛提供資料來便於和鼓勵公眾的認識和參與，應讓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補償和補救程序」。

㈦ （環境保護法）對單位和個人義務和權利怎麼規定的

環境保護法的基本原則：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原則；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的原則；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的原則；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的原則；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的原則；依靠群眾保護環境的原則。

（1）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原則

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原則，是指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必須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從而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保護好環境，維護生態平衡，促進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有利於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了又為保護和改善環境提供必要的條件。反之，環境污染了，資源破壞了，人體健康損害了，經濟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地制約。

（2）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的原則

確立這樣的原則，是由環境污染與危害的特性決定的：環境污染一旦發生，一般在短期內難以消除，不少環境要素遭到破壞後，要恢復正常極為困難，有的甚至是不可恢復的，所以要以預防為主；環境污染引起的某些疾病，潛伏期長，不易被發現，發病以後難以根治；環境受污染和破壞後，治理和恢復的代價很高；要將環境污染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光著眼於對新污染的「防」尚不夠，還要對已有的污染與破壞採取綜合性的措施進行積極治理。

（3）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的原則

上個世紀60年代末，人們認識到，控制環境污染與破壞，必須從全局和整體上加以考慮，治本的首要辦法是「全面規劃，合理布局」。很多環境污染問題，是由於缺乏整體規劃、布局不合理造成的，布局一旦錯了，鑄成了事實，要想糾正就很不容易。現有還有一種現象，工業布局中搞地方保護，損人利己，如各地將污染工業安排在自己的下游或者主導風之外,只管自己的發展，不管別人、別的地區的死活（市交接邊界、省邊界），釀成跨地區污染糾紛，逃避監管，增加了處理難度。《環境保護法》第十二條關於環境保護規劃的制定和綜合平衡的規定、第十三條關於環境影響評價的規定、第十七條、第十八條關於自然保護區等的管理、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關於城市規劃和城鄉建設的規定等條款的內容，都體現了這一原則。

（4）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的原則

《環境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產生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單位，必須把環境保護工作納入計劃，建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採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產建設或者其他活動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對環境的污染和危害。」第二十八條關於排污單位要「依照國家規定繳納超標准排污費，並負責治理」的規定，第二十九條「對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事業單位，限期治理」的規定，都體現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第十九條關於「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等等規定。誰污染誰治理、誰開發誰保護的原則，充分體現了生產者、經營者、開發者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一致性。實行這樣的原則，有利於推動污染者治理污染，有利於籌措污染治理資金，有利於保護資源的合理開采和永續利用。現在，我們面臨的大量問題是污染者不治理、開發者不保護、破壞者不恢復。根據江西農業大學森林多種效益計量評價課題組對井岡山森林研究表明:在森林資源總效益中森林直接生產生物產品的效益僅佔9. 8 % ,而間接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卻佔90. 2 %。人們為了取得9. 8 %的資源直接生物產品效益,以犧牲90.2 %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為代價。

（5） 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的原則

《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環境保護法》第十六條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採取措施改善環境質量」。西方發達國家環境保護工作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這里有一個政府如何負責、怎麼負責、負什麼責的問題？還有一個環保部門如何定位的問題，到底應當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6）依靠群眾保護環境的原則

《環境保護法》第六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這也是我黨的群眾路線在環境保護工作上的具體體現。環境質量的好壞，關繫到所有人的生活和健康。保護環境是公民基本權利的一部分，也是人人應盡的義務。要搞好環境保護工作，光靠政府和政府的環保部門的人力和精力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廣泛發動群眾，將保護環境變成人民自覺的行動，大家齊關心、共愛護我們的生存環境,堅決與形形色色的環境違法行為作斗爭，我們的環境保護工作才大有前途、大有希望

㈧ 環境污染糾紛的處理辦法有哪些

侵權糾紛是指因侵害他人的合法民事權益所發生的糾紛，如侵害物權、人身權、知識產權、繼承權乃至於債權等。特殊侵權行為，是指由法律直接規定，在侵權責任的主體、主觀構成要件、舉證責任的分配等方面不同於一般侵權行為。應適用民法上特別責任條款的致人損害的行為。在我國民法通則中，屬於特殊侵權行為的情況都有具體的條文明確加以規定。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是因發生環境污染損害時引起的賠償責任糾紛和賠償金額糾紛。賠償責任糾紛是確定誰應承擔賠償責任而產生的爭議，賠償金額糾紛是確定負賠償責任者應賠償多少金額而產生的爭議。解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主要有以下兩種途徑，當事人可任選其中的一種。
(1)行政處理
因環境污染損害而產生的賠償糾紛，當事人可請求行政機關進行調解處理。有權對污染損害賠償糾紛進行處理的行政機關有(1)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2)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
(2)司法解決
當通過行政處理不能解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時，即當事人對行政機關就賠償糾紛所作處理決定不服時，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司法解決按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進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二款規定：「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處理；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相關政策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㈨ 環境糾紛行政處理的概念和特徵是什麼

依照中國《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二款的規定，「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處理；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此外在中國其他環境污染防治立法中也都有類似的規定。就中國國家行政機關所具有的行政處理權力的性質分析，國家行政機關處理平等主體間民事糾紛的主要方式應當有行政裁決（administrati veverdict）和行政調解（administrative intercession）這兩種。以下本書將分別論述。
1.關於環境污染糾紛的行政裁決
環境污染糾紛的行政裁決，是指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以下簡稱「環境污染處理機關」）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程序和方法，運用行政權力，對當事人因環境污染所引起的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糾紛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決定的處理方式。
由於目前在中國環境保護基本法以及環境污染防治立法中，多數均未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到底應當按照什麼方式處理環境污染糾紛，因此一般認為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可以依法行使行政裁決權來處理環境污染糾紛。
行政裁決屬於國家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concrete administrative act） ，環境行政裁決程序必須依法經當事人申請選擇才能進行。因此為了保障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環境行政裁決必須依法受到法律或者司法機關的監督。若當事人對環境行政裁決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規定的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

2.關於環境污染糾紛的行政調解
環境污染糾紛的行政調解，是指環境污染處理機關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程序和方法，以第三人的身份，居間對當事人因環境污染所引起的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糾紛進行調解，並作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調解書（reconciliation agreement）的處理方式。
目前，在環境污染糾紛處理的實踐上，由於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害怕因發動行政裁決權力處理環境污染糾紛而成為「被告」，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一般均將「行政處理」作「行政調解」解釋。上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也要求下級機關在處理環境污染糾紛時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現。
1991年11月26日，針對《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二款規定的「處理」性質不明、實踐中爭議很大（如不服處理時到底應當依照行政還是民事訴訟程序提起訴訟）的問題，國家環境保護局向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發出了「關於如何正確理解和執行《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二款的請示」。1992年1月31日，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辦公廳作出答復，稱同意國家環境保護局的意見。即「因環境污染損害引起的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屬於民事糾紛，……當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不能以作出處理決定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但是，該答復並未否認行政裁決也屬於行政處理的一種形式。而現實中這種處理的方式也呈現出多樣化，在具體實踐上有作出行政調解處理的、也有作出行政裁決處理的。在訴訟方面，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時則按照是調解處理還是裁決處理而決定具體訴訟的程序。
但是，新的立法傾向已經表明，環境污染防治立法已經開始在立法上將性質不明的「行政處理」改變為「調解處理」的字樣。例如，1995年頒布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在第71條第二款規定：「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工作的監督管理部門調解處理；調解不成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㈩ 市環保局對環境污染賠償糾紛做出處理決定，一方當事人不服該決定，能否申請行政復議為什麼

當事人復對環保機構就環制境污染糾紛作出的行政調解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而不能對行政調解要求行政復議或者以環保機構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
《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環境污染事故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部門處理，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行政復議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不服行政機關對民事糾紛作出的調解或者其他處理，依法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全國人大法工委（復字〔1992〕1號）函解釋，環境污染損害引起的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屬於民事糾紛，環保部門依據《環境保護法》的規定，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對因環境污染損害引起的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所作的處理，當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不能以作出處理決定的環保部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