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法上的侵權責任

Ⅰ 侵權責任構成要件有沒有支持三要件的文章

侵權責任構成要件，分為四要件或二要件兩種，還沒有學者提內出過三要件論點（盡管存容在三要件的構成情況）。
侵權損害賠償構成要件（4要件）：違法行為、損害後果、因果關系、主觀過錯。
其它責任形式構成要件（2要件）：違法行為、過錯行為。

Ⅱ 如何理解一般侵權責任與特殊侵權責任的區別與聯系

侵權責任分為一般侵權責任和特殊侵權責任，二者區別如下：
一、概念不同
一般侵權責任，又稱直接侵權責任，是指直接因行為人的故意或者過失侵害他人權利的不法行為和故意違背公共秩序、道德准則而加害於他人的不當行為造成他人損失而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
特殊侵權責任，是指當事人基於與自己有關的行為、物件、事件或者其他特別原因致人損害，依照民法上的特別責任條款或者民事特別法的規定應對他人的人身、財產損失所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
二、構成要件不同
（一）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
理論上講，一般侵權行為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權的侵權責任構成一般包括以下四個要件：
1、違法行為。違法行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違反法定義務、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實施的作為或者不作為。侵害人身權的違法行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違反法定義務，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實施的，以公民人身權為侵害客體的作為或者不作為。
2、損害事實。損害事實是指一定的行為致使權利主體財產權、人身權受到侵犯，並造成財產利益和非財產利益的減少或者滅失的客觀事實。這是構成這一民事責任的首要條件，只有當行為人的違法行為造成損害事實，行為人才承擔民事責任。這里的損害，從廣義上講，包括財產上的損害和人身上的損害即造成受害人在財產上或者人身上的不利益。
3、因果關系。作為構成侵害公民生命權、健康權的民事責任要件的因果關系，就是指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的前因後果的聯系，只有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這種因果關系，說明損害是由違法行為所引起的，行為人才承擔民事責任。確定因果關系就是要從客觀現象中去尋找揭示他們之間存在的不依照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聯系。
4、主觀過錯。主觀過錯是構成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權的民事責任的主觀要件。違法行為人只有在實施違法行為當時主觀存在過錯才承擔民事責任。過錯就是違法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的一種心理狀態，他分為故意和過失兩種狀態。
在訴訟上，以上四項內容必須要由提出訴訟請求的人進行舉證，當事人必須全面地論證自己的觀點。
（二）特殊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
與一般侵權責任的四個構成要件相比，特殊侵權責任只有三個構成要件，即違法行為、損害事實、因果關系，而沒有主觀過錯，即使在部分特殊侵權中要求具有主觀過錯，也是法律直接推定行為人或責任人具有主觀過錯，而無需被侵權人舉證證明，特殊侵權承擔責任的依據是法律的特別規定，詳述如下：
1、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職務侵權行為
職務侵權行為，或稱職務侵權損害行為，是指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他人合法權益並造成損害的行為。《民法通則》第121條規定：「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該項規定是我國《憲法》第41條所規定的國家賠償的具體化。最高人民法院貫徹民法通則的意見第152條對此作了進一步的明確：「國家機關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種侵權責任，在國外的立法例中多稱為「公務侵權責任。」侵權行為的行為人是國家機關或其工作人員；侵權行為系國家機關或其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所為；侵權行為違背了國家機關或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所應當的注意義務。國家機關或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適用無過錯原則歸責，受害人只須舉證證明存在侵害行為和損害事實及二者之間有因果關系，而國家機關不能證明其有免責事由的即構成侵權責任。職務侵權行為作為特殊的侵權行為，其構成要件包括：
（1）侵權行為的主體是國家機關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家機關不僅包括行政機關，還包括立法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軍事機關。受委託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或公民，也被視為國家機關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2）侵權行為的發生必須是執行公務所致。如果不是在執行職務中或是與執行職務無關的侵權行為則不適用職務侵權行為的規定。但如果法律規定有為某種預防或防止義務而不為反而參與，則認為這是與其職務有關的行為，對因此造成他人損害的，也屬於職務侵權行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非職務行為、個人行為則不構成職務侵權。
（3）須是執行職務中的不當行為。所謂不當行為，是指執行職務中違反法律規定，損害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的行為。如果依法剝奪、限制公民、法人的某些利益則不構成侵權。對違反執行職務的注意義務情況，既表現為執行職務不當或濫用職權的作為行為，也表現為應當作為而不作為的情形。
（4）必須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損失。對合法權益的損失，包括財產損失和人身損失。財產損失只限於直接財產損失，間接財產損失不在國家賠償范圍之列。人身損失主要是指對公民生命健康權和人身自由權的損害。對於單純的精神損害，國家不予賠償，但應承擔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的民事責任。
（5）不當職務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因遭受侵權行為，可要求國家賠償的范圍有：一是因行政違法行為要求的行政賠償；二是因偵查、檢察、審判、監獄管理職權的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要求的刑事賠償。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後，應當責令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或者受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對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2、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的行為
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是指產品的製造者和銷售者，因製造、銷售的產品造成他人的人身或財產損害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行為。《民法通則》第122條規定：「因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失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運輸者、倉儲者對此負有責任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有權要求賠償損失。」在《民法通則》的基礎上，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對這種侵權行為作了進一步的規定。產品缺陷造成損害的侵權行為，不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備過錯，從責任上來講，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也就是說只要產品有缺陷，對消費者或使用者具有不當危險，使其人身或財產受到損害，該產品的產銷各個環節的人，包括製造者、銷售者、運輸者、保管者等，就應承擔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構成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的要件包括：
（1）產品質量不合格。產品質量不合格即該產品存在缺陷。所謂產品，是指經過加工、製作，用於銷售的產品。缺陷則是指產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險，這種危險危及人身和財產安全，判斷危險的標准有一般標准和法定標准。一般標準是一般的消費者有權期待的安全性，法定標準是國家標准以及行業對某些產品規定的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專門標准。
（2）不合格產品造成了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的事實包括人身傷害、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等。人身傷害包括致人死亡和致人傷殘。財產損失不是缺陷產品自身的損失，而是指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損失，既包括直接損失也包括間接損失。這里所指的他人財產是指缺陷產品以外的財產，至於缺陷產品自身的損害，購買者可以根據合同法的規定要求銷售者承擔違約責任，而不是產品責任。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者，可是購買者、銷售者，也可是購買者、銷售者以外的第三人。精神損害，是指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給受害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創傷。
（3）產品缺陷與受害人的損害事實間存在因果關系。損害事實應當是由該缺陷產品所致，否則生產者或銷售者不承擔責任。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產品製造者與銷售者承擔的是連帶責任，即受害人可以向產品的生產者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產品的銷售者要求賠償。屬於產品的銷售者的責任的，產品的生產者賠償後，產品的生產者有權向產品的銷售者追償。屬於產品的生產者的責任的，產品的銷售者賠償後，產品的銷售者有權向產品的生產者追償。如果銷售者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生產者也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供貨者的，銷售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如果產品的運輸者、倉儲者對產品質量不合格負有責任的，產品生產者、銷售者在向受害者賠償後有權向運輸者、倉儲者要求賠償。
3、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
高度危險作業是指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由於人類還不能完全控制自然力量和某些物質屬性，雖以極端謹慎經營仍有可能致人損害的危險性行為。高度危險作業的侵權行為是指從事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他人損害後果的行為。侵權行為是因從事高度危險作業而引起的；侵權行為是因從事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行為；侵權行為的責任主體是從事高度危險作業的作業人。該項責任是一種典型的無過錯責任。《民法通則》第123條規定：「從事高空、高速、高壓、易燃、易爆、劇毒 、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等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行為不以作業人主觀上存在過錯為條件，其構成要件只包括：
（1）存在高度危險作業的行為。我國《民法通則》列舉的高度危險作業的范圍包括高空、高速、高壓、易燃、易爆、劇毒 、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等7項。但不局限於這7項情況，只要在性質上符合高度危險作業的概念，均可適用此種特殊侵權責任。
（2）存在損害事實。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了受害人的人身與財產損失。
（3）危險作業行為與損害事實間存在因果關系。即應當證明損害事實是由該危險作業引起。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他人人身損害的，只要存在損害事實，行為與損害結果有因果關系，行為人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即使損害是由受害人的過失或重大過失造成的，也不能免除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能夠證明損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則不承擔民事責任。從事高度危險作業必須獲得國家有關部門的特別許可。行為人非法從事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人民法院除根據民法通則第123條的規定責令其承擔民事責任外，還應當根據民法通則第134條第3款的規定予以民事制裁。
4、污染環境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
污染環境是指由於人為的原因而使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和資源發生化學、物理、生物等特徵上的不良變化，以至於影響人類健康的生產活動或生物生存的現象。污染環境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是指污染環境造成他人財產或人身損害而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行為。《民法通則》第124條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污染環境致人損害適用無過錯責任。其構成要件包括：
（1）存在污染環境的行為。人類在生產、生活中不可避免要排放一定的廢水、廢氣、廢渣，將這些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排放到大氣、水或土地中，或以雜訊、惡臭危害人們正常健康的生活行為等。
（2）該污染環境的行為必須違反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規定。並不是所有的污染環境的行為均構成侵權行為，只有違反了我國有關污染環境保護防治法規才構成侵權。如《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
（3）存在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事實。主要包括對公民財產、人身的損害，也包括對國家、集體財產的損害。
（4）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由於環境污染的特殊性，受害人因技術條件所限，往往難於證明因果關系的存在，因而我國借鑒了國外先進環境立法經驗，在司法實踐中常用因果關系推定的原則，即只要證明企業已經違法排放污染物質，受害人的人身或財產已遭受或正在遭受損害，企業又不能證明損害是由其排污行為以外的其他原因所致，即推定排污行為與損害後果間有因果關系。
5、地面施工緻人損害的侵權行為
《民法通則》第125條規定：「在公共場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繕安裝地下設施等，沒有設置明顯標志和採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施工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在公共場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施工，對在此地通行的人會造成一定的危險，如果施工人不進行特別的標志提醒，往往會使通行人遭受傷害。因此我國法律明確規定施工人未盡警示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該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有：
（1）施工工作應是在公共場所、道旁、通道等可能危及行人的場所進行。公共場所因為其特殊性，出入人員的廣泛性，在這些場合施工，具有給他人人身、財產造成危險的可能。
（2）施工人未設置明顯標志，也未採取安全措施。這與一般侵權行為不同，地面施工緻人損害的行為是一種不作為的侵權行為，施工人沒有履行法定的警示，是導致侵權行為的根本原因。
（3）有損害事實的存在。遭受損害的是他人的人身或財產，但不包括施工人員自身受到的傷害，後者應通過勞動合同或僱傭合同的法律加以調整，而不應適用特殊侵權行為法。
（4）施工人有過錯。地面施工緻人損害行為適用過錯推定責任，即除非施工人能證明其已盡法定警示義務，主觀上無過錯，否則就應認定其有過錯，應承擔民事責任。
（5）有因果關系。是說施工人未設置明顯標志也未採取安全措施的不作為，是產生損害後果的原因。
6、地上工作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
地上工作物包括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民法通則》第126條規定：「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該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
（1）須有建築物或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致人損害的行為。建築物包括與土地相連的各類人造設施，如房屋、橋梁、碼頭、隧道、廣告牌、電線桿等。擱置物、懸掛物是與建築物相連的位於高處的附屬物，如陽台上的花盆、懸掛於窗外的空調等。因這些
（2）存在損害事實。建築物及其附屬物給他人造成了人身或財產損失。
（3）建築物致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即損害後果是由建築物的倒塌、脫落或墜落造成的。
（4）建築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有過錯。建築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同樣適用過錯推定責任，即一旦發生建築物致人損害的後果，便推定其所有人或管理人有過錯，除非所有人或管理人自己舉證證明自己無過錯的，否則應承擔民事責任。
7、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
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是指因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人身或財產損害而依法由動物飼養人或保管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行為。《民法通則》第127條規定：「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由於受害人的過錯造成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擔民事責任；由於第三人的過錯造成損害的，第三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該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
（1）致害動物是飼養的動物。飼養的動物一方面是其所有人的財產，另一方面由於其可以獨立行動，有可能對他人的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動物的飼養者對自己飼養動物承擔賠償責任可以督促飼養人或管理人加強對動物的管理，防止避免損害的發生。如果不是人工飼養的動物，或人工飼養的動物已經逃逸很久，回復至野生狀態，則不適用此種特殊侵權責任。
（2）飼養動物對他人造成了損害。飼養的動物對他人的損害包括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動物的致害行為是動物基於本能而為的行為，無論是其自主加害還是受刺激加害均構成加害行為。
（3）動物的加害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應為無過錯責任，只要發生了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後果，飼養人或管理人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一方面是因為飼養人是飼養動物的獲益者，另一方面飼養人或管理人更了解其飼養動物的習性，更容易防範損害的發生。如果適用過錯責任，難免加重了受害人的注意義務，使受害人處於不合理的地位，有失公平。
8、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
在羅馬法中，家長為一家之長，家子致人損害的，由家長負絕對責任，但家長亦可將致害人交付受害人處理以免其責，家長的這一責任是基於家長權的效力產生的。近代民事立法，以家長為監督義務人，子女致人損害乃是家長監督義務的違反，由此家長應承擔賠償責任。我國《民法通則》第133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可以適當減輕他的民事責任。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不足部分，由監護人適當賠償，但單位擔任監護人的除外。」這種致害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
（1）被監護人實施了侵害行為；
（2）造成了他人人身或財產損害；
（3）侵害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
（4）被監護人與責任承擔人之間存在監護關系。
三、免責事由不同
（一）一般侵權責任的免責事由
1、正當理由
所謂正當理由，是指加害人雖實施了對受害人構成損失的行為，但其行為是正當的、合法的。
（1）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
①執行職務的許可權來自法律規定，或法律的授權。
②執行職務的行為應超過必要的限度。
（2）正當防衛行為：
①防衛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或他人的合法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
②防衛的條件是侵害行為正在實施。
③防衛的手段只能針對加害人。
④正當防衛不應超過必要的限度。
（3）緊急避險行為。
①必須有正在發生的危險，威脅到本人、他人的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
②除了採取緊急避險的方式外，沒有其他可以排除危險的方式。
③緊急避險行為不應超過必要的限度。
（4）受害人同意的行為。所謂受害人同意的行為，是指受害人事先明確表示願意自行承擔某種損害結果，而且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
①有同意承擔損害後果的意思表示。
②意思表示應採取明示的方式。
③受害人同意的損害後果，不應違背社會公共利益與法律。
④受害人的同意應當在損害發生前作出。
2、外來原因
外來原因，是指損害的發生不是被告的行為造成的，而是被告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
（1）不可抗力。
（2）受害人的過錯。
（3）第三人的過錯。
第三人過錯的特徵是：第三人是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第三人與被告之間不存在共同過錯，既無共同故意，也無共同過失；第三人的過錯可以免除或減輕原告的責任。
第三人的過錯根據其構成，又可分為：
①第三人的完全過錯。即原告的損害完全是由第三人造成的，原告與被告均無過錯。被告因此可以免責。
②第三人與原告的共同過錯。在此情況下，原告與第三人構成混合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被告的責任則被免除。
③第三人與被告共同造成損害。在此情況下，雖然被告與第三人共同造成了對原告的損害，但只是一種偶然結合的相互作用，雙方不是出於共同的故意，也非共同的過失，因此不構成共同侵權。雙方不是承擔連帶責任，被告只是可以免除因第三人行為造成的部分責任。
（二）特殊侵權責任的免責事由
特殊侵權行為的免責條件由法律規定，但各特殊侵僅行為的法定免責事由並不是完全相同的。
1、國家機關或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中侵權的免責。特殊情況下,國家機關或其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侵權時,可免其責。如罪犯判處死刑,依法執行搶決的人員。
2、產品質量侵權的免責。缺陷產品的侵權行為它既不同於自己行為致人損害的一般侵權行為，也不同於為他人行為負責的其他特殊侵權行為。對於出現下列情況之一的，則應免除其法律責任：一是不當使用，即消費者違反產品的特定用途、目的、操作方法、不按產品說明使用保管產品的，由消費者自行承擔責任。二是消費者明知產品有缺陷而購買、使用的。
3、高度危險作業侵權的免責。民法通則第123條規定，高危作業致人損害的，應適用無過錯責任，作業人不得以自己無過錯為由主張免責。從事高度危險作業的作業人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因此，受害人故意為高危作業侵權責任的免責條件。
4、污染環境侵權的免責。污染環境的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雖然無過錯責任要求行為人不得以自己沒有過錯為抗辯，但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免責條件情形，行為人可以免責。如海洋環境保護法第43條和水污染防治法第41條、第42條規定，完全由於戰爭行為、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第三人或受害人行為，且經過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的污染損害，免予承擔賠償責任。此外，訴訟時效期間的屆滿也是行為人主張抗辯的法定事由之一。
5、因地面施工引起侵權的免責。根據民法通則第125條的規定，因地面施工緻人損害侵權責任的承擔，是以施工人沒有設置明顯標志和採取安全措施為條件的。也就是說，如果施工人已設置明顯標志和採取安全措施，客觀上已盡其應有的注意義務，即可以免除責任。
6、因建築物等物件引起侵權的免責。根據民法通則第126條的規定，對建築物等物件致人損害的，如果其所有人或管理人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免除賠償責任。這一規定表明，建築物等物件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適用過錯推定原則。也就是說，當建築物等物件致人損害的事實發生後，首先推定其所有人或管理人對此有疏懈注意的過錯，建築物等物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只有舉證證明自己事實上沒有過錯，方可否定這種推定而免責，否則過錯推定即為成立。建築物等物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因不可抗力、第三人過錯、受害人過錯等事由可主張免責。
7、因飼養的動物引起侵權的免責。民法通則第127條明確規定了兩種免責事由：一是受害人過錯，即致害事實完全由受害人的過錯所造成，動物所有人或佔有人不承擔賠償責任；二是第三人過錯，即第三人因過錯引起動物致人損害，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動物所有人或佔有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8、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侵權的免責。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由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承擔替代責任，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只要監護人提出無過錯證明,就可免除其賠償責任。但是，縱如法定代理人能夠證明並未疏懈其監護職責，或已盡了相當的注意義務，而仍不免發生損害的情形，由其承擔全部責任有失公平。為此，民法通則第133條第1款還規定：「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可以減輕他的民事責任。」
9.不可抗力在一定情況下也為免責事由。不可抗力，指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它是獨立與人的行為之外，不受當事人的意志所支配的現象。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責事由之一。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災害；政府行為；社會異常事件等。由於不可抗力本身是行為人主觀上不能預見，客觀上又不可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現象，其發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當事人已盡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避免某種事件及其損害結果的發生。正因為不可抗力的發生獨立於行為人意志之外，又是行為人無法控制和避免的，如果讓行為人對這種客觀情況造成的損害後果負責，有違公平。
一般侵權責任與特殊侵權責任除以上區別外，還有如下兩個區別：
（1）承擔責任的方式不同。特殊侵權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主要為賠償損失;而一般侵權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除賠償損失外，還有如返還財產、排除妨礙、停止侵害等。
（2）適用的范圍不同。為了防止特殊侵權行為民事責任被濫用，特殊侵權只被限制在法律有明文規定的范圍內。而一般侵權行為的范圍則沒有該限制。

Ⅲ 羅馬法的形成過程和作用、影響及利弊

羅馬法
羅馬法，是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帝國所制定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羅馬法的歷史開始於東羅馬帝國時期，於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時期達到鼎盛。

體系特點

羅馬法是現今許多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所謂的「民法」就起源於羅馬法。在歐洲的大陸法系國家以及南美洲的許多國家都因為法國民法典而與羅馬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適用普通法系統的國家和地區，羅馬法的影響比較小。

羅馬法的起源是著名的十二銅表法（公元前449年）。在此之後，羅馬法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經過幾個世紀，其形成了今天許多國家的法律的基石。

例如，羅馬法提出了契約和侵權行為的不同之處。而在此之前（如古代希臘法），契約的不履行被簡單地視為一種侵權。另外，羅馬法也提出了佔有（一種事實狀態：某人擁有某種物體）與所有權（一種權利：某人可以對物體做任何行為）的區別。還有，現代的契約概念就來源於羅馬法中的合意規定。

羅馬法分為本國國民所適用的「市民法」以及使用與外國人的「萬民法」，後者就是現在的國際私法的起源。

羅馬法反映出當時羅馬帝國的現實。羅馬執政官保證了法律能夠適應一個迅速膨脹的帝國不斷變化的需求。但是，這種變化仍然是在傳統的價值體系下完成的。執政官並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過新的解釋或者修訂來解決新的問題。這種對傳統的依賴以及對變動的懷疑態度正是羅馬人的思維特點。

編纂過程

狄奧多西一世皇帝於公元438年將帝國的法律匯編成《狄奧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這部匯編只是把君士坦丁大帝（306年-337年）之後的歷任皇帝所簽署的憲令進行匯集。一個世紀後，查士丁尼大帝對大部分羅馬法進行了重新整理匯總，編纂成一部有四部分構成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又譯作「國法大全」）。該法典是羅馬法的集大成者。

第一部分為《法典》（Codex），收集了自哈德良皇帝（117年-138年）以後的各代皇帝敕令。第二部分為《學說匯纂》（Digesta或Pandectae），收集了羅馬帝政時代被賦予「解答權」的法律學者們的學說。這一部分共有50卷，費時3年，於533年完成。皇帝也同時命令編輯了一本法學入門教材《法學階梯》（Iustiniani Institutiones），這部教材非常經典，以至於到今天仍然作為法學學生的使用書籍。該書有四卷構成，旨在對學習羅馬法的學生提供一個概覽。與普通教科書不同，該書的內容被賦予了法律的效力。這部教材也是《民法大全》的第三部分。查士丁尼死後，法學家們整理其在位期間頒布的憲令，定為一編，名為《新律》（Novellae Constitutiones Justiniani）。《新律》共收有百餘條，以希臘文和拉丁文兩種文本行世，流傳至今的有152條。1583年，法國法學家丹尼斯·高第弗洛依首次使用《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來指稱包括《新律》在內的查士丁尼編纂的全部法典。

在整個編纂工程完成之後，任何對於《民法大全》的評論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

羅馬法的發展被分成三個歷史時期：羅馬王國，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第一個時期即法律訴訟（legis actiones）時期包括王國及共和國的初期。公元前3世紀羅馬法進入程式訴訟（formulas）時期。從元首制羅馬帝國早期開始，羅馬法進入了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法律認知（cognition）時期。

後世影響

在此之後的1500年間，羅馬法曾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兩度掀起熱潮，又直接成為近代資產階級法學的淵源和近現代法律的先驅，其中所體現的人人平等，公平至上的法律理念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永恆價值。英國的《權利法案》、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拿破崙法典》、《人權宣言》，包括中國的《民法通則》等都受到其影響。《民法大全》被列入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學生必讀書目之中，成為了世界上最具有影響力的法學著作之一。19世紀德國法學家耶林，說羅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頭一次以武力，再一次以宗教，末一次以法律。

Ⅳ 羅馬法的法律淵源是什麼

法律淵源也抄即法的制定形式，羅馬法從廣義上來說法律淵源可以分為四大部分：自然法（習慣法）、制定法、執政官告示和法學家解釋。
（一） 習慣法（自然法）
羅馬法的產生是由羅馬部落的產生而開始的，最初羅馬是由七個王相繼執政也即王政時期（公元前8-前6世紀），該時期主要的矛盾是階級分化和財產不平等產生的平民和貴族之間的斗爭，法律關系也即是為了調節原始氏族向階級社會過度的矛盾，同時涉及宗教儀式和氏族習慣如祭祀家長權等。羅馬第六代王對原有的根據血緣關系而調節的財產和戶口關系進行了改革，同時確立的新的權力和義務。相傳他還頒布過契約和侵權行為的法律，但沒有真實文獻可據。因此該時期主要淵源是不成文的習慣法。
（二） 制定法
狹義的制定法通常是指立法者或者立法機構頒布的一般法律，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同時存在三個名義上的立法機構：百人團民會議、部落民眾會議和平民議會。上訴三個民眾會議所制定的規制都屬於「法律（lex）」，同時元老院的決議和帝國時期皇帝的諭令也屬於羅馬制定法的淵源。

Ⅳ 羅馬法的內容是什麼

一）人法

人法是在法律上對權利和義務主體的規定，包括自然人、法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以及婚姻家庭關系等內容。

1.自然人。羅馬法上的自然人有兩種含義：一是生物學上的人，包括奴隸在內，稱霍謨（Homo）；二是法律上的人，是指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主體，稱波爾梭那（Persona）。

羅馬法規定，作為權利義務主體的自然人必須具有人格，即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

羅馬法上的人格由自由權、市民權和家庭權三種身份權構成。羅馬法規定，只有同時具備上述三種身份權的人，才能在法律上享有完全的權利能力，才屬於具備完整人格的人。上述三種身份權全部或部分喪失，人格即發生變化，羅馬法稱之為「人格減等」。喪失自由權稱人格大減等，喪失市民權稱人格中減等，喪失家族權稱人格小減等。

2.法人。羅馬法的法人分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兩種。前者以自然人的集合為成立的基礎，如地方行政機關、宗教團體、手工業行會、士兵會等；後者以財產為其成立的基礎，如慈善基金、商業基金、國庫以及「未繼承的遺產」等。

法人的成立必須具備三個條件：（1）必須以幫助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2）必須具有物質基礎，社團要達到最低法定人數（三人以上），財團須擁有一定數額的財產，數額多少沒有嚴格規定；（3）必須經過政府的批准或皇帝的特許。

3.婚姻家庭法。羅馬法規定實行一夫一妻的家長制。家長（稱家父）由輩分最高的男性擔任，在家庭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對家庭財產和所屬成員有管轄權和支配權。共和國後期，家庭制家庭關系才逐漸發生變化，家父作為家庭中的主宰，權利日益受到限制，家庭成員的地位不斷得到提高。帝國時期，法律明確規定，家父在家庭中不僅享有權利，而且負有扶養直系尊親屬和卑親屬、婚嫁子女以及立遺囑時給法定繼承人保留特留份等義務。

羅馬婚姻制度經歷了由「有夫權婚姻」向「無夫權婚姻」的演變過程。早期實行的是「有夫權婚姻」，也稱「要式婚姻」。其基本特徵是：丈夫享有特權，妻無任何權利。婚姻以家庭利益為基礎，被視為男女的終身結合，目的在於生男育女，繼血統，承祭祀。結婚方式有共食婚、買賣婚和時效婚。結婚以後，妻便脫離父家而加入夫的家族，受夫權支配，其地位「似夫之女」，身份、姓氏均依其夫。妻不忠時，夫有權將其殺死。妻的財產不論婚前或婚後所得，一律歸夫所有。未經夫的允許，妻不得獨立為法律行為。

共和國後半期，產生了「無夫權婚姻」，到帝國時期則廣泛流行。無夫權婚姻不再以家庭利益為基礎，而以男女雙方本人利益為依據。生子、繼嗣降為次要地位。這種婚姻不需要履行法定儀式，只要男女雙方同意，達到適婚年齡，即可成立。夫對妻無所謂「夫權」，妻沒有絕對服從丈夫的義務，夫妻財產各自獨立，妻的財產不論婚前婚後所得一律屬自己所有。

★★★（二）物法

物法在私法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羅馬私法的主體和核心，對後世資產階級民法影響最大。

物法由物權、繼承和債三部分構成。

1.物權。

（1）物的概念和分類。羅馬法上所說的物，范圍較廣，泛指除自由人以外存在於自然界的一切東西，凡對人有用並能滿足人所需要的東西，都稱為物。不僅包括有形物體和具有金錢價值的東西，而且包括無形的法律關系和權利，如役權、質權等。

（2）物權的概念和種類。物權是指權利人可以直接行使於物上的權利。物權的范圍和種類皆由法律規定，而不能由當事人自由創設。只有法律所規定的物權才受法律的保護。

羅馬法上的物權主要有所有權、役權、地上權、永佃權、質權等。按照物權標的物的歸屬，可分為自物權和他物權。

2.繼承。羅馬法上的繼承概念與現代的繼承概念不同，繼承是指死者人格的延續，財產繼承是附屬的。家父死後，其權利必須延續下去，他的人格就得由其繼承人繼承，既包括他的人身權利和義務，也包括財產權利和義務，即所謂「概括繼承」。

羅馬法上的遺產繼承有兩種方式，即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早期只有法定繼承，從《十二表法》起有了遺囑繼承的規定。

3.債。羅馬法將債發生的原因分為兩類：一類是合法原因，即由雙方當事人因訂立契約而引起的債；一類是違法原因，即由侵權行為而引起的債，羅馬法稱之為私犯。後來，又規定了准契約和准私犯為債發生的原因。

（1）契約。

（2）准契約。主要包括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監護和保佐、海損、共有、遺贈等。

（3）私犯。私犯也是債發生的根據。羅馬法將違法行為分為「公犯」與「私犯」兩類。公犯指危害國家的行為，犯者受刑事懲罰；私犯指侵犯他人人身或財產的行為，應負賠償責任。《優士丁尼法學階梯》所列私犯有四種，即竊盜、強盜、對物私犯和對人私犯。竊盜指竊取他人財物為己有，或竊用、竊占他人財物。強盜指以暴力非法攫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對物私犯指非法損害或破壞他人的財物，如焚毀他人房屋、殺害他人家畜等。對人私犯指加害他人的身體和損傷他人的名譽、侮辱他人人格的行為。

（4）准私犯。准私犯是指類似私犯而未列入私犯的侵權行為。如法官瀆職造成審判錯誤而使訴訟人利益受到損害的行為；自屋內向屋外拋擲物件而致人傷害；奴隸、家畜造成的對他人的侵害等，都要負賠償責任。

★★（三）訴訟

與公法和私法的劃分相適應，羅馬訴訟也分為公訴和私訴兩種。

公訴是指審理直接損害國家利益的案件；私訴是根據個人的申訴，審理有關私人利益的案件。私訴是保護私權的法律手段，相當於後世的民事訴訟。

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羅馬國家先後制定了三種私訴程序：

1.法定訴訟。法律訴訟是羅馬國家最古老的訴訟程序，盛行於共和國前期，只適用羅馬市民。

2.程式訴訟。程式訴訟是裁判官在審判實踐中創立的訴訟程序。

3.特別訴訟。特別訴訟亦稱非常訴訟，開始於羅馬帝國初期，在帝國後期成為惟一通行的訴訟制度。

Ⅵ 侵權行為的外延

侵權行為的外延，是指侵權行為這一法律概念所涵蓋的范圍。
在羅馬法上，完整的私犯的外延包括私犯和准私犯。在法國法上，侵權行為被高度概括，完整的外延包括侵權行為和准侵權行為，前者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侵權行為，後者是為他人的行為負責的行為或者為自己管領下的物件造成的損害負責的侵權行為。自德國法以來，對於准私犯、准侵權行為這些概念所包含的內容，統稱為特殊侵權行為。更重要的是，德國侵權法從違法性的角度，將侵權行為界定為違反法定義務的侵權行為，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的侵權行為以及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英美法則不從這些方面區分侵權行為的外延，而是採取界定侵權行為種類的方法界定侵權行為的范圍。德國法依受保護的利益不同，而構成主觀的要件不同；英美法上的侵權行為依其所侵害的利益，而有不同的構成要件、救濟方法和抗辯，均據此確定了侵權行為的外延。
中國《侵權責任法》第16條、第19條和第22條對中國侵權行為概念的外延作了限定，即中國侵權行為包括下述三種：（1）第16條規定的侵害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的侵權行為；（2）第19條規定的侵害財產權益的侵權行為，包括侵害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3）第22條規定的侵害其他人身權益的侵權行為，包括侵害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榮譽權以及身份權等的侵權行為。

Ⅶ 如何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

一違法性判斷標准

關於違法性的判斷標准,有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說。二者在尋求救濟的過程中側重關注的對象有所不同,導致規范效果上存在差異。

結果不法說認為,導致權利侵害結果的侵權行為自然構成違法,以權利侵害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僅在侵害行為存在阻卻事由時,才不適用該項標准。（4）此說認為損害結果與違法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結果可以視為行為的一部分。然而,結果不法說在面對日益增多的純粹間接侵害時,由於結果已不在行為過程的直接范圍內,除非法律明文規定行為人對間接侵害行為應負責,否則難以合理解釋間接侵害行為具有違法性;而且即使判斷違法性的重點落在絕對法益遭受損害的消極結果(第一次現實損害結果)上,但最後還是歸咎為導致該結果的行為,認定其具有違法性, （5）這樣就將導致違法性判斷過度泛濫。

行為不法說認為,一個行為不能僅因其有引發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即推定為具有「違法性」,除了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外,還應顧及致損行為本身。（6）換言之,判斷有無違法性,除了結果的衡量外,還須更深入積極地探究該行為有無違反社會生活上的一般注意義務。依據行為不法論,故意侵權行為可直接認定其違法性,而過失侵權則還應以行為義務違反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條件。即如果行為並不違反一般注意義務,盡管該行為與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因該行為具有「社會正當性」,因此應肯定行為的合法性。行為不法論一方面可避免違法性認定泛濫,導致社會活動自由受到過度妨礙;另一方面,則藉由是否違反一般注意義務,賦予法官依社會發展和具體情況作出從事社會活動者應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的類型和標准,賦予特定的社會類群較高的注意標准,一旦行為人被認定屬於應負一般注意義務的特殊群體,除非行為人能反證其並未違反該注意義務,否則就毋庸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而直接進入有責性階段的檢驗。此種做法較傳統做法更具有彈性,並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產生的侵權行為。

不過,這種行為不法論在邏輯上卻存在缺陷:探討行為有無違法性時,區分故意和過失侵權類型,認為故意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行為即具有違法性,將故意這個歸責要素提到違法性要素之前加以判斷,明顯地已動搖了前述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的邏輯結構。由於存在以上弊端,學者提出了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即在認定一個行為是否違法時,不是先進行故意與過失的檢測,而是在探究法規目的的基礎上,將僅落在法規所欲規范目的范圍內的行為義務違反認定為違法,從而克服了將有責性判斷前置的弊端。（7）在「法規目的說」的幫助下,違法 性出現了「相對化」,即只有在某一法律規則保護目的范圍內,該規則才能成為行為義務的基礎,違反該行為義務,才具有違法性。而行為義務的基礎是為了達成某種理想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行為人必須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定。以「行為義務」為基礎制定的法律規范,其判斷違法性的出發點不僅是行為人,還包括法律秩序。違法性的「相對化」揭示出違法性本質上是對法律規范所定行為義務的反動,是法律規范對於行為的消極評價。以相對化的行為不法為內容的違法性在西班牙等國的民法典中被認為是「絕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內容。這一思想,在義大利民法、荷蘭民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8）

結果不法說與行為不法說的爭論關繫到侵權法的體系與思考方法。（9）傳統的違法性將目光集中在絕對法益的保護,但它既起不到權利控制和篩選的作用,也不能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使得新興權益因沒有法律根據而得不到合理的救濟。因此,不妨以權益侵害為主體、輔之以行為義務的違法,構架合理的法益保護機制。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通過行為義務與法規目的兩翼,以行為人是否違反行為義務作為違法性有無的主體標准,有效克服了傳統違法性之弊端。

在界定違法性判斷標准之後,可輕松反駁否定論者的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關於違法性標准過於模糊的觀點,通過上述的論述,筆者深信學界將有必要重新檢視。當然,社會科學不可能達到如自然科學般精確;況且民商法上模糊的原則、規則也不在少數,如何單獨苛求違法性,值得反思。至於學者提出的第二點否定理由,即對於因合法行為或者不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加害人不承擔責任的問題,可理解為因其沒有違反行為義務,故不承擔賠償責任。

二「違法性」與「過錯」之關系

違法性概念源於羅馬法,經過德國普通法時期的發展,現已成為侵權行為歸責要件的組成部分。在阿奎利亞法中,它意味著故意或過失的「有責的行為」,包含了現代意義下的違法性以及有責性,並將二者混同於「iniuria」的概念中。在羅馬法上要將過錯與不法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而又沒有實際意義的事情。在耶林1867年發表《羅馬私法中的責任要素》一文之前,違法論融合了客觀不法(即權利侵害的外觀)及主觀不法(即對行為人的非難,可稱之為「完全的違法性」) ,和今天通說所采「客觀的違法性」,即將違法性與有責性看成相對立的態度截然不同。耶林認為,在權利侵害這種客觀不法(Objective Unrecht)之上,還需要加上主觀責任要素才能產生主觀不法( Subjective Unrecht) ,即將過錯概念從「完全的違法性」中抽出,使它獨立成為法律效果要件。從此,「權利侵害=客觀違法性」的公式,與作為法律效果且強調個人意思責任的「有責任」(過錯)開始區分,並成為民法學界的通說。

過錯觀念也源於羅馬法,它是以「善良家父」的注意義務為標準的。其注意指行為的「外的注意」,並沒有將關繫到責任能力有無的個人「內的注意」因素考慮在內,可見當時仍未發展出主觀過失的概念。耶林以後的過失論,在違法性與有責性各自獨立的前提下,在有責性中強調行為人的意思責任,使得過失的內容逐步走向主觀化,重視行為人「內的注意」的違反。但後來因溫特夏德(Windscheid)大力提倡以同種職業、性別、年齡、教育等「一般人」的判斷標准取代狹義的個人判斷標准,此種客觀化的過失判斷標准成為德國民法的通說。後來,烏戈爾(Unger)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善良家父」通常的注意,作為判斷有無過失的標准,確立了客觀過失論,並被當時德國民法學界奉為至理。自此,客觀化的過失概念作為有責性要素,與客觀的違法性概念彷彿又回到了羅馬法時代的起點,客觀化的過錯與結果的違法性糾纏在一起,開啟了違法性與過錯關系長期爭論的序幕。

但在現代大陸侵權法中,過錯與不法依然存在區別。德國、瑞士以及我國台灣地區侵權法中二者界分至為明顯,在法國和日本侵權法上二者也存在差異。在法國法上,賠償義務的產生取決於被告的過錯( faute) ,法國民法不但沒有使用違法性的詞語,而且認為因為使用違法性會誤導人們相信:只要不存在被視為是「絕對不正確的」權利侵犯或者法律違反就沒有過錯,從而無需就此負責。不過,即使在現代法國法也區分過錯的客觀成分與主觀成分,其中客觀成分是指對法所認可的行為標准,主觀成分是加害人的可歸責性。（10）因此,所謂法國侵權法中過錯包括不法的流行說法,實質上不過是在過錯的范疇內,通過客觀的行為標準的違反(即違法性)來判斷主觀的可歸責性。換言之,在判斷原理上,將過錯的標准與違法性的判斷,實質地加以混同,違法即為有過失。（11）之所以這樣做,固然有行為人主觀狀態難以確定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違法性與可歸責性功能不同。因為歸責不僅僅考慮被違反的法秩序的要求,同時私法還要為行為人預留一定的空間,以適應不同人群、智力水平和特殊情況的需要。此外,還應照顧主觀心態的不同在私法體繫上可歸責性的差異。讀者在這里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即既然如此,為什麼法國法一直保持在過錯的單行線上,而沒有將過錯與違法性分離呢? 這是因為法國民法長期貫徹過錯責任的一元化歸責原則,為了適應社會發展,不得不使過錯概念客觀化和擴大化, 以至於將「違法視為過失」。但隨著法國法無生物上危險責任的確立,維持這樣一個廣泛的、富有侵略性過錯概念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為了維護法律的邏輯結構, 將過錯維持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呼聲漸起,（12）以便為違法性留下作用的空間。由此可見,法國侵權法中只是將二者在過錯的范疇內分別加以界定,並非否認違法性的客觀存在。日本民法第709 條中沒有違法性的規定,但判例通過雲右門事件到大學湯事件的發展,學說也從權利侵害轉移到為違法性要件,從而肯定了其法律價值。日本有學者認為,作為從被侵害利益的側面到侵權行為責任的成立劃定界限的概念,違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有用性。（13）

就功能層面而言,雖現代侵權法中的過錯所要求的注意義務與違法性概念下的行為義務內容完全一致,但二者本身還是有區別的。具體而言,過失的成立,除了同一義務的違反外,還需要作一番考察:即與行為人處在同一具體情況下的善良管理人,或者一般人與行為人處在相同具體情況下,或者按照行為人本身通常的注意程度來判斷該義務是否客觀以及是否能期待履行;而違法性則完全採取抽象客觀的標准,完全不顧及行為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主觀狀態,而從社會發展水平、人們對法制環境需求以及法律的規范目的等角度確立違法性有無,並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獲得其正當性,使得侵權法具有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違法性與過錯雖然存在著密切聯系,但二者卻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並擔負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前者從社會法律秩序角度設定一個行為 的容許限度,後者則依據一般人的行為狀態決定是否具備可責性。認為過錯包括不法的觀點,無異於將創建社會法律秩序的任務委身於當事人的「過錯」之中,實為過錯概念所難以承受之重。

三違法性要件與立法體例

依相對化的行為不法把握違法性判斷,並依此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對於一般條款立法例和列舉式立法例而言均具有重要意義。立法體例的選擇對於違法性要件取捨並無實質的影響。

在一般條款的立法模式下,違法性判斷依然有作用的空間。首先,一般條款的體系功能在於構築請求權基礎,而侵權行為的成立與責任的承擔,依然需要規定下位的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二者在邏輯上並不必然沖突。其次,一般條款立法體例中依然需要違法性要件對權利、法律規定義務以及其他非成文法上的利益加以衡量,以達到行為自由和法益保護的精緻平衡。具體而言,在過錯責任條件下,如果缺乏違法性要件對侵權行為的保護范圍與保護水平加以調整,只要發生損害結果,同時存在過錯與因果關系而侵權行為即告成立的話,則其范圍和打擊面難免擴大,使人動輒得咎,社會自由受到限制。在無過失責任中,其構成除了事實上的合致性外,則無主觀與客觀條件加以規制,對利益的保護未免過於籠統;妥當的做法是,只有當該利益被無人過問屬於違法時,才能適用無過失責任。第三,一般條款立法例中依然會存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足以控制局面的情況,需要通過違法性的「開放的特徵」予以周到的保護。例如,對於非成文法上的作為與不作為,僅僅通過過錯恐怕難以解決問題,還應該運用違法性判斷予以協助。從比較法上看,新近採納一般條款立法例的民法典,例如《荷蘭民法典》、《希臘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等均規定了違法性。

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違法性主要的功能在於彌補列舉的不周延。如前所述,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引發侵權法的思維方式的變革,即摒棄了對權利層面的把握,而通過對行為義務的違反,使得侵權法作為民法的生長點能夠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相對化的行為違法性不僅在思維方式具有革新意義,對於傳統的列舉式立法例也具有補充完善的作用。眾所周知,列舉式的通病在於不能窮盡,而違法性要件卻有彌補列舉式不周延的機能。具體而言,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受法律保護者通常為有權利外觀的利益,但現實生活豐富多彩,具有權利外觀的法益畢竟為少數,為了保護諸多新興的法益,採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除了採納規則確定具體權利外,還通過相應的原則加以彌補規則權利的有限性。這樣的立法似乎是完美的,但原則權利畢竟是不可操作的,於是法院不惜通過判例確立「一般人格權」、「營業權」等框架權,以提供對此類法益的充分保護。但走這條道路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將諸如「營業權」等所保護的類似「純粹經濟上利益損害」皆界定為權利,似有矯枉過正之嫌;另一方面,原則權利經過無數的判例才能確立為框架權,為司法活動帶來了不確定性。若採納違法性,則其彈性機制能夠依據社會發展不斷自我更新,可全面地保護權利、法益和社會一般安全。因此,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也有必要採納違法性要件。

綜上,違法性要件能依據社會法制發展水平而不斷調整行為人的行為,從而能維系社會發展所需的法律秩序水準。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構成雖因其過於寬泛和模糊的特徵遭學者詬病,但它體現了法律思維方式上的變革:一方面能夠在受害人的救濟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 另一方面又為法官依據個案情勢,賦予社會活動者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預留了空間,能適應社會迅猛發展。因此,違法性要件實際上是一個開放性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為建立我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侵權法體系所不可或缺。

Ⅷ 侵權行為如何認定之簡析

行為人侵害人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行為。
「一般認為，侵權行為首先是一種民事過錯行為，也就是說，侵權行為破壞了法律規定的某種責任——這種責任是在法律上嚴格規定不許被破壞；侵權行為同時又是對他人造成了傷害的行為，而加害人必須對被傷害人做出賠償。」
二、、概念界定
對侵權行為的構成， 有兩種立法例：一種是羅馬法和英美法國家所採取的對每種個別的侵權行為類型分別地規定要件、效果的方式， 另一種是像法國民法第1382條那樣， 對侵權行為的要 件、效果設置一般性規定的方式（使因faute 造成損害的人負擔賠償義務） .從中國學者的論著看， 一般熱心於後者， 即採取一般抽象概括定義的方式。依前者， 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給侵權行為下一個統一的概念是不可能的； 依後者， 似乎又難達到統一的認識。出路何在？ 本文認為， 侵權行為作為一類社會現象， 必然具有其共同特性， 只要我們從各個特殊的具體的侵權行為中， 概括出其共同的東西， 給侵權行為下一個較為科學的概念， 還是可能的。
界定侵權行為概念的指導思想
一）、侵權行為概念要反映各種侵權行為的共同特徵
學者們希望能對侵權行為作出一個統一的定義。「這種定義的重心在於規范的可操作性。由於定義給出了侵權行為的識別標志及構成要件， 法官只要按照三段論的推理方法， 確定案件事實是否符合法定條件， 便可作出判決。這樣定義即成為法律實施的前提， 成了法律統一性和穩定性的化身。」 目前民法學界之所以對侵權行為構成認識不一， 形成三要件、四要件乃至五要件六要件， 正是由於他們忽視對從形形色色具體的侵權行為中去發現其普遍性的原因或根據。侵權行為盡管千差萬別， 但其共同的特點是， 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他人合法權益受到了某種行為的侵害。侵權行為人是主體， 被侵害的客體是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他人的合法權益， 主體通過各種侵權行為作用於客體之上， 成了聯系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中介。在主體、行為和客體的關系中， 客體是單一的， 主體和行為則是多重復雜的。客體的單一性為界定侵權行為的概念提供了基礎。

Ⅸ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