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購物售假共同侵權

㈠ 電商主要是做什麼的

廣義上的電復子商務制，其實指的是通過電子手段所進行的商業事務活動。狹義上指的是商業活動，而廣義上則泛指事務活動。

事務活動，其實就是利用網路電子技術，極大提升企業的經營效率或是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通過互聯網，使企業公司內部、供應商、客戶和合作夥伴之間利用電子業務共享信息，打造信息對等透明，以提高企業的生產、庫存、流通和資金等各個環節的效率。

所以廣義上的電子商務，更多是用來提振企業經營效率的，而非是直接面向於消費者端，因此廣義上的電子商務，知道的人自然就少。

如現在許多非常流行的針對企業端的SaaS軟體或者服務，如雲服務、查企業、人脈資源等等，這些就是在企業埠所做的電子商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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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的一種實現是其在傳統企業中的應用。有些傳統企業的實質性業務，正在逐步向B2B轉變，更多地以WEB方式來傳遞信息和實現網路(互聯網)上訂單，但物流方式就和之前沒啥變化。

以通用汽車為例，通用汽車建立了1個B2B電子商務網站——TradeXchange，計劃在今年年底之間，將其每年高達870億美元的采購業務完全通過該網站進行。

㈡ 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包括什麼

「非現場」購物增加「後悔權」 《消法》原第九條：消費者享有自主選擇商品或者服務的權利。 《修訂》第九條新增：對通過電話銷售、郵售、上門銷售等非固定場所的銷售方式購買的商品，消費者有權在收到商品後三十日內退回商品，並不承擔任何費用，但影響商品再次銷售的除外。 「修改」解讀 南京市消協秘書長周暉指出，現在商家的促銷手段五花八門，其中不少有誇大之嫌，導致消費者發生「沖動式消費」，而電視購物、網路購物等非現場消費方式，也讓不少消費者在「摸不著」的情況下頻頻體會「很受傷」。對於「後悔權」的設立，周暉說，後悔權起源於美國，最早出現在直銷和保險行業中，又被稱為「冷卻制度」。 「消費隱私權」首次被提及 《消法》第十四條：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其人格尊嚴、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的權利。 《修訂》第十四條新增：享有個人信息受保護的權利(本法所稱的個人信息，包括消費者的姓名、性別、年齡、職業、聯系方式、健康狀況、家庭狀況、財產狀況、消費記錄等與消費者個人及其家庭密切相關的信息。) 「修改」解讀 「不能否認的是，一些受利益驅使者將消費者的個人信息肆無忌憚地出賣給商家，已經嚴重擾亂了消費者的正常生活。」周暉表示，如今與消費者生活密切相關的諸多領域都需要填寫個人信息，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信息泄露，都會讓消費者惹上麻煩。 「雙倍賠償」將變成×倍賠償 《消法》第四十九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修訂》第四十九條修改為：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時，有欺詐、脅迫或者強制交易等行為的，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經營者要求支付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倍以內的賠償金。 「修改」解讀 「只有加強懲罰性條款的力度，才能對商家的侵權行為進行震懾。」周暉秘書長表示，根據消協的實際調解體會，最讓不法商家害怕的，就是懲罰性賠償和集團訴訟制度。因此懲罰性賠償的尺度在新《消法》中進行調整是大勢所趨。

㈢ 電視「詐騙」不在中國的法律約束之內嗎虛假的廣告害死人，誰來管。河北衛視賣全球通手機，騙人誰管啊

虛假廣告的范圍太廣了,不過也在法律約束之內,從民法到刑法都有規定的.不過虛假廣告的范圍很廣,如果具體觸犯了你的什麼利益,你可以依據法律維權的.

民事責任這塊:
《廣告法》第38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發布虛假廣告，欺騙和誤導消費者，使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由廣告主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製作、發布的，應當依法承擔連帶責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不能提供廣告主的真實姓名，地址的，應當承擔全部民事責任。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在虛假廣告中向消費者推薦商品或者服務，使消費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連帶責任。」主要包括：
1.虛假廣告具有誤導性、欺騙性、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權益，是一種侵權行為，必須承擔侵權民事責任。但關於民事責任的方式：則應依據實際情況而定，依據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的大小，廣告內容的欺騙性、誤導性的程度、侵權後果、損害的大小綜合而定。 2.虛假廣告的經營者，發布者明知是虛假的廣告，仍設計製作、發布、對受害的消費者而言，他們是共同的侵權人，消費者可以向業主追索損失，也可直接向經營者和發布者追索損失、經營者和發布者應當共同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
3.在虛假廣告中廣告主、經營者、發布者的連帶責任是最基本的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但當廣告經營者、發布者不能提供廣告主真實名稱、地址時，廣告主無以查找，為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廣告主應承擔的責任由廣告經營者、發布者承擔，而且是全部責任。
4.一些社會團體、組織熱衷於推薦商品，以此牟利、假冒偽劣 虛假廣告
商品的經營者投其所好，騙取推薦，蒙騙消費者。為了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廣告法》對社會團體或者其它組織推薦商品或者服務的民事責任，也作了相應的規定，在虛假廣告中推薦的商品或服務，使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的民事責任。5.民事責任的方式依據《民法通則》及相關法律的規定主要有：繼續履行、損害賠償、支付違約金、適用定金罰則、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報酬等，消費者應依具體情況依法選擇一種或幾種方式行使請求權。
對於虛假廣告行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考量，一是作為一種確定性的要約邀請，合同相對人（消費者）可以選擇按照合同違約來追究虛假廣告的民事責任，《廣告法》作為特別法有規定的，適用《廣告法》的規定，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二是虛假廣告作為一種侵權行為，消費者也可以按照民法理論，適用《民法通則》來追究廣告發布者、經營者或者製作者的相關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這塊:
發布虛假廣告本質上說是弄虛作假，故意隱瞞事實，騙取消費者的錢財，當騙取的錢財達到一定數額時，情節嚴重的行為則構成了虛假廣告罪，如果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發布虛假廣告情節嚴重或發布虛假廣告生產和銷售偽劣商品情節嚴重的一般仍依法受到從重處罰。

㈣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㈤ 網路廣告面臨著哪些法律問題及如何解決

您好，網路廣告中存在的法律問題

由於網路廣告是一個新事物，很多方面缺乏規定，一方面，網路廣告在實質上和傳統的廣告別無二致，但另一方面，依照現行的有關法律又難以對之進行適當的調整和規范。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在理論界和實踐部門還沒有統一的觀點，國際上也提出了不同的對策，這些問題主要不是技術上的，而是法律上的，先行的網路廣告的特徵、規則與傳統法律制度的交叉和沖突是主要原因。在網路廣告的法律問題中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網上傳播的多樣性導致清晰區分單純的信息傳播與廣告具有一定的難度。盡管《廣告法》已有清楚的定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對廣告與信息、宣傳、事實、表揚文章等的區分，本身就存在著難度，加上網上傳播方式的多樣性，在網上交易信息往往又與廣告信息混合或並行進行，在一條信息中可以混雜有或隱含有廣告的成分。這種以非廣告形式或手段但包含廣告內容的宣傳，就是隱性廣告。

我國廣告法規定廣告應當具有廣告標記，使廣告具有可識別性，與其他非廣告信息相區別，不得使消費者產生誤解。廣告應當具有可識別性，應當有廣告標記也使國外、境外通行的做法。例如《歐洲共和體關於電視廣告的統一規定》第13條中明確規定，「為避免廣告與節目混淆不清，不僅要對廣告加上明顯的標志，還必須同節目的圖像、伴音分離。」《國際商會廣告行為准則》第11條規定，「任何廣告不管使形式或使用的媒介，都必須是清晰可辯的；當一則廣告在含有新聞或文章的媒介上發布時，它應該輕而易舉地被人做是廣告。」英國廣告活動准則關於廣告標志的規定是：「廣告的涉及和表達應使人一目瞭然就知道為廣告，而不需要認真研究後才能辨別，」巴西廣告自律守則第六節關於廣告的識別中規定：「任何廣告不管是形式還是其使用的媒介，都必須清晰地表明其特徵，」澳門廣告法第5條規定：「廣告信息不論在其傳播時使用任何工具，應該可清楚地作廣告的識別。在傳統的媒介上出現的隱性廣告比較容易識別，而網際網路上的隱性廣告很難區別。有人說網上有一種不可忽略的力量是信息的全面影響。某些信息從某種程序上已經廣告化了。比如看到一個旅遊景點的報道，你也可以說它是廣告，因為在事實上它在推廣那個景點。

隱性廣告的主要表現形式有：

（1）網路新聞發布的廣告。盡管學術界對此有爭論，但廣告在網路新聞中存在著，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除ISP、ICP在事實上炒新聞以外，還有知名度較高的ZD-NEWS等專業網站。由於這類網站擁有特定的閱覽群體，專業化程度較高，能與其保持一定的關系是企業所希望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網路新聞與網路廣告的界限。

（2）BBS上發布廣告，主要以論壇討論問題的形式出現。商業網站在主要上開辟專業論壇，討論企業產品與服務的性能、質量、功能之類的問題，經常可以發現企業「使托」現象。廣告主以網民的名義故意在論壇上提論題，討論一番，以兜售自己。

（3）聯合品牌網站發布廣告，即幾家廣告客戶與網站結合為合作夥伴，通過網站提供商品信息，如制葯商甲，希望向心臟病患者推出新葯，並收集病人與醫生交談的資料，於是與某知名網站乙合作，建立了一個有關心臟病的網站，提供病例、數據、預防措施，治療器械等各方面的信息。關心健康的瀏覽者蜂擁而至，紛紛索取該公司的小冊子。並願意接受乙所作的有關心臟病市場調查。媒介權威用「商業化信息」或「品牌新聞」之類的名詞來詮釋。而理論界友人認為這種廣告形式把客觀信息與促銷信息混為一體。要加以限制。

二、 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發布者定位問題模糊不清，從而導致在法律責任的認定上出現困難。在傳統煤體廣告環境下，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發布者區分是清晰的，但是在網路環境下，三者的區分日益模糊，經營網路運營的ISP和提供信息服務的ICP他們既擁有傳統煤體的傳播平台，同時也集廣告代理、製作和發布於一身，在這種情形下，使我們無法用現行法律的概念和規則去理解和規范網路環境下的三種角色。另外，企業自由設立主頁或站點進行自我宣傳，任何登陸某一站點，發布廣告或類似的宣傳信息，對此如何管理是面臨的新課題。

三、網路廣告發布主體和渠道的多樣性，廣告發布地域無邊界等特點使廣告管理困難，引起管轄權問題。傳統廣告由於製作和發布廣告的主體有限，發布的空間或地獄有限，無論是對廣告內的管制，還是對許可或登記均可以實現。而對於網路廣告而言，不僅存在難以計算的發布主體和渠道，而且不分地獄界限的限制，這使得網路廣告的管理在某中程度上難以完全實現。基於網路的超地獄性，它還導致法律適用和行政管理權的沖突。傳統廣告由於受國界的限制，一般由國內法管轄，即使發布跨國廣告，也是或由本國或由他國法律管轄，一般不會發生法律適用沖突問題。而網路廣告則不同，從客觀上看，由於網路廣告可能涉及多個國家，無法將其分割為幾個部分，又由於各國立法的差異，使洋法律使用上出現困難。有的廣告主、發布者故意利用各國的差異，利用網路的超地域性，規避一國法律，違法發布某些網路廣告。

四、網路廣告不正當競爭行為引起的法律問題。法學意義上的概念是指兩個以上的生產經營者，以謀取有利的生存發展環境和盡量多的利潤為目的，以其他厲害關系為對手，所進行的各種商業性行為；不正當競爭行為是指在市場交易中經營者出於競爭目的，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或公認的商業道德，所從事的有損於其他競爭者或消費者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應追究其法律責任的行為。網路廣告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有以下幾種：

（一）、網路誘餌廣告

所謂誘餌廣告，指的是經營者對實際上不能進行交易的商品作出廣告，或者對商品數量、日期有顯著限制二在廣告中未予明示，以此引誘顧客前來購買，並鼓動顧客購買其廣告商品之外的商品廣告。因此作為誘餌商標，通常包括以下幾種情形：1、商家實際上不能銷售廣告中的商品；2、商家實際上根本不想銷售廣告上的商品；3、廣告中的產品或者服務在供應量、期限或者相對交易人等方面有所限制，但是廣告中故意不做出說明。在這幾種情況下，商家的實際目的不在於銷售廣告中的商品或者服務，而只是希望藉此機會將顧客引誘到他的商店或網站，然後通過各種手段、說服顧客買其他產品或服務，或者利用某些顧客的善良心態，軟硬兼施，迫使顧客購買他本來並不想購買的其他商品或者服務。這類廣告在傳統廣告中也存在，但在網路廣告總表現的更為頻繁，其影響范圍也更為廣泛。根據2000年6月25日星期一，北京電視一台的《晚間新聞》報道，美國為了打擊網上詐騙活動，聯邦貿易委員會專門設立一個網站將詐騙性網站鏈接，輸入到其資料庫中。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600家詐騙性網站被輸入到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資料庫中。

（二）、網路廣告價格紊亂

1997年中國網路廣告剛起步的時候，雖然網路廣告主局限於幾大工廠廠商，但可以供選擇的媒體數量有限，所以基本出於供求平衡的局面。風險投資商對中國市場的廣泛切入導致最近兩年來，從ICP模式贏取網路廣告媒體網站大量增加，而市場對網路廣告的宣傳與舒服工作卻越來越急於功利。這種情況反倒讓廣告主產生了疑惑，很多廣告主對投放網路廣告並不懷疑，但實在無法從五花八門的網站和頻道中選擇有利於自己的組合。這種「供過於求」的現狀導致了價格的混亂。目前無論一個ICP的站點是否知名，在定價時候都保持了很好的默契，但是各個ICP的銷售人員為了能拉住客戶，增加業務量，在談判的時候各顯神通，價格折扣是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業內人士稱，即使你們的價格已經幾重摺扣不能再低，客戶卻認為可能還有降低的空間。據調查在1999年達成的網路廣告交易中最高的CPM水平曾達到900元人民幣（幅面較大），而已468 60標准尺寸出現的一個網幅廣告，甚至可以以6至10元人民幣的CPM銷量，兩者的相差近一百倍。這樣畸形價格差距讓廣告主滿腹疑惑，並在情理之中。這一系列原因造成了網路媒體價格的不穩定，嚴重偏離價值規律，表現在法律上就形成了惡性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三）、用網路關鍵字、詞廣告來進行不正當競爭

在網路廣告的類型中，我們介紹了網路關鍵字、詞網路廣告的特點。埋沒技術是關鍵詞檢索功能所必需的；雖然行為人用其謀取不正當利益，但是技術本身卻是無可厚非的，只是有一些人不正當的利用此項技術。所以埋沒行為有正當和不正當之分，其本質區別在於謀求的利益是否正當。

網路關鍵字、詞廣告可能涉及對馳名企業的商標及其他標志的特殊法律保護問題，馳名商標是指在國內、國際市場上享有較高的知名度，較高信譽為相當范圍消費者所熟知的商標。目前，對馳名商標給市場擴大保護是世界性的潮流。特別是19993年底烏拉圭回合結束後達成的世貿組織協定中《與貿易有關的只是產權協議》（簡稱Trips協議），對馳名商標的保護最為突出。1996年8月我國頒布了《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停行規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標局對我國的馳名商標負責認定和進行管理。這些規定實施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隨著近幾年來馳名商標網上侵權糾紛的屢屢發生，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適用何種法律已成為迫不及待的課題。

與上面相對應的就是網路關鍵字、詞廣告埋沒他人未注冊的馳名商標的，如何適用法律？

不論是對上述馳名商標或企業的埋沒，還是對他人未注冊的馳名商標的埋沒，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都存在著「客觀上使消費者誤以為埋沒行為人與馳名的商標或其他標識的所有人只間存在著某種關系」。但如果沒有這個客觀事實，在網路廣告種埋沒他人馳名商標的，應如何處理？這是反商標淡化行為。

所謂「淡化（dilution）」是指對他人馳名商標的使用雖然不會導致混淆何消費者誤認，但是減損了馳名商標的知名度，削弱了馳名商標的顯著特徵何廣告宣傳價值，有可能導致消費者不再將馳名商標與特定的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聯系起來。比如說「羅西尼」這個馳名商標，如果市場出現了「 羅西尼」汽車，「羅西尼」電視機，「羅西尼」礦泉水，「羅西尼」巧克力等產品，可以說過不了幾年也就沒有人將「羅西尼」商標與「羅西尼」手錶的商標的所有人聯系起來了。網路關鍵字、詞廣告是「淡化」行為的一種較為典型的形式。長期的「淡化」行為甚至使一個馳名商標變成通用名稱。比如「樂凱」與「柯達」競爭：「柯達」想整「樂凱」，它弄一個國內的出版公司或者收買國內的文人，在寫書時特別是統編教材；解釋樂凱是什麼時，寫成「樂凱」是膠卷的別稱。以後別人上商店去買膠卷可以說成買一卷「樂凱」，買「柯達」牌「樂凱」，逐漸地「樂凱」的商標「淡化」了。這種網路關鍵字、詞廣告中的不當埋沒行為，客觀上極有可能達成「淡化」他人馳名商標的結果，而且，利用網路的技術特點此行為造成影響的傳播更便捷，另外，網路關鍵字、詞廣告中埋沒的內容還可能是著名虛構人物，著名企業家或上市公司的簡稱。在對提供的產品或服務造成或可能造成混淆的行為，也有可能被認定為不正當行為。

（四）、鏈接（Hyperlink）技術進行不正當競爭。利用超鏈接可以跳過他人站點的主頁，直接訪問站點的重要內容或者將他人頁面的內容作為自己頁面的一部分，用戶也將因而不能接觸他人站點、主頁上的廣告，從而造成他人的經濟損失，這樣還可以引誘用戶閱讀自己主頁上的廣告。

（五）、通過抄襲剽竊進行不正當競爭。這主要是剽竊、抄襲他人網站的設計思想、主頁的排版布局、網頁內容。這類抄襲固然有原封不動的照搬照抄，但更常見的是類似於近似商標的行為，僅做小的修改，使瀏覽者誤以為此網站為彼網站，以提高點擊率，進行不正當競爭。

（六）、網路有獎銷售廣告的法律問題

有獎銷售廣告，是指經營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附帶性的向購買者提供物品、金錢或者其他經濟上的利益的行為。包括獎勵所有購買者的附贈式的有獎銷售和獎勵部分購買者的中獎式有獎銷售。

網路廣告發展到今天，通過獎勵的方式以達到和提高預期的廣告效果的方式還是司空見慣的。

在國外，在線奢侈品零售商Ashford在聖誕期間的促銷活動之一是，凡在該網站商購買價值500美元以上的手錶，就可以獲得一隻Montblanc牌簽字筆，。這一活動總投資不到100萬美元，輕易地收回了投資。該網站還成功地舉辦了一次鑽石抽獎活動，准備了一塊價值1000萬美元，達15克拉的鑽石。任何訪問者經過注冊均可參加抽獎，在網站內購物可以獲得自動注冊的優惠；據了解，該網路公司推出的有獎活動，一等獎是一居室現房加上裝修，價值使20萬元左右；二等獎使「吃一輩子白米」，以五十年計算，一天一斤白米總值約2至3萬元；又如某綜合網站為了提高訪問量吸引更多的廣告主，每天向訪問者出一道簡單的問題，猜對的訪問者每月通過抽獎即可獲得一部國產汽車或免收某房地產公司按揭首期款8萬元人民幣。這類網路廣告的形式是常見的。在此類情形中，網主通過網站訪問人數、廣告電擊率等獲得商業利益，而網民無須向此網站支付任何費用。這種形式也易導致惡性競爭，使網路公司都在魚類上進行競爭，必將導致網頁內容的下降，既損害了網民的利益，又擾亂了競爭秩序。

四、虛假廣告

所謂虛假廣告，指的是廣告主利用虛構的事實進行廣告，以騙取消費者對其產品或者服務的信任，從而稱為購買其商品或者服務的潛在顧客。例如，其房地產網站的廣告介紹說，某居住小區的地理位置如何如何好，北臨某商業文化中心，南接某大道，西靠文化大城，多路公交車經過。而實際上該小區離這些地方還有一大段距離。再例如，某網站上登出了著名演員鞏俐想希望小學捐獻口服液的廣告也是子無虛有的虛假廣告。

五、欺詐性廣告

所謂欺詐性廣告指的是廣告主以騙取他人錢財為目的而刊登的廣告。它和虛假廣告的區別就在於，虛假廣告發廣告主不是想直接騙取他人的錢財，而只是想擴大自己產品的知名度，從而吸引更多的潛在用戶；而欺詐性廣告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直接騙取他人的錢財。例如北京泰可絲網路信息服務有限公司設立了一家「中國財稅信息網」。網站的宣傳材料上說「中國財稅信息網」的建立，得到了國務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領導的大力支持，並且將國務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信息中心等單位列為顧問單位。網站欺詐性的廣告行為工騙取了1，200多用戶高達331萬元的所謂信息服務費。

六、濫用名人肖像廣告。借用名人尤其是影視明星和政界名流的名聲來擴大企業的影響，似乎是一種時尚，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名人都是老百姓家喻戶曉的，至少是許多人都聽說過。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說，具有教強的親和力，容易被百姓接受，因而容易產生較好的宣傳效果。但是將名人的肖像用於企業的商業廣告宣傳，應當事先取得他們的同意，否則就是非法使用，侵害他們的肖像權。目前有些網站尤其是個別中小型網站，他們一方面迫切希望擴大自己的影響，以產生豐厚的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於是不經過名人的同意，擅自通過各種途徑獲得名人肖像，通過掃描並加以處理，當作成自己網站的網頁或宣傳動畫，以對自己進行宣傳，擴大自己的影響。
對網路廣告中法律問題的建議與對策

一、解決「隱性廣告行為」的思路

網路與傳統媒體的最大區別是其互動性。消費者對傳統媒體廣告是被動接受的，在這一點上與網路廣告是不同的，由於網路廣告的這種互動性的存在，造就了網路環境的虛擬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互動性、虛擬性也就是網路環境的價值所在。所以有人把它的這一特性叫做「反媒體性」。如果用傳統媒體的辦法來規制網路廣告行為，特別是對「隱性廣告行為」將有可能無意中扼殺或限制了網路的互動性，這對網路事業的發展是不利的。這是因為，消費者的觀念還是停留在現實的生活環境中，當他們進入了網路虛擬環境時仍不知覺。這時，由於網路環境的互動性，給他一種客觀真實的感覺，而實際上虛擬的畢竟還是虛擬的，並不是現實，所以採用一律禁止這種「隱性廣告」的做法來規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會有利於消費者辨認，但是並沒有使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原因是，造成消費者容易對客觀信息與促銷信息相混淆的因素有兩個方面的。一是網路環境中的互動性和虛擬性所形成的客觀上的確，二是消費者的確觀念還停留在「現實中」，並沒有意識到已進入了不得虛擬世界所形成的消費者主觀上的。後者的作用要比前者大。我們並不是要淡化法律規范對「網路隱性廣告行為」的規制，而是要考慮網路廣告的特殊性，針對「網路隱性廣告行為」的監管要適當放寬。

從主觀角度去改變消費者對網路環境的觀念，用放寬的方式來從客觀上規制行為，是解決「網路隱性廣告行為」的兩個途徑。

二、解決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廣告發布者的定位及職責問題

我國現行的是1995年實行的《廣告法》，制定之初主要是針對以傳統的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傳播的商業廣告。根據該法第二條規定，廣告主，是指為推銷商品或提供服務，自行或委託他人設計、製作、發布廣告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廣告經營者，是指受委託提供廣告設計、製作、代理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廣告發布者，是指為廣告主或者廣告主委託的廣告經營者發布廣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經濟組織。依照這樣的規定，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的界定以及他們的職責顯而易見也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對於網路廣告來說就不適合了。因此應制定一個網路廣告的暫行管理辦法，要有一個資格認證，要確立一個經營網路廣告的確市場准入條件，按照有關的規定，嚴格規范網路廣告內容。傳統廣告行為主體之所以要清晰明確的定位，不允許媒介及新聞出版機構承辦廣告業務，重要的原因是為防止這些單位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活動中的優勢產生不正當競爭，以保證廣告活動健康有序的發展。而在網路環境中標，可以說人人都可以發布廣告，也就是可以說發布廣告的便利對所有人來說是一樣的，這時再嚴格區別廣告的確發布者和廣告的確經營者的意義也就相對淡化了不得。將網路廣告活動中的確各個主體資格的認定要有所調整以適應網路環境。因為，沒有理由用廣告法去禁止廣告主利用自己的網站去宣傳自己。這種恰當的確宣傳行為既無害於國家、消費者，又不會損害競爭者的利益而且還有利於廣告主自身。禁止的確結果將使網路環境壓制這種技術採用。這樣做沒有必要，也不應該。但對於在網上發布廣告的確行為要管理，其內容應當是規范的確內容。按現行廣告法的規定將整個廣告活動分為不同競爭的部門，由專門機構來完成，對網路廣告來講非常困難，一方面在技術上如果要對所有廣告都進行管理和限制，廣告的監督管理機關根本應付不來往，另一方面由於網路廣告的確數量大，要對廣告信息處理進行確認和登記是不現實的。

由此，業內人士建議，全國可以在國家工商局建立一個網路廣告自動「報備」系統。只要是授權發布廣告的確，用特殊的確標記貼在廣告上，然後在案發布的同時自動地傳到這個中心自動「報備」。沒有「報備」都可以認為是沒有經過批準的，無資格經營的，但「報備」不等於說是「審批」。「報備」是一種資格認定，或是追究你的一種備案。

㈥ 於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關的案例

一、 消費者汽車維保 4S店使用拼裝機油案

【案例簡介】

溫嶺市工商局執法人員對某汽車服務有限公司進行現場檢查，現場發現該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在部分保養、維修車輛的實際更換機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況下，未告知客戶機油使用量的真實情況，而以整瓶結算費用，多餘的機油則被回收、拼裝成整瓶後重新入庫按新品予以再次銷售。

【案例點評】

本案中，當事人在實際更換機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況下，本應按實際機油使用量與消費者結算費用，卻未告知消費者真實信息，並以整瓶的機油使用量為單位向消費者收取費用，實屬謊報用工用料的違法行為，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二、 「千足金」金不足 消費投訴「一賠三」

【案例簡介】

2014年4月份，消費者陳女士在台州臨海某珠寶店花了4908元，購買了一副千足金手鏈，事後卻發現其購買的是足金首飾，而不是千足金首飾。與店家協商不成後，陳女士向臨海市12315中心投訴。經法定機構檢測，鑒定結果成色是足金、黃金含量為99.00%，而不是含量為99.9%的千足金。

【案例點評】

該案中珠寶店虛假宣傳、以次充好的銷售行為屬於典型的消費欺詐行為，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公平交易權，誤導了消費者的購買意向，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對該消費欺詐行為，按照「新消法」退一賠三規定，加大懲罰性賠償力度；啟動「訴轉案」，以行政剛性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三、 全省首例違反新消法 侵害個人信息案

【案例簡介】

2014年3月17日，杭州市工商局執法人員在對杭州某家裝公司經營場地進行現場檢查時發現，現場有部分樓盤業主名單。

進一步調查發現：當事人為了推廣公司的家裝業務，提高公司業績，該公司業務員從市場圈內朋友處收集了已銷售某樓盤部分業主名單，名單內容包括業主姓名、所買樓層號碼、聯系電話等，且當事人所得業主名單信息均未經業主同意或授權。

【案例點評】

當前消費者個人信息被濫用現象日益嚴重，侵犯消費者個人信息行為時有發生。案件中當事人在未經消費者同意或授權的情況下，通過不正當的方式收集業主名單信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屬經營者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

四、 串通設計師給回扣 櫥櫃企業受處罰案

【案例簡介】

2014年4月，金華市工商局在開展家裝服務和家居建材商品領域消費者權益保護專項行動中，發現市區某從事櫥櫃銷售的傢具用品店通過串通設計公司的設計師誘導消費，以達到拓展市場份額目的。

【案例點評】

案例中部分家裝企業在經營中通過串通設計公司的設計師，採用財物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商品，以達到拓展市場份額目的，通過設計師開展誘導消費，直接影響了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和購物成本。此類現象一度成為了家裝服務行業的潛規則。

五、 微信虛假促銷 水果店受處罰案

【案例簡介】

2014年12月紹興某水果連鎖零售企業為吸引人氣，通過微信平台等宣傳方式，發布「瘋狂車厘子」廣告，其內容稱只要任何人完成「下載活動APP客戶端、點擊我要分享、積滿29個贊」，就可以優惠價格購買該種黑色櫻桃。

廣告吸引參與者上萬人，然而完成「集贊換禮」三個步驟的消費者到該公司總店，欲以承諾優惠價格購買櫻桃時，被告知必須購買充值一定金額的預付卡作為購買前提。

【案例點評】

微信廣告、微信朋友圈銷售商品是一個新興事物。「集贊換禮」則是一種向不特定人群發布的懸賞廣告。

依據《合同法》第十五條規定商業廣告等為要約邀請，商業廣告的內容符合要約規定的，視為要約，經營者在履行過程通過隱瞞事實和隱藏設置條件誘使消費者訂立合同的行為，構成合同違法行為，理應依法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