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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高檢對強拆侵權

發布時間:2021-04-29 18:39:30

A. 最高檢查院有無司法解釋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以下稱《決議》),該《決議》作了的兩個最主要決定:一是凡關於法律、法令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解釋或用法令加以規定;二是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下稱高法)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稱高檢)進行解釋。「兩高」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或決定。這是現代司法解釋最早產生的依據。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司法解釋也變得越來越活躍,除了大量以「批復」、「函」等形式出現的個案解釋外,司法機關越來越經常性地脫離具體個案進行全面、系統而抽象的解釋。1984年兩高聯合發布的《關於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則可視為這種變化的一個初步體現。同年高法還發布了《關於貫徹執行<民事訴訟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分管轄、訴訟參加人、調解、證據、強制措施、起訴與受理、普通程序、簡易程序、特別程序等13部分,計82條。
《決議》已相距今天有23年了,其規定十分明確,目前為止也沒有任何歧義之處。

B. 最高人民檢察院與最高人民法院在哪個方面解釋不一致

兩高司法解釋不一致,導致司法解釋相互打架的現象時有發生。1995年2月28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2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懲治違反公司法犯罪的決定》,該決定是我國刑事立法對國家工作人員與企業職工犯罪區分的重要轉折,它的出台使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概念和范圍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觀點分歧較大,突出表現在1995年最高檢和最高院對《決定》分別做出的司法解釋上。

一、1995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關於辦理公司、企業人員受賄、侵佔和挪用公司、企業資金犯罪案件適用法律的幾個問題的通知》

規定所謂「國家工作人員」是指:1、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即在國家各級權力機關、各級行政機關、各級司法機關和軍隊工作的人員、2、在國家各類事業機構中工作的人員;3、國有企業中的管理工作人員;4、公司、企業中由政府主管部門任命或者委派的管理人員;5、國有企業委派到參股、合營公司、企業中行使管理職能的人員;6、其他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

二、1995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於辦理違反公司法受賄、侵佔、挪用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該解釋第四條規定,「根據《決定》第十二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實施《決定》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處罰。《決定》第十二條所說的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在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公司、企業中行使管理職權,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員,包括受國有公司、國有企業委派或者聘請,作為國有公司、國有企業代表,在中外合資、合作、股份制公司、企業中,行使管理職權,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員。」

三、通過比較,這兩個司法解釋之間的沖突表現在:

1、高檢的解釋淡化身份,強調管理職能,採納的是「公務論」;高法的解釋強調身份特徵,採納的是「身份論」。

2、在界定的方法上,高檢的解釋與以往的立法、司法解釋相似,高法的解釋以「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作為認定的標准,這突破了以往沿用的按照人員所屬單位性質和所從事的工作是否具有公務性的特徵作為認定標準的習慣做法,提出了一種新的界定方法。

3、高檢的「公務論」雖然基本體現了國家工作人員的本質特徵,但「公務」的概念缺乏明確的界定,不利於司法實踐的操作;高法的「身份論」界定的范圍雖然明確,但沒有說明身份的具體含義,陷入了以國家工作人員的概念解釋同一概念的循環論證誤區,也沒有明確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與國家幹部編制的關系。

C. 最高法、最高檢關乾股權侵佔是否構成職務侵佔罪的批復

您好,最高法、最高檢未聯合公布該批復,以下內容為:
公安部經偵局關於對非法佔有他人股權是否構成職務侵佔罪問題的工作意見
2005年6月24日

近年來,許多地方公安機關就公司股東之間或者被委託人採用非法手段侵佔股權,是否涉嫌職務侵佔罪問題請示我局。對此問題,我局多次召開座談會並分別徵求了高檢、高法及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等有關部門的意見。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書面答復我局:對於公司股東之間或者被委託人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司股東股權的行為,如果能夠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則可對其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司管理中的股東股權的行為以職務侵佔罪論處。

現予網上公布,供各地公安機關辦理類似案件時借鑒參考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D. 最高檢發布6起正當防衛不捕不訴典型案例分別是什麼

最高檢發布6起正當防衛不捕不訴典型案例分別是甘肅省涇川縣王某民正當防衛不批捕案河北省辛集市耿某華正當防衛不批捕案江西省宜春市高某波正當防衛不起訴案湖北省京山市余某正當防衛不起訴案安徽省樅陽縣周某某正當防衛不起訴案湖南省寧鄉市文某豐正當防衛不起訴案

6起案例突出的重點各有側重,案件起因多元,既涉及故意傷害、強奸、非法侵入住宅等,也涉及道路行車糾紛、暴力拆遷、傳銷等多發或備受社會關注的情形。

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表示,這批典型案例的發布有助於司法工作人員進一步更新司法理念,提升司法能力,強化司法擔當,更精準地適用正當防衛制度,實現法、理、情有機統一。

此外也回應了社會關切,進一步弘揚了「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法治精神。檢察機關提示,公民要堅持權利和義務的統一,不能濫用法律賦予的正當防衛權利,遇到不法侵害,具備條件的還應優先選擇報警等方式解決矛盾、防範侵害,盡可能理性平和解決爭端。

(4)高法高檢對強拆侵權擴展閱讀:

據介紹,近年來,傳銷犯罪仍處於多發狀態,從2019年數據看,全國檢察機關起訴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9683人,位於所辦理的刑事犯罪數第30位,略低於故意殺人罪。

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表示,非法傳銷往往伴隨著對公民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嚴重侵害,容易滋生黑惡勢力違法犯罪,防衛人往往力量對比明顯失衡,面對不法侵害如不採取防衛行為將可能遭受嚴重侵害。

對於伴隨嚴重暴力的傳銷犯罪,一方面要依法嚴厲打擊以震懾犯罪,遏制傳銷犯罪的蔓延;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案例和普法宣傳,支持遭受傳銷組織不法侵害特別是暴力傷害的公民進行自救自衛。

E. 最新高檢高法司法部關於行政處罰後又發現刑事犯罪應當處理的意見

司法部主要是司法行政這一塊(因為司法部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的一個部門),像司法教育、文化、司法考試、律師協會等都歸司法部管轄;最高院、最高檢都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最高人民法院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主要負責審判方面的司法實務工作及對法律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是國家最高檢察機關,是國家專門監督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另外,司法部是國務院所屬部門,部長由國務委員會會議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則都是由5年一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F. 強拆賠償問題

政府違法強拆需賠償的又一起經典案例,北京的!

行政強拆及賠償問題備受社會關注也頗受詬病。2018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第三巡迴法庭對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居民許水雲房屋被強拆一案進行再審,對申請人許水雲提出的包括房屋、停產停業損失、物品損失在內的三項行政賠償請求進行了當庭宣判。最高法糾正了一審只按拆除時的市場價格進行賠償的判決,確認賠償應按現在市場價格為基準;糾正了二審按徵收拆遷補償程序解決賠償問題的判決,確認應通過強拆違法責任予以賠償。該判決存在幾個亮點,明確宣示了:違法強拆不能僅「補償」還需賠償;產權人因行政機關侵權所得到的賠償不能低於依合法徵收程序應得到的補償;停產停業損失屬於「直接損失」范疇權益。
負責審理該案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迴法庭耿寶建法官認為:「最高法院在這個案子當中就很明確,就是要賠償,不能夠讓他再回到補償的這個老路上去,導致當事人一個是補償不到位,而且,他不信任政府,不信任法律。為什麼?就是合法違法都一樣,這個後果非常的嚴重,這個案子其實發出一個非常清楚的信號,你就必須嚴格的按照法律程序,如果你違法,你就必須要承擔不利的後果,這個案子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法院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裁判。」最高法通過對《國家賠償法》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創新性綜合適用,進行了全新、大膽的裁判,對行政強拆賠償樹立了標志性判決,為因拆遷補償引發的眾多糾紛提供了積極指導。
日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秉承最高法上述判決精神,對北京市海淀區溫泉鎮政府強制拆除引發的行政申訴案件進行了審理。該案上訴人是北京桑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6月1日,溫泉鎮政府以違建為由強行拆除上訴人的設施農業項目建築,而涉案建築在2012年得到了溫泉鎮政府的行政審批而得以建設的。上訴人對鎮政府拆除行為不服,向海淀區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要求確認溫泉鎮政府拆除行為違法,要求確認溫泉鎮政府違法強拆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北京市高院作出1405號判決,駁回上訴,維持撤銷海淀區政府行政復議決定的一審判決;並判令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的行政復議決定,應當決定北京市海淀區溫泉鎮人民政府賠償北京桑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建築物損失、室內財物損失及青苗損失,並確定相應賠償金數額。該案判決具有以下典型意義:
(一)針對政府機作出「兜圈子」、「打太極」乃至錯誤的行政復議決定,法院可以限縮其行政爭議判斷權,甚至直接(強制)「幫助」政府作出決定。北京市高院判決宣示了,對錯誤的行政復議決定,法院不但可以針對行政復議決定作出判決,還可以針對行政復議請求進行指引和判定。
(二)清晰地詮釋了行政訴訟中行政機關應承擔「舉證不利」責任具體內容是,行政機關違法強拆導致財物損失的後果是可以以原告提供的證據作為賠償依據。
(三)清晰地詮釋了違法建設裡面存放的機器設備、種植物等財產所有權不容侵犯。此類財產獨立於違法建築,其合法性不依附於涉案建築的合法性,無論涉案建築是否為違法建設,當事人對其依舊擁有所有權,均應受法律保護。
從上訴人北京桑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畢縮啟處了解到:圍繞此案歷經3次行政復議決定、3次一審和2次二審,本次判決是第2次北京市高院二審。此案案情並不復雜,但海淀區政府在處理行政爭議中,未正確行使判斷權,三次「隨意」作出復議決定,致使簡單明晰的行政復議請求演變成多輪司法空轉。因為區政府判斷權的隨意性,使得海淀區溫泉鎮鎮長張洪雨在北京市四中院主持的調解中,對上訴人提出各項賠償均予以否決,包括被埋財物、被毀種植物等。北京市高院作出的1405號判決充分地發揮了上級法院的審判監督職能,代表了行政法審理獨立、不受干擾的司法獨立精神,對北京市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具有良好的警示和積極促進意義。

G. 高法的司法解釋與高檢的司法解釋不一致時,如何選擇處理方案

實踐中存在這種情況,實踐的操作一般是,案子在檢察院手裡時,依照最高檢的,在法院時,依照最高法的(也就說,最高檢和最高法的司法解釋原則上只對他們內部有效)。 解決這個問題一般有兩種方式: 1,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統一有沖突的問題。 2,由當事機關坐下來談,最後達成統一的司法解釋。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新刑訴法修改以後,最高檢和最高法都作了司法解釋,但是有的內容是相互沖突的,以致在實踐中雙方相互指責,無法統一意見。後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牽頭,聯系刑訴法涉及到的6個當事機關,眾機關經過相互協商,於在1998年1月19日發布了刑訴法領域盡人皆知的《六機關規定》,全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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