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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侵權法的理性人的標准

發布時間:2021-04-01 03:42:43

㈠ 人的理性行為分哪三個層次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又譯作「理性行動理論」,是由美國學者菲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茲(Ajzen)於1975年提出的,主要用於分析態度如何有意識地影響個體行為,關注基於認知信息的態度形成過程,其基本假設是認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為前會綜合各種信息來考慮自身行為的意義和後果。

㈡ 1987年,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如何理解(人民版必修二P126)

(2019·孝感)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說:「在經濟領導的問題上,他們在全世界同我們競爭得非常激烈……同二戰結束的時候相比,美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材料中的挑戰是指西歐和日本的崛起。
(2019·隨州)19世紀後期,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實現了富國強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很快從戰爭的廢墟中恢復並發展起來。日本兩次崛起的共同原因是積極因時變革。
(2018·鄂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情況有,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經濟持續高速發展。
(2017·孝感)20世紀50年代中期,日本進入經濟高速發展階段,1987年,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戰後,教育經費在政府的財政預算中所佔比重超過20%,名列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之首。90年代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成年人受過大學教育。工程師在人口中的比例居世界之首。」該材料反映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是:重視教育,注重人才培養。
(2015·孝感)二戰後,日本和聯邦德國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其共同原因是重視教育與科學技術。
(2014·黃石)二戰後,日本經濟崛起的原因主要有:
①日本進行社會改革
②美國對日本的扶持
③朝鮮戰爭對日本經濟的刺激
④日本政府制定適當的經濟政策
⑤確立「科技立國」的政策
(2013·孝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開始實行九年免費義務教育。1957年,日本政府提出《科學技術振興教育方案》;1958年改革中小學課程;60年代開始產、學、研、相結合。這說明「二戰」後日本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的發展。
(2010·鄂州)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後,一直在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出現了軍國主義復活的現象。軍國主義的本質就是侵略,軍國主義是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日本存在軍國主義復活的社會土壤。

㈢ 美國1787年憲法是理性的精神妥協體現在什麼地方

美國1787年憲法也是「充滿了理性精神的妥協」,這種妥協主要表現在大州與小州之間、中--央和各州之間、北方與南方各州之間。正是這些妥協推動了英美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

㈣ 請給一些有關英美法中判決先例拘束原則的資料

根本上,是英美經驗主義的傳統和法官神聖的情結.下文摘自gongfa.com
普通法系,尉旨以英國普通法為主要基礎的-類國家及地區的法律制度的總稱,其中以英國和美國的法律制度最具代表性。普通法系又稱英美法系、英吉利法系、海洋法系和判例法系。普通法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是判例法傳統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第一節 英國法的獨特道路
在西方的諺語中,有"條條大路通羅馬"一說,除中國外,羅馬曾經是古代世界的-個中心,羅馬法不僅在古代世界盛行-千餘年,而且成為近現代大陸法系(包括中國現代法制)的基礎。然而,中世紀的英國法卻走上了獨立於歐洲大陸的發展道路,隨著英國的崛起,英國普通法在整個世界法制史上獨樹-幟,並以頑強的傳統力量發展至今,形成以判例法為主要法律形式的世界性普通法系。
一、英國法的形成和發展
不列顛島的土著居民是凱爾特人。公元前1世紀,羅馬帝國征服此地,統治達4個世紀,但僅有少數沿海城市受羅馬控制,其他地區的凱爾特人仍保留其氏族制度。①公元5至6世紀,日耳曼民族向羅馬帝國境內進行民族大遷徙。居住在北德意志易北河附近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和萊茵河附近的裘特人,先後入侵不列顛,建立起幾個部族國家。盎格魯·撒克遜人帶來的是屬於本部族的日耳曼習慣法。即使有一些制定法,也均是習慣法的記載。總地來說,法律分散,因地而異。到了公元9世紀,威塞克斯王國用武力征月陰池幾個部族國家,在不列顛島上形成了統-的英吉利王國,但法律的分散狀態仍沒有改變。1066年,法蘭西大封建主--諾曼底威廉公爵帶領諾曼人征服英國。諾曼人的入侵,完成了英國封建化過程。當時,英國的法律制度很混亂,國王通過發布敕令,建立王室法院,並派遣法官到各地巡迴審判。巡迴法官辦案時除依據國王的詔書、敕令外,主要依據各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習慣法。巡迴審判後,法官定期集中在中央機關所在地威斯特敏斯特討論和辯論一些案例和法律觀點,綜合彼此依據的習慣和法律,在以後的巡迴審判中加以運用。巡迴法官在審案時按國王的意志統-解釋和適用各地的習慣法,由此逐漸形成一種在全國通用的習慣法,被稱作普通法。②這種習慣法是法官通過判決所宣布的,存在於判決中,其表現形式是判例。公元12世紀後期,亨利二世進行司法改革,規定:某些最嚴重的刑事案件統歸王室法院受理:允許騎士、市民和自由農民直接向王室法院訴訟,無需經過領主法院:將原有的巡迴審判確定為-種司法制度;建立陪審制,取消決斗、神明裁判等。亨利二世的改革,確立了普通法的地位。普通法的特點包括:(1)普通法的基本內容是傳統的習慣規則,它是經過長期實踐逐漸豐富和發展起來的。(2)普通法的規則為普通法院所認可,是普通法院判案的依據。(3)普通法是由普通法院通過司法逐步發展起來的,普通法院在司法活動中對淘汰、廢棄、發展習慣法規則起著重要和積極的作用。(4)普通法的規則是通過判例體現出來的,法官在作判決時把習慣法規則加以整理和篩選,然後精確地表述出來。①英國自公元14世紀以後,經濟發展迅速。這時,普通法的基本原則已經定型且系統化,因而呈觀出保守性。許多案件,或被普通法院拒絕,或被判決不公。為了從法律上救濟這些當事人,國王授權大法官以"國王良心的保護人"的身份,審理案件。大法官按"公平、正義"即"衡平"原則判案,也逐漸形成-套法律體系,稱衡平法。⑧衡平法主要採用-些羅馬法、教會法和商法的原則,彌補普通法的不足,但其表現形式也是判例。英國於公元13世紀建立國會。15-16世紀後,隨著國會地位的逐步提高,國會的立法活動日益頻繁,制定法不斷增多。此外,教會法通過教會法院的審判活動,以及教會法原則對普通法的滲透,也影響英國法的發展。公元17世紀起,英國政治日益腐敗,並利用天主教會壓制人民,由此激起資產階級革命。從1640年至1688年,資產階級以國會為陣地與國王展開了反復、激烈的斗爭。經過內戰、查理-世(1625-1649年)的被處決、克倫威爾的獨裁統治(-1658年)、王朝復辟、1688年的妥協,君主立憲制在英國建立。資本主義陛質的法律體系也逐步形成。不過,法律形式依然是封建時期的普通怯、衡平法和制定法,法律內容則通過司法解釋或新的立法,逐漸向資本主義性質過渡。
從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歐洲法典編纂運動的積極響應者,英國著名法學家邊沁於1776年發表了《政府論》,1789年又發表了《道德與立法原理總論》。他用功利主義標准衡量英國當時的法律,指責英國法的古老和不完善以及保守主義,全力鼓吹通過立法改革英國的法律,並極力創導法典編纂。1832年英國國會頒布《改革法》,開始大規模清除各個法律領域的中世紀殘渣,促進了資產階級法制的進-步發展。邊沁的影響從19世紀-直存留到今天,導致了英國判例法的部分制定法化。但是,英國判例法所具有的強大活力,妨礙了判例法全盤法典化的實現。19世紀末以來,隨著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干預的加強,制定法的數量急劇增加,使判例法的地位有所降低,但判例法依然是英國法的基礎。
二、英國法獨立於羅馬法之外發展的原因
公元1世紀至5世紀,羅馬軍隊曾征服並佔領不列顛,但當地凱爾特人的抵觸晴緒和民族矛盾限制了羅馬法的滲入。在歐洲大陸復興羅馬法的時期,羅馬法的影響進入英國, 16世紀在英國興起的衡平法和商法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羅馬法。但是,羅馬法對英國的影響是在普通法的基6出上發生的,它沒有大到足以改變英國法獨立發展的方向。當時的英國之所以沒有像西歐大陸國家一樣"接受"羅馬法,主要是英國與西歐大陸國家在歷史背景上存在著重要的差別。
首先,與西歐大陸各國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狀態不同,英國自諾曼征服後,就開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全國統一適用的法律--普通法幾乎和全國性的王室法院--晉通法法院同時出現。自成體系的普通法的存在,使英國不像西歐大陸國家那樣存在著"接受"羅馬法的急迫性。普通法院的法官是在英國特有的普通法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到了16世紀,盡管普通法本身趨於保守,但這些普通法院的法官已自然形成了-種社會力量。由於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傳統信念,他們頑地堅持普通法傳統。普通法的既有地位和普通法院法官的守舊思想,致使在羅馬法復興的浪潮企圖越過英吉利海峽這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天然屏障而沖擊英國法時,顯得為時過遲且軟弱無力。16世紀法國的羅馬法學家赫特曼受聘為英王的法律顧問,並在英國講學,曾與英國法學家科克展開了長達30餘年之久的論戰,結果普通法聲威大振,羅馬法卻在英國屢屢受挫。①因而,當西歐大陸割據紛紛"接受"羅馬法時,英國仍能保持自己的法律傳統。
其次,在17世紀同專制王權的斗爭中,普通法成了議會政黨手中的強大武器。由於普通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某種韌性,它的繁瑣的和形式主義的技術,使它能夠頑強地抵制來自王權的壓迫。自那時起,英國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護公民的權利,對抗專制權力的肆虐。普通法的一些原則,成為英國不成文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普通法院的法官逐步傾向於與英王進行斗爭的國會-邊時,英國法傳統勢力的排他性就更為強大了。第三,西歐大陸各國的法院,-般地說,在一開始對所有訴訟都有管轄,漢,也不受令狀和訴訟形式的限制,因而它們可以較容易地接受羅馬法。但英國的普通法法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處理地方法院案件之外的特殊案件的法院,同時每-類案件又都各有自己特殊的訴訟程序,這些因素都阻礙了英國對羅馬法的"接受"。以後,在普通法法院事實上已發展成為具有-般管轄權的法院後,它的機械的復雜的程序仍是-今嚴重的障礙。
第二節英國的普通法傳統
一、英國普通法的傳統特色

英國普通法是英國中世紀普通法院法官通過司法判例創立和發展起來的法律,普通法的傳統通過遵循先例原則、判例法主導性、判例法方法和訴訟救濟中心主義表現出來。

普通法是法官通過司法判例創立和發展起來的法律,這意味著普通法是與作為先例的司法判例相聯系的。-般意義上的先例是指,可以用來作為後來事件或案件範例或規則的先前事例,或者可用於支持或證明某些相似情況或行為的先前事例。人類行為學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都有尊重甚至迷戀本民族傳統的傾向。因此,特定社會中的人們在處理問題時往往參照前人的解決辦法,是十分自然的。同時,各民族都有尊重和崇拜權威的自然傾向,因而,在處理相似的情況時,普通人常常仿效具有較高權威的做法,也是極自然的。這兩種行為傾向在司法上貝慷現為,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參考先前的司法判決,下級法院常常遵循上級法院的司法判決。可以說,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司法審判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司法先例的影響。

但是,英國的司法先例卻是-種有直接拘束力的法律,也就是說,對於司法先例,法官在審案時不只是參考和可以遵循,而是必須遵循;先例不只是示範的模式,而是對後來案件具有拘束力的判例。這就是英國的所謂"遵循先例" (stare decisis)規則。②

在英國,(1)上議院的判決是有拘束力的先例,其他所有法院都必須遵守,並且,直至撮近,它對上議院本身也有拘束力;(2)上訴法院的判決對於除上議院以外,包括自身在內的所有法院都是有拘束力的先例;(3)高等法院所作的判決,對郡法院有約束力,它通常也被高等法院的不同分院智和正直就是要高度重視他們的判決的原因。"②英國的法律人士-般都反對任何法典化的企圖,他們或是辯稱時間還未成熟,或是認為法典化的程序過分刻板,勢必妨礙英國普通法隨經驗而成長的精神。時至今日,制定法在英國的比例已大大增加,實際作用也大大提高,但這些變遷並不能動搖判例法的基礎地位,對判例法的先天寵愛之隋仍蘊藏於人們深層的法律觀念里,蘊藏於英國深層的法律文化中。判例法方法是"遵循先例"規則的自然演化。判例法方法是法官從涉及相同事實的案例中歸納出法律原則,並盡量巧妙地適用於後來的案例。"英國法律是成文的判例法,它和法典法的唯一不同之處,只在於它是用不同的方法寫成的。"③"遵循先例"規則導致了適用判例法的一系列技巧。"英國法學家應區別判決的必要根據即判決的'決定理由'與'附帶意見'即法官所述對判決並非絕對必要。'決定的理由'構成判例規范,今後應予遵守。反之'附帶意見'的內容則無這種權威,其價值僅僅是說服性的……"④這種"決定理由"和"附帶意見"又都和案件的具體事實交織在-起,養成了英國法官和法學家的獨特的法律思維方式,他們習慣於運用分析、比較具體事實來處理案件,習慣於通過歸納推理的思維方式,從具體事實和具體規則中歸納、抽象出-般的原則和制度。英國的著名法學家梅因曾經說過,英國法是在"程序的縫隙中滲透出來的",可以說,英國普通法是作為切實解決各種爭訟的一整套方法而產生的,奉行訴訟救濟中心主義。在英國,總是從司法救濟方法的有無來看待實體法的權利,程序優先得到推崇。凡按一套清楚公正的程序得出的審判結果,必須看作為公正結論。英國中世紀普通法院審理案件,是根據國王的令狀開始的,這種令狀決定訴訟方式和司法救濟方法,而沒有司法救濟的方法,也就沒有權利。為了補充普通法院的不足,產生了衡平法院,並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給予司法救濟。但是,如果衡平法院沒有司法救濟的方法,那些在普通法院沒有得到司法救濟而向衡平法院求援的人也就依然沒有權利。盡管19世紀已廢除了這種訴訟方式,但由於這-歷史的傳統,直到現在,普通法系的法學家仍然從司法救濟的有無來看待實體法的權利。"程序優先於權利"的原則一直是英國普通法的根基之-。

二、英國普通法的生命力

普通法具有歷史性。普通法是源於11世紀以來的數百年間英格蘭法院判例所累積產生的法律規范。判例在歷史上的反復適用、不斷說理與自證,使普通法產生了極強的生命力。普通法具有某種超然性,它被西方學者譽為"人類完善理性的自然表達","在英國人眼裡,從法是情理這個觀念引出某種符合傳統的法的超國家或更確切地說非國家性質的意識。"①普通法中法與法律相區別的觀念,使普通法本身具有-種近似於"自然法"的天然魅力。普通法具有開放性。一方面,普通法的一個固有原則就是在所謂的"殖民地開拓地區"推行普通法。隨著英帝國勢力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普通法推行到美洲、亞洲、非洲和澳洲的許多地方,這樣就形成了世界性的普通法系。另一方面,雖然英國普通法被虛構為固定並根植於中世紀英國的慣例上,但它並非靜止的。事實上,它是根據英國社會的政策需要和價值而不斷進慚口演變的。"普通法還具有統一性。"Common Law這兩個詞一般在使用時是無標簽的。人《門不願把普通法看成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它是'各英語國家的共同遺產',作為共同遺產,要求它起羅馬法直到編纂法典時代在歐洲大陸起過的作用。"普通法原本是中世紀英國為統一英國司法權而力圖普遍推行於整個英國的統一習慣法,而普通法的發展及普通法系的形成,則使普通法發展成為各英語國家牙口地區的統一法。在普通法系內,英國法院的判例被視為最正宗的普通法,常常得到優先適用。此外,"普通法系內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院常互相參考、援引法系內其他國家的判例法,而英倫普通法就是把這些不同國家的法制連接在一起的因素。"普通法的統一性,集中地表現在普通法的傳統特色為普通法適用地區所共有,這包括遵循先例規則、判例法方法和訴訟中心主義等。

普通法的統一性,還表現為普通法的基本原則為普通法適用地區所共有,這包括:(1)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均為允許; (2)任何人的利益因判決而受到損害時,應得到公正的聆訊;(3)在民事法中,受到損害的人應得賠償。普通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涉及到公、私法領域的許多方面,普通法的上述基本原則,保證了普通法的各項具體制度在各個普通法適用地區趨於一致。

英聯邦的存在,對於加強普通法系國家之間的聯系和維護普通法的統-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英聯邦的30多個成員中,絕大多數屬於普通法系,並在整個普通法系中占絕大多數。自1931年英聯邦成立以來,在審判程序上取消了對英國樞密院的上訴,但仍有一些國家保留了這種做法。此》卜盡管英國上議院和高等法院的判決在英聯邦成員國的法院中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拘束力了,但仍具有說服力。
英國判例集,即判例的匯編,是由第三者將法庭審理案件的經過寫成的報告匯集而成的,它與判例的拘束力之間存在著-種互為表裡的關系。英國判例集的發展經歷了中世紀的《年鑒》時代、16~19世紀的私人報導者時代和19世紀後期開始的真正判例集時代。1863年,英國為改革判例集成立了一個由22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設立了一個由律師協會、律師理事會、律師學院代表人員組成的具有法人資格的"判例集編纂委員會"。從1865年起,以"任何法院的判例集非經英國判例集編纂委員會認可不得出版"為名,開始刊行判例集,判例集出版、發行的混亂狀況得到改變。到20世紀初,判例匯編已達1800卷,並且以每年10卷的速度增加。判例集中輯錄的是那些作為新的先例的判決。原則上,上議院75%的判決予以公布,上訴法院25%的判決予以公布,高等法院10%的判決予以公布。不被公布的法院判決事實上已不具有先例拘束力了。第三節 美國對英國法的繼承

17世紀初,美國開始了殖民時期。當時各殖民地之間接觸很少,英國對它們的控制也較松。由於那時殖民地居民在實際生活中迫切需要法律,又鑒於英國普通法的復雜、保守,存在著普通法繼受方面的許多困難,因此,大多數殖民地都制定了具有最低限度必要規則的法律,英國法不過是填補其缺欠的次要法源。18世紀後,隨著英國對殖民地統治的加強及在殖民地熟悉英國法的人數增加,英國法在北美殖民地的影響顯著增長。18世紀中期,美國爆發獨立運動,美國人以英國普通法為武器進行了斗爭,1774年的《權利宣言和怨由陳情書》就是公開主張美國人在普通法上權利的文件。隨著美國獨立,美國法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法律,其後,幾經曲折,至19世紀,終於確立了普通法傳統。

直至19世紀中葉以前,在美國明顯存在著英國普通法和法典編纂的兩種傾向。19世紀中期在紐約州圍繞法典編纂所展開的激烈爭論就集中體現了英國法與大陸法傳統之間的沖突。當時,紐約州憲法規定要起草"成文的、系統的法典"。律師菲爾德作為法典編纂派的代表,堅決主張法典編纂,認為法典能使法律具有固定性、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反對法官像英國那樣成為立法者。美國律師公會會長卡特則領導了反對法典編纂的一派,他認為,調整人們行為的規則來自習慣,判例只表明公眾對社會習慣的認可,因而法官只是發現法律而不是立法,相反,法典編纂會妨礙法律的成長。這兩種傾向的斗爭,以普通怯傳統-方取得而而告終,美國在整體上確立了普通怯傳統(除路易斯安納州)。
雖然英美兩國均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但就判例法的主導性地位而言,美國不及英國。英國是普通法系判例法的發源地,長期堅守判例法傳統,判例法的主導性地位不曾受到來自製定法的有力沖擊。美國雖以判例法為基礎,但建國初期就顯示出比英國更加重視制定法的傾向,在後來的發展中也出現過歐陸式法典或法規取代判例法的傾向。19世紀末以來,美國的制定法遠比英國多得多,作用也越來越重要。雖然,美國全盤繼承了英國的普通法傳統,但美國對待判例法的態度與英國並不完全相同。在美國,盡管某-轄區內的下級法院認為要受上級法院或最高法院判例的約束,但各州的最高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早期有錯誤的判例,或過時的判例,均採取了比英國法院較為靈活的態度,認為法官可以背離或者推翻講判例。甚至美國的各中級上訴法院大多也行使這樣的權力。它們主要以理由不充分、先前法院對判決的誤解以及與新建立的社會倫理道德觀不符等理由,大膽推翻不適當的先例。同時,各級法院的法官,對忽視約束性的先例,普遍擁有較廣泛的權力。
對於遵循先例原則之運用,英國-般認為判決理由可經由正式的法律程序下予以明確的原則來形成,或在判決意見中將法官的附帶意見區分開來,並認為判決理由應以相對狹義的形式存在,即不得逾越確切的議題與實質的案件事實的范圍;美國則認為判決理由必須是先前判決的實質理由,並不贊成判決理由只能以相對狹義形式存在的主張。英國法官在考慮判決或解釋制定法條文時,習慣於綜合許多與該案有關的判例,以形成-個綜合所得的判決理由;美國法官則有時僅在列出幾個權威性的判例後,直接從可成立的實質理由來考慮其判決。英國法院的判決中較少出現不同意見,美國法院判決中較多出現表達不同意見或少數意見的情況。
在英國,有統-嚴格等級的法院體系,下級法院有尊重上級法院的義務,這就為"遵循先例"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而"遵循先例"是英國判例法能維持穩定性和統一性而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英國自然將背離判例的特別決定權賦予了享有最高司法權威的上議院和上訴法院,上議院和上訴法院則嚴格地控制"遵循先例"的例外情況,以保證英國判例法的穩定運行。
而在美國,聯邦與各州同時存在自成-體的法院體系。聯邦法院系統有聯邦最高法院、聯邦上訴法院和聯邦地方法院。各州的法院系統相當復雜,大體可分為州最高法院、州上訴法院和州地方法院三類。這種法院體系的雙軌制使美國的判例法變得極為復雜,由於不同系統的法院之間不存在嚴格統一的等級制度,嚴格的"遵循先例"規則就無法實行,各級法院均有可能推翻"先例"或將其置之-旁。
照此情形,若無嚴格的規定約束,美國的判例法便失去了它的生存條件。但在事實上,美國的法官基本上還是"遵循先例"的。美國極其明智地借鑒來法典化的優點,利用成文憲法來限制"遵循先例"的例外情況。也就是說,無論是聯邦法院的法官,還是州法院的法官,在作出背離"先例"的判決時必須以憲法為最終依據,若違反憲法,將會被聯邦最高法院撤銷。另外,聯邦最高法院還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這樣也就確立了聯邦最高法院監督下級法院"遵循先例"的權威性,從而使判例法能在美國以一種不同於英國的特色良好地發揮作用。兩者比較而言,英國判例法的穩定性強,但容易僵化;美國的判例法在穩定性上不及英國,但頗具靈活性,刑社會變化的適應力較強。

㈤ 美國憲法為什麼是理性的產物

一位美國法學家曾經面對自然科學家這樣的詰問:我們不斷地發明東西——新的葯物、新的治療方法、新的各種穀物和麥類,而你們這些社會科學家除了單純地重復過去,又做過什麼呢?法學家答曰:你聽說過美國憲法嗎?[1]的確,美國憲法也許是以往二三百年裡最偉大的社會發明。是什麼使得這一發明至今生命力猶存?其原因無疑是多重的。而美國憲法所蘊涵的理性精神是它生命力的根源。本文試對其所蘊涵的理性精神進行探討。
一、美國憲法的制定是一個理性思考的過程
美國憲法無疑體現和反映了西方世界特別是文藝復興運動以後歐洲有關人類理性政治的學說、觀點和制度。其中,歐洲啟蒙運動的前期人物、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的「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思想成為美國憲法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理論基礎: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則被美國的締造者們全盤接受,直接設計為政府立法、執法與司法權的分立與制衡的憲法運作結構;英國的君主立憲體制對美國民主共和制度的憲法設計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參考模式
二、美國憲法的理性精神
美國憲法確立的復合共和政體以及相關的原則和運作機制使得共和政治成為一種可以操作的現實,與當時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專制政治相比,是一個「開辟歷史新紀元式」的飛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憲法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9]美國憲法作為美利堅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法,對美國後來居上,從一個弱國變成一個世界強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二三百年來,美國憲法也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治發展和憲政實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旺盛的生命力源於其所蘊涵的理性精神

侵權行為法的功能是什麼啊

另外還有學者認為,侵權法的功能還包括創設和催生新的人身權的功能. 侵權法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個方面 : (一)填補損害。 有權利就必須有救濟,侵權法的最初出現就是為了使權利受到侵犯之人得到救濟。因此,侵權法最主要的功能是使原告所受到的損害得到賠償。將賠償視作侵權法最主要的功能,這不僅意味著侵權法通過以賠償作為侵權案件的主要裁決種類已實際成為原告獲得損害賠償的一種主要途徑,而且意味著侵權法應自覺地以此為其首要目的和功能。如上所述,侵權法的實質是對法律所規定的某些特定權益實行保護,而保護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只能採用迫使被告向原告做出(經濟)賠償的方式來實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章第三節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三款「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並應當賠償損失」。第一百一十八條:「公民、法人的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和其他科技成果權受到剽竊、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償損失」。第一百一十九條:「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第一百二十條:「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 雖然我國沒有專門的侵權行為法,也未在民法通則中專章規定侵權行為,但是從以上法條可以看出,我國法律規定加害人就其侵權行為所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此種賠償採取的是填平原則,即填補受害人所受損失。使加害人就其侵權行為所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非在懲罰,因損害賠償基本上並不審酌加害人的動機、目的等,其賠償數額原則上不因加害人故意或過失的輕重而有不同。 在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齊二葯」假葯事件中,受害人因購買和使用假葯遭受損失而向葯品生產者請求賠償是會得到法院支持的,這種賠償既包括物質損失,也包括非財產的損失。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賠償僅限於實際遭受的損失,即損失多少賠償多少,其主要目的是在使被害人的損害能夠獲得實質、完整迅速的填補。 需要說明的是,填補受害人損失的方式,在目前來看,已經不限於損害轉移(loss shifting)。損害轉移是指將被害人所受的損害轉由加害人承擔。此為傳統民法所強調的功能,著眼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的關系,以加害人行為的可非難性(故意或過失)為歸責原則,標榜個人責任。 隨著保險制度的出現和發展,損害分散(loss spreading)成為一種新的填補受害人損失的方式。責任保險制度適用的結果是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從實際侵權人轉由保險公司承擔,最終通過保險公司這一媒介轉嫁給社會承擔。這實際上是在同種危險製造者之間進行社會性的分散,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損害賠償責任的社會化,即損害分散。此種分散損害的方式具有使權利人的的救濟獲得保障和同時避免加害人因大量的賠償而陷於破產或困難之效果。由此,筆者認為許傳璽教授提出的損失分擔作為一項獨立的侵權法功能並不合適,損失分擔應當是填補受害人損害過程中的損失轉嫁的一種方式,具有從屬性;損失分擔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分散風險、保障社會和諧的一種手段,是保險制度的功能,並非侵權法的功能。需要說明的是,保險制度產生的責任分擔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羅馬法以來「誰侵權誰承擔責任」的古訓。 無論如何,這都是侵權法填補受害人損失的功能的體現,意義在於使受害人的損失得到合理、公正的轉嫁,使損失得到彌補。 (二)預防。 侵權法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是預防損害的發生。損害的不發生或者少發生,顯然比損害發生後再進行責任的分擔更有優越性。傳統的侵權行為法通過規定侵權行為人應負的損害賠償責任,有效地教育不法行為人,引導人們正確行為,預防各種損害的發生,從而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生活的和諧。 侵權法通過它內在的激勵機制,即如果行為人的違法行為造成了他人的權益損害,那麼行為人必須為此而承擔相應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侵權法的預防功能是與填補損害的功能相聯系的。對於受害人來講,當損害發生後,是損害的填補;對於加害人來講,損害發生後,是損害的轉嫁,有加害人來承擔此損害(即使在存在責任保險的場合之下,當損害發生後,加害人仍然面臨著提高保費或者終止保險合同的風險)。因此,加害人作為一個理性人,總會盡量避免因自己的行為導致損害的發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查,如果預防損害的成本小於預防的(預期)收益,則進行預防就是必要的,因為它是有效率的,此時,行為人作為理性人會選擇預防損害的發生,由此侵權法發揮了預防損害發生的功能。相反,當預防的成本大於預防的(預期)收益時,則意味著預防行為時無效率的,因此無須預防(如不可抗力等)。 結合本文開頭的案例,如果葯品生產者預期到當其生產假葯、劣葯有很大的可能造成使用者損害並因此被捲入訴訟,並且訴訟一旦發生,其將面臨著承擔非常重大的責任時(如巨額的民事賠償,惡劣聲譽、喪失在該領域繼續生存的機會),那麼葯廠就要權衡,其製作假葯、劣葯為其帶來的收益多還是可能帶來的損失多,或者是其嚴格生產標准,不生產假葯、劣葯為其帶來的損失多還是預期的收益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通過利益權衡,作出對其最為有利的選擇。當其認為違法生產假葯、劣葯為期帶來收益明顯少於其可能面臨的涉入訴訟巨額賠償等風險時,此時其就會選擇嚴格按照標准生產,其就不會違法生產。這個時候我們說,侵權法的預防功能在起作用。假如說,與上面相反,當其認為違法生產假葯、劣葯為期帶來收益明顯多於其可能面臨的涉入訴訟賠償等風險時,此時侵權法應該發揮的預防作用就沒有發揮,或者說現實中的侵權法在預防侵權行為方面是存在嚴重問題的:它鼓勵人們去做壞事。 以上的討論又引出了侵權法的另外一個功能:懲罰。懲罰功能與侵權法的預防功能是息息相關的。 (三)懲罰。 傳統觀點認為,損害賠償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僅具有補償性,這種損害賠償原則是根據民事主體地位平等的特徵而確立的(此觀點為大陸法系民法之通說)。「損害賠償之最高指導原則在於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俾於賠償之結果,有如損害事故未曾發生者」。 然而,隨社會之進步,市場經濟之繁榮,人們逐步發現僅憑損害賠償的補性不足以平衡平等主體之間失衡的社會利益,不足以維護社會安全,唯有懲罰才足以制止加害者的過分行為。求最終社會之公正。 多數學者認為懲罰應當是侵權法一項功能。 學者也有不同意見,許傳璽教授則認為懲罰不是(美國)侵權法的主要功能。由陪審團和或法庭依據侵權法所做出的賠償裁決通常僅限於原告所遭受的實際有關損害(有時也可以包括原告的訴訟費用);因此,很難說在賠償之外,侵權法對被告另有懲罰的目的和功能。當然,在極少數情形下,法庭可以指示陪審團做出由被告向原告償付遠超出原告所受損害的賠償數額,即所謂的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以加強對有關侵權行為的遏止和懲戒。但是,由於判例法或制定法對此類情形通常有非常嚴格的限定,如要求被告存在「惡意」(malice)、被告行為「惡劣」(outrageous)等等,陪審團和或法庭通常極少做出懲罰性賠償的裁決(雖然由於懲罰性賠償通常更易引起媒體和公眾的興趣被廣泛報道和傳播,從而造成此類裁決相當普遍的假象)。另外,作為一種調節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法律權益的部門法,侵權法畢竟屬於私法的范疇,而不屬於以國家機器為主導的公法領域。

㈦ 中國和美國的法制區別為什麼是這樣啊

一、司法審查的門檻

司法審查的門檻即行政訴訟的受理條件,指的是一個爭議符合哪些條件才能成為法院可以審理的行政案件。美國進入20世紀以後,行政權的不斷膨脹,使「三權分立」這一憲政基石一度動搖,自由和人權受到威脅,為維持權力平衡和權利保障之需要,司法對行政加強了控制的力度,其重要表現之一,降低司法審查的門檻,讓起訴變得更加容易。具體有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一)被訴行為標准:從不可審查的假定到可審查的假定

20世紀以前,法院基於對「三權分立」原則的嚴格解釋,為避免干預行政,在行政案件的受理上持不可審查的假定立場,即私人只能對法律規定可以起訴的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法律對於行政行為是否可訴未作規定的,法院應作不可訴的推定。20世紀,法院放棄了不可審查的假定,將可審查的假定確立為受理行政案件的指南,即在法律對行政行為是否可訴未作規定的,應作可訴的假定。那麼,有什麼理由支持可審查的假定呢?最高法院判例揭示了兩點理由,第一,「確認法律授予行政機關權力范圍的責任,是一個司法職能。」也就是說,行政機關的權力有多大,不能由行政機關自己做最終判斷,而應由司法來最終決定;第二,「國會建立法院審理侵害人民權利的案件和爭議,不問這種侵害是來自私人的不法行為,或由於行使沒有授權的行政行為。」也就是說,按照憲法關於司法權的規定,法院有權審理一切案件和爭議,而不看涉及到誰。

在可審查的假定之下,法院受理案件沒有正面障礙,而主要看是否屬於排除司法審查的事項。按照美國行政程序法第701節規定,排除司法審查的事項有法律排除司法審查的行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為,除此之外,美國聯邦法院認為以下事項在性質上不宜進行司法審查:國防、外交行為、政治任命、行政機構內部事務、涉及國家安全的行為、司法部的追訴行為。

與擴大受案范圍的努力相一致,法院在界定排除司法審查事項時,往往持嚴格解釋標准。關於法律排除司法審查的行為,最高法院認為,只有在法律規定達到「明白的和令人信服」的程度時,才能排除司法審查。關於自由裁量行政行為,法院藉助於行政程序法第706節規定的授權,加強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控制,大大縮小了行政程序法第701節關於自由裁量行為排除司法審查之規定的適用餘地。所謂的排除事項都不是絕對的排除,如果當事人以損害其重大利益或者憲法上的基本權利為由起訴,法院也應受理。比如,據Bryson法官介紹,行政官員對於行政機構對其採取的懲罰行為如停薪兩周以上、解僱等行為不服,可以向其工作地法院提出上訴。未獲得行政職務任命者一般無權起訴,但如果其認為其未獲任命的理由是因為自己是黑人,違反憲法上的平等保護,則起訴可以受理。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受案范圍不但包括裁決(即具體行政行為),也包括規章(即抽象行政行為),對於受理規章的理由,美方專家的看法基本一致。David教授認為,行政機關都有擴大自己權力的傾向,僅有政治制衡是不夠的,司法審查的關鍵作用在於抑制這種傾向,並令行政當局真正負起責任。美國行政法的關鍵在於問責制。聯邦政府發布規章時須闡明原因,而且預測所能達到的效果,但往往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對此,政治審議很難解決,而司法審查則可以提供出路。Jerry·Mashaw教授認為,賦予法官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的權力有一個重要理由,法官在解釋法律方面比行政官更有優勢。在美國,對正當程序的重視程度往往超過對專業知識的重視,而法官所處的地位中立、獨立,更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當然,即使不承認規章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在具體案件中也涉及到對作為政府行為依據的規章,法院也可以做一定的審查,但這種審查與將作為訴訟對象的審查不可同日而語。Bryson法官認為,司法審查是根據國會授權的立法嚴格進行的,但要判斷一個行政決定是否合法,行政當局不是最好的評斷人。

(二)原告資格標准:從權利損害到法律利益損害

歸納起來,原告資格標准經歷了從權利損害標准向法律利益損害標準的轉變。1946年行政程序法出台前,法院堅持權利損害標准,即當事人只有法定權利受到行政行為侵害時才有起訴資格,其他利益受到損害時,沒有原告資格。1946年行政程序法出台後,法院以法律利益損害標准界定原告資格,即當事人在法律保護的利益受到行政行為侵害時,具有起訴資格。1970年,最高法院將此標准概括為雙層結構標准,即憲法層次的標准和法律層次的標准。第一,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要符合根據憲法規定的「案件」或「爭議」,而只要被挑戰的行為對當事人「產生了事實上的損害」即構成「案件」或「爭議」;第二,被侵害的利益在法律保護的范圍之內。與擴大原告范圍的政策相適應,法院對「法律保護」持寬泛的解釋標准,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不僅限於法律明確設定的權利,而且包括法律所明示或隱含調整意圖的利益。

以上是對原告資格發展的粗線條概括,實踐中的情況並非一目瞭然,據美方專家介紹,原告資格問題已經被搞得非常復雜,聯邦最高法院在起訴資格方面的判例時而出現彼此矛盾或前後不一致的情況。據說,法院並不希望界定標准(包括前述受案范圍的標准)太明確,比較模糊的標准使得法院有一定的迴旋餘地,可以避免法院介入敏感的社會、政治問題。

我方起草的行政訴訟法修改稿在原告資格的規定中增加了公益訴訟的規定,因此,我們請美方專家介紹了美國的相應情況。美國沒有在法律上規定公益訴訟這種形式,但法院判例創造了「私人檢察總長」理論:為保護公共利益,國會既可以授權檢察總長,也可以授權私人對行政行為申請司法審查,這里的私人就起到了檢察總長的作用。根據這項理論,競爭者、環境消費者等當事人可以對不法行政決定提起訴訟。應當注意一點,這里的「私人」並不是「任何人」,也就是說原告資格並沒有放寬到沒有限制的程度,起訴人仍須具有一般人所沒有的特定損害(仍應符合法律利益損害標准)。

(三)適格被告:取消「主權豁免」原則

美國法制源於英國普通法,英國長期奉行的「主權豁免」原則在美國也根深蒂固。該原則在司法審查上表現為:司法審查不能以國家和政府為被告,只能以官員個人為被告。這種狀況直到1976年修改聯邦行政程序法才有了轉變。該法明確放棄了「主權豁免」原則,並規定:「在沒有能夠適用的特定的法定審查程序時,司法審查的訴訟可以對美國、對機關以及以其機關名稱或者適當的官員提起。」

據美方專家介紹,適格被告在美國已不成問題,實踐中因錯列被告而敗訴者幾乎不存在。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如上所述,修改後的行政程序法規定了很寬的被告資格範圍,原告可以在起訴行政機關、官員甚至美國政府之間作出選擇,為了保險起見,原告可以將他們全列為被告;第二,辯護制度。無論被告是哪個行政部門,代表政府進行辯護的律師都是司法部統一派出,被告是誰不重要,只要原告勝訴,執行沒有問題;第三,即便原告所列被告錯誤,則法庭書記官會修改為正確的被告,也就是說,在美國,法庭有義務指出正確的被告。

二、司法審查的范圍

所謂司法審查的范圍指的是司法審查的程度或深度。司法審查的范圍與審查標準是相互對應的,審查標准高,則審查程度深,反之則淺。按照美國行政法理論的傳統分類,司法審查所針對的問題被區分為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分別適用不同的審查標准。在事實問題上,行政官員具有技術和專業的優勢,要求法官作出比行政官員更合理的事實裁定,顯然超出了他們的能力范圍,這註定法院在此領域只能進行有限程度的審查;在法律問題上,法官以法律知識見長,他們有能力進行更深程度的審查,甚至可以以自己對法律問題的理解代替行政機關的理解。

(一)事實問題的審查范圍

事實問題的審查包括三個層次的標准:實質性證據標准,濫用自由裁量權標准和重新審查標准。按照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實質性證據標准主要應用於按照正式程序作出的事實裁定。所謂實質性證據又稱為合理證據,指的是法院出於對行政機關專業知識的尊重,只審查行政機關的證據判斷是否合理,如果沒有明顯的不合理,即滿足了實質性證據要求。行政程序法上規定的專橫、任性、濫用自由裁量權都是濫用自由裁量權,專橫、任性是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兩種方式。濫用自由裁量權標准主要適用於依非正式程序作出的事實裁定。一般認為,濫用自由裁量權標准要比實質性證據標准寬松一些,但實際上很難講,因為兩者只有形式上的區別,而無本質差異,兩者都以合理性為基礎,實質性證據要求證據要合理,明顯的不合理的證據不能通過司法審查,而明顯不合理就是濫用自由裁量權。在實踐中,兩種標準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出現了融合趨勢。重新審理標准指的是,法院置行政機關的事實裁定於不顧,獨立地對事實問題作出判斷。此標准審查程度較深,但應用范圍很窄,限於特定的例外情形,如行政機關作出的涉及當事人憲法上權利的事實裁定。

(二)法律問題的審查范圍

法律問題包括法律解釋和法律適用兩個步驟,法律解釋是對法律含義的一般理解;法律適用是將抽象的一般規定應用於具體事件。法律解釋是脫離具體事實的邏輯運算,是單純的法律問題,法院可以充分行使最終的解釋權。法律適用既有法律問題,也有事實問題,二者之中事實認定的分量更重,因此其審查標准側重於事實裁定的審查標准。

(三)司法審查范圍的相互接近

據美方專家介紹,實質性證據標準的適用經歷了由寬松到嚴格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事實問題審查范圍得到加深。在早期,法院只看行政機關認定的證據是否可以定案,而對案卷中存在的其他相反證據視而不見。過於寬松的標准容易放縱行政違法和濫用權力,因此行政程序法專門針對這種情況作出規定,要求法院「應當審查全部記錄,或記錄中為一方當事人所引用的部分」,對所有的證據進行全面審查。目前的實質性證據有兩層含義:一是法院尊重行政機關的判斷,只要行政機關的事實裁定具有足夠合理性,即便法院認為自己還可以作出更好的裁定,也不能以自己的判斷取代行政機關的判斷。二是法院不放棄審查責任,法院必須要分析案卷中的全部證據,特別要「考慮記錄中任何減少它的證明力的因素」,然後,以一個理性人的標准衡量事實裁定是否合理。

法律問題方面的變化則正相反,在法律適用上自不消說,已經採取與事實問題同樣的司法審查標准。在法律解釋上,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司法審查標准也開始放鬆。最高法院在審理著名的Chevron案中提出:「法院不能以自己對法律的解釋代替行政機關的合理解釋」,美方專家認為,Chevron案標志著法律問題的審查范圍與事實問題的審查范圍趨同。

(四)規章的司法審查范圍

中方學者認為,抽象行政行為對人民權利的影響,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遠比具體行政行為來得強烈而巨大,為救濟權利有必要借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機會而納入受案范圍。美國自1946年行政程序法公布以來,行政規章即成為司法審查的訴訟對象,這方面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我們有必要了解這方面的情況。

據美方專家介紹,規章與裁決在審查范圍上相同,因此在審查標准上也與裁決的審查標准相同,具體說,按正式程序制定的規章適用實質性證據標准,按非正式程序制定的規章適用濫用自由裁量權標准。如果規章影響公民的重大憲法權利,則適用重新審理標准。法院經審查認為規章違法,可以直接判決撤銷。

㈧ (26分)閱讀材料,完成下列各題。材料一 這些哲人使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舊制度受到毀滅性的批判的猛擊。更


(1)原則:理性、天賦人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社會契約人民主權。(任答4點得分)
影響:推動《獨立宣言》發表,指導獨立戰爭;為聯邦制共和制確立提供理論依據。(2分)原因:1787年憲法確立了聯邦制,規定聯邦權力高於地方權力,將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同時確立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共和政體,從而克服了邦聯制的弊端,使美國成為統一而強大的共和制國家,為美國日後的強大奠定基礎。(6分)
(2)觀點:維持美國首要地位是世界和平穩定的關鍵。(2分)
評析:觀點實質是建立單極世界,試圖獨霸全球。冷戰結束,美國積極推行霸權主義,不斷插手別國事務與地區爭端,造成了世界形勢的緊張與動盪,而非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5分)
特點:呈現「一超多強局面」。(2分)
原因: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歐盟成立,實力增強;日本極力爭常;俄羅斯國際地位改善;中國實力增強,國際地位提高,歐日俄中主張推進多極化進程。(5分)

㈨ 簡答論述題什麼是理性行為 它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

理性行為理論,是由美國學者菲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茲(Ajzen)於1975年提出的,主要用於分析態度如何有意識地影響個體行為,關注基於認知信息的態度形成過程,其基本假設是認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為前會綜合各種信息來考慮自身行為的意義和後果。該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由行為意向合理地推斷,而個體的行為意向又是由對行為的態度和主觀准則決定的。人的行為意向是人們打算從事某一特定行為的量度,而態度是人們對從事某一目標行為所持有的正面或負面的情感,它是由對行為結果的主要信念以及對這種結果重要程度的估計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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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美國人權法案(1791年)和英國權利法案(1689年)的比較

論公民基本權利的起源於衣歸

-----楊磊

內容摘要:
人權理念地興起,使權利的大門向公民敞開。公民權利由何而來已經被歷史澄清,權利為人人所享有無需質疑。公民權利一旦產生,它就需要憲法來予以回應,並要竭力地走向現實。於是權利的憲法化和權利的實現也就成了憲政道路上永恆的話題。

關鍵詞:
人性 基本權利 權利起源 憲政

引言
「人性的首要法則乃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乃是對於其自身應有的關懷」——(盧梭語)

在文明的時代「權利」寄附著人們基於對自身利益的渴求而誕生了。它的存在鼓起我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我們因為有權利而享受現在,也因為有權利而希望未來。無法想像,讓我們再墮入無權的時代,我們是否還能有生活下去的可能。初涉法學,雖還未窺探到法學瀚海的全貌,但一次次的權利沖擊,讓我不得不崇拜起「權利」這個神聖的詞語。不僅僅是因為它托起了我們生存的天空,更因為它自身一路帶來的艱辛與痛苦。這里盛滿人類文明的聖果,凝結了我們祖祖輩輩抗爭的歷史。我們沒有理由不崇拜它。
我承認是文明的時代張揚了權利,但我更要說是權利讓我們的文明走得更深入。康德曾經說過:「人的行動,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目的,永遠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這向我們真實地表述了為了我們自己人身中的人性,我們需要爭取我們的權利,但同時又不忘在擴張個人權利過程中的謹慎,因為自身的和他人的人性同樣都是目的。關注自己的人性,於是有了權利;關注他人的人性,便產生了義務。於是義務也就被文明的人類所接受。至此,人類走向了更理性的成熟。難道還有什麼比我們用權利來解釋義務更進步的詮釋?
作為一名法學學生,亦是一名共和國的公民,我深知權利訴求的道路充滿荊棘,但是我看到了權利給我們的文明社會帶來的光輝,我願意相信公民權利將會在我們的社會全面地實現。是理想亦是信念。正是源於這種理由,我一直在思考著權利,尤其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探求著它的來源,追溯它的本質,我期望能在這「走向權利的時代」讓更多的人認識權利,讓我們更理性地看待權利。
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諺,即「有疑問時,以肯定人民自由之方式為之。」而公民的基本權利則是人民自由的最後也是最有力的保障。我深信只有當我們的國人完完全全的享有了這些肯認我們徹底自由的基本權利,而不再受到外來強力的干涉和社會條件的拘囿,我們才算真正地享受著文明社會的成果。有著我們共同的努力,這一天定將到來!
一、基本權利的起源
(一)從人權到基本權利的歷史訴求與思考:
基本權利實際上是憲法意義上的人權。所謂「公民的基本權利,不過是指那些關於人的先天和後天能夠實現的價值在法律上的一般承認。他與人們自己設定法律關系時明確權利義務的個別承認有著本質的不同」 基本權利不是個別的,特殊的的權利,它是基於主體是人而產生的為人自身生存和尊嚴而理所當然應該享有的普遍的,一般的權利。實際上,基本權利是「表明公民在國家基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關系中所處的法律地位。」 這種地位是反特權、反等級的。權利主體需要通過這種法定的地位獲得人格的獨立、機會的平等、行為的自由。關於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內容,我國學者多數認為不外是「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民主權)、人身自由以至如日本提出的生存權(自由權)、權益歸屬(經濟權)、以及各項社會保障(社會權)」
無論是作為個體存在的個人,還是作為團體存在的若幹人的集合,其存在和發展都有賴於必要的行為自由,以顯示其個性,實現其目的,履行其職責。基本權利,正是對社會主體在一定限度內的行為自由的憲法確認,是通過法律予以承認和保護的利益以及社會主體根據法律作出選擇以實現其利益的一種能動手段。可以說自由才是基本權利的核心。歷史也足以證明追求自由是基本權利得以產生和獲得長足發展的潛在動力。而人們真正開始覺醒並意識到滿足人性而需的自由,也正是人權的起點。因而可以說人權伴隨著基本自由的追求而產生,並隨著憲法的出現而走向權利化,從而演變為公民的基本權利。那麼讓我們從這個意義上來審視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關於基本權利起源上的分歧。
1)天賦人權
天賦人權學說最初的淵源是13~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作為文藝復興運動的主要思潮的人文主義,在反神學的斗爭中發現了「人」,並要求以「人」為中心,把人作為一切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實際上,人文主義就是以個人為核心,以自由、平等為基點的人道主義。它以唯心史觀抽象出來的人性論,成為資產階級人權理論最早的思想淵源。在隨後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荷蘭資產階級思想家首先提出「天賦人權」的概念。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明確地闡述了「天賦人權」,認為這種天賦人權就是自然權利,國家就是人們通過締結契約轉讓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權利而產生的。同時人們還保留了一部分自然權利,這些被保留的權利既不能轉讓,也不能剝奪。 後來的啟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盧梭進一步的發展了天賦人權學說。笛卡爾在其《方法論》的開頭就斷言:良知也好,理性也好,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天賦的,平等的,並認為這種理性是人類的最終依據。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也是隨處可見「人是生而自由與平等」的影子。
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不斷發展,天賦人權思想也逐漸地走向規范化和法律化。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產生,它宣稱:「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是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 ,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789年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闡明「 自然的,不可剝奪的,神聖的人權」包括五種權利,即平等權、自由權、財產權、安全權和反抗壓迫權。時至今日,天賦人權在國際人權問題中依然產生著影響。1948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開宗明義指出:「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固有尊嚴及其平等不移權利之承認確繫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
2)馬克思主義關於基本權利的來源
英國自由主義者伯克拋棄了從純粹理性上來思考公民權利的做法,而是把思維的觸角伸到歷史的深處,通過對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歸納,得出人權實際上是人賦予的,從而提出了一種所謂的「人賦人權」。但是伯克只看到了歷史的表象,它未能深入論證這種權利的本質來源。因而又走向了歷史唯心主義的道路。 但是不管怎樣,他的歷史思維方式為後來的馬克思所繼承。馬克思通過對前人人權理論的總結,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辯證地論證了人權。
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把人權觀念和公民權利並列提出。「人權觀念就是這樣一種觀念:存在某些無論被承認與否都屬於任何時代和任何地方的全人類的權利。人們僅憑其為人享有這些權利。」 人權觀念是普遍的,有著內在的共性。從這個意思上說人權觀念是「天賦」的。這是因為人皆有其作為「高級動物」而不可避免的權利。但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卻需要我們歷史地去看待。不同的社會階段它有著不同的社會內容。它取決於統治階級的意志。馬克思指出公民權利本質上是歷史地產生的,最終由一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
在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指導下,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承認人權的歷史性和階級性。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權利是斗爭得來的理論,我國憲法序言強調: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各族人民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我國憲法的上述規定隱示了「公民的基本權利」 不是自身固有的,而是由國家賦予的。
3)殊途同歸
天賦人權學說根據「人人生而自由與平等」這個無法證明的絕對的前提推理出來。實際上是用一種非歷史的思維方式靠完全的理性思維來論證維護自身權利的合法性。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然而考慮到其終極目的的善意的積極意義以及被人們認知的簡易性,我認為我們沒有必要過多地去干涉這種思維。因為按照上帝在創造我們時即賦予我們之自由與平等的大前提,加上我們皆是上帝之臣民的小前提,由三段論的推理,自然而然的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切之追求自由與平等之權利皆應為我們所享有,一切阻礙自由與平等實現之政府皆為非法。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下,為權利而戰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隨著這種斗爭的深入,迎來的即是權利的擴張。如此之結果是絲毫不違背人性之發展的。而且,「天賦人權」之「天」在最初形態上指上帝,帶有濃厚的神學色彩,在隨後的歷史發展中這種烙印被漸漸地洗去,「天」更多的是指「固有」與「天生」之意。這已經接近一種理性的規律了。但是有一點是必須清楚的,即我們的「先覺者」 不要用貌似理想與完美的話語去概括原本就復雜的事物。「在一定意義上說,我們法學研究的啟蒙話語就是『柏拉圖的葯』。」 對於在這種思維下的論斷,我們的法學家們需要謹慎地對待。
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權利是歷史地形成並向前發展的呢?馬克思從物質生活條件上找到了根據。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的財富的均衡趨勢最終必然要求人人自由而平等,因為權利是一定利益的法律表現。只有擷取了合法的權利,經濟上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於政府之下的重大目的,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財產,沒有財產權,生命的存在就沒有物質基礎,更談不上什麼權利。」 當極少數人掌握了生產資料成為統治者的時候 ,根據「財富就是權力」規則 ,他們自然就會依據自己的利益來分配權利,竭力地使自己的利益權利化。於是「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通過確認和設立社會主體的法律地位來分配權利和義務、制定法律的過程,也就是把某些權利和義務同某種法定地位聯結起來的過程。」 然而當物質財富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達到平衡甚至是逆向的不平衡的時候就產生了權利的重新配置。這其中伴隨著艱苦的斗爭。基本的權利就是斗爭成果的反映和記載,並將伴隨著斗爭的深入而不斷擴大。可見斗爭人權也不過是爭取支配財產與人身的自由,盡管自由的背後躲藏的是利益。
有的學者認為這兩種不同的權利起源理論反映的是不同的權利觀念和立法理念,它們的相互碰撞必然引起人權問題的紛爭。我以為這是可以調和的而且並不妨礙法治文明的進步。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為彰顯自由與平等的天賦人權觀念是順應時代發展的,自它產生以來一直在推動人的解放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天賦人權所要追求的終極目標乃是人的解放和和人性的發展。而馬克思主義也以為實現一個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為目標。盡管在源頭上無法找到統一,但終是要同歸大海。這兩種不同的學說共同地推進法治社會的進步。因而我們無須過多地糾纏於此。就像我們不需要與基督教徒爭辯人的起源一樣,只要不違背人性地發展,而以積極的態度推進人的價值的實現,那麼人是由上帝創造的與人是進化而來的爭論也就沒有多少現實意義。我們只用守住自己的科學觀念,對於天賦人權這種更易於被人接受的權利理念,完全可以容忍它的存在,因為它的存在並不是以推翻我們所認同的權利的歷史性和階級性為目的。相反對於一般人來說天賦人權更能激起人們對權利的維護。
(二)從權利的法哲學思考中看公民的基本權利起源:
權利最初的語境乃是市民社會,是指人實現其正當利益的依據。建立在生產和交換基礎上的市民社會中,要求有獨立自由之主體,能自主地生產勞動產品並擁有對勞動產品的獨立支配權,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交換。而這種市民社會最初在羅馬得到最完善的發展。因為「古代的起點是城市及其狹小領地」而「羅馬始終不過是一個城市」。 在這種小城邦中,完整的農業失去其存在的基礎,剩下的只有城邦的主人——市民,依靠商業來作為社會經濟的支柱和生存的資本。於是在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中,適應其需要的個人自治就得到極大地推崇。私權作為適應這種趨勢的需要在羅馬城邦中產生了。此時的權利只是為了保障私人平等和自治,調諧在經濟交往中出現的私人利益。由此可見權利產生的最早形態是一種利益驅動。「所謂權利,實際上就是人們為滿足一定的需要,追求一定的利益而採取的一定行為的資格和可能性。」
在14--18世紀,資本主義的浪潮洶涌澎湃。在經濟上日益得勢的資產階級,漸漸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他們一改向地主階級卑躬屈膝、以求妥協的態度,開始要求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並要求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去,以獲取更多地與自己利益相稱的自由空間。 於是代表物質利益要求的權利開始走向擴張,逐漸滲入到精神利益領域,一種「道義」上的權利亦即人權產生了。 因此按照權利發展的脈絡,人權也應該是一種利益的權利形態。只不過它是一種隱性的精神形態。作為人權繼續的基本權利自然也是如此。因而才有英國法哲學家J.邊沁提出權利無非是法律所保護的利益。自然我們可以得出基本權利是源於對利益的追求,包括物質上的和道義上的。當然這並不是否認文章開頭所說的「自由是基本權利的核心」。恰恰相反,利益的背後正是自由。自由是利益得以實現的前提。
從法哲學上講權利是先有應有權利後法定權利,再後才是實有權利。這是用歷史性思維來考察權利。任何權利的產生皆逃脫不了此種規律。在羅馬城邦中,先有市民社會的發達,然後才有反映市民等級要求的:個人自治、身份獨立平等。在此種形勢下,斯多葛哲學深入影響私法自治理念,使市民的交往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規定市民權利的羅馬市民法也才得以產生並發展成為古代最完善的私法。 當然法之規定的權利要真正得以實現,成為實有權利,有賴於法的實施。古代的市民社會產生了私權神聖的理念,孕育出古代最完善的市民法,並使人之價值在彼時代得到最大限度的張揚。因而,無論是應有權利還是法定權利和實有權利皆根植於其產生之社會土壤。同樣,基本權利的產生也是近代市民社會發展的產物。資本主義的勃興使市民社會得到極大發展,城市也迅速崛起。「從各個城市的許多地方性居民團體中,逐漸地非常緩慢地產生出市民階級。」 這個市民階級要求:「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 「這個階級在它進一步發展中,註定成為現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 正是近代的這個市民階級搖旗吶喊,人權的概念產生了。隨著市民社會的進一步發育,人權由一種口號開始走進了實體的法律范疇,變為法定之權利,亦即公民基本權利。震撼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的庄嚴宣言,其標題就是「人和市民權利宣言」。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基本權利和其始祖市民權利乃是由同一母體孕育,並且伴隨著它們的母體層級的上升發展,它們自身也顯示出應有的層次。後來的事實是,伴隨著規定基本權利的憲法最高位階地獲得,基本權利吸納包括市民權利在內的其它權利,成為其它權利依隨的立法淵源。現代的立法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否認了市民權利在先,基本權利在後的歷史關系,而肯認市民權利僅作為民法上的權利,其產生依據乃是處於權利巔峰的基本權利。然而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對歷史事實的忽略,不是一個錯誤,而是在側面反映出,基本權利在其揚旗前進的路上,一路招兵買馬,吸納成熟權利的所有觀念層面上的主觀權利。無論在其僅是應有權利時還是成為法定權利的階段,它都顯示出其應有的概括性和原則性。
二、 基本權利歷史的繼續——走向憲法化
1).基本權利的憲法化歷程
基本權利從產生到發展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階段。最初它是通過憲法性文件和憲法慣例規定的。早在17世紀的英國,憲法性文件就確認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如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1689年的《權利法案》等。1776年北美弗吉尼亞州憲法首次從憲法角度明確了基本權利的屬性。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提出人權的口號,確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規定公民的選舉權、財產權、言論和出版自由等。1791年的法國憲法除了把《人權宣言》作為憲法序言外,還規定了公民享有集會、請願、宗教信仰以及有限制的選舉權。而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的制定,標志著基本權利的憲法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基本權利以其完整的形態被納入到憲法體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普遍以較大篇幅在憲法上規定基本權利。尊重人權、追求和平成了憲政發展的重要特點,強化了對憲法基本權利的保護功能。與此同時,國際法對於公民的基本權利的規定也取得長足發展。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中就有七處 提及了人權問題。1948年聯合國簽署了第一個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關於人權問題的國際文件——《世界人權宣言》。該宣言闡明了人人應該享有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它是「所有人民和國家努力實現的共同標准」。1966年,聯合國大會又通過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兩個公約確立了完整的國際人權的權利體系,是國際社會保障人權的重要法律文件。到1988年為止,聯合國各組織和機構通過的有關基本權利和自由方面的建議、公約、決議達67項之多。
而在我國,從清末的立憲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共產生了12部憲法和憲法性文件。盡管這其中有不少欺世之作的偽憲法,但是卻沒有哪一部憲法敢公然地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他們本來不要任何憲法,所以總是要拖到他們的反動統治在革命力量的打擊下搖搖欲墜,他們的末日已經臨近的時候,才製造一種騙人的『憲法』,其目的是要用一些資產階級的憲法的形式裝點門面,使他們的反動統治苟延殘喘。」 不管政權的性質如何反動,統治者心裡都極其明白保障公民權利已經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也是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後來新中國的《共同綱領》和隨後的四部憲法即便是1975年在極「左」思潮下產生的憲法也都明確規定了人民的權利,只不過「七五憲法」有關權利條文極少(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僅有兩條)。我國現行憲法即82年憲法在公民的基本權利上予以極大的重視,在憲法架構上將公民權利提到國家機構的前面以示保障公民權利是國家機構的職責;在內容上規定的權利、自由種類繁多;在權利享有的主體上也有著空前的廣泛性。
2).憲法之目的
追溯憲法產生之歷史,無論是在民主憲政發源地的英國還是在抗爭與革命中建立起的民主國家的美國和法國,它們制定憲法和憲法性文件的目的不外乎兩個:一是限制統治者為所欲為的權力;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任意侵犯。而限制政府的權力的最終目的還是要排除強力機關對公民權利的干涉。由此可見,憲法的產生雖有種種原因,但「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經濟等基本權利是其重要原因。」 雖然馬克思主義憲法觀認為憲法是階級斗爭中各種政治力量實際對比關系的表現,它確認了革命勝利成果和現實的民主政治。而實際上馬克思依然是對憲法保障公民權利的承認,只不過是馬克思對無權階級反抗奴役、爭取權利進行了本質的描述而已。絲毫沒有否認憲法是為權利而產生的事實。因為由憲法產生的那個時代可以看出,憲法記錄的就是無權階級向專權階級爭取權利勝利的成果。 那麼憲法又是如何來實現其目的的呢?縱觀憲法發展歷史,其不外乎以下三點:
ⅰ.通過憲法對公民權利進行宣示。公民權利成為一種憲法權利首先源於人權被歸結為法律權利。這最早由功利主義者邊沁提出。這就為人權的憲法化開辟了道路。在資產階級對抗封建王權的斗爭中,他們為了使自己爭取來的權利能夠得到有效地保護,就需要一個文件來記錄他們的成果,並通過立法固定起來。列寧曾經說過:「憲法是一張寫滿人民權利的紙。」 通俗地說,憲法就是人民權利的宣言書,沒有規定人民權利的憲法也就不成其為憲法。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憲法——美國憲法和1791年的法國憲法都對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了規定。而1919年的德國《魏瑪憲法》則更加詳盡的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具體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公民在聯邦境內有遷徙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通訊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和平集會權利;公民的選舉自由;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受教育權;公民的經營工商業自由、契約自由、財產所有權和繼承權等。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制定了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性文件《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該宣言第一次宣布了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土地和工廠的主人。1918年的蘇俄憲法將該宣言作為首篇,以根本法的形式宣布了勞動者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及國家為實現這些權利所給予的物質保障。這部憲法為以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肯定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一般特點提供了範例。 由此可見,憲法在確認公民權利范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ⅱ.通過憲法對政府的規製作用來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作用。一是規定有限政府原則,二是授予政府保障公民權利的職權。在憲法產生的初期,由於權利斗爭的對象是強勢的專制政府。公民的權利常常遭到政府的粗暴干涉。「權力按其本性而言,是一種邪惡的力量,不論其行使者是誰。權力本身趨向於腐敗,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 因而權利斗爭的最初形態就是限制王權。1215年6月15日,英國國王約翰迫於教士、騎士和城市市民的壓力,簽署了「自由大憲章」。共63條。其基本精神是限制王權,把王權置於封建法律的約束之下,邁開了尋求實現民主憲政的第一步。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就立即在憲法中對政府的權力范圍予以規定。1789年美國憲法就體現出有限政府原則:它與法治原則相聯系,即聯邦政府的權利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不能超越法律規定的限度。但是等到民主政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時,人們開始意識到個人權利僅靠一味的限制政府並不能完全實現,還需要一個有序的秩序來保障。因為「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聖權利」。 而能夠擔當起有序秩序維護者非政府莫數。政府是一個集合體,它擁有強勢的權力並能超越個體,當它與體現「人民主權」原則的代議制聯系在一起時,他就可以在實現「公共福祉」上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於是現代憲法也就由消極地限制政府權力轉向積極的授予政府必要的權力。當然事實是正如哈耶克在論及美國關於《人權法案》是否入憲的爭論時所說:人們很快認識到,在必須授予政府的權力當中,一定有一些權力是可能被用來侵損個人權利的,因此有必要對這類個人權利加以特殊地保護。 憲法的這種積極授權在某種意義上得益於民主政治的發展,但其最終也還是以保護公民權利為依據並以其為底線。於是由於前者國家有義務約束自己的行為,不得侵犯權利主體享有的權利;而由於後者國家又有義務為權利的實現提供必要的條件;對於侵犯他人權利者,予以懲罰和制裁。
ⅲ.有效的憲法實施。完整的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有效地規制政府行為的憲法,還只是一個在內容上的好憲法而已。憲法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使其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得到完滿的實現。因而憲法的實施就成了憲法目的能否實現的最後的問題。從法理上講,ⅰ和ⅱ還只是完成了立法上的任務,剩下的就是如何讓紙上的權利變為現實。憲法作為法的一個部門,它自然也遵循法的運行規律。即准確的憲法解釋,完善的憲法監督和有效的憲法司法才是憲法充分發揮作用的前提,憲法寄寓的人民期望也才有可能實現。關於憲法的實施將在隨後的「基本權利實現」一節作具體的論述。這里就不再贅述。
3).基本權利對憲法的反作用
我們常常習慣於從憲法入手來發掘基本權利,卻很少去從基本權利角度來審視憲法。於是我們看到了憲法在保障公民權利方面的巨大優越,並因此產生憲法崇拜。大凡有反動之政權都會頒布一個表面堂而皇之的憲法來糊弄人民,彷彿隱示:我乃為爾等謀取權益之合法政府。而實際上,僅憑憲法是不能夠支配現實的。恰恰相反,是現實的物質生活條件在潛在地支配憲法。倘若非逆其意而行之,憲法必不長久。新中國以前歷部偽憲法都草草退出歷史舞台,皆是源於此。「憲法並非是社會現象的簡單映象,其中蘊含的是作為憲法的最終依歸的公民權利的日益滋長。」 憲法要成其為憲法,必須依賴於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國1975年憲法就是因為輕視公民的基本權利而被認為是一部壞憲法。然而憲法是有保守主義傾向的,它所規定的公民的權利不可能總是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同步發展。於是在社會現實的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對公民權利規范進行不斷地敲擊,使基本權利得到最良性的發育,從而推動憲法向前邁步。正是因為這樣,「中國特色的立憲主義的最高價值是通過保護生產力的發展,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以滿足各種主體的利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立憲主義具有同等含義,這一點正體現了中國立憲主義的的人民性。」 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實踐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公民作為市場主體進入到市場中進行商品交換,客觀的要求其身份獨立、地位平等和行為自由。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又客觀地推動了平等與自由的權利的發展及財產權的確認。這一切的變化最終又需要在憲法中得到反映。因此82年憲法後又進行了一系列的修憲活動。其中大部分的修憲條款都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經濟自由權。2004年的第四次修憲更是直接把人權概念引入憲法。歷經修改的82年憲法也因為在規定和保障公民權利上的進步表現而被公認為我國有史以來最好的一部憲法。值得強調的是西方在最初創設憲法時似乎沒有非常明顯的經濟因素的跡象,而更多的表現為要求自由、平等的權利。而實際上當時轟轟烈烈的權利斗爭的背後隱藏的是資本主義的蓬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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