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雙軌制

❶ 認為是醫療事故，不經鑒定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嗎

不經鑒定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患者一方認為是醫療事故，但醫療機構否認，在這種情況下，患者一方要經過冷靜、理智的調查研究或者咨詢、論證後，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我國法律確定的醫療事故處理的體制是雙軌制，即可以通過衛生行政部門移交醫學會進入鑒定程序，鑒定報告作出後再行起訴；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經人民法院簡單審理後再委託醫學會鑒定。如果人民法院審理後認為不是醫療事故賠償糾紛，還可以告訴當事人按其他醫療侵權訴訟。人民法院認為是醫療事故糾紛的，直接委託當地醫學會鑒定。
對於醫療事故糾紛，醫學會的鑒定報告起著直接證據作用，所以，不管是直接委託鑒定，還是先行向人民法院起訴，都應當對案情整體把握。如果根本無法鑒定為醫療事故、不能確定醫療過錯的，提起起訴更應慎重為宜。

❷ 那些是殺了不能復活的

為什麼會"死而復生"？探究人體死亡臨界點
為什麼腦死亡比心臟死亡標准更科學？植物人是死人還是活人？「死而復生」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個小男孩因肺部感染，救治無效死亡，由於欠費，就把屍體放在醫院太平間，兩天後，孩子的父母湊齊了費用，並准備把孩子屍體火化，沒想到抽屜一拉，孩子坐起來說：「好冷啊。」
對死亡的混亂認識不僅發生在廣大公眾中，甚至也發生在醫學界。在我國，堅持要對腦死亡者進行搶救的一般都是公費的，願意放棄的都是自費的。
對死亡的混亂認識不僅發生在廣大公眾中，甚至還發生在醫學界。目前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已經採用腦死亡標准，而我國仍然採用落後的心死亡標准。記者為此采訪了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陳忠華教授。這位同時就職於英國劍橋大學臨床學院外科的「跨國」醫學博士，審視了中國民眾乃至醫學界在死亡概念和一些相關問題上與世界共識的差異，並力圖從醫學界開始更新觀念。
為什麼會有「死而復生」
記者：我最近聽說了這么一件事，大約十年前，一個男孩因肺部感染，救治無效死亡，由於欠費，就把屍體放在醫院太平間。當時是冬天，室溫較低，沒開冷凍設備。兩天後，孩子的父母湊齊了費用，准備把孩子屍體火化，沒想到抽屜一拉，孩子坐起來說：「好冷啊。」這種「死而復生」的事真讓人發蒙。連三歲孩子都知道死亡是怎麼回事，過去把沒有呼吸、心跳認定為死亡，近年來醫學界又提出不論心臟是否停跳、呼吸是否消失，人只要腦死亡就等於機體整個死亡的新概念，難道醫生會弄錯嗎？
陳忠華：你所說的這件事，具體細節我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能具體評說，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死而復生」通常是在死亡診斷上發生了錯誤。死的確是三歲孩子都知道，但你剛才的話就出了錯，腦死亡的第一個標志是自主呼吸完全消失，你漏掉了「自主」和「完全」四字，就謬以千里了。
作為中國現代執業醫師，即使目前還不能恰當地停止無意義的醫療活動，也不至於連病人在什麼時候已經死亡了都不確切地知道。
記者：如果說執業醫師不一定確切地知道病人在什麼時候已經死亡了，聽起來挺誇張的。
陳忠華：你應該注意到我強調的是「現代執業醫師」，因為現代社會對死亡的判斷有著更精確的要求。我在查房的時候指著一個已經腦死亡的病人問醫生們，這個病人已經死了，假如病人的家屬要我們用呼吸機維持他的呼吸，一段時間後，家屬又要求我們不要再維持了，我們把呼吸機一停，他的呼吸停止了，你們說他的死亡應該從什麼時間算起？不止一個醫生回答說當然是從停呼吸機時算起。我說，錯！那不是成了我們叫他死的嗎？其實他腦死亡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自主呼吸，我們只是為了滿足他親屬的要求給他維持死後的人工呼吸，這種呼吸完全不能使他復生。這是一個專業知識的錯誤，一點也不誇張！當然這不是哪個醫師的錯，一方面舊有的概念沿用已久，稍不留神就順著慣性滑下去了，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我們對死亡的認識落後了。
「植物人」是死人還是活人
記者：我做過一次問卷調查，有70％的人認為植物人就是腦死亡。我也問過不少醫生，可少有人說得清楚二者的區別和關系。關於植物人蘇醒的報道更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陳忠華：國外沒有「植物人」這個稱呼，應該叫植物狀態，表示一個人像植物一樣有生命存在，就是不能有目的地主動移動，所以植物人應該打個引號。沒有嚴格定義的「植物人」非常容易與腦死亡混淆，因此應該盡量避免使用。
植物狀態在醫學上叫做「去皮層綜合征」。植物狀態的判斷標准非常具體。植物狀態有兩種，一是持續性植物狀態，二是永久性植物狀態。以時間為判斷標准，但各國的標准不統一。我國1996年南京會議確定昏迷一個月者只能稱為植物狀態，三個月以上者才能稱之為持續性植物狀態。植物狀態在一年以上的病人，意識恢復率是1％;6％，處於重殘狀態，因此有人將一年以上的病人稱為永久性植物狀態。
現在，藉助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技術可以長期維持植物狀態患者的呼吸和心跳、並從體內排除廢物。但這不等於患者還活著，也不等於死者還可以復活。因此，人們通常所說的「植物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已經死亡，正確做法是要盡快地、仔細地進行腦干或腦干以上中樞神經系統的系統性檢查，以確定是否已經發生腦死亡。如果證實發生了腦乾死亡或者大腦皮質彌漫性壞死所導致的永久性植物狀態，就應該停止一切以復甦為目的醫療活動。
腦乾死亡＝腦死亡＝死亡
記者：死亡的臨界點定在腦死亡的位置上，這比我國目前普遍認定的心死位置前移了，依據是什麼？
陳忠華：其實古代把斬首作為極刑就說明人類在實踐中早已認同頭為生命之首。
確切的腦死亡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是大腦皮質的變化。大腦皮質主管人的思維、意識活動等心理功能。大腦皮質一經死亡，上述功能就不復存在，醫學上把這叫做大腦皮質彌漫性死亡。此時至少可做出社會學死亡的診斷。
第二是腦乾死亡。人體有12對腦神經經由腦干發出，主管人的感官、呼吸等等重要生理功能。現代醫學認為，代表人體生命的首要生理特徵為呼吸功能，而主宰呼吸功能的中樞神經區域位於腦干。因此，推薦將腦乾死亡作為達到死亡臨界點的標准，同時也作為判定人類腦死亡和死亡的標准。腦乾死亡之後，依靠現代醫療手段所能維持的、包括殘余心跳在內的部分生物特徵不再表明生命的繼續存在。這就是現代醫學的「4#0;3#0;2」定律：腦乾死亡＝腦死亡＝死亡。
第三是全腦死亡。大腦皮質彌漫性死亡＋腦乾死亡＝全腦死亡。全腦死亡一旦發生應即時宣告個體死亡。
其實，彌漫性腦損傷發生時，大腦皮質死亡一般來說要先於腦乾死亡，因此採用腦乾死亡作為個體死亡的判定標准更具保守性、安全性、可靠性。例如缺氧時，腦細胞對缺氧耐受時間分別為：大腦皮質4#0;6分鍾；中腦5#0;10分鍾；小腦10#0;15分鍾；延髓／腦干20#0;30分鍾。
腦死亡使誰受益
記者：很多呼籲實施腦死亡診斷標準的宣傳都說這樣是為了不再增加病人的痛苦。但是當親人死的時候，很多人都想多留他一會，等心跳停止再說，人之常情，有何不可？
陳忠華：你的話里又出錯了！既然已經腦死亡了，還有「痛苦」嗎？「多留一會」也不存在，骨子裡你還是把腦死亡者當作活人看待。這樣的錯誤概念出現在宣傳中是很遺憾的事，必須徹底糾正。不過我想你提出了一個很值得回答的問題：腦死亡診斷和立法到底有什麼意義。
人們通常能夠尊重沒有喪失自主能力的人，但對臨終者，卻總是不知不覺地把自己主觀情感、甚至個人利益的需要強加給他們。隨著社會的進步，有尊嚴地死去和有尊嚴地活著一樣被視為個人的權利而受到重視。因此，實施腦死亡診斷標準的第一受益者應該是患者本人。
腦死亡後毫無意義的「搶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儀式性的醫療活動給患者的家庭帶來巨大的負擔，也給國民經濟及醫葯資源造成巨大的浪費。據粗略估計，我國每年為此支出的醫療費用可達數億。一項調查顯示，ICU（特護病房）病人的費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而在ICU搶救無效而死亡的病人的費用又是搶救成活病人的2倍。而且有文獻資料顯示，在我國，堅持要對腦死亡者進行搶救的都是公費的，願意放棄的都是自費的。
為了器官移植需要？
記者：我注意到作為器官移植專家，您上面說的這些意義中漏掉一條：腦死亡診斷對器官移植有也有積極意義。我所聽到、看到的關於腦死亡立法的呼籲很多都是由器官移植界的專家提出的，而且很迫切，但是我覺得聽起來有道理卻不怎麼舒服，好像腦死亡立法就是要我早點承認我死了，然後讓我把器官捐出來。我周圍的一些人也有同感。
陳忠華：我確實有意想把腦死亡問題與器官移植分開討論。在我國，腦死亡立法由器官移植界提出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客觀原因，但實際上在腦死亡立法和實施腦死亡診斷標準的社會意義上，器官移植應該排在最後一位。沒有器官移植的需要，實施腦死亡診斷標準的進步性依然存在，反之，接受腦死亡診斷標準的人並不一定要捐獻器官。
你和你周圍的人有「不舒服」的感覺，印證了我國著名的倫理學家邱仁宗先生曾經提出的批評：「將『腦死』定義的討論與供給器官的效益問題聯系起來是不道德的。」腦死亡立法的確不應該與器官移植扯得太近，我建議腦死亡立法不要與器官捐贈、器官移植的立法同時進行。應該先出台腦死亡法。
在現階段應該雙軌制
記者：據說「腦死亡標准及實施辦法（草案）」已經交到衛生部，但是我最近做的公眾調查顯示，67％的人認為死亡的判斷只與心跳和呼吸相關，雖然有33％的人認識到死亡的判斷與腦功能的永久喪失有關，但卻有70％的人把腦死亡和植物人混為一談。在這樣的公眾認識基礎上，如果腦死亡法突然出台會有什麼後果？
陳忠華：問題提得有道理。腦死亡法屬於科技含量較高、人權及倫理學問題混雜的法律，立法必須具備堅實的醫學基礎、社會基礎和法律環境，否則即便有了法，也會造成執法上的混亂。因此我主張腦死亡立法的推動過程應該先自下而上，後自上而下，前者包括醫學教育、臨床實踐和科普宣傳，後者是指國家機構管理階層的認可、支持和參與，兩者缺一不可。
根據我們的國情，在現階段至少應該提出心死亡和腦死亡雙軌制。兩種方案由患者自由選擇。但是有兩點必須同時啟動，一是患者的親屬代表或律師要立書「知情同意」，二是醫療衛生管理層面上必須明確規定：「腦死亡診斷成立後停止或撤除一切治療措施並不違反現代醫療常規」以避免醫療糾紛。
缺氧狀況人體死亡順序
個體生命死亡是有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點，到了這個點上，生命作為一個完整體系開始解體，永遠不能再恢復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就是死亡的臨界點。如果生命的終點被人為地移到死亡的臨界點之前，就意味著死亡在診斷上有錯誤。但在死亡臨界點之後的任何一個位置上的前移或後移都不能改變整體生命已經死亡的本質。
在人死後，藉助器官保存液可以使各種離體器官安全保存一段時間：小腸2小時，心臟6小時，肝臟24小時，腎臟48小時。這就是死中有「生」，不過這種「生」已經不能表明生命個體的繼續存在。
你了解嗎

❸ 人怎麼復活

為什麼會"死而復生"？探究人體死亡臨界點
為什麼腦死亡比心臟死亡標准更科學？植物人是死人還是活人？「死而復生」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個小男孩因肺部感染，救治無效死亡，由於欠費，就把屍體放在醫院太平間，兩天後，孩子的父母湊齊了費用，並准備把孩子屍體火化，沒想到抽屜一拉，孩子坐起來說：「好冷啊。」
對死亡的混亂認識不僅發生在廣大公眾中，甚至也發生在醫學界。在我國，堅持要對腦死亡者進行搶救的一般都是公費的，願意放棄的都是自費的。
對死亡的混亂認識不僅發生在廣大公眾中，甚至還發生在醫學界。目前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已經採用腦死亡標准，而我國仍然採用落後的心死亡標准。記者為此采訪了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陳忠華教授。這位同時就職於英國劍橋大學臨床學院外科的「跨國」醫學博士，審視了中國民眾乃至醫學界在死亡概念和一些相關問題上與世界共識的差異，並力圖從醫學界開始更新觀念。
為什麼會有「死而復生」
記者：我最近聽說了這么一件事，大約十年前，一個男孩因肺部感染，救治無效死亡，由於欠費，就把屍體放在醫院太平間。當時是冬天，室溫較低，沒開冷凍設備。兩天後，孩子的父母湊齊了費用，准備把孩子屍體火化，沒想到抽屜一拉，孩子坐起來說：「好冷啊。」這種「死而復生」的事真讓人發蒙。連三歲孩子都知道死亡是怎麼回事，過去把沒有呼吸、心跳認定為死亡，近年來醫學界又提出不論心臟是否停跳、呼吸是否消失，人只要腦死亡就等於機體整個死亡的新概念，難道醫生會弄錯嗎？
陳忠華：你所說的這件事，具體細節我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能具體評說，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死而復生」通常是在死亡診斷上發生了錯誤。死的確是三歲孩子都知道，但你剛才的話就出了錯，腦死亡的第一個標志是自主呼吸完全消失，你漏掉了「自主」和「完全」四字，就謬以千里了。
作為中國現代執業醫師，即使目前還不能恰當地停止無意義的醫療活動，也不至於連病人在什麼時候已經死亡了都不確切地知道。
記者：如果說執業醫師不一定確切地知道病人在什麼時候已經死亡了，聽起來挺誇張的。
陳忠華：你應該注意到我強調的是「現代執業醫師」，因為現代社會對死亡的判斷有著更精確的要求。我在查房的時候指著一個已經腦死亡的病人問醫生們，這個病人已經死了，假如病人的家屬要我們用呼吸機維持他的呼吸，一段時間後，家屬又要求我們不要再維持了，我們把呼吸機一停，他的呼吸停止了，你們說他的死亡應該從什麼時間算起？不止一個醫生回答說當然是從停呼吸機時算起。我說，錯！那不是成了我們叫他死的嗎？其實他腦死亡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自主呼吸，我們只是為了滿足他親屬的要求給他維持死後的人工呼吸，這種呼吸完全不能使他復生。這是一個專業知識的錯誤，一點也不誇張！當然這不是哪個醫師的錯，一方面舊有的概念沿用已久，稍不留神就順著慣性滑下去了，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我們對死亡的認識落後了。
「植物人」是死人還是活人
記者：我做過一次問卷調查，有70％的人認為植物人就是腦死亡。我也問過不少醫生，可少有人說得清楚二者的區別和關系。關於植物人蘇醒的報道更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陳忠華：國外沒有「植物人」這個稱呼，應該叫植物狀態，表示一個人像植物一樣有生命存在，就是不能有目的地主動移動，所以植物人應該打個引號。沒有嚴格定義的「植物人」非常容易與腦死亡混淆，因此應該盡量避免使用。
植物狀態在醫學上叫做「去皮層綜合征」。植物狀態的判斷標准非常具體。植物狀態有兩種，一是持續性植物狀態，二是永久性植物狀態。以時間為判斷標准，但各國的標准不統一。我國1996年南京會議確定昏迷一個月者只能稱為植物狀態，三個月以上者才能稱之為持續性植物狀態。植物狀態在一年以上的病人，意識恢復率是1％;6％，處於重殘狀態，因此有人將一年以上的病人稱為永久性植物狀態。
現在，藉助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技術可以長期維持植物狀態患者的呼吸和心跳、並從體內排除廢物。但這不等於患者還活著，也不等於死者還可以復活。因此，人們通常所說的「植物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已經死亡，正確做法是要盡快地、仔細地進行腦干或腦干以上中樞神經系統的系統性檢查，以確定是否已經發生腦死亡。如果證實發生了腦乾死亡或者大腦皮質彌漫性壞死所導致的永久性植物狀態，就應該停止一切以復甦為目的醫療活動。
腦乾死亡＝腦死亡＝死亡
記者：死亡的臨界點定在腦死亡的位置上，這比我國目前普遍認定的心死位置前移了，依據是什麼？
陳忠華：其實古代把斬首作為極刑就說明人類在實踐中早已認同頭為生命之首。
確切的腦死亡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是大腦皮質的變化。大腦皮質主管人的思維、意識活動等心理功能。大腦皮質一經死亡，上述功能就不復存在，醫學上把這叫做大腦皮質彌漫性死亡。此時至少可做出社會學死亡的診斷。
第二是腦乾死亡。人體有12對腦神經經由腦干發出，主管人的感官、呼吸等等重要生理功能。現代醫學認為，代表人體生命的首要生理特徵為呼吸功能，而主宰呼吸功能的中樞神經區域位於腦干。因此，推薦將腦乾死亡作為達到死亡臨界點的標准，同時也作為判定人類腦死亡和死亡的標准。腦乾死亡之後，依靠現代醫療手段所能維持的、包括殘余心跳在內的部分生物特徵不再表明生命的繼續存在。這就是現代醫學的「4#0;3#0;2」定律：腦乾死亡＝腦死亡＝死亡。
第三是全腦死亡。大腦皮質彌漫性死亡＋腦乾死亡＝全腦死亡。全腦死亡一旦發生應即時宣告個體死亡。
其實，彌漫性腦損傷發生時，大腦皮質死亡一般來說要先於腦乾死亡，因此採用腦乾死亡作為個體死亡的判定標准更具保守性、安全性、可靠性。例如缺氧時，腦細胞對缺氧耐受時間分別為：大腦皮質4#0;6分鍾；中腦5#0;10分鍾；小腦10#0;15分鍾；延髓／腦干20#0;30分鍾。
腦死亡使誰受益
記者：很多呼籲實施腦死亡診斷標準的宣傳都說這樣是為了不再增加病人的痛苦。但是當親人死的時候，很多人都想多留他一會，等心跳停止再說，人之常情，有何不可？
陳忠華：你的話里又出錯了！既然已經腦死亡了，還有「痛苦」嗎？「多留一會」也不存在，骨子裡你還是把腦死亡者當作活人看待。這樣的錯誤概念出現在宣傳中是很遺憾的事，必須徹底糾正。不過我想你提出了一個很值得回答的問題：腦死亡診斷和立法到底有什麼意義。
人們通常能夠尊重沒有喪失自主能力的人，但對臨終者，卻總是不知不覺地把自己主觀情感、甚至個人利益的需要強加給他們。隨著社會的進步，有尊嚴地死去和有尊嚴地活著一樣被視為個人的權利而受到重視。因此，實施腦死亡診斷標準的第一受益者應該是患者本人。
腦死亡後毫無意義的「搶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儀式性的醫療活動給患者的家庭帶來巨大的負擔，也給國民經濟及醫葯資源造成巨大的浪費。據粗略估計，我國每年為此支出的醫療費用可達數億。一項調查顯示，ICU（特護病房）病人的費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而在ICU搶救無效而死亡的病人的費用又是搶救成活病人的2倍。而且有文獻資料顯示，在我國，堅持要對腦死亡者進行搶救的都是公費的，願意放棄的都是自費的。
為了器官移植需要？
記者：我注意到作為器官移植專家，您上面說的這些意義中漏掉一條：腦死亡診斷對器官移植有也有積極意義。我所聽到、看到的關於腦死亡立法的呼籲很多都是由器官移植界的專家提出的，而且很迫切，但是我覺得聽起來有道理卻不怎麼舒服，好像腦死亡立法就是要我早點承認我死了，然後讓我把器官捐出來。我周圍的一些人也有同感。
陳忠華：我確實有意想把腦死亡問題與器官移植分開討論。在我國，腦死亡立法由器官移植界提出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客觀原因，但實際上在腦死亡立法和實施腦死亡診斷標準的社會意義上，器官移植應該排在最後一位。沒有器官移植的需要，實施腦死亡診斷標準的進步性依然存在，反之，接受腦死亡診斷標準的人並不一定要捐獻器官。
你和你周圍的人有「不舒服」的感覺，印證了我國著名的倫理學家邱仁宗先生曾經提出的批評：「將『腦死』定義的討論與供給器官的效益問題聯系起來是不道德的。」腦死亡立法的確不應該與器官移植扯得太近，我建議腦死亡立法不要與器官捐贈、器官移植的立法同時進行。應該先出台腦死亡法。
在現階段應該雙軌制
記者：據說「腦死亡標准及實施辦法（草案）」已經交到衛生部，但是我最近做的公眾調查顯示，67％的人認為死亡的判斷只與心跳和呼吸相關，雖然有33％的人認識到死亡的判斷與腦功能的永久喪失有關，但卻有70％的人把腦死亡和植物人混為一談。在這樣的公眾認識基礎上，如果腦死亡法突然出台會有什麼後果？
陳忠華：問題提得有道理。腦死亡法屬於科技含量較高、人權及倫理學問題混雜的法律，立法必須具備堅實的醫學基礎、社會基礎和法律環境，否則即便有了法，也會造成執法上的混亂。因此我主張腦死亡立法的推動過程應該先自下而上，後自上而下，前者包括醫學教育、臨床實踐和科普宣傳，後者是指國家機構管理階層的認可、支持和參與，兩者缺一不可。
根據我們的國情，在現階段至少應該提出心死亡和腦死亡雙軌制。兩種方案由患者自由選擇。但是有兩點必須同時啟動，一是患者的親屬代表或律師要立書「知情同意」，二是醫療衛生管理層面上必須明確規定：「腦死亡診斷成立後停止或撤除一切治療措施並不違反現代醫療常規」以避免醫療糾紛。
缺氧狀況人體死亡順序
個體生命死亡是有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點，到了這個點上，生命作為一個完整體系開始解體，永遠不能再恢復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就是死亡的臨界點。如果生命的終點被人為地移到死亡的臨界點之前，就意味著死亡在診斷上有錯誤。但在死亡臨界點之後的任何一個位置上的前移或後移都不能改變整體生命已經死亡的本質。
在人死後，藉助器官保存液可以使各種離體器官安全保存一段時間：小腸2小時，心臟6小時，肝臟24小時，腎臟48小時。這就是死中有「生」，不過這種「生」已經不能表明生命個體的繼續存在。

❹ 南陽醫療事故鑒定中心,請問,做醫療事故鑒定有什麼必要的程序

作出的醫療損害鑒定意見。

依據《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醫學會、司法鑒定機構作出的醫療損害鑒定意見應當載明並詳細論述下列內容：是否存在醫療損害以及損害程度；是否存在醫療過錯；醫療過錯與醫療損害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醫療過錯在醫療損害中的責任程度。

咨詢專家、鑒定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迴避，當事人也可以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申請其迴避：是醫療糾紛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近親屬；與醫療糾紛有利害關系；與醫療糾紛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醫療糾紛公正處理。

(4)醫療糾紛雙軌制擴展閱讀：

醫療糾紛預防的相關要求規定：

1、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及其人民調解員、衛生主管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應當對醫患雙方的個人隱私等事項予以保密。

2、醫療機構篡改、偽造、隱匿、毀滅病歷資料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主管部門給予或者責令給予降低崗位等級或者撤職的處分，對有關醫務人員責令暫停6個月以上1年以下執業活動。

3、造成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或者責令給予開除的處分，對有關醫務人員由原發證部門吊銷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❺ 誰知道人死後真的能復活嗎

首先，人 有一種假死抄狀態。這種假死狀態會停掉人體機能的運轉，感覺像是真的死亡。在特殊情況下，假死狀態是處於自我保護，讓身體不受到新的破壞。也只有假死的人才能死而復活。如果生命真的能從真死狀態中復活的話，這個世界就會有無數的生命，可能地球也裝不下。因此，真死的生命是復活不了的。 人死是不能復活的，因為會死了以後身體機能都會消失，會慢慢腐爛，失去生命的跡象，不過有些例子說人死後一天兩天又活過來了，其實病不是真的死，生體處於假死狀態，相當於給暫停了一小會，這樣的狀態不會維持太就，不過現在在美國有一個機構，提供給一些有錢人，並身患絕症的人，就是現在科學治癒不了的病，把他們放在一個零下200多度的一個容器里，很微妙的一個溫度，相當於給你的身體暫停，等到科學技術能治癒這些病的時候，再將這些人喚醒，冰凍最長的人以經有100多年了，網上有相關報道的，我想這樣的人，應該可以稱做死而復活了吧！個人感覺是沒有人真的能死去好長時間甚至幾年再復活，未免太恐怖了！

❻ 醫療事故找誰打官司，一般怎麼走司法程序

一、管轄法院的選擇
要起訴醫院，首先就要確定到哪個法院起訴，也就是法院管轄問題。一般來說，醫療糾紛訴訟都在區、縣層級的基層法院，除非把訴訟標的刻意提高到上千萬，才可能到中級法院立案，但這樣做得不償失，因為法院非但判不了這么多，當事人還要搭上不菲的訴訟費。
一般來說，醫療糾紛訴訟多歸醫療機構所在地法院管轄，這是法定管轄，當事人無法選擇，而當地法院與醫療機構的關系是大部分患方當事人所忌憚的。
但是，歷經多家醫療機構診治，特別是跨省市的，選擇法院管轄就需要講究。誇張一點說，有時法院管轄的選擇就決定了案件的勝敗。
筆者到上海執業之前在江西執業，曾接到一起股骨頸骨折引起的醫療糾紛案。患者骨折後在縣醫院保守治療後，效果不佳轉入上饒市一家醫院進行手術治療，手術醫師說最佳治療期耽誤了。出院後患者准備起訴當地縣醫院，筆者接案後，建議其把上饒市的醫院一並起訴，從而可以在上饒市立案，避開縣法院的管轄。但原告從內心來說是感激那家做手術的上饒醫院的，不忍心將其推上被告席。筆者向他解釋，這只是訴訟上的策略，最終說服了他。縣醫院接到訴訟文書後，表示願意支付補償與原告和解。
筆者前段時間接到外地患者咨詢，他在外地醫院治療腎結石失敗，到上海的醫院找專家看，專家指出是當地醫院手術失敗，於是在當地醫學會申請鑒定，結果是不構成醫療事故。該患者問筆者該怎麼辦，筆者建議他把上海醫院和當地醫院一起告，這樣就可以在上海立案，從而可以在上海鑒定，當地醫院的保護網就破了，勝訴把握相對來說也就大了。
以上是從選擇法院管轄角度考爭取打贏醫療官司。
二、案由的選擇
由於對鑒定的態度以及法律適用的有所不同，醫療糾紛還存在案由的選擇問題，但各地法院對此有不同的處理。
在上海，不管選擇什麼案由，醫療糾紛一般都必須由醫學會鑒定，且都適用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在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比如北京，既可以選擇醫療事故也可以選擇醫療過錯作為案由。
事實上，醫療糾紛涵義並不明確，案由選擇還是有文章可做的，有時還能決定案件的勝負。
有一位老太太骨折後到上海某醫院做植入髓內釘固定術，後來又做了三次手術，遺留下患側膝關節功能喪失等後遺症。患者認為醫院在醫療上存在過失，醫院則認為手術得當。為了得到賠償，患者滯留醫院達六年之久。患者家屬找到筆者，看過材料後，筆者建議她不要在醫院手術有無問題上糾纏，而應該看當初植入的產品質量有無問題，進而改打產品侵權官司。雖然在病歷記錄中沒有發現植入物有斷裂的記錄，但仔細閱讀X光片子，發現髓內釘的一個螺釘有斷裂，而且病歷上相關植入物的資料也不齊全。另外筆者還注意到一個細節，因為醫院告知髓內釘是進口的，且可終身保留，家屬在第二次手術取出髓內釘後，特地要求醫師拿給他們看一下，醫師卻說已經丟掉找不到了。果不其然，筆者代理患者提起產品侵權之訴後，醫院由於不能證明產品的正規來路而不得不承擔賠償責任。
三、爭取避開醫療鑒定
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實踐中在患者心目中往往欠缺公信力和權威性，提起醫療訴訟後，患者方一般都反對由醫學會進行醫療鑒定。
在實行醫療糾紛雙軌制的地方，繞開醫學會鑒定問題不大，但在規定醫療糾紛一律進行醫學會鑒定的地方(比如上海)，醫療鑒定似乎避無可避。但深究起來其實還是有空子可鑽，這就是挑病歷的毛病。
因為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如果醫院的病歷不真實，醫學會不得進行鑒定。根據舉證規則，醫療侵權糾紛，醫院負有舉證責任。醫學會不鑒定，意味著被告舉證不能，被告就要承擔民事責任。
接到醫療糾紛案子，一般原告前期的證據保全工作已經完成，該復印的已經復印，該封存的已經封存，接下案子要做的工作，就是從病歷上看能否找到讓法官、醫學會接受不能進行鑒定這一觀點的蛛絲馬跡。這樣的工作有一定難度，不是說找到病歷塗改、簽名不一致這樣的證據，法官、醫學會就一定會不鑒定，因為還牽涉到是否 「實質性修改」的問題。筆者就曾遇到經過司法鑒定說病歷做了修改的案子，醫學會照樣鑒定。
作為代理人，律師的工作是要把病歷不真實與爭議焦點相結合，說明病歷不真實很可能影響到鑒定的進行。
比如有一起案件，患者死亡而且已經進行屍檢，結論對患方不利。筆者接案後，反復閱讀病歷，發現護理記錄與醫師病歷記錄存在諸多不一致之處，護理記錄中護士簽名筆跡前後不一，通過前後病歷對比發現本來不在班的護士在護理記錄上也有簽名。法官向涉案護士調查，在事實面前她們不得不承認造假，醫學會了解這些情況後致函法院終止鑒定，法院判決醫院承擔完全民事責任。
如果在管轄法院、案由和醫學會鑒定方面都無法 「另闢蹊徑」，那就只能圍繞醫學會的醫療鑒定尋找突破口。
四、仔細閱讀病歷資料
病歷資料毫無疑問是醫療訴訟中的證據之王，能夠找出病歷資料的不真實處從而阻斷醫方的舉證之路，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是上策，但這種機會不是每起醫療糾紛案件都可以遇到的。
沒有這樣的機會怎麼辦?只有老老實實地仔細閱讀病歷資料，找出醫方的漏洞，從而有針對性地查找權威醫學文獻資料，准備醫療鑒定陳述材料。
筆者曾代理患者嚴某與上海某醫院醫療損害賠償一案，就是通過仔細閱讀病歷資料發現問題，一起訴，醫院方就認輸了。
患者因賁門癌住院，術前腎功能化驗結果正常，術後卻因急性腎功能衰竭而死亡。患者認為醫院的手術出了問題而引起急性腎功能衰竭，但醫方認為患者急性腎功能衰竭是手術的並發症，且術前告知書中提到了，否認醫療行為存在任何過錯，雙方協商不成。
初看病歷資料，似乎官司很難打贏。但筆者不死心，靜下心來再仔細閱讀病歷資料，從三測單、醫囑單、入院錄、手術記錄，化驗單一字不漏地讀。
術前化驗單顯示患者尿化驗正常，但術後才出現尿蛋白且逐漸加重。是否與用葯有關?醫院術後給患者使用的葯物是 「亦清」。
查找 「亦清」的正式葯品名稱是：硫酸依替米星氯化鈉注射液。問題於是真相大白，患者的腎功能損害是葯物引起的。 「亦清」 (硫酸依替米星氯化鈉注射液)屬於氨基甙類抗生素，具有腎毒性。在患者產生急性腎功能衰竭後，醫方還不知道 「亦清」屬於氨基甙類抗生素。
醫師被美妙的名稱所蒙蔽，根本沒有追究其屬於哪一類。如果知道的話，就不會在發現患者已經出現輕度腎功能損害後，還繼續使用一周才停葯。
五、悉心選擇文獻資料
以前有報道說一老農鑽研醫學書籍終於打贏醫療官司，事實上很多醫療官司的患方當事人都有查閱醫學資料的經歷。醫療文獻資料在打醫療官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不是說每個沒有醫學背景的人都能用醫學研究資料作為證據的。
即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閱讀了一定量的醫學文獻資料，但是資料上的說法可能莫衷一是，甄別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是為什麼醫療官司需要具有醫學背景的律師的原因之一。
在最近的一起醫療官司中，患者因聽神經瘤而入住上海某醫院手術，由頗有名氣的醫師操刀，但手術後患者出現顱內出血昏迷而轉入另一家醫院做腦外手術，留下偏癱的後遺症。患方與醫方交涉，醫方說術前已經告知了術後有可能發生顱內血腫，不存在違反醫療常規的地方，交涉無果。
筆者悉心尋找文獻資料，一篇資料上說聽神經瘤手術中出血都是術者操作不當引起的，該文作者是本市知名專家，筆者由此論證醫方存在醫療過失，醫院方後來同意協商解決。
六、注重鑒定程序權利
很多患方不信任醫學會的鑒定，從心理上排斥這一程序。其實，對醫學會鑒定的程序性權利患方要予以高度重視。
在辦理高某在上海某醫院進食窒息死亡一案中，屍體解剖證實患者是食物窒息死亡，專家討論的結果是醫療意外。在進入鑒定程序後，有個鑒定專家組成的環節。醫學會認為患者在精神病醫院死亡，精神病專家為主要人選。但筆者認為，患者雖然是精神病人，但治療的是感冒高熱，且醫方請了綜合性醫學院醫師會診，死亡與精神疾病沒有太大關系，以精神病專家為主顯然對患者方不利，於是筆者代理患者方要求鑒定專家應該以普通內科為主，結果定性為醫療事故。
此外，鑒定程序中還有申請鑒定專家迴避權、鑒定時陳述權等，均應認真對待。
七、從不利鑒定找漏洞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對患者方不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不利的鑒定結論出來，如果能夠爭取司法鑒定的話當然更好。如果沒有可能重新進行法醫鑒定，也不要完全認為一點希望也沒有，要盡量從不利的鑒定中找出漏洞。
常見的方法是，利用法官與鑒定專家對過失與因果關系的認知不同，從鑒定分析意見中尋找突破口。在醫學會鑒定初期，鑒定分析意見中經常有醫方 「不足」、 「缺陷」等用語，法官就是把這些用語轉換成法律上的過失。這一招被鑒定專家識破後，醫學會鑒定分析意見就很少露出 「狐狸的尾巴」，很少有 「但書」的情形出現。這樣需要從鑒定報告的鑒定分析意見，以及前面的 「診治概要」的字里行間找出鑒定的破綻。

❼ 人死後真的能復活嗎

先舉幾個例子吧：

英國奇人「死」去18分鍾重新「復活」

英國人羅伯特·瓦格特於2010年2月上演生命奇跡，在救護人員的不懈努力下，他在停止呼吸18分鍾後重新「活」了過來。妻子黛安娜回憶，事發當天，瓦格特有點感冒症狀，就到樓上卧室去睡覺。她通過嬰兒監視器聽到丈夫呼吸困難，急忙上樓察看。趕到丈夫身邊時，發現他已經不行。4分鍾後，救護人員趕到，使用電擊去纖顫器試圖讓瓦格特恢復心跳。救護人員嘗試6次均告失敗。但他們沒有放棄，決定再試最後一次。奇跡出現了：停止呼吸18分鍾後，瓦格特喘了一口氣。
澳大利亞母親擁抱兩小時嬰兒「死而復生」

2010年3月，澳大利亞女子凱特·奧格在醫院生下一對龍鳳胎，胎兒僅27周大。出生時，女嬰情況良好，男嬰僅0.9公斤，沒有呼吸。醫生對男嬰實施20分鍾搶救無效，奧格緊緊摟抱著被醫生宣判死亡的寶寶，流著淚述說著愛意，遲遲不肯鬆手……兩個小時後，寶寶竟然出現生命特徵，令醫生覺得難以置信。

俄女子「被死亡」後復生發現身處棺材被嚇死

俄羅斯女子法吉爾義·穆罕默德賈諾夫因胸痛在家中跌倒後被送往醫院，醫生隨即宣布她死亡。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家人為這名婦女准備葬禮時她卻突然醒了過來，發現身在棺材中的她因驚嚇過度「再次」死亡，而這一次再也沒有醒來。

重慶少女在被火化前復活

2007年5月，梁平縣殯儀館火化工梁尤平準備火化最後一具屍體時，突然發現黃色屍袋動了一下。拉開屍袋拉鏈查看究竟，竟發現一具少女「屍體」的胸部仍在上下起伏，分明還有呼吸，然後趕緊給領導報告並撥打120急救電話。梁平縣人民醫院內一科主任謝崇凡曾參與搶救小香，他表示對小香「死而復生」也感到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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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新聞事實證明，人死後是可以復生的，但是需要由各種復生的條件存在，而這些條件是什麼，至今也沒有人探秘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