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林地纠纷怎么处理
有纠纷你可以先把当地的派出所。没，我让他们来处理。
㈡ 原告有土地证、被告有林权证、双方争议的是林地、如何处理案件
林权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你说得不太清楚，大概是个人与集体组织内（村或组）签订的容土地承包合同。
如果出现一地两证，必有一个是错误的，需注销（收回）。如何注销（收回），涉及程序较多，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也没必要了解。反正需由有权机关（一般为原颁证机关）按法律规定办理。
只要注销（收回）其中一个，土地权属也就清楚了。一般情况，哪个证在先就可能会以哪个证为准，后一个证应注销（收回）。
㈢ 林权纠纷处理办法
一、收集证据，尤其是当时口头协议的当事人以及见证人的证言。
二、调查村委回会与外地承包人之间的流答转合同是否违法。如是否召开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是否经过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如是2010年3月1日以后签订的合同，还必须征求村民是否要求评估以及必须有林权证才能流转等等，详见《河南省森林资源流转管理办法》。
三、向信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四、要求村委会履行合同，支付分成，如不履行可以合同纠纷向当地法院起诉。
㈣ 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如何认定林权证书的效力
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时，要确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首先应以依法核发的林权证为准。 但是，我国山林权属政策自解放以来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和调整，各个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山林权属书证，在当时确权过程中出现的政策性及人为性失误，导致现在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认定林权证书效力成为了难题。 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确定土地个人所有，为群众颁发了土地证；此后的合作化运动，个人所有土地山林随人入社，土地、山林集体所有；1961年至1963年对土地（林地）、耕畜、农具、劳动力进行了“四固定”，按属地原则对土地林地进行统一的调整，归就近的生产队集体所有；1981年至1983年的“林业三定”，为生产组集体和各户颁发了山界林权证、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每次的社会历史变革都会带来林地权属的变化，而林权确权工作的不规范、登记发证制度的不健全导致部分林权证错漏填写、重复填写等情况时有出现，当然，存在这种错填、漏填、重复填的现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一是六十年代的“四固定”工作不彻底，且“四固定”当时主要是对耕地和林地，对当时未开发的荒地，一般不固定，对在“四固定”时期的土地（林地）确权基本上也没有法定形式的文字记载，记载不规范。二是八十年代初落实“林业三定”工作时，工作组的人员本身水平不高，颁证工作粗糙，填证不规范、不统一、不全面，产生了证件的错发、重发。比如有的山林权证四至范围写成“上至山顶，下至田边，左至大松木，右至某某甜竹根”。结果是松树砍掉了，甜竹根也不见了，界线没有了，引发纠纷；或者当年的小松树也长大了，到现在全部都是大松树，你说是这棵，我说是哪棵，这也引起了争议；而有的山证的四至界线写成左与张三交界，右与李四交界，双方对界线各持己见，亦因此引发纠纷。而且，当时有些证是盖好印，然后发给各户自己填的。我们在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时就见过空白已盖印的山界林权证和社员自留山使用证。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采信山界林权证、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这类书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来，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就因为时间跨度长，土地改革、“四固定”不彻底，“林业三定”工作粗糙，加上当时的工作人员不重视资料的完善和保存，造成无据可查或资料丢失，以致当事人发生权属争议无法找到相关证据，普遍存在当时的证人难找、有效的书证、物证难查，证据链难连的问题，因此，事实难以查清。所以，有的法官如果见到一方有山证的话，基本承认其效力，而有的则一概否认其效力。那么，对于这种山证，我们在审理中如何更好认定其效力呢？ 笔者认为，鉴于历史的原因，对于这些山证的效力，既不应一概否认，亦不应一概肯定，这些证据应结合其他证据以及管理事实等才作确认比较妥当。处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要遵重历史，遵重现实，要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管理和利用的原则来处理争议。 对于因山林政策调整所形成的权属证书、登记确权底册等书证，是确定山林权属的主要证据，要正确认定山林权属纠纷中这些书证法律效力，应把握当时的社会政治、法律、政策背景，根据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结合现实情况加以认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林业三定”时的山证，无争议的应当确认其效力。对因错发，重发等情况引起争议的，则应查明情况，参考“四固定”的确权依据作出处理。如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有效权属依据的，应通过田亩造册、交粮纳税、经营管理及使用情况等因素综合分析认定，在以上因素欠缺的情况下，可参照土改确定的权属处理。争议山林的林木性质以及对山林的经营管理也是认定山林权属的证据之一，在处理山林权属纠纷时，也要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经营管理情况。 对于有些山证，如我们见到过有的山界林权证没有盖县人民政府的印章，有的填报负责人处没有人签名，有的审查同意单位（社、队）处没有盖印，有的没有填写日期，有的填写有错别字，对方当事人都会对这些漏填错填的山证有异议。对这类证据，如果仅仅是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结合其他证据材料能够印证该份瑕疵证据所要证明事实的，可以认可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但是，如果仅有该瑕疵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一般情况下不应认定该瑕疵证据的证明效力，当然，如果几个瑕疵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某项事实的，也可以不否定该瑕疵证据的证明效力。 认定山林权属的书证主要有“林业三定证”（包括山界林权证、自留山使用证、林业生产承包合同等）、“土地证”（包括清册）、“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包括入社资料、协议书、调解书、政府处理决定、法院判决等），这三类证都具有法律效力，但在适用上应有顺序之分，认定的顺序应该是先“林业三定证”再到“土地证”最后是“权属变更凭证”。 在有“林业三定证”而且是正确有效的情况下，应以“林业三定证”作为认定权属的首要依据。如果协议、赠送、处理决定、判决等“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证据是发生在“林业三定”之前，其效力已经得到了“林业三定证”的肯定，因而不发生“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的适用问题；如果这些“合法的权属变更”证据是发生在“林业三定”之后，这些凭证则作为认定山林权属的直接依据，“林业三定证”不能作为依据。
㈤ 我家林地被别人家侵占。他说是他家的，我家有林权证，他家没有林权证。请问到什么部门解决
先走行政途径解决，行政途径解决不了，到法院起诉。
《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原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林业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设立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统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分别负责办理林权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
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时，要确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首先应以依法核发的林权证为准。
但是，我国山林权属政策自解放以来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和调整，各个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山林权属书证，在当时确权过程中出现的政策性及人为性失误，导致现在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认定林权证书效力成为了难题。
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确定土地个人所有，为群众颁发了土地证；此后的合作化运动，个人所有土地山林随人入社，土地、山林集体所有；1961年至1963年对土地（林地）、耕畜、农具、劳动力进行了“四固定”，按属地原则对土地林地进行统一的调整，归就近的生产队集体所有；1981年至1983年的“林业三定”，为生产组集体和各户颁发了山界林权证、社员自留山使用证。每次的社会历史变革都会带来林地权属的变化，而林权确权工作的不规范、登记发证制度的不健全导致部分林权证错漏填写、重复填写等情况时有出现，当然，存在这种错填、漏填、重复填的现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一是六十年代的“四固定”工作不彻底，且“四固定”当时主要是对耕地和林地，对当时未开发的荒地，一般不固定，对在“四固定”时期的土地（林地）确权基本上也没有法定形式的文字记载，记载不规范。二是八十年代初落实“林业三定”工作时，工作组的人员本身水平不高，颁证工作粗糙，填证不规范、不统一、不全面，产生了证件的错发、重发。比如有的山林权证四至范围写成“上至山顶，下至田边，左至大松木，右至某某甜竹根”。结果是松树砍掉了，甜竹根也不见了，界线没有了，引发纠纷；或者当年的小松树也长大了，到现在全部都是大松树，你说是这棵，我说是哪棵，这也引起了争议；而有的山证的四至界线写成左与张三交界，右与李四交界，双方对界线各持己见，亦因此引发纠纷。而且，当时有些证是盖好印，然后发给各户自己填的。我们在审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时就见过空白已盖印的山界林权证和社员自留山使用证。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采信山界林权证、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这类书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来，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就因为时间跨度长，土地改革、“四固定”不彻底，“林业三定”工作粗糙，加上当时的工作人员不重视资料的完善和保存，造成无据可查或资料丢失，以致当事人发生权属争议无法找到相关证据，普遍存在当时的证人难找、有效的书证、物证难查，证据链难连的问题，因此，事实难以查清。所以，有的法官如果见到一方有山证的话，基本承认其效力，而有的则一概否认其效力。那么，对于这种山证，我们在审理中如何更好认定其效力呢？
笔者认为，鉴于历史的原因，对于这些山证的效力，既不应一概否认，亦不应一概肯定，这些证据应结合其他证据以及管理事实等才作确认比较妥当。处理山林权属纠纷案件，要遵重历史，遵重现实，要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管理和利用的原则来处理争议。
对于因山林政策调整所形成的权属证书、登记确权底册等书证，是确定山林权属的主要证据，要正确认定山林权属纠纷中这些书证法律效力，应把握当时的社会政治、法律、政策背景，根据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结合现实情况加以认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林业三定”时的山证，无争议的应当确认其效力。对因错发，重发等情况引起争议的，则应查明情况，参考“四固定”的确权依据作出处理。如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没有有效权属依据的，应通过田亩造册、交粮纳税、经营管理及使用情况等因素综合分析认定，在以上因素欠缺的情况下，可参照土改确定的权属处理。争议山林的林木性质以及对山林的经营管理也是认定山林权属的证据之一，在处理山林权属纠纷时，也要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经营管理情况。
对于有些山证，如我们见到过有的山界林权证没有盖县人民政府的印章，有的填报负责人处没有人签名，有的审查同意单位（社、队）处没有盖印，有的没有填写日期，有的填写有错别字，对方当事人都会对这些漏填错填的山证有异议。对这类证据，如果仅仅是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结合其他证据材料能够印证该份瑕疵证据所要证明事实的，可以认可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但是，如果仅有该瑕疵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一般情况下不应认定该瑕疵证据的证明效力，当然，如果几个瑕疵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某项事实的，也可以不否定该瑕疵证据的证明效力。
认定山林权属的书证主要有“林业三定证”（包括山界林权证、自留山使用证、林业生产承包合同等）、“土地证”（包括清册）、“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包括入社资料、协议书、调解书、政府处理决定、法院判决等），这三类证都具有法律效力，但在适用上应有顺序之分，认定的顺序应该是先“林业三定证”再到“土地证”最后是“权属变更凭证”。
在有“林业三定证”而且是正确有效的情况下，应以“林业三定证”作为认定权属的首要依据。如果协议、赠送、处理决定、判决等“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证据是发生在“林业三定”之前，其效力已经得到了“林业三定证”的肯定，因而不发生“合法的权属变更”凭证的适用问题；如果这些“合法的权属变更”证据是发生在“林业三定”之后，这些凭证则作为认定山林权属的直接依据，“林业三定证”不能作为依据。
㈥ 林权证，我山林有纠纷，还能不能办理林权证。
在权属有争议的情况下，不能办林权证，应先确权。
㈦ 林权与土地纠纷
您好。林权证来和土地证的发源证单位不同，持有林权证和土地证所享有的权益，也是有所区别的。就您反映的个案看，我个人认为，如果该荒地原先的权利人为一社和四社，即使一社持有林权证，那也只能证明一社有林权，在土地权属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该土地权属仍应归原先的权利人一社和四社。
㈧ 如何有效处理林权林地纠纷，在处理是的相关政策和法律依据有那些。
你好来，首先要搞清楚权属纠纷自双方当事人，有以下几种情况由相关政府进行确权：1、如果是同一集体内部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本集体的权属纠纷，当事人应向当地乡镇政府提出确权申请，由当地乡镇政府负责调解，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乡镇政府作出确权决定；2、如果是同一乡镇内集体与集体发生的权属纠纷，当事人（需是法定代表人）向当地乡镇政府提出确权申请，当地乡镇政府组织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当地乡镇政府提出调处意见呈报县级人民政府进行确权；3、同一县（区）内跨乡镇发生的集体与集体的权属纠纷案件，由当事人直接向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然后由县级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调处，县级有关主管职能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处理意见报县级人民政府进行确权；4、其他的跨县、跨市、跨省的案件，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申请，由有处理权限的人民政府进行确权。
处理林地林木权属纠纷的有关法律依据：《土地法》第十六条、《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以各省市自治区出台的有关处理权属纠纷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
㈨ 林权纠纷处理
首先，对方要想争有两条途径：一，诉讼；二，申请行政裁决；诉讼也好裁决也罢，内都适用谁主容张谁举证的原则，即他说是他的不行需要提供证据证明。
其次，据你陈述的事实你已经合法取得林权证，即林权证上登记的权利人是你。根据《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林权的权利人已林权证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记载为准，据此可以证明你就是权利人。
最后，如前所述，对方只有提供证据证明林权证记载有误的证据才可能推翻你是林权所有人，故而你现在只需要静观其变，见招拆招，不要杞人忧天。
㈩ 林权证登记错误发生林权纠纷20多年可以行政复议撤销吗
xx县乡xx村第1、2、4、11、12村民小组（下统称第三人）与xx县xx乡人民政府、xx乡xx村民委员会、xx村第3、5、6、7、8、9、10村民小组（下统称申请人）争议的“xx林场”土地权属，xx县人民政府（下称被申请人）于2011年8月2日作出黎府处[2011] 6号《xx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下称《决定书》），该《决定书》将争议的“xx林场”土地权属划归第三人所有，并于2011年8月29日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认为，《决定书》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其处理决定采信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
一、《决定书》采信争议山林土地权属依据错误，违反法律规定
1、被申请人“查明事实”，属自行编造。
被申请人在其《决定书》第5页倒数第5行至第6页第5行“查明事实”：申请人（指复议案第三人）提交的1983年10月3日制定的《乡规民约》，是在林业“三定”期间xx公社管委会经召开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党员和群众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的（有证人证言和时任xx公社干部的调查笔录佐证）。因此，该《乡规民约》应作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
被申请人的上述“查明事实”纯属子虚乌有，自行编造。1983年时期的xx公社作为最基层的人民政府，其所召开的任何会议，毫无疑问会有《会议记录》，如果就其管辖内的涉及农村集体权利义务的事项制定《乡规民约》，必先在该次会议上首先形成《会议纪要》，这是常识，也是政府机构的工作程序。同样作为一级政府的被申请人，基层政府的工作程序不可能不知道，对1983年时期xx公社召开会议并讨论通过制定的《乡规民约》，用“证人证言”及自行“调查笔录”形式来加以证实，而不是拿出当时的《会议纪录》或《会议纪要》来进行证明，实在是荒唐之举，其编造事实显而易见。
被申请人之所以会自行编造这个《乡规民约》出台的过程，无非是想说明《乡规民约》程序合法，可被申请人用以佐证《乡规民约》程序合法的“证据”（即证人证言和调查笔录），根本就不具有证明效力。政府机构的某一次重要会议并讨论通过关系“民生民权”事项的决议，用“证人证言”和“调查笔录”形式来证明，这是被申请人在行政管理工作上的“独创”，这种“独创”性不具有任何法律依据。
2、《乡规民约》有违反法律规定内容，该部分内容属无效约定。
被申请人确认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乡规民约》，如前所述既无证据证实其制定程序合法，同时该《乡规民约》就争议土地权属进行确权的内容是无效的，该内容违反了法律之规定：⑴《土地管理法》第11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⑵《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林业行政部门对国家和集体所有、单位和个人使用的林地进行登记，颁发林权证，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
上述《土地管理法》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相关条文之规定，非常明确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集体所有、单位和个人使用的林地），其所有权的确认权为县级人民政府，乡级人民政府无权确认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属。《乡规民约》性质上属于乡（镇）村农民集体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的约定，岂能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确权划分。被申请人不是不懂法，但偏偏要将《乡规民约》违法内容部分认定为处理争议土地权属的有效证据，这说明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申请人徇私枉法；一是被申请人不依法行政是其常规。
3、被申请人采信《乡规民约》作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1条、第13条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可知，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林地权属管理实行登记发证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林业行政部门对国家和集体所有、单位和个人使用的林地进行登记，颁发林权证，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上述法条之规定说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县级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所有权证、山林权证书等，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确认权属的合法依据。被申请人无视法律规定，将具有违法内容的《乡规民约》认定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有效证据，显然违反法律规定。
二、《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决定书》依据《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和第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本案“土地权属争议”的实体处理，适用法律错误。
1、《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是属于山林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决定书》适用该法条并无不当。
2、《决定书》适用《条例》第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
《条例》第十九条的适用前提条件是“尚未取得林权证或者对林权证有争议的”，而申请人与第三人就本宗土地（即xx林场）权属争议，并非是没有任何一方取得林权证，申请人之一的xx乡人民政府已经取得林权证，即1983年10月28日黎林权字第1号《xx县山林权所有证》（下称《山林权证》）。只要申请人的《山林权证》没有被依法撤销，依据《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该山林权证书就是首先应当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处理林地权属争议的证明材料。
本案申请人与第三人对申请人（xx乡人民政府）持有的由被申请人颁发的《山林权证》并不存在争议，是被申请人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而单方面在个案中认定《山林权证》为无效证据，进而认定不能作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证据。被申请人将《山林权证》排除为合法有效的证明材料，其行为结果——《决定书》则必然是违反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其将自己颁发的《山林权证》，认定为系“擅自填发本府事先盖好章的所有权证”（见《决定书》第6页第14行）实在荒唐，这种不按法律程序、毫无根据地否定自己颁发的《山林权证》行为，当然是一种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而违法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则必然错误。
3、被申请人认定《山林权证》，不能作为处理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证据，导致《决定书》适用法律的错误。
《决定书》第6页认定《山林权证》只能证明“xx林场”的林木所有权归xx公社集体所有，不能证明“xx林场”的土地权属归xx村集体所有。同时《决定书》还利用若干“证人证言”形式说明填发《山林权证》，不是为了明确土地权属问题，目的是发展林业，保护森林及造林成果，保护集体财产不受侵犯。
申请人认为，作为一级政府的被申请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对事实的认定，居然无视法律规定而信口雌黄。不论是土地管理法，森林法以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无不规定《山林权证》就是土地权属的证明材料和确权依据。申请人xx乡人民政府持有“xx林场”的《山林权证》，在该山林权证书没有被依法撤销之前，“xx林场”林木林地的所有权人就是xx乡（仅包含xx村和九龙村）集体所有，申请人xx乡xx村民委员会系xx公社下辖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村民是“xx林场”土地权属人乃名正言顺理所当然。而被申请人颁发的《山林权证》，依照法律规定就是土地权属依据，而非如被申请人所声称的填发该证书的目的。由此可见，正是被申请人多处表现违法认定事实，才导致其对本宗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决定书》认定事实有误，采信证据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申请人请求复议机关审慎审理，依法撤销该决定，而不是简单的维持了事，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决定变更，重新正确认定争议的“xx林场”土地权属归属xx县xx乡xx村民委员会全体村民集体所有。
此致
xx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