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十一讲

Ⅰ 以文化寻根为主题，谈谈自己对于当前时代背景下坚持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深入思考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沉稳矫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们已经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改革，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济领先，其他领域依次推进。当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时，文化领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这4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外在诱因，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则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文化单位按照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国家捐飞机；可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原因何在？关键在于香玉剧社是向市场要钱，而国有院团则是向政府要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要逐渐放开，一面是我国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事实证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崭新航程。

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提高文化自觉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文化产业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的过程。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和节奏时，不能不叹服这高屋建瓴、大胆缜密的顶层设计。

英国BBC曾经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建设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它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经验，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起远航中可以凭借的风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形成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向。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自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党的十六大吹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时，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往往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亮剑》、《任长霞》、《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其收视率节节攀高就说明：占领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

改革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对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保持波澜不惊、顺利推进的良好态势，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只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改革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8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可以说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它表明群众路线的法宝对于我们党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有一个优化的路径？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

自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Ⅱ 谁来讲一下版权法的问题

摘 要:认定版权侵权行为的极大困难是如何确定作品的原创性。通过版权法与专利法、商标法立法目的及相关制度设计的对比,可以明确原创性的内涵;在实务操作中通过对比进行比较更易于把握作品的原创性。对于版权侵权行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的罪过形式,适用我国民法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有两大弊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已成为无法避免的国际趋势。我国版权转让无须登记是著作法上一个不足,提出了要求版权转让登记的合理价值。

关键词:版权;侵权行为;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2000)02 0141 06收稿日期:1999 09 21

作者简介:李进一(1964—),男,四川省渠县人,暨南大学MBA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在版权法中最为复杂。其原因在于:作品原创性(独创性)认定的困难、作品版权的取得不依赖于任何审批手续、举证不易等几个方面。下面笔者就版权行为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1 早在1992年,美国法院和中国法院便分别在阿尔泰案和李淑贤与王庆祥就《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诉贾英华案中开创了对涉嫌版权侵权行为的“三段论侵权认定法”。[1](P482)“三段论”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作品思想表达的原创性的注解和诠释。其第一步为抽象法,指将作品的“思想”(idea)排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是版权法原理的基本要求。尽管各国版权法对作品的创作高度要求不一,但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思想纳入版权法的保护领域。《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和《WTO版权条约》第2条明确规定:“版权保护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字概念本身。”我国版权局于1998年1月8日提交的著作权法修正草案(下称草案)第5条也增设了版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概念、发现、原理、方法、体现和过程的条款。这种立法体制为司法机构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提供了一条版权法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的标准,从宏观的角度给版权法实务指明了方向。应当说,从理论讲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是明确的。然而,近年来随着版权法将计算机软件纳入保护范围以后,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在实务中出现了越来越模糊的趋势。1986年,美国的威兰诉杰斯罗一案便将版权法的保护范围指向了思想。[2](P53)不过尽管存在着实务中这样的困难,“三段论”的第一步抽象法的运作还是有效的,它试图在思想和思想的表达之间划一条线,以将作品的思想抽象掉,避免了版权法保护范围的混淆。“三段论”的第二步是过滤法,指将虽属思想的表达但又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过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公有领域的东西包括只有惟一的一种表达的作品,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等。如果一种作品,只有一种惟一的表达形式,则版权法不予保护,因为这与版权法促进一国文化繁荣的目的相悖。在1990年,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便终审判决了一起版权纠纷,判决中认定一幅加利福尼亚居民区的天然气地下管道图不受版权保护。判决的主要理由是:该图毫无差错地反映了该区地下管道的真实情况。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独立地绘制该区管道图(如果不出差错的话),也只能与这幅已有的图一模一样。[3](P28)可见,虽属作品的表达,但属惟一的一种表达,其他任何人若要说明相关问题而只能采用该惟一的表达时,则该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超过保护期的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表明国家把繁荣本国文化与对著作权的权利的尊重看得同等重要,表明了著作权人与社会需求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而保护期的长短无非说明了谁在这场交易中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而已。对著作权人而言,他想把作品的保护期规定得足够长以期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社会需求者则希望把这种保护期规定得足够短以期能无偿地利用作品。而作品的保护期届满便是社会需求者无偿使用作品的开始,也是作品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开始。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著作权人的作品不再私有了。“三段论”的过滤法这一过程表明,版权法把版权看作一种私权,版权法上保护私有领域的东西,而不将公有领域的东西纳入其中。对于计算机软件来说,许多程序涉及的“内部功能”和“外部事实”多属于公有领域,这一部分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纵观“三段论侵权认定法”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笔者认为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思想也罢,外部事实也罢,都是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这两个步骤的工作其实都是把属于版权法规定的公有领域的东西划在版权保护的界限之外。“三段论”的第三步是“对比法”,指经过“抽象”与“过滤”之后,对比原告作品与被告作品中是否存在着实质相同的部分,这涉及到对作品表达原创性的认定。

2 作品原创性的英文涵义为originality,而非novelty或uniqueness。应当注意的是,原创性仅适用于对作者权的保护,而不适用于邻接权。例如播放是对已有作品的重复,版权法尽管对其保护,但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的。英国律师PeterGrover认为要求原创性便破坏了播放组织权的整个基础。Novelty译为新颖性,是专利法的要求。亦即,一项发明若要取得专利权,享受专利法的保护,新颖性是其必要条件。原创性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创作的,不是抄袭的,而新颖性要求一项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是新颖的,可见新颖性比原创性的要求为高。原创性与新颖性不同的原因在于版权法与专利法立法目的及制度设计的不同。版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它要求受保护的作品与已有的作品在表达上是不同的,只要二者存在着差异性即可,而不去判定哪一个更先进、更优秀。版权法关心的是某一思想是如何表达的。而专利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动技术的发展,它要求某一项发明必须在原有技术上更进一步,对处于原有技术水平的发明不授予专利权。同时,专利法为了节约技术开发成本,以利于把有限的精力用于更新技术的开发,它赋予专利法以垄断权,即使是同样先进的独立开发的两个发明也只授予一个专利权①。既然专利权是一种垄断权,专利法便开创了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审查和登记公告制度,规定一项发明者获此权利,必须履行相应的程序。这种制度为专利法要求的技术新颖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认定新颖性,其参考系便是专利公报上登记的“已有技术”,这个“已有技术”是确定的。而版权法采用自动保护制度,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受版权法保护,如果要求作品的原创性包含有新颖性的内容,那么作为参考系的已有作品则浩如烟海,这在实务上是行不通的。同样商标法要求的识别性(Remarkab1e)也不同于作品的原创性,其理由与版权法和专利法的区别相似。然而,这并不说明二者之间没有交叉与重叠,《草案》第11条暗设了这种交叉地带的存在。Uniqueness可译为惟一性,或独一无二,这离作品的原创性就更远了,因为作品的创造绝大多数都是在公有领域材料的基础上吸收他人优秀成果的前提下完成。如果要求作品具有惟一性才受到版权法之保护,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和交流。惟一性不仅不是版权法对作品的要求,相反,如果作品只有惟一一种表达反而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这种作品在美国多半列为与“艺术作品”相对的“事实作品”,在德国多被列为与“社会科学”相对的“自然科学”作品。

英、美、法、德、日、意等国都在相应的版权法中规定了对作品原创性的要求,但都没有解释何为原创性。英国的Denning认为,“原创性”一词容易理解,它指作品是由作者独立(indepen dently)完成的,在创作过程中,它包含有作者一定程度的创作技巧、知识、创造性劳动和判断。作品权是一个人劳动、技巧、投资的产品,这些不能为他人盗用。作品的原创性并非指其构成元素、原生材料及事实。作品的构成元素、事实等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们进行创作。然而,区别一个作品与另一个作品的差异在于基于这些原始材料之上的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体现了作者的技巧、知识、投资和判断。但是笔者认为,单纯地依靠作者的知识、技巧、投资、判断来认定作品的原创性,实际操作意义不大。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作品繁多,为认定而认定作品的原创性所花费的成本是巨大的。由于版权法推行的是自动取得保护原则,实行不审查主义,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比较来认定或许更有价值。只要原告的作品不处于公有领域就推定其有原创性,然后通过对比,看被告的作品是否与原告的作品相同,以确定被诉作品是否有原创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原稿的作品尽管不处于公有领域,但系抄袭别人的作品,被告的举证并不能减轻自己的责任,只能发生诉讼法上的主体变更,而被告的实体责任并不能免除,当然其前提是真正的权利人参加诉讼。

在侵权诉讼中,确认被诉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作品的版权,直接证据较难获得,一般采用间接方法即“实质部分”(SubstantialPart)加“接触”的方法,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创作性”可以解释为“不是模仿的结果”。模仿是否真的有其行为,只有行为人本人知道,权利人若要证明侵害者的模仿行为,除了行为人本人坦白之外,事实上是困难的。所以通常不去证明模仿行为本身,而是以对他人作品的接触加以结果的类似性来证明。如果权利人与被告的作品相同或类似,但是被告方提供了其创作过程,成功地证明了未进行模仿而是独立创作的,侵权也不成立。不过,这里的举证责任发生了倒置,即由被诉作品的作者证明自己没有接触过原告作品,否则就可以推定存在着接触。[4](P144)然而“实质性部分(SubstantialPart)”又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有人认为,就作品而言,其质量而非数量是关键性的。如果一首诗中的几个关键措词被运用,即使这首诗有一百个音节,也构成了实质部分。如果你因为一个关键的音节的质量而使用它,法院也可以解释这属于实质性部分。也有人认为,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并把那种试图解释实质性部分内涵的作法视为一种通过概念解释把事实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误导。[2](P54)所谓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观点,提高了版权法对作品创作性要求的高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被抄袭的多为创作水平较高的作品,这与德国版权法上的要求有些相似。然而,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并没有对作品作这一要求。日本学者中山信弘指出,由于作品是人的个性表露,其价值不存在绝对标准。设定价值标准,等于划分人格优劣,是不能容忍的。[5](P30)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讨论的是价值,而用来证明或批评价值的根据仍然是价值,于是评价作品的高低便带来了技术性的困难。假如把某种价值看作是超载了其他价值之上的标准,那么这种思想在学术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坚持学术的公正,使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其他价值来批判,则不存在任何标准,这应构成了一个悖论。可见,划分作品的创作高度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笔者感到,通过比较,进行区别,或许对实质性的认识更为清晰。例如:两首主旋律不同的音乐作品,其主旋律部分便构成了实质性部分。

3 作为一种民事的侵权行为,侵犯版权行为要求侵权者主观上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国版权法的规定与有关的国际公约及多数外国版权法的要求不同。在英、美版权法上存在着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划分。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6条至22条所列举的行为皆属直接侵权行为,而第22条至26条所列举的行为是间接侵权行为。之所以作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对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要求不一,对他们规定了不同的责任原则。对于直接侵权行为,英国版权法暗含了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者的犯意不是认定侵权性质的实质条件,尽管无辜可能会减少赔偿,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97条1款的内容便规定了犯意并不影响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而对于间接侵权行为,法律要求侵权者主观上有过错。亦即在英国版权法上,把侵害版权法的行为分成了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对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对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德国版权法第97条规定:“受侵害人可诉请对于有再次复发危险的侵权行为,现在就采用下达禁令的救济:如果侵权系由于故意或过失,则还同时诉请获得损害赔偿。”日本1989年版权法第117条1款规定了直接侵权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第2款规定了间接侵权应承担过错责任,Trips第45条1款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第2款规定:“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Trips第45条对侵权人主观上的状态作了区分,并规定了有过错的侵权人应给予受害人以赔偿费的范围,对于无过错的侵权方在适当的场合也应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就是说过错,也构成了侵权,只是一般不支付赔偿费。可见,在国际上,至少是对直接侵权行为让侵权者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通例。在我国版权法上,没有区别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而且也没有明确侵害版权行为的责任原则。由于版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按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之规定,侵害版权的行为属于过错责任。这样的规定存在的弊端在于:其一,证明侵权者主观上有无过错,权利人力不从心,因为侵权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一般只有侵权人自己知悉,这对于打击日益猖獗的盗版行为极为不利。其二,对于侵权行为不作划分,一律规定适用过错责任,未免武断,因为间接侵权行为的危害和直接侵权相比毕竟要小。我国最近的版权法修改草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第51条作了这样的规定,即侵权复制品的制作者、发行者、出租者应承担推定过错责任,并在第50条2款增设了法定赔偿金的规定,法定赔偿金适用考虑到了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尽管版权法的修改草案向国际规则迈进了一步,然而该方案并非尽善尽美,并且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基于此,有人提出对于一般情况下的直接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对于网络上的个别特殊情况让侵权人承担推定过错责任的折衷方案。[6]

事实上,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实际上也是一种过错责任原则),都无多大实际意义。因为,版权法及国际版权公约发展的趋势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尊重,是对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加强①,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也表明了这一点。而对侵权人适用无过错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另一方面,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恢复WTO成员国的步伐,如果我们国内的版权法达不到Trips的要求,这将会阻碍我国WTO成员国地位的恢复。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存在着法律多元的现象,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各国的统一化进程却在加快,其原因在于世界贸易大国把知识产权与经济贸易进行了勾连,而世界上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在所难免。这便造成了知识权法虽属一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走着与其他法相反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向国际规则迈进是出于无可奈何的考虑。

4 前已叙及,在版权法上采用自动取得原则,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享受版权法之保护。然而,版权被视为一种绝对权,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数,对社会影响较大,而且版权法又没有商标法和专利法上的那种公示制度,这就增大了版权侵权的系数。特别是对于后继作品,作品的转让在我国并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这就有可能使原权利人受利益之驱动再许可第三人使用作品,以侵犯后继版权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认为,对版权的发生与变动应借用物权变动上的公示制度,然而,版权不同于动产,因为它的无形,所以它的占有或交付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到公示作用。所以应借鉴不动产登记制,对版权的取得采用选择登记制,对版权的转让采用登记制。版权的取得是作者的一种权利,在他的作品创作完成以后,如果他怠于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到登记机关登记,在发生诉讼时,他的举证就要比已经进行了登记困难得多。然而,多数国家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体现了对权利人权利的尊重,因为权利人可以放弃其权利。我国自1995初年开始,对软件之外的其他作品采用了选择登记制。而对于版权转让,我国著作权法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个不足。其理由在于:第一,加拿大、美国、日本等都有版权转让进行登记的要求。这些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版权登记尽管会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麻烦,但能在以后的诉讼中节约相当大的诉讼成本,而且也便于国家对合同的控制。第二,版权转让登记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公示功能,使用人要使用有关作品,可以到有关登记管理机关去查询,以便寻找真正的权利人。其二是对抗功能,也就是说著作权转让登记以后有对抗第三人的功能。如果权利人先把其版权转让给甲,但没有进行登记,后又转让给乙,并且双方到登记机关履行了登记手续,尽管甲受让在先,该版权仍转属于乙。其三是证明功能,在发生纠纷时,转让登记可以证明谁是真正的权利人。第三,我国1995年《担保法》第79条明确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并且,我国已于1996年9月23日通过了《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著作权的质押并不涉及权利的转移,法律都明确要求登记,而版权的转让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登记呢?

[参 考 文 献]

[1] 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 PeterGrover.CopyrightandDesignsLaw.London:GrahamandTrotman.1991.5
[3] 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 董炳和.新闻侵权与赔偿[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
[5] 〔日〕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M].张玉瑞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1997.
[6] 李军.计算机时代的相应版权制度探究[J].现代法学,1999(1).

Ⅲ 北大音像出版社

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 企业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企业邮编:100871
编辑本段经营范围
出版，发行，教育及教学，科研方面的音像制品，零售国家正式出版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出租国家正式出版的节目录像带
编辑本段发展历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前身为1902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译书局翻译“西学”教科书和其他图书，编书处编纂“中学”教科书，北京大学的出版活动从此开始。著名翻译家、思想家严复曾任译书局总办。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出版部，出版大学教科书和其他图书，曾出版《北京大学日刊》、《国学季刊》等有广泛影响的刊物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先驱》，还出版了李大钊、张润之的《中国国际法论》,杨昌济的《西洋伦理学史》,黄节的《诗学》,钱玄同的《文学学音篇》,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等一批著名学者编写的教材和学术专著。1952年，北京大学出版部撤消。从1953年起，北大出版部停止出版活动。从1902年至1952年，北京大学出版机构累计出版各种教材讲义和图书600余种。1979年，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同意，教育部批准成立北京大学出版社，恢复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建制。
编辑本段荣誉称号
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新生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为人才培养服务，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办社宗旨，坚持立足北大、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开放办社模式，坚持“教材优先，学术为本，争创一流”的办社方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国内有重要影响和良好声誉的大学出版社。1993年获中宣部、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优秀出版社”称号，1994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称号，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批颁发的“全国先进高校出版社”称号。2009年获首批“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截至2009年底，北大社共获各种出版物奖项900余项，其中国家级30余项，省部级400余项。
编辑本段发展优势
北京大学出版社依靠北大雄厚的教学、科研力量，同时积极争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合作支持，出版了大量高水平、高质量、适应多层次需要的优秀高等教育教材，包括研究生层次系列教材，大学本科中较高层次的精品系列教材（有些学科包括案例教程），大学本科一般层次的普通高等教育精编系列教材，远程教育、成人本科层次的系列教材，专科、本科层次的自学考试教材，高职高专系列教材，社会培训教材。重点建设基础学科教材、填补学科空白的前沿教材、反映教学改革成果的教材、具有学科竞争力的系列教材。为了配合教学需要，北大出版社组织策划了与系列教材配套的习题集、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案例丛书，自学考试教材的自学辅导丛书等教学参考、辅助用书，努力构建立体化的教材、教学用书体系。有的系列如大学英语教材还积极开发了网络化系列教材。到目前为止，已出版100多个系列3000多种各类大中专教材。北大出版社有许多教材被列入国家级、部委级教材规划，其中，列入“十一五”国家级规划的教材有291种，居于高校出版社前列。截至2006年底，北大版教材共获各种奖项472项，其中国家级16项，省部级199项。博雅大学堂系列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21世纪经济与管理教材，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21世纪社会学教材，21世纪外国文学教材，北京大学数学教学丛书，北京大学物理学丛书，北京大学心理学丛书等系列教材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北大出版社注意对教材进行全面追踪，捕捉信息，及时修订，以跟上各学科的最新发展，反映该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保持北大版教材的领先地位。 北大出版社强调学术创新，出版高水准、原创性、开拓性学术著作，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基础学科和新兴前沿学科、边缘学科著作，同时注重文化积累，积极组织挖掘、整理、出版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北大版学术著作和优秀典籍成为重要的学术品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陆续出版了《全宋诗》、《北京大学数学丛书》、《中国文化大观》系列、《文艺美学丛书》、《北京大学院士文库》、《学术史丛书》、《北大名家名著文丛》、《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潘光旦文集》、《胡适文集》等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图书。进入新世纪，又相继出版了《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十三经注疏》、《孙子兵学大典》等，形成新的学术品牌。“十一五”期间，北大出版社承担了大型文化典籍出版工程《儒藏》等17项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项目数量也居高校出版社前列。
编辑本段发展战略
北大出版社坚持“立足北大，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从建社初期即开始同欧美出版社开展合作出版与版权贸易。近二十年来，我社全方位开展与海外出版社的合作，积极开拓国际图书市场。从1988年起，我社每年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积极参加国际上主要的有影响的书展。已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十几个国家以及台湾、香港、澳门100多家出版社建立了业务往来。共向海外输出版权700多种，其中转让给美国数学学会出版社、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费佛格出版社的北大数学丛书中多种，出版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批的对外汉语教材版权转让到日本、韩国等地。大批大学文理科教材和学术著作转让到香港、台湾。输出版权数量长期居于全国出版社前列，是国家重点文化出口企业。引进各种版权超过2000种,与美、英、德多家出版社合作出版外文版学术著作。引进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中文简体版权，成为我国在版权贸易方面对外开放的典范,对发展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社在版权贸易工作中坚持“输出与引进并举”的工作思路，致力于版权引进和版权输出两方面的平衡发展，并积极探索国际出版合作的新思路。 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发展，北大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发行能力、管理水平和综合经济实力都有较大增强。目前，出版物已覆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领域，并正在向工程技术领域逐步拓展。现有产品中，教材占55%，学术著作占15%，一般图书占30%。图书重印率达到60%。在包括文史哲、法学、经济管理、学术普及、汉语教学等出版领域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和特色。 2009年底，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在职员工300余人，其中大学本科学历以上人员占70%，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1/3。编辑部门设有经济管理、法律、文史哲、典籍与文化等四个事业部，理科、社科、汉语、外语、综合、职教与工科等编辑室和教育出版中心、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中心。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部门设有市场营销中心、出版部、储运部、社办公室、总编室、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版权管理部、投资合作部、信息中心、美编室、质检与终审室、校对科、读者服务部、北大书店等。此外，还设有中南办事处，全资子公司培文教育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南通双基教育出版发行中心，控股企业北京燕大元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雅光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圣大燕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世纪智源教育科技公司、江苏京通博雅教育有限公司等。
编辑本段发展目标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目标是，依托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广泛吸纳社会优质资源，建设成为综合型、学术型教育出版机构，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出版业重要的高等教育教科书和学术著作、文化工程出版基地，拥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和较强的竞争能力，出版一批被广泛使用的经典教科书，和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学术研究著作，以及一批在文化传承和文化积累方面有标志性作用的文化出版工程，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把北京大学出版社建成世界一流的出版社。

Ⅳ 大学生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使命是是么

当代大学生在文化强国中的使命

1摘要：一定的（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经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后政治和经济。---毛泽东
一，民族文化创新---中国式
什么是文化？从《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知：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概况来讲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所谓文化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意识，思想，精神形成，发展。同时不同的名族分布的地理环境不同，各名族发展道路，方式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
而随着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的不断发展，国与国关系日益密切。在这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也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当人们日益被“世界人”所融和的同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逐渐模糊，一个民族将应已何种姿态去发展，将如何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争取独立。民族之核心所在与民族文化，又应如何在与世界并步齐驱的同时不失本质。
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赐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
从全球中国热开始，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国的戏曲，武术，书法等传统文化到《论语》，《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被国外在政治，军事，经济中的学习应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我国文化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仍具有很高的价值，值得学习，推崇。这是对我国文化所给予的最高肯定，也是我们国人的骄傲。但是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却一味的沉溺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似带有闭关锁国时留下的浮想。不去学习，不去问津关于中华文化作为国人自己所知多少。唐诗宋词成了教科书中让人厌烦的内容，古文则被网友讥笑为被石化的愚蠢，传统节日所赋予的意义皆被我们踩平作为休息的美好时光…….正当我们自以为是时，韩国出来了。先是抢占传统节日，接着不停的叫嚣说道中国历史名人出自他乡。顿时全国一片愤慨.网民声讨，国家立法。传统节日在法案里有了明言规定，社会各界开始更多的关注国家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中国元素，中国风一时在各个领域盛行，这些都被统称为中国式的……。中国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中国民族文化产业创新的中转站，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这种民族特征强烈的形式让我们不论是从政治领域，经济规划，还是文化娱乐中都在一次彰显出了我们深厚的文化修养，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可唯独不足的是我们忘了世界仍在不断的变化。信息更新率每天不断刷新，新观念，思想每时每刻无不冲击我们的生活。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单单已民族独立为保障，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不断拓展多元化的政治关系，同时经济发展也再不断面临着挑战。十一个五年计划为我国经济发展打下结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中国经济发展所取的的成就.
中国式的理念下，山寨产品的发展为我国科技发展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似乎带来一些曙光，文化娱乐方面电影更多去贴近本土文化。当到了假已乱真的地步他们却仍以中国式的名字出现，中国式电影，中国式经济……..

此刻的中国式早也被这些过度的模仿冲淡了原有的韵味。他已不是中国发展为创新所构造的中转站，更多的是一块避风港，一个我们满足民族自信心的借口。单已电影为例，近年来中国的电影市场无论是在技术还是演员方面都有了很大改观。许多前卫性导演与编剧层出不穷，在国际电影市场里可以是独树一帜。唯独可惜的是受好莱坞电影恶俗文化的影响，大场面大制作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尚，拜金，靡乱等俗不可耐的情节元素比比皆是；用科幻片的手法拍中国代传说，这种外挂长衫内着西服的可笑之举层出不穷，观众完全没有被剧情中所暗藏的思想文化，人文理念思索。宏大的场面制作成了国人自豪由来。
面对此事，我们不禁又想到了2011年10月10日的一条新闻-----宁波将斥资5000万培养1400名“乔布斯”。看来不觉让人心寒，在中国现在的教育理念下人才济济,不乏优秀的实干家，企业家。却无一有个类似于乔布斯，伯克扎格，井深大这样具有梦想追求的梦想者，天才。如今抱希望与死板的教育手段希望补足过去的教育缺失，大有来个中国式的人才或天才之举。充分可见我们在理念上除了早期有关中国式的探索带有一定的积极性，到现在对未来发展最首要的创新开始一步步的曲解。以至于我们开始怀疑创新在中国是否行的通？还是面对国情我们认识还是太浅。
二，中国的创新之路---文化强国
早在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要求，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名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三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到了十四届六中全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强调指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进而指出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是贯穿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物质文明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点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到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
文化强国，对于每一个中国企业和个人来说，都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它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国民生活质量全面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强国战略从大的层面讲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通过创新与创造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小的层面讲得看我们是否有叫得响的文化作品、我们的创意产业是否位于世界前列、我们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能否输出海外。而我们所需的就是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文化产业 ，发展重点文化产业， 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 转变文化产业增长方式 ，培育文化市场主体， 健全各类文化市场， 发展现代文化产品流通组织和流通方式 ；在文化创新 ，繁荣发展文学艺术 ，培育文化创意群体和内容提供商 ，推动文化企业成为文化创作主体 ，加快科技创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以动漫产业为例:
在1996年，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文化输出大国，将动漫等文化产业确定为国家重要支柱产业。日本政府公布实施《21世纪文化立国方略》，明确提出要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文化输出大国；2003年，制订观光立国计划；2007年又提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为落实这些战略，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将动漫等文化产业确定为国家重要支柱产业，通过推行工业化大生产、建立文化产品产业链、扩大文化产品出口等，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了扩大日本动漫在国外的影响力，日本外务省还曾拨款24亿日元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画片播放版权，将这些动画片免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台播放。日本政府重视文化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一些高校专门开设动漫制作专业，地方政府也经常举办各类免费的讲座。十几年来，动漫产业作为日本文化产业的代表，已经和日本电器、日本汽车并列，成为影响世界的三大日本制造。而与此同时，日本动漫产品也开始成功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之一，在全球传播日本文化，彰显日本的影响力。使得六成的动漫为日本制造，近年来，日本文化产品大量出口，其中动漫成为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之一，在全世界拥有大批爱好者。据初步统计，目前全球播放的动画节目约有60%是日本制作的，世界上有68个国家和地区播放日本电视动画、40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其动画电影。将动漫产业发展从衍生品开发，一是动画本身的播出市场；二是卡通图书和音像制品市场；三是动漫形象的衍生产品，包括服装、玩具、饮料、生活用品等。
我国动漫产业起步不晚却发展曲折，但近年来政府认识到了大力发展动漫展业对于国家软实力提升的作用，与动漫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纷纷出台，内容涉及资金、技术、人才、对外交流等方方面面。中国动漫产业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公认的朝阳产业。在短短几年时间中，我国的动漫企业从几百家发展到了1万多家，动漫衍生产品上万种，从业人员超过了20多万，每年都有300家以上新的动漫企业注册登记，有近万人进入到动漫行业就业，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了文化产业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独特作用。产业的光明前途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促使许多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企业站出来主动融入“文化强国”的大氛围中。
三，当代大学生在文化强国中的作为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大伙儿面前应有尽有，大伙儿面前一无所有；大伙儿正在直登天堂；大伙儿正在直落地狱。（---《双城记》狄更斯）
正如同狄更斯所说的一样。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处在一个世界物质充足，信息和科技极速发展的时代。在多变的世界环境适者生存的真理让我们在不断追求自身价值提升的同时也不停的灌输我们在知识取舍里狭隘的世界观。因为自身的发展在任何时候无疑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追求着当下最热门的行业，啃着苦涩无味的书本僵死的吞咽知识。无可指责这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我们延续将近几百年。唯独可惜的再多得知识对我们仅仅是一块叩开未来“美好”生活的砖石。当外来先进的知识与科技的创新，我们除了无能的抱怨传统的教育体制从来不在自身寻找出口，寻求帮助；国外的时尚潮流，我们更是无力抵抗，任其对我们洗脑还乐不思蜀。
文化强国不止是继承发扬我们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在创新中使传统文化不失本体特色与国际接轨，用创新带动国家发展。我们喊着创新不再仅仅是教育或工作技术中的创新，如果思想上的创新无法实现前面两者在怎么完美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
即便在大学里，专业知识给我们未来打下结实的基础。我们第一次真正有了自由的时间去塑造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思想。成长在这几年中似乎完全属于加速的状态。头一次我们开始与长辈的生活理念靠近，社会观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放弃了幼稚的思维，但也让我们失去了梦想。没有人去怀疑我们潜在的能力，只是随着时间的拉长我们自己在否定自己。社会固有的传统理念让我们相信活着当下才是真实，过去的壮志豪情现在看看无非不是自己胡思乱想时的美梦。
（活着就为改变世界---乔布斯）
我们已经无力去改变过去教育中的失误，既然懂得活在当下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去改变自己。
1从大的方面讲文化传统使我们作为中国大学生精神支撑的脊梁柱。独立的思想不仅仅以个人为主，作为一国的公民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里思想独立性的根本在于对本国文化的坚持与传承。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拥护，很多大学生对此概念早已生疏，似乎还带有讽刺的讥笑。与老一辈比我们对共产党的概念并不深刻， 仅从历史文书的记载中我们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去体会了解，艰苦条件下共产党所作出的贡献对现在意义有多大。别说什么和平年代，他们的作用大不如前，别再因为某些政策上的不当就去怀疑，批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始终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中国国民素质和人才资源开发的现状，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只有在此基础上人民才可能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发展，团结。在国家稳定发展的环境下人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才会提高，文化修养才可能不断加强。个人的思想发展才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专业知识是永恒不变的主题。无论何时评定个人能力，专业知识熟练程度都很重要。没有人可以凭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成绩美国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通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定律——10000小时定律。一个人想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就需要练习10000个小时。只有受到如此多的训练，才能达到精通的程度。10000小时定律，对“天才”作出了的诠释，即所谓“天才”是经过后天的学习、训练取得的，而后天的学习、训练必须是一个自觉的、刻苦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10000小时以上的时间。同样兴趣也很关键。如果此时的专业是你感兴趣的那你已经成功了百分之三十；如果不是就自己去寻找，发掘。长时间的接触后你总能找到与自己感兴趣有关的亮点，激发自己潜能去深入理解探究。
3不要一味的否定自己，守住自己的梦想。如果将成长比作一道算术题，从小我们就在解算不同的答案。一次次的改变无非不是为了得出自己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将会是永无终止的。我们日渐成熟的思想不仅是从自己过去浅薄的思维中一次质的飞跃。同时也告诫我们，万物变化不定，记得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过程中的正确与否不过像光明与黑暗以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生活目标的所在，适时学习总结；更改不定的结果不代表我们的初衷就是错的。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他精神中不可或缺的的精髓；中国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在新世纪发展的大潮中他必须如同一个初学者抱有百分之百的激情去融入，探索，学习。而这份不灭的激情来源于每个国民心中的梦想，去带着自己最淳朴的热爱实现自己的梦想，为祖国谱写不同的篇章。
文化强国虽说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言论，却在不停地警示我们，创新在现在世界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我们有着先天稳定的国家环境做基础，等待我们的是世界发展潮流不可逆转的机遇，创新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重新认识好好利用她为自己的未来开启一片不一样的天空，为祖国开启一个不一样时代。
引用:
（经济格局之变推动着全球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一年间，更具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G20)走上历史前台。从G20华盛顿峰会到伦敦峰会，再到即将举行的匹兹堡峰会，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解决全球性议题的角色日益增多。今年6月，“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领导人齐聚莫斯科，呼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机构和联合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无论是集体呼吁寻找美元储备的替代方案，还是为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一致努力，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以金融危机为契机迈开新步伐。2008年12月以来，中国先后同韩国、白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并同意购买约合5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人民币要想真正成为国际性货币，无疑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后，正是全球金融版图酝酿巨变的一个表征。摘自新浪新闻中心《2008年成功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影响日益凸显》）
（文化强国的五个标准一是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充分激活，在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文化发展和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涌现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广泛传播的文化艺术作品和精品节目，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且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社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影响力。二是文化产业的规模大幅提升，竞争力大幅提高，占到GDP比重的8%到10%左右，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和跨国文化产业集团，能够与迪士尼、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索尼等国际跨国文化传媒产业集团展开竞争，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中引领潮流，在世界舆论竞争中掌握话语权。三是文化人才辈出、济济一堂，既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的宏大文化人才队伍，同时也要涌现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大师和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形成有中国风格、国际表达的文化艺术流派、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以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创新的生动活泼局面。四是文化贸易特别是版权贸易由净进口转变为净出口，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版权贸易长期以来逆差严重的尴尬局面，实现从国际文化贸易大国而转变为国际文化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与我国未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的地位相适应，在世界文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五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提高，能够提出引领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各项议题，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改变目前国际议题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状态的不利地位。（选自新浪新闻中心）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贾莉莎

Ⅳ 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主要业务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海教育出版社与香港、台湾以及国外一些出版社进行广泛的版权贸易和合作，一方面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输出到国外，另一方面将世界上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引进给国内读者。近几年来，版权贸易的区域、品种逐渐扩大，主要有港台地区和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德国、奥地利、法国、英国等国家。下列出本社一些主要的业务。 《拼拼读读画报》
《拼拼读读画报》可以巩固识字拓展阅读、提高写作水平训练思维能力，《拼拼读读画报》采用难字注音或全文注音的方法，帮助低中年级学生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扩大词汇量，提高阅读能力。主要栏目：语文知识故事、好文章点击、写妈妈改、自己学短文、自己编儿歌、小朋友作文选登、作文起步、故事园、知识天地、学语文智慧篮。
《语文学习》
《语文学习》自1979年创刊至今，一直致力于提高中学语文教育质量、中学语文教师的教研水平及教学能力，20年多来，它以促进语文学科教育改革，面向素质教育为办刊方向，已经形成“观点新颖、内容翔实、思维活跃、语言典雅”的整体风格，曾被评为上海市“十佳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中国优秀语文期刊，曾获首届国家社科期刊优秀奖（提名奖），为全国语文期刊唯一获奖单位。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界的品牌杂志，受到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好评和青睐。
2002年的《语文学习》，大体划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资讯，即在原来的基础上推出“关注”、“专题”、“声音”、“观点”、“反馈”、“新书”等新栏目，力争以全球化的视角、敏锐的洞察力关注语文教育界的各种信息，力求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尽可能全面的有效资讯，让读者及时了解学者们在想些什么，了解世界各地的语文报刊在说些什么，了解一线的语文教师在做些什么，了解语文界又发生了什么。一是教学理论与实践，这是本刊的主要部分。教育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国内外教育信息交流的频繁，使教学理论不断更新，教学实践日益丰富。如何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如何正确理解国外先进理论的本土化、本土理论和经验的世界化，如何看待新世纪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破与立的关系，等等，一直是出版社关心的重要学术课题。“争鸣”、“话题”、“随笔”的着眼点是理论，而“案例”、“课文”等更多地着眼于实践。一是阅读，这是语文教育中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在设立栏目时，除了原有的“阅读”（即“阅读新空间”）之外，还将增设两个新栏目——“作家”与“重读”，前者介绍最具当代效应的当红作家和对中学生最具影响力的中外作家，以给一线教师的阅读指导课添加些“佐料”，后者实际上是“名作重读”栏目的翻新，旨在对教材的解读中引进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借助新观点、新资料重新认识名作的“文学魅力”，或通过对某个名篇的多角度切入，达到析一个案而论“语文之道”的效果。一是写作，阅读与写作永远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两大母题，那么，容纳写作指导与作文范例等内容的栏目当然不能缺少，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增强了这部分内容的时代感和实效性。
从内容到形式，2002年的《语文学习》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在不断追求的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所谓“迈出了一步”有两层含义：一是，本着服务中学语文教育的宗旨，我们向广大读者更迈近了一步；一是，伴随着语文教育改革的深化与发展，我们一直在努力。
《语言文字周报》
《语言文字周报》由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上海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这是一份语言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大、中学生学习语言文字和指导语言文字工作的好帮手。办报宗旨是：宣传党和国家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普及语言文字规范知识，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字，全面积极地报道国家及各地语言文字工作取得的新成绩，反映语言文字科研工作取得的新进展，介绍语言学研究的新知识，讨论社会语文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主要栏目有：语言文字工作介绍；语文论坛；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普通话教学；朗读与演讲；语言与文化；字、词辨析；病句修改等。
《小学语文教师》
《小学语文教师》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社办期刊，创刊于1981年。自创刊以来，刊物积极贯彻、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思想、文化和教学素养，及时反映国内外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崭新成果和新鲜经验，为读者提供丰富的进修和备课资料。刊物针对小学语文教师和小学语文教研工作者，不断开辟出新的栏目，现有主要栏目有：教学论坛，阅读教学研究，识字教学拾零，作文教学设计，备课参考，教学随笔和教学点评等。多年来，刊物积极探索，求得发展，逐步形成了观念新、内容实、文章短、形式活的办刊特色，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2002年，本刊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进入“中国期刊方阵”，列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的“双效”期刊。
《小学数学教师》
《小学数学教师》1981年由教育部批准创刊。其办刊宗旨是促进小学数学教学的研究与交流，提高小学数学教师的业务水平，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量。《小学数学教师》是一本小学数学教学方面的专业性刊物，读者对象明确，比较实用。设有教材教法、教学经验、教学一得、教师进修、教师论坛、教研工作、数学园地、课外讲座资料等栏目。
《看图说话》
《看图说话》是中国第一本专为3-6岁幼儿创办的全彩色画刊，创刊于1975年，1979年经教育部批准，改为月刊。20多年来，曾多次获奖，并连续两次被评为教育部推荐优秀幼儿读物、“双效期刊”，是一本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刊物。
办刊宗旨：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帮助幼儿掌握日常生活知识和浅显的科学常识，还特别注重智力训练，促进幼儿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全方位开发幼儿智商、情商，为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看图说话》刊登童话故事、幼儿生活故事、儿歌等，并设“环保小故事”、“看图编故事”、训练幼儿智力的“看一看，想一想”、培养幼儿动手动脑的“做做说说玩玩”等。
《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是教育部委托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第一本面向中等学校政治教师、思想政治课教研员和广大德育工作者的中等理论刊物。她创刊于1980年4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政治课教学经历了由“乱”到“治”的转变。思想政治课是被“文化大革命”糟蹋得最为严重的学科，经过拨乱反正，肃清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确定了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常识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制定、编写了相应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和教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政治教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政治教育》创刊以来，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立足于提高政治教师、思想政治课教研员和德育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关注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积极推动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为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献言献策，成为广大政治教师、思想政治课教研员和德育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号召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开创素质教育的新局面。适应新形势，《政治教育》在栏目设置上，也相应做了一些调整。
主要栏目简介：素质教育论坛、信息新视界、热点透视、教学参考、教学研究、教学点滴、资料库、考试研究、能力训练、心理健康辅导、德育论坛、教师文摘、时事纵览、名词点击。 教学挂图
中小学教学挂图是学校普遍使用的礼堂教材。上海教育出版社历年来共出版中小学。幼儿园挂图计23个学科，1600余种，7400余幅。其特色是兼顾科学性、教育性、艺术性，突出教学重点、难点，画面清新，色彩明快，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和想维能力，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发行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
教材课辅
上海教育出版社每年出版大量的各级各类学校用的教材。包括上海市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或委托上海编辑出版的中国通用教材，如全日制中小学教学指导书、聋哑学校课本职工业余高级中学课本等；由上海市和其他省市联合编写的教材，如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幼儿园教师进修教材等。在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的比重也是逐年加大。上海教育出版社每年出版大量的在小学课外读物。这些课外读物在帮助广大学生扩大视野、增长知识、启发兴趣、陶冶情操，在配合学校素质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继中国第一套专为中学生编写、出版的大型系列网络丛书－－《中学生文库》之后，以时代特征鲜明、培养新世纪小学生现代意识为特色的《新世纪小学生文库》，也将与广大小读者见面。同时，还推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图集》、花季丛书、童年散文小丛书、各类作文图书、中小学生学习手册、初中学生数学课外阅读系列（盒装10本）、中小学生生物科技活动指导书等学生课外读物。 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一批有影响的教育类图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教育部重点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九五”、“十五”期间国家级重点图书《心理学大辞典》。该书是国内迄今为止收词规模最大、内容最新的一部心理专科辞典，由中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杨治良和黄希庭三位教授领衔，组织国内心理学界各分支领域近400位专家、学者，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纳入心理学科研新成果编纂而成。内容涉及21个心理学分支学科，全面展示了我国心理学各领域研究的精华。编纂工作历时10年，全书收词17000余条，约600万字是上教社继《教育大辞典》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大型专科类工具书。为配合研究性学习及研究性课程纳入基础教育的必修课，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研究性学习教师读本》。该读本一套4册，由课程与教学论专家钟启泉教授主编，从研究性学习的理论基础、国际视野、案例解析、开发体制等四个方面，构筑研究性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推动研究性学习的开展。
为配合二期课改和学前教育改革的蓬勃开展，上教社除出版中小学新教材以外，还出版了“学前教育丛书”。该丛书根据幼儿园不同活动形态的特点，分别体现幼儿游戏与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结合。包括《幼儿园教师用书》和《幼儿园图画本》等。
在教育文化方面，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有：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而特别推出的图文并茂、精彩生动的《邓爷爷照片里的故事》；反映上海近代教育恢弘历史的《上海近代教育史》；探索20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轨迹，为中国教育的民族化建设，提供富有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思考的《20世纪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究》；特级教师毛蓓蕾关爱孩子的遗作《心之育》；钱定平教授的科学散文和随笔集《科学如此多娇》；引进版的《汤姆森新课标英语学习丛书》、《新课标文言读本》等。

Ⅵ 什么是版权贸易

版权贸易又称著作权贸易，是属于许可证贸易范畴内的一种基于版权的许可或转让过程中发生的贸易行为。
广义：各类作品著作权的许可使用与转让，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

狭义：通常指涉外或国际版权贸易，主要是作品著作权的引进与输出。
版权贸易的特点
(一)贸易客体不同
普通贸易：有形的商品；
版权贸易：无形的知识产权，即著作权中的某项或某几项财产权。可以根据使用作品方式拆分或组合成相应的权利。
例：“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翻译出版权”。
出版领域的版权贸易主要涉及的是：翻译权、出版权(含复制权和发行权)和重印权，当前信息网络传播权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贸易方式不同
普通贸易：实物(有形商品)的所有权的转移，通过有关商品的购买、运输和交割即可完成交易，买方可对实物自由处置。
版权贸易：无形知识产权的转移，有转让和许可使用等不同贸易方式。要由合同约定是否允许买方向第三方再次转授有关权利。
另外，前者所涉及商品不能再卖给其他人。而后者，货卖多家则是常见的合法行为，也就是权利的非专有许可。或者就不同权利、时间和地域的专有许可。
(三)支付方式不同
普通贸易：买卖价格固定，货物交割后便要付清货款，银货两讫；
版权贸易：可以一次性支付，更多的是以版税方式支付。
(四)权利期限不同
普通贸易：商品一旦售出，即与卖方无关。
版权贸易：买方所获得的相应权利通常是有期限的。
版权贸易的途径
版权贸易是获得某作品版权或其使用权的一种途径，是按照二瓮的商业条件，通过一定的方式，在不同的法人或自然人中间进行的针对版权的贸易行为，它包括版权引进和版权输出两个方面。
(一)版权引进
版权引进是版权贸易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版权贸易，引进适销对路的版权，可为出版社带来丰厚的利润，因而在利益的驱动下，各出版社竞相引进版权，或将引进版权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作为支撑。然而版权引进不能盲目，众多国际国内的因素制约了版权的引进，下面介绍版权引进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1．版权引进的原则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版权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把外版图书引进到国内，进行生产、销售，使它们为国内的广大读者所接受，因而引进的图书必须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国社会需求的图书。
其次，要量力而行。引进版权需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各出版社一定要根据本社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在引进版权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不顾自身实力强行引进，给本社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再次，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要对拟引进版权的经济性、合理性和适用性进行分析，提高版权引进的科学性，减少盲目性，避免版权引进的失误。还要考虑到出版社作为文化机构所肩负的使命，在引进版权时要充分考虑其带来的社会效益，要引进先进的文化；促进我国社会健康发展。
2．版权引进的程序
(1)获取版权信息。版权信息的获取途径很多，可以通过相关的外文报刊及书目、国际书展、版权代理机构、网络、书评、专家学者的推荐以及各种驻外机构等。充分利用国外一些大的媒体的畅销书排行榜引进图书，也是目前国内一些出版社较常采用的方法。
(2)市场定位及市场调研。出版社引进图书一定要有明确的思路，不能盲目跟风。一般说来，要根据各社的专业特色、发行特长进行引进。在市场明确的情况下；通过对国外版权信息的搜集和对国内市场情况的调研，再确定购买什么样的版权，选择引进的对象。
(3)明确版权所有者。在确定引进对象以后，便要进一步明确我们所要引进版权的真正拥有者。要搞清楚版权是由作者保留的，还是已经将翻译权委托给出版社，还是版权由版权代理公司处理。由于版权所有者是我们开展版权贸易的合作伙伴，事关版权贸易能否顺利达成，因而在明确版权所有者后要对其进行调查，了解其在版权拥有方面的情况(包括是否独占版权，是否为唯一版权拥有者，其版权的销售状况如何，以及信誉度)。
(4)向版权所有者发出申请函，询问对方该书的版权是否可以授予，并索要样书。同时介绍一下我方的情况，让对方对我方有一定了解与信任。
(5)进行可行性研究。版权所有者若收到我方的申请函，并明确版权可以授予时会给我方寄来样书，同时会明确该图书版权的选择期限，如三个月。我方在选择期限内，一定要对该书的市场前景进行充分预测，做好版权引进的可行性研究，力求调研准确，报告精确，并据此作出是否引进的决策。
(6)如果决定引进版权，就可以告诉对方我方的购买意图，并要求对方报价。此时可通过版权比较，掌握相近版权的引进价格，为后面的贸易谈判做好准备。
(7)对外谈判与签订合同。
(8)履行合同。
(二)版权输出
图书版权贸易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它担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因此，对外输出版权则承担着向世界彰显本民族文化的重任。目前我国的版权贸易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版权引‘进与输出严重失衡，而且国内地区间版权输出的差别也相当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我国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发展不完善，与他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存在明显差异。
二是我国的版权输出品种结构单一，多集中在传统文化方面。对出版人来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开发适合版权输出的多元化的图书品种，从选题策划开始做准备，这才是解决贸易逆差的有效方式之一。
三是我国的版权输出渠道有待健全。在国外，版权中介机构，如国际版权代理公司在版权贸易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我国仅有的20多家版权代理机构却经营不善，最后还是出版社各自为政，独立地与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权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往来，这样既加大了贸易成本，也加大了版权购买方的风险。
此外，还有语言、版权贸易人才缺乏等方面的原因。
对于版权的输出，其原则及程序如下：
(1)版权输出的原则
一是认真选择可供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不能损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二是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在版权输出中，要通过签订合理的出口合同，维护我方的经济利益，取得合理的报酬。
三是既要知己，也要知彼，了解引进国(地区)的版权制度及相关法规，选择适当的版权输出方式，保护好输出作品的版权。
(2)版权输出的程序
版权输出与版权引进是版权贸易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基本程序大致相同：
·筛选出可供输出的作品；
·寻找外国出版公司；
·选择出口方式；
·准备对外版权许可或转让的方案；
·进行市场预测；
·就合作出版或许可版权，拟定建议草案；
·确定潜在合作伙伴，对其进行市场和资信状况调查；
·制定选择版权输出受让方的标准；
·选择合适的伙伴，进行正式谈判；
·确定并修改协议草案；
·认真谈判，提供许可或转让。
版权贸易的方式
版权贸易最终都是通过版权合同的法律形式来实现的。在版权合同中规定了版权贸易的两种主要方式：版权许可和版权转让。
(一)版权许可
版权许可是指版权所有人将其版权经济权利中的某项权利，有偿地授予他人在一定期限、一定范围内使用。在这里，版权许可的权利是作品的使用权。一般说来，版权许可贸易通过发放许可证或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准许被许可人在合同有效期内使用某项权利，被许可人对该项权利并没有处置权，原版权所有权并不会发生转移。
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版权许可的大致内容，包括作品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以及作品删除、修改权利等。

(二)版权转让
版权转让是指通过合同买卖版权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乃至全部财产权的法律行为。版权转让与版权许可不同，版权转让后原版权中财产权的归属便发生了转移。
目前与我国版权贸易往来比较频繁的国家和地区都准许版权完全转让，我国的新著作权法中也有了关于转让的相应规定。只有极少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版权不可以转让或者只可以部分转让。版权贸易人员，必须了解相关国家对版权贸易限制的规定，以便签订有效的版权贸易合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卖绝版权是版权转让的一种形式，指将版权的某一财产权项或全部财产权在其有效期内、在某一著作权法域内一次性有偿转让。通常这种转让范围是全球性的。除卖绝版权外，其他形式的版权转让贸易受权项、地域和期限的限制。所有的版权转让都应通过合同来约定，并受到法律保护。有些国家还规定版权转让贸易必须登记，否则受让的版权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版权贸易的过程
(一)找到版权所有人
找到版权所有人，这是版权贸易的第一步。实物贸易中当然首先要找到贸易货物的所有权人，然后谈判如何以最低价格购入并利用该货物最大限度地获利；要开展版权贸易，第一步也是去找版权所有人，然后再谈如何从其手里购得其作品的版权，或者是征得其作品在本地的许可使用，或者干脆买断，令其转让作品的版权到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对所获得版权的作品充分开发来获取最大利润。
按照我国的著作权法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以及《伯尔尼公约》中的规定，通常情况下版权归作者所有，在作品上署名的应当是作者。按照《世界版权公约》《罗马公约》的有关规定，在图书版权页上，在符号以及出版年份后的就是版权所有人名称，录音制品的外包装上跟在符号以及出版年份后的是版权所有人名称。
不过作品的版权未必一定在作者手里。英美法系国家中版权不在作者手里的情况很普遍，比如美国的电影公司通常会按照法律将某部畅销小说的版权独家买断，从而成为该作品的版权所有人；英国的一些作家会根据法律将自己的作品完全转让给某代理人，从而使代理人可以完全行使该作品版权的经济权利，作者自己只一次性从代理人那里获得高额报酬。我国2001年10月通过的《著作权法》中增加了版权可以转让的规定，意味着作品的作者可以依照法律将自己的作品版权卖断给他人，作品使用者也可以买断的方式从作者手里获得其作品版权的独家所有。
另外，版权所有人有时候并不唯一。比如多数国家法律规定合作作品的版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作为共同版权人之一并无权利单独签订版权的许可或者转让合同；又比如演绎作品，即使取得了演绎作品版权人的许可，在取得原作品版权所有人的双重许可前仍不能使用该作品；至于录音制品的复制发行权利许可转让等，还要考虑到该制品权利人之外的原作品版权所有人、表演者等人的权利制约。假使国内某唱片公司想出版发行国外某歌星唱片专辑，不但要取得该唱片公司的授权，还要确认该唱片公司是否可以代行专辑内的词曲作者、演唱者的权利，否则该唱片公司是无权签订许可合同的。
(二)签订版权许可或转让合同找到版权所有人后，便应考虑如何签订版权许可或转让合同。
比较版权的许可与转让，获得版权转让当然有一定的有利之处，获得版权转让后，当事人可以独家享有所获得的原版权人全部或部分权利，而许可行为则通常可以是版权所有人一方向多方发放的；获得版权转让后，当事人可以在发现受到侵权时尽快以版权人的身份直接采取诉讼等措施，而仅仅获得许可的当事人是不能享有此种诉讼权利的；在有“著作权可以抵押”的法律规定的国家里，只有获得转让后，才能享有此项抵押权，仅仅获得许可的当事人是无法将还是别人的版权进行抵押的。
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规定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版权许可或转让合同，书面合同不仅限于明文规定的格式合同，也可以有各种灵活形式，比如书信往来、传真往来、电子邮件往来等都可以形成版权许可转让合同。由于以其他形式达成版权许可或转让合同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双方的意思表达不够完整，责任如何承担等规定不细的情况，所以在版权贸易过程中签订正规的明确的版权贸易合同是必要的。
版权贸易的作用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服务贸易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版权贸易是一种无形财产权贸易，是服务贸易的一种，属于许可证贸易的范畴。版权贸易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层面，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影响很大，已经成为各国间不可或缺的贸易内容。版权贸易不仅对发达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影响也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认识、研究、重视版权贸易，繁荣新闻出版业，积极参与到世界版权贸易之中去，使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版权贸易的作用从微观的角度来讲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版权贸易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开辟了正规渠道。现实生活中的人天然需要交流，如果没有正规的渠道，那么人们只好求助于非正规的渠道，这样就不可避免损害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而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而有了正规的渠道，著作权人的智力成果就会得到有效的保护，有助于“给天才的创造力之火添加利益的柴薪”其次，有助于使用者准确高效地寻找和使用自己需要的作品，面对“海量”的作品，在没有准确信息支持的情况下，任何出版机构都会感到无从下手；而在版权贸易的框架中使用者就可以非常容易找到所需的作品并进行迅速广泛的传播。从宏观的角度看，版权贸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版权贸易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
众所周知，每个国家的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作者的创作，创作是首要的因素；与此同时，传播亦是必不可少的，创作与传播是发展文化事业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创作，就没有文学科学艺术成果，传播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米之炊，传播也根本无从谈起；没有传播，作者创作的作品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作者的权利就无法得到实现。因此，可以说，版权贸易是作品传播的桥梁，也是保护作者权利和鼓励传播的有力手段。
第二，开展版权贸易是满足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
通过引进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可以极大丰富版权输入国家人民的文化生活，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权利，开阔民众的眼界，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从而促进本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
第三，开展版权贸易是丰富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需要。
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兼收并蓄，融人世界文化宝库，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地扬弃、改造和创新，才能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反映鲜活的时代生活，并给其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开展版权贸易，可以学习、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发展、弘扬和丰富版权输入国的文化。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国家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丰富世界的文化宝库，为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做m贡献。
第四，开展版权贸易还是各国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
版权贸易是一个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进入21世纪，文化作为人类沟通的最好方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文化交流与合作更加显得迫切与重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各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发展。
第五，开展版权贸易是版权保护和发展版权产业的主要内容。
开展版权贸易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权利，促进版权产业的发展。
第六，版权贸易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通过版权贸易，版权输入国可以掌握国外重要信息，及时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政府建设和财经管理经验，从而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版权贸易与合作出版的区别
一、主体不同。版权贸易的主体是著作权的所有者与作品的使用者，合作出版的主体是两个或多个出版单位。
二、客体不同。版权贸易的客体是使用作品的权利，即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使用权，合作出版的客体是出版某一作品的版本形式。
三、性质不同。版权贸易是著作权的行使，合作出版行业的行业行为。
四、形式不同。版权贸易是有偿转移权利，合作出版是合伙出书。
涉外版权贸易
开展涉外版权贸易的途径
从开展活动的地域来说, 版权贸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一国境内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进行的, 一种是在我国与外国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进行的。我们在“ 版权贸易”前加上“ 涉外” 一词, 专指后一种情况。其中包括我国著作权权利人向外国使用人转让著作权著, 也包括外国权利人向我国使用人转让著作权。由于本节所讨论的主要是使用外国人作品的问题, 所以下面主要谈我国使用人在开展涉外版权贸易中, 如何向外国权利人购买著作权, 从而能够合法使用外国人作品的途径。
1.通过我国著作权代理机构进行。
为了开展涉外版权贸易, 解决取得外国作品权利人授权, 合法使用外国作品, 以及把我国优秀作品推介到外国, 经国家版权局批准, 于年月日在京成立了一家“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 。该公司是一个非赢利性的民间服务机构, 其主要业务是为国内外作者和其他著作权所有者行使权利, 为使用者获得授权使用作品提供代理服务。在我国加入两个主要国际著作权公约以后, 该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具体业务如下
(1)向国内外作者、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提供有关著作权转让或许可使用的咨询服务
(2)代理国内外的著作权人或作品使用者谈判和签订著作权转让或许可使用合同
(3)代理国内外著作权人或作品使用者收取或转付著作权使用费
(4)接受委托代理国内外著作权人或作品使用者交涉解决著作权纠纷或进行著作权诉讼
(5)向国内外作品使用者介绍和推荐国内外的优秀作品, 组织国内外著作权转让和许可使用洽谈会
(6)代理国内外著作权人或作品使用者进行其他有关著作权转让或许可使用的事项但涉及著作权法定许可和集体管理的业务除外。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在成立年的时间里, 为我国著作权使用人取得外国作品权利人授权, 帮助订立涉及版权贸易协议, 进行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目前, 为了适应涉外版权贸易的开展, 经国家版权局批准, 北京、天津、上海及陕西、广东等省、市亦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省级著作权代理机构。我国著作权使用人出版社、报刊社、表演团体及个人可以委托其代理解决使用外国作品间题。
2.我国著作权使用人亦可以自己出面
直接与外国权利人联系, 取得使用授权。实际上, 我国一些大的出版社, 都设有自己的版权贸易业务部门, 直接与外国权利人洽商购买著作权。在掌握大量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 使用人与权利人直接联系, 进行版权贸易, 可更快捷、更方便、更有效。
3.由学者出面解决著作权间题。
国家版权局的一位官员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一种解决学术译著出版难的途径—“ 学者模式”即由熟悉所属专业领域动态, 具有相当研究水平, 并与外国学术界有着良好关系的学者出面, 与对方谈判解决诸如授权、版税减免、出版资助等间题。这样, 可能较为准确、快速地引进为我国学术界所急需的学术著作, 也有可能缓解由出版社出面, 在授权、版税等间题上的困难。对方从中国的市场、发行量、利润等因素考虑, 往往索价较高, 谈判不易成功。而由我国的专家、学者出面, 由于他们大多与外国作者是同行, 双方原本就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以他们的身份向其介绍我国的国情, 并与之联系取得授权, 这种活动更富于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的色彩, 对方往往不仅乐于接受, 而且还常常会设法予以经济上的赞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持, 以求其学术思想在十亿人口的中国得以传播。
涉外版权贸易合同的主要问题
1.尽可能采用“ 书面合同” 形式
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合同或者取得许可,属于合理使用及法定许可使用的情况除外。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对这类合同或者取得许可使用协议要求“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 但报刊社可以不采取书面形式。根据以上有关规定, 以图书翻译出版等方式使用他人作品, 订立书面合同就成为强制性的了。如果没有订立书面合同, 以后发生纠纷, 我国法律将不承认口头合同的效力。
2.弄清外国作品权利人的情况
跟谁签合同对方是不是真正的权利人他是否有权单独向你发出使用许可李这些间题在签订合同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在很多情况下, 权利不是作者, 此时, 作者无权与你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对于一本外国图书来说, 权利人可能比较好确定。在著作权页上, 跟在标志及出版年份后的名称, 就是权利人名称。可能是出版者或某个团体、机构。版权贸易合同就要跟这个真正的权利人签订。当然, 有些国家的出版物上并无著作权标志, 而该作品又显然不在公有领域之内, 这时可依伯尔尼公约第条, 推定在作品上署名之人为作者, 即权利人。
也有这样一种情况, 即准备使用的作品是“ 二次使用” 产生的作品, 如该作品是根据原作法文本翻译的英译本。这时, 就要弄清英译本权利人是否已得到原法文本权利人的授权, 向转译者发出使用许可。
3.确定合同的主要条款
我国著作权第二十四条列举了项合同的主要条款。根据涉外版权贸易的特点和需要, 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明确许可使用作品的方式。对图书出版者来说, 使用外国作品通常要考虑的方式有直接影印出版, 翻译成中文出版, 以精装本或和平装本形式出版, 等等。如果以节选、缩写、编译等形式使用外国作品, 更应在合同中具体规定, 因为一些外国权利人对其作品的任何变动都十分在意。合同未明确规定的使用方式, 为不许可使用
(2)明确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 还是非专有使用权。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以及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的原则性解释精神, 对图书出版者来说, 如果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出版者的使用权是“ 非专有使用权” , 则依法推定所授予的是“ 专有使用权” 。但是在与外国权利人订立合同时, 这项对图书出版者的特别保护, 就可能靠不住, 特别是合同中规定的法院地或仲裁地不在中国的情况, 更难以依著作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所以在合同的“ 许可使用性质” 条款中, 还是应写明所授予的是专有使用权, 还是非专有使用权。
(3)明确许可使用的范围。这里所说的“ 范围” , 以图书出版为例, 指的是所出版的中文本, 是简体字本还是繁体字本, 并指作品发行的地域, 是中国大陆地区, 还是包括了港、澳、台。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 图书出版合同中如果没有特别指明, 使用人一般只取得以简体字本在大陆地区出版发行的权利。但是使用外国作品, 合同中只笼统地规定以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 能否把它理解为包括了使用中文简、繁字体, 在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发行的权利, 值得认真对待。这个间题应在谈判桌上讲清楚。如果想把翻译出版的图书发行到港、澳、台地区, 经对方许可, 向其支付的使用费中包括了取得这样权利的代价, 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趁对方糊涂谁能肯定他不是在装糊涂, 故意隐瞒自己意图, 以购买一种权利的代价, 取得使用多种权利的利益, 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4)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涉外版权贸易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图家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 一旦发行纠纷, 影响重大。如果合同条款规定不细, 就会使纠纷难以尽快解决, 造成不良影响。所以, 这类合同至少还应规定违约责任、“ 非侵权担保” 和解决合同纠纷的法院和仲裁地条款。
对于违约责任, 双方都可能以各自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作为谈判的基础, 最后双方确定一种都可以接受的形式。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至一百一十五条对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做出具体规定, 我国使用人应熟悉这些规定, 在谈判中提出自己解决违约责任的方案。
“ 非侵权担保” 在涉外版权贸易中, 是指外国作品权利人作为许可人一方, 应保证其所许可使用的作品, 不包含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民事权利如名誉权、肖像权等的内容。在该条款中还应写明, 如因存在上述内容而引起侵权诉讼, 应由许可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由此给我国使用人造成的损失。
关于解决合同纠纷的法院地或仲裁地条款, 应尽可能选择在我国法院或仲裁机构解决。我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设有“ 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可受理国际著作权合同纠纷的仲裁。
4.进行合同登记

根据国家版权局年月日发布的一份文件, 凡图书出版单位出版外国图书包括翻译、重印出版, 应与外国作品的权利人签订合同, 并将合同报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这项举措是为了加强国家对涉外出版活动的行政管理, 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外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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