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錯對於侵權責任的確定的作用

㈠ 《侵權責任法》確定的歸責原則有哪些

歸責原則構抄建了侵權類型，即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嚴格責任類型。
歸責原則對應著侵權責任的基本分類。三種歸責原則對應了各種侵權責任的具體類型，它們在構成要件、免責事由等方面都存在差異。過錯責任、過錯推定和嚴格責任對行為人所強加的責任是有區別的，就行為人來說，嚴格責任最重，過錯推定次之，過錯責任最輕。對受害人的保護也不相同,從受害人的角度考慮，在責任的選擇上應選擇對其最為有利的責任。
現代侵權法出現了一般條款和類型化相結合的模式，適應此種發展趨勢，我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一般條款+類型化」的模式。所謂一般條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成為一切侵權請求權之基礎的法律規范。所謂類型化，是指在一般條款之外就具體的侵權行為類型作出規定。《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就在法律上確立了過錯責任的一般條款。

㈡ 人身觸電有有低壓和高壓，侵權責任法第73條是否針對高壓的適用那低壓如何歸責，是以產權確定各自過錯

是的。就高壓而言，法律明確規定，應當適用無過錯責任（當然前提是侵權行為和結果之專間有因果關系），無屬過錯責任的意思就是不以過錯作為侵權責任的要件，只要有損害結果，且他不能證明是受害者故意或不可抗力，那麼就要承擔責任。

對於低壓而言，適用一般的規則原則，即你除了要證明因果關系外，還要證明侵權人存在過錯。如果你們雙方都有過錯，那麼根據將會根據比例劃分責任後果。

至於責任主體，當然可以主張產權人，如果由管理人那麼找管理人，實務中你可以將兩個全部列為被告。

㈢ 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確定的是什麼內容

侵權行為是民事主體違反民事義務，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行為。

行為人由於過錯侵害人身、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的不法行為，以及依照法律特殊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其他侵害行為。
「一般認為，侵權行為首先是一種民事過錯行為，也就是說，侵權行為破壞了法律規定的某種責任——這種責任是在法律上嚴格規定不許被破壞；侵權行為同時又是對他人造成了傷害的行為，而加害人必須對被傷害人做出賠償。」

構成要素， 即：過錯、行為不法、損害事實。是否是侵權行為，則看必要構成要件上。侵權行為「要件」應是所有侵權行為必不可少的條件。只有當缺少這一條件就不能構成侵權行為時， 才能夠稱為「要件」， 否則， 就不能稱為「要件」。當某一條件僅僅是構成某一類侵權行為的必要條件， 而不是所有侵權行為中的必要條件時， 這樣的條件也不應該作為侵權行為概念的「要件」。
過錯、違法、損害事實， 在一定情況下， 不一定是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任何運動形式， 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性的矛盾， 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它事物的特殊的本質。」侵權行為之所以多種多樣、千姿百態， 就是因為每一種侵權行為都有其本身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的形成， 在於其所處的時間、地點和條件的不同， 一切都是以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有時， 一個行為本身即可構成侵權， 而不必再有其他條件， 如假冒他人馳名商標行為。有時僅僅一個行為尚不能確定其是否構成侵權行為， 還需要其它條件來配合。如甲與乙口角， 甲惱恨之下， 持棍棒追打乙， 因乙跑得快， 甲未能打著。甲雖然有明顯傷害乙的行為故意， 但因未能給乙的人身或者財產造成損害， 故不構成侵權行為。該種情況下， 甲的侵權行為的構成則需要兩個條件：故意的行為和該行為給乙造成的損害事實。如果將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侵權行為， 硬要套進三要件四要件的框框， 顯然是不現實的。 

侵權行為的界定：行為人侵害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這一概念之下所包含的種概念有：有過錯的侵權行為與無過錯的侵權行為； 違法行為造成的侵權行為與合法行為造成的侵權行為； 侵害人身權的侵權行為與侵害財產權的侵權行為； 有損害事實的侵權行為與無損害事實的侵權行為等。

㈣ 對於侵權行為的發生受害人有過錯的，賠償數額該如何確定

現實問題

伍某和余某之間系鄰里關系，原本雙方素無結怨。一日，伍某由專於失戀心情不好喝了些酒屬，回家後突然朝余某家亂扔雜物，先後砸破余某家的兩個花盆，余某當即出來與之理論，但伍某卻謾罵不休，雙方發生口角。余某一時沖動，打了伍某一拳，致使伍某摔倒在地，手臂骨裂，構成輕微傷，造成醫療費等經濟損失合計5000餘元。之後，伍某向法院起訴，要求余某對上述損失承擔全部責任。而余某答辯稱，伍某對該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應減輕其賠償責任。那麼，法院會如何處理呢？

律師解答

被侵權人對於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讓侵權人承擔全部賠償責任，有失公允。依據《侵權責任法》的規定，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因此，侵權人可以被侵權人的過錯為由進行抗辯，要求減輕自己的侵權責任，主要是減少損害賠償的數額。

在這則案例中，伍某打壞花盆和人身謾罵的行為是引起余某對其擊打的原因，伍某對損害的發生有過錯，應該減輕余某的賠償責任。

法條鏈接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

第二十六條 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

㈤ 如何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

一違法性判斷標准

關於違法性的判斷標准,有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說。二者在尋求救濟的過程中側重關注的對象有所不同,導致規范效果上存在差異。

結果不法說認為,導致權利侵害結果的侵權行為自然構成違法,以權利侵害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僅在侵害行為存在阻卻事由時,才不適用該項標准。（4）此說認為損害結果與違法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結果可以視為行為的一部分。然而,結果不法說在面對日益增多的純粹間接侵害時,由於結果已不在行為過程的直接范圍內,除非法律明文規定行為人對間接侵害行為應負責,否則難以合理解釋間接侵害行為具有違法性;而且即使判斷違法性的重點落在絕對法益遭受損害的消極結果(第一次現實損害結果)上,但最後還是歸咎為導致該結果的行為,認定其具有違法性, （5）這樣就將導致違法性判斷過度泛濫。

行為不法說認為,一個行為不能僅因其有引發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即推定為具有「違法性」,除了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外,還應顧及致損行為本身。（6）換言之,判斷有無違法性,除了結果的衡量外,還須更深入積極地探究該行為有無違反社會生活上的一般注意義務。依據行為不法論,故意侵權行為可直接認定其違法性,而過失侵權則還應以行為義務違反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條件。即如果行為並不違反一般注意義務,盡管該行為與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因該行為具有「社會正當性」,因此應肯定行為的合法性。行為不法論一方面可避免違法性認定泛濫,導致社會活動自由受到過度妨礙;另一方面,則藉由是否違反一般注意義務,賦予法官依社會發展和具體情況作出從事社會活動者應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的類型和標准,賦予特定的社會類群較高的注意標准,一旦行為人被認定屬於應負一般注意義務的特殊群體,除非行為人能反證其並未違反該注意義務,否則就毋庸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而直接進入有責性階段的檢驗。此種做法較傳統做法更具有彈性,並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產生的侵權行為。

不過,這種行為不法論在邏輯上卻存在缺陷:探討行為有無違法性時,區分故意和過失侵權類型,認為故意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行為即具有違法性,將故意這個歸責要素提到違法性要素之前加以判斷,明顯地已動搖了前述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的邏輯結構。由於存在以上弊端,學者提出了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即在認定一個行為是否違法時,不是先進行故意與過失的檢測,而是在探究法規目的的基礎上,將僅落在法規所欲規范目的范圍內的行為義務違反認定為違法,從而克服了將有責性判斷前置的弊端。（7）在「法規目的說」的幫助下,違法 性出現了「相對化」,即只有在某一法律規則保護目的范圍內,該規則才能成為行為義務的基礎,違反該行為義務,才具有違法性。而行為義務的基礎是為了達成某種理想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行為人必須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定。以「行為義務」為基礎制定的法律規范,其判斷違法性的出發點不僅是行為人,還包括法律秩序。違法性的「相對化」揭示出違法性本質上是對法律規范所定行為義務的反動,是法律規范對於行為的消極評價。以相對化的行為不法為內容的違法性在西班牙等國的民法典中被認為是「絕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內容。這一思想,在義大利民法、荷蘭民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8）

結果不法說與行為不法說的爭論關繫到侵權法的體系與思考方法。（9）傳統的違法性將目光集中在絕對法益的保護,但它既起不到權利控制和篩選的作用,也不能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使得新興權益因沒有法律根據而得不到合理的救濟。因此,不妨以權益侵害為主體、輔之以行為義務的違法,構架合理的法益保護機制。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通過行為義務與法規目的兩翼,以行為人是否違反行為義務作為違法性有無的主體標准,有效克服了傳統違法性之弊端。

在界定違法性判斷標准之後,可輕松反駁否定論者的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關於違法性標准過於模糊的觀點,通過上述的論述,筆者深信學界將有必要重新檢視。當然,社會科學不可能達到如自然科學般精確;況且民商法上模糊的原則、規則也不在少數,如何單獨苛求違法性,值得反思。至於學者提出的第二點否定理由,即對於因合法行為或者不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加害人不承擔責任的問題,可理解為因其沒有違反行為義務,故不承擔賠償責任。

二「違法性」與「過錯」之關系

違法性概念源於羅馬法,經過德國普通法時期的發展,現已成為侵權行為歸責要件的組成部分。在阿奎利亞法中,它意味著故意或過失的「有責的行為」,包含了現代意義下的違法性以及有責性,並將二者混同於「iniuria」的概念中。在羅馬法上要將過錯與不法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而又沒有實際意義的事情。在耶林1867年發表《羅馬私法中的責任要素》一文之前,違法論融合了客觀不法(即權利侵害的外觀)及主觀不法(即對行為人的非難,可稱之為「完全的違法性」) ,和今天通說所采「客觀的違法性」,即將違法性與有責性看成相對立的態度截然不同。耶林認為,在權利侵害這種客觀不法(Objective Unrecht)之上,還需要加上主觀責任要素才能產生主觀不法( Subjective Unrecht) ,即將過錯概念從「完全的違法性」中抽出,使它獨立成為法律效果要件。從此,「權利侵害=客觀違法性」的公式,與作為法律效果且強調個人意思責任的「有責任」(過錯)開始區分,並成為民法學界的通說。

過錯觀念也源於羅馬法,它是以「善良家父」的注意義務為標準的。其注意指行為的「外的注意」,並沒有將關繫到責任能力有無的個人「內的注意」因素考慮在內,可見當時仍未發展出主觀過失的概念。耶林以後的過失論,在違法性與有責性各自獨立的前提下,在有責性中強調行為人的意思責任,使得過失的內容逐步走向主觀化,重視行為人「內的注意」的違反。但後來因溫特夏德(Windscheid)大力提倡以同種職業、性別、年齡、教育等「一般人」的判斷標准取代狹義的個人判斷標准,此種客觀化的過失判斷標准成為德國民法的通說。後來,烏戈爾(Unger)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善良家父」通常的注意,作為判斷有無過失的標准,確立了客觀過失論,並被當時德國民法學界奉為至理。自此,客觀化的過失概念作為有責性要素,與客觀的違法性概念彷彿又回到了羅馬法時代的起點,客觀化的過錯與結果的違法性糾纏在一起,開啟了違法性與過錯關系長期爭論的序幕。

但在現代大陸侵權法中,過錯與不法依然存在區別。德國、瑞士以及我國台灣地區侵權法中二者界分至為明顯,在法國和日本侵權法上二者也存在差異。在法國法上,賠償義務的產生取決於被告的過錯( faute) ,法國民法不但沒有使用違法性的詞語,而且認為因為使用違法性會誤導人們相信:只要不存在被視為是「絕對不正確的」權利侵犯或者法律違反就沒有過錯,從而無需就此負責。不過,即使在現代法國法也區分過錯的客觀成分與主觀成分,其中客觀成分是指對法所認可的行為標准,主觀成分是加害人的可歸責性。（10）因此,所謂法國侵權法中過錯包括不法的流行說法,實質上不過是在過錯的范疇內,通過客觀的行為標準的違反(即違法性)來判斷主觀的可歸責性。換言之,在判斷原理上,將過錯的標准與違法性的判斷,實質地加以混同,違法即為有過失。（11）之所以這樣做,固然有行為人主觀狀態難以確定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違法性與可歸責性功能不同。因為歸責不僅僅考慮被違反的法秩序的要求,同時私法還要為行為人預留一定的空間,以適應不同人群、智力水平和特殊情況的需要。此外,還應照顧主觀心態的不同在私法體繫上可歸責性的差異。讀者在這里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即既然如此,為什麼法國法一直保持在過錯的單行線上,而沒有將過錯與違法性分離呢? 這是因為法國民法長期貫徹過錯責任的一元化歸責原則,為了適應社會發展,不得不使過錯概念客觀化和擴大化, 以至於將「違法視為過失」。但隨著法國法無生物上危險責任的確立,維持這樣一個廣泛的、富有侵略性過錯概念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為了維護法律的邏輯結構, 將過錯維持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呼聲漸起,（12）以便為違法性留下作用的空間。由此可見,法國侵權法中只是將二者在過錯的范疇內分別加以界定,並非否認違法性的客觀存在。日本民法第709 條中沒有違法性的規定,但判例通過雲右門事件到大學湯事件的發展,學說也從權利侵害轉移到為違法性要件,從而肯定了其法律價值。日本有學者認為,作為從被侵害利益的側面到侵權行為責任的成立劃定界限的概念,違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有用性。（13）

就功能層面而言,雖現代侵權法中的過錯所要求的注意義務與違法性概念下的行為義務內容完全一致,但二者本身還是有區別的。具體而言,過失的成立,除了同一義務的違反外,還需要作一番考察:即與行為人處在同一具體情況下的善良管理人,或者一般人與行為人處在相同具體情況下,或者按照行為人本身通常的注意程度來判斷該義務是否客觀以及是否能期待履行;而違法性則完全採取抽象客觀的標准,完全不顧及行為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主觀狀態,而從社會發展水平、人們對法制環境需求以及法律的規范目的等角度確立違法性有無,並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獲得其正當性,使得侵權法具有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違法性與過錯雖然存在著密切聯系,但二者卻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並擔負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前者從社會法律秩序角度設定一個行為 的容許限度,後者則依據一般人的行為狀態決定是否具備可責性。認為過錯包括不法的觀點,無異於將創建社會法律秩序的任務委身於當事人的「過錯」之中,實為過錯概念所難以承受之重。

三違法性要件與立法體例

依相對化的行為不法把握違法性判斷,並依此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對於一般條款立法例和列舉式立法例而言均具有重要意義。立法體例的選擇對於違法性要件取捨並無實質的影響。

在一般條款的立法模式下,違法性判斷依然有作用的空間。首先,一般條款的體系功能在於構築請求權基礎,而侵權行為的成立與責任的承擔,依然需要規定下位的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二者在邏輯上並不必然沖突。其次,一般條款立法體例中依然需要違法性要件對權利、法律規定義務以及其他非成文法上的利益加以衡量,以達到行為自由和法益保護的精緻平衡。具體而言,在過錯責任條件下,如果缺乏違法性要件對侵權行為的保護范圍與保護水平加以調整,只要發生損害結果,同時存在過錯與因果關系而侵權行為即告成立的話,則其范圍和打擊面難免擴大,使人動輒得咎,社會自由受到限制。在無過失責任中,其構成除了事實上的合致性外,則無主觀與客觀條件加以規制,對利益的保護未免過於籠統;妥當的做法是,只有當該利益被無人過問屬於違法時,才能適用無過失責任。第三,一般條款立法例中依然會存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足以控制局面的情況,需要通過違法性的「開放的特徵」予以周到的保護。例如,對於非成文法上的作為與不作為,僅僅通過過錯恐怕難以解決問題,還應該運用違法性判斷予以協助。從比較法上看,新近採納一般條款立法例的民法典,例如《荷蘭民法典》、《希臘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等均規定了違法性。

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違法性主要的功能在於彌補列舉的不周延。如前所述,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引發侵權法的思維方式的變革,即摒棄了對權利層面的把握,而通過對行為義務的違反,使得侵權法作為民法的生長點能夠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相對化的行為違法性不僅在思維方式具有革新意義,對於傳統的列舉式立法例也具有補充完善的作用。眾所周知,列舉式的通病在於不能窮盡,而違法性要件卻有彌補列舉式不周延的機能。具體而言,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受法律保護者通常為有權利外觀的利益,但現實生活豐富多彩,具有權利外觀的法益畢竟為少數,為了保護諸多新興的法益,採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除了採納規則確定具體權利外,還通過相應的原則加以彌補規則權利的有限性。這樣的立法似乎是完美的,但原則權利畢竟是不可操作的,於是法院不惜通過判例確立「一般人格權」、「營業權」等框架權,以提供對此類法益的充分保護。但走這條道路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將諸如「營業權」等所保護的類似「純粹經濟上利益損害」皆界定為權利,似有矯枉過正之嫌;另一方面,原則權利經過無數的判例才能確立為框架權,為司法活動帶來了不確定性。若採納違法性,則其彈性機制能夠依據社會發展不斷自我更新,可全面地保護權利、法益和社會一般安全。因此,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也有必要採納違法性要件。

綜上,違法性要件能依據社會法制發展水平而不斷調整行為人的行為,從而能維系社會發展所需的法律秩序水準。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構成雖因其過於寬泛和模糊的特徵遭學者詬病,但它體現了法律思維方式上的變革:一方面能夠在受害人的救濟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 另一方面又為法官依據個案情勢,賦予社會活動者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預留了空間,能適應社會迅猛發展。因此,違法性要件實際上是一個開放性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為建立我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侵權法體系所不可或缺。

㈥ 法律上,存在過失與過錯的區別是什麼,

區別是責任方處罰不同。

1、傳統的過錯責任原則採取「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受害人要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需就行為人具有過錯提出證明。在我國民法通則中，一般侵權待業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因此受害人應承擔過錯的舉證責任。而在過錯推定責任中，採取了舉證責任倒置的方式，行為人若不能提出合理的抗辯事由的存在以證明其沒有過錯則將被推定有過錯。

2、關於舉證責任倒置的適用，中外學者曾提出了多種根據，諸如損害的原因出自因害人所能控制的危險范圍內，而受害人不能控制損害的原因，故處於無證據狀態，損害事件的確定性已以表明行為人是有過錯的;由行為人舉證更有利於督促行為人預防損害的發生，等等。舉證責任倒置正是過錯推定的重要特點。

(6)過錯對於侵權責任的確定的作用擴展閱讀

過錯推定原則，也叫過失推定，在侵權行為法上，就是受害人在訴訟中，能證明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的情況下，如果加害人不能證明損害的發生自己無過錯，那麼就從損害事實的本身推定被告在致人損害的行為中有過錯，並為此承擔賠償責任。

過失責任原則，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為承擔民事責任的基本條件的認定責任的准則。按過錯責任原則，行為人僅在有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就不承擔民事責任。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侵犯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可見，在法律沒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都適用過錯責任原則。

㈦ 對於侵權行為的發生受害人有過錯的，賠償數額如何確定

對於侵權行為的發生，受害人有過錯的，只是確定賠償比例的問題。如是加害人賠償回受害人70%，或者判處答50%。
不會影響賠償數額的確定。受害人的賠償數額該怎麼確定就怎麼確定，與受害人有過錯無關。
《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

㈧ 如何確定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

.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不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 對於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是否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學界的意見是一致的，均持否定態度。學者斷言，至少在目前，我們還沒有發現必須在此類案件中使用嚴格責任或者危險責任的必要性有多麼高，而且嚴格責任與危險責任有賴於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司法解釋顯然不具有這樣的權力，規定適用嚴格責任或者危險責任。 這種說法是正確的。 因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行為不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 2.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還是過錯推定原則 確定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責任，行為人必須具有過錯，這是一致的意見。但是，過錯的證明究竟由誰承擔舉證責任，卻有不同的意見。這就涉及到是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還是過錯推定原則的問題。 多數人的意見認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發生受害人人身、財產損害的，經營者僅在自己有過錯的情況下承擔侵權責任，沒有過錯則不承擔責任。 因此，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仍應由受害人一方來承擔安全保障義務人具有過錯的舉證責任，除非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否則不能適用過錯推定的嚴格責任。 我對此提出不同的意見。在《人身損害賠償――以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為中心》一書和《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釋義》一書中，我都堅持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責任應當適用過錯推定原則。 我認為，對於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的過錯認定，應當採用過錯推定原則。推定的事實基礎，就是受害人已經證明了被告的行為違反了安全保障義務。在此基礎上，推定被告具有過錯。如果否認自己的過錯，則過錯的舉證責任由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行為人自己承擔，由他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事實。如果他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則推翻過錯推定，免除其侵權責任;如果不能證明其沒有過錯，或者證明不足，則過錯推定成立，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行為適用過錯推定原則的理由是： 第一，推定行為人有過錯具有客觀事實的依據。推定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行為人有過錯的依據，是行為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客觀行為。既然行為人已經違反了安全保障義務，那麼他在主觀上應當有過錯，推定其有過錯是合理的。 第二，違反安全保障義務侵權行為是特殊侵權行為，而不是一般侵權行為。特殊侵權行為與一般侵權行為的基本區別在於，首先就是歸責原則的不同，前者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後者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其次是舉證責任不同，如上所說。再次，是侵權責任形態不同，前者是替代責任，後者是為自己負責的直接責任。這些區別，在《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與1384條中就已經明確，無須再加以闡明。 第三，適用過錯推定原則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受害人遭受侵害，能夠證明行為人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已屬不易，再令其舉證證明行為人的過錯，實在是強人所難，有可能使受害人的賠償權利無法實現。適用過錯推定原則，既不使行為人遭受過錯責任原則舉證責任的刁難，又能夠使受害人得到較好的保護，是一個很好的決策。

㈨ 侵權責任法確定的歸責原則有哪些

歸責原則構建了侵權類型，即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嚴格責任類型。
歸責原則對應著侵權責任的基本分類。三種歸責原則對應了各種侵權責任的具體類型，它們在構成要件、免責事由等方面都存在差異。過錯責任、過錯推定和嚴格責任對行為人所強加的責任是有區別的，就行為人來說，嚴格責任最重，過錯推定次之，過錯責任最輕。對受害人的保護也不相同,從受害人的角度考慮，在責任的選擇上應選擇對其最為有利的責任。
現代侵權法出現了一般條款和類型化相結合的模式，適應此種發展趨勢，我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一般條款+類型化」的模式。所謂一般條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成為一切侵權請求權之基礎的法律規范。所謂類型化，是指在一般條款之外就具體的侵權行為類型作出規定。《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就在法律上確立了過錯責任的一般條款。
歸責原則確定了不同的責任構成要件。例如，過錯責任的構成要件是三要件或者四要件，嚴格責任的構成要件不能按照一般的責任構成要件來確立。
歸責原則還確定了不同的減輕和免責事由。就一般侵權責任的免責事由而言，其需要符合侵權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如果不符合構成要件，就不構成侵權責任。如果具備了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如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行為、不可抗力、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既可能表明行為沒有過錯，也可能表明沒有因果關系，所以，也可以認定為侵權責任不成立。因此，法律規定的上述免責事由，都可以成為一般侵權責任中的免責事由。但是，在特殊侵權責任中，需要具備特殊責任的構成要件和免責事由才能減輕或免除責任。
侵權責任形態
侵權責任形態是指確定侵權責任在侵權法律關系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的形式。由於承擔侵權責任主體的復雜性，責任形態既有單獨責任，又有多數人責任。在多數人責任中，又包括連帶責任、不真正連帶責任、補充責任、按份責任等。
(一)連帶責任
所謂數人侵權中的連帶責任，是指數個侵權人實施了共同侵權行為、共同危險行為、以聚合的因果關系表現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行為人，依法應當向被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共同侵權行為而產生的連帶責任是法定責任，不因加害人內部的約定而改變。加害人之間基於共同協議免除某個或某些行為人的責任，對受害人不產生效力，也不影響連帶責任的適用。
我國侵權法在數人侵權行為的規則上非常有中國特色。
首先，《侵權責任法》從「共同」這兩個字上區分了共同侵權行為和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第8條的「共同」應當理解為主觀的共同聯系。
其次，關於共同危險行為。《侵權責任法》第10條規定是指數人實施的危險行為都有造成對他人的損害的可能，其中一人或者數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但不知數人中何人造成實際的損害。我國《侵權責任法》修改了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抗辯事由方面，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為抗辯事由。
第三，吸取歐洲私法一體化進程中取得的最新經驗，第11條規定了累積的因果關系(也有學者譯為並存原因、原因力競合等)。這就在法律上規定了以累積因果關系表現的無意思聯絡數人侵權，它是指數個行為人分別實施致害行為，各個行為均足以導致損害結果的發生。
(二)按份責任
按份責任，是指數個責任人各自按照一定的份額對債權人承擔的賠償責任。在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的情況下，行為人對外也可能承擔按份責任。《侵權責任法》第12條規定了部分的因果關系，又稱共同的因果關系，指數人實施分別侵害他人的行為，主觀上並無意思聯絡，由加害人分別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三)補充責任
補充責任，是指在不能夠確定實際加害人或加害人不能夠承擔全部責任的情況下，由補充責任人在一定范圍內對受害人直接承擔賠償責任的責任形態。補充責任的主要特點在於：第一，補充責任具有次位性。在補充責任的情況下，行為主體和責任主體發生了分離，行為人承擔責任的同時，還可能使行為人之外的人承擔責任，責任主體不一定是直接的行為人。補充責任是一種第二順序的責任。第二，補充責任具有從屬性。第三，補充責任大多是一種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四)相應的責任
所謂相應的責任，是指根據補充責任人的過錯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承擔的責任。我國《侵權責任法》在多個條款中，規定了「相應」的責任。第一，相應責任一般是對外責任，即對受害人承擔的責任。第二，相應的責任也可能是對外應負的責任份額。第三，相應的責任常常是對補充責任的限定。
相應的補充責任，首先應當確定相應的份額，如果需補充范圍超過相應份額的，以相應份額為准;其次，如果需要補充范圍小於相應份額的，以實際需要補充的份額為准;再次，需要確定在補充責任的范圍內，應當承擔多大的相應責任。
(五)補償責任
所謂補償責任，通常是指在侵權人沒有過錯的情況下，基於公平依法由其向受害人承擔的適當的補償責任。所謂公平責任，就是指在法律規定的情形下，根據當事人雙方的財產狀況等因素，由雙方公平合理地分擔損失。補償責任主要特點在於：第一，補償責任主要是一種公平責任。第二，補償責任的責任范圍是有限制的。第三，補償責任主要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確定。
(六)不真正連帶責任
不真正連帶責任，是指數個責任人基於不同的原因而依法對同一被侵權人承擔全部的賠償責任，某一責任人在承擔責任之後，有權向終局責任人要求全部追償。我國《侵權責任法》在第43條「關於產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之間的連帶責任」、第59條「關於醫療領域產品責任的連帶責任」、第68條「關於因第三人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責任」、第83條「關於第三人過錯造成動物致害的責任」等四個條文中規定了不真正連帶責任。

㈩ 侵權行為中,什麼叫過錯責任，什麼叫無過錯責任

過錯責任是指行為人違反民事義務並致他人損害時，應以過錯作專為責任的要屬件和確定責任范圍的依據的責任。可見依過錯責任原則，若行為人沒有過錯，如加害行為因不可抗力而致，則雖有損害發生，行為人也不負責任。還有，在確定責任范圍時應當確定受害人是否具有過錯，受害人具有過錯的事實可能導致加害人責任的減輕和免除。侵權責任以過錯責任為原則，以無過錯責任為例外。
無過錯責任原則是指依照法律規定不以當事人的主觀過錯為構成侵權行為的必備要件的歸責原則，即不論當事人在主觀上有沒有過錯，都應當承擔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