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揚梅耶與柏林愛樂糾紛

1. 卡拉揚前後為柏林愛樂工作了幾年.

中文名稱：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歡樂頌
英文名稱：beethoven symphony no.9 choral
資源類型：ape
版本：帶童聲合唱的貝九
發行時間：1999年
專輯歌手：kurt masur
地區：德國
語言：英語
簡介：

出品：philips唱片公司
cd編號：468 112-2
演奏：萊比錫萬特豪斯管弦交響樂團
指揮：庫特.馬紹爾
合唱：萊比錫廣播合唱團
領唱：安娜.托瑪娃-辛頓、布梅斯特等

專輯介紹：

d小調，第九號交響曲「合唱」，作品大約創作於1819至1824年間，是屬於那種無論如何形容其偉大都不過分的作品，是貝多芬全部音樂創作生涯的最高峰和總結。作品於1824年5月7日在維也納首演，即獲得巨大的成功，雷鳴般的掌聲竟達五次之多。這部交響樂構廣闊，思想深刻，形象豐富多樣，它擴大了交響樂的規模和范圍，超出了當時的體裁和規范，變成由交響樂隊、合唱隊和獨唱、重唱所表演的一部宏偉而充滿哲理性和英雄性的壯麗頌歌。作者通過這部作品表達了人類尋求自由的斗爭意志，並堅信這個斗爭最後一定以人類的勝利而告終，人類必將獲得歡樂和團結友愛。這部作品第四樂章的合唱部分是以德國著名詩人席勒的

2. 貝多芬交響曲全集，這個版本《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樂團》

B站上這個視頻版挺不錯的，是DG發行的70年代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樂團《貝多芬交響曲全集》版本：網頁鏈接。

3. 2008年《追憶卡拉揚音樂會》柏林愛樂樂團中亞裔首席小提琴手是薛偉嗎

您好。不是，是一位日本小提琴家，在卡拉揚時期就在柏林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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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卡拉揚去世的說法為什麼會有兩種

卡拉揚作為指揮首先在德國小鎮烏爾姆登台，很快就斬露出非凡的才華。正當他幹得起勁時，歌劇院經理卻不想與他繼續簽合同。雖然他非常賞識卡拉揚的才華，但認為烏爾姆確實太小，對卡拉揚今後的發展不利，因此他建議卡拉揚到別的地方去發展。

卡拉揚於是去了柏林，但當時柏林人才濟濟，象他這樣來自一個小歌劇院的籍籍無名的年輕指揮根本找不到合適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卡拉揚認識了亞琛的劇院經理，被邀請去那裡指揮一次排練。卡拉揚排練了《菲德里奧》， 9 月份演出結束後，卡拉揚就被任命為亞琛的音樂制導。後來卡拉揚在亞琛迅速崛起，成為德國小有名氣的年輕指揮家。 1935 年初，他取代亞琛的音樂總監拉貝，成為德國當時最年輕的音樂總監（二十七歲）。

拉貝失去了亞琛音樂總監職位，但他隨後就任第三帝國文化局音樂處處長，他的頂頭上司就是兼任宣傳部長的戈培爾。無論別人怎麼爭辯，認為不應把藝術和政治扯在一起，戈培爾的態度卻非常鮮明。他就任時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國的宣傳工具。」

據卡拉揚講，正是那時他受到了參迦納粹黨的壓力。「我原來不是黨員」，他說，「在亞琛歌劇院當音樂指導時，我在政治上也不那麼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簽訂就任音樂總監的合同時，我的秘書來告訴我，亞琛納粹黨部的頭兒已放下話來，說我的合同難以通過：被提名當音樂總監的人居然不是黨員！」

「跟你說，對這個問題我是這么做比較的。我特別愛滑雪。我的陪同是一位奧地利向導，無論去哪兒滑雪我都帶著他。有一回我們去瑞士的一座山，到那兒後人家卻告訴我，除非加入當地的瑞士登山俱樂部，僱傭瑞士向導，否則不準在該山滑雪。我想在那兒滑雪，所以我說管他媽的什麼條件都無所謂，於是我買了個會員資格並雇了個瑞士向導。對我來說，參迦納粹黨也跟這事一樣是迫於無奈。」

「擺在我面前的那張入納粹黨申請等於是一道門檻，跨過它就意味著可以得到無限的權力和對樂團的資助，我就可以無拘無束地指揮音樂會，還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書和辦公室，我就快活得如登天堂。條件則是必須入黨，還有不時地為黨員們來一場演出。於是我說管他媽的什麼條件都無所謂，並在申請上簽了字。可嘆的是從此人們便說：『你當然是個納粹。』」

卡拉揚當時認識了一位英國朋友，當時英國駐蘇黎士的外交官埃奇·萊斯利（ Edge Leslie ）。卡拉揚曾對他說：「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只要能得到亞琛那份工作。」他回憶說：「卡拉揚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這一點我們必須理解。有一次我在他的公寓接他出來吃飯，他外出散步去了，留了個字條叫我等他。他房間擺的都是些宗教方面的書籍，有些段落劃了線，頁邊空白處還有他潦草的字跡做的批註。他回來後我問他為什麼讀這些東西，他對我說：上帝的存在是事實，有無數的跡象可資證明，而不在於人們心誠與否。莫扎特還是個孩子時就寫出了交響曲。那可跟遺傳挨不上邊。卡拉揚說。唯一的解釋是：造物主選擇了某些人執行他的命令，為這個醜陋的世界創造美。『我被賦予了特殊的工具，』卡拉揚對我說，『特出的才能。我從不懷疑我的才能是造物主的賜予。我的責任就是讓它得到最充分的發揮。我立志要創造盡可能完美的音樂並把它奉獻給盡可能多的人。我要把音樂般上銀幕。』」

「批評家把卡拉揚稱作自負的神，」萊斯利說，「而卡拉揚則會說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執行使命時是無情的。他對我講過：『我做過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釋說是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為之的。」

關於卡拉揚的入黨日期，現在找到的文件跟卡拉揚的說法相左。 1957 年，保羅·莫爾發表了一篇關於卡拉揚的文章中，名字叫做《投機者》。文章寫到：「赫伯特·馮·卡拉揚加入納粹黨不是在亞琛而是在薩爾茨堡，也不是迫於壓力於 1934 年加入的。其入黨時間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僅僅兩個月零八天之後。他的黨員登記卡編號是 1-607525 。他交納了當月的黨費，但四月底他回德國去了，加上他沒有領取黨員登記卡，就造成了檔案管理上的一點麻煩。但回到烏爾姆後，他於 1933 年 5 月 1 日把情況講清並重新作了登記，領取了編號為 3-430914 的黨員登記卡。這些事實都記載在納粹黨的「名人檔案」中，存於美國駐柏林外交使團檔案中心，看來要比赫伯特·馮·卡拉揚本人的回憶更為可信。」

25 年後，德國音樂研究家弗雷德·普里伯格（ Fred Prieberg ）在其著作《納粹執政的德國音樂》中重又披露了有關文件，證明卡拉揚「雙重登記」參迦納粹黨一事，所提入黨日期以及黨證編號均於莫爾 1959 年的發現相符。

對於普里伯格將他從柏林檔案中心弄到的文件公諸於眾，卡拉揚迅即作出了憤怒的反應。「簡直是捏造，我根本就不屑談論此事。荒謬透頂，普里伯格寫這種玩意不過是為了賺錢。」

幾個月後，我親自到柏林檔案中心弄到了那些文件，包括那兩份黨員登記卡的復印件。在阿尼夫大師的家裡，我把這些東西拿給他看。他首先問了我怎樣弄到的，並對這種東西居然可以隨便外傳表示氣憤。然後他接過文件，用警覺而好奇的目光凝視片刻，再把它們拿到燈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哪兒有我的簽名？」細查了幾秒鍾後他問，「這些東西並無簽名，看見嗎？」我問他是何看法，他聳聳肩，瞅著我道：「全是假的。」（納粹的黨員登記卡本無簽名，是由黨的官員填寫的。）

奇怪的是，納粹文件本身也發現一些跟卡拉揚的說法相矛盾的記載。柏林檔案中心的檔案中有一些納粹黨部及分部的往來信函，討論的都是一個專門話題：卡拉揚的入黨時間。要確定這些信函往來始於何人、是誰最先提出要求或者說提出詢問從而使官僚機器忙乎起來是不可能的，但從存留的幾封信就可以看出，其內容是相連貫的：

—— 1939 年 1 月 5 日，納粹黨萊尼里總部致函奧地利納粹黨財政部，內容是關於卡拉揚的黨員資格問題。信中稱卡拉揚明顯地兩次入黨： 1939 年 4 月 8 日在薩爾茨堡（編號 1-607525 ），再次登記（未有住址變更的報告）時間為 1933 年 5 月 1 日，在烏爾姆。信中詢問 4 月 8 日的「臨時」黨員資格是否算數。

—— 1939 年 2 月 4 日，納粹在奧地利（維也納）的黨代表致信慕尼黑納粹黨財政負責人，稱卡拉揚 4 月 8 日的入黨申請有效與否應由薩爾茨堡黨部認定。

—— 1939 年 2 月 4 日，（應是）納粹維也納代表致信薩爾茨堡納粹黨部財政負責人，要求對上述問題作出認定。

—— 1939 年 5 月 15 日，薩爾茨堡「新城市」小組致薩爾茨堡納粹黨財政負責人。小組負責人稱他曾找黨員赫伯特·克萊因（ Herbert Klein ）談過，卡拉揚入黨是克萊因簽署的，還收了五個先令的手續費。克萊因說，他給卡拉揚開具了一張收據，並將材料存入了薩爾茨堡的納粹黨黨員招收工作辦公室。納粹黨被禁後，卡拉揚去了德國。克萊因說，從那以後他再未聽到過卡拉揚的消息，並說他相信卡拉揚從未在奧地利交過黨費。克萊因願意作為證人澄清事實。（此件抄送慕尼黑）

—— 1939 年 7 月 7 日，慕尼黑黨總部發函給科隆 - 亞琛的納粹財務負責人，宣告由於卡拉揚未寄交黨費，其 1933 年 4 月 8 日登記的黨員資格無效，宣告 1933 年 5 月 1 日的登記有效。轉去卡拉揚的黨員證請交其本人。

—— 1942 年 12 月 12 日，帝國高層領導人施奈德（ Schneider ）致函柏林帝國總理府，確定卡拉揚入黨的正式日期為 1933 年 5 月 1 日，其黨員登記號為 3-430914 ，其黨證已於 1939 年 7 月 13 日辦妥。

就這樣，一方面是有文件為證：是從納粹倉皇潰逃時遺留下來的堆積如山的、錯綜復雜又殘缺不全的文件材料中節選出來並經過核實的。另一方面則是卡拉揚的斷然否認。既然卡拉揚從來不隱瞞自己曾加入納粹這一事實，那麼為何在入黨日期這個看起來就像沒有了槍栓的槍一樣無甚意義的小事上堅持自己的說法呢？我們只能這樣推測：這涉及一個入黨動機的問題。卡拉揚堅持說他是 1935 年入黨的，就可證明他入黨是為了保住職位，這條理由是較易為人們所理解並接受的。但若入黨時間是在 1933 年 4 月或 5 月，亦即在希特勒上台剛剛一、兩個月時，那就顯得對希特勒及其政治計劃多少有點熱情、有點支持了。這就不那麼容易為人理解了。

卡拉揚與柏林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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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柏林愛樂前後
（回頁首）

1954 年富特萬格勒謝世。誰作為他的繼任者成了熱門話題。在所有候選人中，卡拉揚的位置最有利。漢斯·克納佩茨布希無意擔任終身職務；埃里希·克萊伯因為曾在柏林「蘇區」工作過而使人們對他的興趣銳減；時任漢堡愛樂指揮和拜魯伊特首席指揮的約瑟夫·凱爾貝特（ Josef Keilberth ）又因年紀太大而難於被列作認真考慮的對象。

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 1945 年，一個名叫列奧·博查德（ Leo Borchard ）的人承擔了重建柏林愛樂的重任。他死後，一個名叫塞爾吉烏·切利比達凱（ Sergiu Celibidache ）的一流指揮接手領導樂團，直到 1952 年富特萬格勒返回為止。切利比達凱是羅馬尼亞人，是同卡拉揚競爭這個職位的強勁對手，也只有他才在才乾和吸引賣座率兩方面都足可以與卡拉揚匹敵。但他也太過輕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萬格勒墓前語出不敬，說富特萬格勒死得及時，因為他實際上喪失了聽力。富特萬格勒遵醫囑曾服用麻醉葯物，確實影響了聽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樂圈，切利比達凱的言辭難免對他產生不利的影響。何況卡拉揚占國籍之利，又有維也納、柏林、薩爾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 1955 年訪美演出美方主辦者的支持，使他終於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這份工作。

卡拉揚說，自從他 1938 年 4 月 9 日首次指揮柏林愛樂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為供他指揮的樂團。他自小長大就聽的是一流水準的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演奏，它的高水準樂音使他樹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標准。後來，當他作為一名年輕指揮在樂壇起步時，指揮的是學校樂隊，其後是德國各小城鎮的劇院的小樂團以至小樂隊，竭盡自己的全力去干。那是一條好的、或者說是最好的學習途徑，但是，站在指揮台上他總不滿意，腦海里回響著他所追求的理想的樂音。後來指揮柏林愛樂，他才終於圓了自己的夢，找到了由漢斯·馮·彪羅、阿圖爾·尼基什和富特萬格勒等著名指揮家所創造的、比他夢想的水準還更高的樂音。

而他獨踞柏林愛樂的雄心則過了將近二十年才變成現實。那是動亂的、前景難卜的十多年。一來富特萬格勒對迅速崛起的卡拉揚嫉妒得要命，除偶爾一點機會外，老人完全不讓卡拉揚染指柏林愛樂。再則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政治給歐洲音樂和藝術帶來的浩劫，使音樂、藝術乃至整個文明生活幾近停頓，就算說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揚下賭注似地把自己綁在希特勒的戰車上，差點兒毀了他不停追求的藝術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揚的最大優勢之一。他談及指揮家的教養，認為天資、勤學和苦幹精神都是事業的必備條件，並得出結論說「現實生活中，極多的人都沒有毅力堅持、學習，還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揚的耐心得到了回報。 1954 年 11 月 30 日傍晚，他和安德烈·馮·馬唐尼住進羅馬的攝政飯店，換罷衣服出去用餐。馬唐尼離開餐廳去買了份報紙，只見頭版上赫然一則訃告：富特萬格勒因患肺炎長期醫治無效逝世，享年 68 歲。當晚從維也納發來一份電報，沒有署名：「國王駕崩。國王陛下萬歲。」

忙忙碌碌的聯絡交涉開始了。「電話忙得不可開交」，卡拉揚回憶說。

卡拉揚說，柏林愛樂的經理在富特萬格勒去世前就與他接觸。「當然，他對富特萬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鑒於富特萬格勒行將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綢繆。萬一等到最後一刻而我又不能應聘，那他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所以他對我說：『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你願不願意來我們樂團？』我答應了他，但囑咐他不要聲張。」

「事實上，在富特萬格勒去世的當晚和次日凌晨兩點，我曾接到哥倫比亞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頓斯從紐約打來的電話，他想讓我知道，富特萬格勒同哥倫比亞公司簽有率團訪美演出的合同。他說，若要繼續履行合同，除非我接替指揮，否則他將宣布該合同取消。我的答復是，只有在柏林愛樂指定我為富特萬格勒的繼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點是明確的：我不能以試用的身份，而只能以樂團未來指揮的身份赴美。」

「他們說：『那當然，那當然。』於是我就去指揮樂團排練了。兩個星期過去了，他們的許諾顯得有點像是謊言。柏林參議院的成員又沒聚齊。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這個職位，可他們說要看我訪美演出的結果再做定奪。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強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這份工作。所以我給柏林市長魯伊特掛了個電話。他並不能任命我，任命權在參院，但我向市長建議就訪美一事開個記者招待會，請他在招待會上當中向我提問，問我訪美歸來後會不會接手樂團。我們照這樣辦了，他問我時，我回答非常樂意。有時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險。」

「還有，我必須讓自己從斯卡拉歌劇院的合約中脫身。我們原已定好要演出瓦格納的《指環》的。要得到柏林愛樂，這頭就得放棄。於是我去見了總監。我告訴他只要他說聲『不』，我就絕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對他說；『如果你放我，我會感激不盡。不讓走，這事就算忘掉，我仍將信守我們的合同。』他說這是終身難逢的機會，於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間，樂團選舉卡拉揚為他們的新音樂總監。返回柏林後，這一任命得到了參院的批准。接下來便是合同之爭。「我告訴他們我必須擁有選擇經理的權利，」卡拉揚說。「他們說哪怕是富特萬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權。我知道他們是在撒謊，因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萬格勒的合同副本。我還對他們講，合同必須寫明我這音樂總監是終身之職。除非我知道自己不會被撤換，我才可能全副熱情地投入工作。我還說，要是他們覺得簽終身合同有難處，寫成 99 年也成。這對他們來說是破天荒，他們從來還沒有簽過什麼『終身合同』。磨了 12 年合同一事才最終達成協議，所以在樂團工作頭 12 年我根本就沒有合同。我等待著，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實現。」

於是，卡拉揚同柏林愛樂間的「戀愛」大功告成。爭論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貞和互敬讓位於懷疑和不信任，這就是音樂圈內的事務關系。但最重要的是，這「婚姻」美滿地持續了下來。算起來，卡拉揚同柏林愛樂已聯手度過了 28 個輝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會把它收入自己的記錄。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兩者的名字已融為一體。偉大的小提琴家梅紐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寫道：『有些指揮家，他們自己的名字與樂團的名字已成為同義語，他們在創造作品的同時，也創造了這一珠聯璧合的奇觀……卡拉揚同他的柏林愛樂就是如此。』有人曾問小澤征爾他認為卡拉揚對音樂的最偉大的貢獻是什麼，小澤征爾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愛樂的關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結合令人驚嘆——用了他整整 25 年。」

這一奇觀的又一反映是團員的收入，柏林愛樂團員們的報酬比全世界任何樂團都高。他們的工資本來就相當可觀（比德國其他樂團的團員高出 10% 到 15% ），加上其他收入還要翻上一番：他們灌唱片、上電視、拍電影、參加特別演出（如復活節音樂節，報酬甚豐）、教課、演出獨奏等不一而足；還參加各下屬音樂組織，以他們響當當的名氣為其增添份量。僅柏林愛樂內部就有 13 個組織：三重奏組、四重奏組、室內樂團、銅管樂隊、「十二人大提琴組」，甚至還有低音提琴組。由於冠有「柏林愛樂」的頭銜，這些組、團演出的票房情況都非常之好。其中許多還灌錄了唱片。柏林愛樂十二人大提琴組還於 1983 年出了一張《披頭士歌曲選》，這是他們發行的第五張唱片。他們跟別的演出小組一樣，生意應接不暇。正是這些組織構成了卡拉揚與樂團之間存在的問題的實質性部分。不過也並不總是那麼嚴重。 1977 年，梅紐因寫道：「卡拉揚護著他的團員，確保他們有豐厚的報酬和高品質的樂器，鼓勵他們各自組織室內樂演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鼓勵他們的士氣。」

完美的婚姻出現裂縫
（回頁首）

1981 年夏在聖特佩羅，我第一次同卡拉揚交談，當時還沒發生梅耶風波。卡拉揚為我描述了一幅他和團員間友愛如一個和睦家庭的圖景，一幅互敬互愛、坦誠相見的、近乎天堂般美好的圖景。他視自己如同肩負重責的慈父，說他對團員們比他們自己對自己還要了解，無論是他們的個人生活還是音樂習慣他都了如指掌。他說團員們接踵不斷地找他，任何方面的私人問題都要同他討論。孰料僅僅 18 個月後關系便惡化了。 1982 年 12 月以後，卡拉揚提起大多數團員時所能用的最友善的詞是「白痴」。

恰在那時，樂團一位名叫魏爾納·塔利欽的鼓樂兼作曲家正在寫一部歌劇，劇名為《逐出天堂》，是根據波蘭哲學家李茲克·科拉科烏斯基（ Werner Tharichen ）的同名小品文改編的。塔利欽說，此劇故事與樂團的情況相似。「我們就像一家子，卡拉揚是老爸，團員們是孩子。孩子們同權威赫赫的父親之間也有矛盾。有些孩子喜歡威嚴的父親，而有些則反叛了。」

柏林愛樂的內部組織機構復雜。它分有兩個樂團，但都由同一班人馬組成。一個是「柏林愛樂」（ Berlin Philharmonic ），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財政資助，是德國 94 個功能明確的交響樂團、歌劇團、廣播樂團之一。柏林愛樂歸屬於「只辦音樂會」一類。他們每年要在柏林演出 108 場音樂會，此外還有在歐洲或歐洲以外的巡迴演出。另一個樂團，至少從名義上是另一個，叫「柏林愛樂者」樂團（ Berlin Philharmoniker ），則為團員們自己共同擁有。所有灌錄唱片、拍電影電視和像復活節音樂節這樣的特別演出，都是以這個組織的名義簽約的。與卡拉揚簽訂終身合同的是柏林愛樂，而不是柏林愛樂者樂團。根據規定的權力，後者可以自己決定對領導人的取捨。而卡拉揚卻作為樂團整體的領導者得到了認可。在對付這類事情方面，大師可以說是如狐狸般狡黠。他個人擁有一份同「柏林愛樂者」之間的專門合同，是以他的 1982 年開張的特里蒙代爾影片公司（在摩納哥）的名義簽訂的。據稱這份合同非常公平，它保證樂團每年在該地區有相當的工作量，並寫明在卡拉揚缺席、生病或死亡時這一保證仍將得到履行。以後我們就會看到，在梅耶風波逐步升級時，這份形諸合同的協議將被團員們用作與卡拉揚作對的武器。

這兩個不同名義的樂團都得請客座指揮。就算卡拉揚願意，他也不可能包攬所有的演出。近年來，除了外出演出外，柏林的年計劃 108 場音樂會中，他只指揮 6 場。柏林愛樂樂團可以（實際上也是這么做的）由別的指揮率領灌錄唱片，但先得由卡拉揚選定曲目，而且看來唱片公司所請的指揮都是卡拉揚認可的，如里卡爾多·穆蒂、克勞迪奧·阿巴多、小澤征爾和詹姆斯·李汶等都得到過他的扶掖。他們全都受到他的邀請參加過薩爾茨堡音樂節。他甚至還邀請伯恩施坦來薩爾茨堡指揮。他倆容貌多少有些相像，年齡相仿，分別稱雄於大西洋兩岸，因此除了互相防範外，應該說很難有什麼交往。一種揣測是，卡拉揚邀請伯恩施坦是想向他表示自己並非一幅病殘模樣。但那位合夥人說，更像是卡拉揚想向伯恩施坦表明自己並未被他唬住。

柏林愛樂有復雜而全面的內部管理條例，從 150 名團員安排的變換到新團員的招雇，一切內容無所不包。其中許多條款跟樂團歷史一樣悠久，到 1982 年為止已經執行了整整一百年。一些團員說，正因為堅持執行條例，樂團才得以不斷強大。這些條例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對人員招聘的規定：決定由樂團全體成員投票作出。但卡拉揚有否決權。所以，新人入團必須團員和指揮的意見一致才行。

申請加入樂團者自然必須通過試奏，試奏時全體團員都要出席。但與試奏者相關的那個組的意見最具份量。收到梅耶的申請後，單簧管組邀請她於 1982 年秋接受試奏。其實試奏前她就應邀參加過樂團的幾場演出，這種情況已是打破常規了。梅耶接受試奏時卡拉揚不在，但以往演出中他聽過她的演奏，印象相當不錯。試奏後，單簧管組認為她的演奏不能跟整個單簧管音部融為一體。接著便是一次又一次的討論。團員們對梅耶的特質各持歧見，一些人認為只要假以時日，她會調整過來，另一些人則認為她屬於獨奏型團員，永遠不會跟音部融為一體。有人提出動議試用一年，但遭到了否決。最後達成的妥協意見時，讓她再參加若干音樂會檢驗檢驗她，然後再進行一次試奏。於是，赴美演出時她接到了邀請，填補了單簧管組的一個空位。卡拉揚受託對她注意觀察。

訪美演出中，卡拉揚對她的演奏感到滿意，紐約一些聽了音樂會的人士，包括批評家安德魯·波特也對她予以好評。然而，回到柏林後，她仍然未能通過樂團的表決。而此時卡拉揚已把梅耶視為自己的「新發現」，他對表決結果大為震驚。在美期間，他對樂團本是滿意的，因為這是「二戰」以來他第一次感覺出自己在美國為人們真心誠意所接受。

梅耶終於被拒絕了，除了上述理由外，還包括政治方面施加的影響。這種影響自來政府，因為樂團的預算資金畢竟有一部分來自政府。據報道，在梅耶這件事情上作團員後台的是柏林參議院的文化部長。卡拉揚感覺猶如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這其實是種種事件的綜合，使一系列不起眼的小矛盾突然間加劇，達到了沸點。

最令卡拉揚不安的是室內樂團的所作所為。這個 25 人的樂團在履行本職的同時，一直過份放任。團內每種樂器都配備兩名首席演奏員，而大多數交響樂作品都只需要全團 150 名演奏員的 100 來人上場。比如外出演出時，室內樂團邊安排人員輪番上場，其他人則在樂團登台當晚自行在外包場演出。有許多次，卡拉揚直到站在台上舉起了指揮棒，才發覺若干首席團員缺場。對此他頗為生氣，日積月累終於化為怒火。他宣戰了。

樂團經理彼得·格爾思（ Peter Clirth ）是個性情溫順的人，在他的幫助下，卡拉揚找出了樂團契約中的一個破綻，那是一封行文不夠嚴密的協議信函，並由此發動了攻勢，宣布梅耶已受雇試用一年。團員們感到被出賣了，震驚之餘把矛頭指向彼得·格爾思。卡拉揚立即寫了封信予以還擊，上面還附了格爾思的一封信，復印後分發給每位團員。格爾思的信註明日期為 1982 年 12 月 6 日：

送上卡拉揚先生 12月3日所寫之信復印件一份。我於12月6日收到原信，並要求我在下午全團排練結束後宣讀，以期引起各位注意。但團長澤佩里茲（Zepperitz）先生不同意我這樣做，盡管我堅持說這是卡拉揚先生的私人要求。

我不想當著全團的面跟澤佩里茲頂撞，所以經與卡拉揚先生商量，決定以信函形式通知各位。

卡拉揚的原信如下：

先生們：一年多來，我們的一個首席單簧管席位一直空著。在我毫不知曉的情況下進行過許多次試奏，不幸都沒有結果。維也納電視台曾舉辦國際演奏大賽，我們曾指望招收獲獎者入團，但這希望也落空了。因為評委認為比賽水準有限，一等獎闕如。

這次試奏結束，年輕的單簧管手梅耶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引起了樂團的注意。為了全面檢驗她的藝術能力，我允許她在我的指揮下參加了在柏林、洛桑、薩爾茨堡，以及赴美的演出。我完全相信，梅耶太太能勝任這個席位的一切要求，並已將我的發現提請樂團團長注意。

一個月前，樂團在我指揮下赴美演出大獲成功，這一事實又一次清楚地證明了我國在音樂界的領先地位。這使我更感責任重大，決心竭盡全力以促進樂團的藝術水準更上一層樓。

在一次會議上，你們決定不給梅耶太太提供一年表現其才能的機會。其結果是令人無法容忍的缺人現象繼續存在，音樂界也沒人會知道，就梅耶太太一事而言，團內已發生的情況恰與我所期望的相反（盡管卡拉揚已盡最大努力，樂團藝術水準仍未有長足發展）。

決定對侯選者的取捨是你們的權利。但在這件事情上，我發現我的判斷和樂團的判斷截然相反。我將一如既往地忠於職守，但樂團的旅行演出、薩爾茨堡音樂節和洛桑音樂節、歌劇和音樂會的錄音、電視及電影拍攝以及所有音樂製品的製作鑒於上述情況，通通暫停。

你們忠實的赫伯特·馮·卡拉揚

圈內人士對卡拉揚這封信嘖有煩言，居然這般爆怒，措辭如此厲害。一位指揮竟像小孩子耍脾氣一樣如此攻擊自己的樂團，使得稍有閱歷和頭腦的人無不感到震驚和沮喪。大多數人一致認為，只有老恐龍才會作出如此反應。魏爾納·塔利欽回顧了 20 年前的一樁往事，情形與次相似：「卡拉揚想要一位圓號手，但樂團將此人拒絕了。卡拉揚很生氣，成天綳著臉。我去維也納看他，跟他談談。我告訴他尊重樂團意見很重要，因為團員們的意見對樂團多年來保持一流水準是發揮了作用的。我們告訴他會給他找一位水準更高的圓號手，並且做到了。」

柏林愛樂前經理沃爾夫岡·斯得雷斯曼終生致力於音樂。他寫過兩部交響曲，作為指揮，他曾領導過美國托萊多交響樂團和柏林廣播交響樂團。他還寫過四本書致使其名聲更著。其中一本是關於他的，他父親曾是威瑪共和國時期的總理兼外交部長，所以斯得雷斯曼也曾考慮過以政治為職。他個子高高，身材挺直，儀容高貴，看上去將近 70 歲。灰色頭發朝後梳得整整齊齊。他的臉較長，表情冷峻，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總是耐心聽取、認真考慮後才發表意見。積其在柏林愛樂工作 20 年之經驗，他如是說：「卡拉揚隨時會嚇你一跳。指揮家們都缺乏自信。

5. 卡拉揚和柏林愛樂樂團來過上海嗎

卡拉揚和柏林愛樂樂團當然來過上海。

6. 柏林愛樂樂團演奏、由卡拉揚指揮的命運和莫斯科交響樂團演奏的命運有哪些不同

莫斯科交響樂團的那張？
唱片之間肯定有不同，無論從音質還是演繹質量都有好壞之分。印象中莫斯科交響樂團沒有錄制過相當出色的貝多芬第五交響曲。貝五最出色的版本有以下這些：
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 60年代DG
卡洛斯·克萊伯指揮維也納愛樂 DG 這張是公認最最出色的
旺德指揮北德廣播樂團版 RCA （全集中的第五）
另外，單聲道時期也有很出色的，比如富特文格勒EMI全集中的等等。

7. 柏林愛樂成為世界一流樂團與卡拉揚的指揮密不可分，卡拉揚前後為柏林愛樂工作了______年。

b：28年 是在王勇『樂壇詩人——卡拉揚（2）」的19分46左右講的

8. 卡拉揚的鋼琴水平如何

1908年4月，赫爾伯特·馮·卡拉揚出生於奧地利的薩爾斯堡,這使他頗為得意，因為，這座城市不但有著美麗的風光，還有著傳統的音樂氛圍，更重要的是這里曾誕生過一位不朽的音樂大師——沃爾夫岡·莫扎特。

像這座城市的許多家庭一樣，卡拉揚的家庭充滿著音樂的氣息。童年的卡拉揚有著音樂的天賦，加上他的刻苦，很快便超過了他的哥哥。9歲時，鋼琴彈得頗為流暢，11歲時就在李斯特作品音樂會上演奏。後曾從師當時最偉大的鋼琴家之一約瑟夫·霍夫曼教授，但因手指指腱老發炎，不得不中斷學業。經教授指點，開始改學指揮。在維也納音樂和表演學院，曾師從著名指揮克萊門斯·克勞斯。1929年1月，對卡拉揚是個非同尋常的日子，他首次舉辦了個人音樂會。

1934年，他在柏林尋找工作，但一無所獲。4月，卡拉揚來到了亞琛，開始他的真正的音樂生涯。三個月後，27歲的他，成為亞琛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1935年又取代劇院原指揮。

1937年，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授予他樂團主任，狂妄的卡拉揚卻拒絕了。

1933年5月1日，卡拉揚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臭名昭著的納粹。

1938年，卡拉揚以客座指揮的身份，指揮了柏林愛樂樂團演奏的拉威爾的《達芙妮與克羅埃》、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演出獲得成功。從此，卡拉揚得到了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的賞識，被戈培爾及部下稱之為「來自亞琛的神奇小子」 。

由於富特溫格勒不是納粹，並且始終代表著猶太人，所以，戈培爾一直在尋找一個人，欲取代富特溫格勒，而卡拉揚則是戈培爾心中對付富特溫格勒的最佳人選和有力武器。只是由於希特勒認為，卡拉揚指揮技術太低；並且，富特溫格勒是歐洲、乃至全世界最有影響的大師，是德國的一面藝術旗幟才作罷。

卡拉揚則不同，他充分的運用錄音、影視等最先進的技術手段。其表現之一就是大量地灌制唱片，從錄音磁帶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高保真」音響技術，從激光唱片到數碼錄音，卡拉揚不停地重復錄音，刻意追求音樂層面上的音響效果，而忽略了音樂的本身內在。同時，藉助電視、電影媒體製作了大量的名曲和名劇。

高處不勝寒，晚年的卡拉揚盡管輝煌但仍掩飾不住孤寂，由於他的超范圍權力的濫用，卡拉揚與柏林愛樂樂團乃至整個德國音樂界矛盾重重，新聞輿論開始找卡拉揚的麻煩，奧地利人對卡拉揚微詞不絕。柏林愛樂樂團與卡拉揚終因梅耶的聘用問題，爆發沖突。面對卡拉揚的強硬聲明，柏林愛樂樂團進行了反擊：

1. 拒絕參加薩爾斯堡音樂節，拒絕和他舉行音樂會；
2. 樂團尋求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商量簽訂不包括卡拉揚在場的錄音合同；
3. 樂團將取消和卡拉揚電影公司的合同。

第三點是捅向卡拉揚心臟的致命一刀。因為卡拉揚在晚年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電影製作當中，而且投進了大量的經費。卡拉揚面臨是孤注一擲，還是低頭妥協，權衡再三，選擇了後者——屈服，卡拉揚第一次面對屬下低下了高傲的頭。

1989年7月16日，卡拉揚與世長辭，終年81歲。一生榮耀終歸入土。

9. 薩賓·梅耶的人物生平

Sabine Meyer薩賓梅耶——單簧管女皇，德國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獨奏家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讓單簧管重獲伸展舞台。1959年3月30日出生於巴登—符騰堡州的克賴爾斯海姆。 1982 年時的柏林愛樂指揮卡拉揚非常欣賞她的才華，可惜柏林愛樂委員會堅持不願改變不收女性團員的傳統，使得梅耶只在柏林愛樂待了一年。1983年，梅耶與她的先生 Reiner Wehle 和兄弟 Wolfgang Meyer 組成克拉羅內三重奏組 (Trio di Clarone)。1988年，她創立了薩賓梅耶管樂合奏團Blaserensemble Sabine Meyer(Sabine Meyer Wind Ensemble)，即並於第二年1989年錄制了這張專輯。這兩個室內樂團定期在世界各地演出內容豐富的曲目，從古典到現代音樂都囊括在內。
薩賓娜·邁耶在斯圖加特和漢諾威先後師從奧托·赫爾曼和漢斯·戴恩策學習之後，最初成為慕尼黑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的演奏員，後來以單簧管獨奏家身份與柏林愛樂樂團合作演出。隨著人們對她獨奏演出的需求日益增加，一年後她離開了柏林愛樂樂團。
薩賓娜·邁耶與許多世界的主要樂團合作演出，包括柏林愛樂樂團、柏林喜歌劇院、班伯格交響樂團、漢堡愛樂樂團、北德廣播交響樂團、倫敦愛樂樂團、法國廣播愛樂樂團、丹麥國家廣播交響樂團、芝加哥交響樂團、蒙特利爾交響樂團和日本放送協會交響樂團。與她合作的指揮有克勞迪奧·阿巴多、赫伯特·布洛姆施泰特、克里斯托夫·馮·多納伊、夏爾·迪圖瓦、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雅科夫·克萊茲伯格、內維爾·馬里納爵士、庫特·馬祖爾、英戈爾·梅茲馬赫爾和弗朗茲·韋爾澤-默斯特。她在歐洲和北美以及巴西、以色列、加拿大和非洲的所有主要的音樂中心上演獨奏會和音樂會。
薩賓娜·邁耶是一位忠誠的室內樂演奏家，除了她與1983年創建的克拉羅內三重奏一起工作之外，她與芭芭拉·亨德里克、布魯諾·卡尼諾、阿羅伊斯·康塔斯基、海因里希·席夫、吉頓·克萊默、桑多爾·維、阿爾班·貝爾格四重奏、克利夫蘭四重奏、哈根四重奏、維也納弦樂六重奏合作演出。1988年她成立了定期在歐洲和日本演出的薩賓娜·邁耶吹奏樂團。他們為EMI錄制的唱片包括莫扎特的大古組曲、選自《後宮誘逃》中的管樂音樂，以及德沃夏克和米斯利維切克的作品。2001/2002年音樂季，與東京弦樂四重奏在歐洲巡演。
2000年她在愛丁堡、萊茵地區和洛肯豪斯夏季音樂演出。此外，她還是洛桑夏季音樂節的「常任藝術家」，在該音樂節，她的演出曲目范圍寬廣包括「致本尼·古德曼」和與歐洲室內樂團世界首演細川的單簧管協奏曲。2000/2001音樂季，她與萊比錫布商協會管弦樂團、丹麥廣播交響樂團、斯特拉斯堡愛樂樂團、瑞士羅曼德管弦樂團合作上演的音樂會以及舉行眾多的獨奏會和室內音樂會。
薩賓娜·邁耶專為EMI錄制了從古典音樂至當代曲目的唱片。1993年，她與田野中的聖馬丁樂團和艾奧娜·布朗共同錄制的斯塔米茲協奏曲，使她榮獲古典電台評選的「年度藝術家」。EMI為她錄制和發行的唱片曲目廣泛，風格迥異：1999年9月的《歌劇院之夜》，由弗朗茲·韋爾澤-默斯特指揮蘇黎世歌劇院樂團與她演奏莫扎特、羅西尼、韋伯和威爾第歌劇選段的改編曲。1998年5月，由英戈爾·梅茲馬赫爾指揮班伯格交響樂團和她演奏的柯普蘭單簧管協奏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烏木協奏曲》以及由本尼·古德曼改編的選曲。1999年4月她與阿爾班·貝爾格四重奏組演奏勃拉姆斯的單簧管五重奏專輯，1999年10月由阿巴多指揮她演奏的莫扎特單簧管協奏曲以及武滿徹和德彪西的作品。同年9月，她與薩賓娜·邁耶吹奏樂團的貝多芬八重奏，Op. 103、小迴旋曲和七重奏，Op. 20。2000年5月，她與維也納弦樂六重奏的雷格爾單簧管五重奏和弦樂六重奏。2000年9月，《木管重奏團的現代作品》其中包括傑尼索夫、奧伯斯特和卡蒂利奧尼的八重奏，以及拉斯卡托夫和細川的作品。2001年5月門德爾松、韋伯和貝爾曼的作品。

10. 卡拉揚什麼時候來到了柏林愛樂樂團

您好，195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