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行政訴訟中的訴訟代理詞在哪個階段念
開庭後就需要念訴訟代理詞。
代理詞無法定的固定格式，但有大體通用的文章結構，一般的代理詞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一、首部
每一份代理詞都應有一個確切的標題，標題應反映案件性質和所代理的當事人在案中的地位，例如「民事原告訴訟代理詞」等，使聽眾一開始就了解代理詞的性質。因為代理詞是一種講演辭，主要向合議庭陳述，因此開頭的習慣稱呼語是：「審判長、審判員:」
二、序言
序言亦即開場白，要盡量簡潔，重點在代理意見部分。序言包括：
1．說明代理人出庭的合法性，概述接受委託和受指派，擔任本案當事人哪一方面的代理人；
2．說明代理人接受代理後進行工作的情況，即在出庭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如查閱案卷、調查了解案情等；
3．表明代理人對本案的基本看法，也可以不說。如繫上訴案件，則要說明對一審判決的看法和意見。
三、正文
正文是代理詞的核心內容。這一部分應根據具體案情、被代理人所處的訴訟地位、訴訟目的和請求以及被代理人與對方當事人的關系等因素來確定其內容。代理人應當在代理許可權內，依據事實和法律，陳述並論證被代理人提供的事實與理由成立，從而支持其主張和請求，同時揭示、駁斥對方的錯誤。代理意見通常從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和訴訟程序等幾方面或其中一、兩個方面展開論述。一般地講，代理意見的內容主要應從以下方面進行闡述：
1．陳述糾紛事實，提出有關證據，反駁對方不實之處；
2．對糾紛的主要情節，形成糾紛的原因以及雙方當事人爭執的焦點進行分析，以分清是非，明確責任，認定性質；
3．闡明當事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促使當事人彼此之間互相諒解，把權利和義務有機地統一起來；
4．提出對糾紛解決的辦法和意見。這部分內容既要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又要考慮有利於糾紛的解決；
5．如系二審，還應對原判決進行評論，提出要求和意見。
這部分內容，要從具體案情出發，抓住本案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闡明幾個問題，為解決糾紛提出切實可行的主張、意見、辦法和要求，使案件得到正確、合法、及時的處理。
四、結束語
本部分是歸納全文的結論性見解和具體主張，為被代理人提出明確的訴訟請求。要求要言不繁、簡潔明了，使聽眾對整個代理詞留下深刻、鮮明的印象。
代理人具名和註明日期。
代理詞在寫法上應注意以下問題：
1．代理詞主要用證明的方法來寫，對錯誤的觀點有時也可以進行必要的駁斥，用反駁的方法來寫，但通常是把正面說理與反面駁斥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正面說理為主，或兩種方法兼而有之。
2．代理詞必須在熟悉案情，了解真相，掌握材料基礎上動筆製作，這樣才能對案件了如指掌，才能在法庭上立於不敗之地。
3．代理記號要尊重事實、忠於法律，對糾紛事實和證據進行透徹的分析論證。不能歪曲事實和法律，強詞奪理，向法庭提出無理要求。
4．代理詞所提意見要切合實際，掌握分寸；要以理服人，體現出解決問題誠意；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措詞懇切，語氣平和，這樣才能為對方當事人和法庭所接受。
『貳』 求一篇寫的精彩的民事案件代理詞
以下是本人寫的一片代理詞。不敢說精彩，僅供參考！
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上訴人十堰市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十堰某緣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建設用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湖北某某律師事務所接受上訴人的委託，指派本人參加本案訴訟。現依法發表以下代理意見，供合議庭合議時參考。
一、合同性質不影響實體處理。
本案是關於訟爭合同是否應予解除糾紛。其實，合同性質並不影響對該問題的處理。一審認定本案「房地產合作開發合同」，是名為合作開發，實為建設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對此合同定性，代理人完全贊同。但是，代理人需要強調的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93條、94條規定，無論是何種合同，只要符合法定解除或約定解除的條件，條件成就時，均可以依法予以解除。因此，本案建設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是否應予解除，主要看該合同的履行是否達到約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條件，而與合同的性質無關。
二、被上訴人在履行完保證金支付義務後，上訴人依約履行了自己的土地交付義務。此後應由被上訴人履行的土地開發諸如項目報建、施工、建設等合同主要義務，被上訴人直到本案一審乃至二審開庭，連項目啟動的報批工作都還沒有完成，屬於嚴重遲延履行其主合同義務。
訟爭雙方簽訂的合同，雖未明確約定項目啟動的具體時間，但依據「合同履行誠信原則」以及項目總體工期，當上訴人將20畝地過戶給被上訴人後，上訴人應當及時啟動項目開發工作。但是，被上訴人拿過戶給其的土地進行抵押所借的銀行貸款，並沒有用於項目啟動，直到被上訴人與2011年4月底引進新的股東後，才於2011年6月開始項目報建，但是遺憾的是直到本案二審開庭，該項目報建也未見批准。可以說，直到今日，合同所約定的項目開發仍然處於未啟動階段，而此時離合同約定的三年半工期僅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因此，代理人認為，被上訴人嚴重遲延履行自己的主合同義務，應當毫無爭議。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被上訴人該種履約遲延，具體是什麼原因，只有被上訴人最清楚，上訴人沒義務也不必要對其進行原因論證。依據合同法規定，只要上訴人能夠證明其遲延履行就夠了，至於被上訴人遲延應不應該承擔違約責任，則應由其對遲延的合理性進行舉證和說明。
一審中，被上訴人對其遲延履行的現狀並沒有異議，但以所謂的不安抗辯權辯稱是主動中止，而非違約延期，主張不承擔責任。一審也予以了支持。這顯然是詭辯，故意曲解法律，上訴人的補充上訴狀中對此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贅述。
三、因被上訴人嚴重遲延履行合同，導致上訴人訂約的根本目的不能實現，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94條第四項所規定的法定解除條件，依法應當解除雙方的建設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
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土地轉讓合同時，除了收取應予退還的1000萬保證金之外，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對於上訴人而言，本案合同的實質是，拿土地換門面。如果不能及時拿到具有重大經濟價值的門面，上訴人的簽約目的上就落空了。依據合同，本案房地產開發項目純資金計劃投入1.6億，建築面積月9萬㎡，正常工期三年。但是，離雙方約定的交房時間不到1個月的時間，項目尚未啟動，更沒有施工建設，被上訴人絕不可能在合同約定的時間交付門面。即使按照雙方合同第七條第三款約定，可以延期六個月交房，即到2012年11月6日前交房，但按照被上訴人目前的開發進度、合同約定的項目開發規模以及正常的建設進度，被上訴人也絕無可能到期交房。而且，依照被上訴人三年多以來的開發效率，這種等待將會遙遙無期。同時，上訴人將20畝地過戶給被上訴人之後，反而因債務糾紛導致該過戶地塊被多次查封，甚至直到二審開庭之日，該地塊仍被被上訴人的債權人湖北田豐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依法申請查封保全。總之，按照被上訴人嚴重遲延履約的現狀，上訴人不但不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合同目的，甚至連土地都有失去之虞。我國《合同法》94條第四項明確規定，「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由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代理人認為，本案建設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符合法定的解除條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雙方之間的建設土地使用權合同應當解除，也必須解除，並依法恢復原狀，將已經過戶了的土地歸還給上訴人。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合同的解除完全是被上訴人嚴重遲延履行合同造成的，造成了上訴人經濟損失顯而易見，上訴人沒有任何過錯，被上訴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合同法》第98條規定，「合同權利義務終止，不影響合同中結算和清理條款的效力」，「房地產合作開發合同」第七條約定，被上訴人「未依約完成項目開發建設延期6個月仍不能將房屋交付使用的，前期已付的1000萬元歸上訴人所有，已建成的房產由甲方處理，甲方僅退換建設成本給乙方」，本條實際上是對嚴重違約違約金的數額的確定，本案被上訴人對項目未實施任何開發，因此，被上訴人的保證金應作為違約金賠償給上訴人。
四、現在解除本案合同，有利於減少訟累，提高涉案30畝地整體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客觀的說，本案雖然具備解除合同的法定條件。但從訴訟技術上看，上訴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起訴時間稍嫌過早。但是，如果真等到了2012年11月6日即被上訴人不能按合同所確定的最後交房期限之後，再去解除合同的話，不但要再打一場解約之訴，而且會因為被上訴人的開發投入，造成更大的經濟糾紛，勞命傷財，既不必要，也有虧我國合同法關於預期違約的規定。此其一。
其二，反過來，現在被上訴人尺土未動，項目申報剛剛開始，也就是說項目開發並未實際投入，至於說其先拿出了1000萬保證金，但是其很快利用該地塊向銀行抵押借了1200萬，也不存在此虧問題，因此，解除合同也並不會造成被上訴人的經濟損失。
其三，現在上訴人資金充足，已經對包含在內涉案30畝地在內的60畝地形成了整體開發規劃，並報經十堰市審批通過。同時該60畝地是一個整體，地處十堰市火車站，是十堰市的窗口地段，市政府對其開發建設也有整體要求，因此，解除本合同，將該30目的納入其餘30畝地一起開發，既符合市政府的要求，也能更大發揮整個地塊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其四，該整體規劃已經開始實施。上訴人不僅完成了項目報建工作，而且已經動工，代理人在法庭調查中已經舉出相關證據。如果本合同不能解除，30畝地不能納入整體開發，不僅造成整個規劃的支離破碎，不能實現市政府的要求，而且對已經動工的先期項目，包括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合同所約定的項目，都是重大的經濟損失。
綜上，本案合同不僅符合解除條件，而且解除利遠遠大於弊。因此，懇請合議庭能在綜合考慮本案事實、法律規定以及最大發物的作用角度，依法作出公正判決。
以上意見，請酌納。
代理人：湖北惠平某某事務所
吳某某 律師
2012年4月18日
『叄』 余秋雨訴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肖夏林委託，我在其與原告余秋雨名譽權糾紛一案中擔任訴訟代理人。現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在我方法庭辯論意見的基礎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予以採納：
一、案件事實和爭議焦點
1．本案基本事實
被告肖夏林於2000年第2期《書屋》雜志上發表了以批評原告余秋雨和所謂「余秋雨現象」為主旨的8000字長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該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評了原告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認為名城與顧問是一種名利交換，是雙方互通有無，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顧問，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華別墅。文化在這里已是具體的名利」的描述成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據。原告律師承認被告的文章屬於文學批評性質並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學者黎鳴先生作為被告證人出庭作證並提交了親筆證詞。黎鳴先生證明在被告文章發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壇確有餘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獲該市有關方面獎賞一套別墅或住房的傳聞，雖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價購買和是無償獲贈，但類似「消息來源出自多處、多人」，說明被告有關原告獲贈別墅的表述並非「無中生有」的「捏造」和「誹謗」。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訴訟心態》（載《北京日報》2003年5月18日）一文，證明作為文化人的作者對被告所說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凈，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訴訟，絕大多數人和他一樣是「絕對不會知道有什麼『送別墅』的說法。」的。說明無論受贈別墅是否是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都未能引起關注，也未對原告的名譽造成損害。
綜上，本案事實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學批評《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據文壇廣為流傳但未經證實的說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贈一套別墅的事實。但這一描述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迄今尚未發現任何以此描述為依據的討論，余秋雨的社會評價也沒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還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關於范志毅名譽權糾紛案的判決書，以說明內地法院已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權糾紛案件審理中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2．雙方爭議焦點
鑒於原告系當代著名作家，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力，屬於公眾人物，而被告則是一位關注社會現象的文學批評家，負有針砭時弊匡扶正義的道德使命，本案與普通人之間的名譽權糾紛案件有很多不同。我們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原告是否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是否構成對原告名譽權實際侵犯；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其名譽權是否應得到與普通人同樣范圍和程度的保護；我國法律中關於名譽侵權行為人主觀過錯的含義是什麼。
二、根據現行司法解釋精神，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
所謂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而名譽則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名譽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其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是主體個人的主觀自我評價，因而名譽主體不能以個人情感受到傷害為由認定他人行為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就如何認定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
我們的主要答辯意見，將圍繞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適用上述司法解釋展開：
1．原告應舉證證明其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但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並未因被告的行為受到損害。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
在名譽權侵權責任認定中，「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事實」是確定民事責任的首要條件。在民事上無損害即無責任，如果沒有合法民事權益被損害的事實，也就無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參見梁書文等編著《審理名譽權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第23頁），提起名譽權糾紛的前提是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原告對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應當承擔舉證責任。
但在起訴狀和庭審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語言指責被告惡意批判、圍攻原告外，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客觀存在，其所謂被告在本文中由「惡意批判發展到具體誣陷」，「斷章取義」「徹底歪曲」原告對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製造「聳人聽聞」的事實，以及所謂受贈別墅的說法「損害了深圳市政府的聲譽，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等等，對證明損害事實的實際發生均不具有證明效力。所謂原告「無中生有」地「蓄意偽造」一個「聳人聽聞」的「事實」，「捏造」和「誣陷」原告「受賄」雲雲，均系原告對被告的看法，並非其名譽確實受到損害的證據。鑒於「誣陷」「受賄」等術語均為刑法上的具體罪名，有著法定含義，而原告不具備「受賄」的主體資格，被告也顯然沒有任何具體的「誣陷」行為。至於「詆毀了原告的人格、也詆毀了原告參與的這項新興的國際學術研究計劃，傷害了原告在海內外的廣大讀者。」更是本案名譽權糾紛無關。一句話，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這些事實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該文發表至今，尚未發現有人就所謂「別墅」事件發表意見，也無人據此指責余秋雨受贈別墅，並且被告的說法已被絕大多數人遺忘，反證被告的這15個字對原告名譽的影響甚微。事實上，2000年以來，余秋雨馬不停蹄地參加了海內外舉辦的多場文化活動，舉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中央電視台「飛天獎」和「星光獎」頒獎典禮、中央電視台「哈葯六杯」「第十屆全國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據說其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影響所及洛陽紙貴。被告的行為並未造成原告名譽的實際受損。
再者，由於名譽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並非以當事人的自我評價為准，因而余秋雨對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為認定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依據。在當今社會，一個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獲得經濟收益，在公眾眼中不僅不是不名譽的事情，反而可能會使其社會評價上升——獲贈別墅本來就是很光榮的事情，想想作為手機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務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李湘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開放城市重獎知識分子贈車給房的大手筆，就不難理解我們上面的說法了。具體說來，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獲贈別墅，公眾不僅不會認為余秋雨先生文人無行，更有可能欽佩余秋雨的才學和運氣。因此，余秋雨的名譽並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損害。
綜上所述，原告對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但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的陳述並不必然損害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也沒有對原告的名譽造成實際損害，原告提起本/案訴訟沒有事實依據。
2．被告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道德使命，決定其批評「余秋雨現象」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原告代理律師在庭審過程中承認《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的范疇，並且承認文中不乏對余秋雨善意的規勸和告誡，但原告堅持認為不論全文中肯與否，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真實存在，其陳述即構成對名譽權的損害。這種認識成立嗎？
不難發現，《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范疇，批評對象是以余秋雨為代表「余秋雨現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謂「余秋雨現象」即文人為獲取知名度和經濟利益而遠離書齋遠離文化、過分親近媒體、過分迎合和誤導公眾的行為。被告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對余秋雨惋惜和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諸如告誡余秋雨不應自比魯迅和郭沫若，因為後者「是學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學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會良心」；批評余秋雨「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沒有書齋中的積累超拔和創造，它就不可能發展。沒有電視文化照樣前進，但沒有書齋就不會有學術，更不會有大師誕生。」以上批評集中體現了作者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和不滿。作為文學評論人，當被告感覺原告對深圳文化的評價已經背離了文化本位的時候，他認為這就是「余秋雨現象」的具體表現，即「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因此他從直覺上相信了當時文化圈中盛傳的「深圳送別墅」一說。被告對余秋雨的批判體現了其對不可取的社會現象的深切關注，這種批判行為本身並不具有違法性。
我們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內的大多數人會對被告的觀點表示贊同。雖然我們不想討論原告起訴的動機，但在明確表示贊同被告觀點的同時，余秋雨執意指控被告侵權，堅持以司法手段解決文化紛爭和文壇恩怨，確實也為包括被告在內的大多數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據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范圍應有別於普通人的理論，本案被告對其具體的事實陳述不具有主觀上的過錯。
1．我國有關名譽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有待完善
我國現行法律有關名譽權保護的規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對名譽權、隱私權的概念和構成至今仍無准確的規定，而法律不加區分地對公眾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譽權」給予與普通人「平等」的保護，已成為對公眾人物進行正常新聞監督和批評的最大障礙。
民法通則第101條確立了名譽權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則，但對什麼是名譽權以及如何構成侵害名譽權卻未給出任何定義；最高法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對此有進一步的解釋，但未說明隱私、醜化、侮辱、誹謗的具體概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雖就構成侵害名譽權責任的要件進行了簡單列舉，但未回答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的具體所指。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案件中，司法機關往往以「真實證明」原則，根據簡單的事實出入判決刊登批評報道的新聞媒介和批評家敗訴。新聞監督和文學批評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已隨著公眾人物權利意識的增強而逐漸喪失殆盡。在名譽權糾紛案件中引入和借鑒「公眾人物」的理論刻不容緩。
2．公眾人物的概念和實際惡意原則的引入。
所謂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事務中起突出作用或位於某些公共爭論前沿並試圖對問題產生影響的人。「公眾人物」是美國誹謗法中的概念，源於1964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以及此後的幾個名譽侵權判例。這一原則要求公眾人物在起訴媒體誹謗侵權時，不僅要證明侵權行為已經實施並且已經給自己造成事實上的損害，而且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系出於「實際惡意」，即明知內容虛假或者毫不顧及內容的真假卻輕率予以發表。這是因為，與普通人相比，公眾人物是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線中，等於是自願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險；並且在受到誹謗時，他們有大量機會通過媒體對錯誤言論進行反駁。而普通人缺少機會去反駁，也沒有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誹謗行為的傷害。為了公平起見，法律保護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名譽的力度應有所不同，法律對普通人名譽的保護力度應大於對公眾人物的保護。「實際惡意」的有無是確定針對公眾人物實施誹謗行為的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的標准，若公眾人物不能證明被告具有實際惡意，名譽侵權即不能成立。
我們認為，司法解釋中所謂「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當其適用於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時，應被理解為行為人主觀上存在「實際惡意」，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過失概念。
3．原告系公眾人物，其名譽權保護力度與普通人相比應當受到限制。
隨著《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千年一嘆》、《霜冷長河》等著作的相繼問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為「學者作家化」的先行者，為把學術變成一種大眾可以共享的東西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說對華人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擁有廣大的讀者。也正是由於大眾的認同與喜愛，他才得以與電視台聯手在嶽麓書院設壇講學，在北大千人禮堂公開演講，並成為上海、深圳、大連的文化顧問，成為這個時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漸從一位默默無聞的學者變成一位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並從中取得了巨大的榮譽和利益。原告自己也聲稱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廣泛的國際影響」。一般說來，雖然並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眾的關注，比如作為公共信息的國防信息可能無人問津不為公眾所關注；但凡是公眾關注的信息都應屬於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細節等因追星族的關注而成為公共信息。由於公眾的關注，公眾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應進入公共信息的領域，其一舉一動都對社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作為公眾人物獲取巨大利益和榮譽的代價，原告的名譽權保護力度應與普通百姓與所區別。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訴肖夏林名譽侵權，除需要證明其名譽受到了具體現實的損害外，還必須證明肖夏林的行為本身系出自其主觀上的實際惡意，即明知所謂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是虛假的卻仍然不計後果的去傳播這一虛假事實。
4．被告肖夏林不具備核實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條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實描述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
對於公眾人物進入公眾領域的私人信息，公眾與公眾人物始終處於「信息不對稱」境地，這決定了公眾對公眾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確定性和可錯性。各國實現言論、新聞和文學批評自由的實踐證明，若要求對公眾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確，毋寧說是缺乏監督公眾人物的誠意。
舉例來說，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於特區政府加稅前「突擊」購車，顯然不會是為了逃避幾萬港元的加稅——他是放棄了每年數千萬港元的收入來就任年薪兩百多萬港元的政府公務員職位的，但時間上的巧合恰好給了媒體和批評者想像和懷疑的空間——梁錦松存在道德上的風險！於是批評指責的報道紛至沓來——其中難免有對受害人梁錦松伏明霞夫婦的「誣蔑不實之詞」。但我們除聽到董建華譴責其「無心之失」外，只見到阿松不斷地作揖道歉、雙倍捐款、表示辭職，唯獨不見梁大人運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張名譽權！道理很簡單，並非因為香港不是法治社會，也不是梁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譽權和隱私權，而是因為他本人是公眾人物！他只有對公眾的指責表示寬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既沒有手段對余秋雨在深圳的房產進行調查，在特定情況下也沒有義務這樣去做。出於正常人心理，他相信當時文化圈內盛傳的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具備客觀上的合理性。換言之，被告並非是在無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贈別墅的「聳人聽聞」的事實，更沒有以此為出發點繼續散布這一信息。原告既沒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涉訟事實描述的實際損害，也不能證明被告是出於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而製造和散布這一信息。因而即使這一信息確實帶有一定程度的詆毀性，但原告作為公眾人物對這種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上海靜安區法院對范志毅一案的判決中已體現了這一原則，即「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容忍與理解。」
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並且事實上原告的名譽沒有受到被告行為的實際損害；被告文章中關於余秋雨受贈別墅的陳述是基於相信當時文壇圈內的傳聞而非自憑空捏造，被告既無手段也無義務去核實這一事實的真假，被告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而相信有關傳聞系正常人的反應，並非「明知」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虛假仍然不顧後果地傳播，被告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行為沒有過錯。因此，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其所有的訴訟請求均應予以駁回。
此致
『肆』 債務糾紛案原告本人出庭需要代理詞嗎
債務糾紛，原告本人出庭，一般是不需要在提交代理詞的。
只有案件很復雜，當事人或者代理人因為時間限制沒有說清楚，或者擔心法庭不能完全記錄自己的主張或者意見的，才向法院提交代理詞。
『伍』 請幫忙找一份民事一審案件的代理詞，正文部分不作要求，結構一定要完整！謝了！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聖倫達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原告譚雲忠的委託，指派本所劉鑫律師擔任原告譚雲忠的一審訴訟代理人。接受委託後，代理人通過調查了解，又經過剛剛的庭審調查、質證，使代理人對本案的實質有一個更全面、更客觀的認識，現結合有關事實並依據有關法律規定，對此發表代理意見如下： 一、本案的主要事實。立遺囑人方祥珍於二00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所訂立的遺囑中約定「一、我去世後，將屬於我所承包的土地（約1.096畝）由長子孫信元繼承，其他人不得提出繼承主張。」立遺囑人方祥珍並於二00一年五月二十八日逝世。原告與其母親方祥珍一直是同一個戶口，在承包土地時，是與原告作為一個家庭承包的，所承包的土地屬於家庭。而立遺囑人方祥珍的長子孫信元早在實行農村土地家庭承包之前就已經與方祥珍分家，另立門戶。 二、法律依據。 1、本案訴爭土地1.096畝是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耕地。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即家庭承包是以農戶為單位而不是以個人為單位。這就決定了家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與一般意義上的繼承不同。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經營權有其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指承包經營權是否可以繼承受到集體成員權的影響。就通過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經營權而言，它是以集體成員權為前提的。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經營權具有社會保障功能，它為集體成員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當承包的農戶中的一人或幾人死亡時，承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員繼續承包經營，不發生繼承的問題。 2、關於《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承包人應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繼承法的規定繼承。」承包經營所得的收益是一種財產權利，承包人死亡時其承包經營所得的收益應當依照繼承法規范繼承。法律所允許的繼承范圍是指：承包經營所得的收益，而不是指承包經營權本身。 3、從我國的現行法律來看，家庭承包經營權不能繼承。我國《繼承法》第四條規定，「個人承包應得的個人收益，依照本法規定繼承。個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許由繼承人繼續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辦理。」那麼，我國的法律是否允許繼承人繼續承包呢？《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有關規定：「第三十一條 承包人應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繼承法的規定繼承。 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繼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第五十條 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取得的，該承包人死亡，其應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繼承法的規定繼承；在承包期內，其繼承人可以繼續承包。」從以上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農村土地承包法》明確規定，承包人死亡，其繼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的只有兩種情情況，這就是林地和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取得的。如果認為家庭承包的土地也可以由其繼承人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的話，本法顯然不會做如此表述。 綜上所述，本案訴爭土地1.096畝的承包經營權不是法律所允許的繼承范圍。所以該遺囑是違反法律規定的，無論其是否經過公證；只要是違法的事實，即使經過公證，無效的還是無效，不能因為經過公證，就能使無效的變為有效。 此致貴陽市小河經濟開發區人民法院 代理人：聖倫達律師事務所 劉鑫 律師 二OO九年五月日十一日
『陸』 代理詞怎麼寫
代理詞怎麼寫
代理詞是現代詞，是一個專有名詞，是指訴訟代理人（律師、法律工作者、公民）在庭審過程中獨自使用的非正式文書，代理詞最重要的部分是質證和辯論，質證和辯論是訴訟代理人多年的心得。一宗案件的代理詞通常需要數小時甚至數天的時間來完成。
【代理詞格式寫法】
代理詞無法定的固定格式，但有大體通用的文章結構，一般的代理詞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一、首部
每一份代理詞都應有一個確切的標題，標題應反映案件性質和所代理的當事人在案中的地位，例如「民事原告訴訟代理詞」等，使聽眾一開始就了解代理詞的性質。因為代理詞是一種講演辭，主要向合議庭陳述，因此開頭的習慣稱呼語是：「審判長、審判員:」
二、序言
序言亦即開場白，要盡量簡潔，重點在代理意見部分。序言包括：⒈說明代理人出庭的合法性，概述接受委託和受指派，擔任本案當事人哪一方面的代理人；⒉說明代理人接受代理後進行工作的情況，即在出庭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如查閱案卷、調查了解案情等；⒊表明代理人對本案的基本看法，也可以不說。如繫上訴案件，則要說明對一審判決的看法和意見。
三、正文
正文是代理詞的核心內容。這一部分應根據具體案情、被代理人所處的訴訟地位、訴訟目的和請求以及被代理人與對方當事人的關系等因素來確定其內容。代理人應 當在代理許可權內，依據事實和法律，陳述並論證被代理人提供的事實與理由成立，從而支持其主張和請求，同時揭示、駁斥對方的錯誤。代理意見通常從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和訴訟程序等幾方面或其中一、兩個方面展開論述。一般地講，代理意見的內容主要應從以下方面進行闡述：
1.陳述糾紛事實，提出有關證據，反駁對方不實之處；
2.對糾紛的主要情節，形成糾紛的原因以及雙方當事人爭執的焦點進行分析，以分清是非，明確責任，認定性質；
3.闡明當事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促使當事人彼此之間互相諒解，把權利和義務有機地統一起來；
4.提出對糾紛解決的辦法和意見。這部分內容既要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又要考慮有利於糾紛的解決；
5.如系二審，還應對原判決進行評論，提出要求和意見。
這部分內容，要從具體案情出發，抓住本案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闡明幾個問題，為解決糾紛提出切實可行的主張、意見、辦法和要求，使案件得到正確、合法、及時的處理。
四、結束語
本部分是歸納全文的結論性見解和具體主張，為被代理人提出明確的訴訟請求。要求要言不煩、簡潔明了，使聽眾對整個代理詞留下深刻、鮮明的印象。
代理人具名和註明日期。
『柒』 律師代理詞
代理詞（民事一審用）
審判長、審判員：
依照法律規定，受原告（或被告）的委託和ХХ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我擔任原告（或被告）ХХ的訴訟代理人，參與本案訴訟活動。
開庭前，我聽取了被代理人的陳述，查閱了本案案卷材料，進行了必要的調查。現發表如下代理意見：……（闡明案件事實、訴訟請求的依據和理由，或闡明反駁原告起訴的事實、訴訟請求的依據和理由）……（提出建議）。
ХХ律師事務所
律師ХХ
Х年Х月Х日
邱興華律師辯護詞
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有關規定，陝西理衡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邱興華的委託，指派我們擔任其辯護人參加訴訟活動，通過剛才的法庭調查，我們認為
公訴機關對案件的定性是准確的，現發表以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
一.在故意殺人罪中，邱興華具有酌定從輕處罰情節
邱興華被緝拿歸案後，如實向漢陰縣公安機關供述了在鐵瓦殿的整個犯罪事實，具有良好的認罪態度，建議合議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二.在搶劫罪中，邱興華具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
法庭調查表明，邱興華還如實供述了漢陰縣公安機關還未掌握的搶劫案的犯罪事實，在如實供述後，邱興華至今沒有翻供，根據《刑法》第67條2款規定："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對於什麼是"其他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自首與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中作出了進一步的限定，即與司法機關已掌握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很顯然，故意殺人與搶劫在刑法上就屬於不同種罪行，因此，我們認為邱興華對兩次搶劫的如實供述，完全符合《刑法》對自首的規定，也符合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在認定邱興華構成搶劫罪時，應同時認定其具有自首這一法定從輕處罰情節並在量刑時加以考慮，方為尊重事實、尊重法律。
三.邱興華案件的犯罪成因和警示
邱興華觸犯兩個刑事罪名，致11人死亡、兩人重傷，給多個家庭留下了難以癒合的精神創傷，今天的開庭審判固然是回歸刑法的立法宗旨，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但就案審案尚不足以警示世人，我們還應該適當的分析一下邱興華案件的犯罪成因。
在偏遠封閉的山村，47歲的邱興華有初中文化，又會幾樣手藝，在當地應該屬於衣食無憂的所謂"能人"，但就是這樣的一個"能人"，在1999年，舉家搬離了自己的出生地，此後的7年裡，頻頻更換居住地點，在顛沛流離中，他從事過多種行業，試圖改變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現狀，但現實讓其處處碰壁，關愛無處可求，無助無人願幫，困境中為邱興華指點迷津的竟然是一位算命老人，使得邱興華確信唯有依靠祖先的庇護，方能興家立業，於是，他來到了深山道觀--鐵瓦殿祭祖還願，然而，在與道觀管理人員發生沖突後，他的心理世界崩潰了，關心子女學費、希望孩子能有書讀的邱興華，對小學老師至今感恩的邱興華，偏離了他自身原有的人生航線，最終走上了今天的被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