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股權確認糾紛有哪些情形
股權確認之訴的分類
（一）根據訴訟意圖進行的分類
1、善意之訴
這種情況是指原告按照取得股權的意思表示主張股權，而被告則列出種種理由反對。對於此類訴訟，應當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原則。
2、惡意之訴
是指原告通過訴訟要求法院確認自己或其他人的股東身份，以獲取非法利益或者逃避債務。
（二）根據法律關系進行分類
1、內部關系的股權確認之訴
內部關系包括：掛名股東與實際股東之間；隱名股東與其他股東之間；在內部關系中確認股權，應當堅持民法上的真實意思主義，探究當事人之間的真實意思，並依據該意思對股權進行判斷。
2、外部關系的股權確認之訴
外部關系包括：第一，因公司的債務引起的公司債權人與股東之間的關系。第二，因增資擴股引起的新股東與公司之間的關系。相對於公司與舊股東或者與發起人之間的內部關系，新股東是第三人。在外部法律關系中確認股權，應當堅持商法的表示主義，根據工商登記等對外材料確認股權。
（三）根據原告的類型進行分類
1、股東提出的確認之訴
股東提出確權之訴時，適格的被告應當是公司。理由：第一，股權使股東和公司之間法律關系的一個內容，股權指向的義務主體使公司。原告之所以提出訴訟要求確權，就是因為在主張股權使得不到公司的認可。第二，公司不認可原告股權的意思比較復雜。由於公司使法律擬制的人，公司的所有意思都是通過特定主體來完成的，這些特定主體可以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使股東會決議，可以使控股股東，可以使董事經理等公司高管。公司不承認原告股權的意思可以來自於以上任何一個主體，但不論是哪一種情況，最終都是以公司的名義表示出來的。
由於公司是法律擬制的人，公司的意思聽命於其他主體，與股東相對的真正的矛盾另一方是大股東，法定代表人，此時可以根據需要追加他們為第三人，使判決的效力直接對其產生約束力。
在實踐中，導致原告提出股權確認之訴的原因有下面幾個：
第一，原告是隱名股東，其在主張和行使股權時遭到拒絕。
第二，原告時掛名，冒名活借名股東，公司產生巨大利潤時，要求享受公司利潤而遭到公司拒絕。
第三，投資與集資的爭議。有些情況下投資與集資在表面上區分不開，公司認為是集資和借款，而股東認為是投資，雙方發生矛盾，形成訴訟。實踐中，許多公司或企業因資金困難，於是便私下招人集資入股，但這些所謂股東的名稱卻沒有進入工商登記檔案。當公司或企業效益好轉時，企業不想讓這些集資的人或出資人參與分紅，而這些自認為股東的出資人便要求其股東身份。在此種情況下，二者之間按借貸法律關系處理。當然也有的公司實際上是增資擴股，但故意不完善相關手續，在公司產生巨大利潤時，公司借故不向投資人分配利潤。
第四，原告沒有出資，出資不實，他人墊資等情況導致公司不承認其股東身份
第五，法律手續不健全，操作不規范，導致公司不認帳。
第六，投資與集資的爭議。有些情況下投資與集資在表面上區分不開，公司認為是集資和借款，而股東認為是投資，雙方發生矛盾，形成訴訟。實踐中，許多公司或企業因資金困難，於是便私下招人集資入股，但這些所謂股東的名稱卻沒有進入工商登記檔案。當公司或企業效益好轉時，企業不想讓這些集資的人或出資人參與分紅，而這些自認為股東的出資人便要求其股東身份。在此種情況下，二者之間按借貸法律關系處理。當然也有的公司實際上是增資擴股，但故意不完善相關手續，在公司產生巨大利潤時，公司借故不向投資人分配利潤。
2、公司提出的確認之訴
公司對股東提出確權之訴通常都是在其他訴訟中附帶的提出，作為其他訴訟的前提。
㈡ 除萬寶股權之爭外還有哪些著名股權糾紛案例
圖書《股權是1》裡面，講了股權架構常見的12個坑/常見錯誤，每個都有一個股權糾紛案例說明，如真功夫，1號店，海底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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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股權激勵的經典案例
華一世紀股權激勵的案例：http://www.huayeee.com/case/
㈣ 最高院最新關於股權糾紛指導案例
中國的司法解釋有時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專，對審判和檢察工作屬中具體應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釋。 《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解釋工作規定》明確檢察院在起訴中可以引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 第五條 最高人...
㈤ 關於大股東侵犯中小股東權益的典型案例
案例：
日前，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結一起股東損害公司利益糾紛案件，支持了原告小股東的訴訟請求，判令被告公司控股股東向第三人公司返還其受侵佔資金189.44萬余元，並賠償利息損失。法官還首次在判決中認定股東代表訴訟的訴訟時效期間自修訂後的公司法施行之日起算，而不是通常情況下的從權利人知曉利益受侵害之時起算，從而保護了公司和其他股東的利益。
原告林某和被告某科技公司均為北京一家智能卡公司的股東，分別佔有公司15%和35%的股份。2002年底，智能卡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營業執照。2003年，林某提起清算之訴。2004年10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林某與科技公司及其他兩位智能卡公司的股東共同對智能卡公司進行清算。
在該案執行過程中，海淀區法院委託會計師事務所對智能卡公司2001年3月26日的資產負債表及成立以來的收支情況進行了清查認定，會計師事務所作出審計報告，認為科技公司佔用智能卡公司資金170萬元，且智能卡公司因違規事宜已支付的不合格支出19.44萬余元應從責任人科技公司處收回。
另，2002年10月，會計師事務所受智能卡公司另一股東委託，對智能卡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及成立以來的收支情況進行了清查核實，發現在1999年10月8日公司成立之初，即有智能卡公司的入資款轉付科技公司170萬元，形成其他應收款。林某在得知該情況後，於2002年11月6日曾向科技公司發函，要求妥善解決智能卡工程公司注冊資金170萬元被抽逃等事宜。
訴訟中科技公司辯稱，在2002年11月6日林某即已發現了科技公司收回借款170萬元的問題，本案訴訟時效應從2002年11月6日起算，現已過兩年的訴訟時效期間，請求法院駁回林某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類型為股東代表訴訟，針對的是侵犯公司利益的行為，而這種侵犯利益行為的主體除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外，公司股東應屬此列。由於智能卡公司已被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營業執照，並經人民法院判決由幾位股東對其進行清算，故智能卡公司的董事會或監事會已不能代表公司行使訴權。該公司的股東在發現公司利益受到他人損害發生損失的情況下，通過書面請求監事會或董事會提起訴訟尋求救濟已無實際意義和可能，又因智能卡公司清算組也未成立，足以說明通過智能卡公司內部救濟途徑無法實現該公司的權益救濟。在此情況下，公司的股東林某以自己的名義直接提起訴訟，為智能卡公司請求利益保護，符合法律規定。
公司法在2005年10月27日修訂之前，尚無股東代表訴訟之制度的明確規定，林某尚無法定之訴權，因而不受訴訟時效制度的約束。修訂後的公司法明確規定了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賦予股東起訴權。林某起訴之日，在修訂後的公司法實施日之後，並未超過法定訴訟時效期間。科技公司非法佔用智能卡公司注冊資金170萬元及違規支出194 465.90元的行為給智能卡公司造成了財產損失，依法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法院判決被告科技公司向第三人智能卡公司給付1 894 465.9元並賠償相應的利息損失。
案件宣判後，原被告雙方均未提出上訴。
㈥ 企業股權轉讓糾紛案例
公司股權糾紛案例
時間：2010-6-29 9:08:36
核心提示：原告：謝某 被告：張某、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 1997年6月10日，被告張某與上海立新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立新公司)共同合作設立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下稱金剛公司)，注冊資本為300萬美元，由立新公司提供39.5畝土地，張某擁有100%的股權。金剛公司成立後，張某將其20%的股份轉讓給原告，原告... 原告：謝某
被告：張某、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
1997年6月10日，被告張某與上海立新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立新公司)共同合作設立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下稱金剛公司)，注冊資本為300萬美元，由立新公司提供39.5畝土地，張某擁有100%的股權。金剛公司成立後，張某將其20%的股份轉讓給原告，原告共計向金剛公司匯款美元392,908.64元。根據金剛公司2000年6月10日的營業執照，其實到注冊資金為50萬美元。1999年10月至2000年3月間，原告與張某多次商討股權回購事宜。2000年3月13日，金剛公司董事會作出A、B兩個決議案(以下簡稱3•13決議)，具體規定了股權轉讓以及支付轉讓款的方案。
原告訴稱，張某並未按合同、章程的約定繳納出資，並將原告的出資當作其個人出資進行驗資。原告與兩被告達成股權轉讓協議後，雖未到政府相關部門辦理變更登記手續，但原告實際於決議簽訂後即離開公司，張某也向員工宣布原告已退股的消息。由於兩被告始終未向原告支付相應的股權轉讓款，故提起訴訟，要求判令兩被告支付股權轉讓款。 被告張某辯稱，中外合作經營企業股權的變更，必須經審批機關批准和登記機關變更登記，光有董事會決議是無效的。並且，董事會決議本身也有違法之處，如將屬於金剛公司的兩處房產作價支付股權轉讓款，會造成合作公司注冊資本減少。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被告金剛公司辯稱：本案屬股東之間的股權糾紛，與金剛公司並無關聯。
審理中，原告以兩被告故意不到政府部門辦理股權變更手續，人為製造訴訟障礙為由，於2000年11月27日增加了一項訴訟請求，即請求判令兩被告到政府有關部門辦理因本案所涉股東、股權變化所引起的一切法律手續。 針對原告增加的訴訟請求，兩被告辯稱，未能辦妥股權變更手續是由於原告自身原因所致，並非被告拖延不辦。此外，金剛公司已於2000年12月5日召開董事會，在原告借故拒絕參加的情況下，董事會作出了「關於2000年3月13日之A、B決議終止執行」的決議案(下稱12•5決議)，因此原告退股的事實前提已不存在，請求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受理法院認為，3•13決議具有董事會決議和股權轉讓合同雙重屬性，原告與被告張某在3•13決議簽字之時，雙方的股權轉讓合同即已成立。由於原告並未參與12•5決議的議定過程，12•5決議對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並無實質影響。根據法律規定，這一股權轉讓行為應當報審查批准機關批准後方為生效，由於金剛公司未按決議去申報合作合同變更手續，致轉讓行為至今未能生效，轉讓合同未能發生當事人預期的法律效果，故應對原告要求被告辦理股權轉讓手續的訴訟請求先行判決，至於其它有關支付股權轉讓款的事宜，在先行判決生效後再行處理。據此判決：被告張某、被告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應於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就原告謝某將其在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的股權轉讓給被告張某事宜至審批機關辦理相關的股權變更手續。
判決後，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被告張某、金剛公司於判決生效後至審批機關辦理了股權變更手續，審批機關將被告金剛公司的投資者變更為案外人立新公司及被告張某。
關於股權轉讓款的支付事宜，法院認為：3•13決議系被告金剛公司的董事會為原告股權
轉讓事宜而達成之協議，各方當事人均應恪守。金剛公司願以其特定財產為張某支付股權轉讓款的行為，屬於債的加入，但其對相關債務所負的責任，應為有限責任，即僅以約定的財產承擔責任。據此判決：一、被告張某應予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謝某支付股權轉讓款40萬美元或人民幣3,311,600元。二、對於被告張某在前款中的債務，被告金剛公司應以各方約定的特定財產(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號404室、上海市金沙江路69號底層店面房)為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具體履行方式為：1、由被告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將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號404室之房產過戶給原告謝某，該房屋作價人民幣421,145元;2、由被告上海金剛鑄造有限公司出售上海市金沙江路69號底層店面房，以所得款項償付被告張某在本判決第一款中的債務。三、對原告謝某的其餘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評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法律問題：
一、關於未繳納投資的合作方是否享有股權問題 有觀點認為，本案被告張某在實際繳納出資之前並不享有合作企業的股權，也不享有將尚未支付對價的股權轉讓給他方的權利，所以被告張某向原告轉讓股權的行為是無效民事行為。
按照公司法理論，股東所持有的股份既可以是以原始出資方式而實際繳納的股款所折算出的股東在公司出資中所佔的比例或數量，也可以是股東以協議方式認繳但未實際出資的承諾比例或數量。由於中外合作企業的出資責任不同於公司法所規定的實收資本制，合作方在設立中外合作企業的申請獲得審批機關批准後，可以暫不繳納出資，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登記，領取營業執照，即可成立企業。出資可以在營業執照簽發以後繳清，也可採用分期繳付的方法，合作各方依照合作企業合同約定的期限履行繳足投資或提供合作者條件的義務。這種體制使中外合作企業的設立較為容易，成立後的資金運作也更為便捷、靈活，有利於吸引外資。但是相應的也產生了沒有繳納出資的合作方是否享有股權的問題。 雖然本案被告張某在轉讓股權之前尚未繳付其認繳資本的對價，但法院並沒有將張某向原告轉讓股權的行為認定為無效民事行為。原因在於：1、金剛公司依法設立後，有關合同、章程以及營業執照、批准證書等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記文件中均有被告張某作為公司合作方及股東的記載，被告張某作為合法股東，享有由股份代表的股東資格及相應的權利。事實上，被告張某也行使了包括表決權、收益權、知情權等在內的股東權利，其所從事的經營管理公司的行為均應視為代表被告金剛公司所作的行為。如果以被告張某未出資為由認定其不享有股權，則被告張某代表公司所作的一切行為均應認定為無效民事行為，這種認識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是可想而知的。2、《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合作各方應當根據合作企業的生產經營需要，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在合作企業合同中約定合作各方向合作企業投資或者提供合作條件的期限」。對於在合同約定的投資期限屆滿前未繳納投資的合作方對合作企業所享有的權利，法律、行政法規均未作任何限制性規定。因此，在合同約定的繳納投資期限內，以被告張某未出資為由認定其不享有股權顯然缺乏法律依據。3、被告張某向原告轉讓股權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並且報經審批機關批准，換發了批准證書，工商登記資料亦作了相應的變更記載，符合轉讓股權的法定條件，應屬有效。 二、關於3•13協議的法律效力問題
3•13協議具有董事會決議和股權轉讓合同雙重屬性。如前所述，股權轉讓合同的生效應當符合下列條件：1、合作他方的書面同意;2、審批機關的批准。原告與被告張某在3•13決議簽字之時，雙方的股權轉讓合同即已成立。被告金剛公司的其他合作方參加了3•13協議，可以視為同意股權轉讓合同。但本案直至原告起訴時，被告金剛公司仍未向審批機關報送有關申請文件，致使合同未能生效。在訴訟期間，原告與被告張某對股權轉讓這一事實均無異
議，對應根據3•13協議辦理有關報批手續的事實亦無爭議，從而可以認定原告與被告張某在3•13協議中關於股權轉讓的意思表示真實。如果直接否定股權轉讓合同的法律效力，既不符合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也不利於市場交易的安全穩定。況且本案股權轉讓合同未能發生預期法律效果的原因是因為被告金剛公司未按3•13協議去申報合作合同變更的手續，在審批機關對股權轉讓事宜作出批准與否的決定之前，認定股權轉讓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並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
從合同履行的角度看，原告自3•13協議後，即退出金剛公司的經營管理，將其所享有的包括表決權、收益權、知情權在內的股東權利實際交付給被告張某，可以說，原告方的合同義務已經履行完畢。股權轉讓合同本身不存在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情形，如正常報批，則合同可完全履行。如果僅僅以欠缺報批手續這一生效要件否定合同的法律效力，顯然有違誠信、公平的法律原則，不利於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發展。 三、關於先行判決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實已經清楚，可以就該部分先行判決」。本案關於股權轉讓合同一節事實查明後，法院考慮到股權轉讓款的支付需以股權轉讓行為生效為前提，所以對原告要求被告辦理股權轉讓手續的訴訟請求作出先行判決。先行判決生效後，被告張某、金剛公司至審批機關辦理了股權變更手續，審批機關將被告金剛公司的投資者變更為案外人立新公司及被告張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九條的規定，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當事人辦理批准手續的，應當認定合同生效。股權轉讓合同生效後，法院再就股權轉讓款的支付事宜進行審理作出裁決。
以辦理批准、登記手續為生效要件的合同，被債務人以不作為形式阻撓，無法生效，由此產生的利益嚴重失衡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國司法界。這種不作為行為與合同法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背道而馳，主觀惡意非常明顯，但長期以來，理論界對於這種行為的性質以及行為人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爭議較大，往往以合同未生效為結論，對相對方的利益保護較弱，無法制裁違背誠信原則的當事人。本案採用先行判決的方式為解決上述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寶貴的司法實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