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侵權的法律效力是什麼
共同侵權行為的法律責任是指共同侵權行為人對受害人應當承擔何種責任和如何承擔責任的問題。基於共同侵權的特點，各國民法一般都確立了由侵權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的立法模式。我國立法上也採取了這種模式。所謂連帶責任是指受害人有權向任何一個或數個共同侵權行為人請求賠償所有的損失，而任何一個侵權人都負有賠償所有損失的義務。
如果能根據不同的共同侵權類型來確定不同步驟的處理則較為公平。第一，法律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加害人之間有約定的，從其約定，但該約定只是一種內部約定，對受害人沒有法律效力。第二，對於有意思聯絡的共同侵權，包括共同故意和共同過失。應當按照侵權行為人在共同侵權中的作用即行為的原因少，結合其注意程度， 確定過錯的大小，進而決定各行人各自的份額。第三，依前兩種方法都無法確定的由所有侵權人平均分擔。
② 什麼是侵權
須要明白什麼叫隱私,民法上的隱私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對自己個人秘密和個人私生活進行支配,而別人不得干涉的權利.公交車是一個公共場所,在公共場所的行為能不能構成隱私呢?我覺得很難.倒是可以以名譽權追究其責任.
③ 嚴格法律意義上的網路侵權概念指什麼
你好，我來為你解答：
網路侵權目前是比較難以處理的，這是一塊死角，因為此領域內的相關的法律法規目前還不健全，甚至是空白，法官只能引用民法和刑法的通用准則來審理，而那些通用准則往往是比較含糊的，主要看法官本人的理解，所以要打贏官司，還要請個好律師搞定法官。
④ 簡述一般侵權的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
一般侵權行為是指行為人有過錯直接致人損害，因此適用民法上的一般責任條款的行為。這是最常見的侵權行為，例如行為人故意損壞他人財產，故意損傷他人身體等。
⑤ 什麼叫第三方侵權
研究刑訴法學的人通常有一種困惑：在維護程序法實施的過程中，為什麼可以排除一個非法所得的有罪證據，甚至不惜放縱犯罪？這個問題的實質是為了排除非法證據，導致實體法得不到實施。但是，程序法難道天然具有優越性和正當性嗎？為了實現程序法，就可以犧牲實體法嗎？舉個例子，前幾年有個很哄動的杜培武案件，暴露了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刑訊逼供問題。杜培武在接受雲南昆明中級法院審判時，兩次提出受過刑訊逼供，要求法院排除非法所得的口供。在法庭上，杜培武和律師配合得非常默契，第一次當庭向法庭解開衣服，展示了身上的累累傷疤，輿論嘩然，法庭休庭。辯護律師不失時機地要求法庭調查刑訊逼供有沒有發生，如果發生了，口供就要排除。休庭兩個月之後，案件恢復開庭。這次杜培武穿了件風衣，法庭開庭輪到他發言時，他從腰裡抽出了血衣，也就是一件血肉模糊的襯衫，並當庭指稱這是警察刑訊逼供所造成的，要求對血衣進行DNA檢驗。這種情況下，法官說這個問題跟本案關系不大，控辯雙方不必糾纏此事了。這個案子盡管一審、二審都判被告人有罪，但最後證明是個冤案，真正兇手被抓到，刑訊逼供的兩個警察也最終被判刑。這個案子給我們的印象是什麼？或許，雲南昆明中級法院的法官們在討論這個案子時，可能會說：難道因為你受到了酷刑，法院就要放縱你的犯罪行為嗎？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剛才提到的為了維護程序法尊嚴可以排除一個證據，導致放縱犯罪，乃至破壞實體法嗎？或許，這個問題永遠沒有答案。畢竟，刑法、刑訴法孰優孰劣，說不清楚。有時候刑法價值更高，比如一個殺人越貨，激起民憤的罪犯，不處死刑，說不過去。但有時候程序法非常重要，所以很難說清孰優孰劣。 今天中國刑訴法為什麼被任意踐踏，原因大體有三個：一是刑訴程序缺乏權利的含量，從羅馬法以來，西方一直有這樣一個諺語：沒有權利（right）就沒有程序，程序的生命在於權利，沒有權利作內涵，程序就是一堆技術規則。如果沒有公民的權利保障作為它的內涵，刑訴法就和家用電器的說明書差不多，如果刑訴法成為使用說明書，也就不稱其為法律。所以，程序的背後是公民的權利。這是一個基本的觀點，但我們現在很多程序沒有把權利包容進來。二是中國的程序法往往強調的是訴訟規則的形式，而忽略了程序的實質價值。很多程序一看就屬於一種技術性的步驟、方式，甚至流於一系列帶有實用性的手續而已。一句話，我們的程序缺乏它的價值含量。尤其是公正的含量。第三，我們程序之所以被人們質問為什麼不能被違反，就在於沒有違反後的法律責任的規定。違反了刑法，後果是刑罰，再笨的統治者也知道，刑法不能寫這樣的條文：嚴禁殺人，嚴禁放火，嚴禁沒用。過去劉邦和項羽爭天下，劉邦比項羽提前進咸陽，有著名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四個字雖然很原始，但具備了刑法的基本要素，「殺人者」，犯罪構成也，「死」，刑罰也。劉邦沒有下過諸如「嚴禁殺人」之類的命令，因為他知道「嚴禁殺人」只是口號，對於制止殺人行為沒有用處。我們過去經常說的要堅決貫徹計劃生育方針，寫在大牆上，如果你違反了怎麼辦，沒有法律後果。所以再拙劣的立法者也知道刑事責任要有刑罰條款，整個刑法理論就是犯罪和刑罰理論的結合。相反，如果查看整部刑事訴訟法，你會發現其中充滿了大量的口號和宣言式的規定，如「嚴禁刑訊逼供」，「證人必須出庭作證」，「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等等。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刑訊逼供發生了怎麼辦？證人該出庭不出庭怎麼辦？辯護權被剝奪怎麼辦？對於這些問題，刑事訴訟法沒有做出任何明確的規定。因此，從法律的邏輯構成來看，整部刑事訴訟法所缺乏的恰恰是制裁性規則或法律後果之規定。 其實，在刑事訴訟程序的背後，存在著一系列的公民權利要素。而各種形態不同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無論是超期羈押、刑訊逼供、侵犯律師權利的行為還是損害公正審判的行為，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公共侵權行為，也就是警察、檢察官、法官任意侵害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行為。這些程序性違法行為所侵犯的有的屬於一般意義上的公民權利，有的則直接踐踏了公民的憲法性權利。中國憲法第37條至第40條規定了一系列的公民人身權利，如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限制，享有通信秘密和自由以及住宅秘密，享有不受任意搜查和扣押的自由等。可以想像，對於公民所享有的這些憲法性權利，其他公民個人或許會加以限制，甚至可能實施嚴重的侵害行為。但是，這些權利的最大侵害者可能不是一般的公民，而是擁有各種公共權力的國家機構。尤其是在刑事訴訟中，警察、檢察官的偵查行為，尤其是在偵查過程中所享有的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強制性偵查行為，則更有可能對這些憲法性權利造成嚴重的威脅和侵犯。因為很簡單，偵查機關的拘留、逮捕行為經常是對公民人身自由的最大威脅，警察的搜查、扣押、竊聽行為則是對公民住宅秘密、通信秘密乃至個人隱私的最大侵犯，而那種秘密的羈押性訊問則足以構成對公民人格尊嚴的嚴重侵犯！假如對警察、檢察官的偵查權和起訴全部作出有效的制約，那麼，公民的上述憲法性權利遭受任意踐踏的可能性就將永遠存在，刑事訴訟中的公共侵權行為乃至憲法性侵權行為發生的幾率就將永遠很大！ 正因為如此，刑事訴訟法作為實踐中的「人權法」和憲法的「適用法」，就需要對嫌疑人、被告人的憲法性權利作出較為完善的保護，並在這些憲法性權利遭受侵犯之時提供充足的司法救濟。到了這一境界，我們就可以說刑事訴訟程序並不是簡單的技術性手續，而帶有明確的權利含量和價值要素；警察、檢察官、法官為訴訟程序的行為也不僅僅屬於一種形式上的違法，而帶有明顯的公共侵權甚至憲法性侵權性質。所以，對於應否為了排除一個非法證據而不犧放縱犯罪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將其變換為這樣的問題：難道為了打擊犯罪可以破壞憲法嗎？難道為了一個案件的偵破能侵犯一個公民的憲法權利嗎？如果前一個問題可以轉化為後兩個問題，那麼刑事訴訟法就將具有堅實的法律基礎了。但是非常不幸，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還基本上屬於一種依附於刑法的技術規則體系，不僅沒有太多的權利含量，而且更與憲法的保障法的形象相差甚遠，而根本無法為公民的憲法性權利提供有效的救濟途徑。 第一，刑訴法是動態的憲法，是活的人權法，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觀點。過去搞憲法的人忽略了部門法，以為憲法學主要應研究各種國家公共權力的配置問題，如立法、司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等。這些研究當然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很有必要展開的。但是，憲法還有一大塊極為重要的領域，那就是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在公共權力機構侵犯、剝奪個人權利的場合，前者究竟應受到什麼樣的限制問題。對於這一領域，西方學者通常稱其為「人權法」。但考慮到侵犯人權最嚴重的行為往往來自公共權力機構，因此，這種人權法其實就是憲法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這一角度來看，刑事訴訟法和行政法恰恰就是規范國家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關系的法律，屬於憲法意義上的人權法。這是因為，對公民的憲法權利侵犯最嚴重的是發生在行政法和刑訴法領域，行政法中的行政處罰，刑訴法中的偵查權濫用，最終侵犯的是公民的憲法權。任意搜查，隨意拘留、逮捕、羈押最終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自由。到今天為止，我們討論超期羈押問題還停留在一種技術層次之上。其實，超期羈押的本質應當是違法羈押，也就是警察、檢察官的未決羈押行為侵犯了嫌疑人、被告人的憲法性權利。但是，刑事訴訟法學者卻很少從憲法角度考察這個問題，往往把他當作一個技術問題。有的法官很可能會這樣說，超期羈押有什麼了不起，我超期羈押嫌疑人三四個月，卻辦成了一個案件，處罰了一個犯罪人，社會效應明顯，這種超期羈押又有什麼不對呢？正是沒有憲法作為刑事訴訟法的支撐，作為訴訟程序的堅實基礎，也由於沒有一個完整的人權法把憲法和刑法連接起來，我們今天的刑訴法就只能處於可有可無，侵犯之後也不會有什麼法律後果的狀態。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正面臨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理論難題，如為什麼要救濟被告人、嫌疑人的權利，為什麼要制裁程序性的違法，為什麼刑訊逼供得來的口供要排除，等等。其實，答案很簡單：這些程序性違法行為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權利，侵犯了憲法秩序，破壞了法治的基礎，因此不能容忍為了打擊個案中的犯罪，而破壞憲法。憲法作為根本大法，是國家法治的基礎，不容破壞。所以刑訴法是動態的憲法，是人權法。 第二，刑訴法中規定的大量的權利直接可以轉化為憲法權利。美國聯邦憲法前十條修正案被成為Bills of Rights，權利法案規定的近二十項權利都屬於公民在受到國家的刑事指控是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如獲得保釋、陪審團審判、迅速審判、獲得辯護等權利。甚至在美國，刑事訴訟可以直接被稱為憲法性刑事訴訟（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re）。我去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的時候，發現原來美國的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個單純的部門法，而是美國憲法的分支。甚至就連排除規則這一看起來純屬刑事訴訟制度的問題，還被視為極為重要的憲法問題。相比之下，中國的刑訴法到目前為止，大量的被告人權利都沒有被轉化成憲法權利，譬如獲得中立法庭審判的權利，獲得與證人對質的機會，提出本方證人和證據的權利，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任何人因一個行為不受雙重追訴等等，都還只是被視為純粹的刑事訴訟權利或者「刑事訴訟原則」，而與憲法性權利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系。結果，這些權利既稱不上憲法性權利，也無法獲得有效的司法救濟。比如說公正審判的權利。公正審判號稱所有人權的中介和橋梁，又被稱為訴權。在人權法上，訴權被稱為第一人權。願意作比較法研究的同學可以看看德國基本法第一章和中國憲法第二章，兩者都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甚至有些權利在中國憲法中還列舉得更為詳細。但德國基本法有兩條是中國憲法所不具備的：一是所規定的公民權利被侵犯時，必須有法律明文規定的授權；二是在國家公共權力機構侵犯公民權利時，必須在法律規定的幅度范圍內進行。這兩項規定也就是公法中著名的法定原則和成比例原則，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即是該原則在刑法中的體現。然而，中國憲法中沒有這一原則，中國憲法被認為是寫著人民權利的美妙的一張紙，但是沒有一個能變成活生生的可救濟的權利。三、四年前我國的憲法學者還在討論憲法是調整公民的還是調整國家權力的，還在爭論憲法的基礎。因為82憲法還規定「任何人、組織不得侵犯公民人身自由」，這似乎表明公民個人的行為也是憲法所規范的對象。但我們認為，憲法所防範的對象不是個人和組織，而是國家公權力，是對公權力的警惕和約束。憲法既要調整公權力和公權力的關系，也要規范公權力和私權利的關系。國家公權力對公民的侵犯是最大的威脅。然而，我國憲法並沒有對公共權力對私權利侵犯時所要遵循的法定原則和比例性原則，做出任何規定。 當然，按照德國基本法的規定，所有的公民權利一旦受到國家公共權力的侵犯，任何被侵權者都有權向中立的司法機構申請一個中立的司法救濟，獲得公正聽審的機會。對於這一訴權條款，我國憲法也沒有做出規定。可想而知，對於國家公共權力機構剝奪公民權利的行為，我們既沒有從實體上限制公共權力的范圍和界限，也沒有從程序上約束公權力的行使過程和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私權利還能得到維護嗎？顯然不可能。所以結論是一旦刑訴中被告人的權利不能上升到憲法權利，它必將成為無本之木，沒有根基，難以獲得憲法的救濟，難以獲得充分的尊重。我們將難以回答那個永恆的難題——難道為了維護嫌疑人的基本權利可以放縱他的犯罪嗎？對於這個問題，任何人都回答不了。 第三，憲法必須具有可訴性，違反了憲法，必須轉化成訴訟程序，作為裁判的基礎，否則憲法就是一紙宣言。違憲審查大體包括兩大類：一類是對公權力與公權力之間的糾紛裁決。在一個法治國家，所有的政治、宗教、社會問題都可以轉化成法律問題。第二類是解決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糾紛問題。這種情況發生在公民在普通的司法救濟用盡之後，還應獲得將案件訴諸憲法裁判機構的機會。一個完備的成熟的法治國家應該允許公民把侵犯其憲法權利的行為告到最高法院、憲法法院。而沒有違憲審查，所有的憲法性權利都難以獲得最後的司法救濟。 二、走出認識論誤區，引入價值理論 下面講第二個問題，走出認識論誤區，引入價值理論。今天刑訴法學者經常跟刑法學者在一起討論問題。我們驚訝地發現：最保守的法學者不在刑法界，而在刑訴法學界，刑訴法學界至今還有人堅持實事求是、發現真相、不枉不縱這些認識論意義上的概念。14世紀法國有一位臭名昭著的調查法官，經常對嫌疑人實施殘酷的刑訊逼供行為，他的名言就是「為了真相不惜一切代價」。中國刑訴法經常表達一個觀念：實事求是，不枉不縱，有錯必糾。這讓我想起16世紀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實行的令人恐怖的死亡戮屍制度。這就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古代版本，確實是血淋淋的，充滿的殘酷和不人道。可以想像，假如一味地堅持有錯必糾原則，那我們還要不要遵守追訴時效制度？時效制度的存在強調的是刑法的人道和對國家刑罰的節制。但追訴時效制度實際在倡導「事實不能求是」，因為既然事後發現了真正的犯罪人，那麼僅僅因為法定的追訴期限已經過去就不再追究刑事責任，這豈不違背有錯必糾原則嗎？看來，我們卻有必要對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這一認識論上的原則作義深入地反思。 第一，為達到一種理想的訴訟結果，刑事訴訟的程序和過程將不得不被忽略。從哲學認識論上說，任何活動都有一個理想的目標，沒有達到即為失敗，而所有為實現這一目標而設置的手段、過程都處於附屬的地位。結果，凡是有助於發現真相的行為都是可取的和正當的，凡是妨礙發現真相的行為都是不正當和不可取的。但從古羅馬以來，幾乎所有訴訟制度的改革似乎都與保障案件事實真相的發現沒有關系，甚至不少訴訟原則和制度設計都是妨礙發現真相的。如沉默權，等於讓被告人擁有了反偵查權；證據排除規則，等於將大量有助於發現事實真相的證據棄置不用；證人作證豁免制度，等於允許特定的證人因為親屬和職業關系而拒絕提供證據。舉個例子，過去論證辯護制度，有些法學者認為，辯護制度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對立統一規律，控辯雙方最後達到高度統一。但眾所周知，律師辯護辯的最高境界是無罪辯護，辯方就是找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讓被告人逃脫法網，那麼辯護律師的職責究竟是發現真相，還是掩蓋真相？實際上，確切地說，辯護制度存在的基礎不是發現真相，而是保護被告人的利益。但這個利益往往和真相直接相違背。所以，幾乎所有文明的辯護制度沒有一個是以發現真相為直接目標的。 古羅馬有兩句證據法的諺語，一是「誰主張，誰舉證」。從訴訟法的角度來說，主張者訴訟能力太差，在民事訴訟里有理打不贏官司太正常了。但若從認識論角度說，「有理打不贏官司」，就顯得太不符合情理了。二是「凡是在法庭上有證據支持的視為存在和真實」，「沒有證據支持的視為不存在」。那麼什麼叫真相？有證據支持的才是真相，否則就不是真相。但這句話違反哲學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啊。按照認識論的基本原理，真相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這是哲學的概念，不能運用到訴訟之中。現實中證據不足，不敢判無罪，要發回重審。河北承德曾發生過四個農民搶劫、殺害計程車司機的案件，1994年發案，一審法院判處死刑後，河北高院連續三次發揮重申，並在最後一次發回重審時提出暗示，希望一審法院做「留有餘地的判決」。承德中院心領神會，判決兩個死刑，一個死緩，一個無期，疑罪從有。可見，為發現真相而進行的無休止的刑事追訴活動破壞了程序的正義，破壞了程序的文明，導致很多現代的訴訟制度規則無法引入到我國的三大訴訟法中。可以這么說，今天中國證據立法的最大理論障礙就是認識論，就是實事求是，發現真相這套理念。這是一種哲學上的完美主義，使得理想的結果代替了文明的辦案過程。畢竟，幾乎所有文明的訴訟制度都是無助於發現真相，甚至是妨礙發現真相的，這種真相所掩蓋的是國家打擊犯罪的隨意性，掩蓋了國家刑罰權的恣意濫用的實際情況。 第二，在認識論的影響下，訴訟中的證明活動需要達到不切實際的最高標准，結果導致訴訟證明活動根本不存在可操作的證明標准。對於證明標准，我國三大訴訟法都有「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表述。去年我在耶魯法學院向美國學者和學生介紹中國刑訴法，對於這句話感到很難翻譯。The fact is clear？the evidence is enough？這是證明標准嗎？這只能是一個抽象的理想目標。這種證明標準定得太高，已經高到不要標準的地步，在英語中，目標叫goal，標準是standard，兩者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否則等於沒有標准。所以中國行訴訟法將證明標準定得太高，實際導致實踐中不存在汾河可操作的標准。 到目前為止，關於客觀真實，法律真實的問題，很多人在討論，得不到解決的原因就是沒有擺脫這套理論的影響。讓我們感到悲哀的是很多年輕的學者忘記了法律科學尋求的是正義的科學，而非真相之科學，仍然用認識論這套理論看問題。認識論損害的是正義。大體說來，真相是客觀事實，屬於認識論范疇，正義、公正是價值論的范疇，兩者強調的重點不同。最理想狀態是發現真相，實現正義，但經常碰到的是真相發現不了，怎麼辦，是不是要無限的發現真相，允許檢察院無限的撤訴，當然不能。很多人對真相和正義的關系有誤會，一是為了發現真相損害過程，往往實現不了正義，導致非正義。我自己深有體會，發現真相最好的武器是什麼，就是盡量獲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可以說，獲取口供是發現真相的捷徑。但是真相的目標即使已經實現，但假若獲得真相的手段不合法、不公正，則司法的正義就仍將遭到損害。另外，正義的實現往往不以真相為前提，正義即使在沒有真相時也要實現，這是訴訟法的真諦，是程序意識的表現。 由於時間關系，現在對這個問題作個總結。認識論這套話語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喪失了正當性，成了我們訴訟制度改革，建立證據規則理論的障礙。我們今天司法改革有兩大障礙，一是來自體制上的，二是觀念上的。擺脫了認識論，需要引入一套新的理論，我稱之為過程理論，程序正義理論是它的部分，非全部。研究司法程序的人應當有個過程意識，我們的訴訟活動首先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過程，是過程的正義，不是結果的正義，結果產生於過程之中，不能脫離正當的過程而產生，這是區別法治與人治的最大區別。美國一個前任大法官道格拉斯說過一句名言：迄今為止，區分法治與專橫的人治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程序。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曾說過，人類進步的標志在於「從身份到契約」。我向梅因更多的是就私法領域而說的。其實，在公法領域中，迄今為止人類進步的最大標志是「從結果到過程」，也就是從對結果和結論的關注走向對過程和程序的關注。即使關注結果的正義也要從過程中產生，不能繞開公正的過程產生結論。但堅持認識論的學者眼裡只有結果，忽略了正當的法律過程。恰恰是正當的法律過程、程序的正義、公正的審判決定了法治與人治社會的區別。這也是刑訴法和憲法聯系更緊密的原因，它保障的是所有公民面對公權力踐踏憲法權利，為權利而斗爭的途徑和機會。最後，不管是研究證據規則，還是三大訴訟及違憲審查，要有基本的價值觀念，要把訴訟活動視為兩個過程：一個是法律價值實現和選擇過程，一個是實現法律本身的過程。不能用真相代替價值選擇。認識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另外訴訟是實現法律的過程，我們的二審程序名存實亡，流於形式，原因在於把它視為繼續發現真相的活動，二審應該走向法律審。最近司法改革一個動向要建立法律審，建立第三審，死刑復核也吸收到第三審中去，這已達成共識，要在全國構建最高院的六大分院，華東區放在上海。第三審為法律審，雙方開庭辯論，事實問題不再討論。統一適用法律，確定標准，保障法律統一實施。所以上訴審更多應該走向法律審而非事實審。這是中國司法改革的唯一途徑，首先要克服的是認識論，走出認識論的誤區，引入價值理論，過程的正義，引入法律的救濟。 三、訴訟形態的回歸 下面講第三個問題，訴訟形態的回歸。今天的刑事訴訟本質上不是訴訟，大量的現象表明我國的偵查程序、審查起訴程序乃至審判程序至今沒有建立完備的訴訟形態，還停留在一種行政治罪的方式。下面界定一下什麼是訴訟。民事訴訟是訴訟之母，是所有訴訟程序的淵源，訴訟活動本質上有兩個特徵，一是要有中立的第三方，否則就是赤裸裸的行政治罪活動。民事訴訟中沒有中立第三方，就不是訴訟，可能是一個和解活動，如私了。沒有代表國家來審判的第三方，是仲裁。要有代表國家行使裁判權的第三方，這是訴訟第一個本質特徵。二是要有控辯雙方平等地對抗，否則也不是訴訟。在行政處罰活動中，警察處罰一個人，沒有平等可言，我處罰，你被處罰。當然在西方國家，行政處罰也發生了變化，如美國微軟被指控違反聯邦反不正當競爭法，據說最近已經調解結案，微軟免除了被一分為三的命運，但交出了巨額的賠償。這個過程是美國聯邦司法部到聯邦法院告微軟，而非直接進行處罰。當然這是一個新型的可被稱為「行政契約」的制度，你違反契約，我告你，是通過一種訴訟的方式進行。如果微軟案件發生在中國，那將是另外一幅圖像：國家工商總局一紙通告將微軟公司一分為三，然後比爾·蓋茨提起「民告官」式的行政訴訟。但此時微軟已經不存在了。．．．．．．
⑥ 侵權行為在法律上是怎麼定罪,屬於什麼罪行
侵權是民事違法行為，不構成犯罪，有《侵權責任法》調整，不是犯罪行為。
⑦ 法律中軟體侵權如何界定
如何界定網路侵權的「侵權行為地」2008年12月11日 星期四 10:51最近，發生在互聯網上的各種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不斷發生，概括起來網路侵權案件主要集中在侵犯人格權和侵 犯知識產權兩大類。侵犯人格權主要表現：一是侵犯名譽權，譬如在網上散布攻擊他人的言論；二是侵犯姓名權，譬如未經他 人許可，以他人名義在網上從事民事行為；三是侵犯肖像權，譬如未經權利人許可，擅自將權利人的照片上傳；四是侵犯隱私 權，譬如在網上公布他人隱私，泄露某些與個人相關的敏感消息等。網上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例則以侵犯著作權為主，譬如在未 經著作權人許可的情況下，將其作品上傳到網上，擅自從網上下載著作權人的作品進行營利等。
關於網上侵權問題，全國人大《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規定，「利用互聯網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構成民事侵權 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這個決定表明，網上侵權可以適用傳統法律，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根據民訴法第29條規定， 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關於「侵權行為地」的認定，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說，侵權行為 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而互聯網空間的全球性、虛擬性、非集中管理性、人機分離性等特徵，使得它與傳 統的物理空間有較大的差異。網路侵權行為地和傳統侵權行為地相比較具有行為地的不唯一性、行為地的跨國性、行為地的模 糊性等特點，因此，如何確定網上侵權行為的「侵權行為地」變得比較復雜，是侵權行為人住所地、侵權信息編寫地、侵權信 息上傳地還是所使用的網路伺服器所在地？而何處是侵權結果發生地——是否每一台能夠瀏覽侵權內容的終端設備所在地都可 視為侵權結果發生地？
筆者結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將網路侵權的「侵權行為地」分為以下五類：
一、實施侵權行為的計算機終端設備所在地，也就是侵權信息編寫上傳地。
二、發布侵權內容的網路伺服器所在地。與虛擬的網址相比，伺服器位置所在地相對穩定，關聯度高。由伺服器所在 地法院管轄網路侵權糾紛案件，與傳統的管轄權原則更容易融合。
三、其他提供鏈接服務的網站的伺服器所在地。實踐中，侵權信息一經上傳，很快就會通過大量的鏈接而廣泛傳播， 這種傳播與主動上傳侵權信息有所不同。此時的侵權行為地如何界定？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這時的侵權行為地應當以服 務器所在地址為標准。
四、發現侵權內容的計算機終端設備所在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是這樣規定的：對難以確定侵權行為地和被告住所 地的，原告發現侵權內容的計算機終端設備所在地可以視為侵權行為地。因此，發現侵權內容的計算機終端設備所在地作為侵 權行為地有一個前置條件，就是「難以確定侵權行為地和被告住所地」，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侵權行為地的規定被泛化。
五、侵權結果發生地。由於互聯網的特殊性，一條侵權信息可以瞬間傳遍全球各個終端，因此，從理論上講，在全球 任何地方都可以作為侵權結果發生地。所以，筆者認為，侵權結果發生地也必須有一個前置條件，就是「難以確定侵權行為地 和被告住所地」時，才可以適用。
不知道對你有沒有幫助。
這是你要求的我又做了調查如下：
作為專業律師，在代理計算機軟體侵權案的實際工作中，我們常常碰到這樣的問題，原告指控被告的軟體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權，向法庭提供大量證據證明其主張，而被告也同時向法庭提供許多證據證明其軟體不構成侵權。在原、被告雙方均以證據證明自己的軟體是獨立開發完成的情況下，法官在庭審過程中通常採用什麼樣的方法和准則來判斷被控軟體侵權與否呢？毫無疑問，明確軟體著作權的歸屬是關鍵，軟體開發完成的時間是重要證據之一，只有先完成的軟體才有資格指控後出現的軟體產品存在侵權的嫌疑，至於後出現的軟體產品是否真的構成侵權，卻是有許多情況存在的。因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規定，計算機軟體產品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而著作權法明確規定著作權是由獨立創作完成而取得的，與時間先後沒有必然的聯系。因此，法官通常依靠什麼因素來認定計算機軟體侵權案件的法律事實就成為案件勝訴與否的關鍵。
在實踐中，我們都知道，計算機軟體的侵權行為，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復製程序的基本要素或結構，這一點是較容易證實的，因為復制即表明是完全的翻版，只要完全一樣就構成侵權。二是按一定的規則、順序只復制部分軟體代碼。在第二種情況下，法院在判定時通常要審查被告是否竊取了足夠多的軟體程序表達形式。實際操作中，這個問題就比較復雜、比較難判斷，因為計算機軟體產品究竟要被復制多少比例，才能確定發生了抄襲的侵權行為，並沒有固定數量限定。當然，復制的數量越大，就越易於取得證明其是侵權行為的證據，但是被復制的數量達到什麼程度就可以認定為侵權，司法實踐中也不是很好確定的事情。
對於復制數量小的情況，目前法院大多採用的判定標准包括：
一是接觸附加。依照這個准則，只要發現接觸，任何復制都將被認為是一種侵權行為。但是，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為它忽視了查證兩個軟體作品之間是否存在「實質性」相似，而且把對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范圍擴大到對計算機程序中包含的「思想」，這與我國新修訂的《著作權法》和《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的基本精神相違背。
二是要求對計算機軟體程序進行兩步分析。首先，法院必須確認在兩個計算機軟體程序中所體現的「思想」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則不構成侵權；如果相同，那麼第二步就應該設法查證上述兩個計算機軟體的程序在「表現形式上」是否有實質性相似。
三是正在受到各方面廣泛同意的疊合準則。依照這個准則，原告須證明：1、被告在完成他的軟體產品時未經許可「使用」了原告享有在先軟體著作權的程序作品；2、被告的軟體作品是一種疊合而成的再生品，即採用了原告軟體產品的實質部分與他自己開發的內容進行迭合復制。這個准則主要著眼於兩個軟體產品之間「質和量的相似」，是實際運用中比較好的判斷方法。
通過總結多年代理計算機軟體侵權案件的經驗，我們認為，識別計算機軟體侵權行為，直接、有效的判斷標準是：實質性相似加接觸（Substantial Similarity and Access）。
實踐中判定兩個軟體作品「實質性相似」的准則是：被指控的計算機程序是否極其類似於原告的計算機軟體產品。計算機軟體程序的「實質性相似」有兩類：一是文字成分的相似，它以程序代碼中引用的百分比為依據進行判斷；二是非文字成分的相似，強調應該以整體上的相似作為確認兩個軟體之間實質上相似的依據。所謂整體上的相似是指兩個軟體產品在程序的組織結構、處理流程、採用的數據結構、產生的輸出方式、所要求的輸入形式等方面的相似。
計算機軟體的程序有許多特徵，這些特徵已被用來鑒別兩個程序之間是否相似，包括：
1、 兩個程序產生的輸出是否相類似；
2、 兩個程序接受的輸入是否相類似；
3、 兩個程序的數據結構是否相類似；
4、 兩個程序邏輯流程是否相類似。
在計算機軟體侵權案的專家鑒定和技術對比工作中，上述的每一個特徵都成為鑒定人員進一步詳細分析兩個計算機程序的表現形式是否一致的關鍵對比點，而鑒定人員正是通過這些關鍵點的對比得出供法官參考的鑒定結論。如果這些特徵均不存在相似性，實際上也就不存在侵權行為的可能性。當然即使每一個特徵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相同或者相似，也不能充分證明侵權行為的發生，因為除了功能上的相似外，更重要的是實現功能的計算機程序的表現形式相類似，因為通常功能性的特徵主要是體現軟體開發者的設計「思想」(Ideas)，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這種設計「思想」本身是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因為實現同一功能可能會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僅僅是功能性特徵相同並不能證明計算機軟體程序代碼相同。
證明計算機軟體侵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接觸，所謂「接觸」是指原告的軟體產品已公開銷售，或者被告主要的軟體開發人員曾在原告處工作過，或者原、被告之間曾有過合作關系等，這些通常可以證明被告曾有機會接觸原告軟體產品的核心內容，從而使得被告軟體的開發工作有「借鑒」原告軟體核心內容的嫌疑。
法官在審判過程中運用「實質性相似加接觸」這一標准進行侵權判斷時，「接觸」是容易證實的，因為前期存在的聘用、合作關系往往有相應的文件作為證據，而軟體已經公開發表、銷售的證據也不難取得。比較難證實的是「實質性相似」，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如果是盜版者，則其對計算機程序的復制行為並不僅僅局限於一成不變的復制，它還包括侵權者為掩蓋其剽竊行為而對計算機程序所做的偽裝性改動，這點在計算機軟體侵權案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在計算機軟體開發工作中，文本編輯程序的使用，使得一個軟體盜版者，可以通過更改名稱和重新排列操作運算的指令序列順序，來掩飾其對他人源代碼和目標碼的抄襲行為，如果不是專業的人員，往往不能識別這一情況。鑒於太多的計算機軟體侵權行為存在，許多計算機軟體著作權人在軟體開發工作中往往運用「摻假」的辦法，即：在計算機程序中加入沒有意義和作用的指令，或者採用不太可能為盜版者發現和修改的較為獨特的代碼序列，作為「偽裝記號」來保護程序。這樣，如果侵權者進行了復制工作，就會在其計算機程序和文檔中出現與原始軟體著作權人同樣的特徵或錯誤，在法院審理侵權案件過程中，侵權者往往無法向法官提供對這種現象的合理解釋，從而成為原告在訴訟過程中確定被告實施了侵權行為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雖然根據我國的《著作權法》和《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只要確實存在侵權行為，不管軟體著作權人用不用上述「摻假」的技術保護手段，也不論盜版者做了多少非實質性的表面上的改動，侵權的法律責任都是要承擔的。但是，如果沒有一定的技巧，想真正通過法律懲罰盜版者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客觀事實必須通過法律事實予以認證才能受到法律保護。
在法院審理案件確定是否侵權的過程中，如果原告能夠出示被告已經「接觸」了其計算機軟體產品的證據，又能出示在兩個軟體作品中存在實質性相似的證據，則法院會認為原告完成了對指控侵權行為的舉證責任。一旦原告出示了這兩方面的證據，舉證責任便移轉至被告方面，法官將要求被告證明其軟體產品是獨立創作的，或者是有合法授權的，被告需要向法庭提交其獨立創作、完成軟體產品的相關證據，以及得到合法授權的相關證據。舉證責任的轉移有助於原告主張自己的權利。
通過「實質性相似加接觸」形成的相互映證的證據鏈，向法庭呈現的初步的、表面的事實就是：被告自己的軟體是否是通過「使用」原告軟體程序中實質性的、有價值的信息而形成？原告受保護的關鍵軟體程序的表現形式是否受到被告的侵犯？這樣的判斷標准與法院通常採用的傳統判定侵權行為的方法不同，而且這種判斷方式更為全面、客觀，其結果往往較真實地反映了客觀情況，也比較容易被原、被告雙方所接受。
「實質性相似加接觸」標准在立法中尚未得到完全認可，但是司法實踐中已在廣泛應用。在我們辦理計算機軟體著作權侵權案件過程中發現，許多法官正在慢慢接受這種新觀念，尤其在美國，由於英美法系採用判例法制度審理案件，上述判斷標准在計算機軟體著作權侵權案件的司法審判中已廣為採用，一直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知識產權突出的重要地位已得到共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工作已由立法領域逐漸擴大到司法、執法領域，計算機軟體日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重點。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之後，參照國際慣例、依據我國參加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章程，建立、健全國內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制度，完善國家的法律和法規已勢在必行。相信在強化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氛圍和社會環境下，「實質性相似加接觸」的判斷標准不僅有利於法官正確審理計算機軟體著作權侵權案件，而且更有利於軟體企業建立軟體著作權保護意識，從而在充分保護計算機軟體著作權人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地促進我國計算機軟體產業快速健康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