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傳媒的社會責任案例
媒體的社會責任和本案例的功過淺析
眾所周知，《政府采購法》和《招標投標法》都是主要為了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而制定的相關法律。
在「兩法」誕生前，伴隨著中國招標投標活動和政府采購試點活動開始，就有一批新聞記者勇敢地投身，為了正確的理解、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為了促進中國的采購與招標事業，作出了積極地貢獻。
「合肥空調事件」之所以成為一個在全國比較有影響的事件，新聞記者功不可沒。
2006年11月16日，合肥政務文化新區開發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開公司」）發布違法招標公告；合肥格力等國內企業要求投標被拒；找到安徽商報報社投訴；記者急速多方調研；20日，遇到質疑，上述招標草草提前結束。21日，安徽商報發表《合肥國土資源局綜合樓空調招標崇洋媚外 封殺國產品牌》文章。文章被各大媒體紛紛轉載。結果，合肥市長嚴肅批評，該公司被迫刊登更正公告。
在筆者的印象里，新聞記者這么及時的追蹤報道國內政府采購和招標事件，可能不是第一次，就是第二次。（另一次是2004年的北京市政府采購軟體事件。）
一篇也是記者寫的心得體會，表明了他對此事的個人看法。筆者也頗有同感：
【第二，安徽商報的這位記者非常有社會責任感。雖然我沒有遇到過投訴的投標人，肯定有不少記者遇到過，可是很少有人能進行查問和明確報道。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不僅生動地敘述了事實而且多方查問。他掏出相關人員的話、四處調查行業情況等等是費了功夫的。而且，作為當地的黨報記者，能夠點名道姓地指出當地政府部門的問題，勇氣可見一斑。
第三，安徽商報報社領導決策正確。一篇報道從成文到見報需要走長長的流程。輿論監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這篇報道居然能非常及時地刊出，並且花了很長的篇幅（不是一個小豆腐塊），可見商報的各級領導也具有慧眼和相當的正義感。而且，之後安徽商報追蹤此事，做了很有分量的評論。】
（引自《從合肥空調招標事件引發的幾點思考》中國采購與招標網2006年11月23日。）
和通常人們所見「馬後炮式」的報道不同，安徽商報記者的這篇文章，的的確確又是一篇「新聞」！想到此，筆者也不禁對記者和安徽商報的編輯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
然而，從另一方面講，筆者也不得不誠懇地指出：此篇文章同樣存在某種片面和不當之處。
首先，「政府采購封殺國產空調」這段話用在這里，不是很確切的、科學的。
尤其在報道文章的後面，加上了一個附錄，說明格力集團日前在合肥投巨資建設年產300萬套空調能力的基地的消息。很容易使得一般人聯想到這里的關聯，而不去注意，那裡實際說的是300萬套家用空調的生產線。
合肥這次「招標公告」所提出招標的內容是中央空調的「螺桿式冷水機」等等，它與我們通常說得「空調」概念還是有區別的。人們常說的是「家用空調」，多數指的是家庭使用的分體式、櫃式空調機；少數人家使用了「戶式空調」或者「戶式中央空調」，也算是比較簡單的中央空調系統。
而真正的「中央空調系統」，多半用於大型的工業或者商業場合，商業的如賓館、飯店、百貨商場、機場、體育場館……而工業的，更是多種多樣：紡織廠（含溫濕度精確調解工藝要求）；合成纖維製造的側吹，環吹空調（工藝要求）；微電子、制葯等場合（特別有防靜電、除塵等等潔凈度要求）。這樣的空調系統，裡面的關鍵設備（製冷機組；控制裝置等）都和日常見到的家用空調有很大的區別。
其關鍵設備製冷機，也有溴化鋰吸收式，離心式冷水機和螺桿式冷水機三大類別。各有其優缺點。以前，我國的高端製冷機市場，幾乎全部被美、日等國家的製造廠所佔領，主要是：美國的特靈、開利、約克、頓漢布希、麥克維爾和日本的大金、東芝、三洋等等。近年來國內製冷機廠商奮起直追，目前，除了海爾的離心式以及多聯式中央空調機組曾經多次（14次中標北京奧運項目，包括鳥巢）取的優異成績外，【同時，大金這個多次承擔其他國家奧運項目的廠商這次卻「顆粒無收」】，格力的離心式和超低溫數碼多聯機也已經到到了國際先進水平；煙台冰輪的螺桿式冷水機組，在上海市政府（5萬平米）和煙台市政府（3萬平米）辦公樓等已經使用。
【冰輪新型高效螺桿製冷壓縮機是國內唯一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全新設計開發的螺桿壓縮機，經國家權威檢測機構檢測，製冷效率比國內外同類產品提高6.7％，噪音下降5～10dB(A)，達到了同類產品的國際先進水平。它的成功開發使冰輪公司成為世界唯一能夠生產全封閉、半封閉、開啟式全系列螺桿壓縮機的基地，標志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六個具有自主開發螺桿壓縮機能力的國家。】（煙台廠家網頁）
我們應當科學的、辯證的看待此種問題：一方面，我們要大力宣傳國產品牌的進步和成績，提倡人們，從各級領導到設計等工程技術人員，都熱愛民族品牌，使用民族品牌，以此為榮，嚴肅批判譴責那種「崇洋媚外」的思想；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正視國內的差距，不能「唯我獨尊、閉關鎖國」，而要適當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
在一片對 合肥「封殺國產空調」的聲討聲中，人們很少聽到專業技術人員以及國內外空調製造企業的聲音。為什麼？是不是他們害怕發表不同的意見，會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在某網路上，筆者看到了一個帖子：
【這件事很多報道失實，我是內部人，知道點內幕，並不向報紙講的那麼樣，實際上招標是政務區負責的，和市政府采購中心沒關系，他們那裡招標是要國內的，所以政務區不敢拿過來招，但信息是必須在合肥市政府采購中心網站發布的，那裡是全市強制信息發布網站
汪曉兵原話也不是這么說的，被報紙曲解了
筆者不解的還有，當市長痛斥這一事件，當其他領導表示對媒體監督「感謝」之後，為什麼記者不再繼續跟蹤報道，而是由其他報紙的記者來做這件事？該報記者後來報道了更正消息和合肥「集采機構規范」的歷史經驗後，再無信息。
瀏覽一下合肥政府采購中心網站、合肥市招投標中心網站（暫停在2006年11月11日）以及政務文化新區網站，除了「更正公告」以外，包括市長的嚴厲批評、歡迎媒體監督等等消息，一概未見（不知是否筆者忽略，不夠仔細？）。看來，也許，在統一政府采購和招標投標市場的背後，各種「輿論」也被隨之統一了。或許，在這里使用「封殺」一詞，表示該網站對批評意見，包括市長的嚴厲批評意見的態度，倒似乎是比較確切的了。
筆者不知道說什麼好。
其實，有了問題，犯了錯誤，並不可怕；認真的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今後改正就是了。越是「諱疾忌醫」，越讓人們覺得其中必有奧妙。
但願今後，我們各個報刊和記者們，繼續發揚這里體現的優良作風，擔當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同時，更好的掌握有關的科學、技術知識，把報道做的更准確，更科學！
在媒體成為有力的監督力量之前，人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Ⅱ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Ⅲ 媒介組合營銷案例
媒介營銷案例之《城市畫報》
[案例分析]
"我們曾經被《新周刊》評為中國最具小資情調的雜志，那是一個很好的品牌。"主編李迪生在新華傳媒工場的一次沙龍上說，《城市畫報》所有的營運工作都是圍繞品牌進行的。"我們的推廣，我們的采編人員，我們的廣告，我們的發行人員，一切圍繞這個中心推進。"
《城市畫報》以品牌為中心的經營和營銷策略與"城市年輕人"的讀者定位密切相關。其核心讀者為國內大中城市中25--35歲的年輕人，這個群體的消費生活越來越傾向於"品牌主導型"：喝咖啡去星巴克、買東西去宜家、健身要去舒適堡……再看看他們打的手機、用的電腦、穿的衣服，幾乎無一不跟品牌相關。《城市畫報》要讓這些喜歡"可口可樂"、"耐克"的年輕人接受，必然也要像"可口可樂"、"耐克"一樣樹立和鞏固自己的品牌優勢。它的目標不僅要從國內8000多份雜志中脫穎而出，更希望能使年輕人像買"可口可樂"一樣習慣於買"畫報"。
據悉，《城市畫報》目前的期發行量在30萬左右，年廣告收入超過1000萬元。
快樂：品牌的內涵
品牌經營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品牌內涵的確立。只有確立品牌的定位，明確品牌的內涵，產品的品牌營銷才可能有的放矢。實際上，對真正懂得，品牌營銷的企業來說，品牌不是一個環節的事情，也不是一個局部的事情，而是整個企業系統的長久之計。在企業運營的流程中，品牌貫穿始終、無所不在。從產品、定價到促銷、渠道，品牌如一根紅線，而品牌的內涵則是品牌最終希望傳遞給消費者的印象和感受。
《城市畫報》有個理念：不單純做一本雜志，而要做年輕人文化的表率，要做一個文化滲透者。在這種文化理念的驅動下，雜志社必須賦予自身品牌以明確而豐富的文化內涵。這個內涵既要符合雜志的定位，符合讀者的需求，也應該符合廣告商的偏好，乃至符合目標市場的趨勢或規律。如何確立自己的品牌內涵?《城市畫報》選擇了"快樂"，要做一份始終把"快樂"作為行銷訴求和經營理念的雜志。
"畫報"的讀者主要瞄準70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輕人，他們正日益成為社會的主流人群，他們對生活的追求非常具有個性，而且消費力不斷提升、旺盛。加之，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驚人。《城市畫報》將目標人群定位於城市的年輕人，意味著找到了一個可持續成長的市場。《城市畫報》的編者認為，當今城市的青年奉行"快樂至上"的人生觀，力圖通過"快樂"驅動下的內容和經營，吸引自己的目標讀者。也正是這樣獨特的經營理念，才使其在雜志業的同質競爭中保持特色、鞏固優勢。
CI：品牌的視覺
在《城市畫報》的品牌營銷中，CI始終是非常重要的策略。對CI策略的應用，可以當作我們解讀該雜志品牌營銷的線索。
CIS是企業形象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英文縮寫，也可以簡稱CI，主要包括企業理念識別(M1)、企業行為識別(B1)、企業視覺識別(V1)、企業聽覺識別(H1)四個部分。其中，最直觀、最外在的部分是視覺識別(V1)，一般意義上的CI也主要指VI，它通過組織化、系統化的視覺方案傳達企業的各種信息。
對報刊來說，CI的視覺組成主要有報頭、Logo(標識)、字體、紙張、色彩、象徵物、代言人等。報刊雜志的品牌打造，與這些CI要素密不可份。藉助視覺化、規范化、系統化的CI形式，可有效地向讀者傳播傳媒自身的理念和文化，使其對傳媒的品牌印象和認知逐步與傳媒的品牌特徵相吻合。"媒體根據自身獨特的文化理念確立的CIS，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是顯示本媒體與其他媒體區別的一個快捷方式，也是媒體實施差異化競爭的重要環節。"
下面，我們分別從口號、封面、logo、代言人等幾個方面來看一看，《城市畫報》的若干CI要素如何服務和引領這本雜志的品牌營銷售。
口號口號既是雜志定位的最洗練概括，也是品牌營銷的最響亮聲音。《城市畫報》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定位，與之相對應也有不同的口號。口號直接印在每期封面上，與logo形成一個整體的視覺符號，以直接而簡單的文字傳遞出雜志的定位。改版之初，以"帶給你一個全資訊的廣州"告訴人們廣州城市資訊的新定位；此外，打出"新生活"的旗號，表達了《城市畫報》對內容與眾不同的追求，對時尚生活獨特的頌揚。而從"傳播者"到"引領者"的升級，也體現出雜志社對內容質量提升的自信，對品牌文化提升的自信。顯然，引領比傳播更加領先超前、更加高瞻遠矚。
封面作為產品直觀的外部形態，封面無疑是雜志競爭的前沿陣地。雜志封面遵循一個"三步五秒"效應原則，就是要讓讀者在三步之遙、五秒之內在琳琅滿目的報攤上發現自己。如果沒有彰顯個性、令人矚目的封面，整本雜志的營銷便失去了"良好的開端"。對雜志來說，封面可謂第一賣點，也是品牌創建的關鍵。在所有雜志品牌的cI要素中，封面無疑是最具視覺沖擊的要素。
1999年，《城市畫報》改版時就對雜志封面做了很大的調整，以當時比較流行的女性作為封面視覺的主打內容。開設"寵兒"欄目後，每期封面都會推出一位在廣州生活、打工的漂亮另類女孩，圖片精美、創意性強，文字簡練耐讀。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寵兒"照片做封面具有個性和吸引力，給《城市畫報》贏得不少眼球。
然而，2001年5月11日出版的第39期《城市畫報》卻將封面由"寵兒"改成了"非常男女"，放棄了原先靠"一女"做封面的做法，代之以"一男一女"。對於封面的這次重大調整，編輯在扉頁中向讀者道出了她們的苦衷："我們嘗試著用一男一女的形象作為本期雜志的封面。是不是不一樣?一定會不一樣。是不是一種更好的不一樣?……
當大多數雜志都習慣用美女當封面的時候，《城市畫報》的大膽創新顯然有利於其保持與眾不同的視覺形象和品牌風格。一般雜志很少用兩個人來做封面，用專業攝影師的說法"容易分散注意力"，但《城市畫報》偏偏追求"人無我有"。編者在改革封面的同時，也給新封面的雜志內容之間找到了更為默契的解釋："非常男女"要表現的是"男女關系"，而這恰恰是我們核心讀者最敏感、最容易引起共鳴的主題。
和《城市畫報》相類似，《女友》雜志對封面人物的選擇上也很有巧妙的心思。當新銳豪華雜志成為都市女性寵愛的讀本時，《女友》有意識地進入這個市場，期望成為成熟女性的首選。然而，逐漸長大的老讀者再也回不到豆寇年華，正在長大的花季少女也期待雜志的更符合她們的需求。為此，《女友》從單月刊改為半月刊，上半月號為原來的《女友》，繼續針對花樣年華的學生，而下半月號則為新版的《女友》，針對已經走向社會的成熟女性。在決定封面時，《女友》考慮到：花季少女訴求的是群體意識，而成熟女性強調的是自我意識。因此，同樣是兩個人，《城市畫報》用的則是一男一女在一起的封面風格，《女友》上半月刊用的是兩個少女在一起的封面風格。
LOgO 10go就是標識，對雜志來說主要指刊頭。在《城市畫報》的歷史上，logo的變化始終是雜志變化的主要標志。1999年9月9日，《廣東畫報》從一個省級圖片宣傳刊物搖身一變成為面向城市青年的時尚刊物，當月出版的"畫報"10so發生重大變化，"廣東"兩字縮小後放置於"畫"字的右上角，整個封面上非常顯然地突出"畫報"兩字。據悉，早在9月份改版前，申請改名的報告已在審批中，但因尚未取得正式批文刊名不能更改。因此，9月號的處理，將"畫報"而字放大，起到了很好的過渡作用。10月8日，《廣東畫報》正式改名為《城市畫報》，L0go中的"廣東"也順理成章地改為"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類似《城市畫報》放大"畫報"縮小"城市"的LOGO處理方法，當前已被很多雜志所運用。在刊名更改相對不易的政策條件下，許多雜志把刊名中不希望突出的部分以縮小、淡化等形式進行弱化，而將需要突出的部分通過鮮艷的色彩、放大的字體加以突出。這樣的做法既沒有直接違反政策，又起到間接的更名效果。讀者不仔細看《城市畫報》的話，很容易把這本雜志當成《畫報》。
2002年底，《城市畫報》又對使用了三年的10go進行大手術。因為，國內打"畫報"牌的雜志相當多，幾乎每個省都有《**畫報》，其中，也有不少雜志採用與《城市畫報》類似的logo處理辦法，以相近的字體突出"城市"二字。這樣一來，《城市畫報》的刊頭在花花綠綠的報攤上很難"跳"出來。
總體來說，新logo對舊logo在風格上有所繼承，又有所創新。新舊logo的最大區別有兩點：1．把"畫報"二字縮小放至右下角，而將"城市"二字放大；2．把"城市"二字略微傾斜，並加了框。可以說，以放大"城市"取代"畫報"既和其他類似的雜志logo區別開始，又更加直接的突出了雜志本身的"城市"定位。對於傾斜"城市"二字的做法，《城市畫報》執行主編李暉解釋說："這個設計沿用了原先的字體，為了結構不致左重右輕，兩個字稍稍向左並加粗了邊框。"
考慮到"這個方案未必是一個完美的設計，所以，需要拿出來徵求讀者和各方面的意見。"因此，《城市畫報》推出了"雙封面"，把新舊logo做成兩個不同的方面，以便讀者比較、熟悉和接受。當時，適逢新年度雜志的征訂時間，發行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以"雙封面"的形式發布新的logo，既製造了新年新形象的閱讀預期，也為發行和廣告招商提供有力支持。新logo從2003年1月起正式啟用，《城市畫報》在讀者心目中再次製造了新的視覺和品牌形象。
代言人代言人是雜志形象的具體化和人性化的體現，也是雜志品牌宣傳的一種重要策略。選擇與雜志定位、風格和氣質相符合的形象代言人，對推廣雜志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很有幫助。根據《城市畫報》捕捉時尚、傳播流行的特點，其形象代言人也必須具有充分的時尚感以及與眾不同的氣質。為此，"畫報"選擇了周樵、古宇。兩位代言人模特出身，或英俊，或美麗，其氣質較一般模特都更顯個性。由於《城市畫報》經常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舉行時尚排對，代言人正好可以經常參加活動，拉近雜志與讀者之間的距離，以鮮活的方式傳播"你快樂，我快樂"的新生活理念。
Ⅳ （跪求）媒體對安然(ENRON)公司的報道的案例分析題
1.媒體是水，而安然是舟。能將你捧起亦也將你吞沒。
一、丑聞未泄露伊始，媒體起的作用是傳播者作用。將安然捧起。
二、這個案例如揭露醜聞中媒體起到了一個監督者的作用。這個監督雖說是陰差陽錯般的揭露的揭露出來，但不可不說這也是監督責任的表現。 而吞沒掉安然！
2.出現這般的問題，關於媒體有什麼責任呢？很奇怪這問題。主責任當然在於安然公司沒有依法做帳咯。還有副責在於負責監管能源公司的政府管理者與負責檢查和出具安然財務狀況報告的會計師沒有完全的監督好。（題外話就是：安然公司沒有做好公關工作，導致了它最後的倒塌。在現在資訊發達的時代沒有與媒體掌握好好的公關工作，註定你的公司是脆弱的。這也反應了媒體方面的強勢與公司的悲劇。）
Ⅳ 結合案例，分析營銷企業如何處理好同新聞媒介的關系
案例也有很多。例如廣為人知的麥當勞肯德基，再如國內的奧妙和一些超市等。一個企業的形象要在人們心裡出現，讓人們看到一個字就能想到某個牌子，那麼最快的辦法是自我宣傳還有新聞媒介。而往往新聞媒介發揮的空間比自我要大一些。所以自我認為新聞媒介是營銷企業的一塊墊腳石，合理利用會造成很大的財富；不合理的使用也會造成一些緋聞導致自身在公民心中的信譽度降低。說簡單了，新聞媒介就如水一樣，能載舟同樣也能讓你一無所有。
Ⅵ 關於新聞法規的一些案例
我國著名化學工程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家鏞，年逾八十但身體尚好。2005年1月26日，《中華讀書報》刊載文章及照片報道陳家鏞已於2004年8月15日逝世。隨後2005年2月2日《中華讀書報》刊登《致歉聲明》後，《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又在2005年第3期第75頁《2004：隕落的巨星(續)》一文中以文字配發照片報道陳家鏞去世。陳家鏞認為此事完全擾亂了他全家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也給自己帶來極大的精神痛苦，為此他以《中華讀書報》和《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兩家媒體為被告分別向北京市崇文區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恢復名譽、消除影響並賠償其精神撫慰金5萬元。
備受關注的陳家鏞院士因被誤報逝世狀告《科學中國人》雜志社案，今天一審有了結果。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科學中國人》雜志社向陳家鏞賠償精神撫慰金3萬元，駁回陳家鏞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訴訟請求。
法院認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科學中國人》雜志社作為《科學中國人》的出版發行單位負有對文章內容進行審核的義務，其未經審核即刊文報道陳家鏞去世，並配有陳家鏞的照片，該報道嚴重失實，足以造成對陳家鏞人格利益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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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媒體及記者頻頻同法院「親密」接觸，北京市海淀法院僅今年上半年就審理了15件新聞侵權案，其中針對「新聞失實」原因提起的侵權訴訟達80%以上。而在這15件案件中，除了兩件被撤訴和調解外，作為被告方的媒體全部敗訴。
名詞解釋
新聞侵權：是指新聞報道主體違反新聞法規和其他法律規范，通過新聞傳播媒介，在新聞采訪、寫作、編輯、發表過程中，以故意捏造事實或過失報道等形式，向公眾傳播內容不當或法律禁止的內容，從而侵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人格權，造成不法侵害的行為。
Ⅶ 誰能幫忙寫篇某廣告案例媒介分析
廣告媒介的空白點與發力點——德爾惠的廣告媒介組合創新案例分析作者:劉強 李江 來源：社會科學 / 經濟收藏本文章 有即無，無即有的辯證規律對廣告同樣適用。被人們追捧的強勢媒體，由於廣告投放過於密集反而降低了廣告效果，這是有即無；反之，被人們所忽視的廣告媒體由於同質化程度底，卻能產生出奇制勝的效果，這就是無即有。有與無的互動轉換使我們意識到，現今的媒體策略和廣告策劃需要更多的智慧與謀略。 (共1頁) 關鍵詞：廣告媒介組合,德爾惠公司,廣告公司,福建,廣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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