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醫療糾紛產生的原因有哪些
引起醫療糾紛訴訟的原因，概括起來有以下五方面：
1.醫療人員醫德素養差
2.工作中的失職
3.技術上的原因
4.意外情況
5.家屬另有需求
㈡ 造成醫患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一)患者方面的原因
患者法律意識逐步增強 患者及其家屬等正確和不正確地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法律規定了患者的知情權，於是，不少患者經常行使這種權利，有的行使得正確，由於我們醫務人員的原因導致矛盾的產生，也有的患者不正確地行使知情權，對於醫療人員的合理拒絕非常不滿，並且往往導致矛盾的產生。還有一些患者或其家屬等人，對醫療的期望值過高，認為我在醫院花了錢，醫院就得給我治好病，於是，當出現的醫療結果不是他們所期望的結果時，就將抱怨、憤怒發泄到醫務人員身上，認為是醫務人員侵害了他們的利益，出於感情因素或者經濟考慮，將矛盾激化，形成糾紛，有的還要法律訴訟。
患者經濟意識逐步增強 隨著醫療制度的改革及失常經濟的影響，醫療費用快速增長超出群眾心裡承受能力，導致患者不滿。多數老百姓不太清楚現行醫療改革的服務體制，或受大眾媒體的誤導總把看病難、看病貴矛盾的對准醫療機構。殊不知葯價高是多部門，多機構的原因。首先，葯價的高低與生產廠家有關。目前大多數葯廠經營艱難，為了生存，只好選擇生產價值高、經濟效益好的葯品。其次，葯品的流通要經過多個環節層層批發，層層加價，必然導致葯價高。更重要的是目前醫院仍屬於福利性質，葯價仍是國家物價部門制定的，醫院無權定價。另者因近年科技的發展，診療技術隨之發展，檢查及治療手段增多，費用也隨之增高[2]。
(二)醫護人員方面的原因
醫德醫風不正 「治病救人」本是醫生應盡的職責，但少數醫務人員違反規章制度和操作常規，醫療文書書寫不規范，對患者檢查不全面。工作責任心不強，技術水平不高，有部分醫務人員受經濟利益驅動，為患者治療時，開大處方，拿葯品回扣，甚至讓患者作不必要的檢查，這些不正常的行為敗壞了醫生在患者心目中的形象，使患者對醫生產生不信任感。
醫患溝通欠缺，醫護人員服務意識不強 因為醫患關系在醫療活動中體現在多方面的角色不對稱性，特別是對醫學的理解和相關知識的擁有上優劣勢明顯存在差異。正是這些差異的存在影響了醫患之間的溝通。因此，個別醫務人員服務態度不端正，服務意識淡漠，缺乏對患者的同情心，在工作中解答患者問題，不耐煩，簡單生硬，缺乏與患者溝通的技巧，嚴重製約著醫患關系的發展，進而導致醫療糾紛發生。
醫院管理落後，制度不健全 由於醫院制度不健全，職責不明確，科室各自為政，不顧患者利益和整體利益;管理手段落後，對來訪者接待處理不利，使本可以平息的矛盾升級為醫療糾紛。如：檢查不認真，不能履行好告知義務，病案管理、醫療質量管理等措施不到位，對醫學資料不能很好保管，不注意保護患者隱私、醫用材料質量有瑕疵、收費記帳登記錯誤等存在諸多薄弱環節，留下易引起醫療缺陷的易發科室、易發因素、易發時間，這些都是糾紛增加的主要原因。
輿論導向失之偏頗，推波助瀾 醫療界與其他行業一樣，均存在技術和服務等方面的不足。少數人員有收受紅包、回扣等違紀現象，但那絕不是主流。新聞記者未必熟悉醫學專業知識，使得部分媒體對醫療糾紛的報道帶有一定片面性，誤導了群眾，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醫患矛盾。中國醫協收回1950份調查表結果表明：媒體對醫療糾紛的報道客觀全面僅為1.64%，比較客觀17.7%，不客觀為80.66%，這些嚴重影響醫院的形象和聲譽。新聞媒體不適宜的報道及一些社會因素的干擾、參與也對醫療糾紛的發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㈢ 醫患糾紛的根源是什麼
醫患糾紛的根源就是患者對醫生不信任，總感覺醫院要賺他們的錢。這種信任關系要用很長的時間來建立，但摧毀只需要一瞬間。
㈣ 醫療糾紛是怎麼造成的
你參考一下：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幾個問題：
1、構成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
2、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
3、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如果承擔，按照何種標准承擔責任？[1]
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人們對法律規定的認識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於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以後，由於賠償的標准不統一而產生的結果。
對於第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分配問題，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2款第8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這個規定與民事訴訟法中「誰主張誰舉證」的方式正好相反。這意味著從2002年4月1日開始，在我國醫療侵權訴訟中，開始實行舉證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擔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及醫療過程無差錯」的舉證責任，上述兩項責任由醫療機構來承擔。
那麼，在這種規定下，是不是意味著醫療損害侵權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全部由醫療機構來承擔？我們姑且不談此規定是否合理，因《侵權責任法草案》對此已有了不同的規定。[2]僅就此規定本身而言，我認為，對它的理解不能片面。這種特殊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是由這類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和當事人雙方的舉證能力決定的，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體現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由於這類訴訟中所涉及的醫方是否有過錯、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這些專業性很強的證據大多控制在醫療機構，患方難以佔有、接近和收集，在當事人雙方舉證能力有很大懸殊的情況下，司法解釋根據法律的原則，確定醫療機構對這方面的事實負有證明責任，這是符合舉證責任的內在要求和審判規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釋確定這個規定的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患者的醫學知識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療過程中也處於被動服從的地位，醫療機構則通過檢查、化驗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狀況，制定治療方案，熟悉治療過程；二是按照舉證責任的實質分配標准，舉證責任應當由距離證據最近，或者控制證據源的一方當事人負擔。診療過程中的檢查、化驗、病程記錄都由醫療機構實施並掌握，醫療機構是控制證據的源，是距離證據最近的一方；三是對因果關系和醫療過失的認定，涉及醫學領域中的專門問題，一般要通過鑒定才能認定。在這樣的情形下，醫療機構需要做的，不過是申請鑒定、啟動鑒定程序。這個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倒置」，對醫療機構而言並沒有過分加重其負擔。也不會出現所謂「舉證責任之所在，即敗訴之所在」那樣一種證明責任分配的風險。[3]
但是，對此問題不能作片面的理解。這一司法解釋只是對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中的部分舉證責任進行倒置。如果醫方已經盡到自己的職責，其合法權益是能夠通過正確行使舉證權利而得到法律保護的。至於患方與醫療機構之間是否存在醫患法律關系，患方是否存在損害事實、是否存在實際損失、損失多少等等，其舉證責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證據達到《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的起訴條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經過審理，只有患方對其負有舉證責任的部分事實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其權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護。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醫患糾紛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第二個問題，即當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我的理解是，一定要優先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嚴格按照《條例》規定的范圍和標准進行賠償。[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後不久，就審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答記者問中闡述了這一觀點。其基本精神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對構成醫療事故如何處理所做的特別規定，人民法院在處理因醫療事故引起的民事賠償糾紛時，應當優先適用《條例》的規定確定損害賠償的數額。鑒於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賠償的標准做出了一些調整，賠償的數額比《條例》規定的賠償數額高，所以因醫療事故受到損害的患者，可能會以一般醫療糾紛向法院起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療機構提出不構成一般醫療糾紛的抗辯，並且經鑒定能夠證明受害人的損害確實是醫療事故造成的，那麼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條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而不能按照《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
做出這樣的規定，完全基於醫療糾紛訴訟主體的特殊性和侵權行為的特殊性，體現了國家對醫療行業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完全因醫療機構造成醫療損害的情形很少見，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體質與醫療過失共同發生作用導致的事故多見，多因一果是醫療事故的常態；二是醫療行為具有較高的風險性。雖然醫務人員盡了必要的注意義務，但由於患者個體的差異，仍有可能發生危險，限制賠償原則有助於調動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職業積極性，最終將有利於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醫療機構必須用極少的醫療資源承擔全社會人的健康保障，沒有選擇患者的權利，同時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公益性義務，從公平性的角度上講法律規定應當體現其特殊性；四是我國醫療行業具有社會公益福利性，佔主導地位的是公立醫療機構，作為公益事業單位，其賠償能力受到一定限制。過高的賠付費用雖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較好的保護，但會直接影響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第三個問題，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按照什麼標准承擔責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醫療結構不理解這個問題，原因是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9條第二款規定：不屬於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那為什麼還要承擔賠償責任呢？理由有以下三點：1、《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的規定非常明確，即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我國民法確立的對侵權行為造成損害予以救濟的基本原則，也是法治社會對人權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為行政法規的《條例》，不可能與民事基本法的這一基本原則相抵觸；2、《條例》是處理醫療事故的特別規定，其適用的范圍僅限於醫療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對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行為引起的醫療糾紛，已經超出了作為處理醫療事故特別規定的《條例》的調整范圍。因此，對這類糾紛的處理，不能適用《條例》的規定處理，而應適用《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處理；3、如果患者身體因醫療機構非醫療事故的行為受到損害而醫療機構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不僅違反我國《憲法》確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且還會導致受害人受到損害沒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的局面，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基本要求。因此，對《條例》49條2款的理解應為：不構成醫療事故，醫療機構就不用按照《條例》的規定承擔賠償責任，但這並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則》有關規定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賠償責任。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賠償標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關於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項的規定，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主要適用依據就是第106條和119條的規定，相應地，對非醫療事故侵權行為或者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的賠償標准就要適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但如果按照這一原則來處理，可能會出現賠償標准失衡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後，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納入到物質損失范圍內。根據該司法解釋規定的計算方法，賠償金的數額相對以往有了較大提高。如果按照這個標准來考慮醫療差錯賠償糾紛案件的問題，將會出現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差錯案件得到的賠償要比構成醫療事故糾紛案件得到的賠償要高的多。大連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當前民事審判（一庭）中一些具體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第36條第1款就規定，「確定醫療事故損害賠償標准，應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後，按該條例第49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醫療機構承擔的賠償責任比例；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該醫療行為造成患者人身損害並且醫療機構確有過錯的，按照《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賠償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結合醫療機構承擔的責任比例，確定賠償數額（比例以不超過總損失的50%為宜）。」
事實上，與一般的醫療差錯相比，醫療事故無論是在醫療單位的過錯程度上還是給患者造成的人身損害的後果上，都是更為嚴重的。而按照《條例》的規定，其確定的賠償范圍和標准卻比《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偏低。這種情況不僅造成醫療事故與醫療差錯賠償范圍和賠償標準的失衡，而且直接導致當事人不願意進行醫療事故鑒定，迴避《條例》解決爭議。這個標准「二元化」問題導致了激烈的爭議。最高法院的紀敏庭長在2006年召開的全國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廣泛關注，要求修改《條例》甚至制定《醫療爭議處理法》的呼聲不斷涌現。對此，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重視。目前情況下，法院應當注意從實際情況出發，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兩者失衡現象的加劇，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紛止爭。」按照這一精神，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開的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討論問題有這樣的觀點，即「若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確認不構成醫療事故，而醫療機構又確有過錯的，可以根據患者所受人身損害的程度，比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的相應標准，判決醫療機構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我個人是同意這個觀點的。根據在於：1、《條例》屬於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法院審理醫療糾紛案件必須適用行政法規。就《條例》和《民法通則》的關系而言，兩者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只要是有關醫療活動中的醫療行為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都應當優先適用《條例》；[5] 2、不構成醫療事故、但醫療機構存在過錯需要賠償的情形，一般情況下，過錯程度較輕，損害後果較小。按照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的方法，醫方過錯程度重，患者損害後果大，得到的賠償反而少。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情理上都難以服眾，無論在法律效果上還是在社會效果上都不好。從法學的基本理論上講，法律適用的結果應當是一致的。它並不在於當事人如何選擇，如果出現當事人選擇的司法救濟的路徑不一樣，而得到的結果不一樣，那麼，法律的適用就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