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家庭財產糾紛案例
原告：杜海生，男，30歲，山西省平定縣人，農民。原告：杜滿生，男，27歲，山西省平定縣人，農民。被告：杜喜生，男，35歲，山西省平定縣人，農民。第三人：杜永生，男，45歲，山西省平定縣人，農民。第三人：杜海魚，女，21歲，山西省平定縣人，農民。原告杜海生、杜滿生因與被告杜喜生發生房產確權糾紛，向山西省平定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杜海生、杜滿生訴稱：爭議的平房三間、馬棚一間，是第三人杜永生為全家人購買的，有宅基地使用證為憑。現被告杜喜生准備將此房據為己有。請求依法確認爭議房屋的產權為全家人共有。被告杜喜生辯稱：爭議房屋是第三人杜永生買下後准備以原價轉讓給我的，故在宅基地使用證上寫明戶主是我。既然原告想爭此房產，我可以不要，但須物歸原主杜永生。第三人杜永生稱：被告杜喜生所辯屬實，因杜喜生身有殘疾，故我買下此房後准備以原價轉讓給他一人所有，並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員。平定縣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本案當事人系同胞兄妹。他們的父親於1977年去世後，第三人杜永生即成家另過，只留母親楊三妮和被告杜喜生、原告杜海生和杜滿生以及第三人杜海魚在一起生活。1984年，杜永生以700元價款買下村裡的平房三間、馬棚一間。1986年，杜永生出面為此房產申領了 「宅基地使用征」，證內填明戶主是杜喜生，家庭成員為五口人。該村的宅基地清查登記表上記載，宅基地使用證上所填的五口人，是戶主杜喜生和家庭成員楊三妮、杜海生、杜滿生、杜海魚。這五口人曾對此房產管理使用過一段時間。1987年楊三妮去世。1992年4月原告、被告之間因家務發生糾紛，杜永生在此時聲稱爭議房產只轉讓給杜喜生一人所有，並將他保存的宅基地使用證上所填的「五口」人改為「一口」人。同年7月，杜喜生以1800元價款將爭議房產出租給鄰居盧維柱使用。杜海生、杜滿生以房產是全家共有財產為由，提起確權訴訟。平定縣人民法院認為：第三人杜永生以700元價款購得爭議房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二條的規定，是該房產的合法所有權人，依法享有對該房產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杜永生在自己申辦的宅基地使用證上已經聲明戶主是杜喜生，家庭成員是杜喜生、楊三妮、杜海生、杜滿生、杜海魚五口人，這是杜永生對自己所有的財產行使處分權的行為，意思表示真實，實屬自願轉讓。宅基地使用證是合法有效的證件，應當予以保護。以杜喜生為戶主的全家五口人，在杜永生申辦了宅基地使用證後，已經對此房產進行管理使用，至此，杜永生對爭議財產的所有權，已合法轉讓給以杜喜生為戶主的五口人共有。在家庭發生糾紛後，杜永生對自願轉讓產權的行為翻悔，私自塗改宅基地使用證上的記載事項，聲稱只轉讓給杜喜生一人所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85條「財產所有權合法轉移後，一方翻悔的，不予支持」的規定，對杜永生的翻悔行為，不予支持。據此，平定縣人民法院於1994年7月18日判決：訟爭之平房三間、馬棚一間屬杜喜生、杜滿生、杜海生、杜海魚及其母楊三妮五人共同所有。第一審宣判後，被告杜喜生、第三人杜水生不服，以杜喜生、杜永生之間是准備以原價轉讓房屋。至今房產證仍在杜永生手中，一審認定所有權已經合法轉讓與事實不符為由，向山西省陽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陽泉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二審期間查明：上訴人杜永生僅在1986年口頭答應過將爭議房產以原買價出賣給上訴人杜喜生，但雙方至今未交付房產和價款，也未辦理房屋買賣契稅及書面合同，房屋產權證明仍在杜永生手中，一審認定的五口人曾對此房產管理使用過一段時間，是指五口人在無房屋產權證明的情況下在此房中居住過一段時間這一事實。一審認定的杜喜生將此房以1800元價出租給鄰居使用一節，事實是出租房屋是由杜喜生聯系的，但承租人所交的房屋租金卻是由杜永生收取的，且最後議定房屋出租價是900元。陽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宅基地使用證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對農村居民建築住宅使用土地的合法狀況予以確認的證件。只有持有宅基地使用證的人，才能在其合法使用的宅基范圍內建房，因此，宅基地使用權人應當與房屋所有權人一致。房屋產權證書是確認房屋產權的合法證據，其他證件不能代替房屋產權證書確權的效力。被上訴人杜海生、杜滿生以宅基地使用證上的記載內容要求確認房屋產權的歸屬，是不妥的。房屋所有權的轉讓，分無償轉讓（即贈與）和有償轉讓（即買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28條規定：「·······贈與房屋，如根據書面贈與合同辦理了過戶手續的，應當認定贈與關系成立；未辦理過戶手續，但贈與人根據書面贈與合同已將產權證書交與受贈人，受贈人根據贈與合同已佔有、使用該房屋的，可以認定贈與有效，但應令其補辦過戶手續。」一審判決既然認定杜永生已將房產所有權轉讓、又沒有查明受讓人有給付對價的事實，就應當對本案適用贈與房屋的規定。但是，房屋產權證書至今仍在上訴人杜永生手中。上訴人杜喜生和被上訴人杜海生、杜滿生等人雖在此房中居住過，卻並不是根據贈與合同佔有、使用該房屋。一審判決以宅基地使用證上的記載和杜喜生等曾在此房中居住過的事實，就認定杜永生已將房產所有權合法轉讓，於法不符。杜永生雖然口頭上說過要將此房以原價轉讓給杜喜生，但從未交出過產權證書，也未收取過杜喜生給付的房價，更沒有實際將房產交付給杜喜生使用，卻收取了鄰居盧維柱交納的900元房租，這些事實都說明，爭議房屋的產權既沒有發生過無償的轉讓，也沒有發生過有償的轉讓，一直控制在產權人杜永生手中。據此，陽泉市中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則第七十二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於1994年11月9日判決： 一、撤銷平定縣人民法院（1994）平民初字第23號民事判決。二、雙方所爭之平房三間、馬棚一間歸杜永生所有。
❷ 有關侵犯財產所有權的案例
案例1：甲駕車違章，被交通機關將機動車扣留，停放於派出所內的停車場，甲於當晚將車偷偷開回家，後被公安機關發現。甲是否構成犯罪，何罪？
❸ 有關侵犯財產權的事例
何代常訴何玉明強收分家後其責任地里的莊稼侵犯財產權案
被告何玉明系原告何代常之父，何代常獨身。１９８７年，由何玉明主持，何代常與弟弟何代樹分家別居。何代常奉養母親肖安君，經營管理自己和肖安君的２份責任地，同時承擔２人相應的農業稅、提留、統籌等法定義務。何代樹奉養父親何玉明，經營管理自己一家和何玉明的５份責任地，也承擔５個人相應的農業稅、提留、統籌等法定義務。何玉明對何代常、何代樹兄弟二人具體經營管理的責任地的位置和面積指劃明確，何代常、何代樹無異議，各按其劃分的責任地自主經營管理。１９９５年肖安君病亡，何玉明要求耕種肖安君的那份責任地，何代常未同意，並按有關規定將肖安君的責任地退還給所在三社集體。何玉明對此不滿，與何代常發生糾紛。１９９６年夏收、秋收季節，何玉明先後強收何代常種植的黃豆５公斤、黃谷５０公斤。瀘州市納溪區打古鎮人民政府興隆村村民委員會於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０日進行調處，明確：爭議的承包責任地系何代常分家後耕種，何玉明多次收割何代常種植在承包責任地里的莊稼，是錯誤的，應當歸還何代常。何玉明不執行此調解意見，何代常訴至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
原告何代常訴稱：被告何玉明於１９９６年６月、７月、８月，先後強收其種植在自己經營管理的承包責任地里的黃豆７．５公斤、黃谷１２５公斤為己有。要求判令被告返還糧食或折價賠償。
被告何玉明辯稱：收走的黃豆、黃谷生長在自己的承包責任地上，不屬原告人所有，不同意賠償。
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與被告系父子關系，當和睦相處。爭議之地的所有權屬打古鎮興隆村三社，長期由何代常耕種，他人無異議，何玉明也無異議，該地的經營管理權應屬何代常。何玉明所持爭議之地的經營管理權屬自己的理由與事實不相符合，不予採納。被告強收原告種植的莊稼，無法定理由，屬侵權行為，由此給原告造成的損失，應予賠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七）項的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被告何玉明賠償原告何代常的莊稼損失摺合人民幣９６元，限於判決生效後三日內付清。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制度規定，農民種植在自己承包責任地里的莊稼，屬自己所有，為自己的合法財產，不容他人非法侵佔。這里的「他人」，應為該農民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包括未與該農民共同生活的父母、兄弟姐妹等近親屬。因此，父親強收已分家獨立生活的子女責任地里的莊稼為己有，應屬侵權。有人認為父母有權將子女的莊稼無償占為己有，作為子女對父母的贍養費，不是侵權行為。這種觀點在子女未盡贍養義務情況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事實上，追索贍養費與侵佔子女的財產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不能混同。如果子女未盡贍養義務，父母應求助法律手段來確定子女應盡的贍養義務，並取得相應的強制執行權。如果子女盡了贍養義務，父母無法定事由佔有子女的財產，就與我國法律關於保護公民個人合法財產的規定相違背。因而主張父母有權佔有子女的財產的觀點是錯誤的。只有在古代封建社會法律制度下，父母強收子女的莊稼為己有，才不認為是侵權行為。因為封建法律制度規定：父母對子女有絕對的權利，包括財產權、教誡權、主婚權等，甚至有生死予奪之權。子女的一切都是父母的，父母將子女的財產無償占為己有是天經地義、合法合道德的行為。根據我國法律關於保護公民個人合法財產所有權的規定，父母非法侵佔子女的合法財產，也是違反法律的侵犯他人財產權的行為，依法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本案何玉明雖年近８旬，需要子女贍養，但其並未主張受贍養的權利，而是認為兒子的責任地仍屬自己（實際是名義大家庭）承包的責任地（不排除當初承包時是以被告作為戶主名義承包的，分家後未改變原承包合同名義承包人）。但事實是因分家已將責任地分開，由原來的一個承包群體變成兩個以上承包群體，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上承認分家帶來的法律後果，新的承包群體成為新的財產權主體，所以，被告強行收走其年過５０的兒子何代常種植的莊稼為己有，其行為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關於公民的合法財產所有權受保護的規定，侵犯了何代常的合法權益，依法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法律責任。人民法院判決何玉明賠償何代常的損失是正確的。
❹ 財產繼承權案例
甲方:無行為能力人A,代表人B(A的姐姐)
乙方:A的侄子C(對A進了贍養義務)
甲乙雙方簽定了一份協議:
C投入資金蓋了13間房子.其中6間的產權歸C,7間歸A,並協議在A有生之年產權不得變動.
1、b處理a的房產肯定是不可以的，因為監護人不得任意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且協議中有規定，在A有生之年房產不得變動，如果b擅自處分，即構成違約，c可以勝訴。不過，若房產被他人善意取得， 則無法取回房產了
2、若a先於b去世，如果沒有其他繼承人，則房產由b繼承，因為她是第二順序的繼承人，侄子不管是否盡贍養義務，均不能作為繼承人。
3、c確實處於不利境地，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協議中規定，若a去世，則c取回房產，將該協議規定為付解除條件的贈與合同，此種方法最保險。也可以做一個公證遺囑，規定該房產由c繼承.
發生繼承糾紛怎麼辦？
繼承糾紛，是被繼承人死亡後，因爭執死者的遺產而發生的糾紛。如因繼承權、繼承順序、遺產分配份額等發生爭議，都屬於繼承糾紛。
繼承糾紛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非侵權糾紛，如繼承人僅對遺囑的效力、遺產的范圍和數額、繼承人的范圍和順序等問題認識不一而產生的糾紛。另一類是侵權糾紛，即因發生侵害繼承權、受遺贈權的行為，如：非法取消繼承人、受遺贈人資格的行為；隱匿、侵吞或爭搶遺產的行為；非法處分未分割的遺產的行為；非法扣減繼承人應繼遺產份額和遺贈財產的數額的行為；法定代理人損害被代理人的繼承權、受遺贈權的行為；遺產分割時，未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的行為；非法剝奪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依法可以分得遺產的權利，或者非法扣減其應得的遺產份額的行為。這些繼承糾紛均可依法進行處理。妥善處理遺產繼承，避免或減少遺產糾紛，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團結互助和社會安定，有利於調動積極因素，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的規定，繼承糾紛包括：法定繼承糾紛（轉繼承糾紛、代位繼承糾紛）、遺囑繼承糾紛、繼承權確認糾紛、被繼承人債務清償糾紛、遺贈糾紛、遺贈扶養協議糾紛。
解決途徑：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發生了繼承糾紛，可以通過如下途徑加以解決：
1．自行協商
繼承糾紛發生後，相關當事人可以在完全自願的基礎上，通過互諒互讓，就遺產分割的時間、辦法和份額協商達成一個各繼承人都願接受的協議，然後按協議分割遺產。協商雖然是在產生糾紛的當事人雙方之間進行，但也須遵循一定的原則：
(1)平等自願原則。協商不是法定的解決民事糾紛的必經程序，所以，必須在雙方當事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能適用這種方式．再者，協商後達成的協議也必須是在雙方當事人都自願的基礎上達成。．
(2)合法原則。分清是非是協商解決的前提，衡量是非的標準是繼承方面的法律、政策的規定。經協商達成的協議本身也要合法，否則無效。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人在協商處理繼承糾紛時，可以放棄自己的權利，對此不能按違法對待。
(3）不損害國家、社會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原則。當事人不得為達成協議，為了各自的利益而損害國家和社會的利益，或者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否則，這種協商便失去了公正性和合理性，因此，也不受法律保護。
以協商方式處理遺產糾紛有利於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團結，由協商解決完全基於有關當事人的自願行為，因此處理後不會傷害彼此之間的親情，也有利於糾紛的迅速、徹底解決。由於以協商方式處理遺產糾紛，不需經過別人的調解，更無須訴諸法院，節省了當事人的人力、財力和時間。同時，由於協議是當事人自行協商達成的，因而能夠使糾紛得到徹底解決。
2.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
人民調解委員會是群眾性組織。在發生繼承糾紛後，如有關當事人協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人民調解委員會以繼承法為依據，通過說服教育的方法來調解糾紛，促使當事人在自覺自願的基礎上，互相諒解，互相讓步，達成協議。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協議達成以後，各當事人都應當自覺遵守和履行。
3.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繼承糾紛發生後，經協商不成時，可以不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經過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不成協議的，任何一方也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應當注意的是，根據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3條的規定，繼承糾紛不能仲裁。因此，有關當事人之間因繼承發生糾紛後，不能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❺ 財產繼承權身邊的案例
大學同學小林，女孩，24歲，大學畢業剛工作不久，杭州人。
父親在當地做建材生意，不算巨富，也有近千萬身家。杭州市區有一套近兩百平的公寓，郊區還有一棟別墅。
小林姐妹兩人，還有一個比她大一歲的姐姐。小林的父親50多歲，自己是個獨子，結婚之後就一直非常想要兒子，只生了兩個女兒是他「最大遺憾」（他自己沒事就念叨）。
小林的父親最近五六年生意越來越順，想兒子的心思又冒了起來。2003年，他在外面養了一個二奶，2004年這個二奶還真給他生了個兒子。
有了這個兒子之後，二奶立即從地下走到了地上，小林的父親也提出了離婚。小林的母親本來身體就有病，去年就去世了。
妻子一死，小林的父親就開始操辦和給他生了兒子的二奶的婚禮。不過天有不測風雲，就在准備結婚前一個月，小林的父親突發腦溢血去世。
那時候，小林也剛剛大學畢業回杭州，和姐姐一起生活。可是這時二奶提出來，自己的兒子應該繼承家產，要把小林和姐姐趕出去。
本來這件事協商不成就法律解決好了。可是讓小林和姐姐沒辦法接受的是，自己的幾個姑姑，還有80多歲的爺爺，都站在了二奶這一邊。提出由小林同父異母的弟弟，那個才兩歲多的私生子繼承全部財產。給小林和姐姐每人30萬做嫁妝。
原本小林和姐姐堅決不同意，可是幾個月的消耗下來，她們已經堅持不住了。甚至小林給我打電話時已經流露出對自己的懷疑，她已經快要被幾個姑姑說服了，女兒就是沒資格繼承家產，她打算放棄自己的繼承權。
她該怎麼辦，我該怎麼勸她堅持自己的權力？女兒真的沒資格繼承家產嗎？
❻ 請大家幫我找找關於財產所有權的案例,謝謝大家了
為索債私扣車輛 債未討回反賠錢
中國法院網訊 王俠為討債強行扣押他人車輛，結果債未討回反賠錢。日前，安徽省渦陽縣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被告王俠將所扣貨車返還給原告王強，並賠償原告經濟損失3600元。
7月21日下午，王俠率人到工地找到正在拉磚的王強，向其討要欠款。王強稱手頭暫時沒錢，請求再寬限幾日。為使王強主動還錢，王俠遂強行將王強用於營運的北京JB2310P8型貨車扣押。王強幾次託人交涉，要求王俠返還車輛，但王俠拒不返還。王強無奈，遂將王俠訴至法庭。
法院認為，公民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被告王俠無合法依據，私自扣押原告用於營運的貨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財產權，應立即停止侵權，對所扣貨車予以返還。因被告的侵權行為給原告造成損失，被告應酌情予以賠償。（文中之人均為化名）
不孝長子無緣遺產 喪偶兒媳全部繼承
中國法院網訊 10月24日，江西省鄱陽縣人民法院審理一起繼承糾紛案，老人的親生長子因不盡贍養義務，無緣遺產；喪偶兒媳姜麗萍因為悉心侍奉老人，獲得了老人的全部遺產1.3萬元。
花甲老人周翠英生育了兩個兒子。次子夏志亮與姜麗萍結婚後，生育一男孩。不久，夏志亮因工程事故而死亡。長子夏志明到鄰村招親，長期在外打工，對親生的花甲老母從來沒有過問。2002年9月，老人因病卧床，動彈不得，姜麗萍一直將老人當成自己的親生母親悉心侍奉，而夏志明卻對老人連看都不看一眼。
今年3月，周翠英病逝，留下1.3萬元存款。夏志明得知後從外地趕回家，強行要取走周翠英的存款，趕姜麗萍出家。無奈，姜麗萍訴至法院。
法院經審理後，作出了上述判決。宣判後，雙方均表示服判。
案例辨析：借記卡存款被盜責任分析
銀行應負賠償責任
案情回放
2003年1月，唐先生在中國農業銀行某支行辦理了一張金穗借記卡。2004年8月，唐先生在持卡取款時，被告知卡中僅剩人民幣98.90元，卡中原有的人民幣36萬元已經被轉走。後經公安局調查，有人偽造了唐先生的身份證，以唐先生的名義申請了金穗借記卡，然後利用銀行的電話轉賬業務，將唐先生的存款盜取，並於當日分五次從五個網點全部提現。案件至今尚未破獲。
唐先生認為在自己未申請電話轉賬業務和身份證、金穗借記卡未遺失及密碼未泄漏的情況下銀行應該對此事負責。而在與銀行的交涉中，銀行同樣認為自己沒有責任，從而拒絕賠償。
李剛(北京市律師協會銀行法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廣住律師事務所律師)
唐先生在中國農業銀行某支行辦理了金穗借記卡，那麼唐先生與銀行雙方之間就建立了一種合法的儲蓄合同關系。在這一民事法律關系中，銀行負有保護唐先生存款安全的義務，即有關唐先生的所有銀行交易，銀行負有嚴格審查相關的證件、密碼的義務。
唐先生的身份證、金穗借記卡未遺失，密碼未泄漏，未辦理另一張金穗借記卡，也沒有申請電話轉賬業務。在這種情況下，卡中原有的存款卻被轉走並提取。銀行理應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銀行作為儲蓄機構，它的工作人員應該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仔細審查客戶的身份證件，辨別客戶身份證件的真偽，以保護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正是由於銀行的疏於管理，相關工作人員的審查不嚴，使得犯罪嫌疑人有機可乘，利用偽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證，以唐先生的名義成功申請了另一張金穗借記卡，而後通過電話轉帳業務，轉走了唐先生金穗借記卡中的存款。
犯罪嫌疑人以唐先生的名義成功申請了另一張金穗借記卡只是整個事件中的一個關鍵點，另一個關鍵點在於唐先生金穗借記卡的密碼。根據中國農業銀行的相關規定，電話轉賬業務適用於中國農業銀行的兩張同城銀行卡之間，而要轉賬成功，還必須提供轉出卡的密碼。即要想從唐先生的金穗借記卡中通過電話轉賬業務轉出其存款必須要提供唐先生的密碼。由此可知，犯罪嫌疑人是知道唐先生的密碼的。至於犯罪嫌疑人是如何獲知唐先生的密碼的，暫時無人知道。銀行如果以「唐先生自己泄漏了密碼」來進行抗辯，就要提供唐先生自己泄漏密碼的確切證據。如果銀行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唐先生自己泄漏了密碼，就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
王良鋼（北京市京仁律師事務所）
在充分研究各銀行的《借記卡章程》後，可以預料，銀行方面肯定會以《借記卡章程》「凡密碼相符的交易，均視為持卡人本人所為」和「凡密碼相符的借記卡交易視為合法交易。因密碼失密造成的資金損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擔」的規定來抗辯。在現實的同類案件中，銀行也正是以此為主要抗辯理由，並成為致持卡人敗訴的利器。但律師認為該抗辯是不成立的。
首先，在借記卡的取款(取現和轉賬)交易中，密碼不是惟一憑證，除密碼外，借記卡也是憑證，在大額取款時，身份證也是憑證。僅以密碼相符作為合法交易的要件，勢必使無卡、無證的取款交易成為合法，使存款的安全性大打折扣。
其次，密碼失密的途徑可能有三：一是持卡人泄密；二是銀行泄密；三是他人破密。既然失密的途徑是多方面的，那麼不問青紅皂白地規定「損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擔」，無疑是銀行在以「霸王條款」免除自己的責任。
再則，「凡密碼相符的交易，均視為持卡人本人所為」的規定，使銀行不思在技術和流程上改進和加強借記卡的安全性，不去辨別身份證的真偽，不履行最大可能減少甚至杜絕偽造、冒用借記卡交易的義務，使借記卡的安全性得不到應有保障。
除上述對銀行抗辯的反駁外，律師認為明確以下二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此類案件的刑事部分通常定性為信用卡詐騙罪。因持卡人的存款處於銀行的實際控制中，犯罪對象是借記卡(在《借記卡章程》與借記卡上分別明確規定「借記卡所有權屬發卡行」與「本卡所有權屬某某銀行」)，犯罪的主要客體不是持卡人的財產所有權，而是金融票證管理制度和銀行的財產所有權，因此，銀行不應將因他人犯罪行為受到的損失轉嫁到持卡人身上。
第二，持卡人是接受銀行金融服務的消費者，該類案件的民事部分可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基於上述理由和對《借記卡章程》的解讀以及本案的案情，銀行在本案中存在以下過錯：
1.銀行在《借記卡章程》和申請表中沒有載明借記卡的電話轉賬功能，侵犯了持卡人的知情權；
2.銀行自行為持卡人設置電話轉賬服務，侵犯了持卡人的服務選擇權；
3.銀行設置的電話轉賬服務，使無卡轉賬得以實現，客觀上取消了借記卡本身所具有的安全保障功能，銀行沒有全面履行保障持卡人財產安全的義務；
4.銀行查驗身份證和限制大額取現的業務流程形同虛設，沒有履行謹慎注意義務。
銀行沒有過錯不負責任
楊文莉（北京律協銀行法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市威宇律師事務所律師）
從本案例中我們獲知，唐先生在借記卡上的存款被他人利用電話銀行的轉賬功能，轉入另一張以唐先生名義開立的借記卡後取現，而這後一張借記卡是他人利用偽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證申辦的。在一般情況下，開通電話銀行轉賬業務以及利用電話銀行進行轉賬均需要根據電話銀行系統的語音提示，輸入借記卡的卡號及密碼等相關信息方能辦理，而犯罪分子又是怎樣獲得唐先生的卡號和密碼的呢？由於公安機關尚未破案，我們不得而知。
類似的案例已屢見不鮮，例如：某女士持借記卡在某銀行的ATM機上取現時，隨手將ATM機列印出來的交易憑條丟棄，而這一舉動卻恰恰被犯罪分子注意到。於是，在某女士離開後，犯罪分子拾取了該交易憑條，故此獲得了某女士借記卡上的有關信息，例如借記卡的卡號等。而更有甚者，當某女士輸入交易密碼時，被早已有所准備的犯罪分子偷窺到。因此，犯罪分子很容易利用取款人的疏忽大意，獲得借記卡上的有關信息，從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
根據某銀行「借記卡章程」的有關規定：「持卡人應妥善保管借記卡的密碼，防止泄漏，凡密碼泄漏的借記卡交易均視為合法交易。因密碼失密造成的資金損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擔。」
因此，須提請大家注意：持卡人在使用借記卡的過程中應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借記卡及密碼，防止泄漏、遺失及被盜。在銀行申請借記卡後，對借記卡的初始密碼要及時更改，且密碼的編輯要科學化，盡量避免使用自己的生日、有規律的數字等易於被他人破譯的密碼。另外，在銀行的ATM機上取現時，應首先注意觀察ATM機附近是否有可疑人員，如果發現有可疑人員，應去其他的ATM機取款或改在銀行的櫃台辦理。交易完畢後，應及時取走借記卡及交易憑條並妥善保管。此外，不要隨意將身份證或者身份證的復印件提供給他人，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
另外，銀行只對公民的身份證進行形式上的審查，銀行根本無能力進行實質審查，身份證的真偽最終應由公安機關負責鑒定。況且，本人認為案件的關鍵是犯罪分子獲得了唐先生的卡號及密碼，才使得存款從唐先生的借記卡中轉出，這是導致存款被盜取的直接原因。當然，對偽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證未辨別出來，銀行應改進辨別身份證真偽的技能和技術設備，避免發生類似事件。
雖然在本案中，唐先生曾聲明他從未將其借記卡的卡號、密碼以及身份證丟失或泄漏給他人，但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以及我國《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本人認為，除非唐先生能舉證證明銀行在這起存款被盜取案中存在明顯的過錯，否則，他很難通過民事程序獲得賠償。
既然唐先生已向公安機關報案，且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故本案屬於詐騙刑事犯罪，應由公安機關負責抓捕罪犯，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並追繳贓款，用以賠償唐先生的全部損失。
來源：《法制日報》
這里還有很多
❼ 各位大神，誰有關於侵犯財產權的案例像政治書上的一樣案例
案情簡介：
2007年5月，蔡某就其位於廣州市荔灣區紫瀾XX號房產遭到侵權一事，向專荔灣區人民法院提屬起了訴訟，要求廣州某五金工業公司停止侵害，返還房產，並且賠償損失。上述房產是蔡某母親於1940年繼承其父親的遺產所得，後其母親病故，蔡某便取得該房的實際佔有使用權。1970年，由於國家當時實行私人房產的社會主義改造，該房由房管局代管，1976年，廣州某五金工業公司經過廣州市城市規劃處(廣州市規劃局的前身)的許可，獲得上述房產的土地使用權，但由於歷史的原因，一直沒有辦理房地產證。由此，便產生了上述侵犯財產權的訴訟。曹偉釗律師作為廣州某五金工業公司的法律顧問，依法代表工業公司參加了訴訟庭審。
剖析：
該案的情況較為特殊，跨越了多個歷史時期，還涉及特定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代管房、經租房、雙代房等問題。曹律師從案件的源頭入手，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和國家關於特定歷史時期房產處理的有關規定，提出了歷史遺留問題應特別處理，工業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權和房產的佔有權手續合法，及蔡某的起訴主體資格問題等思路進行答辯，使案件在一審取得了滿意的結果。目前，該案正處於中院的二審庭審階段。
❽ 有什麼侵犯財產權的案例
鄭梅玉訴啟東市公安局收容審查、侵犯財產權，莆田市公安局侵犯財
本案涉及以下幾個問題：
一、公安機關是否享有處理經濟糾紛案件的職權。１９８９年３月５日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中規定："對經濟糾紛問題，應由有關企事業及其行政主管部門、仲裁機關和人民法院依法處理，公安機關不要去干預。更不允許以查處經濟犯罪為名，以收審、扣押人質等非法手段去插手經濟糾紛問題。"１９９３年９月２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的決定》。該決定取消了合同管理機關對無效經濟合同的確認權。明確規定："經濟合同的無效，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確認"。依照上述規定，處理經濟糾紛案件的職權屬於有關企事業行政主管部門、仲裁機關和人民法院，公安機關無此職權。也就是說，公安機關對經濟糾紛案件沒有進行處理和作出決定的權力。如果公安機關的行為超出了法律授權的范圍，其行為則應作為無效行為而被撤銷。無論其動機、目的正當、合法與否，只要行為客觀上超越許可權，即構成行政越權。本案中，作為被告的啟東市公安局和莆田市公安局以查處詐騙案件為名，插手鄭梅玉與張建新等人因購買鰻魚苗而發生的債務糾紛，對鄭梅玉採取收容審查措施並索取人民幣２３０００元，其行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超越了公安機關的職權范圍，是一種行政越權行為。一、二審人民法院判決撤銷其收容審查決定，判令其返還原告的人民幣２３０００元和賠償原告的經濟損失，是正確的，符合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四目和第六十八條的規定。
二、啟東市公安局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在我國，行政機關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如果沒有行政組織法的根據，又沒有特別法的授權，或者雖有法律的根據，但超越法律的授權范圍，其行為都屬於越權行為。例如，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公安機關對違反治安管理條例的行為人有權處以１５日以下的拘留，如果某公安機關對行為人處以２０日或２５日的拘留，則該具體行政為屬於超越法定職權的行為，盡管該公安機關享有法定職權，但逾越了法定許可權范圍，也構成超越職權。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國務院《關於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於勞動教養的通知》第二條規定，收容審查的對象僅限於"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又不講真實姓名、住址、來歷不明的人，或者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又有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嫌疑需收容查清罪行的人"，對上述兩類人以外的人，則不屬於收容審查的范圍，公安機關也無權對其採取收審措施。本案中，啟東市公安局對不屬於收審對象的鄭梅玉採取收容審查措施，超越了其職權范圍。
❾ 財產權糾紛
野山參屬於甲所有，乙應當返還給甲。
如果乙不返還，甲可以起訴，法院會判決乙返還的。
畢竟野山參在甲承包的山林里，野山參的所有權屬於甲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