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宋朝的司法制度是怎麼樣的。
宋初的最高司法機構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趙光義時，設置有「審刑院」，其長官稱知審刑院事，官屬有 詳議官。各地奏案先經大理寺裁決,報告審刑院復查,寫出奏稿，上呈中書。中書申奏皇帝論決，宋神宗改革官制，審刑院並入刑部。
宋朝的司法機構 宋朝的司法機構，也是按照中央集權建立起來的。 宋朝把全國分為諸路，每路都設有轉運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級常設官員，其主要任務是協助轉運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審判事官。宋制地方原則上只分兩級，一般由各級行政長官即地方政府首腦兼理司法。 縣級司法審判事務由縣長官知縣事全權職掌，並且以親自參與審判案件為原則。縣以下的鎮岩官員，無權審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縣官員的監督下，處理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可見，縣為宋朝司法機構的基層單位。 州級（與州同級的機構還有府、軍）司法審判事務由州的長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軍監掌管。進行為了控制司法和監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設通判，作為州的副長官。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須經過通判，才得施行。同時，朝廷還選派幕職官員，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處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務。其掌管檢法議罪的，有司法參軍；掌管調查審訊的，有司理參軍。 因開封府在京師，在司法官員的設置上有些特殊的規定，實際上不同於其他州、府。開封府除設府尹一人外，還設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輪流審判案件。另設左右軍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審訊；左右廂公事干當官四人，分管檢查偵訊和處理輕微事件。此外還設有司錄參軍一人，處理戶口婚姻等糾紛。（原來開封府有這么多官，可憐的包、策、昭三個人要干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設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別共掌司法。大理寺長官不設專職，以判寺一人為首，兼少卿事一人為副，均由其他官員兼任。下設詳斷官和法直官等，辦理具體司法事務。寺不設監獄，所有人犯都寄禁在開封府獄（怪不得開封府的監獄很擁擠）。真到神宗時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長官，才開始設置專職官吏，並恢復大理寺獄。（這就是後話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機構中，還設有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一人為台長，往往由其他官員兼任；以知雜待御史一人為副，主持台務。下設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檢法、主薄等官，辦理對違法失職官吏的偵訊，參與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行使監察職務。與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台有拘禁犯人的監所，稱為台獄，監禁它所主辦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實際上是三級三審制。 宋朝的基層司法審判機關設在縣一級，由其知縣負責。但縣級司法機關只能處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縣搜集證據，並對案件審理明白，然後上送州里，這稱叫「結解」。縣知事對於刑事案件，原則上應親自審理。縣屬鎮岩官員，只能處理輕微刑事案件，以笞為限，應處杖以上的案犯，即送縣訊辦，不得自行決斷。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縣判決執行，知縣署名。縣獄只羈押未決犯，已決犯笞、杖罪的行刑後即釋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羈押已決犯。（想起很多單元里的縣令，都在法場監斬呢，真可怕！） 州一級司法機構，包括府、軍，在宋朝司法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別重視。除知州事外還特設有通判作為各州的副長官。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須經過通判簽署（當時叫簽議連書），方得施行；否則，無效。同時，朝廷又直接選派幕職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處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務。 凡屬處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處理，州可以判決執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審判程序，大致分為推鞫，檢斷和勘結三個階段： 所謂推鞫，就是巡檢、捕獲犯人，或者由縣衙解送人犯到州後，先由司理參軍審訊，傳集人證，搜集證據。（昭的活兒） 所謂檢斷，即檢法議罪的簡稱，就是由司法參軍，根據已經得到和查證落實的犯罪事實，檢出適當適用的相應法規，評議確定應當判處的罪名和刑罰。（策的活兒） 所謂勘結，就是由朝廷選派的幕職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據審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實際和檢出備齊的有關法規，進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視需重新直接審訊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報請行政長官知州簽發。 最後，由知州根據判稿決定判詞，並簽署判決，對外發布公告周知，有所趨避。（包的活兒） 案件的判決雖然是以知州的名議發布的，但是參與判決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參軍，要負邊帶責任。因此，上述有關官員對判決如果有異議，應當及時申請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採納此議，可另寫反對意見的文書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見，這稱作議狀。倘若以後發現判決有重大錯誤時，有議狀在先的官員，可以得到免除連事處罰；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議狀而發現原判決的重大錯誤，並藉以得到及時糾正者，而持有議狀在先者，還可以得到慶有的獎賞。宋朝最高統治者，以此獎懲辦法來提高司法官吏責任心，保證辦案質量。（要照這么說，包包每懲辦一次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著連帶一批官員才是呀！看來和包包同一時期做地方官，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死刑案件，事關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規定。因而，知州在審判死刑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案有「法重情輕，情重法輕，事有可疑，理有可憫」等特殊情事時，知州就應將全部案卷送請朝廷裁判，這叫奏讞。凡奏讞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詳斷。當然，犯罪事實明白，證據充分，定案准確，適用法律也沒有疑義，罪犯本人又已經認罪的，當然就沒有奏讞的必要了。（審不清楚的案件沒看幾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這里來呀！）《宋會要》「刑法四」的規定：凡應奏讞而不奏讞，或者不應奏讞而奏讞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處分。這樣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辦案上的專斷或者推諉。 宋朝對死刑案件還規定有「翻異」制度，即准許呼冤。凡已經判決尚未執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屬都可以鳴冤，這在當時稱作「翻異」。刑律規定，案件一經翻異，司法機關便需再審理一次，這稱為「復推」。（這種情況「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凡在提刑司錄問時，即因復核而審訊時翻異的，提刑司應當差遣原審官以外的法官審理，稱叫「別推」。這在宋時叫不幹礙官司，類似現代的迴避制度。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詳復後核准執行時翻異的，則應由該路其他監司審理。假如本路監司都有干礙，比如同犯人有親友關系等，那就應當由鄰路提刑司審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單元里的大理寺官員，他的女兒就是被懷疑被狄青所殺，老人家一點也不避嫌）再審後，仍有鳴冤的，那就要直接請示朝廷，這稱為奏裁，由皇帝決定。 宋朝還規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復審，同時朝廷也經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審理案件。就是說，一切死罪案犯都須先經過刑部詳細復核。（那為蝦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鍘人呢？？答：因為包包的鍘刀是御鍘！）而由各州奏讞的刑事事案件，大理寺復審後，最終還要交到刑部詳復，然後自送審刑院詳議。由此可見，大理寺的職權是相當有限的。 大理寺的審判事務，具體分工還是嚴格的，其左部負責斷刑，掌管全國官員、將校被檢舉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報請復審的案件；其右部負責治獄，即掌管京師各機關職官的犯罪案件。案件在大理寺經過詳斷作出定判，經刑部詳復後，還須經門下省復核，門下省如果認為案件處理不當，則得依法駁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詳斷；刑部還須再行詳復，或者由門下省直接予以糾正。門下省通過，中書省仍得評議，如果評議結果認為原判不當，中書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陳述異議。假如皇帝也認為案件有疑義時，則發交兩制（即指翰林學士和知制誥的中書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參知政事——副相）、台諫（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諫官——知諫院）共同評議（這當時稱雜議），再行決定。（麻煩死了，還不如直接交給包包方便些！最可氣的是，刑事案件這樣層層把關，可還是冤獄叢生。） 總之，審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為宋朝的司法機關，分工制約統統對皇帝負責；其司法制度也體現著這一高度中央集權的精神。
（一）中央司法體制 宋朝沿襲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為三大司法機關，各機構職責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為加強對司法審判權的控制，朝廷於宮禁中增設審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詳議官六人。全國上奏案件，須先經審刑院備案，再發交大理寺審理和刑部復核，然後由審刑院詳議，並奏請皇帝裁決。這實際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級復審機構，剝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權力，使審判和復核程序復雜化。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審刑院，將其職權歸還刑部。此後，凡奉皇帝詔命所立案件，由朝官臨時組成制勘院審斷；由中書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諸路監司及州軍等派官臨時組成推勘院審斷，從而保證了皇帝對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樞密院有權參與軍政案件的審判監督，三司及戶部有權參與財政賦稅案件的司法審判。 （二）地方司法體制 宋朝地方實行州（府）、縣兩級制，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各縣有權審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將審理意見報送州府判決。各州有權審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須上報提刑司復核，重大疑難案件要上報刑部，由大理寺審議，或經皇帝裁決。在京畿地區，由開封府和臨安府負責司法審判活動。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縣之上增設路一級提點刑獄司，作為中央派出機構，主要監督本路司法審判活動，復核州縣重大案件，監察劾奏州縣長官違法行為，以加強中央對地方司法審判權的控制。 二、訴訟審判制度 （一）訴訟時效與審判時限 宋朝對民事和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已有明確區分，並分別規定了具體的訴訟時限。 1．民事訴訟時限與時效 為了保證農業生產正常進行，宋朝制定了關於民事訴訟時限的「務限法」。所謂「務」，即指農務；入務指農忙時期，務開指農閑時期。根據《宋刑統》「婚田入務」條規定，每年農歷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為務限期，州縣官府不得受理民間田宅、婚姻、債負等民事訴訟案件；如有民事糾紛，應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遞交訴狀，官府須於三月卅日之前審理結案；逾期不能結案，必須上報原因。為防止有人趁入務之限阻攔業主贖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補充規定：侵奪財產案件，雖在入務期限，「亦許官司受理」。 對於判決不服，可逐級上訴，直至中央戶部。為防止訴訟久拖不決，宋朝規定了審理民事案件的詞訴結絕時限。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規定，州縣半年內未結絕者，即可上訴。寧宗慶元年間規定，簡單民事訴訟，當日結絕；需要證人證言的，縣衙限五日審結，州限十日，監司限半月。[14] 關於民事訴訟時效，太祖時規定，因戰亂出走而返回認領田宅者，超過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宋刑統》規定，田地房屋糾紛，事後家長、見證人死亡，契書毀亂超過二十年，不再受理；債務糾紛，債務人、保人逃亡過超三十年，不再受理。南宋高宗時規定，買賣田宅滿三年後發生糾紛，不得受理。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有利於維護依法形成的民事關系和社會的穩定。 2．刑事案件的聽獄之限 對於刑事訴訟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類規定了「聽獄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內結案。如太宗時規定，大理寺分別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審刑院分別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別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哲宗時，按案卷紙張多少，明確劃分大、中、小事的三類標准：二十緡以上為大事，十緡以上為中事，不滿十緡為小事。同時規定：大理寺、刑部復審案件，大、中、小事分別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師及八路地區復審案件，分別為十日、五日和三日。[15] 對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審判的特殊案件，兩宋規定有特殊的斷獄時限，體現了靈活變通的特點。 （二）皇帝躬親獄訟 宋朝皇帝對司法權的控制，首先表現為直接介入司法審判活動。太祖、太宗等都曾親自決斷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筆手詔」斷罪。凡御筆斷罪案件，不準向尚書省陳訴冤抑，否則以違御筆罪論處；承受此類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攔延誤」執行；否則，延誤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論處，罪止流三千里。[16] 其次，皇帝還經常親自錄囚。開寶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兩京和諸州長吏督促獄掾，每五日一錄囚。太宗重申此制，並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聞一次，後又將十日一錄囚定為常制。太祖、太宗還親錄開封在押囚犯，使數十人獲得赦免。南宋孝宗、理宗不僅每年大暑審錄決遣，而且實行「大寒慮囚」[17]。 （三）重視勘驗證據 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宋朝重視使用口供、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各種證據，尤其注重法醫檢驗和司法鑒定等調查取證。官府設有專門檢驗官，並制定勘驗法規，以規范檢驗的范圍、內容、程序、規則，檢驗人員的責任及勘驗筆錄的文書程式等。《宋刑統·詐偽律》有「檢驗病死傷不實」門，《慶元條法事類》也有「檢驗」門及「檢驗格目」、「驗屍格目」等敕令格式，具體規定了檢查勘驗制度。 宋朝法醫學的發展達到新的水平。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點刑獄宋慈（1186—1249年）總結歷代法醫檢驗技術，結合自己的法醫實踐經驗，編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獲准頒行全國，成為官員司法檢驗活動的指南。該書選定官府歷年頒定的條例格目，吸取民間醫葯學知識，編成檢復總說、驗屍、四季屍體變化、自縊、溺死、殺傷、服毒等53項內容。明朝以後，它還被譯成朝鮮、日本、法、英、德、荷蘭等國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鞫讞分司制度 鞫指審理，讞指判案，鞫讞分司就是將審與判二者分離，由不同官員分別執掌。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實行鞫讞分司制度。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詳斷官（斷司）負責審訊，詳議官（議司）負責檢法用律，最後由主管長官審定決斷。各州府設司理院，由司理參軍（鞫司）負責審訊及調查事實等，司法參軍（讞司）依據事實檢法用條，最後由知州、知府親自決斷。鞫讞分司強調兩司獨立行使職權，不得互通信息或協商辦案，有利於互相制約，防止舞弊行為。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復雜多樣，條文內容繁多，設立專職官員檢詳法條，也有利於正確適用法律。但是，鞫讞分司制度並不是解決司法腐敗的根本辦法，而且這種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審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 （五）翻異別勘制度 翻異別勘源於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錄問或行刑時推翻口供（翻異）提出申訴，案件必須重新審理。宋朝錄問是對徒刑以上案件判決前的例行程序，受審者可藉此獲得申訴機會。在行刑前的「過堂」或行刑時，被執行人也可提出申訴。對於這種申訴稱冤案件，官府必須重新審理，稱為翻異別勘。 宋朝的翻異別勘制度，分為原審機關內的「移司別勘」和上級機關指定重審的「差官別推」兩種形式。前者是在原審機關內將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門重審，又稱「別推」。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機構中，都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審判部門，如刑部左、右廳，大理寺獄左、右推；案犯不服判決提出申訴，即移交另一部門重審別推。後者是對移司別推後仍翻異者，由上級機關差派司法官員前往原審機關主持重審，或指定另一司法機構重審。哲宗以後，翻異別勘制度有所變化。凡在錄問前或錄問時翻異者，應移司別推；在錄問後翻異，則要申報上級機關差官別推。 為了防止囚犯反復翻異，《宋刑統·斷獄律》規定，翻異別推以三次為限，超過三次仍翻異者，便不再別推。南宋以後，將其放寬到五推為限。
❷ 宋代是如何解決三省分權制衡的弊端的
在宋代，雖然三省名義始終存在，但是已經混同為一省。同時由於樞密院、三司的設立，宰相的軍權、財權被剝奪，三省制度名存實亡。宋代官制「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勛、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勛、爵邑有無為輕重。」（《宋史》卷一六一《職官志》）。不但宰相為臨時職務，天下無官不為臨時職務，至於「非奉別敕，不得治本官事」。按《宋會要·職官》「中書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為正宰相。」但實際上，有以侍中銜出任宰相職務的現象、卻沒有以中書令銜出任為宰相者，中書令與尚書令一樣，都是榮譽頭銜。其他皆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相。（《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二《三省》：「國初三省長官第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宋代通常二相並任，較唐朝時少了許多。也有獨相一人或三相並置的。三相並置時，以昭文館大學士為首相，次相監修國史，末相兼集賢殿大學士。二相並任的，首相並兼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神宗元豐改制時，盡廢差遣職。以三省長官任宰相，諸官均以本官治事。以尚書令、中書令、侍中，官高不便輕授。遂以尚書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例兼門下侍郎，為門下省長官；右僕射例兼中書侍郎，為中書省長官。政和二年，廢尚書令，改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皆虛其位；並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仍兼中書、門下兩省侍郎。靖康元年，復以尚書左、右僕射為宰相，三省長官名稱皆依元豐官制。南渡後，凡事力圖復太祖、太宗舊制。建炎三年，尚書左、右僕射皆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中書與門下二省為中書門下。孝宗幹道八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虛稱，遂為定製。
❸ 宋代怎麼解決人地關系矛盾
宋代人口增長迅速、分布不均,土地兼並嚴重,使人口與土地矛盾突出。當時不少人就此提出解決思路:一是調整人口分布;二是實行限田;三是主張土地集約經營。從宋代解決人地矛盾的思想可以看出,對人地沖突的綜合治理不僅有助於減輕人口對土地的壓力,而且還可以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生態平衡。
❹ 宋朝針對三冗局面所採取的解決措施
1.核心內容是富國，強兵，育才
2.富國：推行新法：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
3.強兵：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設置軍器監
4.育才：科舉改革，改革學校制度
❺ 宋朝是怎樣解決君相爭權問題的
到了宋代，在「分級控制」之外，又出現了"分權制衡"的新思路，在州以上的"路"級實行"分離制"。北宋的"路"大致設有四種機構，這四種機構各管一攤，互不統屬，分別對上負責——轉運使司掌財政，提點刑獄司掌司法審查，經略安撫使司掌轄區軍政，提舉常平倉司掌王安石變法後新生財利，轉運、提刑和倉司又負有監察一路官員的責任。
宋人創立的"分權制衡"原則不僅適用於地方控制，而且滲透於宋朝制度設計的方方面面。就皇權的安全來說，唐代以前，在中樞權力的分配上，宰相對軍事、行政和財政實行一攬子管理，便於大權獨攬。
宋則不然，宋朝開創了中國式的"三權分立"：宰相原則上只管行政，另外有樞密院管軍事，三司管財政；這三家單獨向皇帝匯報，因此，真正能夠全面掌握信息從而掌控全局的，有且只有皇帝。
宋朝的皇帝很明白這個秘訣，所以再怎麼進行制度改革，"分權制衡"這一條都是"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元、明、清三代，雖然中樞機構的具體名稱發生了改變，但是"分權制衡"的追求不變。
歷史發展到宋朝，皇帝在帝制國家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也發生了改變。宰相、樞密院、三司三權分立，各管一攤，分別向皇帝報告，這就讓皇帝越來越像個"政府首腦"了。喜歡管事的皇帝，比如王安石退休之後的宋神宗，他手底下的宰相就像極了高參和秘書。
❻ 簡述調解制度的歷史發展和運行機制
一、我國調解制度的歷史沿革與發展
作為解決糾紛的一項制度，調解是中華民族橫亘古今，最具有生命力，也最為世界所注目的法律傳統。調解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西周的銅器銘文中，已有調處的記載，秦漢以來，司法官多奉行調處息訟的原則，至兩宋，隨著民事糾紛的增多，調處呈現制度化的趨勢，明清時期，調處已臻於完善階段」。明朝還在各州縣及鄉設立申明亭，張榜貼文，申明教化，同時由鄉官受理當地民事案件與輕微刑事案件，加以調處解決。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先生開始全面引進西方法制，建立近代化的資產階級政治體制。但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這套法律制度並未能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發芽，傳統的調解仍成為解決糾紛的首選。至抗戰時期，在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和各個解放區，人民政權之司法機構即已建立了調解制度，將審判與調解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並倡導「馬錫五審判方式」。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的民事審判工作方針；1964年，這一方針被發展為十六字方針，即「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至此後很長一段時期，調解成為我國民事訴訟中法院審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導向。在該政策指導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調解率，以此作為考核法官辦案質量高低的標准，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強迫性調解案件。因此，1979年我國在起草《民事訴訟法（試行）》時，對「調解為主」的原則做了修正，將「調解為主」改為「著重調解」。這一原則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調解處理民事案件，將調解貫穿於審理的始終，在萬不得已時才以判決結案。但是，該原則雖在用語上避開了「調解為主、審判為輔」，但就其實質而言，仍然保持著調解為主、和解優先的作法，在實踐中仍存在著大量的盲目性追求調解率而所產生的強迫調解。
1991年我國開始修訂《民事訴訟法（試行）》。立法機關再度對調解原則進行修改，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願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理論界將其稱為自願合法調解原則。同時，立法機關還將有關調解的規定從「普通程序」前移至「總則」部分，這樣，既可以避免將調解誤認為開庭前的一個必經程序，又表明調解適用於包括一、二審、再審在內的審判程序。自願合法調解原則突出了自願調解，從而使這調解原則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調解的本質，同時，它否定了「著重調解」，糾正了調解與判決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推進，全國法院調解結案率雖有所減少，但與判決結案相比，仍占相當比重。以筆者所在的D區人民法院2014年來說，共受理的民事案件共3703件，審結3694件，其中調解結案的2663件，占結案數的72.09%。可見，長期以來，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是人民法院解決當事人糾紛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制度。
二、當前法院調解運行機制與伴隨的問題
在目前，我國市場經濟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是民主、自由、平等和獨立，它強調分權、自治和權利的保障，要求國家盡可能地干預經濟關系，充分地尊重私人間的合意和選擇的自由，僅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這一本質要求體現在民事訴訟結構中，就表現為法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使當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決定自己的訴訟行為，而法院對當事人自由行使訴訟權利不予干預，更不能代替當事人去處分由當事人享有的自由權利。
事實上，近年來學術界對法院調解的質疑，也主要是圍繞法院調解這種「裁判者進行調解」的地位展開的。因為，法官進行調解時主要身份應當是「調停者」但要始終把握這一身份是很難的。法官最終的裁決權，無疑是法院調解中對當事人的無形壓力。司法實踐中法官的「以判壓調」、「以拖壓調」、「以誘促調」、「強制調解」屢屢發生，使當事人難以行使處分權，有違自願原則。更有甚者，法官也會先入為主，即在調解成立當事人拒絕簽收調解書或法官調解方案不被接受情形下，法官也有可能依調解協議或調解方案判決，由此造成調判不分。
第三，調解原則的規定不盡合理。我國《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了訴訟調解必須遵循當事人自願原則、事實清楚、分清事非的原則。制定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的初衷是為了防止一些法官不重視案件基本事實的調查，在調解中無原則地「和稀泥」或對難以查清的案件執意調解的做法而制定的。但這是法院判決應遵循的原則，將其作為法院調解的原則與當事人的合意是相矛盾的。況且，我們現在的審判方式改革，強調的是職權主義和辯論主義相結合，要求法官在查明事實上追求的是法律事實而不是客觀事實。這些都使產生這一原則的因素消失，所以該原則應當予以廢除。
現代民事訴訟的一個顯著的發展是當事人訴訟地位的提高及對法官的恣意和自由裁量權的限制。自願原則作為法院調解的基本原則，本質就是尊重當事人對自主權利的支配，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合意解決糾紛的作用，否則強制或變相強制合意的調解就無法得到控制。而現在法院在調解上過於注重行政權力，為了完成調解率，為了大調解，有些時候不顧當事人是否自願，都要調解。筆者感嘆，為何現代法治社會，法官辦案要受到如此多的規定限制？
第四，法院調解對程序、時限、適用規則等問題未作規定，法官在調解中的隨意性過大。比如什麼情況下構成「調解未達成協議」，什麼情況下應當進入判決程序。缺乏這樣的制度約束，就會造成在當事人已無調解意願或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法官為了追求調解率，仍然強制當事人接受調解。法院調解作為一種制度，它的「意思自治」與「利益協調」的本質，要求調解不可能象審判那樣具有嚴格的程序制約。但這並不意味著法院調解可以是法官隨意性支配的過程，我國現行法院調解制度中缺乏程序、時限與適用規則的制約，事實上為法官的隨意性留下過大的空間。
第五，法院內部的一些規定影響調解的適用。法院內部一些規定亦限制了調解的適用，如現在多數法院均規定了調解結案率、撤訴率、當庭宣判率、上訴維持率等考核指標，法官辦案不得不為完成指標而調解，甚至有些無法調解的案件也強制調解，這些規定都會對法官辦案的積極性產生影響。
民事訴訟調解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合意為核心要素的解決糾紛的方式，這種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則在糾紛解決領域的延伸，與審判相比，貫徹的是一種當事人主義。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長期以來在維護社會安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現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開始日益顯現其諸多弊端，嚴重製約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
在實踐中，合法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沖突和在司法實踐中自願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異化以及在實踐中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的沖突。合法是民事訴訟調解有效的前提條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實體性合法。所謂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調解的過程中應當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要求；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調解貫穿於審判程序的全過程，也就是說，可以在審判程序的任何一個階段進行。
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調解並沒有獨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訴訟調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傾向，這給法官提供了過大的任意空間，產生了如下一些問題：法官過分依賴調解結案，導致案件反復調解、久調不決、訴訟效率低下等。我國民事訴訟將自願原則處於調解原則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調解制度能否健康發展，能否真正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自願原則在實踐中體現為程序上的自願和實體上的自願兩層含義。在程序上，首先，這種自願原則體現為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調解來解決糾紛或者主動向人民法院申請用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其次，在自願原則的支配下，當事人可在任意訴訟階段提出要求調解，一旦進入調解程序，勢必將中斷原來的訴訟活動，這樣便容易產生調解的任意啟動，導致案件的訴訟程序缺乏連貫性，給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帶來負面的影響。自願原則應該體現為當事人雙方在人民法院調解達成的協議必須是互諒互讓、自願協商的結果。民事訴訟調解是建立在當事人雙方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的方式，並非一定要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只要當事人之間的合意既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應允許該調解協議內容有效。而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卻明顯帶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並且過於絕對，這與法院判決沒多大的差別，若強調事實清楚而進行嚴格調查，則既耗時又耗資、犧牲了程序利益，這樣，就忽視了民事訴訟調解本身具有的省時、省力、節省司法資源、靈活、高效的特點。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相對於判決本身所具有的優勢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實現。
為了更好的節省有限的司法資源，實現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法律價值地位，維護和促進社會穩定，不能因現在有調解制度的諸多弊端而「因噎廢食」，應當更加重視調解在我國解決糾紛機制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總結經驗教訓，考慮我們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基礎，積極轉變工作理念，創新調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進程，大膽借鑒國外的先進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專業化、社會化以及其建設之路，充分發揮民事訴訟調解在這新時期解決矛盾糾紛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斷地完善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一定要進一步完善法律規定，充分發揮司法調解的功能作用，認真調處每一個民商事糾紛，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結事了、勝敗皆明、定分止爭。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❼ 宋代訴訟時效制的意義
您好！宋代訴訟時效制度確定了民事案件的訴訟時效時限和時效，有利於防止審理案件的滯留延長，也便於發揮審判機關的職能。
宋代的訴訟時效制度中將各種案件劃為大事、中事、小事三類，各類案件分別確定不同的審限。據史料記載，宋哲宗時期，刑部，大理寺規定：「每二十緡以上為大事，十緡以上為中事，不滿十緡為小事。」緡是一種計算單位，一緡相當於當時的1000文錢。大事審限40天，中事審限20天，小事審限10天。若超過一天笞十下，超過三天罪加一等打80杖，可見當時對審限管理多麼嚴格。確定這種審限制度，有利於防止審理案件的滯留延長，也便於發揮審判機關的職能。
宋代訴訟制度的另一個特點是確定了民事案件的訴訟時效時限和時效。所謂訴訟時限，就是審理案件花費的時間，宋代時稱為「務限」。關於「務限」的法律規定主要包括在《宋刑統》中。經過查閱資料《宋刑統》中，對於民間的田宅、婚姻、債務糾紛，每年的十月一日之後到第二年正月三十日前交予官府，官府必須在三月三十日前審理裁定完畢。規定州縣官府每年二月初一開始不受理糾紛訴訟，到十月初一開始受理訴訟。在二月初一到十月初一這一段時間內，官府不受理民間的各種民事訴訟糾紛。這種根據農民勞作規律規定輕微案件起訴受理、審理時限的制度，稱為「務限法」。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❽ 在君權與相權關系處理上，宋朝採取怎樣的措施
宋代皇帝為了加強皇權，把相權一分為三吧，就是參知政事啥的，進一步削弱
❾ 跪求明清時期的調解制度細則
中國古代「調處息爭」的法律傳統及制度
(一)中國古代調解制度概述
儒家文化和歷代統治者崇尚 「無訴是求」，其目的是追求一種「和諧社會」，進而實現「無訟世界」，這是一種理想化的境界。然而，在現實中卻難以避免客觀存在的各種紛爭和矛盾，為了縮小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實現「貴和持中」和秩序穩定，統治階層不得不探索一些「無訟」的途徑和模式。於是，歷朝歷代都以「無訴是求」為理念，建立了「調處息爭」的法律機制。
中國古代通過「調處息爭」，解決糾紛的制度叫「和息」或「和對」，亦即調解。
「和息」、「和對」之詞早在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中就有記載。在西周時期，在地方官史中就有「調人」之職，其職能為「司萬民之難而諧合之」。 秦漢時，縣以下設鄉，鄉設有秩、嗇夫和三老，掌管道德教化和調解事務，調解不成再到縣廷起訴。漢代已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嚴密的司法調解制度。鄉嗇夫的職責是「職聽訟」，就是驗問調解以息訟。唐代對一般的民事糾紛，重視用調解手段解決。許多官員由於善於使用調解方式解決民事糾紛而獲得良吏，循吏的聲譽。初唐宋是調解制度成型的關鍵時期，到了宋代調解基本形成制度化，調解制度得到法律確認，調解被引入司法程序。《唐律》中規定，鄉里訟事「先由里正坊正調解之」。宋代的法律中規定「地方官應當以職務教化為先，刑罰為後，每遇聽訟，於父子之間，則勸息教慈，於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到元明清時期，調解已經趨於完善。在元代，賦予調調解制度以法律效力，強調凡是調處結案之訴，當事人不得重新起訴。明代制定《教民榜文》。同時明代各州縣設「申明亭」，專事調處民間糾紛，不決，再訴至官府。到了清朝，調解已經成為民事訴訟常用手段。康熙皇帝曾把調處息訟與「弭盜」、「完糧」並重。《大清律例》中有詳細的規定。
（二）古代調解制度分類
中國古代調解制度，依調解主持人身份的不同，主要可以分為官方調解、半官方調解與民間調解三種。
1、官方調解
官方調解是地方官員的職責之一，又稱州縣調解，最具權威性。官方的調處並不是規定於法律的一個固定程序，但在處理民事糾紛的實際運作當中卻具有重要地位，它在處理訴訟時總是被優先考慮。經由調解而訟清獄結，是地方官治績的突出表徵，也是大計考官的一項重要指標，「凡自理詞訟，隨到隨審，虛衷剖斷，從不稽延拖累」的地方官，常常與大計中獲得優等。因此，地方官員對於自理案件，首先著眼於調解，調解不成時，才予以審決。
官方調解的方式一般是由受理該案件的長官對當事人進行情理的說服，有事也令親族鄉鄰參與調解，徵求他們的意見。官府調解之後，需要立有甘結之類的「無詞狀」、「和對狀」申官存案，以示了結。
2、半官方調解
半官方調解，即官批民調，即官府接到訴狀後，認為情節輕微或事關親族倫理關系及當地風俗習慣不便公開傳訊，便將訴狀交予族長、鄉保進行解決的一種調解制度。調解成功，上報官府銷案；調解不成，則需說明理由，然後交予官府處理。官批民調是一種具有半官方性質的調解。
這種調解方式以清代為典型。清代時，州縣官員除親自當堂調解外，有時也批令鄉保里老調解，並加派差役協助。現存檔案中經常見到「飭差確查妥處」、「著鄉保俊諭安分」等批令。鄉保據此批令，召集兩造進行調解，並且調解的情況和處理意見上呈官府。如調解不成，也需要稟復說明兩造不願私休，然後由官府提訊一千認證。如果調解成功，則請示銷案。由於民事糾紛多半發生在鄉里之間，因此鄉保調解，耳目所聞所見，容易獲得真情。相反，「州縣案牘之間，未必盡得其情」。所以這種帶有半官方性質的鄉保調解，也是一種常用的有效的形式。盡管《大清律例》規定：「一切田土戶婚不得問及保甲」，但實際上禁而不止。為了解決律例規定與實際間的沖突，強調鄉保對自己的調解行為及後果負責，官府處於審查、批準的「超然」地位。民間調解與官府調解緊密配合，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系，既較好地平息了糾紛，又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3、民間調解
民間調解，即當事雙方為解決糾紛而邀請中間人出面調停，使爭端得以解決的一種活動。民間調解是一種訴訟外調解，主要包括三種形式有：宗族調解、鄉曲親戚調解、里甲鄉保調解。
宗族調解是古代解決民間糾紛中最普遍的一種方式。在這種調解方式中，宗族家長是調解的主要主體，家法族規是宗族家長用來調處、裁判族內民事糾紛的法律依據。當家族成員之間發生糾紛時，一般先由族長進行說服教育，然後再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進行調處。對於宗族調解的調解結果及處罰決定，官府一般予以認可。如《唐律疏議》就中規定：「刑罰不可馳於國，笞捶不得廢於家。」《大清會典事例》則明確指出：「……族長及宗族內頭面人物對於勸道風化戶婚田土競爭之事有調處的權力」。
鄉鄰調解，即由親友、鄰居或賢良人士等出面說合、勸導的調解方式。這種調解方式比較靈活，沒有時間、地點、調解形式的限制，調解人由當事人自願選定。
里甲鄉保，是指基層民眾自治組織，如鄉、里、保、甲等的長官進行的調處。《至元新格》就規定：「諸論訴婚姻、家財、田宅、債務，若不系違法重事，並聽社長以理諭解，免使妨廢農務，煩擾官司」。在明代，民間調處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是里老的調處。里老對民事糾紛的調處主要於各鄉里均專門設有的「申明亭」中進行。一般的民事糾紛經里老調處是一個必經階段。「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十事，不許徑便告官，務要經本管理里甲老人理斷。」當然，里老的調解處議並沒有強制效力，願和者，聽；不願和者，准予告官。
（四）中國古代調解制度原則與特點
無論是官府調解，還是民間調解，都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調解的范圍是民事案件和輕微的刑事案件，超出此范圍即為法律所不允許。
第二，調解息訟實在國家權力的制約下進行的，是與州縣堂審相配合的補充形式。
第三，凡參與調解的鄉鄰、宗族，都要本著息訟止爭、利國利民的目的，不得借機挑訟，從中漁利。
第四，調解帶有強制色彩，是處理一般民事糾紛的必經程序，當事人一般不得徑行起訴至官府，否則即被視為「越訴」，而受到處罰。
第五，調解的基本依據是國法，適用其他民事法律淵源不得與國法相悖，以免影響法律的統一適用。
第六，調解的指導思想是傳統的道德，其核心是禮。
（五）中國古代的調解制度適用范圍
具體來說，中國古代的調解主要適用於民事領域，刑事案件只能限於輕微的刑事犯罪，重大的刑事案件不屬於調解范圍，要由司法機關進行公開審理。調解與司法機關的審理，二者構成了緊密的互補關系。
（六）以「無訴是求」為目的的其他方式與手段
我國古代追求「無訟」的法律制度以調解為最主要，但也存在其他諸多方式。為了追求息訟的目的，西周提高訴訟成本，「以兩造禁民訟，如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至於朝，然後聽之。」即通過交束矢、交鈞金等類似於今天訴訟費用的方式，來達到「禁民訟」、「禁民獄」。
不僅如此，歷朝歷代都以宗法的「親親尊尊」的「親親為隱」為理念對包括審級、管轄、時效等各方面設置限制，以實現息訟、無訟。封建律典通常限制民眾的自訴權，譬如卑幼不得告尊長，卑賤不得告尊貴；婦女，殘疾人的訴訟權或者是有限的或者完全被剝奪。
以唐朝的訴訟制度為例，唐律對起訴與受理均作出了嚴格而詳細的限制，內容涵蓋了訴訟的形式、身份、年齡和能力各個方面。其典型便是唐代開始對民事訴訟有了關於「務限」的規定。所謂「務限」，是指官府為了避免訴訟雙方當時人因打官司而影響農業生產，對受理和審斷民事案件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