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侵權行為侵犯的權利范圍
具體要看是哪方面侵權，例如我國《專利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費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確定給予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賠償。 然而目前，據相關統計顯示，司法實踐中採用「實際損失」和「侵權獲利」方法確定賠償額的微乎其微，採用許可費合理倍數的也是很少，絕大多數專利侵權案件都是使用酌定賠償來確定賠償額的。 專利侵權損害賠償中的酌定賠償是指，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費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綜合考慮具體案件的因素並在法律規定的賠償數額范圍酌情予以確定賠償額的制度。 當然，有損害就應該有救濟，雖然原告未能舉證實際損失、侵權獲利、不存在或是專利許可合同或是許可使用費不合理時，法官將運用自由裁量權對損害賠償額確定，法官在酌定賠償額案件中自由裁量的基礎是原告提供其損失的間接證據。 法院依法酌定賠償額時，需要依據案件的相關事實。法院在具體案件中通常會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1）被侵權專利的類型，發明和實用新型因比外觀設計有更高的技術含量，因此法院對發明和實用新型的損害賠償要高於外觀設計專利； （2）涉案專利的創造性，專利權人開發專利的投入； （3）被控侵權產品的市場價值； （4）侵權人侵權行為的持續時間、涉及范圍、侵權情節、手段以及侵權行為造成的後果； （5）權利人在進行侵權訴訟時支出的合理費用，包括律師費、公證費、保全費、調查取證費、鑒定費、咨詢費等。 綜上，對於專利侵權案件，依據具體案件的相關事實，原告在提出訴訟主張請求法院酌定賠償時，結合法院通常考量的因素，需要盡可能提供索賠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訴訟請求。
㈡ 只要不用於商業用途就不算侵權嗎
很有可能是侵權，但是僅僅依據是否用於商業用途難以判斷是否侵權，只有滿足著作權合理使用條件才是合法使用。
著作權合理使用是重要的著作許可權制機制，它是指在特定的條件下，法律允許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權的作品，而不必徵得權利人的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的合法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22條規定了十二項合理使用的具體方式：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
（一）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
（二）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
（三）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四）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其他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已經發表的關於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五）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為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翻譯或者少量復制已經發表的作品，供教學或者科研人員使用，但不得出版發行；
（七）國家機關為執行公務在合理范圍內使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八）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
（九）免費表演已經發表的作品，該表演未向公眾收取費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報酬；
（十）對設置或者陳列在室外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進行臨摹、繪畫、攝影、錄像；
（十一）將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已經發表的以漢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作品在國內出版發行；
（十二）將已經發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拓展資料：
設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價值在於：公平和效率。即在保證公平的同時，兼顧效率，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表裡。「公平」體現了合理使用的合理性，而「效率」則體現了合理使用的必要性。合理使用作為對著作權進行限制的制度，其核心和實質就是對利益的協調和平衡。
著作權合理使用是著作許可權制制度的一種，其目的就是在於防止著作權人權利的濫用，損害他人的學習、欣賞、創作的自由，妨礙社會科學文化技術的進步。合理使用制度在防止著作權人權利濫用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合理使用保障了社會公眾的創作自由。
創作活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需要建立在前人智慧的基礎之上，沒有前人作品的啟示和借鑒，創作就如無源之水，無土之木。
參考鏈接：網路_著作權合理使用
㈢ 此種情況可否屬於濫用訴權
一、濫用訴權行為的性質
濫用權利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民法場域之中,並形成了三大學說。其一為本旨說,即權利濫用是權利人行使權利違反法律賦予權利之本旨（權利的社會性） ；其二為界限說,即權利濫用是權利行使超過法律規定的正當界限；其三為目的與界限混合說,即權利濫用超出權利的、社會的、經濟的目的或社會所不容許的界限而行使。[2]借鑒這種學理研究來分析濫用訴權行為,本文認為既然濫用訴權行為是以損害對方當事人為目的從而獲取訴訟利益,因此,濫用訴權的行為人存在著主觀過錯,加之他實施了超越其權利行使范圍的行為而導致對方當事人遭受到侵害,這一行為同對方當事人的損失是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可以這樣認為,濫用訴權行為的認定標准為以下四點:第一,濫用訴權具有行使訴權的一切表徵；第二,濫用訴權行為違背了訴訟的目的或超越了權利正當行使的界限；第三,濫用訴權行為人主觀存在惡意或故意；第四,濫用訴權行為導致對方當事人受到侵害。簡而言之,濫用訴權行為的性質具備兩重性:濫用訴權行為的違法性和侵權性。 針對濫用訴權行為的違法性,國外的立法通過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誠實信用原則來規制。例如日本,學界認為當事人濫用訴權被視為違背信義,以損害對方當事人為目的,日本民事訴訟法也對誠實信用原則以及一系列具體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的措施進行了規定。[3]針對濫用訴權行為的侵權性,國外立法例賦予受害方當事人有權提起侵權之訴的救濟途徑。英國、美國等國家將濫用訴權行為視為一種侵權行為。[4]有的國家,例如德國,其立法和司法實踐體現出對濫用訴權行為性質的雙重認識,建構了雙重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體系。一方面,德國在其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當事人應當承擔「真實義務「 ,一旦違反,法官可以行使職權而認定其訴訟行為無效；另一方面,在侵犯工業產權案件中,濫用訴權的原告造成了對其他「有組織的商事活動」的侵害,被告方當事人可就原告濫用訴權行為造成的侵害提起損害賠償之訴。[5] 二、濫用訴權行為的法律規制 在目前中國社會司法活動較為活躍的整個大背景下,權利保障和處罰權利濫用上的缺陷一方面使得訴訟的受害者處於彷徨、無奈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司法者處於極其尷尬的狀態中。有學者認為對於濫用訴權的訴訟,人民法院僅能對無辜被告者做出勝訴的肯定性評價,而對於無辜被告者無端身陷訴訟後為證明清白而四處奔波、調查取證、聘請律師等所花費的代價,法官也只能深表同情,愛莫能助。[6]由於濫用訴權行為的性質不明確,因此,如何認定濫用訴權行為和規制濫用訴權行為也就處於尚不知曉的境地；在這種情形下,立法的空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實。面對深受濫用訴權行為侵害的當事人,法院僅僅能夠讓當事人面臨兩種選擇,第一,法院不予立案受理；第二,立案受理,但由於實體法規定的缺陷而無法進行審理,只得動員當事人撤訴；第三,駁回當事人的起訴。這一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國的現實與無奈。 針對我國在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方面還出於空白的情形下,筆者在確立民事訴訟中誠實信用原則這一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的大前提下,基於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的目的而提出對我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的改革意見,並確立責任費用分擔規則。確立當事人濫用訴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是建構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行為的第三條路徑選擇。 （一） 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誠信原則 誠實信用是指當事人在為或不為一定的行為時,在主觀上持有公正和正直的態度,並確信自己的行為不會給他人造成損害。之所以將發源於民法領域的誠信原則用於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理由有三:第一,濫用訴權行為自身的非道德性。濫用訴權規制不單單是一個獨立的僅存在於概念上的問題,它還植根於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雙重控制的語境中。「濫用」的基本內涵就是對公正、誠信等法律和道德的最根本價值的極大違背。因此,作為民法中最為標志性的誠信原則可以作為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基本准則。 第二,對濫用權利進行規制發源於實體法。濫用訴權的概念在古代法中並沒有出現,而是隨著現代法的不斷發展,伴隨著訴訟主體權利的擴大化而出現的負面產物。在司法實踐中,大量濫用財產權的行為,導致了法國最先在法律中提出「濫用權利」（Abuseof Droit） 的概念。[7]在法國當時所處的十九世紀「, 禁止權利濫用」被用於清除財產法現代化進程的障礙。[8]伴隨著財產權社會價值之升華「, 禁止濫用權利」的適用范圍也獲得拓展,既重視財產權又重視權利行使同社會利益的協調。最為明顯的發展是將濫用權利同受害人的利益相聯系,受害人的利益不僅包括實體利益,還包括訴訟利益。如學者傑拉德（Jessrand） 所說,程序意義的介入並非是偶然的因素,而是通過最普遍的權利濫用行為這一介質而體現出來。在此之後,法國民事訴訟法典明確規定了當事人必須具有「合法利益」才能起訴,除非當事人的權利受到侵害而需要司法救濟外,以其他理由提起訴訟或反訴就是濫用訴權。 第三,濫用訴權行為類型的多樣性和難以確定性在實質上拓展了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一個人可能會說沒有哪個法律制度會全然不顧當事人濫用訴權的存在,但這樣的認識僅僅是認識當事人濫用訴權的第一步。正如學者所言:「對象是一些具有不可重復性的歷史個體,因此,它們之間的關系就並非線性的、單義的自然因果關系,而是一種由多種原因決定的多元因果關系。」[9]我們就可以發現,當事人濫用訴權的情形多種多樣,加之立法相對滯後,有效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成為一道難題。縱觀外國的做法和嘗試,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誠信原則或與之類似的真實義務將可以有效地規制濫用訴權行為。 發揮誠實信用原則在規制濫用訴權行為中起決定性作用,筆者認為在具體訴訟中,法官可以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作為理由而排除當事人濫用訴權的行為,其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一方當事人惡意起訴,法院可以根據誠信當事人違背誠信原則而駁回當事人起訴。第二,一方當事人通過濫用訴權的行為而獲取的訴訟結果,法官可以根據誠信原則直接認定無效。當然,由於誠信原則作為一種道德規范條款,其本身具有適用范圍的不確定性,可能會賦予法官過度的自由裁量權。因此,誠信原則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同時,法官裁量權使用的恰當性也需要進行規范。 （二） 改革訴訟費用制度,設立當事人責任費用分擔規則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訴訟費用一般由敗訴方承擔（這里的訴訟費用指法院規費,不包括勝訴方的律師費用） 。基於敗訴方負擔規則,具體的實施又形成了一系列的變通規則:第一,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部分勝訴、部分敗訴,訴訟費用人民法院根據雙方當事人責任大小,確定雙方當事人按比例分擔相應的具體數額。第二,案件經人民法院調解,當事人雙方達成協議的案件,其訴訟費用的負擔,也應由雙方當事人充分協商後加以解決,如果協商不成,可以由人民法院決定各自負擔的比例。第三,原告提起訴訟後,因種種原因決定撤訴,凡撤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收取原告預交的訴訟費用的50 % ,另外50 %由原告負擔。從變通規則中我們不難發現,現行訴訟費用負擔規則在相當程度上激勵著當事人盡最大可能獲取勝訴的結果,從而一方面獲得通過訴訟實現的實體利益,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將訴訟費用的損失降低到最小。訴訟結果的極大利益促使當事人行使訴權,這也加重當事人濫用訴權情形的發生。 筆者認為,我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分擔規則應本著以當事人為本位的思想進行改革,使當事人對訴訟進程可以基於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分擔規則做出合理的預測,能夠將自己的訴訟成本掌控在一定的范圍內,在此基礎上實現合理正當行使訴權,實現訴訟效益的最大化。基於完全放棄我國現行民事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分擔規則而完全從新建構相關制度的現實障礙,逐步的、漸進的改革路徑具有更強的可行性。筆者建議,還原敗訴方負擔規則的原貌,實施真正的敗訴方負擔規則。為此,現行民事訴訟費用制度的其他內容應該進行相應的革新。一是通過立法合理規范律師收費的辦法和標准,改變律師亂收費的現狀；二是將律師費用納入民事訴訟費用的制度體系。這樣,當事人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狀況,決定是否聘請律師代理,是否進行訴訟,以及一旦訴訟後,能夠預測自己投入的訴訟成本,從而指導自己的訴訟行為及訴訟決定。 以此為契機,我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還可以通過設立當事人責任費用負擔規則的確立來規制當事人濫用訴權行為。當事人之間責任費用分擔是指當事人雙方在負擔一般訴訟費用後,通過減低受濫用訴權行為侵害一方的全部或部分訴訟費用來救濟受害方。這是一種在大陸法系國家廣泛使用的對當事人雙方訴訟費用分擔的變通規則,從改變訴訟費用分擔的基本原則「敗訴方承擔全部訴訟費用」的角度來規制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即使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勝訴,他同樣也會承擔訴訟費用,或者他將不能獲得對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訴訟費用補償金。 當然,當事人之間責任費用分擔的基本情形因濫用訴權一方當事人的行為性質而有所區別。首先,如果一方當事人濫用訴權的行為導致他最終獲得勝訴,他濫用訴權的行為對於他勝訴與否是決定性的,在這種情形下,受害方敗訴的訴訟費用應該由濫用訴權一方當事人全部承擔。例如在當事人濫用起訴權的情形下,被告本可完全避免身陷訴訟,如果訴訟的結果又讓起訴方獲得勝利,這無疑對被告而言是極其不公正的,這樣的訴訟所產生的訴訟費用,本文認為應由濫用訴權一方當事人承擔。第二,如果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其濫用行為對於他勝訴的結果是有一定影響的,但不是決定性的,則濫用訴權的一方當事人應承擔由於他濫用訴權而導致的那部分訴訟費用。例如,勝訴方當事人在訴訟中濫用申請財產保全權,則法院執行財產保全的相關費用應該由他自身承擔,而不應歸入敗訴方當事人承擔的訴訟費用中去。 （三） 確立濫用訴權行為規制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 當事人濫用訴權,法院雖然可以適用誠信原則而駁回起訴,但是對方當事人仍將遭受損失。因此,規制濫用訴權行為的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的建立將救濟受濫用訴權行為侵害的對方當事人的實體利益。[10] 由於濫用訴權行為符合一般侵權行為的四個構成要件:第一,濫用訴權的當事人具備侵權的主觀過錯或過失；第二,當事人實施了濫用訴權的行為；第三,受害人的損失與該行為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第四,濫用訴權行為的行為導致了受害人遭受經濟上和精神上的損失等後果。因此,本文認為濫用訴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制度應包括兩部分的內容,即濫用訴權者應承擔受害人為訴訟所支付的金錢方面的賠償責任和濫用訴權者應承擔受害人的精神損害的賠償責任。 濫用訴權者承擔的受害人為訴訟所支付的金錢方面的賠償責任,其范圍應包括受害人為訴訟支付的顯性經濟開支和因訴訟而耽誤工作等的隱性經濟開支。根據我國訴訟費用的相關規定,律師費用由各方當事人自行負擔,本文認為,如果法院認定一方當事人因為濫用訴權而導致對方當事人侵權成立的話,受害方當事人的律師費用因作為受害人為訴訟支付的顯性經濟開支而由濫用訴權方負擔。至於因訴訟而耽誤工作等等其他的隱性經濟開支則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予以判定數額。濫用訴權者承擔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源於濫用訴權者對受害人的名譽權的侵害。法官可以根據具體的侵害程度而責令濫用訴權者用金錢補償的方式賠償受害方。如果侵害程度不是太大,法官可以要求濫用訴權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消除影響以恢復名譽。 當然,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受害方獲得濫用訴權侵權損害賠償的實現,還需要受害方以濫用訴權者的行為給自己所帶來的侵害為由提起侵權之訴。這一訴訟是獨立於存在有當事人濫用訴權行為的前一訴訟,它是一個新的訴訟；這可能將會給受害方帶來另一層面的訴訟拖累:由於一方當事人濫用訴權而導致另一方當事人遭受損失,甚至還可能存在著敗訴後承擔訴訟費用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下,受害方當事人可能因「本訴」而身敗名裂、甚至破產。如果在這種情形下,再讓他提起另一個訴訟,無疑對他來說是有著相當的難度；訴訟結果的難以預測性和風險性,受害方有時不得不選擇放棄。因此,在我們目前訴訟制度還存在這樣那樣不合理因素的情形下,設立當事人濫用訴權損害賠償責任制度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我們仍然應對「遠水解不了近渴」的情形設計出相應的應急措施。 三、結語 濫用訴權是現代法的產物。隨著司法制度的不斷發展,權利過度自由地行使已經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其所帶來的危害。學者耶林談到:「如果只是為了維護個人所擁有的特權,則法的規定就不能全面得到實施。」[11]規范當事人訴訟權利的過度自由行使而引起的濫用訴權就成為必然。隨著我國法制進程和司法改革的推進,當事人訴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當事人享有訴權是否完備,是一個國家法律是否現代化、文明化的重要標志。法律授予當事人訴權,其目的在於當他們自身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夠尋求法律救濟。但是由於我國缺乏具體的、有效的約束制度,導致八十年代以來出現了大量的當事人濫用訴權的現象。針對濫用訴權行為規制的適時性,規范的濫用訴權行為規制體系的建立無疑是我國法制建設不應忽視的內容。
㈣ 如何理解禁止權利濫用原則
古羅馬有「凡行使自己之權利者，對於任何人，均非不法」(Qui iure suo utitur，numinifacilniuriam);「凡行使自己之權利者，對於任何人，均不得視為加以侵害」(Neminem laedctm qui Suolureutitur)。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各國民法採納個人主義立法思想，對民事主體行使民事權利的方式仍沒有限制。19世紀末期以來，由於西方民法從個人本位向團體本位發展，因此針對權利人行使民事權利時常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情形，西方民法開始確立禁止濫用權利(abuse of right)制度。《德國民法典》第226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瑞士民法典》第2條第2項規定：「顯然的濫用權利，不受法律之保護」。公有制國家的民法典也規定了禁止濫用權利制度。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第5條規定：「公民和組織在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時，都應當遵守法律，尊重社會主義公共生活規則和正在建設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道德准則」。中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民法通則》也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據此，中國法律一方面鼓勵權利人正當地行使權利，以滿足其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又為權利的行使劃定了界限，禁止權利人超出這些界限侵犯他人和社會的利益。 一、關於濫用權利的概念，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主要有「否定說」和「肯定說」兩種。 否定說認為，濫用權利說法是矛盾的，因為權利是不能濫用的，「權利」被濫用的時候，也就不是法律所承認的權利了。此說認為，「權利濫用的用語，其自身即屬矛盾，因為我們行使我們的權利，則我們的行為不能不說是適法，假若認為違法時，則必然是逾越了權利的范圍，而屬於無權利行為。權利濫用伊始，即同時失去了其權利濫用的性質」。肯定說認為，權利人在屬於其權利的范圍內，以超出法律許可的方式行使權利，則為濫用權利。此說為大多數大陸法系學者所採用，是大多數大陸法系學者對權利濫用概念所持的觀點。而其又因各學者所採用的界定權利濫用概念的標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學說。 二、各國立法和實踐一般承認濫用權利的概念。判斷濫用權利的標准則又有主觀說和客觀說兩種。主觀說認為，行使權利時具有濫用、加害於他人的故意，則為濫用權利。客觀說認為，應以行使權利的客觀結果為標准，只要行使權利時損害了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就是濫用權利。在中國，學者大都認為，濫用權利應該根據權利是否存在、行使權利是否損害他人或社會的利益、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來確定，即把主觀標准和客觀標准結合起來考慮。
㈤ 權力濫用伴隨著侵權行為嗎
這個是肯定的，權力要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內運行，否則，濫用權力必然會對權力的被使用方造成侵害，也就會產生侵權。
㈥ 行政不作為是否是行政侵權行為
行政不作為並非必然違法，合法的行政不作為是行政職能發揮作用的重要形式。行政不作為違法導致行政侵權,該行為屬行政侵權行為.
㈦ 權利界限與權利濫用的涵義
界限是權利的邊界，濫用是超出邊界．
㈧ 如何界定違反禁止權力濫用原則的行為
禁止權利濫用可以被理解成：權利的行使除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地位平等外，還要符合權利產生的社會目的，它其實就是民法對私法權利「劃界」作用的反面論述，具體點可以用三點來界定：
1，權利的行使不應當違反社會福利與公益
2，在社會福利與公益的范圍內，一個人的權利以他人的權利為界限；
3，權利的行使手段不得違反善良風俗。
4，平等主體間一方不得將自己行使權利作為侵害他方合法權利的充分理由，除非具有正當性（如合同，政令）
㈨ 違約行為是否屬於侵權行為
不屬於，
因為違約的前提是合同的簽訂，而合同的簽訂是債權產生與變動緣由之一，而民法是調整民事法律關系中權利與義務的法律規范，合同的簽訂，自然賦予合約履行方的權利和義務，而在合同簽訂並履行的階段，在合同規定的范圍內，
行使的所有行為都屬於民事法律行為，而非事實行為。違約會導致合同的根本目的失效，必然帶來新債權的產生與舊債權的變動，當然屬於民事法律關系范疇，必須要有相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做出意思表示才會生效，而事實行為沒有意思表示，所以違約不能是事實行為。
㈩ 政府權利濫用的含義是什麼
禁止權利濫用在現代民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中逐漸占據重要地位。權利濫用是指權利的行使超出了社會所能允許的范圍。權利濫用應予禁止。在權利界限范圍內的權利行使也可能構成權利濫用。權利濫用與權利沖突的表現不同,它是權利與利益的沖突。侵權行為和權利濫用是個交集,,,禁止權利濫用是西方國家法律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我國權利濫用理論目前在學界並沒有達成太多共識,對於權利濫用這個概念是否存在也有異議。正當的權利被確認並不代表權利就一定會被正確的行使。也就是說,權利自身的界限是明晰的,而權利的行使是有限度的。確立權利濫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