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糾紛起用陪審團

㈠ 關於陪審團制度

一般認為英國是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國在民事訴訟中逐漸淘汰陪審團，至1993年根據新的法律民事陪審團的適用僅涉及公民名譽的案件。另外，適應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國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檢察制度相繼得以發展。終於，英國於1933年基本廢除了起訴陪審團——即大陪審團（1948年正式廢除），而代之以檢察官制度。並於1948年，法律准許以簡易程序對輕罪進行審判，無須陪審團參加，這使審判陪審團的適用范圍銳減。據80年代中期的一個統計，如今英格蘭和威爾士，有陪審團參加審判的案件只佔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佔4%，民事案件佔1%。[1]如此，陪審制在英國,看來確是衰落了。不僅如此，自19世紀後期以來，陪審制事實上是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地趨於衰落。然而，陪審制在英國歷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圍內）曾長時間的興盛卻亦是歷史事實；並且即使陪審制在英國業已衰微，但仍被認為是普通法的一大傳統性特徵,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異於以大陸法系國家為典型的司法程序,並由此發展出了英美法獨特的證據規則。而對於大陸法系，雖然在19世紀初期也曾嘗試著引進英國式的陪審團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蛻變」成了參審制度或者其他樣式；有的甚至根本無法正常運作，以至於不得不忍痛廢棄。可見陪審制度對於英美國傢具有獨特的適應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獨特的制度功能與特徵。出於陪審制度之於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徵性的意義，以及其歷史命運之今昔巨大反差，筆者一直對這樣的問題深感好奇：「作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審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的？ 」雖然，現在國內已有諸多學者對陪審制度大致的來龍去脈進行過概略探討，但是，至今為止尚未見學者對「陪審制度如何在英國歷史上形成」這樣的基本問題進行過較為清晰的研究與敘述。筆者認為對這樣的問題進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許可以告訴我們陪審制度為何在兩大法系命運截然不同，以及為何昔盛今衰。法國哲學家 德日進說：「過去已經向我們顯示如何建設未來。」[2]歷史對於我們永遠是一種可敬畏的並因此值得我們去挖掘與反思的存在。

是為本文寫作的初衷。

英國陪審團的原初——團體證人

近現代陪審制度成型於英國，並且自英國遍傳世界各地，這為時人所共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英國是近現代陪審制的母國。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的歷史判斷決不意含著英國的陪審制是源於其本土的。當然，許多學者談到陪審制起源一般總是從古希臘雅典與古羅馬的民眾陪審法庭說起，筆者對這樣的方法也心存疑慮，因為它們不久即從歷史上消失，與現今世界各國的陪審制實無歷史聯系[3]。因此，我們理應直接從英國的陪審團著手去尋找其起源與傳承。

英國陪審制度的起源問題似乎相當模糊，研究者的意見分歧較大，有的追溯其源於盎格魯——撒克森時期的類似做法，有的傾向於認為它是由諾曼輸入。我們確實可以在盎格魯——撒克森國王埃塞爾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這樣的規定：「在每個百家村(wapentake)的集會上，得由十二個年長的鄉紳及邑長(reeve)一起手持聖物宣誓，不起訴無辜者，不隱匿罪惡者。」[4]這的確很象後來的起訴陪審團。另外，十世紀早期，法蘭克王國的教會法院偶爾也有過將某人有罪或無罪的問題交給十二人組成的民眾團體裁決的作法，而英國的教會於Dunstan和Oswald時期也曾借用過法蘭克教會的這種作法。[5]盡管如此，由於它們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帶有偶然作法的性質，因而大部分研究學者（包括權威學者）仍傾向於認為嚴格意義上的陪審團是諾曼征服後由威廉一世從法蘭克的諾曼底公國引進來的,而上述類似作法充其量不過是為陪審團制度的引入准備了一些有利條件而已。[6]

據記載，至少從公元8世紀起，法蘭克皇帝和國王就曾經傳喚鄰居調查陪審團（Inquest或 Inquisitio），讓他們回答一位巡迴王室官員提出的問題——主要是關於當地習慣所確認的王室權利和違反王室命令的問題。史料表明，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在當時主要是為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而採用的。由於當時王室土地時常為私人所佔據，國王為清查土地佔有狀況，而命王室官員赴各地探求事實，以恢復王室土地之權利。為了有效地獲取證據和事實，王室採用了鄰居調查團作為推問方式。後來國王將這種推問方式（鄰居調查團）擴及於有關民人身份租稅調查等方面。[7]法蘭克國王的這種鄰居調查團之推問方式初獨為國王特權，國王憑借這種推問方式有效地維護和伸張王室的權利，[8]地方封建權威（如封建領主）[9]斷不能使用。因而，這種調查陪審團實際上是當時國王面對眾多封建地方割據勢力而採用的用以伸張王室權利的手段。同時顯然，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僅是提供證據實情的證人，而非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團。[10]

後來從北方來的諾曼人從法蘭克人手中接過了這種辦法，也使用鄰居調查陪審團。[11]但是，諾曼人具有非常強的行政管理能力，他們將調查陪審團的使用范圍加以擴大，把它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來運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當地人調查時，可召集調查陪審團，後者要發誓如實提供有關情況。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採用這種調查陪審團來獲取有關信息資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詢問土地佔有以及財產等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問題，司法官吏責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實發表意見等。通過這樣的作法加強了中央王權對全國的控制與管理，不久，諾曼底公國便確立起了一套中央機構體系。[13]可以說，這種調查陪審團事實上也是諾曼王室面對封建狀況而努力確立其體系化的官僚管理機構的一種手段，是中央王權向地方封建勢力進行權力盤剝（中性）的一種有效方式，如同法蘭克王室所作的那樣。

諾曼統治者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這樣一種作法，在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後不久，便被引入英格蘭的實踐，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審判書》對征稅人口的調查統計。[14]在這次全國性的」摸底」調查中,王室官吏廣泛地採用了十二人鄰居調查陪審團，調查陪審團必須如實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問題，否則要受罰。這種鄰居調查陪審團能夠快速有效地給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詳實信息,因而鄰居調查陪審團對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調查計劃起到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審判書》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蘭後對土地的佔有，剝奪了廣大農民的權利，對英格蘭的集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誇張地說,這一次由從地方民眾中召集的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又在王室為自己攫取權力的艱難路途中扮演了」開路先鋒」的尷尬角色。並且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調查陪審團在性質上仍是團體證人。當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後來者在王室的各項行政事務中廣泛地採用了這種團體證人，因為憑借它來獲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種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並且王室通過派遣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這種調查陪審團來查問有關地方官員有無違犯王室的不軌行為，藉以控制、監管地方的行政與司法活動。陪審團對英王室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直至14世紀，由於有地方各郡代表參加的議會的出現，使得國王無需派官員四處奔跑，即能在議會上獲取其所需的全國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負行政職責的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來越不受民眾歡迎，應公眾的強烈要求很快被司專職審判的巡迴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並且王室的專業化、規范化運作的官僚機構體系在全國也已基本建立，原來的取證方式（調查陪審團）也多少有些難以適應這種專業化及規范化運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紀王室行政事務中的調查陪審團逐漸地衰微，調查陪審團演變為主要與司法審判相關了。

當然，調查陪審團並非直到14世紀才被引入司法審判。如前所述，諾曼征服後的英王室一開始從諾曼底引進十二人調查陪審團就是為了在政府管理中廣泛地加以運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調查陪審團才被固定地應用於英格蘭的司法審判中。[17]之前，司法審判中運用陪審團（jury）的事例較少，據記載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傑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採用過陪審團。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對於十二人陪審團絕對不會陌生，無論是在行政事務中，還是在司法審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權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權幾全操於地方封建勢力手中，王室干預地方司法被認為是違反自然法則的、不可容忍的。[18]這嚴重阻礙了王室集權。並且「司法中有大錢」（英格蘭格言），司法能帶來豐厚的經濟收入。因此，無論從政治上謀略，還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司法權對於英王室無疑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亨利二世在英國歷史上是個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國王，為了盤剝地方封建司法權，伸張王室司法權 ，他對傳統的「令狀」進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變革——即將令狀「司法化」。

令狀（writ）初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後繼者統治英格蘭時，王室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狀由王室頒發，命令封建領主和郡長等糾正處理那些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有礙國王安寧的行為）。這些令狀種類較多，每一種都設計用來解決國王所干預的個案。因此，這些令狀實際上是國王向地方滲權的有力工具。由於這些令狀負載著國王向地方下達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狀的封建領主必須著手處理令狀所指向的引起國王注意的不法行為。因此，這個時候的令狀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務，伸張王室司法權，他將原行政令狀予以「司法化」——令狀不再單純地命令地方封建領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將不法行為所涉之當事人傳喚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由王室法官著手審理裁決案件。這樣就使得對不法行為的最終處理權事實上轉移到了王室手中。這是一種王室對地方權力的絕妙篡奪。也正因此，國王的每個令狀就引起一起訴訟，而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行政命令，在這個意義上說，國王的令狀「司法化」了。這種司法化的令狀所帶來的明顯後果是王室的司法權得以伸張，拿到司法令狀的糾紛（是民事糾紛，刑事案件通過重罪上訴或大陪審團提起，不通過司法令狀提起）當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進行訴訟。

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還把調查陪審團與他的『司法化』的令狀制度結合起來。這樣，每一類根據國王的司法令狀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轄的民事案件，均得採用十二人陪審團審，以詢問陪審團作為取證方法，而不得適用宣誓斷訟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證手段，由此全體公眾可以在王室管轄范圍內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訴訟）中將調查陪審團作為正規的制度予以運用。同時，亨利二世還輔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迴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這樣亨利二世就確定了王室對頒發令狀和對陪審訴

訟的專有管轄權，使王室司法權獲得正當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類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審團來審理案件[20]成為制度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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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經濟糾紛訴訟審判程序

經濟糾紛訴訟審判過程為訴訟和審理、審理前的准備、開庭審理、判決和裁定以及開庭。

第一審普通程序是最初受理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所適用的審判程序,它是審理民事案件的基本程序.經濟案件適用最多的是第一審普通程序。

起訴和受理。起訴是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保護其合法權益,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審理案件的行為。人民法院對民事案件實行"不告不理"的原則。起訴是當事人的一項重要訴訟權利,只有有效地行使起訴權，才可能使人民法院啟動訴訟程序。

受理是人民法院接到原告的起訴後,決定接受原告的起訴並開始訴訟程序的行為。人民法院經過審查,認為原告的起訴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必須受理案件;對不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起訴裁定不予受理。

(2)經濟糾紛起用陪審團擴展閱讀：

分類：

1.經濟糾紛起訴狀：又稱經濟訴狀，是經濟糾紛案件的原告認為自己的權益受到侵犯而向法院陳述糾紛事實、闡明起訴理由、提出訴訟請求的書狀。

2.經濟糾紛上訴狀：是指經濟糾紛訴訟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人民法院的第一審判決或裁定，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變更原審裁判，或重新審判而提出的訴狀。

3.經濟糾紛申訴狀：是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訴訟文書，但是，提交申訴狀後並不能停止已生效的判決、裁定的執行。

4.經濟糾紛答辯狀：是指被告針對原告的起訴狀，或被上訴人針對上訴人的上訴狀向人民法院遞交的進行辯護、反駁或答復的書狀。

㈢ 所有的案件最終都要通過合議庭審判嗎

合議庭是由3名以上審判員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3人以上組成合議庭集體審判案件的組織形式。
第一審合議庭的組成有兩種形式：由審判員組成或者由審判員和陪審員共同組成。至於哪些案件採用哪種形式的合議庭進行審判，除民事訴訟法規定對選民案件或者重大疑難的非訟案件，必須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審判外，法律沒有作其他規定，可由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情況自行決定。
第二審法院的合議庭只能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特點是：合議庭的組成必須是單數，最少為三人，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可以保留少數人意見，但須記入筆錄。在由審判員和陪審員共同組成的合議庭中，陪審員與審判員擁有同等的權利。依照人民法院組織法和刑事、民事、行政三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對第一審刑事、民事和經濟糾紛案件，除一部分簡易案件實行獨任審判外，其餘的案件都由審判員3人或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3人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第一審行政案件一律由合議庭審判；第二審案件、再審案件和死刑復核案件全部收合議庭審判。
合議庭的成員不是固定不變，而是臨時組成的，由院長或庭指定審判員一人擔任審判長。院長或者庭長參加審判案件時，則自己擔任審判長。
但是，由於承辦人制度，法院不獨立，法官素質等諸多原因，導致合議制和合議的精華（評議制度）名存實亡。處於一種審判長負責，其他陪而不審的局面

㈣ 陪審團的性質在法庭上的作用謝謝了

陪審團按照英文的意思應該稱臨時公民審判團，或者公民審判團。 陪審團是指向法官宣誓並且對給定的案子做出裁決的一組人員，尤其是指被法律召集聽取並且在法庭上做出案子最終裁決的一組人員。陪審團為法院中，用以判定事實的團體，多見於英美法系國家。目前於司法制度中採用陪審團制度的有美國、英國和中國香港等。
陪審團分為大陪審團和小陪審團。大陪審團只適用於刑事案件，由23人組成，其主要職責是決定是否起訴，可以在任期內（一般4周）審理若干起案子；而小陪審團則參加審判，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在民事訴訟中則是決定被告人是否要賠償。小陪審團一般由6-12人組成，一案一組。

㈤ 美國的經濟案件的判決是由法官還是陪審團做出的

不清楚你在說哪個案子？不過我想你之所以有美國的案件審理都有陪審團參與的印象，可能是受到眾多影視作品的誤導。其實在美國司法實踐中，由於訴訟程序復雜，耗時綿長，安排陪審團組成人員也是件棘手的事情，因此真正啟動正式審判程序的案件微乎其微，95%以上的經濟類案件都是通過法官主持下的當事人庭外和解（類似於我國的調解制度）方式來解決。因此，沒有陪審團參加是很普遍的現象。

㈥ 本人要做報告 跪求 澳洲法院審判程序和是否需要陪審團 急急急急急 請高手指點 在線等謝謝謝！！！！

澳大利亞法院
澳大利亞聯邦和澳大利亞憲法賦予各州和地區很大的自治權力，而對聯邦權力做了較多的限制。因此，其法院就分為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兩個系統。但聯邦法院和州法院之間不存在隸屬和領導關系。聯邦法院包括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和家庭法院等。憲法將澳大利亞高等法院作為澳大利亞的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履行雙重功能，一方面是憲法法院，另一方面是最終的上訴法院，由此決定了高等法院擁有一審管轄權和上訴管轄權。而每一個州又都有自己的法院系統，最高級別的法院是州最高法院；其次是地區法院；最基層的是地方法院或治安法院，基層法院審理簡單的刑事案件和不太重要的標的較小的民事案件。澳大利亞絕大多數法官從出庭律師中選任，另有少部分從學者中產生。聯邦法院的法官從州法院法官中選任，州法院的法官從地區法院的法官中選任，地區法院的法官從地方法院的法官中選任。「終身制」是澳大利亞對法官任職的保障，其年薪超過三十萬澳元，十倍於普通居民的收入，聯邦法院的法官收入略高於州法官。法官的薪水一旦確認，只能增加而不能減少。法官具有崇高的社會榮譽和聲望，是律師的終生追求。法官當精力、身體確實不勝任工作或法官出現嚴重不軌行為時，可以提出罷免。是否罷免，由上議院、下議院聯席會議決定。法官每隔4-5年就進行培訓，通常由本人提出，法院安排法官類似於休假學習的方式進行培訓。國家設有專門的培訓機構。培訓的內容不在於法律和法學理論，而是處理案件的實際辦法和技術。
澳大利亞的民事案件審理程序
澳大利亞的民事訴訟開庭前的事務性工作由法官助理、登記員完成。對於簡單的民事案件，首先由登記員負責受案、整理，之後給法官審閱；復雜、緊急的案件可以由法官進行庭前審查，決定是否需要提前審理。開庭之前，法庭會交給雙方一個時間表，上面列明提交證據、交換證據、接受詢問的時間等等。澳大利亞庭前證據交換制度規定，雙方律師必須按照法庭的要求，列出詳細的證據目錄以便與對方進行證據交換。當事人如果不能提供證據，將承擔一切後果。對於案件事實問題，一方當事人可以要求對方出示所有證據，對方當事人必須出示，不得隱瞞。同樣，在一審訴訟中，一方要求對方提供某一證據而對方未提供，到上訴審程序，即使對方再提供這份證據，也得不到上訴審法院的支持。在澳大利亞，只能對法律適用等問題提出上訴，而不能對法庭認定的事實上訴，因此，不允許在上訴審中提出新的證據。雙方當事人 在開庭前充分地提供、交換證據，為下步庭前調解的順利進行奠定了基礎。民事案件庭審程序中最關鍵的環節是對證據的主要測試（和交叉測試庭審開始後，首先由原告進行陳述，之後，法庭傳喚原告的證人，原告的律師就事實問題向證人提問。這稱為主要測試，接下來，由被告的律師向原告的證人提問即交叉測試，類似於英國的反詢問。在交叉測試中，不可直接詢問涉及案件的問題，但允許被告的律師向原告的證人詢問一些引導性的問題。證人必須通過這兩個測試，其證言才能作為有效證據被法庭採信。對原告進行證據測試後，法庭會對被告進行證據測試，也要經過這兩個環節。法官鼓勵雙方當事人進行庭前和解與調解。澳大利亞法院的民事調解包括當事人自願調解和法官指令調解兩種方式。當事人可以請律師調解，也可以由法院的登記員（相當於立案登記）、注冊員（負責律師注冊）調解，但是費用由當事人自行負擔。調解多用於婚姻家庭案件，在這類法庭中專門設有調解部門負責具體工作。開庭前，法官會徵求雙方當事人的意見，詢問雙方是否願意調解。如果願意調解，法庭會為雙方安排調解的時間和地點。在調解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可以自己協商，有時法庭也會出面促成雙方達成協議。如調解不成，案件就會進入開庭審理階段。一旦調解成功，則具有法律效力，雙方當事人必須遵守調解協議，否則可強制執行。大約40%以上的民事案件未經開庭即調解解決，另有60%的案件需要開庭，開庭的案件中又有大部分案件會達成調解協議。即使未達成調解協議，當事人也已經按照調解指南進行了協商，爭論的焦點比較明確，利於糾紛的盡快解決，能夠達到訴訟經濟的目的。
澳大利亞的陪審制度
澳大利亞是1977年制定的陪審團法律，地方法院沒有陪審團。澳大利亞約有30萬陪審團成員，由每一個有公民投票權利的人投票選舉產生，有效期一年，每年有25萬人出庭，實際參加的不過12000人。有犯罪記錄或者在法庭上正在裁決的、社區服務的、家庭暴力的、假釋的、在押的犯人、法庭工作人員，總督、主要行政官員、國會議員等不能入選陪審團。陪審團主要用於刑事訴訟，但不是所有的刑事訴訟都用，因為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在地方法院審理，只有約1%的案件會用到陪審團。法官可以把重要的問題識別出來，解釋有關法律，對陪審團進行指導，指出哪些方面有危險性，包括證據類別的分析，如何分析證據。陪審團主要聽取證據，不能調查，不能採集證據，只對有罪和無罪作出認定，不參與量刑。刑事審判的陪審團一般是12人，民事案件一般是4名，一致同意才生效。

來自 大科學 團隊

㈦ 經常在香港電視中出現的陪審團是怎麼回事擁有怎樣的權利內地有沒有這種制度

我國沒有陪審團制度,但是在初審法院(一審)有人民陪審員.陪審團制度主要在英美法系國家採用,它負責查明事實,確定指控是否成立.具體可參閱以下資料:

陪審團為法院中，用以判定事實的團體，多見於英美法系國家。目前於司法制度中採用陪審團制度的有美國、英國和香港等。

案件事實的認定是初審法院的重要工作，在採用陪審團的審判制度里，由普通民眾所組成的陪審團通常用來認定純然客觀之事實。陪審團所認定的結果在英美法上稱為verdict，僅具事實認定之效果而非正式判決，法官會據以參酌法律判斷做出判決。如果陪審團所認定判決不合乎常理，或者有違背法官所給的法律指示，法官得依一造之聲請排除陪審團的結論而逕為判決（英美法上稱為JNOV）。

借鑒美國陪審團制度：

（一）陪審團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審團被美國看成是捍衛自由的堡壘，陪審團制度通過二種方式捍衛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審團制度通過人民分享司法審判權，以權力制約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徵就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因現代國家由於地域遼闊、人囗眾多、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等原因，現代民主都是間接民主或代議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經常地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是選舉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這意味著政治權力的主體與政治權力的行使主體之間存在某種分離。這種分離可能失控——政治權力不是按照權力所有者的整體意志，而是憑著權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緒而運行，以至出現政治異化——政治權力在運行中發生異變，權力的行使不利於權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

國家正是權力的行使者，為防止政治權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項制度或機制，以制約權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權力制約權力」，就是在權力行使者——國家內部，將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三權相互制約。這是權力行使者對權力行使者的制約。這種制約制度要發揮防止政治異化的作用是以各權力行使者都能恪盡職守為前提條件，這顯然只是一種理想。在三權中，司法權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能夠確保正義的最後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對一個國家還有沒有信心的檢測標尺，同時還是一個社會能否穩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權威相對於其他政府部門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於此，必須確保其公正性。

一旦出現權力失控，後果不堪沒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公的其他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公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

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參與立法、行政權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參與司法權的行使就具有特別的意義。陪審團制度就是作為社會公眾代表的陪審員參與訴訟活動，是權力的所有者與職業法官分享了司法權，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參與了權力的行使，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評價說：「實行陪審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際上就是把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於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

權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權力，權力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實現了統一，相對其他權力行使者來說，他們是最不容易濫用權力和腐敗的。他們分享司法權，從而使司法權內部實現了一部分司法權對另一部分即職業法官的權力制約，是權力制約權力。從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國認為陪審團保障公民自由不僅通過權力制約權力來實現，而且陪審團審理是公民的權利，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來實現。陪審團制度傳入美國後，進一步受到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每個人都有權由「和自己同類的人」來審訊、「人民代表參加審判」等思想的影響，使得陪審團制度有了更新的意義，陪審團制度不僅僅是對抗王權和勢力集團的武器，而且成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為民間法律組織與另一民間法律組織——律師職業團體是民主審判的兩根柱石，是產生權利、公正及合理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前提。

因此，1776年的《獨立宣言》對英王進行的一系列控訴中，就指責英王在許多案件里剝奪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審團辦法的利益。

陪審團制度作為美國獨立戰爭要爭取的重要權利之一，作為獨立戰爭的勝利果實而被寫入美國1787年憲法，陪審團制度成為憲法上的權利（1975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陪審團不是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憲法上的權利要求陪審團審理，排除職業法官的獨斷，從而以權利制約職業法官的權力，保障公民的自由與民主。而英國則沒有明確將陪審團審判作為權利賦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確規定的適用陪審團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審團屬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所以英國法官法官德夫林勛爵稱贊說：「由陪審團審判不僅是實現公正的手段，．．．．．．，它還是象徵自由永存的明燈。」

潘恩贊揚說：「在這里居於至高地位的陪審委員團就是一個共和國，一個從人民當中選舉出來的法官團體」，陪審制度是人權的偉大的而又幾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壘。

陪審團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終的審判者，也只有人民成為自己的審判者，才能確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審團審判提升審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國學者認為，陪審團審判的消極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種隱蔽的社會偏見者的容納者，所以，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給判決帶來偏見。但瑕不掩瑜，就社會正義來說，陪審團本身可被看作是一個重要平衡器，就是說，陪審團的人民性使陪審團能夠通過證人證據，並通過自己的潛意識，有時是有意識的觀察世界的方式，從警察或社會大眾所要求的角度來作出解釋。

1、組成成員的人民性

陪審團在古英語中的解釋至少是一組與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輩，所以17、18世紀和19世紀時英國人受同一階級的人們的審判，如一個有世襲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權由從上院選出來的人組成的陪審團進行審判，否則，就不由陪審團審判。但美國被認為是沒有階級的社會，沒有世襲爵位，不具備屬於陪審團成員的專有資格。因此，如果說英國那時陪審團還有階級性，那麼自美國獨立時，美國陪審團就具有了超越階級的人民性。現代美國法規定陪審員應是21歲至70歲的美國公民；陪審員應是每年納稅250美元以上的有財者；還要求能閱讀和書寫英語；還有一些不得擔任陪審員的人。早期婦女不能擔任陪審員，但現在婦女也可以擔任陪審員，美國現有學者主張陪審員的挑選應不受貧富、經濟地位、國籍等狀況的影響。

從而在法律上確定了陪審團的人民性。

同時為確保陪審團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審員召集制度。美對陪審員的選任由法官召集，具體由陪審團選審官或法院辦事員負責，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轄區內選任，最初是從電話號碼簿上挑選陪審員，這一做法被一些指責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選定陪審團名單，它排除了那些裝不起電話的人。近年來通常聯合使用選民名單、電話號碼簿名單、汽車登記名單以及其他程序進行挑選。目的是使陪審團能夠超越種族、經濟方面的偏見，使審判公正，同時也使更多的人有機會參加到司法民主中。

2、組成人數的人民性

從數量上說，人民總是代表多數，也只有多數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議庭一般人數較少，如我國民事訴訟中合議庭一般由三人組成，刑事訴訟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組成，司法實踐中多是三人，而美國陪審團一般由12組成，是我國合議庭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審團人數的眾多性使其不易腐敗，正如凱文所言，要影響甚至收買12個人，比影響甚至收買1個人要困難得多。人數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國的陪審團負責事實審，判決實行多數同意制度，即12名陪審員的多數意見作為陪審團的裁決，相對於法官的裁決，更有人民性，這是因為是陪審團裁決是人數眾多人的裁決，陪審員通過對證人證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綜合判斷而取得一致意見，比法官一己的判斷更為穩當；其次是因為陪審團裁決是來自普通民眾的裁決，美國認為某種程度上法官必然與雜亂無章的社會脫節，常誤認一切的人都像他們一樣的合邏輯，而陪審員來自普通民眾，他們常常比較明了普通人的昏亂和謬誤。所以，陪審團進行事實審，法官進行法律審，法官和陪審團相互影響、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單獨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結果。

從而使司法更貼近社會生活，反映民意。

為了保證陪審團裁決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審團審查制度，以盡可能地排除那些對特定案件抱有明顯的或可察覺的偏見的人，美國採取詢問主義，即就是從候選陪審員宣誓就職開始，法庭將詢問他們的姓名、職業、是否與案件的利害關系，是否對案件具有可能影響判斷的特殊知識，是否對訴訟的一方當事人有偏見，是否認識證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擔任陪審員的原因。二是法官對陪審團裁判時不加干預，只是告訴陪審員如何投票，如何選出陪審長主持評議，看待證人、分析證據的方法，而不對證據發表意見，宣布他們應當運用的法規。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亞憲法允許法官對證據發表意見，但他們從不這么做。美國體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務是嚴格限於行使公斷人或仲裁人的責任，他們只是告訴陪審團基本原則，並鼓勵他們自己決定運用這些原則。

三是對陪審團裁判的低效，美國則認為陪審團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審團即使費時費財，也是實現社會正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相對於時間和金錢而言，社會正義更重要。

正是因為陪審團審判的人民性，相對於合議庭制度，即完全由專業法官組成法庭進行審判，其組成成員的身份不是普通民眾，也是社會的管理者，是與普通民眾相對的人，這種身份的不認同使得人們對他們的審判心存芥蒂。而陪審團由普通民眾組成，與被審判者、社會公眾身份認同，是自己人的審判，而且人數眾多。因此，陪審團審判相對於完全的專業法官審判在民眾中有更強的公信力，可以促進公眾對司法程序的信心。

陪審團制度使人民成為真正的審判者，也只有人民的審判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審團促進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的陪審團制度和法國等國的陪審制度作為司法制度，只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國，陪審團制度除司法功能外，還有造法功能。美二國都承認陪審團容易被當事人的辭藻所打動，有時做出不顧法律的裁判。對此，英國法官有時以陪審團的裁判不合法為由，否定了陪審團的裁決，而進行重新審理。而美國認為陪審團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覺的漠視的情形則比較多，盡管美國有的州法規定，法官在陪審團沒有足夠證據作出這樣的決定時，可以作出不顧陪審團決定的判決，但法官一般並不這樣做，而是承認陪審團的裁判，並努力為這種裁判尋求合理的解釋，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審團不顧本來應該阻止原告取得救濟的被害人的助成過失，只是在損害賠償金額上考慮原告過失，從而發展了所謂比較損失原則。這一原則後來為法院採用。美國學者對此解釋是，既然陪審團作出不顧法律的裁判，該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該懷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審團有時就是正規法律的批評的和間接的法律改革者。

這種思想在辛格審判中已經凸現，殖民地陪審團不顧法律作出了約翰.彼得.辛格無罪的判決，就在此時產生了有關後來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審團希望這成為他們的法律。所以陪審團確實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驚人力量。

陪審團制度實現了人民是最終的審判者，不僅是案件的審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審判者。

（四）陪審團制度推進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

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種是課程化教育模式，就是將法制教育作為課程，納入教學計劃中，這種模式重在理論系統教育，但與社會生活現實有一定距離。另一種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生活實踐，進行法制教育。這種教育比課程化教育更生動，更具體，更深刻，而且與社會生活密切聯系，更容易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審團制度正是一種生活教育。

陪審團人數雖然只有12人，但他們是從上千人中遴選出來的，這個遴選過程本身就是法制教育的過程；在審判過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問題的思路、方法及語言的影響；而且普通公民參與審理和裁判，直接體驗法律與生活關系、法律思維。因此，陪審團審判不大會將法律變為與生活脫節的神秘而抽象的東西。

而是把法律變為現實生活。所以陪審團審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會滲透的重要渠道，無形中提高了社會整體的法律意識，擴大了司法審判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

而且相對於課程化法制教育來說，參加這種司法活動（陪審團審判）對於培養人們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他任何活動。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曾把它說成是「有利於國家和平發展和進步的一種最強大的力量」。

陪審團的缺點
陪審團審理的多為比較嚴重的刑事案件，普通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一般不適用陪審團。這是因為陪審團審理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並且程序復雜繁瑣，審理時間冗長拖沓，不利於糾紛迅速及時的解決。同時由於陪審團不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無法保證他們對證據和實事的認定能夠符合法律的規定和精神。因此英美法國家關於陪審團的存廢問題，一直是爭論激烈的話題。目前的趨勢是，對陪審團審理案件的適用條件，加以嚴格的限制，以保證這種有限的司法資源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發揮作用。

㈧ 陪審團是什麼意思啊~~

陪審團按照英文的意思應該稱臨時公民審判團，或者公民審判團。

陪審團是指向法官宣誓並且對給定的案子做出裁決的一組人員，尤其是指被法律召集聽取並且在法庭上做出案子最終裁決的一組人員。陪審團為法院中，用以判定事實的團體，多見於英美法系國家。目前於司法制度中採用陪審團制度的有美國、英國和中國香港等。

(8)經濟糾紛起用陪審團擴展閱讀

相關術語：

1、陪審制

陪審制是指從一般市民中隨機選出若干名陪審員，委派其參與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的審理，並獨立於法官作出事實認定以及決定法律適用的司法制度。陪審員的人數通常為6至12名，其整體稱為「陪審團」。

陪審團在刑事案件中通常會就被告人的有罪或無罪做出判斷，而在民事訴訟中則通常會就被告有無責任或損害賠償金額等做出判斷。目前，陪審制主要存在於美國、英國、香港等為主的普通法（又稱「英美法」）國家及地區。

2、陪審員

人民陪審員是各級人民法院設立人民陪審員工作指導小組，指導人民陪審員的管理工作。人民陪審員管理工作包括人民陪審員人事管理工作和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的日常管理工作。人民陪審員人事管理工作由人民法院政工部門負責。

政工部門設立非常設機構或指定專人負責人民陪審員的人事管理工作。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人民法院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具體管理部門。

㈨ 經濟糾紛訴訟審判程序有哪些

經濟糾紛訴訟審判過程為訴訟和審理、審理前的准備、開庭審理、判決和裁定以及開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