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侵權行為法

『壹』 德國侵權責任法中的」結果不法說「

就是指行為的不法性會因其損害結果而被認定。

『貳』 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您好，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在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
但也有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叄』 中德兩國在著作權保護上適用的相關法律問題，請懂行的解答

樓主你好!

中國 德國均是《伯尼爾公約》成員國，根據該條約規定，保護的期限為作者專有生之年及其屬死後五十年內。因此中國出版社可以不經許可出版他的作品。

不能出口到德國，這會侵犯德國本土的著作權法，國內法優於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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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關於涉外侵權的法律適用有何規定

我國有關侵權行為法律適用的規定：

（1）關於一般涉外侵權法律適用的原則：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當事人雙方國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國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適用當事人本國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不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發生的行為是侵權行為的，不作為侵權行為處理；

（2）關於特殊涉外侵權法律適用的規則：

①船舶碰撞：船舶碰撞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船舶在公海上發生碰撞的損害賠償，適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同一國籍的船舶，不論碰撞發生於何地，碰撞船舶之間的損害賠償適用船旗國法律。

②航空器對地面第三人損害：民用航空器對地面第三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民用航空器在公海上空對水面第三人的損害賠償，適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我國在確定一般涉外侵權行為之債的准據法遵循的原則：

（1）侵權行為地法原則。侵權行為地的法律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法律和侵權結果發生地法律。如果兩者不一致時，人民法院可以選擇適用；

（2）當事人的共同屬人法原則。這是補充原則；

（3）重疊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和法院地法原則。這是特殊原則。

(4)德國侵權行為法擴展閱讀：

行為分類

（1）按構成要件分

一般侵權行為：指行為人基於過錯直接致人損害，因而適用民法上一般責任條款的行為。

特殊侵權行為：行為人雖無過錯 但依民法特別責任條款或民事特別法應承擔責任的行為 。

（2）按侵害對象分

侵害財產權行為：包括侵害物權及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行為。

侵害人身權行為：包括侵害他人身體和心理的行為。

（3）按致害人的人數分

單獨侵權行為：致害人僅為一人的侵權行為。

共同侵權行為：致害人為二人以上的侵權行為 致害人應負連帶的損害賠償責任。

（4）按行為性質分

積極侵權行為：指致害人以積極作為的形式致人損害的行為。

消極侵權行為：指致害人以消極不作為的形式致人損害的行為。

承擔責任

實施行為的人有過錯，或雖無過錯，但仍依法承擔民事責任。也就是說，行為人在實施某一行為時明知行為的損害後果，或者應當預見到而沒有預見到，或已預見到而輕信能夠避免。

例如，某出版社或個人明知某一作品有著作權，或者沒有確切根據地以為它沒有著作權，而未經著作權人同意就出版了該作品，這種故意或者過失就是過錯，因而具備侵權行為的一個條件。

如果某出版社在不知情和作者乙進行擔保的情況下出版作者乙的作品，而後有作者甲提出作者乙的作品是侵權產物後，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並調查核實，出版社就沒有過錯，通常僅由作者乙承擔侵權責任；

如果出版社沒有停止出版，在作者乙的作品確是侵權產物情況下，出版社就有過錯，因而與作者乙作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負連帶賠償責任。此外，如果法律明確規定行為人即使無過失，也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行為人實施的也是侵權行為。

『伍』 德國關於沖突法的規定！

（二）德國沖突法的變化
在德國，人權問題影響沖突法是通過違憲審查機制來實現的。在人權保護方面，為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聯邦德國憲法第1章就規定了基本人權問題：「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一切國家權力均有責任，去尊敬與保護之」。「德國人民承認，不可侵犯與不可剝奪之人權，既是每個社團、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石。」兩德統一以後，原西德憲法適用於德國東部地區，但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關於男女平等方面的規定。在憲法第3條第2款「男女享有同等的權利」之後，加上了「國家促進真正落實男女平等，並致力於消除現存的一些不平等」的規定；在其第3款「任何人不應因其性別、家世、種族、語言、籍貫、出身、信仰、宗教見解和政治見解而受到歧視或享受特權」之後，補充規定「任何人不應因其殘疾而遭歧視」。由此，德國憲法對基本人權的重視和保護可見一斑。
德國憲法法院作為德國憲法的解釋者，長期以來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制衡和保護基本人權不遺餘力地發揮著政治和法律的雙重作用。在歐共體建立以後，由於最初的三個共同體條約沒有明確保護基本人權的條款，德國憲法法院保留了對涉及基本人權問題的司法管轄權。在1974年的Salancel案中，法院認為，如果歐共體缺少一種保護由憲法賦予德國人的基本權利的組織機構與程序，法院就必須保證歐共體法與德國憲法性要求相一致，因為憲法中的權利是不可剝奪的。德國憲法法院認為歐共體缺乏對基本權利保護，特別是缺少一個具有充分立法權的、能對歐洲人民負責的民主選舉的議會。只要統一化進程中缺少與憲法要求相一致的基本權利，憲法法院就保留審查歐共體法與德國憲法是否一致的司法權。這種情況直到歐洲法院開始關注人權保護以後才有所改變。
早在1971年，德國憲法法院就曾指出，在沖突法中應該考慮基本權利問題。德國還專門修改了其沖突法（義大利也是一樣），刪除了在家庭事務中適用對丈夫有利的法律規定，因為這一規定違反了憲法關於夫妻雙方平等的原則。1986年《聯邦德國國際私法》第6條將德國憲法法院的觀點明確地形成法律：「如果適用某一外國法律……與基本法發生沖突時，則不適用該外國的法律而適用德國的法律。」它是德國憲法對沖突法進行限制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據。在著名的「西班牙人案」中，一位西班牙人准備娶一位德國婦女為妻，該婦女已與本國前夫有效地離婚。根據當時的《德國民法施行法》第13條，男女結婚能力適用各自本國法，而根據當時的西班牙法律，西班牙人不能與離婚的人結婚，德國受理法院最初以此為由駁回他們的結婚請求，後來他們在德國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訟。憲法法院作出了相反的判決，認為：憲法第6條保護家庭的規定意味著人們有權締結婚姻，無論對於本國人還是外國人；同時，德國已加入的《歐洲人權公約》第16條第1款規定，人人有權締結婚姻，不受種族、宗教和國籍的限制。如果沖突規則的適用結果違反了憲法性的規定，理應放棄沖突規則，而直接適用憲法的相關規定。在隨後的許多案例中，德國憲法法院以違反憲法為由，廢除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方面的沖突規則，這些沖突規則大多以丈夫一方的國籍為連結點來指引法律適用。例如，德國最高法院在1983年廢除了《德國民法施行法》第15條，該條文規定：「夫婦財產制，在結婚時夫為德國人，則依德國法。」理由是它們違反了基本法第3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的規定。該法第17條「離婚依起訴時夫之本國法」也以同樣的理由被廢除。
總的說來，在歐洲，雖然沒有產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法律適用理論，但歐洲各國顯然接受了美國國際私法各流派對實質公正的價值追求，並將這種價值追求轉化為改變或制定與個人權利關聯的沖突規則。在這種轉化過程中，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他們沒有含蓄或隱晦地使用「公正」標准，而是直接以人權觀念為價值目標，以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為衡量標准，去檢驗和改變沖突法領域中的具體制度和規則。從制度角度來看，主要涉及國籍和外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公共政策、法律規避與直接適用的法等。
1．在國籍與外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方面，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歐洲各國普遍淡化了國籍作為連結點在沖突規則中的作用，賦予外國人與本國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護。一方面，淡化國籍因素是為了適應歐洲共同體建立以後，各國人民相互流動頻繁的客觀需要；另一方面，給予外國人（特別是共同體內部各國人民）與本國人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對外國人實行徹底的平等保護，體現了歐洲各國在人權保護方面強調人權普遍性的思想。
2．在公共政策方面，是否違反本國關於基本人權保護的政策成為公共政策保護的一項基本內容（如前文中提及的法國和德國的情況）。從男女平等原則，到訴訟權利救濟（歐洲憲政思想中的正當程序保護），都圍繞人權問題展開。在人權保護以外的公權方面，則很少引用此制度。
3．在直接適用的法方面，歐洲各國不論是單獨還是通過歐共體（現歐盟）制定了大量關於人權保護的實體私法，並且賦予這些法律以強制的直接效力。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當外國法或共同體法與本國有關人權保護的國內法沖突時，不再按照法律選擇的一般規則去適用外國法（或共同體法）；二是當國內法與《歐洲人權公約》或有關人權保護方面的共同體法不一致時，適用人權保護水平更高的法，將國際條約或共同體立法中的內容解釋為符合本國憲法保護的人權要求。同時，對於規避人權保護方面法律（包括規避外國有關人權保護方面的法律）的行為，不賦予法律效力。
人權保護對於沖突規則變化的影響最為明顯，主要涉及3個方面：
1．出現了結果定向的雙邊規則。從實質正義的角度出發，在雙邊選擇規則中，法院有權選擇有利於某種結果出現的法律。這種規則主要適用於以下3種情況：（1）有利於婚姻、遺囑和合同成立效力的法律；（2）有利於某種身份關系成立的法律，如非婚生子女的准正，離婚的有效解除等；（3）有利於特定方當事人的法律，如侵權行為的受害者、被扶養人等。
2．在沖突規則中體現對弱者權益的特別保護。如在跨國勞動僱傭爭議、跨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爭議以及跨國產品質量侵權爭議等方面，除了制定有結果定向的雙邊規則外，要優先選擇對弱者有利的法律。
3．人權保護在沖突法的國際立法方面也起著直接的推動作用。受人權保護思想的影響，許多國家的沖突法立法都進行了修改。這就為相關領域的國際立法提供了可能。在人權保護水平大體一致的西歐國家，自19世紀50年代以後，相繼締結了一些與保護婦女、兒童權益有關的沖突法條約，如1958年《海牙扶養兒童義務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公約》、1970年《海牙承認離婚和分居公約》等。

『陸』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柒』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您好，以下內容摘自王利明教授的論文：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

著名德國學者基爾克（Otto von Gierke）在批評德國物權行為理論時，曾有一句名言：「如果在立法草案中以教科書式的句子強行把一樁簡單的物品買賣，在至少是三個法律領域里依法定程式徹底分解開來，那簡直是理論對生活的強奸。」[63]這句話似乎也可以用來分析侵權法中的違法性理論。筆者認為，違法性理論是德國法的產物，也是德國語境下的產物，其用於解釋德國法的相關規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說服力。但是，鑒於我國《侵權責任法》已經明顯排斥了這一概念，所以，照搬德國法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侵權責任法》，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我們不否認，運用此理論可以來解釋個案中的個別現象，或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此來概括所有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則既不符合現行立法的規定，也不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從中國的現行立法來看，顯然在過錯責任中採納了三要件說，將違法性要件排除在外，以過錯的概念吸收了違法性的概念，這是筆者學習研讀侵權法的點滴體會。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捌』 聯邦德國專利法對侵犯他人專利權的刑事責任是如何規定的

我國專利法對侵犯專利權的行為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進行了專門規定；我國刑法216條對假冒專利犯罪的定罪量刑進行規定。根據前述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專利侵權問題，依法不能追究刑事責任。不但這是我國的法律規定的，即使美國、德國等對專利強保護和歷史悠久的國家等，都沒有法律規定對專利侵權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這是由於專利權專業技術性等特性和社會公共利益所決定的。

『玖』 德國民法關於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侵權責任的承擔的規定

台灣民法更多的繼承了德國法的規定，對被監護人採用責任能力肯定主義，而我國民法通則則採用了以法國民法為例的責任能力否認主義的立法模式。兩者的最主要區別在於，對於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是否有責任能力采不同的態度。台灣民法187條認為無民事行為人或限制民事行為人應該有責任能力，而我國民法通則133條則認為無民事行為人或限制民事行為人無責任能力。這里牽扯到一個基本的理論難題即責任能力的法律性質問題。對此學界有諸多爭議。但在傳統民法理論中，認為責任能力就是行為人的識別能力。筆者也贊同這種觀點。表現在監護人責任時，如果我們將責任能力和行為能力進行區分，在考慮無行為能力以及限制行為能力人侵權責任承擔時考慮行為人的識別能力的話，法律制度的設定顯然要優於對識別能力不進行區分的狀況。

對於限制行為能力人及無行為能力人侵權責任承擔問題，早在羅馬法中便已存在，精神病人和低於責任年齡的兒童行為不過是動物的行為或僅僅是一個事件。[4]《十二銅表法》第12條第2項規定：「家子因不法行為致他人損害的，家父應負賠償責任；家父亦可將家子交予受害人而免責。」[5]羅馬法以後，各國民法對監護人責任均有規定。我國《民法通則》第18條規定：「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第133條規定「無民事行為人及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可以適當減輕他的責任。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的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不足部分，由監護人適當賠償，但單位擔任監護人的除外。」其中，《民法通則》18條對監護義務的規定，是監護人承擔監護責任的基礎；《民法通則》133條是對於監護責任承擔的具體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