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環境侵權救濟方式有哪些
您好！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自行協商、和解
自行協商就是當環境侵權行為發生後，侵權人和受害人本著公平、妥善解決環境糾紛的精神，為避免問題擴大，而雙方達成一致意見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自行協商比較適用於小型環境侵權案件，因為這些案件的嚴重性並沒有太大必要走仲裁、訴訟道路，當可以私下了結時，自行協商能提高效率，因此，自行協商是一種較為常見的解決環境侵權的方式。但其也有不足。自行協商當一方或雙方不合作時就無法實施；當一方法律知識欠缺時，可能會導致協商結果不公平而不利的一方本身不知情，不利於維護自身權益等。
但總的來說，自行協商是一種能提高效率的侵權救濟方式，我國認為能協商解決的問題一般盡量協商解決。
（二）調解
調解是指當事人雙方發生糾紛時，請沒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居中調和，達成解決矛盾的協議並自覺執行的糾紛解決方式。調解可分為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人民調解、仲裁調解等。此處所講的調解主要是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是行政機關居中調解，同樣要遵守自願公正的原則，其調解結果不具有強制力，當事人不服其調解結果可向法院訴訟；而司法調解是人民法院居中進行調節，其調解結果具有強制力，當一方不履行時另一方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三）仲裁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根據事先後事後達成的仲裁協議，將民事爭議提交雙方選定的仲裁機構進行裁決，解決糾紛。仲裁具有自願性、自主性、靈活性、專業性等特徵。但我國目前在環境領域方面的仲裁很少：
前除海事糾紛外，既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法規，也無環境糾紛的仲裁機構。從實踐中看，我國各地成立的仲裁委員會也為把國內環境糾紛列入仲裁受理事項。這是我國需要繼續改進和加強的地方。
（四）訴訟
訴訟是最強力的環境侵權救濟途徑。環境侵權案件一般適用無過錯原則，即當受害人受到環境侵權時，無論行為人是否有過錯，均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訴訟具有極強的強制力，是公民維護自身環境權利、進行環境侵權救濟的最有效措施。但由於現如今公民的環境法律知識較為薄弱，環境侵權維權意識不足，除重大環境傷害案件外，公民很少為維護自身權益而對簿公堂。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Ⅱ 老師布置的作業：民事糾紛可通過哪些方式解決請對各種解決方式的利弊分析
一
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的討論，首先有必要對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的類別和特點有個基本的認識，並由此認識民事糾紛類別和特點對糾紛解決方式選擇的影響。
民事糾紛是社會生活中產生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的產生，是源於不同的民事主體，對同一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張。〔1〕民事糾紛的解決，可以通過當事人自己、社會及國家三種渠道。
由當事人自己解決民事糾紛，主要有避讓與和解兩種方式：
所謂避讓，是指糾紛發生之後，一方當事人主動放棄爭執，從而使糾紛歸於消滅的行為。避讓的特點，在於一方主動的放棄爭執，在程序上無作為的行為要求，在結果上當事人爭執的權利義務關系未發生變化。該外在行為的形成，有其內在的原因。避讓的一方，一般是基於下列的一種或幾種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對方表示同情，諒解，尊重，從而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滿足對方的請求。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雙方曾有過友好的關系，比如家庭關系，業務上長期的合作關系。（2）得不償失的心理，即認為繼續與對方糾纏還不如主動放棄爭執，否則損失更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基於糾紛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較小，或者糾紛所涉及的問題較復雜，作出避讓的一方對事實說不清楚，比如小額的財產糾紛，或者爭執的事實是年代久遠的糾紛。（3）蔑視對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對方而放棄了與對方的爭執，所謂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這一心理的寫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避讓者自視清高。（4）畏懼對方的心理，即基於對方的地位、勢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測自己不是對方的對手，從而主動放棄與對方的爭執。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因為雙方的力量差距過於懸殊。在地位卑微者與地位高貴者之間，被領導與領導者之間，勢力弱小者與勢力強大者之間等類型的糾紛中，前者就容易產生這種心理。
所謂和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從而消滅爭執的行為。和解的特點，在於當事人雙方有協商的願望及進行協商的行為，在程序上簡單、靈活、在結果上能充分反映當事人的意願。和解願望的形成和和解行為的進行，當事人的想法與避讓中作出避讓的一方當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所不同的是，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雙方的。概括起來，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於雙方當事人的如下想法：（1）體諒的心理，即基於一方或雙方對對方主觀情況的了解，諒解了對方在糾紛中的過失或理解了對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從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放棄或部分放棄對對方的請求或者滿足或部分滿足對方的要求。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於一方對另一方的同情、諒解、尊重。〔2〕但與避讓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認了自己的過失或一方較充分地了解了對方的困難處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協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以犧牲一定的利益為利益為代價，換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實現。所謂的「丟卒保車」，表現的都是這種心理。這種心理的形成，往往基於一方或雙方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對最終實現自己的主張沒有絕對的把握。在事實不清、是非責任不明、法律關系較復雜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樣的心理。（3）認同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雙方對爭執的事實或法律問題在認識上趨於一致，從而達成共識。在因誤會形成的糾紛或事實簡單、爭執不大的糾紛中，當事人容易形成這種心理。
由社會介入解決民事糾紛，渠道主要也有兩個：訴訟外調解和仲裁。訴訟外調解，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爭執的問題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的行為。
訴訟外調解的特點，在於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協商解決糾紛的過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較靈活，在結果上，除了能較充分體現當事人的意願外，還反映了第三方的勸導作用。訴訟外調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於當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觀念：（1）信賴第三方的心理，即基於一定的原因，對主持調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認為第三方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的看法及處理意見具有權威性。這種心理的產生，往往是依賴於第三方與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在倫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實上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比如，家長與家庭成員關系、師生關系、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等等。（2）「和為貴」的觀念，即基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認為以相對平和的方式解決有關問題，是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是值得提倡的。這種觀念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此乃訴訟外調解在中國社會源源流長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協心理，認同心理在訴訟外調解中也時有體現。
仲裁，是指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一致同意將爭議提交第三方， 由第三方對爭議予以裁斷的行為。仲裁的前提條件，是雙方當事人有協議，且提交仲裁的事項是法律允許仲裁的事項及促裁協議約定的仲裁機構客觀存在。與解決民事糾紛的其他方式相比較，仲裁有如下特點：（1）對象和范圍的特定性，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規定，涉及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不可適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二是仲裁只能就當事人約定的事項進行。這就意味著，並不是所有的民事糾紛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仲裁裁決有時只能針對當事人之間糾紛中的某部分問題作出，而解決不了整個糾紛所涉及的所有問題。（2）程序的相對規范化，這主要表現為，在仲裁請求的提出，當事人就糾紛所涉及的有關事實和法律問題的陳述證據的提出及調查，仲裁員對爭議的審理及判斷等方面，都有較嚴格的程序規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對規范化，也使得當事人利用該程序解決糾紛要較利用和解和訴訟外調解付出更高的代價。（3）審理和裁決原則上不公開，即案件的審理和裁決的結果原則上不向社會和民眾公開。這是仲裁與訴訟最大的區別之一， 從而也成為糾紛的當事人選擇仲裁還是訴訟來解決糾紛所考慮的主要因素。這一特點，主要是基於保護當事人的商業秘密的需要，以及將糾紛給當事人在社會上造成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小的程度。社會實踐中，許多商業機構選擇仲裁而非訴訟來解決糾紛，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的這一特點的考慮。（4）過程與結果既與當事人的意願相聯系，又與國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關。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當事人在仲裁過程中，可以比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願，如果雙方達成共識， 仲裁的裁決原則上可以按當事人的意願作出；另一方面，當事人可以利用國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過程中和仲裁結果上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過程中可以申請財產保全，在仲裁裁決作出後，可以向有關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或申請撤消仲裁裁決。仲裁的這一特點，對那些希望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要太傷害雙方當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糾紛的解決結果的實現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當事人來說，是有相當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點外，仲裁員一般都是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士，這一點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方式中的有關人員也有所不同，從而使得仲裁在解決某些涉及較強的專業知識的糾紛時，較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相當的優勢。對專業性強的糾紛，當事人願意選擇仲裁，往往就是基於對仲裁所具有的這一特點的考慮。
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則是民事訴訟。作為一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訴訟是指法院在民事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就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作出裁判的行為。與其他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比，訴訟具有如下特點：（1）糾紛的解決者是代表國家的法院。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的過程中，法院是訴訟的指揮者和主持者，是糾紛的裁判者。由國家介入民事糾紛的解決，意味著糾紛的解決過程和糾紛的解決結果反映的主要是國家的意志，當事人的意志對糾紛解決的影響被削弱，糾紛解決結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糾紛解決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傳統觀念、社會道德及在一定區域或群體中被認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訴訟中喪失了影響力。（2）糾紛的解決過程有嚴格的程序。這主要表現為，從當事人提出解決糾紛的請求，到法院對糾紛事實的調查，以及法院對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判斷與對糾紛解決的法律的適用，均有一系列系統的步驟和程式。這一特點，是服務於法院查明糾紛所涉及的事實的需要，也是向社會顯示法院代表國家公正解決民事糾紛的必然要求。（3）糾紛的解決以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後盾。〔3〕這主要表現為，在訴訟過程中，法院有權對防礙民事訴訟秩序行為的行為人採取強制措施，在必要時適用先行給付和財產保全制度，在當事人不履行法院判決時，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法院衣職權採取執行措施，等等。這一特點，體現了國家解決糾紛的權威性、合法性規范性和強制性的特點，使得對抗性較強、矛盾較尖銳，沖突較激烈的糾紛通過訴訟的渠道來解決，成為當事人通常一種選擇。
二
不難發現，民事糾紛的形成，總的來講，都是因為同的民事主體之間就有關民事權利或民事權益發生了爭執，但就具體而言，由於民事糾紛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同、爭執發生的原因不同、爭執所涉及的事實的復雜程度不同、爭執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質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手段，也因參加解決糾紛的主體不同用於解決糾紛的程序不同糾紛解決的結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作為社會問題的民事糾紛，要在社會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決，就需要有針對其特點的能與解決民事糾紛核心問題相適應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的存在。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要求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的有效解決，在於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能與民事糾紛的特點相適應。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民事糾紛因構成糾紛的有關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類型，與解決不同類型民事糾紛相適應的是不同形式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相對而言，某一類民事糾紛，比較適用於某一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來解決。
因此，不能認為選擇法律手段來解決民事糾紛就是最好的選擇。不能簡單地認為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是法律意識強。真正的法律意識強，應當是恰當地應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為解決不同類型的民事糾紛而設立的，在消除糾紛解決爭議這一目的上，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體的民事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不同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發揮著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都有自己的特點，解決民事糾紛的功能各有側重，在適用的基礎和所付出的代價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讓的方式，能消滅民事糾紛於形之中，但它的適用，得以民事糾紛的一方當事人有放棄爭執的意願為基礎；和解的方式，其結果一般能為雙方當事人所滿意，但它的適用，得以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為條件；調解的方式，有比較好的社會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與雙方當事人與調解的主持者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仲裁無疑是解決那些專業性比較強，糾紛涉及商業秘密，以及當事人不希望糾紛的解決公開化的民事糾紛的好辦法，它的適用，與糾紛的性質及當事人的意願密切相關；訴訟則可以滿足那些糾紛的解決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當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費雙方當事人及國家相當的人力財力和時間作為代價。
因此，籠統地說，某種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好的最合適的方式，是不科學的。我們在強調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民事糾紛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們在解決民事糾紛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認識到它們相互之間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確地理解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研究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聯系性，比如，當用和解或調解的方式無法解決糾紛的時候，訴訟為糾紛的最終解決提供了保障；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訴訟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對復雜性，對當事人選擇以非訴訟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又有著實質性的影響。至於在仲裁製度中藉助訴訟的有關制度來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以及在訴訟制度中溶入其它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有關內容，在許多國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現。這些表現都說明各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相互之間的影響和作用。
第三，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當事人選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通過以上兩點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僅就解決民事糾紛中雙方當事人的爭執而言，針對該類民事糾紛的特點而設立的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適用於這類民事糾紛的解決是最有效的或者說是最好的，但是，基於民事權利的可處分性，當事人有權決定採取何種方式來解決民事糾紛。在這樣的情形下，民事糾紛的當事人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有時這一影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般而言，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在於消除雙方的爭議，使有關的法律權利或義務確定下來。〔4〕但是，在社會生活中，由於民事主體價值觀念文化水平、社會經歷、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們在要求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觀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況下，解決民事糾紛，當事人的目的，就不僅僅是消除雙方的爭議，而還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為了所謂的「爭口氣」或者「出口氣」而打官司的，不為了給對方增加麻煩或所謂的要對方身敗名裂而打官司的，有為了借打官司之名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還有言稱是為了提高人們的法制觀念，實現社會正義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這些目的，除了最後一種外，都背離了解決民事糾紛目的初衷，但解決民事糾紛的結果，在不少的情況下，從客觀效果上講，確實又能符合某些當事人通過民事糾紛的解決來實現上述目的的主觀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對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 起決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糾紛的特點與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的特點的相適應性了，而是當事人的主觀意願。這一點，也是我們在討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時，應當認識到的。
三
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與司法改革有關的。這就是司法改革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制度化的關系問題。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當廣，而其核心內容是有關司法制度的變革，在各類司法制度的改革過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最為引人注目。在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討論過程中，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踐部門，都把焦點集中在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問題上，而很少有人對與民事訴訟密切相關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作討論。而實際上，這些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有關制度與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關聯的。
之所以要進行司法改革，一個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長的各類案件使得司法機關不堪重負。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有關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來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於此。筆者並不否認對有關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司法隊伍的建設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關鍵，但是，筆者在考慮司法改革問題時，常常產生這樣的疑慮：假設我們的有關司法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了，我們的司法隊伍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加強了，那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司法機關不堪重負的現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觀？為此，我們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財力和時間？我們能否在進行司法改革的同時，通過其他的有效渠道，來減輕司法的負擔呢？對前兩個問題，筆者思考的結果、結論是相對消極的。因此，無論是老牌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陸法的日本，最近幾乎都在進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機關不堪重負。〔5〕與中國相比較，在他們進行司法改革，他們的有關司法制度是較完善的，司法隊伍無論是質量上還是數量上也是較強的，但同樣面臨司法負擔過重的問題。就我們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隊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我們的觀念、人員素質和經濟能力都相當的有限。因此，對司法制度進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強隊伍建設是不夠的，要從根本上減輕司法負擔，就應該在著眼司法改革的同時，考慮進一步發揮與司法制度具有類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徑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訴訟之外的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民事糾紛，因為這些方式在消滅民事爭議上與訴訟具有相同或類似的功能，而且從原理上講，對某些民事糾紛以非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在問題解決的適應性上甚至較司法解決更為適當。
為此，一方面，我們應當充分發揮我們現有的非訴訟的解決糾紛的方式的作用，考慮到各類民事糾紛解決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盡量讓各類民事糾紛都能適用比較適合於其解決的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並由此產生高效率地解決民事糾紛的效應。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在總結我們自己經驗的同時，借鑒國外的一些先進經驗，設立一些我們現在還沒有。但是在實踐中可能會的發揮作用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比如，美國所實行的小型審理、早期中立評價和簡易陪審團審判等做法[1]值得借鑒，因為這些做法在美國對處理離婚案件、鄰里小事、醫療事故訴請、環境爭端、產品責任直至復雜的多方的涉及數以億美元計的商務案件都發揮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導的由律師協會的律師組成仲裁庭，負責仲裁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糾紛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參考。[2]
可以肯定地說，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方式的制度化以及進一步的發展，是減輕司法負擔的一個有效途徑。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夠加快，效果能夠更好，那麼，強調解決民事糾紛方式與民事糾紛的適應性，完善和健全我們的非訴訟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則是不可或缺的。
參考文獻：
〔1〕〔2〕〔3〕柴發邦。中國民事訴訟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13-15，20，24.
〔4〕谷口安平。程序的正義與訴訟[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42-43.
〔5〕日本最高裁判所1999年12月8日的報告。21世紀的司法制度的思考——裁判所對司法改革的基本看法[R].
注釋：
[1] 小型審判，即在中立第三人即顧問之前，通過個人的簡略的聆訊，幫助有限公司之間或有限公司與政府之間商定協議。如果雙方代表不能在這過程之後達成協議，則由顧問對該案件提出拘束性意見並告知將來審判庭可能導致的結果。然後雙方利用這個咨詢制訂協議。
早期中立評價，即一個獨立的第三人即評價人聽取爭端雙方的意見。評價人考慮案件的難度和每一方當事人的責任，提出其觀點，努力幫助雙方不通過審判而解決爭端。
簡易陪審團審判，即由模擬陪審團作出非拘束性的案件評價。律師出席並在陪審團目前分析綜合他們對辯論的看法，然後討論和報告關於責任及損害賠償費的裁決推薦。律師被允許向陪審團提出關於裁決的詢問，其後並被鼓勵開始直接解決問題的討論。
[2] 據日本新瀉大學法學部國谷知史教授介紹，針對日本目前司法負擔過重的情況，日本律師協會的律師組成仲裁庭，負責對消費者與商家之間的買賣糾紛的仲裁。是否選擇律師組成的仲裁庭仲裁，由當事人自己決定。而在社會實踐中，消費者往往因糾紛所涉及的數額不大而不願去進行訴訟，而商定則為了表明自己的聲譽，也願意選擇律師組成的仲裁庭進行仲裁。因此，日本所採取的這一解決特定民事糾紛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受到消費者和商家的普遍歡迎。
Ⅲ 環境民事訴訟
環境民事訴訟是指人民法院對平等主體之間有關環境權利義務的爭議，依照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理和裁判的活動。
依據環境民事糾紛性質的不同，環境民事訴訟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停止侵害之訴
停止侵害之訴是指要求正在進行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行為人停止其行為的民事訴訟。這是一種積極的訴訟，有利於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進一步擴大，增加受害人的損害。停止侵害之訴在環境民事訴訟中比較常見。
2．排除妨礙之訴
排除妨礙之訴是指由財產權或環境權受到他人利用環境資源活動的不利影響的當事人提起的，向人民法院要求排除他人的不利影響的民事訴訟。
3．消除危險之訴
消除危險之訴是指當事人的環境民事權益受到現實的危險而向人民法院請求消除這種危險的民事訴訟。消除危險之訴中環境侵害行為尚未現實發生，因此，該訴可以有效地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發生。與停止侵害之訴相同，消除危險之訴也是一種積極的訴訟。
4．恢復原狀之訴
恢復環境原狀之訴是指環境侵權行為已造成了環境污染或生態破壞，在被污染的環境或破壞的生態能夠恢復的前提下，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要求加害人恢復環境原狀的民事訴訟。恢復原狀之訴在防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同時也是一種積極的訴訟。
5．損害賠償之訴
損害賠償之訴是指在環境侵權行為對受害人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害的前提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要求加害人予以賠償損失的民事訴訟。賠償之訴是一種消極的訴訟，同時也是環境民事訴訟中出現的最為頻繁的訴訟。
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可以提起前述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環境民事訴訟。
環境民事訴訟的管轄、提起、當事人、執行等適用民事訴訟法的一般規定，與普通民事訴訟不存在差異。
Ⅳ 以下哪一項不是環境污染糾紛的解決途徑
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復雜性，污染行為的即時性和反復性，常常出現直接證據滅失或無法及時取證的情形，實踐中，最常見的有兩種情形：一、污染物滅失，如有毒有害氣體揮發，噪音消失，污染物在水中沉澱或發生化學反應等；二、受害對象滅失，如受損害動植物死亡並腐化，如不及時處理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實踐中，當事人往往是通過證人證言、現場照片、科學著作等間接證據組成證據鏈條來主張權利，因此，恰當運用證據規則及分配雙方的舉證責任常常成為該類案件的關鍵，往往會決定著案件的最後結果。
一、現有法律法規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訴訟請求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負有證明義務，在訴訟實踐中，一般表現為由原告對其所主張的訴訟請求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義務，而由被告對反駁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學術界將其概括為『誰主張，誰舉證』，這種舉證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思維邏輯，也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規定》第4條第（三）項規定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66條也有相同的規定，上述規定包含兩層意思：一，『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規則在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仍然適用，即原告對其主張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仍需承擔舉證責任；二，根據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將本應由原告承擔的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即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轉移給被告承擔，學理上通稱這種情形為『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移』，而免責事由屬於被告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按照一般舉證責任規則，本應由被告舉證，不屬於舉證責任倒置或轉移情形。
需要著重釐清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兩個概念即侵權行為和污染行為之間的區別，關於侵權行為的學界定義，至今也沒有一個權威的結論，有三要件、四要件甚至五要件六要件說，比較流行的有過錯要件說，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存在故意或過失，即認為侵權行為成立，非法要件說，是指行為人的某種行為違反了現有法律的規定，即認為構成侵權，損害要件說，不管行為人的某種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現有法律規定，但造成了他人的損害，即認為其行為是一種侵權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及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我國採用的是以過錯和損害理論為基礎，以非法說為補充的侵權責任體系。具體到環境污染侵權案件，採用的是損害要件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依照該規定。我們可得知，環境污染侵權案件適用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並且採用了損害要件理論，即只要行為人的污染行為對他人造成了損害，不論該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法律規定，行為人都應該承擔責任。關於污染行為，我國法律至今未有明確的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為污染物，結合以上法律規定，姑且給污染行為作如下定義：污染行為即指排放、泄漏、灌注或棄置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污染物，可能對環境及生活在該環境中的人或物造成損害的行為。通過以上兩個概念的比較，可得出如下結論：（1）行為人有污染行為，不一定給他人造成具體的可計算的損害，因而，按我國法律規定，也就不一定構成侵權，但如果構成污染侵權，則必定有污染行為的存在；（2）《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 「……，污染者……就其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此處的『行為』是指污染行為，而不是指侵權行為；（3）侵權行為是否存在，往往依賴於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實質是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明。因此，在具體的訴訟案件中，原告既不能夠從被告污染行為是否存在過錯的角度來證明被告侵權行為存在，也無法從被告行為是否合法的角度來判斷被告侵權行為成立，原告只能夠證明被告的污染行為客觀存在及原告產生了損害事實，至於被告的污染行為是否和原告的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存在污染侵權行為，則需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證明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據，而被告反過來要求原告提供證明侵權行為存在的證據，從而陷入「循環論證」的爭執，事實上，不管是一般侵權還是特殊侵權，對侵權行為是否存在的判斷均依賴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二者之間具有不可分割性。
同樣的道理也可說明加害人和污染者這兩個詞之間的區別，很明顯，《證據規則》中的加害人一詞。並不準確，因為在侵權事實被法院確認之前，污染者不一定就是加害人，這一措辭的差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得到了糾正。
二、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簡稱當事人，通常是訴訟案件中的原告）的舉證責任分析
由污染者（實踐中通常指企業，在訴訟案件中一般是被告）承擔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是為了打破污染者的特殊地位導致對資源（包括知識、管理上的優勢、強大的舉證能力等）的相對壟斷，從而有利於查明事實真相。但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作出某種污染行為對其造成了損害的判斷，必定也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因而需要承擔如下的證明責任：
首先，當事人必須證明污染者有排放、泄漏、灌注、棄置污染物的行為。由於環境污染行為的復雜性，尤其是有些污染行為牽涉到復雜的物理化學專業技術判斷，只有污染者清楚事情原委，當事人往往無法准確證明具體是什麼類型的污染，但他至少應該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確有污染行為存在，至於這種污染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則依賴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應由污染者舉證證明。
其次，當事人必須證明損害事實的存在，沒有損害事實，其訴訟請求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對損害事實證明的一個難題就是對損害所造成的損失價值的證明，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特殊性，當事人往往無法提供准確的數據證明其損失的價值，甚至也無法通過合法的鑒定、評估機構證明，比如，魚塘養的魚被附近企業的污水毒死，而水中的魚到底價值幾何，往往會成為一個難題，當事人可提供其購買魚苗的原始票據證明魚的品種、數量、養殖時間及相關市場價格或其每季度及每年的賣魚收益，形成證據鏈條綜合證明，如有條件，最好是經過專業機構評估。
第三，為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同時也是對污染者的保護，有必要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可能性的因果關系。如甲在A地有污染行為，而乙在B地受到損害，且AB兩地相距甚遠，按常理推斷，甲在A地的污染行為不可能對B地的乙產生影響，而乙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在A地工作、生活或居住過，現乙起訴甲環境侵權，則乙明顯是濫用訴權行為。因此，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關系是必要的，當事人至少要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有可能造成當事人的損害，但不能夠據此加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應當對當事人的證明義務加以嚴格限制，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應限於以下幾個方面：（1）當事人依據常識和經驗能夠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加以合理解釋；（2）當事人能夠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行合理判斷；（3）當事人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時空的一致性或延續性，而不致發生斷裂；（4）要求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種證明僅僅只是一種因果關系可能存在的證明，而不是證明因果關系必然存在的證明。
三、污染者的舉證責任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污染者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證明責任，因此，在接到有人主張損害賠償的要求或在其污染行為影響范圍內發生有不正常的損害事故後，污染者應當積極取證，包括對損害現場拍照、對損害原因進行調查，在損害原因存疑的時候聘請相關的鑒定機構對損害原因進行鑒定，以固定證據，從而防止損害後果被誇大、損害原因被扭曲。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被告無法提供證據排除因果關系存在的情形，出現這種情形，通常的原因是被告怠於取證或者被告事實上對損害原因心知肚明，抱有投機的心態，從而出現對其不利的局面，另一個原因，則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和目前的司法不公導致被告完全忽視對相關證據的固定和保存，而寄望於通過對政府或法院施壓或其他不正當的方式獲取對其有利的結果。
從公平的角度出發，污染者對其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也不應當無限制放大，首先，他需要發生損害結果的當事人的積極配合，尤其是對一些隱密的損害，當事人應當積極向污染者主張權利，在污染者提出要求後，應當配合污染者的調查取證；其次，對現有科學技術無法論證的傷亡原因，應按照公平原則，適當減輕污染者的侵權責任，但如果完全免除其責任，會使當事人陷入權利無法救濟的狀態，因此，污染者的這一權利應當受到嚴格限制，污染者在行使這一權利之前，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污染者必須對損害原因進行了相應的調查及論證，並在可能的范圍內咨詢了相關的鑒定機構，鑒定機構給出了無法鑒定的結論；（2）污染者必須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觀點。
四、污染者取證的權利和當事人的附隨義務
一般侵權規定的訴訟時效至少有一年到兩年，當事人只要在這個時間段內主張權利都是有效的，但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不同，由於污染者承擔了對因果關系的舉證義務，因而，有必要從法律上保證他對污染案件的取證權利，尤其是在有些和損害原因相關的證據很容易滅失的情況下，讓污染者及時知道情況，是保證他履行因果關系證明義務的前提，這就派生出受到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一項重要的附隨義務，那就是在損害後果發生或者有受損害的重要危險時，及時報告污染者，在污染者提出取證要求後，積極配合其取證。
但當事人的附隨義務應當加以廣義的理解，即只要當事人能夠證明污染者及時知道了損害事實發生即可，因為，在實踐中，當事人在損害事實發生後，通常會報告污染者，而污染者則往往憑借其優勢地位，對當事人不理不睬，在極端的情況下，還會利用取證的借口，對當事人打擊報復或毀滅相關證據，而當事人往往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平民，具備的法律知識及舉證能力受到天然的局限，他在當時盡管報告了污染者，卻不知如何保存相關已經履行了報告義務的證據，在某種情況下，他自身保存的證據也可能被相對處於強勢地位的污染者所毀滅。另一方面，污染者在排污時就應該對可能發生的損害後果有某種預見，其對污染行為所及時空范圍內的不正常人身傷亡及財產損害事件應當負有高度的注意義務。因此，有必要對當事人的附隨義務加以限制：首先，對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廣為人知（可以報紙、電視、網站等傳媒報道、職能部門查處或一定地域范圍內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十人以上證人證言等為依據），而污染者不作為的案件，不能夠以當事人本人未告知為借口怠於取證；其次，對於當事人提出確切證據證明污染者在損害事實發生後及時知道了該損害情況的，盡管當事人沒有報告，應當視為當事人已經履行報告義務；第三，當事人向有關職能部門舉報後，有關職能部門進行了調查處理的，應當視為向污染者履行了相應的報告義務；第四，當事人雖然未履行報告義務，但在訴訟時能夠提供相關原始證據，污染者能夠通過鑒定等技術手段查明污染侵權事件的因果關系的，天貓提示：美國進口普衛欣有效防霧霾污染者不得以未及時報告為借口抗辯；第五，當事人在污染者取證過程中發現污染者有可能會毀滅相關證據的，應當申請相關職能部門參與調查，並可要求污染者及時出具調查結論。另外一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當事人何時向污染者報告為恰當時機，因為當事人向污染者報告的重要原因就是保證污染者對因果關系的證明義務得到很好地履行，故當事人只要在相關證據沒有滅失之前報告污染者，均是有效的，當然，當事人同時要在有效的訴訟時效期間內履行這種義務，否則，他的權利可能無法得到保障。
Ⅳ 因為環境導致的糾紛經該走哪些程序
環境糾紛，是指環境保護法律關系主體之間就其環境權利和義務而產生的爭議。環境糾紛按糾紛的法律性質不同，可分為環境行政糾紛和環境民事糾紛。
（一）環境行政糾紛處理程序
環境行政糾紛，可以通過環境行政復議和環境行政訴訟解決。
對於環境行政訴訟時效，環境保護法作了不同於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訴訟時效為15天；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訴訟時效為15天。
（二）環境民事糾紛處理程序
1．環境行政調解處理。是指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應當事人的請求對環境污染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進行調解處理的程序。環境行政調解處理既不是必經程序，也不是最終程序。環境民事糾紛當事人對行政調解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不經過行政調解處理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環境行政調解處理決定沒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對調解處理決定不服的，不能提起行政訴訟，而應提起以對方當事人為被告的環境民事訴訟。
2．環境民事訴訟。環境民事訴訟與其他民事訴訟相比有以下幾點特殊之處：
(1)環境民事訴訟時效為3年。環境保護法規定：因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提起訴訟的時效期間為3年，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受到污染損害時起計算。由於從環境侵害行為到由它產生的危害後果之間，污染物有一個遷移、轉化和作用的過程，即危害後果的發生和暴露相對於污染行為有時間上的滯後性，因此，只有規定較長的訴訟時效，才能有效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2)環境民事訴訟適用舉證責任倒置。一般的民事訴訟，由原告負舉證責任，但在環境民事訴訟中主要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可見，在環境民事訴訟中，原告只需提供被告侵權的基本事實，而被告則負主要的舉證責任。之所以在環境民事訴訟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是因為要求原告證明被告從事排污行為、排污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十分困難，如果實行原告舉證無異於剝奪受害者的勝訴權。
(3)因果關系推定。在一般民事訴訟中，要求原告證明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嚴密的因果關系。由於環境侵害的行為並不是直接作用於受害人，而是以環境為媒介；環境侵害是通過污染物在環境中遷移、轉化來進行，有復雜的作用機理，加之很多污染後果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如果在環境民事訴訟中沿用嚴密的因果關系論，將使受害人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救濟。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適用因果關系推定理論，即被告不能證明自己與環境污染危害無關（如行為人排放的污染物不可能產生受害人遭受的污染），就推定因果關系存在。
Ⅵ 環境民事糾紛的解決途徑```急！！！！！
一，雙方自行協商調解糾紛.
二，向當地的環保局投訴，要求追究他的環境污染行政責任。
三，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停止排污，恢復原狀，賠償損失。
1，由被告，2有污染行為。2有你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