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我國保險糾紛業內調處機制的完善

Ⅰ 如何做好矛盾糾紛調處工作的思考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各種利益關系發生重大調整，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民間糾紛的類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種矛盾糾紛不斷增多，各種關系錯綜復雜，呈現出了矛盾糾紛主體多元，成因復雜，調解難度日益加大，矛盾易激化等特點，原有的調解工作機制已難以滿足新形勢對矛盾糾紛調解工作的新要求。目前，社會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已成為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和完善立足於基層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使糾紛得以及時、便捷、公正、妥善解決，對於社會穩定、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意義重大。同時，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在一定意義上起著優化和合理使用司法資源、保護司法、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糾紛解決機制生態性平衡的作用。
一、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
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性轉換，促進了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思想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的深刻變革，帶來了人們思想情緒的波動和利益格局的巨變，各種社會矛盾進入了高發期。社會矛盾的凸顯，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因素，還有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無論什麼樣的社會，什們樣的年代，主觀因素都是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直接原因。如個體對物質、利益的佔有欲；個體對事物偏激的喜好；不斷發展變化的個體需求的不滿足；社會道德天平失衡；不患貧而患不均；爭強好勝；情感好惡等等。客觀因素是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根本性原因，如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均；新舊體制變革脫節導致主體之間利益沖突等等。
(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人民的生活水平整體不斷提高。但區域優勢、潛力優勢、中心城市優勢等等的開發與發展，隨之導致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不少群眾不從主觀和客觀方面去找原因，「不患貧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導致心理失衡、失衡導致失控，最終導致了矛盾糾紛的產生。
(二)人口資源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
我國是人口大國，也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70%，在對社會資源，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佔有方面，城鎮人口本身就比農村人口享有了較優厚的待遇，而中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生育意識，城鄉矛盾也較突出。以人口比例矛盾來說，目前一對農村夫婦普遍生育2個以上小孩，城鎮夫婦只生育1個小孩，少數城鎮夫婦還不願意生育，從而導致城鄉人口比例越拉越大；同時，農業科技的全面普及及土地資源、自然資源挖掘潛力越來越低，引發農民人均收入的不斷萎縮，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剩餘，以就業、收入為核心的利益沖突，在個人、群體、行業、家庭、社區、城鄉、地區以及彼此之間矛盾數量劇增，且糾紛的性質越來越復雜。
(三)新舊體制轉軌，社會控制系統的缺陷與失控
任何體制的變革，都會帶動思想、經濟、體制、政治以及相互之間的深刻變化，尤其是當前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多元的利益主體共生，多種經濟所有制並存，加之社會誠信尚未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市場秩序缺乏規范，固有的各種弊病相繼顯露出來。如醫療秩序，一方面是國家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進行秩序整頓，另一方面是醫療價格居高不下，各種涉及醫療衛生行業的「潛規則」在利益的驅使下屢禁不止，醫患糾紛大量頻發。
二、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
從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整體狀況來看，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特點主要表現以下方面：
（一）主體多元化
隨著新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秩序打破了舊經濟模式和地區封鎖，建立了競爭機制，各種利益主體應運而生。伴隨各類主體的活動，矛盾糾紛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的發生日益增多。它不僅發生在公民之間，而且發生在公民、法人、非法人團體和組織之間，甚至發生在政府、幹部與群眾之間。由於經濟發展的驅動、漸進深入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法治化進程，導致基層矛盾糾紛不斷增多。從糾紛的主體看，基層矛盾糾紛的主體正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僅以農民這一社會主體為例，隨著階層、群體的分化，傳統定義上的農民分化為農業勞動者、農民工、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勞動者和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鄉鎮管理者、農村管理者等階層。
（二）內容復雜化
由於個體獲取經濟利益的不平衡性、差異性，矛盾糾紛已由過去簡單的「一因一果」，代之以「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③]。查閱每一件矛盾糾紛的處理，我們會發現當前各種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多種多樣，各種成因交織在一起。往往既有歷史因素、政策因素、經濟利益因素，也有處理方法不當的因素；既有群眾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眾對黨和國家政策不理解，要求過高、不顧大局的一面。有的同治安、民事、刑事案件交織在一起，有的經濟、行政、政治因素交織在一起，有的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還是一種不安定因素，如計劃生育、征地拆遷、基層選舉等，在矛盾糾紛的此消彼長過程中，還關聯其他諸多不穩定因素，其後果不是涉及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利益，而是涉及眾多當事人的利益，增加了當前矛盾糾紛的復雜性。
（三）類型多樣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糾紛類型增多。跨區域、跨行業糾紛，勞資糾紛，商品經營、信貸、投資糾紛，企業合夥、轉包、拍賣、兼並、破產糾紛，土地徵用、劃撥、流轉糾紛，安全生產糾紛，婚姻財產糾紛，優撫救濟糾紛，贍養撫養糾紛等不斷涌現，類型呈現多樣化。
（四）調處疑難化
由於各種社會矛盾糾紛頻發，誘因復雜，加之往往是主體的合理訴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表達訴求的不合法方式交織在一起，經濟利益訴求與維護民主權利的要求交織在一起，導致了矛盾糾紛調處的疑難化。一是認定糾紛性質難，只有具備一定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政策知識，熟知階段與階段之間的政策法規，才能正確認定糾紛的內容和性質；二是復合化的糾紛涉及面廣，單靠一個部門難以奏效，有些糾紛處理需要多個部門的協調。尤其是群眾的自發行為被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混淆是非，不僅導致調處的疑難化，更加速了矛盾糾紛的激化和惡化，使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和工作受到影響和威脅，甚至容易釀成惡性事件。
三、現今矛盾糾紛調處機制現狀
(一)從機構、人員、經費、處理機制及調研情況和實際工作來看，目前運行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構設置，基本上是以黨的基層組織為核心，成立由一把手負總責，分管領導為具體責任人，所有部門為成員單位的領導小組，在一個部門設立辦公室，再層層召開會議，下發文件，執行督辦和量化考核的運作方式。從表面上看，確實做到了領導到位，組織到位，人員到位，督辦到位，考核到位，但實質上收效甚微。一是缺人辦事，從上到下機構人員大多數是兼職，把矛盾糾紛調處作為本職工作的不多，尤其是在基層機構。據調查，占相當數量的司法所、矛盾調處中心、政法辦、綜治辦工作人員排列一長串，但除司法助理員在編，在職外，大多數為單位兼職人員，或老、弱、病、殘人員；二是工作落實不到位，會議材料、文件材料、督辦檢查材料一大堆，但真正能拿出結案卷宗的不多，如用結案數與轄區糾紛數對照，差距更大。三是中介組織不下基層，律師事務所、仲裁機構、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務中心等中介組織，基本上設置在縣級以上，定時或受邀請開展工作，資源沒有較好整合，合力尚未形成，法律服務與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處明顯脫節；四是工作經費無保障，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解，除人民法院外，按法規政策都是免收費用的。但每調處一件糾紛，無需取證，無需差旅，座在辦公室內召集調解，就把事情處理好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幾年、十幾年，幾十次均沒有調處成功的糾紛，而司法行政部門和其他單位又沒有經費用於人民調解工作，能納入預算的就更為鮮見。
(二)從矛盾糾紛調處的困境來看，一是訴訟調處的困境，基層各級調解組織一方面是兼職，另一方面按規定不能收取任何費用，工作辛辛苦苦白忙活，還得倒貼差旅費，中介組織因無利可圖，又延伸不到基層，其結果是人民法院訴訟和非訴訟案件大量積壓，而中介組織門庭冷落，民間調解更是日漸弱化，或是在基層調解組織與法院之間呈拉鋸式的推拖。二是非訴訟調處的局限性，從非訴訟解決糾紛的能力來看，非訴訟調處對解決常見性糾紛具有重要作用，廣大群眾越來越離不開非訴訟調解，但對困擾黨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糾紛的調處顯得無能為力，究其原因，根本在於基層調解組織只能執行政策，不能制定政策，而困擾黨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糾紛，據相關部門統計，95%以上源於政策前後脫節，或非現行政策力所能及。同時，非訴訟調處，以主體雙方互諒互讓為原則，以協商調和的方法為前提，不可能做到自治性和行政性的統一，更不具備權威性、終結性。三是調處機制運行方式的脫節，雖然訴訟調處機制、仲裁機制、行政機關糾紛處理機制、以及信訪制度等共同組成了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調處體系，但由於存在結構、布局不合理和各自為政、適用依據不一的現狀，解決糾紛的效力不高，與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靈活等價值目標不一致，尤其是涉及政策脫節，行政能力失控所造成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運作不暢，矛盾糾紛調處難度加大。因此，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是我們目前急需解決的課題。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的思考
有社會就有糾紛，糾紛不可避免，對於一個社會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消滅或壓制糾紛，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從而去其弊而存其利，降低糾紛給社會帶來的風險與危害，把解決糾紛的成本減少到最低程度，使糾紛解決的效果達到最佳程度。
解決社會矛盾糾紛，認識矛盾糾紛所處的社會背景，熟知法律、法規和政策是基礎，它主要解決處理矛盾糾紛如何定性，如何選擇突破口的問題；建立完善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是關鍵環節，它解決有人辦事、怎樣辦事的問題。我國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矛盾糾紛解決形式，但在當前矛盾糾紛呈現多元化、復雜化、疑難化等特點的情況下，必須建立和完善立足於基層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和紐帶，以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調解形式為依託和支撐，相互協調、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一）深入研究和完善人民調解制度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國家，尤其是儒家文化崇尚以和為貴、以和為美、以和為善的思想更是在中華文華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對大多數老百姓而言，發生糾紛後，往往希望糾紛能迅速解決而又不傷和氣，而將糾紛訴諸法院，通常被認為是關系極端破裂的標志。人民調解應該是中國獨有的特色制度，其優勢在於組織健全，紮根基層，了解實情，反應靈敏，有牢固的群眾基礎人，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作用在於有利於增強人民內部的團結，有利於促進精神文明建設，有利於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實踐證明，人民調解符合我國國情，應當繼續加強和完善。
矛盾糾紛的產生在廣大群眾中，在基層。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機構設置理應以基層為基礎，以鄉村(社區)為前沿陣地。針對鄉鎮(社區)人少事多，缺編缺員突出的實際，完善基層組織建設，整合人力資源，保證有人辦事是前提。積極引導有關新興社會組織開展人民調解工作，推動人民調解組織向保險、金融、建築及城市拆遷、土地流轉、工商交易等矛盾糾紛多發的行業和領域延伸。與此同時，各級政府還應加大對人民調解組織的扶持力度，不僅要加強對人民調解員的培訓，全面提高其自身素質；還應將調解經費納入政府財政預算，撥出專項資金以保證人民調解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為人民調解工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加強立法，進一步明確人民調解制度的性質。目前我國的憲法、民事訴訟法等法律法規對人民調解雖有明確規定，但較為籠統、原則，缺少對調解范圍、調解程序、調解協議效力、經費保障等內容的明確規定，在實際工作中可操作性較差。因此，應加快人民調解的立法步伐，進一步明確人民調解的性質、地位、任務、方針，明確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組織機構，明確人民調解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工作規范以及調解員工作補貼等政策扶持措施，使人民調解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同時，立法應對人民調解受案范圍保持開放式結構，人民調解積極參與到各類社會矛盾（包括輕微刑事案件）的化解中。
目前，我國在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穩定的實踐中，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辦法，但依據不一、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糾紛解決的合法性和權威性，這就迫切需要從理論的高度進行總結提高，把成功的做法和經驗上升為法律或規則。一是社會矛盾糾紛主體在基層，應以基層調處為基礎，不宜採取自上而下的解決方式。二是應建立和完善矛盾糾紛排查機制、信息溝通機制、預防機制、應急處置機制、責任追究機制，確保信息暢通。並正確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情感的手段，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採用溝通、協調、協商、部門分流、信訪等多種方法，多做思想工作，從思想上，情感上消除矛盾隱患，平息矛盾糾紛。特別是尖銳的矛盾糾紛，要顧全安定團結大局，及時協調相關部門化解矛盾，原則上不動用強制力量，不宜以訴訟的方式處理，確保矛盾糾紛在控制下調處。應制定非訴訟糾紛調處規則體系，保證糾紛調處程序公正，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引導公民形成正確、理性的法治理念，依法尋求法律援助、依法伸張正義，為構建法治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服務。
（三）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糾紛調處機制
實踐證明，調解和訴訟並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徑，仲裁、法律服務、法律援助、信訪部門分流處理都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關鍵是要認真總結經驗，理順關系，使各類矛盾糾紛的解決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科學有序地得到處理。
構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矛盾糾紛調處機制。首先要保證中介組織合理分設，確保矛盾糾紛隨時發生，隨時得到處理。因此，應將機構設置到矛盾糾紛原發地--社區（鄉鎮、村），將組織、機構建立到人民群眾中去；其次要理順部門矛盾糾紛調處關系，合理分流處理矛盾糾紛，克服隨意性與臨時性，增強規范性，確保群眾解決糾紛有章可依，有路可循，機構調處職責明確，部門之間銜接有序，最大限度地為社會與民眾提供規范的矛盾糾紛調處；第三要突出糾紛解決的終決權力。人民法院應以非訴訟調處為基礎，體現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以強制力作為後盾的最終解決權，嚴肅法律尊嚴和最高權威。
（四）強化行政解決糾紛的功能
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和主動性的特有優勢，是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全面規范和確認行政機關和基層政府在民間糾紛處理中的地位和職責，將其與人民調解等民間糾紛解決機制區分開來，並充分發揮其特有功能，使其成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承上（司法）啟下（民間）的重要構成部分。隨著用工糾紛、土地糾紛、醫療糾紛、產品質量糾紛等特殊糾紛的增加，專門性的行政處理機制愈發顯得重要。例如，在解決拖欠務工人員工資的問題上，勞動監察部門的積極介入遠比訴諸司法更為高效、經濟，對務工人員利益權益的維護效果更好。
（五）加強人民法院對人民調解的指導
根據《民事訴訟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法規規定，指導人民調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項法定職責。從法院判決案件的角度講，依法支持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糾紛的處理，就是人民調解工作的堅強後盾。因而，人民調解與審判工作（主要從民商事案件審理而言，包括訴訟調解）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相示範、互相促進的良性互動關系。
人民法院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建立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反饋制度和司法建議制度，加強對個案指導。對涉及調解協議被人民法院判決變更、撤銷或者確認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將生效裁判文書寄送當在司法行政機關或者人民調解委員會，發現人民調解員違反自願原則，強迫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應當及時向司法行政機關或者人民調解委員會提出糾正的建議，以保證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質量。同時，從訴訟立法上將人民調解設為某些特定類型民事糾紛的訴訟前置程序，建立庭前調解制度。即這些類型案件的解決施行「先調後訴」，當事人在起訴前需先提出調解申請；如未提出調解申請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時告知當事人向人民調解組織申請調解，或者依據職權將案件移送相關人民調解組織調解。要堅持合法、自願原則，曉之以理、明之以法，不放棄任何能夠調解解決的機會。
總之，矛盾糾紛調處解決多元化機制的建立和完善，關鍵是實現各糾紛解決機構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的協調，形成民間調解、行政解決糾紛和訴訟之間的合理銜接[⑦]。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體系重整過程中，進一步加大普法和依法治理力度，不斷完善以基層調處為基礎、以人民調解員等調處力量為主體、各級行政部門協調聯動、法院訴訟為終結裁決的統一協調、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處運作體系，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迫切需要，也是適應社會發展，構建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Ⅱ 保險行業法律不完善

我國1995年制定的《保險法》，帶有明顯計劃經濟體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范圍上，都已越來越不適應保險業自身發展和保險經營環境的變化。本文約5000餘字，試從保險立法中「近因」原則的缺失；不利解釋原則適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隱藏；不易把握的明確說明義務及滯後的保證保險立法等五個方面分析了我國保險法律法規存在的問題及缺陷；並從完善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規范保險人義務，加大對投保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強化監管機構職能，提高監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對建立與國際慣例相一致的現代化保險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議，以求拋磚引玉。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條規定：「保險是指投保人根據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於合同約定的可能發生的事故因其發生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證金責任，或者當被保險人死亡、傷殘、疾病或者達到合同約定的年齡，期限時承擔給付保險金責任的商業保險行為。」投保人為了預防危險，將一定的保險費支付給保險人，如果危險事故發生或出現合同約定的條件，保險人則須按合同約定向被保險人或者保險受益人支付賠償金或保險金；作為保險人的保險公司則通過建立保險基金來分散危險，消化損失。由此可見，保險是為了分散危險、消化損失的一種商業活動，其目的是通過合同法律行為來實現的。保險合同具有「最大善意」、「雙務、有償」、「射幸」等特徵。
我國自1980年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保險立法經歷了以無到有，由粗到細的過程，逐步完善了相關法規：1983年實施《財產保險合同條例》，1985年發布《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1992年通過《海商法》，1995年通過了《保險法》。為了更好地貫徹實施《保險法》，中國人民銀行於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別發布了《保險管理暫行規定》、《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定（試行）》、《保險經紀人暫行規定（試行）》。這些法律法規對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保險事業的發生，解決保險爭議，完善商事法制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但也還有許多不成熟和不規范的地方，對比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完善的保險體系還存在著相當的差距。主要表現為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不夠全面，規范保險新業務的立法相對滯後等方面，以下筆者試從「近因」原則缺失、條款文字歧義等方面分析我國保險法律體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拋磚引玉：
一、「近因」原則的缺失
《保險法》規定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有：自願原則、試實信用原則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原則。而「近因原則」這一被國際保險業普遍運用的原則在我國缺乏運用的法律依據。所謂「近因原則」是指保險人按照約定的保險責任范圍承擔責任時，其所承保危險的發生與保險標的的損害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在近因原則中造成保險標的損害的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原因，即屬近因。只有近因屬於保險責任，保險人才承擔保險責任。而近因原則的缺失正是導致保險合同當事人，尤其是投保人產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損失時皆可獲得賠償的想法的根源，從而導致一些不必要的糾爭。近因原則作為常用的確定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損失是否負保險責任以及負何種保險責任的一條重要原則，在我國《保險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規定，不得不說是我國保險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釋原則適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險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是通過保險合同來確立的，而作為附合合同的保險合同，不論是投保單、保險單還是特約條款，大部分都由保險人制定，在制定時，必然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推敲，內容多對自己有利，且已經基本實現了格式化。格式保險合同由保險人備制，極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險人擬就的條款。再者，保險合同的格式化也實現了合同術語的專業化，保險合同所用術語非普通人所能理解，這在客觀上有利於保險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雙方發生糾紛，投保人將處於不利的地位。為了保護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國在長期的保險實務中積累發展了不利解釋原則，以示對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給予救濟。在格式保險合同的條款發生文義不清或者有多種解釋時，應當作不利於保險人的解釋，實際上是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我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保險法第三十條也規定：「對於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我國關於保險合同條款解釋的規定，已經實際上確立了不利解釋原則，與國際慣例是相一致的。這對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經濟上的弱者）的利益維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缺乏統一明確的標准，以及不承認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種類的保險合同用語經不同的法院解釋，關於該用語的正確含義，所表達的當事人意圖，以及由此產生的效果，可能會存在相互沖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而由於不利解釋原則在適用上缺乏統一的標准，究竟何種條款能適用該原則，特別是不利原則能否適用於國家保險管理機關核定發布的基本保險條款，將直接影響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結果。而我國保險法律法規中對此既沒有相應規定，關於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鮮見於眾。
依照我國保險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如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的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名稱和住所；保險標的；保險責任和責任免除；保險價值；保險金額等條款，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訂。基本保險條款是運用於主要商業保險險種的保險條款；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核定；凡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核定為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制訂基本保險條款。國家發布的基本保險條款，各保險公司應當執行。此類條款所使用的語言被保險管理機構依法規定核准，理應不存在歧義，但實際生活中，保險人根據其自己的認識水平和為了謀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備制保險合同時依自己需要將基本條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對保險合同的備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訂約時也難以全面知曉保險合同的性質和內容，根本就無從知曉哪些條款屬於基本條款，就更別提理解了，例如對「現金價值」一詞，有的保險合同中將其定義為：「本合同的保證現金價值、所有繳清增值保險的現金價值以及累計紅利之和。」有的保險公司則乾脆對其未作任何解釋，投保人對該詞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實際上「現金價值」一詞的定義應該是責任准備金扣除退保費用後的金額，而責任保證金指的是保險公司從保戶累積的保險費中扣除被保險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攤保險公司所發生的費用再加上利息計算後所得金額。所以被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中的弱勢地位是顯而易見的。一旦當事人對基本條款發生歧義或者文義不清的爭議時，法院對是否應當適用不利解釋原則就會因缺乏統一的認知標准而感到無所適從，不僅會影響被保險人的利益和保險人的商業信譽，也會給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法院裁判的權威性帶來不利的影響。
三、合同陷阱的隱藏
根據《保險法》的規定，保險人與投保人應各自依約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義務和責任有：告知義務、維護義務（包括維護保險合同標的安全及其危險程度增加的通知義務）、繳納保險費的義務；保險人的主要義務和責任則是：說明義務、及時賠償、解約限制和承擔費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險費與賠償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險費的義務與責任，與保險人承擔賠償的義務與責任，兩者是相互獨立的。誰違反自己的該項義務，便要承擔與該項義務相應的責任。但雙方的義務與責任之間不具有此消彼長的對應性，投保人交付保險費義務的違反，並不必然導致保險人賠償責任的減輕或免除。但有些保險公司（主要指財產保險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與投保人協商財產保險費的交付與賠償方式時，作出了如下約定：經雙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約定繳付首期保險費的，保險合同不生效，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不予賠償；投保人未按約定繳付第二期保險費的，發生保險責任范圍內保險事故，保險人按下列一種方法賠償或承擔保險責任：1、按實交保費與應交保費比例折扣支付賠償金額；2、按實交保費計算保險期限，過期不負賠償責任。上述賠償方法是按實交保險費與應交保險費的比例，來確定保險人承擔的賠償責任。實際上將投保人違反交費義務的責任，規定為減輕或免除保險人賠償義務的依據。通過保險人制定解釋格式條款的優勢，全部或部分地剝奪了投保人獲取賠償的主要權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責任，這與《合同法》的公平原則和《保險法》的立法宗旨是明顯相悖的。而且該賠償方法還隱藏著非經留意難以發現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種方法，當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險費後，在第二期交費義務履行期限未至時，如發生保險事故，盡管投保人無任何違約行為，也只能獲得部分賠償。按第2種方法，實際上賦予了保險人根據投保人交費情況而單方變更保險期限的權利，甚至免責，對保險事故不負擔任何責任。保險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設置了能使自己規避應盡的部分或全部義務而使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喪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說明保險人在擬制這種格式合同時，已經嚴重地違背了誠信原則。此類條款的適用，違背了現代社會民事法律關系中最基本的公平與誠信原則，損害了許多被保險人的利益，應受到保險監管部門依職權的主動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確說明義務
《保險法》第十六條詳細規定了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情況的說明義務以及保險人對保險條款的說明義務，第十七條則規定了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上述兩款雖對投保人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和違背義務的責任，作了詳細明確的描述和規定，但對保險人的「明確說明」義務的履行卻沒有規定相應的形式，使其在實踐具有極大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僅從以上述條款的字面上來看，第十六條針對投保人故意隱瞞事實，不履行或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情形分別賦予保險人有解除保險合同、不承擔賠償或給付保險的責任、不退還保險費或視情況退還保險費的權力。而對保險人未盡明確說明保險條款的責任則未作任何規定，而保險人對其責任免除條款未作明確說明的後果也僅是導致該有關條款不產生效力而已。通過對比，不難看出《保險法》在這一問題上對投保人明顯科以了較保險人為重的責任，有違民事主體雙方權利義務平等原則之嫌。作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誠信合同」之稱的保險合同，在現實生活中，卻因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在履約過程中對合同中使用的語言文字理解不同從而產生爭議的例子屢見不鮮，恐怕與《保險法》對保險人上述義務的規定太過寵統有著一定的關系。此外，因《保險法》對有關保險中介組織規定不完善，以及國內保險行業體系的不成熟，目前國內還沒有一家專業化的保險代理公司或經紀公司，一些保險公司大量聘用（嚴格意義上來說，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險公司與個人代理人員之間並未建立勞動關系）個人代理從業人員，此類人員數量雖多，素質卻差次不齊，而且流動性極大，他們為了獲取傭金，在對一些可能影響投保人決定的合同條款進行說明時，也難免會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違背條款本義的解釋，所以導致爭議的發生也就無足為奇了。
五、滯後的保證保險立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趨活躍，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交易方式日漸增多，特別是隨著分期付款這一現代消費方式的出現，涉及到保證保險的問題越來越多，不少保險公司均開辦了此類業務，但《保險法》除在第九十一條確定財產保險業務范圍時提到信用保險外，根本沒涉及到保證保險。作為一種特殊的財產保險合同，保證保險合同是保險人為被保證人（債務人）向被保險人（債權人）提供擔保而成立的保險合同。投保人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在被保險人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等原因遭受損失時，由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保險人的地位相當於保證合同中的保證人，所以也可以說保證保險合同實際上屬於保證合同的范疇，只不過採用了保險的形式。在保證保險合同中，保險利益是債權人的債權，而債權屬於財產權，因此，保證保險在性質上仍屬於財產保險，原則上法律對於財產保險的規定也可適用於保證保險，但其與一般的財產保險又存在著顯著區別，保證保險承保的危險是針對被保證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觀性損害，具有明顯的信用性。由於保證保險是從擔保法中的保證制度演變而來，同時兼具二者的特徵，是保證制度同保險制度的融合，其當事人（關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難以同保證合同截然分開。
由於《保險法》未對保證保險合同作出明確的規定，對保證保險的性質及保證保險和保證的關系也存在爭議，所以就導致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往往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保險人除考慮收取保險費外，常常在保證保險合同中訂立很多的免責條款，而被保險人卻以為一經投保即可萬事大吉，糾紛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由於保證保險既涉及保證又涉及保險，對此類糾紛是適用但保法還是保險法？由於保證保險合同往往與另一合同相關，如汽車買賣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險合同一般是買賣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屬合同，因而發生糾紛時，涉及兩個合同、三方當事人，債權人或被保險人如何起訴就存在著爭議。在司法實踐中也極易將保證保險合同糾紛定性為保證合同糾紛，從而導致適用法律的混亂和失誤。
綜上所述，由於我國在保險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現行的帶有明顯計劃經濟體制烙印的《保險法》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范圍上，都已越來越不適應保險業自身發展和保險經營環境的變化，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後，中國的保險市場必將逐步同國際接軌。1997年底，佔全球金融服務貿易95%以上的70個WTO成員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基礎上又達成《金融服務協議》。其中，有六個基本准則適用於發展中國家保險業的開放問題：1、最惠國待遇准則；2、透明度准則；3、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准則；4、國民待遇准則；5、市場准入准則；6、逐步自由化准則。這些基本准則中任何一項准則都會對我國現行的計劃保險制度提出明確的挑戰，任何一項准則的實施都將沖擊我國現行的保險制度。如何抓住保險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加強保險立法建設，盡快調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險法律法規，優化保險市場的法制環境，以引導並保障我國還處於初步階段的保險業健康發展，使其在規范軌道上運行，就顯得尤為迫切。在此，筆者僅就如何完善我國保險法律法規發表一下個人的淺見。
一是完善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要在進一步完善自願、最大誠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規原則的基礎上，在保險立法中將公平原則、近因原則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則和國際保險行業普遍運用的原則作明文規定，以充分發揮保險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誠信」的作用。此外，還應根據WTO成員國約定的協議與保險市場發展的趨勢，將考慮市場准入政策、取消外資優待、實行國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問題的規范化納入立法的視界，盡快建立起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保險基本法律制度，促進國內保險業的規范化發展，以更好地參與競爭，迎接挑戰。
二是規范保險人義務，加大對投保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主要是要強化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履行的解釋、告知等義務和責任，對超額保險、重復保險等規定應載入保險合同的專項備注條款，並盡善意提配和說明的義務，當保險人未盡上述義務時，賦予投保人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權力，使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平等，以保護弱勢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權益。此外，還可推行《確認書》制度，對於雙方應履行的告知和說明義務，由雙方逐項簽署一式兩份確認書來作為雙方已盡各自義務的證明，以把保險合同的最大誠信原則落到實處。既可維護保險合同的穩定性，又可避免雙方在發生糾紛時各執一詞卻又無法提供證據。
三是強化監管機構職能，提高監管水平。保險業監督管理機關要在檢查保險公司的義務狀況、財務狀況、資金運用狀況和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進行監督管理的同時，加強對商業保險合同中非主要條款和保險費率的監管，對存在合同陷阱，規避法律法規和加重對方義務責任等情況的合同條款要依職權主動進行查處，責令限期改正，並予以一定經濟處罰。同時對一些應用廣泛，易引起歧義如「現金價值」一類的保險專業詞彙，實行統一的標准化解釋，並作為強行標准載入相關合同條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紛爭的出現，促進保險業的健康發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與國際慣例相一致的保險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借鑒發達國家保險業制度的先進之處，結合我國保險業發展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完善保險投資的相關法規，通過立法，據展投資領域，控制投資比例，細化保險資金運用的規范，提高保險投資的盈利能力，為保險公司提高投資回報率創造條件；完善有關保險中介組織的法律法規，加強對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其相關組織的管理，規范保險中介行業及其從業人員的責、權、利；加快保險精算報告、保險機構資產管理及保險機構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規的建設，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能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保險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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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淺議我國保險糾紛業內調處機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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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目前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信用風險。即由於種種原因造成債務人不能按期還款而違約所形成損失的可能。二是市場風險。即市場的價格變化使頭寸蒙受的損失，它包括利率風險、匯率風險和價格風險等。三是操作風險。即因不完善的內部管理程序和不規范的內部操作程序而形成的風險。信用風險是最常見的，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損失也是最大的。操作風險主要是由於銀行點多面廣，且管理水平、寬嚴程度不一等原因造成的，也是較容易出現的風險。市場風險的產生主要是由於我國的匯率和利率管理還沒有完全放開，這方面造成的損失是較小的。
從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進程和實踐來看，在激烈的競爭環境和千變萬化的市場條件下，如果信貸風險管理制度不完善，執行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夠，這三大風險都會給商業銀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造成商業銀行的倒閉和破產。由於歷史背景和客觀原因，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始終是一個簿弱環節，表現為規模擴張與資產實力不相適應，業務發展與風險管理質量不相匹配，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不完善等。因此，商業銀行要進行有效的風險預警、監測、管理、控制、防範和化解就必須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
一、構築風險管理的三道防線，形成全程的信貸風險管理流程
按照商業銀行的內部設置和審貸分離原則，設客戶經理、風險經理、內控審計三道防線。客戶經理負責市場營銷和客戶關系的管理與維護，並對營銷的項目及客戶的背景資料進行整理、分析並提出初步意見；風險經理在不接觸客戶的情況下，以客戶經理提供的書面材料為基礎，對客戶的主體資格、融資背景、項目的可行性、合法合規性、合同的完整性以及抵押物產權價值等諸多方面進行獨立的審核審查，形成客觀獨立的書面意見，揭示和預測風險程度，提出降低信貸風險的措施和對策；內控審計主要是在一定時間內負責對客戶經理、風險經理的工作是否依法合規進行檢查監督，整個經營管理過程在沒有政策性因素的影響下，是否達到預期目標，如果發現風險或出現重大失誤和損失，則按照相關規定，對有關部門或相關責任人進行適當的處罰。以上三道防線明確劃分了三個部門之間和崗位之間的職責，形成職責分離、相對獨立、相互制約。[1]
二、打好風險管理的三項基礎，形成全員的信貸風險管理文化
一是進行一定的投資，提高科技含量和技術水平，形成一定規模的資料庫，不斷完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的計量分析模型，建立健全風險指標識別系統、預警系統和監控系統，提高各類信息的處理能力。二是造就一支高素質的風險管理專業隊伍。信貸風險管理工作是一項專業性較強的工作，風險管理制度、措施、動態和整個運行機制，都要靠人來執行，所以培養和造就一大批風險管理專業人才是風險管理的基本要求。三是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約束和激勵制度。使各個業務部門以及下至各個客戶經理，對資本成本、費用成本、風險成本等，都要有所了解，使之在處理各項業務時自覺地處理好收益和成本之間的關系、市場與風險之間的關系，保證各項業務建康有序的發展。
三、構建風險管理的三個層面，形成全新的信貸風險管理垂直方法
要實現信貸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就必須改變商業銀行現有的分行各自為政的管理模式，建立總行風險管理部——分行風險管理部——支行風險管理部三個層面的專業垂直管理層次，提高和增強風險政策的貫徹力度和速度。總行風險管理部主要制定風險管理的戰略決策，制定和修改風險管理規章制度和業務流程，建立有效的風險識別、預警、計量、監測和控制系統，確定銀行可以承受的風險水平，並對分行以及風險管理機構的負責人進行績效考評考核；分行風險管理部主要負責貫徹執行總行的風險管理戰略決策，明確細化風險管理政策，制定具體的操作規程，明確盡職、問責和免責的標准，定期監督和檢查基層行風險管理的落實情況和執行結果，並將其結果直接納入行長績效考核；支行風險管理部門做為最基層的執行者，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上級行的各項政策和規定，完善專職審批人員和風險經理制度，建立重大風險事項和應急處理機制，以積極的態度經管風險、管理風險、處置風險，努力尋求風險與收益的平衡，實現商業銀行的利潤最大化。
四、建立風險管理的三種機制，形成全面的信貸風險管理方式
嚴謹的風險管理機制不僅是商業銀行規范經營行為的前提，而且也是商業銀行穩健經營的必要保證。一是建立以資本為基礎的內在約束機制。規模的擴張和發展速度是商業銀行發展的重要標志，如果只是重發展輕管理，風險的積聚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它總有一天會爆發。因此，應建立資本總量對規范擴張的硬性約束，從整體上計量、把握、監控及限制風險，保證商業銀行的穩健經營。二是建立資產組合的引導機制。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商業銀行以前的金融產品品種相對較少，90％以上的收入均為利息收入，形成了較大的風險。近年來隨著網路升級和科技含量的不斷提高，商業銀行推出的各種金融產品也越來越多。利用資產組合和投資產品的多樣化，可以降低商業銀行的整體風險，進而提升整體的盈利水平和安全性。三是建立商業銀行內部信貸風險管理的互動機制。信貸風險管理不僅是信貸部門的事，也是全行的事，需要銀行內部其它相關部門進行積極的互動，如會計部門、法律部門、內控部門、資金部門、計劃部門等，都應有各自的手段和措施及時發現風險點或找出風險點，及時平衡業務發展與風險管理的關系，共同努力營造一個良好的營運氛圍。[2]
五、建立風險管理的三個系統，形成全面信貸風險管理的快速反映系統
本著對風險早發現、早預防、早化解的宗旨，建立三個快速反映系統，時刻把握主動權。一是建立快速預警預控系統。充分利用科技提供的技術平台和資料庫，建立嚴密的風險監控機制，定期對存量貸款逐筆、逐戶地進行分析預測，並分級預警通報，做到對風險及時發現、及時預防、及時化解，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系數。二是建立快速的風險處置系統。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處置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過程，涉及面比較廣，政策性比較強，而且不同的管理層只能處置相應的風險，因此更需要一個高效的處置系統上下聯動、根據風險等級系數明確處置策略、處置預案、處置許可權、處置方式和處置程序等，即時處理即將發生或已發生的信貸風險。三是建立快速的風險補償系統。只要經營就必然會遇到風險，這是客觀存在的。但通過有效的風險管理，可以把它降至最低最小，所以建立快速的風險補償還是非常必要的，整個撥備制度涵蓋所有信貸業務，讓自我完善和自我救助來保證整體營運不受到影響，使商業銀行始終健康地向前發展。[3]

Ⅳ 最大誠信原則在我國的立法缺陷與司法困境以及如何完善

我國1995年制定的《保險法》，帶有明顯計劃經濟體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范圍上，都已越來越不適應保險業自身發展和保險經營環境的變化。本文約5000餘字，試從保險立法中「近因」原則的缺失；不利解釋原則適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隱藏；不易把握的明確說明義務及滯後的保證保險立法等五個方面分析了我國保險法律法規存在的問題及缺陷；並從完善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規范保險人義務，加大對投保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強化監管機構職能，提高監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對建立與國際慣例相一致的現代化保險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議，以求拋磚引玉。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條規定：「保險是指投保人根據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於合同約定的可能發生的事故因其發生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證金責任，或者當被保險人死亡、傷殘、疾病或者達到合同約定的年齡，期限時承擔給付保險金責任的商業保險行為。」投保人為了預防危險，將一定的保險費支付給保險人，如果危險事故發生或出現合同約定的條件，保險人則須按合同約定向被保險人或者保險受益人支付賠償金或保險金；作為保險人的保險公司則通過建立保險基金來分散危險，消化損失。由此可見，保險是為了分散危險、消化損失的一種商業活動，其目的是通過合同法律行為來實現的。保險合同具有「最大善意」、「雙務、有償」、「射幸」等特徵。

我國自1980年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保險立法經歷了以無到有，由粗到細的過程，逐步完善了相關法規：1983年實施《財產保險合同條例》，1985年發布《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1992年通過《海商法》，1995年通過了《保險法》。為了更好地貫徹實施《保險法》，中國人民銀行於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別發布了《保險管理暫行規定》、《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定（試行）》、《保險經紀人暫行規定（試行）》。這些法律法規對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保險事業的發生，解決保險爭議，完善商事法制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但也還有許多不成熟和不規范的地方，對比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完善的保險體系還 存在著相當的差距。主要表現為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不夠全面，規范保險新業務的立法相對滯後等方面，以下筆者試從「近因」原則缺失、條款文字歧義等方面分析我國保險法律體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拋磚引玉：

一、「近因」原則的缺失

《保險法》規定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有：自願原則、試實信用原則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原則。而「近因原則」這一被國際保險業普遍運用的原則在我國缺乏運用的法律依據。所謂「近因原則」是指保險人按照約定的保險責任范圍承擔責任時，其所承保危險的發生與保險標的的損害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在近因原則中造成保險標的損害的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原因，即屬近因。只有近因屬於保險責任，保險人才承擔保險責任。而近因原則的缺失正是導致保險合同當事人，尤其是投保人產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損失時皆可獲得賠償的想法的根源，從而導致一些不必要的糾爭。近因原則作為常用的確定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損失是否負保險責任以及負何種保險責任的一條重要原則，在我國《保險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規定，不得不說是我國保險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釋原則適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險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是通過保險合同來確立的，而作為附合合同的保險合同，不論是投保單、保險單還是特約條款，大部分都由保險人制定，在制定時，必然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推敲，內容多對自己有利，且已經基本實現了格式化。格式保險合同由保險人備制，極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險人擬就的條款。再者，保險合同的格式化也實現了合同術語的專業化，保險合同所用術語非普通人所能理解，這在客觀上有利於保險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雙方發生糾紛，投保人將處於不利的地位。為了保護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國在長期的保險實務中積累發展了不利解釋原則，以示對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給予救濟。在格式保險合同的條款發生文義不清或者有多種解釋時，應當作不利於保險人的解釋，實際上是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我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保險法第三十條也規定：「對於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我國關於保險合同條款解釋的規定，已經實際上確立了不利解釋原則，與國際慣例是相一致的。這對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經濟上的弱者）的利益維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缺乏統一明確的標准，以及不承認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種類的保險合同用語經不同的法院解釋，關於該用語的正確含義，所表達的當事人意圖，以及由此產生的效果，可能會存在相互沖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而由於不利解釋原則在適用上缺乏統一的標准，究竟何種條款能適用該原則，特別是不利原則能否適用於國家保險管理機關核定發布的基本保險條款，將直接影響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結果。而我國保險法律法規中對此既沒有相應規定，關於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鮮見於眾。

依照我國保險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如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的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名稱和住所；保險標的；保險責任和責任免除；保險價值；保險金額等條款，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訂。基本保險條款是運用於主要商業保險險種的保險條款；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核定；凡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核定為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制訂基本保險條款。國家發布的基本保險條款，各保險公司應當執行。此類條款所使用的語言被保險管理機構依法規定核准，理應不存在歧義，但實際生活中，保險人根據其自己的認識水平和為了謀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備制保險合同時依自己需要將基本條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對保險合同的備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訂約時也難以全面知曉保險合同的性質和內容，根本就無從知曉哪些條款屬於基本條款，就更別提理解了，例如對「現金價值」一詞，有的保險合同中將其定義為：「本合同的保證現金價值、所有繳清增值保險的現金價值以及累計紅利之和。」有的保險公司則乾脆對其未作任何解釋，投保人對該詞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實際上「現金價值」一詞的定義應該是責任准備金扣除退保費用後的金額，而責任保證金指的是保險公司從保戶累積的保險費中扣除被保險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攤保險公司所發生的費用再加上利息計算後所得金額。所以被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中的弱勢地位是顯而易見的。一旦當事人對基本條款發生歧義或者文義不清的爭議時，法院對是否應當適用不利解釋原則就會因缺乏統一的認知標准而感到無所適從，不僅會影響被保險人的利益和保險人的商業信譽，也會給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法院裁判的權威性帶來不利的影響。

三、合同陷阱的隱藏

根據《保險法》的規定，保險人與投保人應各自依約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義務和責任有：告知義務、維護義務（包括維護保險合同標的安全及其危險程度增加的通知義務）、繳納保險費的義務；保險人的主要義務和責任則是：說明義務、及時賠償、解約限制和承擔費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險費與賠償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險費的義務與責任，與保險人承擔賠償的義務與責任，兩者是相互獨立的。誰違反自己的該項義務，便要承擔與該項義務相應的責任。但雙方的義務與責任之間不具有此消彼長的對應性，投保人交付保險費義務的違反，並不必然導致保險人賠償責任的減輕或免除。但有些保險公司（主要指財產保險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與投保人協商財產保險費的交付與賠償方式時，作出了如下約定：經雙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約定繳付首期保險費的，保險合同不生效，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不予賠償；投保人未按約定繳付第二期保險費的，發生保險責任范圍內保險事故，保險人按下列一種方法賠償或承擔保險責任：1、按實交保費與應交保費比例折扣支付賠償金額；2、按實交保費計算保險期限，過期不負賠償責任。上述賠償方法是按實交保險費與應交保險費的比例，來確定保險人承擔的賠償責任。實際上將投保人違反交費義務的責任，規定為減輕或免除保險人賠償義務的依據。通過保險人制定解釋格式條款的優勢，全部或部分地剝奪了投保人獲取賠償的主要權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責任，這與《合同法》的公平原則和《保險法》的立法宗旨是明顯相悖的。而且該賠償方法還隱藏著非經留意難以發現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種方法，當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險費後，在第二期交費義務履行期限未至時，如發生保險事故，盡管投保人無任何違約行為，也只能獲得部分賠償。按第2種方法，實際上賦予了保險人根據投保人交費情況而單方變更保險期限的權利，甚至免責，對保險事故不負擔任何責任。保險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設置了能使自己規避應盡的部分或全部義務而使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喪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說明保險人在擬制這種格式合同時，已經嚴重地違背了誠信原則。此類條款的適用，違背了現代社會民事法律關系中最基本的公平與誠信原則，損害了許多被保險人的利益，應受到保險監管部門依職權的主動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確說明義務

《保險法》第十六條詳細規定了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情況的說明義務以及保險人對保險條款的說明義務，第十七條則規定了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上述兩款雖對投保人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和違背義務的責任，作了詳細明確的描述和規定，但對保險人的「明確說明」義務的履行卻沒有規定相應的形式，使其在實踐具有極大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僅從以上述條款的字面上來看，第十六條針對投保人故意隱瞞事實，不履行或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情形分別賦予保險人有解除保險合同、不承擔賠償或給付保險的責任、不退還保險費或視情況退還保險費的權力。而對保險人未盡明確說明保險條款的責任則未作任何規定，而保險人對其責任免除條款未作明確說明的後果也僅是導致該有關條款不產生效力而已。通過對比，不難看出《保險法》在這一問題上對投保人明顯科以了較保險人為重的責任，有違民事主體雙方權利義務平等原則之嫌。作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誠信合同」之稱的保險合同，在現實生活中，卻因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在履約過程中對合同中使用的語言文字理解不同從而產生爭議的例子屢見不鮮，恐怕與《保險法》對保險人上述義務的規定太過寵統有著一定的關系。此外，因《保險法》對有關保險中介組織規定不完善，以及國內保險行業體系的不成熟，目前國內還沒有一家專業化的保險代理公司或經紀公司，一些保險公司大量聘用（嚴格意義上來說，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險公司與個人代理人員之間並未建立勞動關系）個人代理從業人員，此類人員數量雖多，素質卻差次不齊，而且流動性極大，他們為了獲取傭金，在對一些可能影響投保人決定的合同條款進行說明時，也難免會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違背條款本義的解釋，所以導致爭議的發生也就無足為奇了。

五、滯後的保證保險立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趨活躍，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交易方式日漸增多，特別是隨著分期付款這一現代消費方式的出現，涉及到保證保險的問題越來越多，不少保險公司均開辦了此類業務，但《保險法》除在第九十一條確定財產保險業務范圍時提到信用保險外，根本沒涉及到保證保險。作為一種特殊的財產保險合同，保證保險合同是保險人為被保證人（債務人）向被保險人（債權人）提供擔保而成立的保險合同。投保人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在被保險人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等原因遭受損失時，由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保險人的地位相當於保證合同中的保證人，所以也可以說保證保險合同實際上屬於保證合同的范疇，只不過採用了保險的形式。在保證保險合同中，保險利益是債權人的債權，而債權屬於財產權，因此，保證保險在性質上仍屬於財產保險，原則上法律對於財產保險的規定也可適用於保證保險，但其與一般的財產保險又存在著顯著區別，保證保險承保的危險是針對被保證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觀性損害，具有明顯的信用性。由於保證保險是從擔保法中的保證制度演變而來，同時兼具二者的特徵，是保證制度同保險制度的融合，其當事人（關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難以同保證合同截然分開。

由於《保險法》未對保證保險合同作出明確的規定，對保證保險的性質及保證保險和保證的關系也存在爭議，所以就導致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往往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保險人除考慮收取保險費外，常常在保證保險合同中訂立很多的免責條款，而被保險人卻以為一經投保即可萬事大吉，糾紛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由於保證保險既涉及保證又涉及保險，對此類糾紛是適用但保法還是保險法？由於保證保險合同往往與另一合同相關，如汽車買賣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險合同一般是買賣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屬合同，因而發生糾紛時，涉及兩個合同、三方當事人，債權人或被保險人如何起訴就存在著爭議。在司法實踐中也極易將保證保險合同糾紛定性為保證合同糾紛，從而導致適用法律的混亂和失誤。

綜上所述，由於我國在保險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現行的帶有明顯計劃經濟體制烙印的《保險法》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范圍上，都已越來越不適應保險業自身發展和保險經營環境的變化，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後，中國的保險市場必將逐步同國際接軌。1997年底，佔全球金融服務貿易95%以上的70個WTO成員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基礎上又達成《金融服務協議》。其中，有六個基本准則適用於發展中國家保險業的開放問題：1、最惠國待遇准則；2、透明度准則；3、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准則；4、國民待遇准則；5、市場准入准則；6、逐步自由化准則。這些基本准則中任何一項准則都會對我國現行的計劃保險制度提出明確的挑戰，任何一項准則的實施都將沖擊我國現行的保險制度。如何抓住保險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加強保險立法建設，盡快調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險法律法規，優化保險市場的法制環境，以引導並保障我國還處於初步階段的保險業健康發展，使其在規范軌道上運行，就顯得尤為迫切。在此，筆者僅就如何完善我國保險法律法規發表一下個人的淺見。

一是完善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要在進一步完善自願、最大誠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規原則的基礎上，在保險立法中將公平原則、近因原則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則和國際保險行業普遍運用的原則作明文規定，以充分發揮保險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誠信」的作用。此外，還應根據WTO成員國約定的協議與保險市場發展的趨勢，將考慮市場准入政策、取消外資優待、實行國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問題的規范化納入立法的視界，盡快建立起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保險基本法律制度，促進國內保險業的規范化發展，以更好地參與競爭，迎接挑戰。

二是規范保險人義務，加大對投保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主要是要強化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履行的解釋、告知等義務和責任，對超額保險、重復保險等規定應載入保險合同的專項備注條款，並盡善意提配和說明的義務，當保險人未盡上述義務時，賦予投保人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權力，使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平等，以保護弱勢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權益。此外，還可推行《確認書》制度，對於雙方應履行的告知和說明義務，由雙方逐項簽署一式兩份確認書來作為雙方已盡各自義務的證明，以把保險合同的最大誠信原則落到實處。既可維護保險合同的穩定性，又可避免雙方在發生糾紛時各執一詞卻又無法提供證據。

三是強化監管機構職能，提高監管水平。保險業監督管理機關要在檢查保險公司的義務狀況、財務狀況、資金運用狀況和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進行監督管理的同時，加強對商業保險合同中非主要條款和保險費率的監管，對存在合同陷阱，規避法律法規和加重對方義務責任等情況的合同條款要依職權主動進行查處，責令限期改正，並予以一定經濟處罰。同時對一些應用廣泛，易引起歧義如「現金價值」一類的保險專業詞彙，實行統一的標准化解釋，並作為強行標准載入相關合同條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紛爭的出現，促進保險業的健康發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與國際慣例相一致的保險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借鑒發達國家保險業制度的先進之處，結合我國保險業發展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完善保險投資的相關法規，通過立法，據展投資領域，控制投資比例，細化保險資金運用的規范，提高保險投資的盈利能力，為保險公司提高投資回報率創造條件；完善有關保險中介組織的法律法規，加強對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其相關組織的管理，規范保險中介行業及其從業人員的責、權、利；加快保險精算報告、保險機構資產管理及保險機構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規的建設，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能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保險法律體系。

Ⅳ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人力資源管理改善的對策研究

保險小編幫您解答，更多疑問可在線答疑。

1、淺析企業員工培訓與發展
2、試析XX企業績效考評的難點與重點
3、淺談薪酬水平與員工滿意度
4、XX企業激勵機制的分析
5、淺析人力資源管理中的溝通技巧
6、企業人才流失的思考
7、企業團隊建設的開發與管理
8、外包：人力資源管理發展方向探索
9、服務外包企業職業生涯管理1
0、股份制合作企業勞動關系的初探
11、淺析人員招聘與崗位分析設計
12、人才中介市場的現狀與發展
13、企業勞資糾紛的初探
14、失業問題的現狀與對策
15、儒家思想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
16、企業人員招聘與崗位分析設計的思考
17、企業人際關系的溝通技巧分析
19、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問題研究
20、中國家族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研究
21、溝通在績效管理中的體現研究
22、企業銷售人員績效評價體系
23、XX企業員工的培訓與開發
24、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的新發展
25、淺析我國國有企業人力資本投資
26、企業管理人員績效考核體系研究
27、知識型員工薪酬激勵機制研究
28、招聘面試的方案設計與研究
29、國有企業績效考評問題研究
30、績效評估中的信度問題研究
31、基於目標管理的企業績效管理系統研究
32、XX（某單位）績效管理的問題與對策分析
33、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研究
34、XX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35、強制分配法在績效管理中的運用
36、XX地區職工社會保險研究
37、中國企業勞資糾紛現狀及管理對策
38、企業文化與人力資源管理
39、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
40、我國《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的比較研究
41、勞務派遣制度對企業同工同酬的影響研究
42、XX企業的績效薪酬研究
43、中小企業人力資源離職問題研究
44、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職能工作的改進研究
45、企業員工工作心理與行為的調查研究
46、高科技企業人力資源薪酬管理問題的對策研究
47、企業人力資本的形成與特徵談析
48、人力資本激勵理論分析與機制設計
49、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人力資源成本控制
50、國有企業激勵機制的內在矛盾及其解決思路
51、國有企業內部工資分配製度的選擇與創新

Ⅵ 保險業 民生工程建設

可以預見的是，保險將在包括風險保障、社會治理、經濟補償、支農惠農、經濟提質增效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新國十條」為商業保險積極參與並促進養老、醫療、健康等行業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同時提出了「民生保障網」的全新概念，意味著保險的保障作用不僅僅局限於社會保障領域，更可以擴展到民生保障范圍。
發展商業保險
完善社會治理體系
政府通過向商業保險公司購買服務等方式，在公共服務領域運用市場化機制，推進商業保險機構開展各類養老、醫療保險經辦服務，提升社會管理效率。發揮責任保險化解矛盾糾紛的功能作用，把與公眾利益關系密切的環境污染、食品安全、醫療責任、醫療意外、實習安全、校園安全等領域作為責任保險發展重點，發揮責任保險在事前風險預防、事中風險控制、事後理賠服務等方面的功能作用，用經濟杠桿和多樣化的責任保險產品化解民事責任糾紛，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發展商業保險
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保險資金具有長期投資的獨特優勢。保險公司作為機構投資者為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持。保險資金利用債權投資計劃、股權投資計劃等方式，支持重大基礎設施、棚戶區改造、城鎮化建設等民生工程和國家重大工程。通過投資企業股權、債權、基金、資產支持計劃等多種形式，為科技型企業、小微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發展提供資金支持。通過設立夾層基金、並購基金、不動產基金等私募基金，投資、發起資產證券化產品，培育和完善資本市場。
發展適應科技創新的保險產品和服務，推廣國產首台首套裝備的保險風險補償機制，能夠促進企業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發展個人消費貸款保證保險，釋放居民消費潛力，發揮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發揮保險對咨詢、法律、會計、評估、審計等產業的輻射作用，發展文化產業保險、物流保險，探索演藝、會展責任險等新興保險業務，促進第三產業發展。
保險業進入高質量發展期
針對保險業的發展目標和方向，「新國十條」也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保障全面、功能完善的現代保險服務業，由保險大國向保險強國轉變。同時，「新國十條」還明確提出了目標完成的時間點以及數量指標，即「到2020年，保險深度達到5%，保險密度達到3500元/人」。
業內人士指出，2013年我國保險業保費收入1.72萬億，保險深度3%，保險密度不足1300元/人。如果要實現這一目標，2020年保險行業保費收入規模將達到4.73萬億，保費年復合增長率接近15.5%，這預示著未來6年保險業保費增長將步入高質高效軌道。
落實政策利好
商業保險發展潛力巨大
此次「新國十條」發布後，國務院辦公廳又對商業健康險、養老保險作出了相關規定，其內容相當細化，甚至涉及具體險種、具體影響領域等，內容更易理解，更加具備操作性和可執行性。從「新國十條」所涉及的具體條款，業內專家普遍認為，在養老、健康、公共安全、農險、巨災保險、稅收支持、險資運用等領域，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在稅收支持政策方面，「新國十條」提出，要「適時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下一步有望擴展至健康險、企業購買補充養老和醫療險、農業險、科技研發保險等多個領域。開辦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業務後，會激發更多的百姓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補充醫療保險和年金保險的有關所得稅政策完善和落實後，更多的企業職工將享受這三類保險保障。
發展養老機構綜合責任保險、支持保險機構投資養老服務產業，也是各大壽險公司下一步的重點發展方向。開展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發展獨生子女家庭保障計劃，探索對失獨老人保障的新模式，支持保險機構投資養老服務業，鼓勵商業健康險產品與基本醫療保險相銜接，發展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提供與商業健康保險產品相結合的疾病預防、健康維護、慢性病管理等健康管理服務都將成為新趨勢。同時，保險機構還將積極參與健康服務業產業鏈整合，設立醫療機構和參與公立醫院改制。
開展農產品目標價格保險試點，是保險業「新國十條」中的又一個亮點。「新國十條」指出，將探索天氣指數保險等新興產品和服務，以及增添風險管理工具，降低農業風險。不僅如此，今後，農民還可以選擇到更多的「三農」保險產品，如農村小額信貸保險、農房保險、農機保險、森林保險等普惠保險業務。
「新國十條」中首次提出了通過財政支持保障巨災保險。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雖然提出建立巨災保險制度，但並未對商辦還是財政辦有所定性。此次「新國十條」中明確表示，要建立財政支持下的多層次巨災風險分散機制，為巨災風險提供了保費來源。並鼓勵各地根據風險特點，探索對台風、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森林火災等災害的有效保障模式，明確制定巨災保險法規，建立巨災風險管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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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保險公司完善的管理機制

轉載以下資料，供您參考：
內容提要：保險具有社會管理功能這一論斷的提出，是對保險業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內在特質的客觀認識，是對保險業參與社會風險管理並扮演重要角色的科學總結。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主要體現在：穩定經濟生活；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激活儲蓄機制；推動外向型經濟發展；有利於構建國家公共事務應急體系；緩解社會矛盾；推動科技創新。全面科學認識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有利於更好地指導保險實踐，推動保險業的全面進步。

一、對保險功能認識的演變歷程

時至今日，我國關於保險功能的學說主要經過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可稱之為「單一功能說」，也即傳統的保險功能說，認為保險只具有經濟補償（或給付）的功能；第二階段可稱為「二元功能說」，這種學說除了認識到保險的經濟補償功能之外，認為保險還具有資金融通的功能；第三階段可稱之為「三元功能說」，以保監會主席吳定富上任後關於保險功能的闡述為代表，認為現代保險同時具有經濟補償、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等三項功能。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對物質的反映。同樣，對保險功能的認識，也取決於當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水平。因此，對保險功能的認識是一個動態的演進過程，而每一次認識的提高又會反過來促進保險業的進一步發展。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逐步推進，對保險功能的認識經歷了由簡單到成熟、由單一到豐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保險功能的內涵、外延不斷地得到擴大。「三元論」的保險功能說就是這一認識過程發展的必然結果。

商業保險最初發軔於14世紀後半葉義大利的海上保險，是從行會合作保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會員既是保險人又是被保險人。此時尚沒有引進精算技術，仍處在保險的低級形態，保險的唯一功能就是經濟補償，體現為會員之間的保險分配關系。由於缺少科學合理的數理技術支持，保險的功能發揮受到很大限制。17世紀後半葉，保險精算學產生，使理論意義上的人壽保險轉化為現實意義上的人壽保險，開創了人壽保險發展的新局面。從數理技術上來說，保險作為一種風險轉移手段，主要是運用風險匯聚機制，集合具有風險厭惡偏好的投保人並收取保費建立保險基金，對少數發生保險事故的被保險人進行經濟補償和給付，從而實現風險在投保人之間的分散，這就是保險的經濟補償和給付功能。保險經營技術的解決，大大促進了保險經濟補償功能的發揮。這一階段，社會對保險的經濟補償功能有了充分認識，傳統的「經濟補償說」主要形成於這個階段。

此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市場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金融市場逐漸成為經濟生活的主動脈。現代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對儲蓄資源進行時間和空間的配置，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作為金融產業鏈中的一環，保險業承載和發揮了資金融通的功能。保險業的金融功能主要體現在：一方面通過承保業務獲取並分流部分社會儲蓄，另一方面又通過投資將積累的保險資金運用出去，滿足未來的支付需要。保險體系吸收的資金（特別是壽險）大部分是長期資金，這是其區別於銀行儲蓄資金的主要特點。隨著保險業的壯大，西方發達國家中許多商業保險公司作為「契約型儲蓄機構」，發揮資金來源穩定、期限長、規模大的優點，通過持股和相互參股方式，成為資本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和穩定力量，作為金融中介最活躍的成員之一，其資金融通的功能逐漸深入人心。這一階段一直延續至今並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保險的資金融通功能也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重視。

對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認識，也是伴隨著保險業的發展和保險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的。一般來說，不同時代、不同經濟背景的學者，對保險相關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認識難有統一，但對於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的認識則出現顯著的趨同現象。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世界保險業的發展日益呈現國際化、專業化的顯著趨勢，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的需求也呈現多樣化的特點，保險作為金融業三大支柱之一，在發揮傳統經濟補償和資金融通功能的同時，也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融人現代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中，發揮著協調社會經濟生活、提高社會運行效率、提升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經濟學家彼得。F．德魯克說，保險和風險管理對於促進西方世界在18、19和20世紀的經濟進步所起的作用與企業和商業起到的作用同等重要。彼得。L．伯恩斯坦在《抗爭命運：值得注意的風險》一書中也指出，一個社會理解、度量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是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主要區別之處。因此，此次吳定富主席高度概括和總結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可視作對保險業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內在特徵的客觀認識，是對保險業參與社會風險管理並發揮重要作用的科學總結。

二、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內涵、體現及提出意義

（一）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內涵

從本質上講，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主要是通過促進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來推動經濟發展的。對於金融推進經濟增長的方式，理論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一國的金融體系通過提高資本積累率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因此要倚重儲蓄性金融機構和積極引進外資；另一種觀點認為，金融通過提高社會資本配置的效率，來幫助經濟發展，因此金融機構對於生產率和經濟效率的促進功能，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資本積累。而保險恰恰具有這兩種觀點所主張的特點，保險業通過集聚風險補償基金提高了社會的資本積累率，同時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通過特有的交換機制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提高了整個社會的資本配置效率，客觀上起到了「穩定器」和「助推器」的雙重作用，為社會經濟健康運行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持。傳統的保險單一功能說，認為保險人僅僅是一種風險傳遞機制。但事實上，保險這一功能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可能還沒有保險的其他要素重要。因為，保險不僅僅是簡單的財務平衡表，還為經濟活動和長期增長提供其他有力支持。美國保險學者小哈羅德。斯凱博在1998年就曾指出，保險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諸如替代政府安全保障、推動貿易和商務、鼓勵減損、促進風險的有效管理等七種重要服務。現代企業理論的利益相關者學說也為保險業的社會管理功能提供了理論支持。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由股東、債權人、職工、管理人員、關聯企業和顧客等企業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共同組織，是這些利益相關者之間締結的一組契約的集合體。因此，現代企業在公司治理中必須考慮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才能實施有效治理，這種理論強化了企業的社會管理責任。保險企業在構建公司治理結構和日常經營時應注重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不僅追求經濟效益，還要追求社會效益，充分發揮社會管理功能，促進社會整體進步。反過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又會推動保險業的發展，二者存在相互促進的客觀聯系。一般來說，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市場經濟的各個子市場之間存在很大差別，保險市場也是如此。如果其他條件相同，一國的保險市場越發達，越有效率，對經濟的繁榮貢獻就越大。

因此，經濟補償是保險的基本功能，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是保險的衍生功能。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將得到不斷加強，發達國家保險業的發展實踐已經驗證了這一點。

（二）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體現

1．穩定經濟生活，為社會提供「安睡保險」。保險通過預先確定的支出將未來不確定的可能損失固定下來，從而穩定個人、家庭和組織機構的財務狀況，有利於形成經濟安全的心理預期，為經濟生活平穩運轉創造條件，客觀上起到了古典經濟學描述的「守夜人」角色的作用。現代保

險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原來許多不可保的風險逐漸變成可保風險，保險服務的領域和深度不斷得到拓寬，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將越來越凸現出來。

2．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輕政府負擔。保險還被廣泛用於解決政府公共政策問題。人壽保險對於構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具有重要意義。經合組織（OECD）早在198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就曾指出：壽險保單的銷售無疑減輕了許多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壓力。同年，瑞士再保險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指出，10個經合組織國家的社會保障開支和壽險保費之間存在反比關系，即保險業有效地分擔了部分社會保障財務的壓力。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已經成為影響當前擴大內需、啟動消費的主要制約因素，解決不好勢必影響我國經濟長遠發展和社會穩定。隨著我國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國內企業加入WTO之後面臨的競爭加劇，社會保障資金不足的矛盾將越來越突出。據有關專家測算，我國養老、醫療、失業三方面社會保障基金的支付缺口每年大約為673億元。同時據社會保障部門估計，轉製成本大約為20000億元左右。如此大的債務規模再加上每年的社會保障資金缺口，短期內完全要政府解決確實不現實也不可能，但社會保障卻不能產生斷層。另一方面，我國地區間發展很不平衡，生活保障需求呈現多樣化、多層次的特點，老年護理、企業年金、健康、醫療、教育費用等與社會生活聯系緊密的商業保險需求，具有極大的潛力，這為我國商業保險充分發揮社會管理功能，減輕政府壓力、促進國企改革提供了廣闊的舞台。

3．促進資本有效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保險人在進行承保和資金運用活動時，要收集有關企業、項目和經理人的大量信息。一般單個儲蓄者或投資者缺乏時間、資源或能力來收集這樣大量的信息，而保險人具有優勢，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資本和承擔風險。同時，保險公司作為機構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上行使「用手投票」或「用腳投票」的權利，對於經營者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有力地制約著經營者的違規行為，形成有效的外部治理，有利於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有利於強化激勵約束機制，合理配置剩餘索取權和剩餘控制權，解決委託——代理難題，推進資本的合理配置，提高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在保險業發達的國家，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尤其是壽險公司，作為金融市場上的機構投資者，對於金融市場的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4．激活儲蓄機制，促進經濟發展。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其傳導機制存在多種途徑。保險作為金融中介之一，在提高資金融通的效率方面有三個優勢，能有效地提高金融系統的運行效率：一是降低結合儲蓄者和借款人的交易成本；二是創造資金流動性；三是有利於形成投資的規模經濟。與商業銀行相比，保險公司的長期負債和穩健的現金流量，是政府和企業理想的長期融資渠道。一國金融體系的發達程度與其對市場的依賴性成正比，與其對金融中介的依賴性成反比，也就是說取決於信息對稱的程度。因此，保險公司的金融中介作用，在新興國家金融市場比在發達國家金融市場更大。對於我國還不完善的金融市場來說，保險業的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具有巨大的潛力。

5．推動外向型經濟發展。現代經濟的專業化程度越高，對金融的專業化和靈活性要求也越高。如果可供選擇的保險商品種類豐富，保障充分，貿易和商務就會順利進行，反之則會受到極大的阻礙。例如，出口信用保險是政府促進對外貿易、深化外貿體制改革的重要政策手段，素有「商務活動的潤滑劑」之稱，也是保險企業開拓市場、提高競爭力的重要領域。據統計，目前全球貿易額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險的支持下實現的，日本為50%，英國為45%，法國為21%，韓國也達到14%。在我國，出口信用保險已經初步發揮了作用，但整體水平較低，獲得出口信用保險保障的出口貿易額僅占出口總額的1．1%，投保企業只佔全國外貿企業總數的2．7%，這說明我國保險業對外向型經濟的推動不足，在該領域具有極大的潛力。

6．有利於構建國家公共事務應急體系。一個國家有無完備的公共事務應急體系，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准。美國風險管理和保險專家C．小阿瑟。威廉斯博士指出，災害降臨到富國和貧困國家的幾率是相同的，比如日本的地震、孟加拉國的洪水，但一個社會如果能夠控制和減輕這些災難，該社會便可以更好地把資源運用到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現代社會里，各種巨災風險和突發事件如影隨從，對一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造成了一定的困擾，如我國1998年的洪災、2003年2月和5月的新疆伽師地震、今年的非典型肺炎事件等。而且，隨著科技進步和世界政治力量的演變，巨災風險不可測的程度加深，而且一旦發生，危害程度更加嚴重，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將遠甚於從前，如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泄漏、2001年「9．11」恐怖事件、2003年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墜毀事件等等，都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深遠的社會影響，因此必須考慮建立必要的公共事務應急體系加以應對。現代商業保險通過設立新型險種、創造巨災債券等保險衍生產品、綜合運用再保險等方式，有助於化解巨災風險造成的消極後果，在一個國家的應急體系構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我國為例，非典疫情爆發後，各家壽險公司也紛紛推出自己的非典保險，為社會提供了風險規避機制，緩解了人們的焦慮心情，對穩定社會發揮了積極作用，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截止到2003年5月12日，我國壽險公司共接受非典索賠236例，賠付104例，總賠付金額為88．68萬元。

7．緩解社會矛盾，協調社會關系，促進社會的正常運轉。社會和經濟的運轉時常存在許多不和諧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社會風險管理機制，尤其是充分發揮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消除各個要素彼此之間的摩擦，減少沖突，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的正常運轉。保險業對此也大有可為。如，責任保險有利於當事人履行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解決糾紛，協調民事關系。發達國家有完備的責任保險體系，如產品責任保險、僱主責任保險、執業責任保險及公眾責任險、機動車輛第三者責任險等，被保險人一旦出現責任事故，可以很快通過保險公司解決，不必糾纏於曠日持久的官司，減少了社會的摩擦和沖突，整個社會運轉效率高。近年來，我國醫療事故糾紛頻繁發生，巨額訴訟案例呈上升趨勢，國內務家保險公司陸續推出了醫療責任保險，在取得經濟效益的同時也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受到醫患各方和社會的普遍歡迎，盡管還有許多地方有待完善，但充分說明了保險參與社會管理大有作為。

8．推動科技創新，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風險保障。高風險、高投入是高新技術的一大特點，為了保障風險投資的安全和持續投入，必須從制度設計上予以保障。保險業作為風險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推動高新技術的發展上具有獨特的優勢。當前，國際上盛行商業保險與高科技聯姻，保險公司通過科學合理地計算風險投資的保障費用，承保高新技術項目，萬一項目不成功時，由保險公司承擔部分風險；保險公司還通過開展高新技術轉讓保險，促進科技成果進入技術市場和提高成交率，提高企業採用高新技術的積極性，有力推動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三）全面認識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意義

理論來源於實踐，又反過來指導實踐。全面科學認識保險的功能，有利於更好地指導保險實踐，推動保險業的全面進步。

1．有利於提升保險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加快保險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保險業發展勢頭迅猛，持續保持了年均30%的增速，保險各項功能得到較大發揮，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長遠來看，我國保險業具有巨大的潛力。但橫向看來，當前我國保險市場的整體規模還很小，與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與國內證券業、銀行業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在金融業和社會中地位較低。據統計，截至到2002年底，全國保費收入3053．1億元，保險業總資產為6494．1億元；而截止到2002年10月底，全國證券公司資產總額為6660億元，同期證券市價總值為38329．13億元，流通市值為12484．56億元；截止到2002年9月底，中國銀行業總資產為193778億元。因此，充分認識並發掘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將保險業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緊密聯系起來，有利於社會各界增強對保險業的認同感，有利於保險業更好地走入千家萬戶，服務社會，造福民眾。

2．有利於促進保險經營主體拓展經營思路，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社會管理功能的提出，從認識上延伸了保險服務的外延，對於保險經營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有利於引導保險公司更好地制定長期發展戰略，在經營活動中勇於創新，關注被保險人利益，積極主動參與社會管理，塑造保險業的誠信和負責形象，更好地發揮商業保險應有的作用，取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

3．有利於正確處理保險業發展與監管的關系。保險監管機關的指導意見和言論往往對保險經營主體有較強的「窗口效應」，影響深遠。促進保險業發展是當前保險監管工作的首要任務，監管的目標是促進保險業健康發展，更好地實現被保險人的利益。保險業充分發揮社會管理功能，也是加快保險業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加強保險監管者對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認識，有利於保險監管機關系統內統一監管認識，理順保險監管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有為」與「無為」之間的關系。我國未來保險監管發展的趨勢是，以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現場監管與非現場監管並重，更加重視指導性規章和意見的作用，這些都需要保險理論上的拓寬和創新為其支持。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提出，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窗口指導」效應。

三、充分發揮保險社會管理職能的對策

（一）保險理論界要加強研究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為保險實踐提供理論支持和指導。理論研究者必須用發展與開放的眼光來審視保險功能的內涵，深化對保險功能的認識，將保險業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緊密聯系起來，並以此來指導和推動保險實踐的創新活動。

（二）保險經營主體在經營實踐中，應開拓創新，全面發揮保險業的社會管理功能。當前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保險公司建設。推進國有保險公司體制改革，完善股份制保險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科學合理的激勵約束制度，強化公司內控制度建設，注重控制經營風險，完善經營管理考核體系。時機成熟時可推動保險公司上市，有利於保險公司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增強償付能力，更好地適應國際化競爭，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保險業唯有自身健康，才能為社會提供健康服務。

2．產品創新。注重發掘市場需求，堅持消費者導向，創新產品結構，滿足社會的保障需求。尤其是注重發展企業年金、補充醫療保險、醫療責任保險、老年護理保險、子女教育婚嫁保險、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等險種，積極探索大力發展出口信用保險，為我國進出口事業提供保障；探索農業和農村保險的新路，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支持。

3．理順保險銷售體制。充分發揮專業保險中介機構的市場作用，完善保險市場主體結構，改革保險營銷員制度，加強對保險兼業代理點的管理，理順保險手續費問題，樹立品牌經營意識，在全社會培育誠信經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誤導欺詐問題，切實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努力提升保險業的社會形象。

4．延伸保險業服務的觸角。配合國家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抓住擴大內需和西部大開發的機遇，提高承保大型風險項目的水平，為基礎設施建設和重點工程項目提供保險保障；探索保險資金運用的新渠道，可考慮通過購買債券和參與信託投資計劃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資金運用風險管理；開發新險種，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5．探索高風險保險領域。積極探索巨災風險、高新技術風險的保險融資技術，建立巨災、高新科技發展保障基金，通過商業保險主導、政府適當扶持的途徑，提高社會的風險化解能力，為國家建立公共事務應急體系提供有力支持，為高新技術的發展保駕護航。

（三）保險監管機關應堅持市場化取向，樹立發展觀念。創新監管體制，完善監管方式，加強監管手段，為保險業發揮社會管理功能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當前主要是做好以下幾點：一是建章立制，加快保險法律法規的建設，堅持依法監管，依法行政，出台《保險法》配套細則，盡快出台保險違法違規處罰辦法。二是正確處理「有為」與「無為」的關系，凡是市場能解決的問題，堅決還權於市場，合理界定監管者和市場發揮調節作用的效力邊界，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保險監管部門應加強和政府有關部門的協調溝通，系統內要合理劃清總部機關和地方保監辦之間的許可權，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和保險行業協會的作用，提高綜合治理、聯合監管的水平。三是加強基礎研究，結合國家宏觀經濟發展趨勢，重點研究保險業的產業政策，制定保險業發揮社會管理功能的長遠發展規劃；四是理順保險市場關系。在現階段償付能力監管尚不能形成明顯效力之前，應加強保險業務合規性檢查，嚴厲查處保險市場的各種違法違規現象，正本清源，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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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解決汽車保險理賠糾紛的對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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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6年，我國產險業四個主要險種——車險、企財險、貨運險和責任險保費收入合計1377.96億元，同比增長24.9%，占財產險保費收入的91.3%。
據中國保監會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機動車輛保險保費收入為1107.87億元，同比增長29.1%，占財產險公司業務比重為70.1%，穩居產險業第一大險種。其中，交強險自2006年7月1日實施以來實現保費收入218.78億元，佔7月至12月車險保費收入的39.5%。
目前中國財產保險中，車險是投保意識最強的險種之一。隨著對交通事故第三方受害者賠償標準的提升，除了交強險外，越來越多的汽車保有者還主動購買了商業三者險，甚至自發地選擇較高的保額。
近幾年，隨著國內汽車市場的快速增長和車險投保意識的逐步提高，中國車險保費收入穩步增長，到2010年中國汽車保有量將達6000萬輛，機動車輛保險保費收入可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但同時，中國車險市場發展也面臨價格戰、渠道混亂、理賠漏洞、外資參與不充分等問題。
自2003年車險管理制度改革實行以來，2006年車險市場再次發生了重大轉折。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不僅對當前市場具有積極意義，帶來經營管理質的改變和市場基本面的好轉，而且使整個市場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車險市場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將對今後整個行業的車險經營和市場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本報告依據國家統計局、國資委、國家信息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信息網、中國宏觀經濟資料庫、萬方資料庫、中國社會經濟調查研究中心、國民經濟景氣監測中心、中國保監會、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等提供的大量資料，對我國汽車保險市場的發展狀況、車險定價、汽車保險的理賠、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機動車輛保險費率、機動車保險網路營銷、汽車保險業的競爭等進行了全面分析，並對國際汽車保險市場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是計劃進入汽車保險行業和經營汽車保險行業的企業和投資機構了解目前中國汽車保險行業發展動態，把握發展趨勢的重要決策依據之一。
目錄
第一章國外汽車保險業發展分析7
第一節發達國家汽車保險共同特點7
第二節國外汽車保險規定分析8
一、德國：柏林保費貴新手費率高8
二、美國：未婚低齡男性費率最高9
三、日本：強制三責險零利潤9
四、加拿大：周末用車比上班用車保費低9
第三節美國汽車保險業的發展分析10
一、美國的汽車保險制度10
二、美國汽車保險簡介16
三、美國強制車險制度設計與運作的幾點啟示17
四、美國汽車保險反欺詐的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21
第四節德國汽車保險業的發展分析29
一、德國車險發展概況29
二、德國汽車保險無微不至29
三、車險改革對德國車險市場的影響31
四、德國機動車輛法定第三者責任保險簡介33
五、德國車險改革對我們的啟示33
第五節英國汽車保險業的發展分析35
一、英國汽車保險業發展狀況35
二、英國車險市場完全細分36
三、英國車險承保的分析及啟示38
第六節日本汽車保險市場變革分析42
一、汽車保險費率、條款自由化42
二、適應客戶需求進行產品創新42
三、打破汽車保險通過代理店銷售的慣例43
四、應用信息技術的新型服務迅速發展43
第七節韓國車險費率自由化漸變過程及啟示44
一、實行費率自由化的背景44
二、車險費率自由化的過程44
三、車險費率自由化的效用45
四、對我國的啟示45
第二章我國汽車保險業發展的綜合分析47
第一節汽車保險發展歷程與現狀47
一、汽車保險的起源47
二、汽車保險的發展成熟48
三、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汽車保險市場的發展現狀50
四、對中國汽車保險業的啟示51
第二節2006年我國車險市場發展回顧52
一、交強險實施，車險經營發生質變52
二、限折令實行，車險價格理性回歸53
三、行業條款推出，產品標准化體系初步建立54
四、監管力度加強，競爭行為更加理性54
五、車險穩居產險業第一大險種55
第三節中國機動車輛保險市場發展分析56
一、從政策層面看56
二、從經濟層面看56
三、從社會層面看57
四、從技術層面看58
第四節我國車險市場發展存在的問題分析59
一、價格大戰削弱了行業盈利能力59
二、渠道混亂增加了不必要的交易費59
三、理賠漏洞大造成賠付成本過大60
四、參與不足外資保險公司貢獻小60
第五節我國車險市場化分析62
一、車險市場化的困境62
二、車險市場化困境的深層次原因分析63
三、車險市場化的雙贏策略展望64
第六節機動車新報廢標准對機動車保險市場的影響分析73
第七節交強險之後的車險經營分析76
第八節新車險亮點分析80
一、引導保險公司「重服務」80
二、統一條款有利於消費者維護權益80
三、車險價格基本沒有上漲80
四、女性駕駛員享受九五折優惠80
五、A、B、C三款均對酒後駕車不賠償80
六、車險市場不會形成大保險公司「一統天下」80
第九節機動車險困局及其解決途徑分析81
一、機動車輛保險的現狀81
二、綜合環境質量的下降是機動車輛保險經營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82
三、整合保險資源是解決車險效益問題的有效捷徑83
第十節中國汽車保險市場潛力分析85
一、市場結構85
二、承保狀況85
三、前景展望86
第十一節我國汽車保險中介組織發展狀況分析87
一、發展汽車保險中介組織的現實意義87
二、我國汽車保險中介組織發展現狀88
三、我國汽車保險中介組織面臨的問題88
四、發達國家汽車保險中介組織發展狀況89
五、對策建議90
第十二節汽車保險產業鏈分析92
一、汽車保險產業鏈思維因勢而起92
二、構建和諧共贏的汽車保險產業鏈正逢其時92
三、打造和諧共贏的汽車保險產業鏈93
第十三節汽車保險實行免賠額條款的意義分析96
一、免賠額條款產生的背景96
二、國內免賠額的典型做法97
三、免賠額條款對汽車保險發展的積極意義97
四、保險公司推行免賠額條款的建議100
第十四節車險經營中的現實矛盾分析102
一、車險經營的社會效益與企業效益之間的矛盾102
二、車險經營中規模與效益之間的矛盾103
三、車險與非車險的結構性矛盾104
四、車險經營的內部矛盾104
第十五節車險代理渠道發展的問題及對策分析105
一、車險市場代理渠道的現狀及問題105
二、原因分析及對策建議106
第十六節經營機動車輛保險的風險防範分析108
一、車險承保風險的防範108
二、車險理賠風險及防範110
第三章我國車險定價分析114
第一節我國車險定價發展現狀114
第二節我國車險定價的適當性分析115
一、車損險足額保險定價的適當性分析115
二、第三者責任險定價的適當性分析116
第三節完善我國車險定價機制的建議116
一、促進市場的充分競爭116
二、提高精算水平117
三、加強信息披露117
四、進行具體調整117
第四章我國汽車保險的理賠分析118
第一節汽車保險理賠服務分析118
一、國際成熟保險市場汽車保險理賠服務的模式及特點118
二、當前我國保險市場汽車理賠服務的模式及其利弊分析119
三、我國保險市場環境的變化對汽車保險理賠服務模式的變革要求121
四、發展我國車險公估業的對策122
第二節影響理賠服務的因素分析124
一、保險公司層面的原因124
二、客戶層面的原因125
三、社會層面的原因125
第三節機動車輛險賠付率高的原因分析126
一、機動車輛險的經營現狀126
二、車險賠付率高的原因分析126
三、降低車險賠付率的對策128
第四節車險理賠的全新模式分析130
第五節車險理賠外包的意義分析131
第五章我國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分析134
第一節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與自願保險的區別分析134
一、目的、功能不同134
二、性質不同134
三、實施方式不同134
四、責任范圍不同134
五、責任限額不同135
六、索賠主體不同135
七、條款、費率制定方式不同136
八、輔助補償制度設置不同136
九、其他區別136
第二節交強險和機動車商業三者險中的「責任」關系問題137
一、交通事故責任不等於交通事故民事賠償責任137
二、交通事故行政責任的承擔主體138
三、交通事故民事賠償責任的承擔主體139
四、交強險和機動車商業三者險中的被保險人范圍不同140
五、結論141
第三節機動車三責險的制度體系分析142
一、機動車第三者責任險的歷史演變142
二、道交法確立法定賠償規則143
三、實行商業化運營144
四、實行強制締約制度145
五、確立保險人對第三人的保護義務146
六、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147
第四節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的制度分析148
一、機動車強制三責險的定位與功能148
二、機動車強制三責險的經營原則與模式149
三、機動車強制三責險制度法律關系分析150
四、機動車強制三責險相關配套制度構建151
五、《條例》(草案)綜合評介與制度構建的基本路向153
第六章我國機動車輛保險費率分析155
第一節車險費率市場化的利弊分析155
一、車險費率市場化的有利因素155
二、車險費率市場化的不利因素157
第二節機動車輛保險費率問題分析159
一、機動車輛險業務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159
二、機動車輛險業務正常化的措施160
第三節加快我國機動車輛保險費率市場化的進程162
一、機動車輛保險費率管制的弊端162
二、實施機動車輛保險費率市場化的背景164
三、推進機動車輛保險費率市場化的幾點建議164
第七章我國機動車保險網路營銷發展分析168
第一節我國機動車保險網路營銷的現狀及問題168
一、企業信息化問題168
二、市場成熟問題168
三、電子金融化問題169
四、法制化建設問題169
第二節發展我國機動車保險網路營銷的對策分析170
一、靜態信息服務階段的對策170
二、動態信息服務階段的對策170
三、在線交易階段的對策171
第三節我國機動車保險網路營銷的發展趨勢分析172
一、專一化趨勢172
二、融合化趨勢172
三、國際化趨勢172
第八章我國汽車保險業的競爭分析174
第一節當前車險市場競爭特點及對策分析174
一、車險市場改革過程與競爭特點174
二、當前車險市場惡性價格競爭成因分析175
三、過度競爭對車險市場效率和社會福利的影響177
四、對策與建議179
第二節車險價格競爭成因分析182
第三節車險放開經營後的競爭成本與營銷機制分析184
一、營銷成本迅速增加，車險有成為利潤漏洞的危險184
二、創新營銷模式是車險放開經營的必由之路186
三、建立車險新型營銷機制的思考187
第四節寡頭壟斷競爭中車險價格行為的實證分析189
一、當前我國產險市場的結構分析189
(一)市場集中度189
(二)產品差異化189
(三)市場進入壁壘189
二、車險價格競爭的實證分析190
(一)車險市場化進程中總體費率持續走低191
(二)車險市場化進程中各公司車險費率出現分化191
(三)車險市場化進程中定價模式以規模導向為主191
(四)車險價格競爭：領導者——跟隨者模式初步顯現192
三、當前車險「價格戰」的對策193
(一)逐步建立戰略導向的車險定價模式193
(二)重建行業性風險費率和附加費率的車險組合價格體系193
(三)引導和調控車險領導者——跟隨者競爭模式194
第五節車輛險市場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趨勢分析194
一、車輛險費率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194
二、車輛險市場價格競爭的有限性196
三、非價格競爭與集約化經營趨勢198
第九章機動車輛保險代理高回扣問題分析200
第一節我國機動車輛保險業現狀200
一、高回扣導致機動車輛保險業務虧損200
二、機動車輛保險代理的利潤分析200
第二節保險公司解決機動車輛保險代理高回扣問題採取的措施分析201
一、聯合自律201
二、汽車保險服務「超市」202
第三節針對機動車輛保險代理高回扣問題應採取的解決方式203
一、上調機動車輛保險代理費率203
二、有效監管203
三、機動車輛保險代理渠道專業化203
四、發展機動車輛保險的直銷業務203
五、大力發展機動車輛保險經紀人業務204
第十章我國機動車輛保險招投標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205
第一節當前我國車險招投標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205
一、招標目的不明確205
二、中間人的不規范運作205
三、保險人競爭不夠理性206
四、標書內容不規范206
五、評標缺乏統一的標准206
第二節車險招投標不規范操作造成的後果207
第三節規范我國車險招投標的對策208
附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費率浮動暫行辦法210
圖表目錄
圖表1美國汽車保險反欺詐基本框架
圖表2美國部分州的保險反欺詐立法要求對比
圖表3美國保險公司常用的反欺詐方法
圖表42006年我國機動車輛保險保費收入情況
圖表52004-2006年我國機動車輛保險保費收入圖
圖表62000-2006年中國財產保險保費收入結構
圖表72000-2006年中國車險保費收入及賠付
圖表82006年車險市場戰略群組分析（1）
圖表92006年車險市場戰略群組分析（2）
圖表10汽車保險費的發展
圖表11個別亞洲市場汽車損失率
圖表12某財產險公司一份2003年11月25日承保的私家車保單出險情況的部分記錄
圖表13某保險公司機動車輛險業務經營情況
圖表14兩個保險公司自律公約的支付矩陣
圖表15小雞博弈支付矩陣
圖表16非壽險市場監督的基本態度
圖表17兩個保險公司第二次博弈的支付矩陣
圖表182004年我國前五位產險公司的市場份額表
圖表191997-2004年深圳市車險綜合費率變動情況
圖表201997-2004年深圳市場主要產險公司車險變動情況

Ⅸ 保險的社會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發展有何意義，我國保險業在今後發展中應如何發揮其社會管理職能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觀念，在黨和國家制定的發展戰略中得到了突出和強化，並正在成為全社會的重要共識。保險作為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對於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有著重要作用。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充分認識保險對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作用，有利於拓寬保險發展空間，使保險業在更深層次和更廣領域參與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工作中，提升保險業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
一、保險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在國民經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保險作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水平與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保險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突出體現在保險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促進經濟發展
保險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水平要受到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但它的健康穩定發展又能促進經濟的發展，這主要是由其經濟補償和資金融通的功能實現的：
其一是通過風險集散和經濟補償，為經濟發展和改革創新保駕護航。表現在：一是幫助受災企業及時恢復生產，保障社會再生產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二是為商業貿易活動轉移風險，推動商品的消費和流通；三是為先進生產力提供可靠的風險保障，推動科學技術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從而減少因風險因素造成的經濟波動，促進經濟發展。
其二是通過對收取保費積聚起來的龐大保險基金進行科學高效的運用，可以促進居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為經濟建設提供長期資金的融通渠道，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可以為資本市場培育穩健的機構投資者，改善資本市場的結構，而保險資金所具有的長期性、穩定性和規模性的特點，也使其成為促進資本市場繁榮的最穩健的力量，從而推動金融市場的高效、穩健運行，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支持。
此外，保險業本身作為國民經濟中一個重要產業，在就業、稅收等方面都對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它本身的健康穩定發展就是經濟金融健康穩定運行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從保險的基本保障職能看，保險通過幫助受災家庭恢復原有的生活條件；減輕傷、殘、病、老、死等事件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對民事賠償責任造成的第三者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失，保障受害人的經濟利益，減少經濟糾紛等方面，能夠滿足人民多樣化的保險保障需求，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但是，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的高度關聯性和不確定性對保險保障提出了更高和更廣的要求，要求保險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更高層次、更廣層面分擔社會管理的職能，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安定。就現階段而言，保險在社會發展領域中的作用，應當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分擔政府社會保障職能，補充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伴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步伐的加快，以及社會出現的人口老齡化、家庭小型化等趨勢，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成為保障人民生活、實現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戰略措施。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水平，在當前和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內，政府提供的基本社會保障只能定位在分階段推進的廣覆蓋、社會化和可持續的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較低水平上。因此，要提升我國社會保障水平，構築強有力的社會保障網，就必須發揮商業保險的作用加以補充。商業保險作為我國多支柱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基本社會保障尚未覆蓋的人口群體，如農村人口及大量沒有社會保險的城鎮人口中，甚至可以作為社會保險的替代工具發揮主導性的保障作用。大力發展商業性養老、健康保險有利於減輕政府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負擔，解除廣大人民群眾的後顧之憂，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保險業由於自身所具有的產品開發、投資管理、客戶服務以及精算、銷售等方面的優勢，有責任也有能力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是分擔社會風險管理的職責，提高社會防災防損和應對公共危機的有效性。其一，在日常的防災防損中，保險人作為專業風險管理者，不僅可以為企業提供風險管理經驗，而且可以通過承保時的危險調查分析、承保期內的危險檢查督促、以保險費率這一價格杠桿調動企業防災防損積極性等措施，增強整個社會防災減損的能力，盡可能減少保險賠款的支出和社會財富的損失，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其二，則是構建突發性巨災危機的防範體系和保障機制。以非典、9.11恐怖襲擊、美加大停電等為代表的國家公共安全事件表明，緣於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變異，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災害事故將呈日益復雜與巨型多樣化趨勢，已經對人類社會應對突發性巨災的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雖然政府應承擔並負責提供有關公眾安全的基本保障供給，但政府限於財力，同時又受制於諸多宏觀經濟目標的約束，投入總是有限。因而，強化現代保險業在這其中的功能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考慮到各種巨災等危機事件所造成的綜合影響，在涉及人身傷害、財產損失、公眾責任、第三者責任以及針對意外或突發事件導致的營業中斷和利潤損失等方面，商業保險作為社會保險的補充，可以提供產品豐富的多種可能的保險保障，維護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正是由於保險兼具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的功能，保險在現代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中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
研究保險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還必須認識兩個問題：
一是要正確認識保險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保險對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具有促進作用，而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則是商業保險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保險業的發展不可能長期脫離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而一枝獨秀。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能為保險業的發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而如果二者發展不協調，在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的同時，也會抑制有效的保險需求，影響保險業的正常運營和穩健發展。因此，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是與保險業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相一致的。保險業的經營目標只有順應時代、社會發展需要，保險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作用才能在有效發揮保險功能作用中得到提高和加強，並與社會經濟發展產生良性互動。
二是保險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雖然主要靠保險業自身的努力，但也受到一些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制約，其中政府決策支持是一個關鍵因素，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政府能否理順政策、法制、制度框架，影響到保險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二是基本社會保障的深度、廣度是否與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承受能力以及社會、文化、制度沿革相適宜，關繫到商業保險發揮作用的空間。由於市場失靈（比如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帶有外部性），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無法完全憑借市場力量自動形成，政府必須在社會發展領域承擔更多的責任，通過完善政策、法制和制度環境、加大對公共領域的投入等措施，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政府介入要有明確清晰的「度」的界定。這是因為政府進行的社會管理具有效率低下的固有缺陷，並且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基本社會保障，由於是和個人對社會貢獻無直接關聯的「均值化」服務，具有邊際效用遞減的特點，提供不足固然影響社會穩定，但過度提供則一是增加財政負擔，二是挫傷就業積極性，三是對商業保險等市場力量產生擠出效應。因此，政府職能定位是否明確，決策支持是否到位，影響到保險業發揮作用的外部環境和運作空間，最終也會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加快保險業發展，充分發揮保險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從總體上看，我國保險業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保險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不相適應，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養老、醫療、教育、住房、責任等保險產品還不能滿足廣泛的社會需求，保險還沒有滲透到各行各業、社會各個領域和生活的各個方面。發展不足是制約保險業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作用的主要因素。因而，必須從服務國民經濟全局的高度加快保險業發展，盡快做大做強，才能充分發揮保險業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提升保險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
（一）樹立正確發展觀。保險業必須以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為己任，改變多年來走的重規模、輕效益，重保費、輕管理的粗放型發展道路，以及片面追求保費增長速度的指導思想，樹立和貫徹「速度、結構、質量、效益」統一的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才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切實擔負起「促進改革、保障經濟、穩定社會、造福人民」的重要使命。
（二）深化改革，實施進取性戰略。在我國保險市場全方位開放的條件下，加快國內保險業的改革調整，解決我國保險業體制與結構矛盾；分多層次——國際保險（金融）集團、「專、精、特、新」的專業性保險公司和中介機構以及兼業代理機構等——豐富保險市場主體結構，鼓勵公平有序競爭，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開展兼並收購等形式的國際化資本運營，快速增強實力；將市場領域開放、市場體系建設、保險公司制度創新、保險企業國際化競爭能力增強統一起來，實現跨越式發展。
（三）加快創新，為保險作用的充分發揮注入活力。認真研究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積極進行體制創新、機制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如：探索保險投融資體制創新，充分發揮保險資金融通功能；探索保險風險資產證券化等手段的可行性，在更廣范的范圍內尋求建立安全基金聚集與危險損失分散化的融資與轉移機制；應用現代信息技術與金融技術，實現經營方式的差異化與管理方式的精細化，推動保險經營與管理升級；密切關注與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緊密相關的熱點問題，開發具有廣泛社會需求的保險產品，優化產品結構，滿足多層次的保險需求；提高服務意識，創新服務方式，豐富保險服務的內涵，把服務滲透到保險消費的各個環節，增強核心競爭力。
（四）防範風險，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
改革是發展的動力，發展是改革的目標，穩定則是改革與發展的前提。作為轉軌過程中的新興幼稚產業，我國的保險業必須加快發展，才能縮短與國際水平的差距、應對入世挑戰，才能夠解決保險業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困難，更好地服務於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需要。而要加快發展，就必須改革現有保險市場的宏觀制度安排和微觀運行機制中的落後因素，為保險業發展掃清障礙。與此同時，保險業長期發展中埋藏了不少風險隱患，並且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新的不確定因素不斷涌現，因而在推進改革的同時，必須密切防範和化解風險、維護保險體系的安全和穩定，促進保險業長期健康發展。需要指出的是，維護保險體系的穩定不能以犧牲保險市場的效率和被保險人的利益為代價，也並不意味著不讓經營失敗的機構退出市場。
為兼顧保險市場的效率與穩定，當前亟需確立兩個制度安排：一是以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實現科學監管，從最終意義上維護被保險人利益，增強投保人的信心。二是建立市場退出機制。市場退出機制著眼於暢通市場退出渠道、減輕機構退出帶來的社會震盪和處置成本、從整體上維護被保險人的合法權益，既有利於發揮市場機制優勝劣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促進公司穩健經營，促使投保人審慎選擇；又有利於維護保險體系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生活的安定，防止因個別機構經營失敗引發區域性、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五）尋找利益與責任的最佳契合點。利益與責任並不總是一致，有時甚至是矛盾的。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保險業無可推卸的責任，但由於現階段經營管理基礎和風險管控能力薄弱，外部體制、政策、法制、信用環境尚未理順，以及市場競爭不規范，在某些社會管理功能強、群眾迫切需要的險種，如責任險、健康險、汽車貸款履約保證保險、農業保險等業務經營中，必然面臨經營風險加大甚至無利可圖等難題，出現了保險公司不敢開展或業務量萎縮甚至退出市場等現象，不利於保險業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和拓展新業務空間。這種現象的存在固然有客觀因素，但保險公司必須充分認識到肩負的社會責任，不能消極等待社會環境、市場環境好轉才經營，而要積極作為，變被動為主動，一方面，要加強和有關部門、其他市場經營主體的溝通、協調、合作，共同尋找利益與責任的最佳契合點，在符合相關政策法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開拓市場、發展業務；另一方面要苦練內功，通過科學設計產品、加強風險管控和提供優質服務出效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
（六）爭取政策扶持，理順外部環境。目前，保險在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中作用的發揮，受到諸多政策和制度瓶頸的制約，如醫療、養老等體制改革尚不到位，商業保險機構與社保經辦機構的利益沖突沒有消除；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缺失；法制、信用環境不完善等。從國外經驗看，商業保險要在社會保障體系等關系國計民生的社會事業中發揮作用，離不開政策扶持。政府要通過加快養老、醫療、失業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明確商業保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作用和主體資格；拓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推進保險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實行適當的稅收優惠政策；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等措施，為保險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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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如何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經濟實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設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大局總體穩定。但由於我國社會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使我國社會呈現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尤其是因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勞動就業等問題引發的多樣化、群體化、對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糾紛不斷增多，處理難度大。新形勢提出新挑戰，新問題產生新任務。如何服務於改革開放、社會穩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們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建立與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構建 完善 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社會利益格局不斷調整，社會矛盾糾紛處於高發時期，且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對現有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應對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矛盾糾紛有效化解體系，為社會主體和糾紛當事人提供符合他們利益偏好的、可供選擇的糾紛解決途徑，從而能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將從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內涵、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基本思路、具體措施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概述。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與傳統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較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由於當前矛盾糾紛主體的多元化、類型的多元化、訴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徑等也應多元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結成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運作調整系統。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訴訟的方式，一類是訴訟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謂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其意為「替代性（或選擇性）糾紛解決方式」，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 現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目前，在各國司法實踐中廣為使用的不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序而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主要有仲裁、調解、談判、案件評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審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評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會議（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這一概念既可以根據字面意義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 亦可根據其實質意義譯為譯為「審判外（訴訟外或判決外) 糾紛解決方式」或「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法院外糾紛解決方式」等。[1]當代國際比較法學家將ADR 的共同性特徵概括為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簡易性和靈活性)；第二,糾紛解決基準上的非法律化。即無需嚴格適用實體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基本原則框架內,可以有較大的靈活運用和交易的空間；第三,從糾紛解決主體角度,ADR 具有非職業化特徵,可以使糾紛解決脫離職業法律家的壟斷；第四,形式的民間化或多樣化,其中民間性ADR 占據了絕大多數；第五,從糾紛解決者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看,包括仲裁在內的ADR 的構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並不是行使司法職權的裁判者(法官) ,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因而被稱之為更徹底的新當事人主義；第六,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對抗性)。[2]在這個意義上,我國的人民調解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都符合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被涵蓋在ADR 的范疇之內,盡管它們都保持著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體現為以訴訟為核心，各種非訴訟方式為補充的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糾紛。[3]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也可以分為訴訟和非訴訟兩類方式，訴訟方式即法院判決，非訴訟方式包括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當事人和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信訪等。

二、構建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社會矛盾糾紛得到及時妥善化解、人民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及時有力弘揚的社會。及時妥善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有效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當前，由於沖突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樣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有序的社會格局。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要確保各項事業有新格局、新水平、新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有些矛盾糾紛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突發性強，發現和控制難度大，靠單一渠道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司法干預社會矛盾糾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對某些矛盾糾紛不是最佳的手段，因為司法的職能是裁判爭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的職能，許多利益調整的矛盾糾紛需要運用行政的、經濟的方法實施綜合調控，不易進入司法程序。同時司法資源是有限的。如果群眾遇到糾紛都走訴訟這一獨木橋，必然會導致一些原本可以通過平和方式解決的矛盾更趨對立，最終影響社會和諧。積極探索建立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協調運作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綜合利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運用教育、協商、疏導等方法，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提高調處效能，有力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執政目標。人民法院將有限的審判資源用於解決重大疑難的社會矛盾糾紛，對一般的民間糾紛倡導採取多元化的解決方式化解在訴前、解決在訴外，是緩解審判壓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徑。實踐證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是司法審判的重要基礎，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處分權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維系家庭溫情、鄰里禮讓、交易誠信，可以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和社會責任。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所具有的增強凝聚力、傳承道德價值和協調法律與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決所不能替代的。對於當事人來講，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識強的表現；對於法院來講，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體現政績。發揮多元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優勢，把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訴外，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體要求。

三是有利於促進平安創建活動的不斷發展。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配合，全面發揮社會控製作用，共同構築資源配置合理、機制運轉高效的社會矛盾解決體系，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矛盾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不斷創新調解理念、調解手段和調解方法，推動完善以「以黨委統一領導、各相關部門組織聯動、法院積極主導、訴求渠道暢通、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群眾受益」為核心內容的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從源頭上預防、疏導、分流社會矛盾，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利於及時消除各種影響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特別是通過協商、和解的方式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有助於協調統一各方利益，加強團結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謀發展、幹事業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充分發揮大調解相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的基本思路。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一個趨於和諧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國家應當為不同類型的社會糾紛提供相應的解決渠道。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應當佔有自己的位置, 發揮各自的作用,並且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每一個具體的矛盾糾紛, 都應當有不同的訴求表達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明確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發揮每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特點和優勢，又能夠相互銜接配合、相互補充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模式。發揮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大調解的作用，基礎在於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的建立和加強，根本在於訴調一體化對接,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中心，訴訟調解為主導、司法審判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民間調解發揚光大，把行政調解發揮到位，把法院調解貫徹始終，最大限度地將各種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實現調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強人民調解，打牢基礎建設。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是基礎，是第一道防線，必須在加強人民調解上下功夫，要發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調解工作體系中的基礎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調解工作領域，在繼續做好婚姻、家庭、鄰里、房屋宅基地、生產經營、損害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糾紛調解的同時，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任務新要求，積極參與土地承包、環境保護、勞動爭議、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的調解。要切實強化人民調解矛盾糾紛預防、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調解質量，加強調解組織網路建設。在各單位、各社區（鄉鎮）、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調解組織，配備人民調解員，及時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眾威信的人員參加，優化民調組織結構。基層法院應設立專門的訴前調解機構，配備調解經驗豐富、審判理論水平較高的法官，同時聘請有威望、調解經驗豐富的街道司法所長、街道社區推薦的司法協理員為特邀調解員，還應從司法所長、發揮作用好的司法協理員中聘請司法聯絡員，協助法院調解案件，或受法院委託獨立主持調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提高人民調解員的待遇，並將經濟補貼與工作業績考核掛鉤，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在「四位一體」大調解中的主導作用，與司法行政機關密切協作，結合具體案件，通過系統授課、專題講座、答疑釋惑、協助調解等方式,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和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提高人民調解員的業務素質，增強人民調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能力，確保人民調解員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發揮得早、化解得了、控製得住、處置得好，真正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

（二）強化行政調解，調配救濟資源。

要強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職責。目前的社會矛盾糾紛有相當數量是行政性糾紛，行政機關也承擔著行政復議、行政調解、行政裁決等解決糾紛的職責。行政機關在糾紛解決中具有專業性、綜合性、高效性的特有優勢，同時，行政機關掌握著其他糾紛解決主體不具備的行政裁量權和社會資源，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資源調配，實現糾紛有效解決。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救濟是指當權利的實現出現障礙時，需要對其提供一種救濟和幫助。救濟包括公力救濟、社會救濟和私力救濟。就公力救濟和社會救濟而言，政府部門的公力救濟和行業協會等的社會救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實情況卻是有差距的，還有很大的實踐探索和改革發展的空間。必須更新觀念，樹立多元化糾紛解決的理念，設立專門的工作機構，制定和完善糾紛解決規則和工作職責，及時處理相關糾紛。在行政調解中積極倡導「以和為貴」、合作、自治等價值理念，引導採用平和方式解決糾紛，降低糾紛的對抗程度，避免糾紛的升級，增加社會的和諧度。

（三）建立聯席制度，搞好訴調對接。

建立「三項制度」，搭建司法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一體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調解聯席會議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參加，組織特邀調解員代表、民事調解指導員等相關人員參加，定期召開例會，相互通報糾紛發生、解決情況，交流、研究化解糾紛的辦法。二是建立考評管理制度。各基層司法所要把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切實加強對人民調解日常工作的考評和管理，規范人民調解業務台帳、調解文書和工作檔案，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定期組織考核評比，確保人民調解工作依法規范運行，以科學有效的管理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健康發展，激發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熱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與人民調解組織、仲裁機構、行政部門建立定期聯絡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資源共享」機制，全面發揮懲治、教育、保護、預防的司法職能。司法行政機關要將每月納入人民調解組織調解的民事糾紛的數量、類型、進展情況和處理結果形成統計報表，抄送法院，法院應將每月受理的經過人民調解的案件情況、發生法定事由被確定為無效或變更、撤銷的調解協議情況形成統計報表，反饋給司法行政機關。

四、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具體措施。

推動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其相互協調，又充分發揮各自作用，是一項需要多方協作、不斷完善的社會系統工程。要堅持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地位，加強聯系協調，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構築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新格局。

一是堅持黨委領導，把握正確方向。

推動和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工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整合各種資源和優勢，多方協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堅持與深化平安創建緊密結合起來，建立長效工作機制。要加大檢查督導力度，加強對人民法院與調解組織之間的工作指導、調度和協調，確保各項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體、成績顯著，各綜治部門積極主動地預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處置好群體性和突發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各相關部門要深化調查研究，加強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分析和研判，圍繞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宏觀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二是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暢通訴求渠道是推動和完善多元解決糾紛的前提。充分調動成員單位和社會各方面的資源，納入到社會控制的大系統中發揮作用，構成配置合理、運轉高效的多元化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

各行政機關和基層組織要根據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職責，堅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錯位、又不推諉、不迴避，充分發揮主動高效的作用，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進一步健全完善簡單民事案件先行調解和委託調解機制，支持人民調解組織參與訴前調解，將人民調解融入訴訟渠道。在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時，要依法確認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調解協議的公信力，維護人民調解工作的嚴肅性。要努力探索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協會工作的新途徑，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行政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與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有效機制。

司法行政機關要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方針，依法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法定職責；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研究解決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預防、因地預防、因事預防、因時預防等預防制度，做好民間糾紛的預測和防範，加大調處工作力度，能調則調、宜調則調，使矛盾糾紛消化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盡量少一些「對簿公堂」，為法院審判工作「減壓」。努力消除人民調解工作的盲區和死角，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人民調解組織的不同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實施分類指導，不斷提高工作的科學性、主動性和預見性。

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和律師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決糾紛的資源。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既了解法院審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貼近人民群眾，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調解易於被當事人所接受。要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的積極性，確保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發揮律師具備專業知識和處理社會糾紛的經驗的優勢，積極探索律師積極主動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激勵機制，促使當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內自治解決。

工會、婦聯等組織既要依職權主動解決勞動爭議、婚姻家庭等糾紛，又要積極協助法院做好疏導工作，勞動、國土、環保、衛生、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要在履行自身調處糾紛職能的同時，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提供符合專業特點的參考意見，為和諧解決矛盾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是提升司法權威，增強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規范、最權威的糾紛解決手段，司法審判是糾紛解決的最後一道關口，人民法院作為解決糾紛的最主要力量，要通過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實踐，全面落實「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針，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深化改革創新，優化審判職權，加強司法能力建設，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確保立案及時、裁判公正、執行有力，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要自覺踐行公正與效率主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完善監督制約機制，提高審判質量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資源優勢，最大可能地減輕當事人訟累，最低成本地實現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大范疇內，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司法原則，不斷強化多元、和諧的理念，在訴前、訴中和訴後的全過程，充分運用調解、和解、協調等各種「軟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紛爭，平衡利益沖突，達到案結事了、定分止爭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環境。

完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必須調動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各相關部門要把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群眾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弘揚「和為貴」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社會改變「解決糾紛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觀念，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釋放群眾情緒，理順社會矛盾，防止出現因糾紛而結「世仇」的現象。要加強宣傳力度，加大對民調、協商等非訴訟解決糾紛方式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讓群眾充分了解、自覺認同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主動去選擇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決矛盾，化解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