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糾紛案例分析

Ⅰ 征地地上附著物補償糾紛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能得到公正判決嗎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在司法實踐中的認定與適用--------------------------------------------------------------------------------發表日期：2007年11月7日出處：中國農經信息網作者：湖南莽源律師事務所韓律師本頁面已被訪問608次目前，司法實踐中因出嫁婦女、戶口在農村的退休人員，要求所在地或原戶口所在地的集體經濟組織分配征地補償費的訴訟越來越多，而最高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對必須涉及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無法做出明確的司法解釋。審判工作中，因為有法官的不同理解，出現不同適用標准和裁判結果。我們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導司法實踐活動中「發現出嫁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保護、農村土地徵收補償費用分配等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穩定的大問題。要解決上述問題，正確界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各相關部門要求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標準的呼聲非常強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礙於司法解釋權和立法許可權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已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立法解釋或者相關規定。但人民法院對進入訴訟程序的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不能等到相關立法解釋公布後，才對此類案件進行裁判。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征地補償費糾紛案件的審判，應當首先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後，此類案件的審判反而因不同理解，出現適用不同標準的裁判，導致司法依據的混亂。作者認為，就目前我國法律法規的制定而言，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並不存在法律障礙；就如何解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的法律法規規定雖不是特別明確具體的，但法律規定的精神是清楚明白的，關鍵在法官如何認識和把握。作者現就自己在審判實踐中，如何判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具體認識和作法，提供司法同仁以參考、批評指正。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應當以戶口所在地認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出現的新名詞。成員資格，從法理學的角度認識，本質為權利，是自然人或法人去行動的資格、佔有的資格或享受的資格。「一個人只有被賦予某種資格，具有權利主體的身份，才能夠向別人提出作為與不作為的主張，也才有法律能力或權力不受他人干預地從事某種活動」（張文顯主編，法理學P8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是關於中國公民法律資格的規定。中國的歷史習慣把戶口所在地當成公民資格認定的依據。一般人講，我是某村人，指的是自己的戶口在該村，即便戶口不在該村，也是原來戶口在該村，現在已從該村走出來。審判實踐中，許多法官也以此類推，凡戶籍在農村中的人，就是該村村民或居民組居民，理由是，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以後，凡是具有城鎮戶口的人就是城市居民；具有農村戶口的人就是農村村民或居民組居民。這是我國目前法律上確認農村人口的唯一標准。村民比農民的稱呼更接近成員資格，村民是戶口在該村的居住民；農民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是職業稱呼。居民不過是村內集體經濟組織中原生產小隊改為居民組後的變稱。居民一是指戶口在該村，或戶口雖然不在該村，但現在居住在該村，或原來是該村人，因退休等其他原因又回到該村居住的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二條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該法沒有明確提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或選民資格」認定問題，但該法第十四條規定：「具體選舉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定。」根據這一授權，各省制定了地方性法規。《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四條規定：「選民一般在戶籍所在的村進行登記。」《福建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一條規定：「凡具有選民資格的村民可以在戶籍所在地的村民選舉委員會進行選民登記。」《北京市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一條規定：「具有選民資格的村民一般在戶口所在地的村進行選民登記。現居住地與戶口所在地不一致，要求在居住地參加選舉的，經居住地所在村的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可以進行選民登記，但不得在戶口所在地重復登記。」《河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九條規定：「村民選舉委員會負責審查選民資格，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戶籍在本村的村民應當在選舉日前進行選民登記。」以上規定證明，以戶口所在村來認定農村居民成員資格是有法律法規依據的。就涉及土地補償費的分配糾紛而言，居民組成員資格認定是前提條件，而戶口所在地又是能夠說明該居民是應當分得土地補償費的合法的主體。《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益」的規定也是證明。否則，不以戶口所在村確認農村居民資格，所有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村民會議或居民組會議形式出讓被國家徵用的土地，並獲得土地補償費和該村（組）居民分配土地補償費的決定均無法律根據。二、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是參加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政治活動的前提條件。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戶口在農村的居民均有權在所居住的本村參加一切政治活動。全國各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都規定，選民資格以一般戶口所在地進行認定和登記，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是成員權中最重要的權力。《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九條規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項，村民委員會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一）鄉統籌的收繳方法，村提留的收繳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數及補貼標准；（三）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學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業的經費籌集方案；（五）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業的建設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經營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目前，我國農村中已經有不少原戶籍在本村，但已經在外地落戶的從商成功人員，被原籍請回，或從國營企業、事業單位退休回原籍居住的，被農民認為是「能人」的人，被推選為村長或支部書記，他們正帶領著廣大農民奔向小康，也有不少參加工作時間長的老工人按照國家政策與子女了頂替手續，享受著退休金和醫療保險待遇，戶口落在原籍，繼續承包其子女原耕種的土地。他們都全部參加了所在農村的各項建設事業，為農村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現實生活中也有戶口不在所居住的農村，也同樣以相關法規規定，在生活居住地以與當地村民一樣的身份，參與村事務管理、選舉等政治活動的實例。《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五條規定：「結婚後在配偶戶籍所在的村居住但戶口未遷入，本人要求在居住的村參加選舉的，經戶籍所在的村出具選民資格證明和未在所在村進行選民登記的證明，並經配偶戶籍所在村的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應當予以登記。」可見，以非戶口所在村的村民資格領取選民證，參與民主選舉，也是符合規定的，也就是說，農村居民的政治權利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實際居住情況而定。《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第十四條規定，任何村民不得在2個或2個以上的村重復登記。說明一個人不得同時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選舉權或被選舉權。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以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與被選舉的是普遍現象，以非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與選舉的是少數並不多見，但法規的規定，至少說明農村居民可以選擇自己參與政治活動的區域。三、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不是參與土地徵用費補償分配權的唯一標准以戶口所在村或長時間居住在農村的居民，都可以本村村民資格參與所在村的相關村務管理活動，甚至可以當選為所居住村的村幹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該村民一定享有本村村民享有的一切經濟權利，如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正確理解和把握這一點，對於從事司法審判的法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充分說明居民戶口所在村或不在所在村，該居民不一定享有徵地補償費分配權，作者就司法實踐的實例進行合法性證明。案例一：原告張某訴稱，本人原在娘家居住。1996年結婚後，於2003年將戶口遷入現住村第四居民組。被告第四組近兩年部分土地被徵用，該組居民全額分得土地補償款21000元，該組居民會議討論因原告在本組沒有承包地，只決定分給原告一半征地款，違反法律規定，侵害了原告合法權利，請求判令被告如訴。一審認為，原告在其娘家的承包地仍由其耕種。婚後雖將其戶口遷入被告處，但其土地不在被告處，該不具有被告處居民組成員資格，居民組已分給原告土地補償款的一半，現原告以戶口在被告處為由，請求分得另一半土地補償款，理據不足，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張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認為，土地徵用補償款是按照村民戶口所在地來確定，還是按照土地使用權所在地來確定，目前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綜合本案實際情況，本著「依事實為根據，依法律為准繩」、「公平」的司法原則和裁判適用法律問題的基本要求，應當從以下三方面來分析認識本案爭執焦點：一、村民資格是村民享受和行使政治權利的前提。如本案中上訴人提供的其參與戶口所在地選舉事項的選民證，足以證明上訴人以村民資格，在被上訴人第四居民組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行使政治權利。這是基於《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產生的法定權利，人民法院應當予以認可。二、村民依法取得參與所在居民組的政治社會生活權利，是否同時必然取得相應的經濟權利，是本案涉及的主要焦點。就本案而言，上訴人作為原住所地的村民，在其娘家分有土地。而且，根據中央「三十年不變」的規定，於出嫁後，仍然保留了對原住地土地的使用、經營和收益權。三、從以上兩個事實得出的結論：是上訴人在原住所地和出嫁後新遷入的戶籍地，享有繼續經營原住所地土地和參與戶口新遷入地政治生活兩個合法權利。人民法院對此應當認定，並依法提供司法保障。村民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的可分離性，與保障村民特別是出嫁女合法的經濟權利，是此類民事糾紛案件的基本特徵，也是使裁判公正合法的一項原則。本院同時認為，土地徵用款的分配權，是指被徵用土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依法取得的特定權利。上訴人雖經第四居民組討論決定，分得了部分土地款，是居民組集體對其財產權利的處分，他人無權干涉。上訴人的土地仍然在其原住所地，未被徵用，不能在現在的戶口所在地取得土地徵用款的分配權。如若支持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則使得上訴人在其原住所地和戶口遷入地兩處取得土地使用權和收益權，違反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論男女老幼政治經濟權利一律平等享有的原則。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張衛萍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但論理講法不足，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案例二：原告衛某訴稱，原告家庭於1994年承包了被告第二居民組的土地8.7畝，原告於2000年出嫁，但承包地未變，也按規定承擔農業稅費。2004年4月，被告租用了原告家部分土地1.6畝。6月18日，該地隨本組其他部分土地被國家徵用，每個居民組成員分配土地補償款6600元，沒有給原告分配，請求判如所訴。一審法院認為，土地補償費是為了彌補被征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損失，應當屬於土地所有人所有。被告作為土地所有權人，有權通過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收到的土地補償款。原告雖未遷出其在被告居民組的農業戶口，但已在2000年出嫁，其上交的各種稅費，是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應承擔的義務，並不能說明其具有被告居民組的成員資格。關於包括出嫁女是否享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在目前法律法規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尊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定程序作出的分配方案，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衛某上訴後，二審經審理認為，上訴人是否享有徵地補償費分配權，是本案爭執的一個焦點。依法維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體現司法公正、公平、合理，是司法為民的基本要求。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條「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上訴人的居民組成員資格是其取得征地補償費的前提條件，對此，《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就是保障結婚婦女原有土地份額不變，在其土地被徵用後，取得土地補償費的法律依據。上訴人未嫁時，就是居民組成員，是家庭承包人之一，經營土地是其重要生活來源。現雖然出嫁外村，但其戶口未遷，其原有的居民組成員資格未變，原有的承包土地仍由其耕種，同時，又未在新嫁入地取得承包地，原有承包地仍是其主要生活來源。被上訴人以居民組民主議定程序做出「已出嫁女、已故人員不參加此次分錢」的決定是錯誤的，剝奪了上訴人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出嫁女婚姻關系的建立，並不產生失去居民組成員資格的法律後果，正如涉外婚姻並不產生當事人失去中國公民資格一樣。《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條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被上訴人居民組集體決定分配土地補償費的行為，侵害了上訴人的合法權利，與法相悖。人民法院在審判活動中，不僅要對居民組「決定」的形式進行程序合法性審查，更要對其「決定」的內容進行實體合法性審查，被上訴人所做的「決定」，是「以多數人通過的合法形式」，剝奪了上訴人的合法權利，違反了國家法律，是對國家特別保護的婦女的相關權利的侵害，不應當支持，應予撤銷。又，本案涉及到的居民組成員資格認定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法律問題。僅以戶口的遷入或遷出認定，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沖突。居民組成員資格或成員權利的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可以分離，分別兩地行使是解決目前司法實踐困擾的最佳選擇，它符合司法公正、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二審判決：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土地補償款6600元。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可以在不同集體經濟組織內分別行使，是解決目前司法實踐困擾的唯一途徑綜上所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應當以其戶籍所在地來確認，這樣有助於行政管理和相對穩定農村人口，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文明建設。但法律同時有規定，農村集體組織成員的政治權利可以選擇其戶口所在地行使，也可以有條件地選擇由居住時間較長的非戶口所在地行使。成員的經濟權利，一般意義上講，主要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對土地的承包權，應當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來進行保護。這種經濟性的權利不是以「人的流動」為前提，恰是以「權利依附於不動產的土地」而有條件的變動。這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生存條件的基本保障，尤其對出嫁婦女、入贅男子在新居住地沒有取得土地，而原籍原承包土地沒有收回時，任何組織都不得以「民主議定程序」來剝奪該居民應當享有的土地徵用補償費分配權。在我國現實中，土地是農村居民賴以為生的主要經濟來源，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國家實行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經營方式制度後，農村土地被大量徵用，廣大農村居民不得不面對失去耕種土地的危險，他們為此而憂心忡忡。征地補償費的分配直接決定了居民生活質量和今後生存狀況，所以，農村土地徵用補償費的糾紛也隨之不斷發生，當事人希望通過司法審判來保護其合法權益的呼聲越來越高。作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中關於「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解釋部分，至少是敘述不完整，或邏輯不周密，極易產生不同理解，之一：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的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具備成員資格；之二：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雖不在該村，但已經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內生活了一定時間，甚至還參與了選舉這樣的重大政治活動，具備成員資格；之三：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還承包了土地，具備成員資格；之四：決定分配方案時，當事人戶口未遷入本村，但已經成為本集體經濟組織內某個家庭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員，具備成員資格。甚至還有以出嫁女雖不遷出戶口，但已經在其夫所在村居住多年，也享受選民權利，所以，失去成員資格的認定，或以此規定不清，不支持出嫁女訴訟請求的判決。對此，如果從整個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規定進行認真分析研究，不難找到合理解決問題的答案。這就是：對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有關征地補償費分配引起的糾紛，對當事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一般應當以其戶口所在地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然後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關於維護婦女土地權利的規定，進行公平、公正、合理處理，不管當事人「流動」到何處，人民法院都要保證其承包土地的「不動產物權」不受到侵害。起訴時主張權利的依據不一定完全是戶口登記，更要有土地承包合同來證明其是合法的權利主張人。這也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證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國家實行農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變」的政策而使得該成員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戶口與實際居住地暫時分離。當然，不能以戶口作為認定成員資格的唯一標准，使婦女從「流動」中獲取「兩份」經濟權益，這也不是體現對婦女權利的特別保護。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審判，實現農村社會普遍正義，保護農村成員權益，彰顯法律功能。人民法官作為司法活動的直接參與實踐者，正確理解立法精神和司法審判目的，對於正確行使審判權，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矛盾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制定法律，由於缺乏具體的對象，無論如何精細，始終是一種有缺陷的政治活動；司法則是一項彌補法律缺陷的綜合性藝術。法官是將個別化的生動的案件事實與普遍化的呆板的法律結合，賦予了法律以生命，彰顯其人性化活力的藝術家。在此，作者衷心希望廣大法官能夠盡其所能，適當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通過自己的司法活動，體現司法為民的崇高目標。

Ⅱ 農村土地糾紛案例能幫忙弄幾份嗎

外商來我縣投資辦廠,需要使用村民小組已經發包給村民的土地,縣政府是否可以用徵收的手段把徵收的土地轉讓或賣給外商?理由是什麼?是根據國家的哪條法規定的?
某市某鄉某村A戶，1982年土地承包到戶時承包原該村十二生產隊耕地10.5畝，1982年到1985年由A戶耕種，到1985年底A戶辦理農轉非戶口全家遷出到某廠礦，當時A沒有向村上報告承包地如何處理，致使1986年土地荒蕪一年，這一年也沒有上交有關費用，1987年由原來的社長安排本社5農戶耕種，每戶交承包費20元，共計100元。1987年8月，A回村找到當時的社長要求承包自己原先的耕地，雙方現場簽訂了合同，合同承包期為三年，即1987年10月到1990年10月，承包費為400元，承包費必須於1987年10月31日前交清，合同才能成立，在約定的時間內即10月31日前A來交承包費前，當時的社長又以招投標的方式與B戶簽訂了合同（三年600元承包費），待A戶來交承包費時社長不收（在約定的時間內），理由是B戶願意多交到600元，A戶要承包須在600元的基礎上加承包費，A戶不願，致使同一地塊產生了兩份合同，並發生爭吵，社長也未收回與A戶簽訂的合同，而土地由B戶一直耕種，期間1990年與社長又簽了三年的合同到1993年，之後又與社上口頭約定續包。1999年農村土地二輪承包續簽換證時，業務工作人員沒有嚴格按政策規定辦，照抄1982年土地到戶的底冊，將A戶仍然登記為承包戶主，簽訂了《農村集體專業項目承包合同書》，但A戶沒有親自簽字，合同期為三年，而土地由B等4戶耕種到2002年，在此期間A來到該村要合同書未拿到，村委會的理由是合同書應由種地人保管，A戶的理由是合同書為我己有，並且在該廠礦生活困難，兩子女未就業，要種地謀生，致使2002年5月份A戶與B戶為爭土地種發生吵打致傷。糾紛發生後，A戶的意見是：這屬於侵權行為，要求賠償這16年的損失，共計16萬元，並恢復土地承包經營權，本村其它有類似農轉非戶土地為何不收回；B戶的意見要求是：A戶要向B戶賠禮道歉，同時付給醫葯費8000多元，土地如何處理按政策規定辦。
這2個案件行不？

Ⅲ 法律案例分析題:園區管委員會能否發函警告法院

管委會發函警告法院 法律淪為笑柄 管委會發函警告法院

重慶農民付某的蛙場被劃入李渡工業園區，在補償條件未談妥的情況下，2008年年末建設公司爆破施工，致使其養殖的美蛙大批死亡，付某遂向涪陵區法院起訴爆破公司。之後園區管委會發函警告法院不得「一意孤行」，這被稱為「史上最牛公函」。付某的訴訟請求果然被法院駁回。（6月28日《新京報》）
這個判決充滿戲劇性。作為政府機關的當地管委會居然向法院發出措辭嚴厲的「警告」——「如果一審法院不採信我們的意見」，「一意孤行」「硬要依據上述錯誤鑒定結論作出判決」雲雲；待一審付某敗訴之後，管委會又稱這只是「表達意見而已」，聽不聽話是法院的事。
而法院副院長的答復更富戲劇性：公函是從門縫里撿的。但他卻在上面作出批示，下發辦案法官，成為本案的判決依據，並且還可能成為二審的依據。
雖然這個新聞充滿了「笑點」和鬧劇的成分，但評判案件的標准依然只能是法治。

首先，本案不是民告官的征地糾紛，而是建設公司爆破，造成付某的美蛙大批死亡的特殊侵權案件，純屬民事糾紛。既如此，當地政府就不應該參與其中。當地官員干涉案件判決，使法律在權力面前淪為笑柄。
其次，這場事實上的官民鬥法，本應該斗的是「法」，以法律來判斷是非曲直，當地政府卻利用手中的權力超越法律，對付某污名化。
雖然在官員口中養蛙人付某的形象是「欲壑難填」，但付某一直堅守著法律底線：他養美蛙有養殖證，打撈美蛙時請公證員做公證，到司法鑒定中心做出權威鑒定，依法起訴侵權人，提出的賠償額有充分合法的證據；沒有漫天要價，沒有圍堵政府機關，沒有擾亂法庭秩序——他只是在依法維權。
政府不能以公權的名義侵害公民的合法權利，更不能將正當維權污名化。一邊是養蛙人依法維權，一邊是權力一再違法，正如當地官員所感慨的，「如果農民都這樣善於利用法律，無疑將對政府依法行政提出更高要求」。既知如此，為什麼就不願意依法行政呢？

來源四川法制報：http://legal.scol.com.cn/2010/06/30/201006300133160606.825.htm

Ⅳ 土地糾紛事件案例分析，請大家分析。請從律師的角度出發。

根據復你述的情況，你們的轉讓制行為沒有進行過戶登記，也未經村委會同意，土地的承包權仍屬a。b的種植屬代耕代種，或租種。征地款分為兩部分1是地上附著物或種植物的賠償歸種植人b所有；其他補償（包括安置、土地補償和社保費用）應歸承包人a享有。
剩餘土地的分配：如雙方有關於種植的書面合同或口頭合同，能夠明確b的種植期限的，雙方應按照合同繼續由b耕種。
在土地證上書寫的內容沒有描述清楚，這是雙方的私下約定，不能改變土地證的登記內容。但是，書寫內容可以證明b的種植行為，a是知道並允許的，可部分證明雙方的合同關系。

Ⅳ 農村土地糾紛案例

可以要回土地！雖未簽書面合同，但有口頭約定，也是合同的一種。雖版然《農村權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條 土地承包經營權採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當事人雙方應當簽訂書面合同。但《合同法》第三十六條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你把你承包的土地又包給本村人承包，屬於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是合法行為。

如果已經規劃修路要佔用這塊地，你再去要地已經沒有意義。因為：
土地被徵用後，征地補償費包括：土地補償費、勞力安置費、青苗費、地面附著物補償費等。其中勞力安置費歸土地承包人；土地補償費國務院規定歸土地所有者，但各地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可以由承包人和土地所有權人按比例分配；青苗費歸耕種者、地面附著物補償歸其所有權人。但所有歸個人的補償，均會（應該）做在承包人（也就是你）名下。你再按上述分配原則分給實際耕種的人。
修路佔用剩餘的土地，你可以協商是否收回。
提醒你：今後無論約定任何經濟上的往來，只要不是能當場結清的，最好都簽訂書面合同。免得事後糾紛。

Ⅵ 房屋拆遷糾紛案例

2016年9月22日上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鄭左民、張景義等12人訴蘭陵縣人民政府撤銷房屋徵收決定案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起普通的行政訴訟竟然吸引了山東省17位副市長、33位省廳機關領導等約200多政府官員前來旁聽，這個案子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有這么多領導前來旁聽。

據本案原告方承辦律師王衛洲介紹，本案是一起具有典型意義的房屋案件，2015年8月18日，蘭陵縣人民政府發布《蘭陵縣人民政府房屋徵收決定公告》（蘭陵政征公告字2015第1號）決定將中興居委片區定為棚戶區並實施房屋徵收，徵收范圍「東至文化路，南至順和路，西至中興路西側和平居委民房，北至會寶路」其徵收范圍包含了原告的房屋和院落，原告認為被上訴人的行為明顯違法，依法應當予以撤銷，於是委託北京萬典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衛洲、夏濤代為提起行政訴訟。

圖為王衛洲律師接受記者采訪

萬典律師代理意見全文如下：

關於彭艷、鄭左民等12人訴蘭陵縣人民政府撤銷房屋徵收決定案件的代理意見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萬典律師事務所接受彭艷、鄭左民、張景義等12人的委託，依法指派王衛洲、夏濤擔任其訴蘭陵縣人民政府關於撤銷房屋徵收決定案件的代理人，經庭前研究案卷、分析案情及法庭調查，我已經比較全面和客觀的掌握了本案的案情，現結合法律法規發表如下代理意見，請予以重視和參考：

第一焦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錯誤。

第一、關於認定事實錯誤的問題

1、一審對於雙方證據採信理由沒有作出陳述。

《法官行為規范》第五十一條普通程序案件的裁判文書對事實認定部分的敘述

（一）表述客觀，邏輯嚴密，用詞准確，避免使用明顯的褒貶詞彙；

（二）准確分析說明各方當事人提交證據採信與否的理由以及被採信的證據能夠證明的事實；

（三）對證明責任、證據的證明力以及證明標准等問題應當進行合理解釋。

一審中，被上訴人的證據疑點重重、在合法性關聯性真實性上都不具備，但是一審竟然採納了被上訴人的所有證據，代理人對於被上訴人的證據上訴人逐項質證，發表並提交了約5000字的質證意見，但一審判決對此沒有作出任何解釋，當然證據證明力、以及能夠證明的事實也沒有作出說明，明顯違反法官行為規范，一審對證據的採信以及對事實的認定是錯誤的。

2、一審認定事實證據不足，事實不清。

首先：一審中關於被上訴人的《補償安置方案徵求意見稿》《徵收補償安置方案徵求意見情況的公示》《補償安置方案徵求意見稿修改情況的公示》《中興居委棚戶區改造工程房屋摸底情況公示》等證據，被上訴人只是提供了文件本身，沒有任何照片或視頻或公證等予以證實這些材料已經張貼、公示，代理人認為文件本身不足以證明這些材料確實已經張貼公告、故被上訴人沒有依法張貼公告，且被上訴人沒有提供證據證明其已經張貼公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34條應當視為沒有證據。

關於被上訴人提交的音像資料，這些資料是在一審開庭當天提交的，上訴人根據行政訴訟法認為其超過舉證期限，不予質證，該證據也沒有進行播放和質證，一審竟然採納，我認為違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五條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經庭審質證。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的規定。

其次：一審在「本院認為」部分，對「事實認定」做了擴大。

一審「事實認定」部分並沒有認定被上訴人房屋徵收符合「專項規劃」，以及「對被徵收房屋及房屋附屬物進行調查登記，調查登記的范圍包含已確權和未確權的房屋和附屬物，並且被告已經將該調查結果予以公示「，因為被上訴人是沒有證據的，但本院認為部分卻對未查明事實作出認定，明顯錯誤。

第二、一審適用法律錯誤的問題

一審根據（魯政字【1997】97號）批復及《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使用權的若干規定》和《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條第五項規定，以戶口農轉非為由認定涉案土地屬於國有土地。

但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國土資源部作出關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條第(五)項的解釋意見（國法函[2005]36號文）內容如下：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根據《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三十一條的規定，經國務院批准，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條第(五)項作如下解釋： 一、該項規定，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被依法徵收後，其成員隨土地徵收已經全部轉為城鎮居民，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剩餘的少量集體土地可以依法徵收為國家所有。 二、本解釋自公布之日起實施。

可見戶口轉變並不導致集體土地轉為國有，還應當履行徵收的法定程序，本案中蘭陵縣既沒有給農民一分錢補償，又沒有要求農民向政府移交土地，土地仍然屬於集體土地。

《臨沂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暫行規定》已經廢止，該規定與《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評估辦法》相違背，屬於違反上位法。

第二焦點：徵收補償方案及徵求意見是否合法合理

第一、被上訴人徵收補償方案實體內容不合法，不合理。

一審認為被上訴人徵收補償方案合理合法，但一審判決僅僅從補償方案的制定程序方面進行了形式性的審查，對實體內容沒有進行審查，代理人認為房屋徵收的主要爭議即為徵收補償，徵收補償方案合實體內容、合法性應當作為徵收決定案件重點審查內容，關於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均在媒體發布：徵收補償方案問題「無論是有關徵收決定的訴訟,還是有關補償決定的訴訟,人民法院都要堅持程序審查和實質審查相結合的原則,」，一審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

本案中徵收補償方案存在嚴重問題有如下幾點：

1、補償方案違法規定對土地和房屋分開補償、操縱干預評估機構評估，限制被徵收人的應得補償。

《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四十二條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應當按照相關標准規范，如實出具評估報告。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評估活動和評估結果。

《山東省房屋徵收補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被徵收房屋價值中包括房屋裝飾裝修價值以及附屬於該房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價值。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評估辦法》第十四條被徵收房屋價值評估應當考慮被徵收房屋的區位、用途、建築結構、新舊程度、建築面積以及佔地面積、土地使用權等影響被徵收房屋價值的因素。

我們都知道，我國法律的一貫原則是「房隨地、地隨房，房屋土地不可分離」，如果房屋離開土地那麼房屋就是磚頭、瓦塊、鋼筋、水泥，僅僅是一些建築材料，不會具有市場正常價值，而被上訴人的徵收補償方案（第（一）項第3、第（三）項第1等條款）規定對於被徵收房屋和土地是將房屋的土地分開補償的，這樣直接導被徵收房屋僅僅能夠補償房屋建築成本價值，而不能獲得市場價值。

這樣的規定顯然違反了《山東省房屋徵收補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被徵收房屋價值中包括房屋裝飾裝修價值以及附屬於該房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價值。」的規定；被上訴人做這樣的方案，那麼評估機構也只能按照房地分離的方式進行評估，這顯然干涉評估機構的評估工作，

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評估辦法》第十四條、《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四十二條關於禁止干涉、限制評估機構正常評估的規定。

2、對土地使用權的補償予以限制，被徵收房屋和產權調換房實行不同評估標准。

被上訴人補償方案第五條第（一）項第2規定：「對於房屋建築容積率大於1的土地使用權不予補償，房屋建築面積不足1.0的，宅基地面積減去應補償建築面積部分，按照評估機構評估價格補償。」

這種規定的結果就是，被徵收人的房屋凡是蓋樓房的，其兩層以上的房屋，只能獲得成本價無法獲得市場價，比如你100平方米土地，建築物160平方米，那麼這60平方米被徵收人只能獲得建築成本價格，我們房屋的價值構成為建安成本、土地、區位、增值收益等多種因素構成，那我們被徵收人的補償是不是客觀上減少了很多？

而被上訴人提供的產權調換房，均屬於17層高層樓房，其容積率遠遠大於1，但卻所有建築物都包含土地使用權價值，都是按市場價。

代理人認為，這種對於被徵收房屋和產權調換房實行不同的評估方法，明顯違法，屬於惡意限制被徵收人應當獲得的補償，這樣的方案也干擾了評估機構的正常評估。

3、將停工補助費按照最低標准，不符合被徵收人實際損失情況。

被上訴人補償方案中第八條第四項第1關於停業補助費的規定為按照按照1300元／人／月，這是《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公布全省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確定的臨沂市最低工資標准，而實際上被徵收人中員工工資均在3000元／月以上，政府作此規定限制被徵收人的正常收入，明顯侵害權益，應當根據其實際工資計算。

4、高層公攤的價格問題

《臨沂市房屋徵收補償暫行規定》：「高層安置優惠。原則上安置房屋套內面積不低於被徵收房屋的套內面積，滿足原套內面積所增加的公攤面積按建安成本價計算，再增加的建築面積按市場價計算；套內面積不足部分按貨幣補償價格找回差價。」

建安成本價即重置價，根據臨沂市人民政府臨政辦發[2015]29號文件《臨沂市人民政府關於調整青苗及地上附著物徵收補償標準的通知》，住宅樓的重置價為800-1200元/㎡，本案中，被上訴人的安置房為高層，但公攤部分按照1800元/㎡計算沒有按照成本價格，而上訴人的房屋價格重置價只有400-500元/㎡，這個評估機構顯然是受到了干涉，暗箱操作。

5、部分補償標准由政府規定，違法。

被上訴人補償方案規定：搬遷費由政府定價為8元/㎡，只有特殊設備才可以評估；裝修為60元/㎡或30元/㎡。

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評估辦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被徵收房屋室內裝飾裝修價值，機器設備、物資等搬遷費用，以及停產停業損失等補償，由徵收當事人協商確定；協商不成的，可以委託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通過評估確定。「的規定。

而對於住改非房屋，最高只能增加20%的補償，且不給停產停業損失，也不合理，停產停業是客觀存在的，應當補償；而房屋增值應當參照增值收益法或市場比較法評估，給予其合理的價值補償。

6、補償方案欠缺重要內容。

被上訴人制定的補償方案欠缺《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

償條例》第十三條要求的被徵收房屋基本情況、產權調換房屋的價值認定等因素，以及產權調換房土地是劃撥土地、出讓土地等與被徵收人利益息息相關的因素。

第二、徵收補償方案沒有依法徵求公眾意見。

1、沒有履行徵求公眾意見的法定程序。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條規定：「房屋徵收部門擬定徵收補償方案，報市、縣級人民政府。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有關部門對徵收補償方案進行論證並予以公布，徵求公眾意見。徵求意見期限不得少於30日。」

第十一條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將徵求意見情況和根據公眾意見修改的情況及時公布。

一審認為被上訴人公布了《徵收補償安置方案》徵求意見稿，但該意見稿，並沒有告知被徵收人有發表意見的權利，發表意見的方式、渠道、、期限，這樣的徵求意見稿即使張貼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被徵收人無法發表意見。也許被上訴人認為其曾發布過《徵求公眾意見情況的通告》中告知了發表意見的權利，但該通告的發布時間為2015年5月11日，因被上訴人之前沒有告知公眾提出發表意見的權利和途徑，故假設該通告存在的話，按照通告規定2015年5月16日截止，齊遠遠不足《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條規定的至少三十日。

另：被徵收房屋基本情況、產權調換房屋的價值認定等因素、以及產權調換房土地是劃撥土地、出讓土地等與被徵收人利益息息相關的因素等，甚至於在補償安置方案中都沒有寫，更不能徵求公眾意見。這些問題都與被徵收人利益有重大關系，但被徵收人都無法發表任何意見。

• 聽證沒有公開舉行，沒有公示和通知程序。

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一條舊城改建項目聽證由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由被徵收人和公眾代表參加的聽證會，並根據聽證會情況修改方案，被上訴人提供的證據來看，是由徵收辦公室組織，而且也沒有修改補償方案，不符合規定。

聽證之前沒有以公告方式告知，所以政府是否組織聽證、何時組織聽證，被徵收人不知道，屬於秘密進行，沒有知情權那麼也就沒有了參與權，違反《山東省行政程序規定》第三十三條「決策事項承辦單位應當在聽證會舉行15日前公告下列事項：（一）舉行聽證會的時間、地點；（二）擬作出行政決策的內容、理由、依據和背景資料；三）申請參加聽證會的時間、方式。」的規定。

• 專家論證會沒有專家，純屬走形式

一審認為，被上訴人召開專家論證會對徵收補償安置方案進行專

家論證，但專家論證參加人員都是什麼人，縣發改局、住建局、規劃局、房產局、國土局、卞莊街道辦事處等等吧，全部為縣政府下屬部門的工作人員，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相關領域的專家，也沒有一個也沒有研究咨詢機構人員，這些人有出具論證意見的資質和能力嗎？這樣的專家論證有什麼意義？

另外仔細審查了一下，此論證報告中的依據：如佔地面積、居民戶數、宅基地數均與其他文件的數據不符合，且其所稱有關徵求意見的事項不存在。

《山東省行政程序規定》第三十條規定為「決策事項承辦單位應當組織相關領域專家或者研究咨詢機構，對重大行政決策方案進行必要性、可行性、科學性論證。專家論證意見應當作為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可見這個論證參與的程序、人員以及引用的數據全是違法和錯誤的，結果能正確嗎？

3、一審認定沒有根據。

這個徵收補償方案存在這么多嚴重的問題，而一審卻認為被上訴人履行了徵求公眾意見的程序和聽證程序，可見一審純粹是走形式，庭審質證意見不予答復、辯論意見避重就輕、實體問題不予審查、程序上只看有無不看內容，這樣的判決能夠正確嗎？我認為完全錯誤，不僅錯在了表面上，而且錯在骨髓里，一審法官欠缺法治精神。

第三焦點、徵收程序是否合法

第一、沒有對被徵收房屋進行調查登記和公示。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房屋徵收部門應當對房屋徵收范圍內房屋的權屬、區位、用途、建築面積等情況組織調查登記，被徵收人應當予以配合。調查結果應當在房屋徵收范圍內向被徵收人公布。」

《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與補償條例》第十五條房屋徵收部門應當對房屋徵收范圍內房屋的權屬、區位、用途、建築面積等情況組織調查登記，被徵收人應當予以配合。調查結果應當在房屋徵收范圍內向被徵收人公布。

1、被徵收房屋調查登記結果必然錯誤。

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六條，確定徵收范

圍之後就應當發布暫停辦理相關手續的通知，本案被告在2015年4月21日才發布通知，要求停止辦理建設、工商等相關手續，而此時被上訴人所稱的摸底調查已經實施完畢，發布停止辦理相關手續的通知已經毫無意義，而通知之前徵收范圍內改建、擴建、加建也必然會會發生，摸底的結果顯然不是最終結果，所以調查登記相當於沒有履行，因為他沒有調查最終的結果。

2、在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沒有對徵收范圍內的房屋調查登記結果進行公示。

本次徵收沒有對被徵收房屋調查登記結果公示，這嚴重影響了絕大多數被徵收人補償安置的權利，徵收決定做出程序明顯違法。被上訴人沒有證據證實，應承擔舉證責任。

第二、在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沒有對未經登記的建築進行調查、認定和處理，程序違法。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市、縣級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應當組織有關部門依法對徵收范圍內未經登記的建築進行調查、認定和處理。對認定為合法建築和未超過批准期限的臨時建築的，應當給予補償；對認定為違法建築和超過批准期限的臨時建築的，不予補償。

《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貫徹實施《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二條規定：「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規劃、國土資源、住房城鄉建設、城市管理和行政執法等部門對徵收范圍內未經登記的建築物進行調查、認定和處理，並出具相關法律文書。」

本次徵收區域因歷史原因社會原因，存在大量未經登記的建築，而被申請人沒有對因歷史社會原因形成的未經登記建築做出認定，一律按照違章建築給予對待，這嚴重影響了絕大多數被徵收人補償安置的權利，徵收決定做出程序明顯違法。

第三、不具有合法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

《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條例》第十二條「市、縣級人民政府

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應當按照有關規定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房屋徵收決定涉及被徵收人數量較多的，應當經政府常務會議討論決定。」

《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條例》第十五條：市、縣級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應當對房屋徵收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以及徵收補償費用保障、風險化解措施、應急處置預案等內容進行評估論證,形成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應當作為是否作出房屋徵收決定的重要依據。房屋徵收決定涉及被徵收人數量較多的,應當經政府常務會議討論。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徵收補償費用應當足額到位、專戶存儲、專款專用。

《山東省行政程序規定》第二十九條決策事項承辦單位應當對重大行政決策方案進行社會穩定、環境、經濟等方面的風險評估；未經風險評估的，不得作出決策。

1、被上訴人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沒有經過縣政府常務會議討論決定，本案被徵收人360多戶，（當時生效的《臨沂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暫行規定》規定：「一次性連片徵收涉及300戶以上或建築面積3萬㎡以上的，須經縣（區）人民政府常務會議研究決定。涉及戶數較少但情況特殊的，也需經同級人民政府常務會議研究決定。」）可見應當經縣政府常務會議討論決定，而本案中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沒有經過縣政府常務會議通過，被上訴人提交的會議紀要顯示，常務會議並沒有針對社會穩定風險問題進行決定、決策

2、被上訴人提供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系信訪局作出，信訪局並非作出徵收決定的市縣人民政府，不具有主體資格，故屬於無效文件。

第四焦點：徵收是否符合規劃和計劃

第一、不符合四規劃一計劃，專項規劃無證明文件。

《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條依照本條例第九條規定徵收房屋的，由政府確定的建設項目組織實施單位向房屋徵收部門提出啟動房屋徵收程序，說明房屋徵收范圍和符合公共利益的具體情形，並提交發展改革、國土資源、城鄉規劃等部門出具的建設項目符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和專項規劃的證明文件。

因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舊城區改建需要徵收房屋的，建設項目組織實施單位除提交前款規定的證明文件外，還應當提交發展改革部門出具的建設項目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年度計劃的證明文件。

本案中被上訴人提供的國土資源局證明、規劃局證明僅僅是現有被徵收房屋「佔地面積180畝「」總建築面積12萬平方米」的情況。

這些證明文件對於棚戶區改造工程是否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並沒有作出答復，但一審判決竟然對證據作出擴大解釋。

特別是「專項規劃」的規劃的問題，人家被上訴人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予以證明，依據《行政訴訟法》第34條應當視為沒有證據，但是一審判決竟然認為其符合專項規劃。

第五焦點、徵收補償安置資金是否專戶、到位

第一、作出徵收決定前補償安置資金沒有到位。

被上訴人提供補償安置資金到位證明是一份由財政局證明國家金庫蘭陵支庫存有2.3億的證明，國家金庫其實就是國庫嗎，根據《國家金庫管理條例》，國庫的職能就是管理國家財產、執行預算決算支出收入,說白了這2.3億就是放在財政上的錢根本就沒有往徵收補償專戶劃撥，這怎麼能叫資金到位呢？這與《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二條第二款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徵收補償費用應當足額到位、專戶存儲、專款專用的規定是截然相反的。

被上訴人連徵收補償專項賬戶都沒有設立，一審法院竟然認為補償安置資金足額到位，簡直不可思議，一審的理由是什麼嗎？是絕大多數人已經簽訂協議，這其實是以結果來倒原因，相當於拿事後的補償協議來證明前期的補償決定合法，這違反行政訴訟證據證據證明原則，但即使如此也不符合專戶儲存，專款專用的規定，如果法院這么審案子，以後行政府徵收都可以不設立徵收補償專項賬戶。

第二、安置房源不存在

該房源目前尚未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以及相關建設施工的手續，之後土地是否能夠開工建設具有不確定性；

規劃部門並非房屋土地管理部門，無權單獨出具房源證明；

根據《山東省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因舊城區改建徵收個人住宅，被徵收人選擇在改建地段進行房屋產權調換的，作出房屋徵收決定的人民政府應當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被徵收人符合住房保障條件的，作出房屋徵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直接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不再輪候。」的規定以及被告證據10《關於公布2015年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務分解落實項目（第一批）的通知》，應當在原址還遷。

以上代理意見，請予以充分考慮，謝謝。

代理人：王衛洲 ，北京萬典律師 事務所

2016年9月22日

Ⅶ 目前做征地拆遷糾紛的律師都有哪些家呀，哪個會比較的好或是更靠譜一些

拆遷、征地都是當地政府行為
事先宣傳
不理解、不滿意
當地咨詢律師就可以
沒有必要找什麼靠譜不靠譜，律師就是服務，不一定實現你的訴求

Ⅷ 案例分析我國農民土地權益受到哪些侵犯

（一）立法性侵犯：
1、對農民的土地支配權、處分權的侵犯：
2、對農民土地收益權的侵犯：
（1）征地時僅對「農業勞動」的價值或收益進行補償，而不對土地本身的財產價值進行補償。
（2）土地補償費標準的設置過低，且沒有科學依據。6－10年的農業生產的價值，大大低於耕地的可耕作年限，一般土地耕作年限都在10年以上。
（3）土地補償費不歸所有人農民集體所有，而歸非所有人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
（二）實際中被侵犯的情形：
①政府圈地濫征、征而不用現象突出；
②村民委員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經過集體農民討論決定而隨意支配土地，自 作主張賣地、租地、用地、分配宅基地的現象嚴重；
③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被截留、貪污、挪用的現象突出；
④村民委員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擅自收取、貪污、私分土地使用費的現象突出；
⑤集體中的農民群眾對土地支配過程中的支配監督權被架空，收益權被剝奪和侵 犯；
⑥農民涉及土地的控訴、投訴渠道不暢，維權艱難。

Ⅸ 房屋徵收的案例

案例1：徵收混淆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的徵收
山東省泗水縣13戶農民，收到一份特別的《行政復議決定書》，這份行政復議決定為：確認被申請人泗水縣人民政府於2011年4月6日作出的《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東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泗政發【2011】15號）部分違法，即該房屋徵收中涉及徵收集體土地上房屋的部分違法。這意味著13戶農民，告贏了泗水縣人民政府，（泗政發【2011】15號）決定越權徵收集體土地上房屋行為，被濟寧市人民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確認違法。
一、積極申請聽證、協商，申請文書石沉大海。
2011年4月6日，泗水縣政府作出《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泗政發〔2011〕15號），該具體行政行為決定將包含泗水縣考棚街耿煒、王強等房屋和建設用地在內的房屋和土地予以徵收，13戶農民對此不服，依法聘請本所律師王衛洲代為維護合法權益。
在行政復議准備階段，13戶農民首先向泗水縣政府遞交《關
於修改泗河路古城路北片區第一期居民房屋徵收改造項目徵收房屋
補償方案的聽證申請書》，希望能夠對徵收房屋的補償方案予以修改，並以聽證的方式徵求被徵收人的意見。但是泗水縣住建局收到申請書沒有任何回應。
同日13戶農民向泗水縣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遞交《泗河路古城路北片區被徵收人關於選擇徵收評估事項通知》，要求更改泗水縣住建局為被徵收人擬定的評估機構名單，並希望能真正由被徵收人獨立選擇評估機構，對於此份通知，泗水縣住建局也沒有回應。
在懇請協商處理問題無望的前提下，13戶農民毅然決定通過法律程序維護權益，撤銷《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東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泗政發【2011】15號）。
二、被迫走上維權之路。
在復議申請中，律師和13戶農民指出指出：一、（泗政發【2011】15號）決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錯誤，超越職權。本案中泗水縣政府徵收房屋片區范圍內，含有大量的集體土地，泗水縣政府將其按照國有土地上的房屋進行徵收屬於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錯誤，同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徵收集體土地及其附屬物應當由省級人民政府或國務院批准，被告的行為業超越了其審批許可權。二、徵求意見不足30天，程序違法。按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條的規定「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有關部門對徵收補償方案進行論證並予以公布，徵求公眾意見。徵求意見期限不得少於30日。」而本案中，泗水縣政府於2011年3月3公布徵求意見稿，3月21日結束徵求意見，2011年4月6日作出決定，很明顯徵求期限不符合法律規定。 三、徵收房屋和土地是為了開發房地產，不屬於公共利益，不符合徵收條件。四、房屋徵收補償方案違反《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十九條「對被徵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於房屋徵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徵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的規定；收回土地不予補償的規定也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條的規定。
在行政復議期間，泗水縣人民政府作出《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泗政發【2011】15號）文所涉及房屋徵收范圍的公告》，聲稱（泗政發【2011】15號）只徵收表述范圍內的國有土地房屋，不徵收表述范圍內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濟寧市人民政府與13戶農民多次進行溝通，希望13戶農民撤回行政復議，並且濟寧市人民政府組織泗水縣政府、泗水縣住建局、泗河街道辦事處與13戶農民進行協調，希望農民撤回行政復議申請，13戶農民斷然拒絕。
三、農民告贏泗水縣政府，徵收決定被確認違法。
由於泗水縣政府否認（泗政發【2011】15號）徵收決定包含集體土地上的房屋，為取得行政復議的勝利，律師與13戶農民進行了辛勤的取證、閱卷和研究。他們將泗水縣政府（泗政發【2011】15號）的報批材料，進行逐頁逐條分析指出：1、《泗城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一期房屋徵收調查登記公示》已經將集體土地上的農民確定為被徵收人，房屋確定為被徵收房屋；2、《泗水縣城區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舊城改建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三「擬徵收房屋的基本情況」中陳述到「（一）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佔地36畝。涉及被徵收居民房屋114戶，其中泗河街道西關社區居民82戶；……。（二）四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佔地518畝。涉及被徵收居民611戶，其中泗河街道西關社區、考棚街社區居民503戶……。」，在被申請人所陳述的西關街社區82；西關街社區和考棚街社區503戶居民，的房屋所依附的土地都屬於集體土地，都持有《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3、在被申請人徵收方案中所指的建行、林業局、文化館、呈龍衛生材料廠、水利局家屬院等14個單位國有土地上的所涉及的32戶居民和108戶居民房屋，分別於考棚街、西關街社區居民房屋交錯在一起，如果不包含考棚街和西關街社區那麼被征房屋七零八落、相互間隔、互不相連，被申請人難道要徵收一片廢地嗎？顯然不合邏輯。4泗水縣政府房屋徵收部門召開的泗城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房屋徵收補償方案聽證會還特意安排了兩個被徵收人代表參加。其中一名代表就是泗河街道辦事處考棚街的xxx，這位xxx代表的房屋就是集體土地上的房屋，而且他所代表的考棚街內公民，房屋都是在集體土地上。
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濟寧市人民政府經審理認為：泗水縣人民政府作出的《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東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泗政發【2011】15號），將徵收范圍內集體土地上房屋按照國有土地上的房屋進行徵收，屬於認定事實不清。
最終決定：確認被申請人泗水縣人民政府於2011年4月6日作出的《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東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泗政發【2011】15號）部分違法，即該房屋徵收中涉及徵收集體土地上房屋的部分違法。
四、律師評析。
在山東省泗水縣，因征地拆遷糾紛而與政府對峙法庭的並不少見，而能夠告贏政府撤銷《拆遷許可證》或確認《拆遷許可證》違法的幾乎從來沒有。因為按照《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辦理拆遷許可證只需要具備項目批准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權批准文件等五要件，就可以辦理拆遷許可證，而這五要件審批許可權都在縣級政府及其組成部門，在具備拆遷許可五大要件的前提下，由於法院和行政復議機關只是進行形式審查，故即使這些要件存在違法情節，也不會予以採信，特別是其中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批准文件，由於法律沒有規定既定形式，即使存在錯誤將集體土地收儲或批准使用，也因為形式審查的原因而很難被駁倒。在這種形式審查的審理原則下，即使被告、被申請人將其他范圍內的土地批文以假亂真，地方法院都極有可能採信。
「而新的拆遷法實施以後，直接由縣級政府作出徵收決定，徵收房屋和土地的決定是否越權會被直接列為審查對象，提高被徵收人即被拆遷戶維權的控訴范圍。律師認為這也是新拆遷法實施以後，泗水縣政府首次徵收房屋的決定被確認違法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在明首席楊在明說。
案例2：房屋徵收徵收補償標准之爭
山東省濟寧市中級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12)濟行初字第12號
原告孔xx,（原告信息從簡）
委託代理人王衛洲，北京市億嘉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馮凱，男，1984年4月1日出生，漢族，北京
市億嘉律師事務所律師助理，住河北省保定市樂凱南大街。
被告泅水縣人民政府。住所地泗水縣西城新區。
法定代表人馮沖，縣長。
委託代理人李x，山東泗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李xx，男，1984年3月17日出生，漢族，泗
水縣住房和建鄉規劃建設局房產科主任，住泗水縣龍城置村小
區。
原告孔xx訴泗水縣人民政府房屋徵收決定一案，於2012
年6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
庭於2012年7月10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孔xx及
其委託代理人王衛洲、馮凱，被告泗水縣人民政府委託代理人
李峰、李龍乾到庭參加訴訟。
2011年4月6日，被告作出泗政發[2011]15號《泗水縣
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
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決定對該片區的房屋實施徵收。以
下簡稱《決定》。
原告訴稱，被告作出的該《決定》將包含原告房屋和建設
用地以及其他附屬物在內的房屋和土地予以徵收，原告不服向
濟寧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復議，復議決定對被告的行為予以維
持。原告認為，被告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應予撤銷。事
實與理由：一、徵收補償方案徵求意見不是30天，程序違法。
被告於2011年3月3日公布徵求意見稿，3月21日結束徵求意
見，2011年4月6日作出決定，徵求意見不符合法律規定。二、
房屋徵收補償方案違反法律規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
條例》第十九條「對被徵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於房屋征
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徵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此外，被
告僅僅補償被徵收的房屋，對收回的國有土地使用權不予補償，
也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的規定。三、
徵收房屋和土地是為了開發房地產、不屬於公共利益，不符合
徵收條件：四、徵收范圍內含有大量的集體土地，被告的行為
已超越其審批許可權，也不符合建設工程及用地規劃，應當撤銷。
原告提供如下證據：1、泗政發[2011]15號《泗水縣人民
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
實施房星徵收的決定》；2、濟政復決字[2011]62-65號《濟
寧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決定書》；3、房屋土地權屬證明材料：
(1)地上附著物補償價格表，(2)陳國營與泗水縣第一人民醫院買
賣協議書，(3)關於衛校內路東地皮處理協議書，(4)陳國營的證
明，(5)原告取得涉案土地房屋權屬的說明，(6)泗國用(2000)
字第083100000202-01號國有土地使用權證。證明原告涉案房
屋在徵收范圍內；4、原衛生進修學校片區內居民的證明，證明
原告在衛校內具有房產；5、濟政復決字[2011]29號《濟寧
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決定書》，證明徵收范圍內含有大量的集體
土地；6、泗水縣氣象局證明。用以證明被告張貼的補償方案
徵求意見稿的照片上存有明顯雪跡，而下雪的日期是2011年3
月1日，被告是在3月3日張貼的補償方案徵求意見
稿；若是2011年2月20日張貼的補償方案徵求意見稿，照片
上不可能有大量的積雪，以此證明被告對補償方案徵求意見不
足30天：7、律師調查專用介紹信。
被告泗水縣人民政府答辯稱，一、2011年2月20日泗水
縣人民政府發布並張貼了《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
西古城路北片區綜合改建房屋徵收補償方案（徵求意見稿）的
公告》，同年4月1日確定補償方案，徵收補償方案徵求意見的
期限已超過30天，符合有關規定。二、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
是指在評估時點與被徵收房屋類似的房地產的市場價格。類似
房地產的價格既包括被徵收房屋的價值，也包括土地使用權的
價值，徵收補償方案並不違反法律規定。三、對該片區房屋的
徵收是對舊城區的改建，屬於公共利益需要。
四、縣政府於2011年6月22日作出《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泗政發[2011]15號文
所涉及房屋徵收范圍的公告》，對徵收范圍進行了重新申明，明
確了此次房屋徵收的范圍為該地塊國有土地上的房屋，不包括
集體土地上房屋。
被告提供如下證據：證據1-1、《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林
業局片區房屋徵收補償方案論證會議紀要》及會議簽到薄、照
片。證明就該片區房屋徵收補償方案召開會議進行了論證。證
據1-2、《關於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
區綜合改建房屋徵收補償方案（徵求意見稿）的公告》，附：《泗
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綜合改建房屋
徵收補償方案》、補償方案公示照片及公證情況。證明該片區房
屋徵收補償方案的徵求意見稿進行了公告公示。證據1-3、泗
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涉及單位及居
民發放明白紙、徵求意見書會議、簽到薄和現場照片。證明就
該片區補償方案召開會議徵求意見。證據1一3、泗水縣人民政
府辦公室關於印發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
區違法違規建築認定實施方案的通知。證明縣政府印發了涉案
片區違法違規建築認定實施方案：證據1—5、關於暫停辦理泗
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范圍內相關手
續的函。證據1-6、縣政府關於召開泗城泗河路東林局片區和
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房屋徵收補償方案聽證會的公告及張貼
照片。證明就關於召開該片區房屋徵收補償方案聽證會事宜進
行了公告。證據1-7，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
城路北片區房屋徵收改建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證明進
行了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證據1-8、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
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房屋徵收補償方案聽證會通知書存
根。證明聽證會通知了相關單位。證據l一9、泗城泗河路東林
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房屋徵收補償方案聽證會相
關材料及會場照片。證明召開了房屋徵收補償方案聽證會。證
據1-10、泗水縣人民政府第36次常務會議紀要。證明就該片
區房屋徵收補償工作召開了縣政府常務會議。證據1-11、關於
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綜合改建
房屋徵收補償方案（徵求意見稿）徵求意見的情況公示、公示
照片及公證情況。證明對房屋徵收補償方案徵求意見的情況進
行了公示和公證。證據1-12、泗政發(2011)16號泗水縣人
民政府關於印發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
片區改建房屋徵收補償方案的通知。證明縣政府經過徵求意見
後印發了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改
建房屋徵收補償方案。證據1-13、關於泅水縣2011年城市棚
戶區舊城改造計劃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報告的證明，
附關於泗水縣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及
2011年計劃草案的報告。證明該項目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計劃。證據1-14、關於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
城路北片區符合泗水縣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證明。證明對該片
區徵收符合泗水縣城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證據1-15、關於古
城路北地水系景觀及城區改造項目的規劃審查意見，附泗水縣
城市總體規劃圖。證明該項目通過了規劃審查，符合城市總體
規劃及相關規劃要求。證據1-16、拆迂補償款專項資金證明。
證明作出房屋徵收決定前，徵收補償專項資金足額到位。證據1
-17、安置房戶型圖，證明安置房戶型。證據1-18、泗政發
(2011)15號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
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證據1-19、泗
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
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決定的公告，附徵收決定、公告照片。
證明縣政府對房屋徵收決定進行了公告。證據1-20，泗城泗河
路西古城路北片區一期房屋徵收動員會議現場照片。證明召開
了泗城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一期房屋徵收動員會議。證據1
-21、泗城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一期房屋徵收調查登記公示。
證明對泗城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一期房屋徵收調查登記進行
了公示。證據1-22、泗建征字(2011)01號公告，附一期征
收房屋等情況公示及公告，泗建征字(2011)01號公告及照片。
證明就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的選定事宜進行了公告。證據1-
23、委託書。證明縣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委託縣房屋徵收辦
公室負責該片區房屋徵收與補償的具體工作。上述證據證明被
訴行政行為程序合法。證據2、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泗政發
[2011]15號文所涉及房屋徵收范圍的公告。證明縣政府就泗
政發[2011]15號文所涉及房屋徵收范圍重新進行了明確。表
明在《決定》范圍內只徵收國有土地上的房屋，不包括集體土
地上的房屋。證據3、濟政復決字(2011)62-65號行政復議
決定書。證明濟寧市政府維持了縣政府作出的房屋徵收決定的
具體行政行為。
經庭審質證，原告認為被告提交的證據1-1，說明在徵收
范圍內包含了集體土地。證據1-2徵求意見稿和補償方案的照
片，補償方案的照片和被告主張的公證書公證的徵求意見稿的
照片內容一樣，至少有一個是用其它照片頂替的，被告所主張
的內容不符合事實。證據1-3發放明白紙和徵求意見書，會議
上未看到被徵收入，參會人數不能達到徵求意見的效果。證據1
-4侵犯了被徵收人的合法權益，被告的所屬部門對不配合政府
徵收的就認定為違法建築，是證明被告侵犯原告及被徵收人合
法權益的證據。證據1-5城鄉建設局不是房屋徵收部門，無權
做出該函。證據1-6與事實不符。被徵收人均未知情。證據1
-7社會風險評估沒有估算到徵收的集體土地，此評估報告作出
的評估不合法。證據1-8被通知參加聽證的大多數是被告所屬
的政府機關部門，被徵收入未接到通知，缺乏主要利害關系人
的參與。證據1-9聽證的人數太少，被徵收涉及到900餘戶，
參與意見僅是幾戶，導致聽證結果不合理，不公正。證據1-12
不合法，補償方式不合理，補償不是按照市場價格進行確定的，
而是由縣政府制定的優惠價。證據1-13報告無公章，不能證
明其真實性，不予認可。證據1-14不符合整體規劃。證據1
-16中的2000萬元不能認定徵收補償是合法的，也不能滿足
整個片區的拆遷補償資金。證據1-20不能證明徵收行為合法。
證據1-22未對所有被徵收人進行登記，說明被告的程序不合
法。證據2公告所表述的內容不符合事實。證據3復議決定書
認定的內容與事實不符。對被告提交的其它證據無異議。
被告認為原告提交的證據3中的買賣協議書系無效的，該
土地是國有資產，國資局未進行確認。證據5縣政府已重新公
告了不包含集體土地。證據6不能證明原告的主張，2月份降雪
4次，所以2月20日公示時照片上面的雪跡是2月16日的降雪。
不能證明是原告主張的3月1日的降雪。
經質證對證據作如下確認，被告提交的證據1-18，系本案
被訴的具體行政行為，不能作為證明被訴行政行為合法的證據；
被告提供的其他證據與本案具有關聯性，系被告作出具體行政
行為的程序性證據，對待證事實具有證明力，予以確認。
原告提交的證據1系本案被訴具體行政行為，予以確認；
證據2、5與本案具有關聯性，予以確認；證據3、4能夠證明
原告房屋在徵收范圍內，予以確認；證據7被告無異議，予以
確認。證據6能夠證明2-3月的降雪情況，但僅憑照片上的雪
跡和當事人的記憶，尚不能證明原告的主張。
經審理查明以下事實，2011年4月6日，被告作出泗政發
[2011)15號《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
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將包括原告
房屋在內的涉案片區國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徵收，原告對《決
定》不服，向濟寧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復議，濟政復決字[2011]
62-65號復議決定對被告作出的《決定》予以維持。原告不服
向本院提起訴訟。
另查明，案外人王強等人因不服被告作出的該《決定》，曾
向濟寧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復議，復議機關經復議認為：該《決
定》將徵收范圍內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按照國有土地上的房屋進
行徵收，屬於認定事實不清。但在行政復議期間，被申請人泗
水縣人民政府於2011年6月22日作出了《關於泗政發[2011]
15號文所涉房屋徵收范圍的公告》，對徵收范圍進行重新申明。
該《公告》部分改變了原具體行政行為，即撤銷原具體行政行
為中對集體土地上房屋徵收的部分。遂於2011年7月11日作
出濟政復決字[2011]29號復議決定，確認該《決定》中涉及
徵收集體土地上房屋的部分違法。
本院認為，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
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徵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
房屋，應當對被徵收房屋所有權人給予公平補償。該《條例》
第十九條規定，對被徵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於房屋徵收
決定公告之日被徵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根據立法精
神，對被徵收房屋的補償，應參照就近區位的新建商品房的價
格，以被徵收入在房屋被徵收後居住條件、生活質量不降低為
宜。本案中被告制訂的徵收補償方案中規定，選擇貨幣補償的，
被徵收主房按照該地塊多層產權調換安置房的優惠價格補償，
優惠價格顯然低於市場價格。對產權調換的，安置房超出主房
補償面積的部分由被徵收入出資，超出10平方米以內的按優惠
價結算房價，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市場價結算房價；被
徵收主房面積大於安置房面積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優惠價增加
300元/n1：標准給予貨幣補償。對被徵收房屋的補償價格也顯然
低於被徵收人的出資購買價格。補償方案上述規定對被徵收入
顯失公平，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
第十九條規定，依法應予撤銷。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2
目之規定，判決如下：
撤銷被告泗水縣人民政府於2011年4月6日作出的泗政發
[2011]15號《泗水縣人民政府關於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
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徵收的決定》。
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告泗水縣人民政府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
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山東省
高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陳慶文
審判員張玲
審判員李傳平
山東省濟寧市中級人民法院
二0一二年九月六日
書記員王黎

Ⅹ 第二批「徵收拆遷典型案例」 涵蓋哪些方面

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人民法院徵收拆遷典型案例通氣會，介紹人民法院徵收拆遷審判工作相關情況並發布典型案例。

土地房屋徵收拆遷涉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選取的典型案例中有3件涉及房屋徵收補償決定，1件涉及房屋徵收決定，2件涉及房屋強制拆遷,1件涉及拆遷補償安置行政裁決，1件涉及行政協議。其中，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被法院判決依法撤銷或確認違法的有4件，判令給付行政管理相對人款項1件。

「這批典型案例涉及徵收拆遷的多個環節或不同方面，具有比較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審判長於泓介紹，典型案例中既有對安置人口標準的確認，體現了對婚嫁女及新生兒童合理需求的保護，也有對被徵收人拒不配合評估行為的否定。既包括人民法院對個別行政機關借緊急避險之名行違法強拆之實侵害當事人合法權益行為的違法評價，也包括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房屋徵收補償決定所依據的評估報告如何進行司法審查的內容。還有的案例確立了強拆事實行為中被告的認定規則，以及人民法院可適用地方政府規章等對行政協議未約定事項依法「填漏補缺」的規則。

黃永維表示，期望通過典型案例發布，能夠集中展現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征地拆遷案件中的司法智慧，為人民法院繼續審理好此類案件提供一定的裁判示範；促使行政機關在城市化進程中秉持盡責擔當的理念，依法行政，規制侵犯群眾權益的違法行為，增強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建成人民滿意的法治政府；引導社會公眾正確運用手中的法律法規，依法訴訟、依法維權。

來源：央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