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學生在什麼情況下承擔侵權責任
大學生這個身份在侵權責方面任既沒有加重也沒有減輕的影響
他們這個世界和所有完全行為民事行為能力人一樣
在侵權的情況下承擔侵權責任
2. 在校大學生在哪些情況下被侵權應由學校負責
在校大學生
一般都已經成年，是
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對面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法律是沒有特殊照顧的。除非是無或
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
。
3. 作為大學生當權利受到侵犯是如何依法維權
您好 ，很高興能夠解答您的問題！以下是我個人大學經驗總結的見解，希望您能滿意
來到大學，就如同一隻腳已經踏入社會，雖然大學尚且是校園，但是人情世故等依然需要考慮。這不是骯臟復雜或者迂腐勢力；畢竟大學生活是為我們更好的適應社會做准備的！所以必須學會理智成熟的去處理問題！ 自然 ，在大學里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要看是哪方面的事情，從而下手去解決它！
如果您的合法權益只是關於後勤例如宿舍啊食堂啊校園環境等的問題 ，您可以給學校的學生會或者輔導員委婉的反應！如果是關於獎學金等，就不要莽撞行事，那會給老師乃至同學留下很惡劣的印象，大學這樣不公的事情很多的！還是嘗試和老師同學搞好關系以後再得也不遲。
以上是我的見解！真誠的希望您學業順利！並且採納我的回答
4. 大學生在校期間侵權或被侵權時，學校何時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
如果學校做到了告知和主要的預防措施不承擔主要責任。 因為大學生一般都過了18周歲 侵權與被侵權的關系中學校一般作為第三方 所以如果學校做到了告知和主要的預防措施不承擔主要責任。
5. 著作權侵權責任--從《大學生》訴「首都在線」及李翔侵權案談起
此案發生在98年，故而只有《著作權法》可以適用，如果發生在今天，那麼內要適用《著作權法》以及容《信息網路傳播條例》。根據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通知刪除義務，首都在線在合理的時間內就將侵權內容刪除，可以免責。
李翔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權。對於其抗辯「原告出版發行的《考研勝經》與出版主管機關的有關批件內容不符，且未能提供所有原作者許可其使用作品的證據，因此，原告對該書不享有著作權」。這句話本身就是錯誤累累，著作權跟主管單位的批復何干。著作權的產生是一種事實行為。縱然未經過原作者同意而匯編，只要具有獨創性，也是一個新的作品（但是行使著作權的時候必須要經過原著作權人許可，否則侵權）。
判決內容：《考研勝經》含有《大學生》雜志社的編輯思想，享有著作權，而李翔未經許可在個人網站上登載相關內容，其行為已構成侵權，故判決其不得未經許可在其個人網站上刊載與《考研勝經》選材、編排相同的內容；並應「首都在線 263"個人主頁頻道的首頁上發表致歉聲明，同時賠償《大學生》雜志社經濟損失5000元；而京訊公司在接到律師函後，採取了相應措施，故不承擔責任。
6. 大學生如何被侵權學校可允賠償
因大學生通常情來況下都是完全行為能力自人了，所以在學校被侵權時，學校不再承擔過錯推定責任，而僅成立過錯責任，也就是說，只有在學校有過錯的情況下，學校才承擔賠償責任。比如學校沒有盡到安保義務責任，或者是學校在選擇食堂承包人時未盡注意義務，將業務包給未取得資質的承包商等。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看你到底是什麼方面被侵權，學校有無過錯責任。
7. 大學生當權利受到侵犯時如何依法維權
來到大學，就如同一隻腳已經踏入社會，雖然大學尚且是校園，但是人情世故等依然需要考版慮。這不權是骯臟復雜或者迂腐勢力；畢竟大學生活是為我們更好的適應社會做准備的！所以必須學會理智成熟的去處理問題！ 自然 ，在大學里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要看是哪方面的事情，從而下手去解決它！
如果您的合法權益只是關於後勤例如宿舍啊食堂啊校園環境等的問題 ，您可以給學校的學生會或者輔導員委婉的反應！如果是關於獎學金等，就不要莽撞行事，那會給老師乃至同學留下很惡劣的印象，大學這樣不公的事情很多的！還是嘗試和老師同學搞好關系以後再得也不遲。
8. 大學生有那些合法權利被學校侵犯
大學生的權利及保護現狀
一、大學生應該有那些權利？
大學生絕大多數是年滿18周歲的成年人。因此，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大學生應該享有法律規定的各項權利。具體說來，大學生應該享有的權利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方面，作為公民應當享有法規規定的的權利，具體包括:受教育權、人格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財產權、等等法律法規規定的公民應當享有的權利。
另一方面，作為受教育者的具體權利：我國《教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權利: （一）參加教育教學計劃安排的各種活動，使用教育教學設施、設備、圖書資料；（二）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獲得獎學金、貸學金、助學金；（三）在學業成績和品行上獲得公正評價，完成規定的學業後獲得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四）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分提出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五）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另外，我國《高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可以申請補助或者減免學費」；第五十七條規定：「高等學校的學生，可以在校內組織學生團體。」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五條規定：學生在校期間依法享有下列權利：（一）參加學校教育教學計劃安排的各項活動，使用學校提供的教育教學資源；（二）參加社會服務、勤工助學，在校內組織、參加學生團體及文娛體育等活動；（三）申請獎學金、助學金及助學貸款；（四）在思想品德、學業成績等方面獲得公正評價，完成學校規定學業後獲得相應的學歷證書、學位證書；（五）對學校給予的處分或者處理有異議，向學校、教育行政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職員工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
二、學生和學校到底是什麼關系？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學校與主管部門是行政隸屬關系，這種關系影響到校內各種主體關系，在學校與學生之間構建起「一律是我說你服從的關系」，這種絕對的行政服從關系在今天是行不通的。根據我國的法律規定，高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可以從兩方面來把握: 一方面，高校是一種教育機構，大學生是受教育者，因而高校與大學生是教育與受教育的關系。我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對於學校和學生在教育活動中的權利義務都分別作出了規定，為高校和大學生享有其法定權利、履行法定義務提供了依據。另一方面，高校是一種組織管理系統，學生是該系統中的一個要素，就是說，高校是組織者，學生是被組織者，因而高校和學生又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高校作為履行特定職能的特定主體，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職能范圍內自定規章、自主管理的特別權利，《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確規定了高校「依法自主辦學」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權利。法律也規定大學生應遵守學校的各項管理制度，承擔認可和服從學校管束的義務，否則高校有權依據自定規則限制甚至剝奪學生的權利，甚至從根本上改變學生的法律地位。
有人認為是司法關系、合同關系，現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公法關系。學生與學校的關系，從學生的角度看，是利用學校教育教學設施的關系；從學校的角度看，則是教育、管理和保護的關系。學校的教育、管理和保護的權利義務與學生的受教育的權利義務均來源於公法，其行為都受公法調整，這就要求雙方要正確理解權利義務的邊界，按照規定的程序，依法行使權利，依法履行義務，才能在高等學校形成教育教學和學校生活的和諧狀態。長期以來，學生與學校的關系沒有釐清，源於學校內部關系不受司法干預。1999年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田永考試作弊訴學校案明確了學校管理屬於行政管理范疇，應當受司法監督。不受監督的規定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
這幾年來，隨著學生權利意識的覺醒，大學生狀告學校侵權的糾分時有發生[2]，其實，這從另一個側面來看，也是學校管理觀念滯後的一個表現。毫無疑問，目前絕大多數高校的學生管理工作，還是一種說教式的「政治工作」。學校對學生的管理依然強調意志統一和絕對的服從，這種管理思想，在學生自費入學、自主擇業前提下，顯然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
囿於傳統的「從嚴管理」慣性，大部分高校很少從法律角度認真思考學校與學生的關系。比如學校制定的一些規章制度、校紀校規，總是片面強調學生的義務而絕口不提其享有的權利，對法治原則的遵從不足，甚至與法治的要求背道而馳，使得高校學生工作成了法治軌道以外的一個孤島。二者的關系應該是，學生的權利多一點，學校的義務也就多一點，反之亦然。
法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近代意義上的法治，則是以民主政治為前提的。毫無疑問，無論學校與學生之間是身份關系還是契約關系，學生始終是弱者的角色。而民主意味著要承認學生有管理學校的權利。
從上世紀90年代末普通高校全部實行並軌招生以來，學校收取費用，並為此提供服務，學生與學校之間的關系已經是一種契約關系，而不再像以前那樣是一種縱向的服從與被服從。這樣一來，管理者的管理活動不能再是一種單純的「行政」行為，高校在學生管理工作中，更多的應該是以民事主體的身份出現，他們之間應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學校與學生之間關系的轉變，也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相關的高校學生管理規定以及校紀校規。
三、大學生權利的保護現狀：
中國目前對學生權利保護意識強烈的屬吉林大學。吉林大學提出依法治校的口號，並針對學生出版了《大學生的權利及其維護》一書。據悉，這本由吉大團委組織編寫的學生讀物，尚為國內第一部研究大學生權利的專著。書中不僅詳盡論述了大學生享有的各項權利，還通過一些典型案例講解了學生該如何有效維權。「大學生具有生活方式選擇權，例如結婚權利、戀愛權利、拒絕寢室被隨意搜查檢查權利、學習方式選擇權」。這本權利讀本似乎與3月份出台的新版《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不謀而合。法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近代意義上的法治，則是以民主政治為前提的。毫無疑問，無論學校與學生之間是身份關系還是契約關系，學生始終是弱者的角色。而民主意味著要承認學生有管理學校的權利。在吉林大學，我們也看到了可喜的一面，比如說吉林大學校務委員會的成員，除校領導、資深學者外，還吸收了學生，學生代表可以直接通過校務委員會對學校的管理提出建議。而全校20名校部機關黨風建設監督員中，也有3位是學生。毫無疑問，「學生要當家，學校要守法」，這正是高校學生管理工作走向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頒布了新修訂的《高等學校學生行為准則》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新《規定》）。從2005年9月1日開始，新《規定》將正式實施。新《規定》明確了對學生處分的界限，特別提出學校要成立「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而且，新《規定》區別於舊《規定》的一個重要之處是，貫徹程序正當原則，規定學校作出涉及學生權益的管理行為時必須遵守許可權、條件、時限以及告知、送達等程序規則，防止學校恣意專斷地濫用學生管理權。新《規定》增設學生權益保護制度，規定學生對退學處理或違紀處理享有陳述權、申辯權和申訴權，體現了「無救濟就無管理」的法治思想。新《規定》把學校的自由裁量許可權定在一定范圍之內，並要求學校遵守管理程序，其法理價值在於保持一種外部壓力，促使學校作出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審查性，從而保障學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新《規定》在落實學籍管理權方面實行了5個取消：取消對學生轉專業的程序、時間要求；取消對具體校務管理的要求；取消對學生學習活動統一時間的限制；取消國家對考試、補考、成績評定方式以及因學業成績留級降級、重修、退學的不及格課程門數方面的規定；取消學生在校最長學習時限的規定；取消「公共體育課不及格不準畢業，做結業處理」的規定。這些方面均由學校根據本校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規定。在學籍管理方面還權於校，切實落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為學校尊重學生個性差異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新《規定》將「品行極為惡劣，道德敗壞者」可以開除學籍的規定改為「違反治安管理規定受到處罰，性質惡劣的」予以開除學籍。在新《規定》中，關於大學生的婚姻問題隻字未提。新《規定》也沒有禁止大學生在校結婚後懷孕。
四、校園聽證制度對大學生權利保護的意義
從我國目前對大學生權利保護的現狀來看，雖然已經取得了可喜的進步，但許多方面仍需完善。聽證制度的缺失是一個需要關注的重要方面。聽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對大學生權利保護有著重要的意義。校園聽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學法治的重要方面。建立了聽證制度將為大學生權利訴求提供一個可行而有效的保護。設立聽證程序，為受處罰的當事人提供了一個法定的陳述和申辯的機會。受行政處罰的當事人如果實施了行政違法行為，那就應當接受行政機關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但這並不意味著受處罰的當事人對行政機關所認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能提出異議。因此，通過設立聽證程序，使受處罰的當事人可以運用要求聽證的權利，向行政機關陳述或申辯自已可以從輕、減輕甚至不能處罰的理由，從而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建立我國大學校園的聽證制度
一、什麼是聽證制度
聽證是行政機關在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前，由行政機關告知決定理由和聽證權利，行政相對人有表達意見、提供證據以及行政機關聽取意見、接納證據的程序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制度。一般認為，聽證制度的基本內容主要是：1、告知和通知。告知是行政機關在作出決定前將決定的事實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給利害關系人。通知是行政機關將有關聽證的事項在法定期限內通告利害關系人，以使利害關系人有充分的時間准備參加聽證。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發揮著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溝通作用，是聽證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對行政相對人的聽證權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2、公開聽證。聽證必須公開，讓社會民眾有機會了解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作出的過程，從而實現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但聽證如涉及到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聽證可以不公開進行。3、委託代理。行政相對人並不一定都能自如地運用法律維護自已的合法權益，因此，應當允許其獲得必要的法律幫助。在聽證中，行政相對人可以委託代理人參加聽證，以維護自已的合法權益。4、對抗辯論。對抗辯論是由行政機關提出決定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行政相對人對此提出質疑和反詰，從而使案件事實更趨真實可靠，行政決定更趨於公正、合理。5、製作筆錄。聽證過程必須以記錄的形式保存下來，行政機關必須以筆錄作為作出行政決定的唯一依據。
聽證制度在我國是個「舶來品」。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的價格審查制度，可以說是價格聽證制度的雛形。此後，有關省市相繼建立了價格聽證制度。1996年3月通過的《行政處罰法》，首次從國家層面對聽證制度做了規定。1997年通過的《價格法》和2000年3月通過的《立法法》，又對價格決策和地方立法聽證做了規定。法律法規關於聽證制度的規定，加速了聽證程序建設和聽證制度的實施推廣。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門制定了專門的聽證程序或規則、辦法。聽證在價格決策、地方立法、行政處罰、國家賠償等諸多領域被廣泛採用。如前所述，對學生的管理得許多方面（包括對學生的管理）都屬於行政行為，所以建立我國大學校園的聽證制度是可行的。二、建立我國大學校園的聽證制度
1、適用范圍：
本人認為，大學校園聽證制度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學校內部處罰方面的聽證制度：對於考試作弊或成績評定等方面不服學校處理的；對於學校不予頒發學位證的處罰不服的；對於學校給與記過等處分不服的；等等學生均有權提請公開聽證。（2）、學校在內部管理方面涉及到全體學生利益的行政行為應當公開聽證。如在招生的過程中被認為顯失公平定的；學費雜費等費用的收取被學生及其利害關系人認為不合理的；食堂管理和收費以及飯菜價格被認為不合理的；獎學金、貸學金、助學金的評定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公寓的收費及管理被認為是不合理的；等方面學生均有權提請公開聽證。（3）、學校基礎建設重大項目等關繫到學生利益一系列環節也應當建立聽證制度，要保護學生的知情權和參與管理權。
總之，由於學校的這些行政行為關繫到學生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受教育權、獲取公正評價權等等很法律保護的權利。通過聽證程序來規范學校的行政行為，可以確保學生權利有效合理的予以保護。我們不僅要仿效吉林大學讓學生參與學校的管理，而且還應當建立有效的聽證制度，真正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
2、具體程序：
學校應當設立聽證監督委員會，由學校的知名教授擔任委員，發揮教授治校的作用，監督學校規范聽證，切實保護學生權利。如上所述，學生對學校內部處罰不服的以及對學校收費管理等方面認為不公平的均有權向申訴和聽證委員會提出申訴和聽證。對學生要求舉行聽證的，委員會應當組織學校具體部門依法舉行聽證。而對於學校在重大項目建設方面，應當在決策之前就召開聽證會面向學校師生，公開徵求意見並作出規范操作的報告，已示廉潔公正。具體如下：
對於學生因不服學校行政處罰應當適用的聽證程序：（1）、學校在處罰學生時應當告知學生有要求聽證權利，受處罰的當事人（學生）如要求聽證的，應當被告知可要求聽證權利後的三天內向該行政機關提出。受處罰的當事人提出要求聽證的方式，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對受處罰人以口頭形式提出的聽證要求，學校內部具體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應當記錄在案，以確認受處罰的當事人行使了要求聽證的權利的事實。（2）、學校內部行政機關在收到受處罰的當事人的聽證要求後，應當著手准備有關舉行聽證的事項。如，學校內部具體行政機關已經確定舉行聽證，則應當在聽證的七天前，將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通知受處罰的當事人及其委託代理人和有關人員，如受害人。為保證聽證的有效性，聽證通知應當以書面形式到達受處罰的當事人及其委託代理人和有關人員。（3）、除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應當公開舉行。公民可以參加旁聽。新聞記者可以采訪。（4）、聽證應當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的調查人員主持。這種調查與審查人員的分離，有助於確認調查結果的公正性、全面性。受處的當事人認為主持聽證的人員與本案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的，有權向該行政機關申請其迴避。（5）、受處罰的當事人可以自已參加聽證，也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代理參加聽證。在我國，可以充當委託代理人的有：取得律師營業執照的律師；當事人的近親屬，即當事人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和同胞兄弟姐妹；社會團體的負責人；當事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經行政機關許可的其它公民。（6）、在聽證過程中，應先由本案的調查人員提出受處罰的當事人的違法的實事、證據和行政處罰的建議；然後由受處罰的當事人對此進行申辯和質證。聽證主持人可視具體情況結束聽證程序。（7）、行政機關應當對整個聽證過程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給受處罰的當事人審核無誤簽字或者蓋章。（8）、在聽證程序結束後，行政機關應當根據<<行政處罰法>>的第38條之規定作出決定。
對學校收費管理等方面認為不公平的以及學校在重大項目建設決策等方面的聽證程序參照價格聽證程序，由聽證監督委員會主持。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在校學生均有權提出聽證要求，可選出學生代表參與；（2）、學校內部行政機關在收到受處罰的當事人的聽證要求後，應當著手准備有關舉行聽證的事項。如，學校內部具體行政機關已經確定舉行聽證，則應當在聽證的七天前，將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通知受處罰的當事人及其委託代理人和有關人員，（3）、聽證應當由由聽證監督委員會主持。（4）、學校內部具體行政機關應當向學生解釋收費等管理依據，（5）、學生應當推舉代表提出異議，（6）、學校行政機關應當對整個聽證過程製作筆錄。筆錄應當交給學生代表核對無誤簽字或者蓋章。
注釋：
[1]、《中國大學生正逐漸淪為"弱勢群體" 》 自中國新聞網 2004年09月27日
[2]、如：一、1998年6月，北京科技大學拒絕給該校94級學生田永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理由是田永在1996年2月的考試中作弊而被學校取消了學籍。1999年年初，田永將學校告上法庭。法院經過審理，判決被告北科大向田永頒發畢業證書。二、1999年9月24日，北京大學無線電子學系電子物理專業博士生劉燕文因對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的不授予其博士學位的決定不服，而將這所著名學府推上了被告席。三、重慶大學學生董佐在2004年5月23日畢業前一個月的英語補考中，叫同寢室同學廖某代考，結果被發現，學校隨即勒令其退學並發給他肄業證書。董佐向學校申訴無果後，將學校告上了法庭，請求法院判決被告重慶大學頒發結業證書、撤銷行政處分。董佐一審勝訴。四、2004年因為僱傭「槍手」代考英語四級，四川理工學院5名大學生受到學校勒令退學處罰。申訴無望後，5名學生將學校告上法庭，要求撤銷學校處罰決定。法院認定，學校處理程序違法，判令學校重新處理。五、河南鄭州大學學生董斐因補考作弊，被學校勒令退學。為追討繼續受教育的權利，董斐將母校告上法庭。2005年3月3日，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了一審判決，撤銷了鄭州大學對原告董斐作出的「勒令退學」的處分決定。
參考資料：
1、《中國大學生正逐漸淪為"弱勢群體"》自中國新聞網
2、朱永新：《高等學校教學管理系統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胡勁松：《論教育公平的內在規定性及其特徵—法理學的視角》原載《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一輯），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7月刊
4、勞凱生：《變革社會中的教育權與受教育權：教育法學基本問題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5、[美]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第3版，承緒等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6、鄭賢君：《公民受教育權的法律保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
7、《學生權利及其司法保護》2004年4月版
8、羅豪才、應松年主編：<<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9. 求大學生與高校人身侵權的一切資料，
近幾年來，我國民事訴訟中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迅猛增加，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公民法律意識、訴訟意識逐步提高的結果。但是部分公民對訴訟的認識其實是不完整的、甚至存在著斷章取義的錯誤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新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卻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層法院當事人對「法律事實」同「真實事實」一定程度上的差別不能正確理解，導致當事人對法律及法院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在本文中，筆者將依據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理論就在侵權訴訟中當事人應當承擔的舉證責任范圍以及法官對事實、證據的認定問題進行實踐性的淺顯論述。
一、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理論
一般侵權行為，又稱直接侵權行為，是指直接因行為人的故意或者過失侵害他人權利的不法行為和故意違背公共秩序、道德准則而加害於他人的不當行為。理論上講，一般侵權行為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權的侵權責任構成一般包括以下四個要件：
一是違法行為。違法行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違反法定義務、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實施的作為或者不作為。侵害人身權的違法行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違反法定義務，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實施的，以公民人身權為侵害客體的作為或者不作為。
二是損害事實。損害事實是指一定的行為致使權利主體財產權、人身權受到侵犯，並造成財產利益和非財產利益的減少或者滅失的客觀事實。這是構成這一民事責任的首要條件，只有當行為人的違法行為造成損害事實，行為人才承擔民事責任。這里的損害，從廣義上講，包括財產上的損害和人身上的損害即造成受害人在財產上或者人身上的不利益。
三是因果關系。作為構成侵害公民生命權、健康權的民事責任要件的因果關系，就是指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的前因後果的聯系，只有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這種因果關系，說明損害是由違法行為所引起的，行為人才承擔民事責任。確定因果關系就是要從客觀現象中去尋找揭示他們之間存在的不依照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聯系。四是主觀過錯。主觀過錯是構成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權的民事責任的主觀要件。違法行為人只有在實施違法行為當時主觀存在過錯才承擔民事責任。過錯就是違法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的一種心理狀態，他分為故意和過失兩種狀態。在訴訟上，以上四項內容必須要由提出訴訟請求的人進行舉證，當事人必須全面地論證自己的觀點。理論上講，這是一項很困難的舉證責任，相比較合同嚴格責任來說，訴訟請求人需要強得多的訴訟舉證能力，這也是合同訴訟與侵權訴訟最重要的區別之一。但這一孑然不同的歸責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往往被訴訟參與人忽視了，這也是近兩年來人身侵權訴訟比例大幅度上升、且勝訴率不合理性偏高的關鍵因素。
二、訴訟程序中的證據認定分析
由以上侵權糾紛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在訴訟中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的分配以及法官對侵權訴訟事實證據和賠償標準的認定規則。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僅僅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都沒有相應系統的規定對此特點予以明確，這一法律狀況使得司法實踐中法官對侵害事實以及損失范圍等事實問題的確定沒有嚴格的法律依據，而只能憑借審判經驗或者想當然的（只追求實體真實而忽視程序公正）進行審理，在很多情況下，違背了訴訟程序和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
（一）、違法行為與侵害事實
行為人違反法定義務實施侵害行為是侵權賠償的第一要件。在侵權訴訟中，它是整個案件事實的起因，也是賠償請求成立的最重要條件。在基層法院訴訟實踐中，大部分原告當事人除了提供大量證明效力很低的證人證言以外，很難再舉出其他證據對「過去的事情」進行證明。依照相關法律規定無正當理由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而法官又被禁止主動調查取證，這樣法官就很難認定侵害行為是否發生以及發生的具體過程。本人認為，如果原告當事人盡到了以下幾種證明責任，法官應當認定違法行為與侵害事實的存在。
1、被告承認實施了違法行為的。依照《證據規則》第八條的規定，被告方當事人的承認能夠免除原告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
2、公安偵查機關的偵查結論能夠證明違法行為存在的。公安機關是專門負責治安管理及偵查的國家機關，依照《證據規則》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其具有詳實的侵權損害行為過程內容文書證具有較高的證明效力。對於實踐中沒有明確的偵查結論確定所訴違法行為具體過程的情況，法官對其證明效力應當區別對待：
①公安機關對有關當事人進行了相應治安處罰。公安機關對當事人的治安處罰決定能夠確定其行為的違法性，雖然沒有完全詳實的違法行為的具體過程，但該類決定在一定程度上認定了當事人雙方曾經發生過糾紛，在糾紛發生過程中行為人確實實施了某種違法行為，對原告所訴的事實能夠起到一定的印證作用。
②公安機關檔案材料中沒有任何帶有結論性的或表明公安機關意見的文書，只有一些對當事人及現場證人的調查筆錄。對於當事人的被詢（訊）問筆錄，在訴訟中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只能做為當事人的當庭陳述或答辯；而對於非當事人的被詢問筆錄，只能作為書面證人證言性質的證據使用，對於這類證言，理論上講，如果當事人沒有機會對證人證言進行當庭詢問質證的話，仍然不能達到法律法規所規定的證據的要求。但由於其調查機關的特殊性及調查事故的及時性決定了其證據效力應比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為了訴訟之需所調查的筆錄或書面證人證言證據效力要高。
③部分當事人以舉證困難為由籠統的申請法院到公安機關調查證據材料，實踐中，由於當事人沒有選擇（出於選擇能力的缺乏或者是對國家機關的絕對信任）的申請調查證據材料，最終導致所調查的材料證明了對申請者不利的事實。現實中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受傳統思想觀念影響和公民法治意識不高所決定的，如果要求個別當事人來承擔這種制度性社會責任的話，對該當事人來說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法官「有選擇」的適用所調查材料的話，無論怎樣選擇都有損於程序公正與法官的中立角色。筆者認為，這實際上是申請人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所導致的不能真實表達自己意志現象在訴訟程序中的體現，當事人甚至不能預見自己將要提供一份包含什麼樣內容的證明材料。對於這類證據材料不能一概歸類於「自認」而徑行作出對申請人不利的判斷或判決，法官應當考慮如何把嚴格的舉證責任及其規則靈活地適用於訴訟實踐中，既不能教條地歪曲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制定的本意，也不能使其完全脫離社會現實。
3、原告方提供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的出庭作證證人證明違法行為存在的。現實中，由於種種原因，並不是所有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都經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對於未經公安機關處理過的輕微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違法行為，而被告又不承認的，原告當事人必然將承擔較嚴格的舉證責任。依照法律規定的有關原則，原告只要能提供兩個以上、與雙方當事人無利害關系、能夠親自出庭作證、接受雙方當事人當庭詢問及當庭質證證明違法行為存在的，依法應當確認該違法行為的存在。
4、由於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中國尚未健全，很多學者也正在致力於該問題的研究。在基層法院司法實踐中，原告當事人很少能夠完整的承擔此舉證責任，大多數情況下，原告及其代理人（包括律師）在證明違法行為是否存在時，只能提供大量未出庭證人的書面證言。如果能夠綜合考慮這些證言材料，實際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印證糾紛確實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只是違法行為的具體發生過程以及侵權責任的劃分不能很明確的以法定形式呈現出來。對這些因證據效力問題或當事人訴訟能力較低的普遍社會現象所導致的「案件事實不清」的情況，基層法官事實上不得不承擔起了除依法審判之外的更重大的行政責任。由於種種原因，法官既不能片面地追求程序公正，以事實不清、原告未盡到舉證責任為由駁回原告訴訟請求；也不能武斷地以追求實體公正為借口，把想當然的違法事實或者法官通過扮演偵查機關的角色違法主動調查的事實情況作為認定被告違法行為存在的依據。本人認為，在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出台之前，審判人員應當在嚴格依法組織質證、認證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法官主觀能動性，憑借審判經驗，以最合理的、最符合實際的方式把法律條文運用到司法實踐中。
（二）、損害事實與損失計算
現實中，並不是所有的違法行為都必然的導致損害事實的發生，而損害事實的發生是原告當事人提起訴訟的最根本原因，損失數額以及損失的計算方法實質決定了雙方當事人在民事責任上的最根本利益，同時也成為雙方當事人判斷訴訟勝負的實質依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43條至第147條對以上費用的計算及排除情況所做的相應規定，同時參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的有關規定，理論上能夠確定損失范圍及計算標准。但是現實中要真正做到這一點，並非那麼簡單，首先必須處理好當事人對事實部分的舉證與法官對法律部分的適用之間的選擇問題。依照「法官知法」這一法律格言，當事人只需對事實部分進行舉證，而具體法律的適用完全由法官負責。這樣，由於法律明確規定了「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及「損害賠償的項目包括：醫療費、誤工費……住宿費和財產直接損失」，那麼，法官對所有人身損害案件的賠償都應依法主動的把這些項目列入其中，並依照相關標准確定總體數額，訴訟當事人無權提出任何異議。但是這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因為根據不同嚴重程度的損害事實，受害人必然有著不同的損失項目及不同的損失計算標准，法官如果一概而論，審理必然就脫離了事實，對當事人也是不公平的，司法公正也就無從談起。對此，筆者認為，把損失范圍列入事實部分，由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把計算標准列入法律部分，由法官決定其適用，但賦予當事人因損失程度特殊而提出異議並申請法官適當考慮的權利以及當事人因其訴訟請求特殊而提供相應法律依據的義務。這樣，在當事人所能證明的損失范圍及損失程度的事實部分的基礎之上，法官准確適用相關法律及計算標准，並公平確定損失數額。
①醫療費：當事人應當承擔三方面的證明責任，一是醫療費實收票據；二是證明此費用系治該傷所必需；三是後期繼續治療屬確需及技術評估數額。
②誤工費：當事人應當承擔誤工事實存在的證明責任，即必須證明誤工確屬必需；有固定收入或有「經營性不確定收入」的，要以法律所認可的形式證明收入數額及因誤工確實減少了收入。至於事故發生地平均生活費的法定標准則應有法官負責查明，而最終確定的數額應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受害人個人相應的社會價值。
③住院伙食補助費和護理費：當事人應當承擔住院事實存在的證明責任，對護理費應當另外嚴格證明傷情嚴重、必需專人護理的事實，至於兩項費用計算的法定標准則由法官依法查明。
④殘疾者生活補助費、殘疾用具費、喪葬費、死亡補償費：此四類費用需要當事人證明受害人殘疾及殘疾程度或者死亡的事實，費用計算標准及數額完全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確定，當事人無權提出任何異議。
⑤被扶養人生活費：當事人應當證明受害人死亡或殘疾致喪失勞動能力的事實，同時證明被扶養人及其無其他生活來源的事實。
⑥交通費、住宿費：當事人必須提供相應票據，同時證明該費用是屬必需（包括費用支出的具體明細及其合理性）。另外，訴訟實踐中還存在著其他一些有關問題。依據「不能因違法而獲益」的法學理論，受害人的損失賠償數額應當以實際發生損失范圍為限。
但實踐中存在部分原告借用訴訟渠道報復被告當事人的現象，這樣不但違背了實體法的精神，損害了侵權債務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嚴重損害了法院訴訟的尊嚴及其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①部分當事人亂列賠償項目重復計算損失的問題。住院伙食補助費及誤工費和殘疾者生活補助費的規定相銜接地對受害人本人的日常生活費用給予了較為完整的保護，受害人定殘日就必然在住院結束日之後，兩者在計算日期上不應出現重復。對於死者生前或者殘疾者喪失勞動能力前實際撫養的、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誤工費同被扶養人生活費相銜接地對其給予的較為完整的法律保護，並同樣以住院結束之日為界不能重復計算。護理費是對較嚴重傷情受害人在住院期間進行專門護理的人員誤工損失的法律保護，護理及護理人員數量必須由醫療部門專業性診斷來確定，受害人親戚朋友的經常探視或長期守護依法不應屬於此意義上的護理。與前兩者不同的是，法律並未保護殘疾者（住院結束後）的護理費用。
②我國票據制度不健全現狀導致票面損失遠遠高出實際必要損失所顯露出來的社會問題。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票據制度管理尚不夠嚴格，再加上中國「熟人社會」的歷史傳統，一名普通公民通過不正當途徑搜集大量餐飲、交通、住宿等服務性行業的票據顯得非常簡單和平常，當事人也可能採用「移花接木型」假證蒙騙法院。所以，對於醫療費、交通費、住宿費三項「憑據支付」的損失項目，法官如果一概依照票據認定損失數額，必然造成這些票據性費用在原、被告之間的嚴重不合理分配，使得原告因違法行為而獲益成為可能。對此，我國在逐步完善票據管理制度及相關行業財務監督制度的同時，應加強原告當事人的證明責任，即要求原告詳實證明以上費用確屬醫療、交通、住宿等所必需。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所開具的醫療費票據的嚴肅程度不同，對於基層醫療機構開具的 「手寫式」、「單聯式」醫療費票據來說，當事人可能以「舉證便利原則」逃避舉證責任的承擔，我國應建立與鑒定人員、勘驗人員出庭作證制度相類似的醫療結構相關人員出庭作證制度。
③法院機關在鑒定過程中發揮過度積極的作用，使得當事人對法院審理該案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對受害人傷情的鑒定屬於對損傷程度的醫學認證，由原告在提出相關賠償請求時作為待證的損害事實，對損傷程度的證明責任自然應有雙方當事人來承擔。在訴訟實踐中，比較普遍的情況是「當事人一張嘴，審判員跑斷腿」，只要當事人提出了鑒定或者重新鑒定的申請，其餘的事完全由法院法官「包攬」，而「包攬」鑒定的結果是一方或雙方當事人對該結論更加不信任，認為是暗箱操作的結果，這種不信任必然一直延續到審判結束，乃至無限期的延續。
（三）、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害事實是否是違法行為人的具體行為造成的決定著違法行為人要不要承擔受害人訴訟請求上的賠償要求，即，原告當事人必須舉證、論證證明損害事實同違法行為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的規定，把「侵害公民身體」同「造成傷害」關聯在一起，實質上隱含了把因果關系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之一的法律原則。但是這一點在司法實踐中往往被法官武斷地忽略了，這就無意間減輕了原告當事人的法定舉證責任，同時存在要求被告當事人對與其行為沒有法律意義上因果關系的損失承擔責任的可能。通過對相關訴訟程序的分析，違法行為的存在與否需要偵查機關、證人等社會科學方面的證據材料來證實，而損害事實（這里的損害事實並非指損失數額事實，而是專指受害人的身體、健康受到侵犯的醫學上的損害事實）存在與否卻只能由醫療機構等自然科學方面的證據材料來證實，對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只有由法醫學分析才能直接證明，即必須把對違法行為的偵查結論同對損害事實的診斷證明結合起來，並從法醫學角度確定具體違法行為導致相應的損害事實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1、一個生理平常的人在同樣侵害行為的侵犯下，發生同樣程度損害事實的可能性。即，如果該損害事實與該侵害行為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關系，那麼行為人就必須對行為引起的損失承擔法律責任；但如果所訴具體侵害行為不可能導致所訴的損害事實，那麼行為人就不應當對該損害事實承擔責任。另外，受害人由於身體弱勢及其他「抗侵犯能力」較差的原因，在同樣侵權行為侵犯下造成了較重的損害事實，也同行為人的侵犯行為有著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違法行為實施人不能以此理由進行抗辯。
2、生理非正常人在該侵害行為實施後，導致了潛在病發的損害事實。即侵害行為僅僅構成了受害人潛在疾病發作的條件，侵害行為與該損害事實之間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因果關系，違法行為人也就不應對該損失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如果侵權行為人對受害人的潛在病情知曉，僅以該具體違法行為為手段，並目的性的引發該潛在病症，那麼造成損害事實的侵權行為就轉變成了具體的「引發病症行為」，而不再是表面的違法行為本身，該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就發生了法律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四）、主觀過錯與責任劃分
大多數學者認為，一般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即申請人必須能夠用客觀事實證明侵權人的主觀上存在著故意或過失。與因醫療、交通及其他特殊侵權責任歸責原則不同的是，一般人身侵權案件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無客觀上的舉證能力差距，且對事件發生的預見能力、防止能力及預防義務也無特殊的法定要件，所以無需以過錯推定或者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來對一般人身損害案件的受害一方當事人進行特殊的保護。對行為人直接侵權行為主觀過錯上的認定規則上，無論故意還是過失都同樣地要對因該行為實際造成的損失承擔民事方面的責任。但具體侵權行為的發生環境應當影響民事責任承擔的劃分標准，侵害人應當依照過錯責任原則在正常預見的損害發生程度范圍之內承擔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二條對因過錯引起的責任劃分問題作了較詳細的分類規定。從訴訟程序的角度講，當事人除提供相應證明材料外，更重要的訴訟責任就是對當事人過錯情況及雙方當事人責任分擔的理論性分析，即，在那樣的具體情況下，社會規則（包括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希望公民作出如何的選擇——應然行為，並比照當事人實際做出的選擇——實然行為，無論是施害人，還是受害人，其各自的實然行為與應然行為的差距越大，則應對實際損失承擔越重的民事責任，並以此依據劃分責任分擔比例。在「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原、被告對主觀過錯及責任劃分的舉證、論證過程實際上就是說服法官支持或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一方當事人主張的過程。這一過程是訴訟參與人對整個案件事實進行綜合性分析的過程，而對這一責任劃分的分析規則除開社會生活、邏輯推理、審判經驗之外，沒有也不可能有詳盡具體的法律規定對其進行約束。實際生活中，一般侵權行為的發生總有一個矛盾激化的過程，而最終損害的事實發生本身也是一個責任不斷轉化的過程。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必須充分考慮受害人及其他人員在矛盾激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法律應當要求雙方當事人承擔平等的避免損害事實發生的社會責任，而對於受害人同時又是施害人、而施害人同時又是受害人的情況，就應更是如此。
三、適合於基層法院的體制改革建議
以上通過訴訟程序上的要求保證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合理分配，是基於當事人對訴訟游戲規則的完全知曉來闡述的，但是基層法院審判實踐中，由於種種原因導致了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不熟悉以及其訴訟能力與法律要求之間較大的差距，使得訴訟不能依照既定的規則展開。法官審理案件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把推理性很強的法律條文適用於實踐性很強的社會具體問題之中，在中國法制建設還不夠完善的現狀下，法官審判過程中的一項重要的職能就是在法律條文的「理論性」與社會具體問題的「實踐性」兩者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特別是在基層法院，當這種「實踐性」與「推理性」差距較大時，法官的這一尋找平衡點的任務就會相當繁重。針對這種現實，筆者認為應從制度上保證我國法制建設的順利過渡，以真正實現我國法院系統「公正與效率」的工作主題。
1、主體訴訟能力方面，建議仿照刑事訴訟中「指定辯護」原則，建立民事訴訟的「委託代理建議制度」，即對低訴訟能力當事人，法官應當建議其委託代理人代為訴訟。事實證明，由於程序公正的要求，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對能否真正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謂低訴訟能力人群，除開那些聾、啞、盲等生理因素外，主要是從其對訴訟程序的知曉和理解水平來劃分的。立案法官對當事人知識水平、理解與表達能力、程序規則的遵守意識等方面進行綜合考慮後，以有利於最大程度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提高庭審質量與效率為目的，對當事人提出聘請委託代理人進行訴訟的法律建議。這一制度並非強制當事人進行委託，僅以此促進我國訴訟代理制度化的進程。
2、建議建立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告知制度，促使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積極、全面、正確、誠實地完成舉證。新的訴訟規則改變傳統職權主義模式為現代當事人主義模式，即當事人負責自主地提出訴訟請求、自主地論證所提出的訴訟請求以取得法律的支持。但是這種規則的轉變在一定時期內還不能被當事人完全知曉、理解與遵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一款之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過渡時期承擔取得當事人對訴訟規則的知曉、理解與遵守的職責，且立案（送達）法官應當確保當事人真正知曉、徹底理解、保證遵守訴訟規則，並對順利訴訟承擔責任。告知內容上主要應當是舉證責任原則與舉證不能的訴訟風險，告知的目的主要是提高當事人的舉證意識以及對訴訟風險的正確認識，告知的意義主要是防止由於當事人對「敗訴」的不正確認識導致的信訪、纏訴等訴訟後遺症問題，這也是我國部分公民整體素質特別是法律素質較低的現實對我國法院改革提出的必然要求。
同時，在基層法院，針對當事人舉證能力較低的現實，為了真正保證「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的實現，為了提高庭審質量與效率，還應當建立「立案法官指導舉證制度」，這樣既能在具體訴訟問題上提高當事人的舉證能力，還能促使當事人提早進入訴訟角色，並達到以較長時間的舉證指導逐步走向當事人對訴訟規則的自覺遵守與執行。這一制度旨在使當事人在進入訴訟程序時能夠平等的把握訴訟「游戲規則」，法官對當事人的舉證指導應當在庭前送達的過程中完成。由於民事訴訟證據規則這一「城市規則」在基層法院實施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立案法官指導舉證制度」就成為基層法院一項很必要的制度。
3、進一步提高法官的調解工作水平，以在過渡期內達到司法審判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國家政策。法律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在中國，法官除了依照法律審理該類案件外，更大程度上是把社會公德作為審理該類案件的依據。法官在承擔依法審判的職責的同時，還擔任著裁決職能之外的一種行政性責任，即，凡經法院審理的案件必須徹底解決糾紛，而不能僅僅局限於具體案件的審理；而有的時候為了能緩解矛盾，甚至可以把具體案件的審理放在很次要的位置，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下法官審判職能的內在的政治需要。
參考資料：1、《中國人身權法律保護判例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第517-5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