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專利侵權行為的判定原則包括哪些
一、全面覆蓋原則
全面覆蓋原則是專利侵權判定中的一個最基本原則，也是首要原則。
所謂全面覆蓋原則（又稱全部技術特徵覆蓋原則或字面侵權原則），是指被控侵權的產品或者方法（以下合稱被控侵權物）的技術特徵與專利的權利要求所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一一對應並且相同，或被控侵權物的技術特徵在包含專利的權利要求所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的基礎上，還增加了一些其他技術特徵，則可認定存在侵權性質的行為。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2001年通過，2013年和2015年分別進行了修正)第十七條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七條。
二、等同原則
起源於美國，如今已經被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世界主要國家/地區普遍認同的等同原則是專利侵權判定中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是法院在判定專利侵權時適用最多的一個原則，有人說它是對全面覆蓋原則的一種修正。
所謂等同原則，是指被控侵權物的技術特徵雖與專利的權利要求所記載的全部必要技術特徵有所不同，但若該不同是非實質性的，前者只不過是以與後者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並且本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到的特徵，即等同特徵，則仍可認定存在侵權性質的行為。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2008修正)》第五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
等同原則在專利侵權判定適用的過程中，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對比對象的確定,這個問題經歷了從整體比對到逐個技術特徵比對的過程。學界關於對比對象理論的兩種主要觀點分別為整體等同理論和全部技術特徵理論。
1．整體等同理論
整體等同理論是指在進行等同侵權判定時，看被控侵權物從整體上與專利技術方案整體是否等同。
2．全部技術特徵理論
全部技術特徵也被稱為逐一技術特徵，側重於對權利要求中每項技術要素進行比較分析。該理論認為獨立權利要求中的全部技術特徵都是不可忽略的，如果被控侵權物的某些要素與權利記載的相應技術特徵有所不同，但它們的功能、手段和效果基本相同，則可被判定為等同侵權。
全部技術特徵理論比整體等同理論更加嚴格，避免了由於對權利要求的擴大解釋而導致不確定性，從而提升了等同侵權判定的可操作性。美國和EPC都採用技術特徵等同理論。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有一例，「顱內血腫粉碎穿刺針」專利侵權糾紛案的第一審法院採用的整體等同原則，而二審法院對第一審法院的做法進行了糾正，採用了全部技術特徵理論。
三、禁止反悔原則
禁止反悔原則起源於英國的衡平法，後逐漸被普通法所吸收，成為訴訟等對抗性法律程序中當事人應予遵循的一項重要原則。
廣義解釋禁止反悔原則是指技術方案自公開之日起，無論在權利成立過程中還是權利成立後的權利維持、侵權訴訟，都不允許對其內容作前後矛盾的差別解釋。狹義解釋禁止反悔原則是指在專利審批、撤銷或無效程序中，專利權人為確定其專利具備新穎性和創造性，通過書面聲明或者修改專利文件的方式，對專利權利要求的保護范圍作了限制承諾或者部分地放棄了保護，並因此獲得了專利權，而在專利侵權訴訟中，法院適用等同原則確定專利權的保護范圍時，應當禁止專利權人將已被限制、排除或者已經放棄的內容重新納入專利權保護范圍。
禁止反悔原則被認為是對等同原則的一種重要的限制，當等同原則與禁止反悔原則在適用上發生沖突時，即原告主張適用等同原則判定被告侵犯其專利權，而被告主張適用禁止反悔原則判定自己不構成侵犯專利權的情況下，應當優先適用禁止反悔原則。
法律依據：
2010年1月1日實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 專利申請人、專利權人在專利授權或者無效宣告程序中，通過對權利要求、說明書的修改或者意見陳述而放棄的技術方案，權利人在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中又將其納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捐獻原則
美國是最早適用捐獻原則的國家，在經典案例「美國最高法院在1881年審理的Miller訴Brass公司案」中，專利權人在說明書中公開了兩種燈的結構，但卻只請求保護了其中的一種。十多年後，專利權人發現另一種結構反而更好，於是想通過再頒發程序尋求對該結構的保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沒有支持專利權人的請求。該法院在判決中指出，「如果要求保護某一種裝置，但對於從專利表面來看非常明顯的其他裝置沒有要求保護，從法律上看，沒有要求保護的就捐獻給了公眾，除非它及時請求再頒發並證明沒有請求保護其他裝置完全是出於疏忽、意外或錯誤。「
法律依據：
2010年1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對於僅在說明書或者附圖中描述而在權利要求中未記載的技術方案，權利人在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中將其納入專利權保護范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五、先用權原則
先用權原則即先用抗辯權，源自於法律的公平原則。
法律依據：
《專利法》六十九條：在專利申請日前已經製造相同產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經作好製造、使用的必要准備，並且僅在原有范圍內繼續製造、使用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
如今的專利侵權糾紛案件中，被控侵權方往往以先用權作為抗辯理由。所以對先用權原則的適用也有嚴格的條件。
時間因素：
先用人開發成功的爭議技術成果以及准備實施該技術成果的行為應在專利權人提出該專利的申請日之前。
來源因素：
該爭議技術成果應是自己獨立研究開發或是通過其他合法途徑所得。
使用范圍因素：
先用人對該技術成果的繼續使用應是在原有的范圍內進行，不得擴大使用的范圍。所謂「原有的范圍」，包括「使用」該系爭技術成果的范圍和為使用該系爭技術成果而進行「必要准備」的范圍兩個部分。
六、實施公知現有技術不侵權原則
實施公知現有技術不侵權原則即現有技術抗辯、公知技術抗辯權，是我國2008年修訂專利法時新增加的制度。「現有技術」是指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公眾所知的技術。
判斷被控侵權技術是否「屬於」現有技術時，一般採用類似專利授權中的新穎性判斷原則。首先，要適用新穎性的單獨對比原則，不允許將幾項現有技術結合起來比對。如果一項現有技術與被控侵權技術完全一致，則現有技術抗辯成立。其次，如果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存在差異，但差異僅僅是「慣用手段的直接置換（如螺栓換成螺釘）」或「所屬技術領域的公知常識」等，也應認定現有技術抗辯成立。
現有技術抗辯的舉證責任應由提出抗辯的一方當事人來承擔。對於出版物公開，當事人須提供有明確出版時間的出版物；對使用公開，當事人可通過公證等方式來舉證證明相關現有技術的技術特徵及其公開時間。總之，抗辯人不但要證明現有技術特徵與被控侵權技術特徵相同，更要證明相關現有技術的公開時間在專利申請日之前。
法律根據：
2008年修訂的專利法第六十二條：在專利侵權糾紛中，被控侵權人有證據證明其實施的技術或者設計屬於現有技術或者現有設計的，不構成侵犯專利權。
Ⅱ 侵權責任中因果關系的認定
因果關系是構成侵權的基礎要件，因果關系不成立，就不能要求行為人對損害後果承擔版侵權責任。因權果關系的學說有必然因果關系說和相當因果關系學說，目前，我國《侵權責任法》的因果關系判斷理論採取的是相當因果關系學說，成立相當因果關系，即有因果關系。那麼，相當因果關系如何判斷呢？根據相當因果關系學說，只要法官依照一般社會見解判斷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即行為通常能夠引起損害的發生，即可認定有因果關系。相當因果關系的判斷公式為：無此行為，雖不必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者，是為有因果關系。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系。故，可以將相當因果關系理解為實際上通過「通常不發生」對條件因果關系的限縮，通過「通常發生」（通常）對必然因果關系的擴張。
Ⅲ 著作權侵權行為的判定
一、著作權侵權行為的種類
我國《著作權法》對著作權的侵權行為採用的是列舉式規定，其中第四十六條規定：「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1、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發表其作品的;2、未經合作作者許可，將與他人合作創作的作品當作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發表的;3、沒有參加創作，為謀取個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5、剽竊他人作品的;6、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展覽、攝制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編、翻譯、注釋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7、使用他人作品，應當支付報酬而未支付的;8、未經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體、錄音錄像製品的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出租其作品或者錄音錄像製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9、未經出版者許可，使用其出版的圖書、期刊的版式設計的;10、未經表演者許可，從現場直播或者公開傳送其現場表演，或者錄制其表演的;11、其他侵犯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的行為」。第四十七條規定：「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同時損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銷毀侵權復製品，並可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還可以沒收主要用於製作侵權復製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1、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表演、放映、廣播、匯編、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2、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的;3、未經表演者許可，復制、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製品，或者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4、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製作的錄音錄像製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5、未經許可，播放或者復制廣播、電視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6、未經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權利人為其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採取的保護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技術措施的，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7、未經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刪除或者改變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的權利管理電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8、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凡是行為人實施了上述條款規定的行為，即構成著作權侵權。
Ⅳ 如何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
一違法性判斷標准
關於違法性的判斷標准,有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說。二者在尋求救濟的過程中側重關注的對象有所不同,導致規范效果上存在差異。
結果不法說認為,導致權利侵害結果的侵權行為自然構成違法,以權利侵害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僅在侵害行為存在阻卻事由時,才不適用該項標准。（4）此說認為損害結果與違法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結果可以視為行為的一部分。然而,結果不法說在面對日益增多的純粹間接侵害時,由於結果已不在行為過程的直接范圍內,除非法律明文規定行為人對間接侵害行為應負責,否則難以合理解釋間接侵害行為具有違法性;而且即使判斷違法性的重點落在絕對法益遭受損害的消極結果(第一次現實損害結果)上,但最後還是歸咎為導致該結果的行為,認定其具有違法性, （5）這樣就將導致違法性判斷過度泛濫。
行為不法說認為,一個行為不能僅因其有引發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即推定為具有「違法性」,除了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外,還應顧及致損行為本身。（6）換言之,判斷有無違法性,除了結果的衡量外,還須更深入積極地探究該行為有無違反社會生活上的一般注意義務。依據行為不法論,故意侵權行為可直接認定其違法性,而過失侵權則還應以行為義務違反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條件。即如果行為並不違反一般注意義務,盡管該行為與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因該行為具有「社會正當性」,因此應肯定行為的合法性。行為不法論一方面可避免違法性認定泛濫,導致社會活動自由受到過度妨礙;另一方面,則藉由是否違反一般注意義務,賦予法官依社會發展和具體情況作出從事社會活動者應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的類型和標准,賦予特定的社會類群較高的注意標准,一旦行為人被認定屬於應負一般注意義務的特殊群體,除非行為人能反證其並未違反該注意義務,否則就毋庸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而直接進入有責性階段的檢驗。此種做法較傳統做法更具有彈性,並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產生的侵權行為。
不過,這種行為不法論在邏輯上卻存在缺陷:探討行為有無違法性時,區分故意和過失侵權類型,認為故意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行為即具有違法性,將故意這個歸責要素提到違法性要素之前加以判斷,明顯地已動搖了前述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的邏輯結構。由於存在以上弊端,學者提出了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即在認定一個行為是否違法時,不是先進行故意與過失的檢測,而是在探究法規目的的基礎上,將僅落在法規所欲規范目的范圍內的行為義務違反認定為違法,從而克服了將有責性判斷前置的弊端。（7）在「法規目的說」的幫助下,違法 性出現了「相對化」,即只有在某一法律規則保護目的范圍內,該規則才能成為行為義務的基礎,違反該行為義務,才具有違法性。而行為義務的基礎是為了達成某種理想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行為人必須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定。以「行為義務」為基礎制定的法律規范,其判斷違法性的出發點不僅是行為人,還包括法律秩序。違法性的「相對化」揭示出違法性本質上是對法律規范所定行為義務的反動,是法律規范對於行為的消極評價。以相對化的行為不法為內容的違法性在西班牙等國的民法典中被認為是「絕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內容。這一思想,在義大利民法、荷蘭民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8）
結果不法說與行為不法說的爭論關繫到侵權法的體系與思考方法。（9）傳統的違法性將目光集中在絕對法益的保護,但它既起不到權利控制和篩選的作用,也不能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使得新興權益因沒有法律根據而得不到合理的救濟。因此,不妨以權益侵害為主體、輔之以行為義務的違法,構架合理的法益保護機制。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通過行為義務與法規目的兩翼,以行為人是否違反行為義務作為違法性有無的主體標准,有效克服了傳統違法性之弊端。
在界定違法性判斷標准之後,可輕松反駁否定論者的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關於違法性標准過於模糊的觀點,通過上述的論述,筆者深信學界將有必要重新檢視。當然,社會科學不可能達到如自然科學般精確;況且民商法上模糊的原則、規則也不在少數,如何單獨苛求違法性,值得反思。至於學者提出的第二點否定理由,即對於因合法行為或者不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加害人不承擔責任的問題,可理解為因其沒有違反行為義務,故不承擔賠償責任。
二「違法性」與「過錯」之關系
違法性概念源於羅馬法,經過德國普通法時期的發展,現已成為侵權行為歸責要件的組成部分。在阿奎利亞法中,它意味著故意或過失的「有責的行為」,包含了現代意義下的違法性以及有責性,並將二者混同於「iniuria」的概念中。在羅馬法上要將過錯與不法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而又沒有實際意義的事情。在耶林1867年發表《羅馬私法中的責任要素》一文之前,違法論融合了客觀不法(即權利侵害的外觀)及主觀不法(即對行為人的非難,可稱之為「完全的違法性」) ,和今天通說所采「客觀的違法性」,即將違法性與有責性看成相對立的態度截然不同。耶林認為,在權利侵害這種客觀不法(Objective Unrecht)之上,還需要加上主觀責任要素才能產生主觀不法( Subjective Unrecht) ,即將過錯概念從「完全的違法性」中抽出,使它獨立成為法律效果要件。從此,「權利侵害=客觀違法性」的公式,與作為法律效果且強調個人意思責任的「有責任」(過錯)開始區分,並成為民法學界的通說。
過錯觀念也源於羅馬法,它是以「善良家父」的注意義務為標準的。其注意指行為的「外的注意」,並沒有將關繫到責任能力有無的個人「內的注意」因素考慮在內,可見當時仍未發展出主觀過失的概念。耶林以後的過失論,在違法性與有責性各自獨立的前提下,在有責性中強調行為人的意思責任,使得過失的內容逐步走向主觀化,重視行為人「內的注意」的違反。但後來因溫特夏德(Windscheid)大力提倡以同種職業、性別、年齡、教育等「一般人」的判斷標准取代狹義的個人判斷標准,此種客觀化的過失判斷標准成為德國民法的通說。後來,烏戈爾(Unger)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善良家父」通常的注意,作為判斷有無過失的標准,確立了客觀過失論,並被當時德國民法學界奉為至理。自此,客觀化的過失概念作為有責性要素,與客觀的違法性概念彷彿又回到了羅馬法時代的起點,客觀化的過錯與結果的違法性糾纏在一起,開啟了違法性與過錯關系長期爭論的序幕。
但在現代大陸侵權法中,過錯與不法依然存在區別。德國、瑞士以及我國台灣地區侵權法中二者界分至為明顯,在法國和日本侵權法上二者也存在差異。在法國法上,賠償義務的產生取決於被告的過錯( faute) ,法國民法不但沒有使用違法性的詞語,而且認為因為使用違法性會誤導人們相信:只要不存在被視為是「絕對不正確的」權利侵犯或者法律違反就沒有過錯,從而無需就此負責。不過,即使在現代法國法也區分過錯的客觀成分與主觀成分,其中客觀成分是指對法所認可的行為標准,主觀成分是加害人的可歸責性。（10）因此,所謂法國侵權法中過錯包括不法的流行說法,實質上不過是在過錯的范疇內,通過客觀的行為標準的違反(即違法性)來判斷主觀的可歸責性。換言之,在判斷原理上,將過錯的標准與違法性的判斷,實質地加以混同,違法即為有過失。（11）之所以這樣做,固然有行為人主觀狀態難以確定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違法性與可歸責性功能不同。因為歸責不僅僅考慮被違反的法秩序的要求,同時私法還要為行為人預留一定的空間,以適應不同人群、智力水平和特殊情況的需要。此外,還應照顧主觀心態的不同在私法體繫上可歸責性的差異。讀者在這里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即既然如此,為什麼法國法一直保持在過錯的單行線上,而沒有將過錯與違法性分離呢? 這是因為法國民法長期貫徹過錯責任的一元化歸責原則,為了適應社會發展,不得不使過錯概念客觀化和擴大化, 以至於將「違法視為過失」。但隨著法國法無生物上危險責任的確立,維持這樣一個廣泛的、富有侵略性過錯概念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為了維護法律的邏輯結構, 將過錯維持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呼聲漸起,（12）以便為違法性留下作用的空間。由此可見,法國侵權法中只是將二者在過錯的范疇內分別加以界定,並非否認違法性的客觀存在。日本民法第709 條中沒有違法性的規定,但判例通過雲右門事件到大學湯事件的發展,學說也從權利侵害轉移到為違法性要件,從而肯定了其法律價值。日本有學者認為,作為從被侵害利益的側面到侵權行為責任的成立劃定界限的概念,違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有用性。（13）
就功能層面而言,雖現代侵權法中的過錯所要求的注意義務與違法性概念下的行為義務內容完全一致,但二者本身還是有區別的。具體而言,過失的成立,除了同一義務的違反外,還需要作一番考察:即與行為人處在同一具體情況下的善良管理人,或者一般人與行為人處在相同具體情況下,或者按照行為人本身通常的注意程度來判斷該義務是否客觀以及是否能期待履行;而違法性則完全採取抽象客觀的標准,完全不顧及行為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主觀狀態,而從社會發展水平、人們對法制環境需求以及法律的規范目的等角度確立違法性有無,並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獲得其正當性,使得侵權法具有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違法性與過錯雖然存在著密切聯系,但二者卻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並擔負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前者從社會法律秩序角度設定一個行為 的容許限度,後者則依據一般人的行為狀態決定是否具備可責性。認為過錯包括不法的觀點,無異於將創建社會法律秩序的任務委身於當事人的「過錯」之中,實為過錯概念所難以承受之重。
三違法性要件與立法體例
依相對化的行為不法把握違法性判斷,並依此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對於一般條款立法例和列舉式立法例而言均具有重要意義。立法體例的選擇對於違法性要件取捨並無實質的影響。
在一般條款的立法模式下,違法性判斷依然有作用的空間。首先,一般條款的體系功能在於構築請求權基礎,而侵權行為的成立與責任的承擔,依然需要規定下位的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二者在邏輯上並不必然沖突。其次,一般條款立法體例中依然需要違法性要件對權利、法律規定義務以及其他非成文法上的利益加以衡量,以達到行為自由和法益保護的精緻平衡。具體而言,在過錯責任條件下,如果缺乏違法性要件對侵權行為的保護范圍與保護水平加以調整,只要發生損害結果,同時存在過錯與因果關系而侵權行為即告成立的話,則其范圍和打擊面難免擴大,使人動輒得咎,社會自由受到限制。在無過失責任中,其構成除了事實上的合致性外,則無主觀與客觀條件加以規制,對利益的保護未免過於籠統;妥當的做法是,只有當該利益被無人過問屬於違法時,才能適用無過失責任。第三,一般條款立法例中依然會存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足以控制局面的情況,需要通過違法性的「開放的特徵」予以周到的保護。例如,對於非成文法上的作為與不作為,僅僅通過過錯恐怕難以解決問題,還應該運用違法性判斷予以協助。從比較法上看,新近採納一般條款立法例的民法典,例如《荷蘭民法典》、《希臘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等均規定了違法性。
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違法性主要的功能在於彌補列舉的不周延。如前所述,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引發侵權法的思維方式的變革,即摒棄了對權利層面的把握,而通過對行為義務的違反,使得侵權法作為民法的生長點能夠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相對化的行為違法性不僅在思維方式具有革新意義,對於傳統的列舉式立法例也具有補充完善的作用。眾所周知,列舉式的通病在於不能窮盡,而違法性要件卻有彌補列舉式不周延的機能。具體而言,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受法律保護者通常為有權利外觀的利益,但現實生活豐富多彩,具有權利外觀的法益畢竟為少數,為了保護諸多新興的法益,採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除了採納規則確定具體權利外,還通過相應的原則加以彌補規則權利的有限性。這樣的立法似乎是完美的,但原則權利畢竟是不可操作的,於是法院不惜通過判例確立「一般人格權」、「營業權」等框架權,以提供對此類法益的充分保護。但走這條道路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將諸如「營業權」等所保護的類似「純粹經濟上利益損害」皆界定為權利,似有矯枉過正之嫌;另一方面,原則權利經過無數的判例才能確立為框架權,為司法活動帶來了不確定性。若採納違法性,則其彈性機制能夠依據社會發展不斷自我更新,可全面地保護權利、法益和社會一般安全。因此,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也有必要採納違法性要件。
綜上,違法性要件能依據社會法制發展水平而不斷調整行為人的行為,從而能維系社會發展所需的法律秩序水準。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構成雖因其過於寬泛和模糊的特徵遭學者詬病,但它體現了法律思維方式上的變革:一方面能夠在受害人的救濟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 另一方面又為法官依據個案情勢,賦予社會活動者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預留了空間,能適應社會迅猛發展。因此,違法性要件實際上是一個開放性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為建立我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侵權法體系所不可或缺。
Ⅳ 如何判斷商標侵權行為
根據《商標法》第52條的規定，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1、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類似商品上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的行為。
2、未經商標注冊人同意，更換其注冊商標並將該更換商標的商品又投入市場的行為 .這種行為在理論上也稱為"反向假冒 "行為。
3、銷售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行為。結合《商標法》第56條第3款的規定：銷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並說明提供者的，不承擔賠償責任 .因此，這種形式的商標侵權行為是需要銷售者主觀明知為要件的。
4、偽造或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的行為。須注意的是，這種侵權行為是商標標識的侵權行為，包括"製造"和"銷售"兩種行為。
5、給他人的注冊商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行為。
對於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依據《商標法》第五十三條、《商標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三條規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以採取下列措施給以處罰。
(1)責令停止侵權
具體措施如下：
①責令立即停止銷售;
②沒收、銷毀侵權商品;
③沒收、銷毀專門用於製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工具。
(2)處以罰款
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但尚未構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以根據情節處以非法經營額50%以下或侵權所獲利潤五倍以下的罰款;對侵權單位的直接責任人員，可根據情節處以1萬元以下罰款。
對以上兩項處理不服的，當事人可以收到通知之日起15天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向人民法院起訴。逾期不起訴又不履行的，由工商管理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3)就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進行調解
進行處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可就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當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