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糾紛自證其罪

❶ 為什麼嫌疑人無義務自證其罪

嫌疑人無義務自證其罪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1、為了保障人權。
拒絕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所反映的權利就是在這種作為訴訟主體的被告所享有的訴訟權利中的最根本的一種保護自己權利。
2、為了程序正義。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公安司法機關起主導作用，掌控著整個訴訟程序的運行，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相關證人則是參與其中，很難真正發揮其主體作用而處於被動地位。因此，正當的刑事法律程序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是現代刑事司法所必不可少的。
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是正當刑事法律程序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它對規制公安司法機關的訴訟行為，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相關證人的主體地位，實現程序正義具有積極促進作用。而為實體正義的實現不擇手段、強迫自證其罪，是為現代司法文明所排斥的。
參考法律如下：

201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第十五條：「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❷ 什麼是禁止強迫自證其罪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於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強迫成為對自己不利的證人。」根據該項規定，在刑事訴訟中，對於任何人，無論他是本案的被追訴人還是證人，司法機關不得強迫其提供不利於自己的證據(testimony)。但是，不經被告同意，從被告身上抽取血液是否違反該項規定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施墨伯一案，對此做出了否定性回答。 在施墨伯一案中，控辯雙方爭論的焦點是：該項原則適用的「證據(testimony)」范圍，是僅限於言詞性證據，還是包括其他證據?施墨伯因一起交通事故在醫院接受檢查。其間，醫生根據一名警官的命令，不顧施墨伯的反對從他身上抽取了血樣。血樣化驗表明施墨伯當時處於醉酒狀態。於是，洛杉磯市法院根據該證據判施墨伯有罪。施墨伯不服提出上訴，上訴法院維持了原判，並認為強制性血樣檢測並未侵犯被告人的憲法權利。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適用范圍僅限於經過交流獲得的「證言」。而且，多數法官認為，如果一個人的身體本身構成證據或者作為物證的來源，則不適用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 假如施墨伯案發生在1964年之前，它就不會進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視野。因為，在1964年以前，第五修正案對各州並無拘束力。196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麥洛伊訴霍根一案中宣稱，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包含了第五修正案的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特權，因此，第五修正案應當適用於各州。讓我們回到施墨伯一案。判斷從施墨伯身上抽取的血液樣本是否違反了第五修正案，需要考慮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該項證據是否強迫取得;第二，該項證據是否會導致歸罪;第三，該項證據是否屬於第五修正案規定的「證據(testimony)」。所謂「強迫」，是指使用了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身體或心理壓力的形式。
雖然，中國在現行法律上還沒有明確賦予被追訴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這一權利，但是，我國政府對這一權利還是持積極態度的。這不僅表現在我國已於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上述《公約》，也表現在我國早在1988年10月4日就已批准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另外，即使是在我國現行立法中，也存在一些與該權利有關的規定(如刑事訴訟法第43條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不過，客觀地說，我國的刑事司法與禁止強迫自證其罪這一權利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不僅因為刑事訴訟法第93條讓被追訴人承擔著「如實回答」的義務，而且也因為刑訊逼供以及誘供、騙供等這些老大難問題長期以來並未得到有效解決。當然，要確保一個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最重要的措施或許並不是在未來的刑事訴訟立法中確立「不強迫自證其罪」這一原則，而是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偵查人員的訊問權，並確保被追訴人享有最低限度的防禦能力。
目前看來，有效且可行的措施包括以下內容，但也絕不限於此：盡可能減少審前羈押；羈押場所與偵查權的分離；偵查訊問程序的法治化(如訊問前的權利告知、訊問過程中律師在場、錄音等等)；賦予被追訴人沉默權；檢控方對被告人供述的自願性承擔證明責任，並在證明不能的情況下承擔不利的後果(即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不具有證據效力)；等等。
不過，為了能讓禁止強迫自證其罪的觀念為社會公眾廣泛接受，法律人僅僅宣傳它的好處是不夠的，還必須能夠有效消除那些潛伏在不少人心中的疑慮：確立並保障這一權利是否會嚴重影響打擊犯罪的力度？至少我們可以藉助「趙作海案」讓社會公眾明白，禁止強迫自證其罪的本質含義乃是「禁止強迫」，而不是簡單地、泛泛地反對一個人自證其罪。因為，問題的關鍵不僅在於反對一個人自證其罪，而且必須認識到，這么做的目的是保護當事人的權益，同時又能兼顧案件偵破的社會壓力。實際上，在不少國家，法律並不是簡單地、泛泛地反對強迫當事人自證其罪，而是在某些情況下用一些制度設置「鼓勵」一個人自證其罪(如在英國，根據司法慣例，對於答辯有罪者，一般會給予1/3的量刑折扣)。
不過，要在中國真正確立諸如辯訴交易之類的激勵機制，首先需要破除的就是「正義的神話」。司法固然應當追求正義。但是，絕對的正義，其實是不存在的。或許，這既是正義的局限，也是人類自身的局限，無論是「抽象的人」，還是「具體的人」，都是如此。作為「具體的人」，我們所能追求和達到的，只能是相對的正義。

❸ 如何正確理解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

刑訴法作為程序法、限權法，在控制犯罪的同時必須「尊重和保障人權」，而其重點在於保障被追訴人的人權。可以說，刑訴法關涉一國公民如何免遭偵查權、司法權的非法傷害，關繫到該國的正義是否能夠「以看得見的方式」來實現。其中，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中的重要基本原則之一。一國的刑訴法中是否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是否貫徹這一原則，反映該國被追訴人的人權保護狀況和刑事訴訟文明進步的程度。
我國於2012年3月通過的新刑訴法明確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標志著我國在「尊重和保障人權」之路上邁出重要一步。
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由來
一般認為，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等不能被強迫自己證明自己有罪，不能被迫成為反對自己的證人。聯合國於1966年制定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庚目就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這里的強迫，既包括肉體上的強迫，也包括精神上的強迫。
該原則的誕生，一般認為源自「任何人無控告自己的義務」這一古老的格言。在英國，則源於12世紀早期普通法院對教會法院糾問式訴訟的徹底否定。在糾問式訴訟模式下，無論淪為訴訟客體的被追訴人乃至被害人、證人如何回答，其陳述都有可能被集偵查、控訴、審判職能於一身的法官歪曲為證明其有罪的事實。在17世紀，該原則在英國發展成為重要的證據規則之一。此後，又遠涉重洋傳入美國，並在18世紀末寫入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從而使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成為美國公民的一項重要的憲法權利。1966年，聯合國又將其視為被追訴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最低限度的保證之一」，規定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中。
新刑訴法中的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
在我國，就立法目的而論，該原則旨在遏制刑訊逼供等違法取證現象。2012年3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郎勝在回答媒體記者采訪時，明確表明了這一點：「……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這是我們刑事訴訟法一貫堅持的精神，因為現在的刑事訴訟法里就有嚴禁刑訊逼供這樣的規定。為了進一步防止刑訊逼供，為了進一步遏制可能存在的這樣一種現象，這次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這樣的規定對司法機關是一個剛性的、嚴格的要求。」新刑訴法第50條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規定在「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之後，就是有力的佐證。
值得強調的是，從1979年刑訴法到1996年第一次修正後的刑訴法，僅僅嚴禁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但均未明確非法取得的證據的效力問題。為防止刑訊逼供等現象的重現，貫徹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新刑訴法在第54條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即我國對於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依法自動排除；而對於物證、書證則採取裁量排除的方式。
各國關於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內容，一般都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我國也不例外，如新刑訴法第33條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律師擔任辯護人；第121條規定了同步錄音錄像的訊問制度；第53條將「排除合理懷疑」這一法治國家證據認定標准，作為衡量「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之一。
邁向消除刑訊逼供的關鍵一步
無疑，我國確立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契合了新刑訴法第2條規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主旨，利於加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權的程序性保障。這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僅就現有規定而言，我們贊成這樣的主張，按照體系解釋的方法，應將對刑訴法第118條的解讀建立在第50條內容的基礎上，並將其解釋為：（1）當犯罪嫌疑人自願回答偵查人員的提問時，應當如實回答；（2）當犯罪嫌疑人不願回答偵查人員的提問時（當然，在拒絕回答的同時，也就意味著放棄了「辯解」的權利），偵查人員不得強迫其回答；而且無論是法官還是控訴方，都不能從被追訴人在接受訊問時保持沉默這一事實中，推導出對其不利的結論；（3）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有告知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的義務。
總之，無論如何，在法律上規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都值得贊賞，因為這是邁向消除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關鍵一步。

❹ 反對強迫自證其罪作為一條法律原則，為什麼沒有被寫入新刑訴第一章「任務和基本原則」中

立法者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這條本來就應當放在第一章。

❺ 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與沉默權有何關系

1、禁止強迫自證其罪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與沉默權之間存在一定區別。所謂「沉默權」,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訊問或出庭受審時,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權利。而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未能完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人自由。兩者確立的出發點即不同。沉默權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權,維護自由。而禁止強迫自證其罪主要是為減少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只是沉默權權能的部分體現。無論如何,禁止強迫自證其罪仍然是立足於我國現實狀況,通過對禁止刑訊逼供的進一步強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人權的保障。此外,我國刑訴法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有學者認為該規定是與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相矛盾的。但就兩者確立的基礎來講,兩者並非完全對立。無論是如實回答義務還是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其都是建立在我國司法現狀的基礎上的。不可否認,我國在司法實踐中更注重追求實體正義,關於如實回答義務的規定是對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高效進行的有效保障,而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則是對禁止刑訊逼供的進一步強化。兩者的相互融合既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與自由的合理限制,又是對犯罪嫌疑人人權的保護,有利於實體正義的實現,而非相互對立的關系。由此可見,我國刑訴法中如實回答義務和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並存是立足於我國司法現狀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合理化保障。 2、禁止強迫自證其罪是無罪推定原則建構的重要部分。無罪推定原則已經成為國際普遍適用的人權保障原則,其對訴訟制度的建構意義重大。其基本含義是任何人在未被依法確定為有罪以前,應被推定或者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原則主要有三項基本要求,即:定罪權只能由法院行使;被告人不得被強迫證明自身有罪,也沒有義務證明自身無罪;舉證責任由控訴一方承擔。我國刑訴法中雖未明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但我國刑訴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項規定表明我國定罪權只能由法院行使。此外,我國刑訴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即舉證責任由控訴一方承擔。此次刑訴法的修改明確指出禁止強迫自證其罪,是對我國「無罪推定原則」的進一步完善

❻ 關於自證其罪的問題

關鍵點在於「強迫」和「如實」二個詞，因為以前刑訊逼供的例子太多了，不過自從非法取證不能做為證據後明顯改善好多，但所謂的「毒樹之果」還是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好像扯遠了。。。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會讓他將事實情況如實闡述，就算我們查看了監控，知道他就是犯罪人，但他說他沒犯罪，我們就默認他說的屬實，這就是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原則，二者之間並無沖突。

❼ 自證其罪的介紹

自證其罪（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又被稱為沉默權規則(the right to silence)，指的是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強迫自己證明自己有罪，不能被迫成為反對自己的證人。時隔15年之後，與公民權利息息相關的刑事訴訟法迎來第二次大修。 2011年8月24日上午，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正式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從佘祥林案到趙作海案，冤案錯案讓人們對刑訊逼供深惡痛絕。為了從制度上防止、遏制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在原有「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後，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

❽ 刑訴不得自證其罪意味著沉默權嗎

中國目前關於沉默權還未明確規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體現的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精神

❾ 什麼是「不能自證其罪」法律是怎麼規定的

在國際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又被稱為沉默權規則(the right to silence)，指的是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強迫自己證明自己有罪，不能被迫成為反對自己的證人。在我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也是刑事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具體的制度設計包括：被追訴人有權拒絕回答歸罪性提問、不得採用強迫性訊問手段、強迫供述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禁止做出不利評價或推論以及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但將其放在了證據章節中，限制了其原則性作用的發揮，不利於其精神在整個刑訴法中的貫徹和影響。

❿ 自證其罪的歷史淵源

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最早起源於英國，人們關於這一規則的斗爭歷經了數百年的時間，最早可追溯到英國12世紀的早期。根據中國政法大學易延友博士的考證，在1066年諾曼征服英國後，結束了英國法律不統一的狀態，為了實現司法權的集中，威廉要求原有的司法機構根據國王的令狀並以國王的名義進行審判，以防止其權力的擴大，同時又建立了由僧侶貴族及高級官吏組成的「御前會議」。起初，它只在國王安寧受到重大威脅而各地法院又無法滿足正義的要求時才行使最高審判權；後來，它的司法職能受到重視，逐漸從中分離出一系列專門機構，分別行使皇家司法權，其中包括王座法院，這些法院的權力有所擴張。而當時在英國，教會是一個較有影響的政治組織，教會法院對教徒之間的糾紛有「專門」的管轄權，教徒之間的爭議不得訴諸於普通法院。
在這種糾問式程序下，法官享有極大的職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任何訴訟權利，他們僅是被審訊和被拷問的對象。當時，英國的教會法院還設計了一套特殊的宣誓程序，這種宣誓程序要求被告人必須忠實地回答所有針對他提出的問題，由於當時被告人不會被告知指控他的具體內容，也不知道反對他的證據到底是什麼，所以在這種程序下，無論他怎麼回答，都有可能被歪曲成證明他有罪的含義。如果他拒絕宣誓，或者未能提供受歡迎的可采性證據，他都將被判罪處刑；如果他未能說出真相，他還得承受被判偽證罪的風險，所以，一旦被告人進入了宣誓程序，他基本上是在劫難逃了。
當時的普通法院就是以此為借口來反對教會法院的，普通法院的法官們簽署反對宗教官員主持的訴訟程序的人身保護令，來抵制教會法院的越權，後來一系列反對「宣誓程序」的成文法相繼出台，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萌芽。美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問題專家萊納得·利維，在他所寫的《第五修正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是在兩種對立的刑事訴訟制度的斗爭中產生的，一邊是支持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普通法，它逐步形成發展了不得被強迫回答可能導致自我歸罪的權利（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另一邊是羅馬法傳統以及適用審訊制度的英國教會法庭，它的執法者們強烈反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
後來隨著王權的興起，普通法院在反對教會法院「宣誓程序」的同時，卻相應發展出了自己的糾問程序，其中也包括糾問誓言的使用，這些經常體現於王座法院、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員會的行為當中。這些法院受王室的直接支配，所以它們也經常運用誓言的糾問程序來迎合國王的主張。在1568年，普通上訴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戴爾在賜於一個被迫宣誓者以人身保護令時，他第一個公開反對在王室法院中進行這種宣誓，並提出了一句響亮的口號：「任何人都不得被強迫提供反對他自己的證據」——這成為之後人們在贊同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時樂於稱道的一句名言。
之後，當清教徒托馬斯-卡特被指控犯有信仰上的罪行時，他認為進行宣誓是對一個人隱私的侵犯，也是對一個人良心的侵犯，還是對宗教教義的違反。不久，普通法和英國《大憲章》成為反對宣誓的首要理由。一位備受尊重的律師兼議員詹姆斯-莫里斯就認為，糾問誓言違背了普通法規則，也違背了《大憲章》第29條，因為該條宣稱，刑訴程序應當由議會制定的法律來調整。據此，英國議會於1534年宣布禁止使用宣誓這種審判方式，同時取消了1401年以來允許教會法院中的主教使用糾問技術的法律，這些都反映了英國議會與國王之間的斗爭。
最後，議會取得了初步勝利，在17世紀初葉，英國法律朝著限制使用宣誓和糾問程序並確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方向發展，當然，這也遭到了糾問程序的報復，「李爾本案件」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個案件的基本情況是：李爾本這個人，一生中曾多次受到過刑事指控：第一次是1637年，因為政治犯罪在星座法院受審，最後一次是因為叛國罪在普通法院受審（開始於1694年）。李爾本的名聲主要來自他在最後一次審判中進行的精彩辯護，即主張被告人應當獲得辯護律師的幫助，以及陪審團應當同時裁決事實和法律問題；與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有關的案件則是他第一次受審的審判。在這次審判中，李爾本因為涉嫌輸入煽動性書籍進入英國，而遭到星座法院的指控，在審判中，李爾本對星座法院的指控予以否認，同時要求與控告者當面對質，並拒絕宣誓或回答任何「無禮的」提問，以免自己因回答這樣的問題而受到傷害。具體地說，在這次審判中，李爾本主要是在兩個地方行使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一是在「罪狀認否程序」中，他宣稱：「根據英格蘭的法律，我不回答任何不利於我或關於我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主審的凱博法官要求他辨認筆跡時，他拒絕看控方提交的文件，並且再次主張不回答任何問題，反而要求控方先證明其犯罪。
當時，星座法院不光不採納他的要求，反而以此為由於1639年判決他藐視法庭罪，並將他投進監獄，同時對他處以肉體上的刑罰。李爾本在遭受鞭打時，他向一大群富有同情心的人宣講糾問程序的壞處。正是李爾本這種大義凜然的態度，贏得了民眾的同情與支持，使輿論倒向議會一方。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議會掌握了政權，並於1641年議會宣布李爾本案件的判決不合法，廢除了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員會，並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職權宣誓」。又過一年後，一個由12名盎格魯主教組成的代表團向由清教徒控制的議會起訴，呼籲國王保護他們在上議院的豁免權，在這一案件的審理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被人們所主張；1688年，國王詹姆斯二世起訴七個主教違抗他關於取消所有反對極端主義法律的命令，在這個案件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在英國牢牢地站穩了腳跟。
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自1688年在英國正式確立後，1848年通過的《約翰傑維斯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必須被告知在審判前的調查程序中有權拒絕回答問題，並且警告他，他在審判前審訊中所作的回答可以在審判中用作不利於他的證據；1898年通過的《英國刑事證據法》也規定，被告人在審判中享有不被強迫提供不利於自己證據的權利；1912年制定的《法官規則》也再次確認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須告知他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否則因此而作的任何供述並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這里的「法官規則」在英國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官作出的判例，它是應警察部門的要求，由王座法庭的法官們製作的關於審訊犯罪嫌疑人程序的指南，對於警察的訊問行為具有實際上的約束力。這一規則在1912年制定時只有4條，1918年追加5條，1930年後又作過多次「補充說明」，1964年「法官規則」經過全面修改，與「補充說明」一起以內務部規章的形式公開發表，成為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制定以前，指導警察審訊犯罪嫌疑人活動的基本准則。在這些「規則」當中，都有關於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也就是說，「法官規則」在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准據法》制定之前，具有實際上的法律效力，而在「法官規則」中又有大量的有關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
在美國，盡管其最先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美國正式確立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卻不能說完全是受英國的影響。因為最先到達美洲大陸的人，大多是清教徒或者是被英國法院判刑的人，所以他們對自身的處境有切身的體會，堅決主張享有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這也是後來美國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作為一項憲法原則的重要原因。
由於美國是聯邦制國家，不同的州也都有各自的「憲法」，所以到1780年代的時候，已經在九個的州的憲法中明確規定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也就是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即使後來通過的的人權法案，對此也作了明確的規定。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明確指出：「任何人……享有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後來的「米蘭達規則」也就是從此發展起來的。
後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判例，對這一憲法修正案進行了解釋，它的主要內容有：（1）這一特權僅適用於刑事案件，它不僅包括實質上的導致自我歸罪的陳述，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導致自我歸罪的其他證據；（2）這一特權不僅能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主張，而且能為證人所主張；（3）這一特權不僅可在偵查程序中主張，而且可在審判過程中主張；（4）這一特許可權於為本人利益而主張，不能擴大適用於他人利益；（5）這一特權只適用於自然人，不適用於法人等。
而且，這一憲法的權利在各州中也可得到了適用實施，按照華爾茲先生的接受，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在各州適用中起關鍵作用的一個案件是發生於1964年的馬洛伊訴霍根一案。在此案中，馬洛伊這個人，以前曾在一個賭博的指控中被認定有罪，在他服刑之後，一位受法庭委託正在進行賭博活動調查的人將他傳喚並詢問，當調查人所問的問題涉及到馬洛伊被判罪的事件時，馬洛伊以「這可能歸罪於我為理由」而拒絕回答，任命該調查人的州法院以「藐視法庭罪」對他判了刑。對此，馬洛伊不服，上訴到最高法院。美國最高法院最終推翻了該下級法院的判決，認為調查人對馬洛伊提出的問題與他曾犯過的罪相牽連，馬如果回答將「可能會構成那足以使（他）與近期的犯罪聯系起來的證據鏈中的一環，而且他可能仍會為該犯罪而受到追訴」；同時，最高法院還裁定：不僅各州法院要像聯邦法院一樣尊重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的特免權，而且各州法院在適用該特免權時遵循聯邦的標准。該法院對「聯邦標准」的描述為：「所提供的特免權不僅涉及那些本身會支持有罪判決的回答…… 而且同樣包括那些會構成起訴所需證據鏈之一環的回答」。正是通過這一判例，美國確立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可以通過聯邦第憲法十四條修正案規定的正當程序而適用於各州。
另外，在英美法系的其他國家，也相繼確立了這一規則，例如，1982年加拿大通過的《權利與自由憲章》第7條就規定：每個人都有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除非「依據基本正義的原則」，不得剝奪，據此，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認為，在警察拘捕後的訊問過程中保持沉默的權利，是《權利與自由憲章》所規定的「基本正義」原則之一，並指出：「刑事訴訟中或許唯一最重要的組織原則是被追訴者不得被強制協助對自己的指控」。
法國屬於大陸法系的典型國家，大陸法系國家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表現出以成文法典為核心的模式與特點。具體說來，在傳統上，法國奉行的也是一種糾問主義的訴訟模式，它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有「如實陳述」的義務，否則法院可判以「虛言罰」或者「不服從罰」，並且當時明確賦予司法機關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對其進行拷問的權利。雖然法國1789年公布的法律，效仿英國而廢除了對被告人要求宣誓後進行訊問的規定，但是1808年通過的《治罪法》又規定，法院可以為發現真實而採取一切方法，並以此為根據實行預審及法庭審判中的訊問被告人的作法。
直到1897年，法國才通過新的法律，要求在預審法官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明確告知其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和律師在場權。現在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已成為法國的一項刑事訴訟原則，除有關被追訴者的身份事項外，他們沒有必須回答警察、檢察官或者預審法官提問的義務，被追訴者在審判中也可以根據本人的意願保持沉默，無需擔心而因此會受到處罰。1993年修正的《法國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16條、第128條和第133條，規定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相關規則。
在德國，於1994年10月28日修改並於1994年12月1日生效的《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基於對二戰中納粹暴行的反思，該法典專設了「第十章、訊問被指控人」的規定，在這一章中，第136條第一款對又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作了專門規定：「初次訊問開始時，要告訴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為和可能適用的處罰規定。接著應當告訴他，依法他有就指控進行陳述或者對案件不予陳述的權利，並有權隨時地，包括在訊問之前，與由他自己選任的辯護人商議。此外，對他應當告知可以申請收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在對此適當的情況中還應當告訴被指控人可以用書面陳述。」從而確立了訊問人員在初次訊問被指控人時所應當堅持的嚴密的「告知」義務，比如應當告知他被指控的事由、可能適用的處罰，以及可以收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等，而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告知被指控人「有就指控進行陳述或者對案件不予陳述的權利」。
按照德國學者施米特的說法，在德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僅有權保持沉默，而且有權說謊，而無須被追究偽證罪的刑事責任。對於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德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審訊人員在發問前的告知程序，按照另一德國學者的解釋：「如果審訊官員沒有提出這種警告，只有在能夠證明嫌疑人知道這項權利的情況下，其陳述才能被用作證據」，「嫌疑人可以限定願意回答問題的范圍，可以撤回所作的回答，甚至可以對某個或者某些特定的問題拒絕回答」；在法庭審判中，審判長在審查被告人的個人情況之後，應當告知其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接下來當庭就所控犯罪事實進行審問，被告人可以拒絕回答每個具體問題，法庭不得就這種拒絕回答作出不利於被告人的推論。
在日本，1946年制定的《日本國憲法》第38條中關於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的壓力下制定的，在此之前，日本警察一直對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持敵視態度，當然這也和那時的立法規定有關：1890年的明治刑事訴訟法，一方面禁止以恐嚇或者欺騙的方法獲得口供，同時又規定了「訊問被告人」的程序；1922年的大正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必須給予被告人陳述有利事實的機會，但也沒有明確賦予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現在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不光在日本國的憲法中有所體現，而且在日本刑事訴訟法中也有明確的規定。
另外，荷蘭《刑事訴訟法》第29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沒有義務回答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提問，警察在有合理的理由懷疑某個人有罪時，在訊問之前必須告知他「沒有義務回答問題」；如果因為警察未能提出警告而使嫌疑人的權益受到損害，或者嫌疑人受到來自警房的任何不當壓力，那麼由此獲得的口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義大利新《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在開始訊問前，除第66條第1款的規定外，還應當告知被訊問者，他有權不回答提問。」葡萄牙《刑事訴訟法》第61條也規定，被追訴者在刑事訴訟的任何階段，都有權不回答有關指控他的犯罪事實或者對於這些事實的陳述內容的問題，關於受到指控的犯罪事實方面的提問，嫌疑人可以拒絕回答或者作虛假的回答，不得從其沉默中作出不利推論，也不得因其作虛假陳述而追究其刑事責任。此外，保加利亞、波蘭、南斯拉夫以及我國的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刑事訴訟法律」，都有關於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規則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