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學生被侵權案例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你可以去搜索：學生 購物 搜身
舉個例子：
萬佳超市如此無禮 學生購物竟遭搜身
去超市買一卷衛生紙，結果被懷疑偷竊而被超市扣留達一個多小時，直到超市安全員搜身無果才被允許離開。昨天，一名學生在長沙市麓山南路萬佳超市遭遇了這樣一件傷心事。
被疑偷竊洗面奶
昨晚6時30分左右，在湖南師大藝術學院培訓中心上學的周嶺峰，到學校附近的萬佳超市購買一卷捲筒紙。由於急著要去上晚自習，周在購物架上取了捲筒紙後，就匆匆准備離去。就在此時，一名年近三十的婦女吆喝一聲叫他停住，他沒有聽清楚，繼續前行，那名婦女追上來在收款台前將他攔住，說：「把洗面奶拿出來！」
周嶺峰莫名其妙，聲稱自己並沒有拿洗面奶。營業員氣勢洶洶地說：「偷了東西還不承認，趕快拿出來！」說話間，超市安全員羅某上來，與營業員艾某一起將周嶺峰的手扭住，連推帶搡地帶到了超市辦公室。周據理力爭，一再表示自己並沒有拿洗面奶，但營業員一口咬定周拿了洗面奶，並反復說「洗面奶就在你身上，就是你拿去的」。
渾身上下被搜遍了
周嶺峰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情急之中，他本能地將自己的夾克衫敞開哭著說：「不相信你們看呀！」這時，自稱是商場負責人的一名女性羅某示意超市安全員小喻將周渾身上下搜了一遍，並提醒要搜腋窩及襠部。喻又搜了這些部位，但一無所獲。可超市工作人員艾某還是一個勁地嚷著：「你把洗面奶藏哪了？快拿出來！」
工作人員拒不道歉
當周嶺峰帶淚從超市出來時，已經一個半小時過去了。超市最終沒有從周嶺峰的身上找到丟失的洗面奶，然而當周要求超市向他道歉時，沒想到超市的工作人員嘴中蹦出來的話竟是：「你下次來發現你偷了東西的話要罰款2000元。」周要求見超市總經理，自稱為負責人的羅某又以「我就是總經理」來搪塞。直到晚上8點10分左右，周離開超市時，相關人員仍沒有誠懇地表達歉意。
總經理聲稱不得已
昨晚9時許，記者趕到該超市了解到，原來，艾某懷疑周嶺峰偷東西只是憑著她看到小周挨在貨架邊的剎那間，周正急忙往前跑開，而她過去看時，在周挨過的地方剛好少了一瓶洗面奶。超市總經理丁琛當場對超市工作人員態度粗暴、工作方式過於簡單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並願意與周進一步協商解決，妥善處理。同時他也坦言，由於超市每天都有好幾起被盜事件，他們每天要抓到四五個小偷，所以他們不得不對一些可疑之人多加防範。記者 張樹忠 彭國軍
2. 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例分析
1、要承擔責任，依據《侵權責任法》第37條；
2、李四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
3. 誰有關於消費者權利的案例一個就行，加上分析及觀點。急急急！！！
"："，責令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沒有違法所得的，並賠償李某損失："："看你賊眉鼠眼的樣子;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及接受服務時，享有其人格尊嚴、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的權利。
第25條規定，李某很氣憤，是指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所享有的人格尊嚴，遂於1994年2月，當李某欲從珠寶店出來時;我懷疑你拿了本店的手飾，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4條規定、誹謗、不得搜查消費者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侵害消費者人格尊嚴或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的，應當停止侵害，不得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
[問題]
1．
消費者享有的維護尊嚴權的含義是什麼？
2．
本案中的自選超市是否侵權？
[分析]
1．消費者享有維護尊嚴權，能否讓我看看。"當即遭到李某的斷然拒絕，張說；情節嚴重的，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0條的規定，做賊心虛吧，就知道不是好人，侵犯消費者人格尊嚴或侵犯消費者人身自由的，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處罰，法律法規未作規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可以據情節單處或並處警告，服務員張某擋住了他的去路，張說，處以1萬元以下罰款。自選商場應公開向李某賠禮道歉，賠償李某精神補償費。
另外，並限制李某自由達半小時之久、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罰款、民族風俗習慣得到尊重的權利;經營者不得對消費者進行侮辱，侵犯了李某的人格尊嚴，是嚴重的侵權行為，向法院提起了訴訟，聲稱自選超市侵犯其名譽權與人身自由，要求自選超市公開賠禮道歉。
3．
本案中自選超市對消費者身體擅自搜查，肆意侮慢，恢復名譽，清除影響！
張某遂叫保安人員，將李某強拉到保衛室，由超市的女工作人員對李的大衣口袋及褲兜進行檢查，沒有發現超市的手飾，便放走了李某[案情]
某自選商場是北京一家大型的自選超市，1994年1月3日李某（學生）去該超市購物，上午十時
4. 關於生活中的侵權與維權的案例分析。
你好，我認為本案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王某的損失應當由旅館負責賠償。可以與旅館協商，協商不成可以到法院起訴。供你參考
5. 侵權法案例分析
1、過錯推定原復則，民通制126條：建築物或其它設施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別人損害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證明自己無過錯的除外。
2、存在侵權行為、有損害結果、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有因果聯系、主觀過錯
3、飯店負主要責任，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莫小明是在接受飯店的服務過程中，由於飯店存在安全隱患造成的損害，所以飯店應當賠償。
6. 有關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案例分析
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應當返還價款，並承擔一倍的賠償責任。
7. 中學生法律案例分析
案例一： 一天晚上，某縣中學的4位學生，傍晚闖進了城郊某中學的男生寢室里，掏出匕首威脅並毆打宿舍學生，共搶劫200餘元。由於受害學生報案及時，他們在回家40分鍾後同時落網。 案例分析：在此案中，行為人「在客觀上表現為對財物的保管者、所有者、守護者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迫使其交出財物」；在方法上，實施暴力，公然「對被害人的身體實施打擊或者強制，例如，捆綁、毆打、禁閉、傷害等等」，嚴重威脅著他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在主觀上，是有意地採用暴力手段，奪取錢物，並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故4位學生的行為已觸犯了刑法。我國刑法還對刑事責任年齡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1）犯罪時已滿16歲的人是完全負刑事責任時期。因為他們的智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已具有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應當要求他們對自己的一切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2）犯罪時已滿14歲不滿16歲的人是相對負刑事責任時期，對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販毒、放火、爆破、投毒等犯罪負刑事責任。這4位學生犯罪時3位16周歲，一位15周歲，理應根據刑事責任年齡，追究他們應負的法律責任。案例二： 16歲的中學生劉某是某中學高二學生，家庭條件很好，劉某從小就嬌生慣養，在學校不求上進，幾乎每天都出入網吧並染上了賭博的惡習，花錢如流水，時間長了，父母知道他的惡習，便嚴格控制他的經濟來源。由於找父母要錢這條路走不通，又實在渴望出去瀟灑一下，一天，他趁父母外出之機，將家裡的5000元現金偷走。一個多月後，劉某的父母發現5000元現金被盜，很快就懷疑到他，於是追問兒子有沒有拿家裡的錢。此時，5000元錢都快被他揮霍光了，劉某害怕家長責備，便一再說自己沒有拿，其父親便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公安機關經過縝密的偵查後將犯罪目標鎖定在劉某身上。在大量事實面前劉某不得不承認錢是自己偷的，公安機關遂將其刑事拘留，後轉為逮捕。父母知道竊賊是自家的兒子後，認為兒子偷拿父母的錢財不犯罪，他們也不想追究責任，要求公安機關釋放劉某，但公安機關認為劉某已涉嫌犯罪，因此對於劉某父母的請求未予允許。 案例分析：盜竊父母或近親屬的財物，在是否構成犯罪和處罰上有其特殊性。法律規定：「偷拿自己家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與在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劉某偷盜自家錢財達5000元，數額大，在父母追問時又拒不承認，且把偷拿的錢用於賭博和揮霍，結合這些情節看，劉某應當屬於「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情形。司法機關以涉嫌盜竊罪將劉某刑事拘留，這是完全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不過，劉某偷盜的財物畢竟是自己家的，其社會危害性明顯比在社會上作案要小，加之他屬於未成年人，因此法院在宣告其有罪的同時，通常會給予較大幅度的減輕處罰。案例三： 二00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某中學三位同學乘門衛不注意，悄悄溜進學校，直奔某班教室。一名同學對著教室門先踹了幾腳，然後另兩名同學接著踹，將教室門板踢下一塊，三人乘此鑽進教室，又開始毀壞其他東西，後揚長而去。
案例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72條規定：「結伙斗毆、尋釁滋事、擾亂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育教學秩序或破壞校舍、場地及其他財產的由公安機關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三名同學破壞校舍及其他財產行為，應由公安機關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有關規定給予處罰。 案例四： 李某(男，19歲)、王某(男，19歲)、徐某(男，15歲)預謀綁架某鄉中學生劉某、張某，然後向其家勒索現金。於2005年5月8日晚6時許，犯罪嫌疑人李、王帶著事先准備好的凶器卡簧刀二把，繩子三根，鐵棍一根，膠帶一卷，預先到達某鄉大橋東頭第三瀉洪口處，另一犯罪嫌疑人徐以去河西玩電腦游戲為由將劉某(男，16歲)、張某(男，15歲)從家中騙出，當三人走到西大橋東頭時，徐借口說去橋墩取事先藏在那的錢，將被害人騙至西大橋東頭第三個橋墩處，這時躲在橋墩處的李、王手持卡簧刀將二被害人逼住，李用鐵棍猛擊劉頭部數下，劉倒地後王、徐又用事先准備好的繩子將劉的脖子勒住，約一分鍾後見劉不動了，又用同樣的手段將被害人張打倒，認為二被害人已死亡迅速逃離現場。三犯罪嫌疑人第二天給張某家打電話索款，要人民幣五萬元。案例分析：李某、王某和徐某預謀實施的是綁架罪，但具體實施犯罪過程中，他們不僅實施了綁架的行為，並且還實施了故意殺人的行為。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實施綁架行為並殺害被綁架人的，以綁架罪論處。這種類型的綁架罪實質上包含兩種具體的行為：一為綁架行為，二為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這兩種情況在我國刑法中均可構成獨立的犯罪，即一般情節的綁架罪和故意殺人罪。本案中，李某、王某已夠法定年齡，所以應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徐某案發時的年齡為未滿16周歲，根據刑法第17條的規定，其不應對綁架罪承擔刑事責任，但應對其實施的故意殺人罪承擔刑事責任。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積累、漸變過程。讓我們每一個同學自尊自愛，遵規守紀，做一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8.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案例分析
1、商店表明「換季商品、概不退換」，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三版條之規定，權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應當按照國家規定或與消費者的約定，承擔包修、包換、包退或其他責任的，應當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無理拒絕。
「三包」是消法對商品經營者的強制性規定，商品經營者無權單方面聲明免責，本案中商店規定「概不退換」顯然違法。
2、《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確規定，「消費者在展銷會、租賃櫃台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或服務者要求賠償。展銷會結束或櫃台租賃期滿後，可以向展銷會的舉辦者、櫃台的出租這要求賠償。展銷會的舉辦者、櫃台的出租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或服務者追償。」可見，櫃台出租者應當對其出租的櫃台商品質量承擔責任，這是法律的強制擬制，是對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特殊保護，本案中，商店抗辯認為「店內該櫃是出租給個體戶的，現在他已破產，租櫃台的費用尚未付清，人也找不到，你只好自己倒霉」顯然不能成立，其應當賠償消費者張女士購買假羊毛大衣的損失。
你是不是做遠程教育的題啊，我也剛做完這道題：）
9.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10. 中學生消費者如何維權
經濟法心得體會
在人類創造的諸種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種極為奇特的社會現象。法律是現實社會的調節器，是人民全力的保障書，是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來確認的不同社會地位的有力杠桿。
經濟法學是研究經濟法現象產生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經濟法與社會經濟、法、法的其它部門等社會現象之間的關系，經濟法的內容及其實現等的一門法學學科。因此，經濟法學研究對象的核心為經濟法。經濟法學是我國法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分支。經濟法固有特點在於，他與國家直接參與社會再生產過程、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控緊密相關。因此，經濟法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研究如何以法的規范來配合國家從宏觀上保證經濟穩定、協調發展，使之對經濟及其法律調整起到主導作用。廣義的經濟法地位是指經濟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獨立性和重要性，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的作用和價值，以及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的關系。狹義的經濟法地位是指經濟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經濟法是調整因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或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經濟法主要包含兩大部分：創造平等競爭環境、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法律。經濟法的實質：是國家利用其行政權力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調整的是縱向經濟關系，即利用國家權力來干預經濟。經濟法原則：1、國家干預適度原則；2、平衡協調原則；3、維護公平競爭原則； 4、保護社會公平原則。經濟法的作用 1、維護階級統治的需要。 2、促進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 3、保障和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4、促進對外開放的發展。 5、保護競爭，促進聯合。 6、促進企業內部管理。
市場不是萬能的，自發的市場機制具有盲目性、微觀性和滯後性。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造成資源浪費。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曾經歷了三個發展過程：① 干預不足② 干預過度③ 「適度」干預。作為調整國家經濟關系的經濟法，則是保障政府「適度」干預的「干預」之法。因為經濟法本身就是政府幹預制度的產物，其本質特徵即在於「干預」。
凱恩斯主義強化國家干預，政府幹預過度。過於誇大政府幹預而帶來了負作用： ① 政府對經濟的「經常性」干預削弱了市場機制的作用；② 「大政府」帶來了巨額財政赤字；③ 低效率和高通貨膨脹同時存在等等。
政府「失靈」的主要原因：①政府特殊的利益；②政府效益的缺乏；③政府搜集信息的困難 ④公眾預期的存在。
政府的經濟作用：①維護競爭秩序（促進競爭）② 限制壟斷（指對自然壟斷行業、企業的管制）③ 矯正市場失靈（維護社會權利）④ 調控宏觀經濟⑤ 政府直接經營。
經濟法在中國的發展歷程：1978——1986年階段 ：經濟法的初創和蓬勃發展階段；1986——1998年階段 ：因受到其他部分法的挑戰，經濟法處於發展最困難階段；1998——2000年階段：隨著國家對經濟法的重視，經濟法重新進入活躍繁榮階段；2000年以後的階段：隨著國內外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法地位日益提高；
經濟法的具體調控對象：管理和調控市場主體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市場秩序的管理和調控關系；調整資源配置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經濟穩定調控關系；社會保障關系；涉外經濟管理關系。
經濟法可包括四大構成部分：市場主體法、市場行為法、宏觀調控法和社會保障法。市場主體法包括個人獨資企業法；合夥企業法；企業破產法；公司法。市場行為法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商標法；專利法；會計法、審計法
通過學習，清楚地認識到零售企業作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的有關規定設立組織機構，成立董事會、監事會。按照公司法的有關規定依法進行建章立制，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作為零售百貨企業，是將商品賣給消費者的重要流通環節。零售企業作為銷售者應承擔相應的產品質量責任和義務，所售商品的價格受價格法監督，尊重消費者的權益，消費者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
我國在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制定的。它將產品的管理、監督與產品的質量責任結為一體；將對產品質量的事前監督、事中監督和事後監督統一起來；將立法重點移向「防患於未然」，而非「至於已然」。我國的產品質量立法，既借鑒了國外產品責任理論，又總結我國產品質量立法經驗，成為一部比較先進的和現代化的產品質量法。200年7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六次會議對《產品質量法》進行了修訂。產品質量管理制度包括認證制度；生產許可證制度；產品質量監督制度分為三種基本形式和途徑：形式1.企業監督；2.社會監督；3.國家監督；途徑1.產品抽查制度；2.產品召回制度。
銷售者產品質量責任和義務。銷售者應當建立並執行進貨檢查驗收制度，驗明產品合格證明和其他標志；銷售者應當採取措施，保持銷售產品的質量；銷售者銷售的產品的標志符合法定要求；不得違反《產品質量法》的禁止性規定。
產品的價格問題直接關繫到經濟發展、群眾生活和社會穩定，價格發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價格法明確實行並完善國家宏觀調控下主要由市場形成 價格的機制，規定了經營者和政府的定價行為、國家調控價格總水平、價格監督檢查和法律責任等具體內容、對於規范價格行為，發揮價格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穩定市場價格總水平，保護消費者和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營者的價格行為。除依法適用政府指導價和政府定價的以外，都實行市場調節價。市場調節價由經營者遵循公平、合法和誠信的原則制定。經營者定價的基本依據是生產經營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經營者應當努力改進經營管理，降低生產成本，為消費者提供價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務，並獲取合法利潤。價格監督、檢查包括價格監督和價格檢查。價格監督包含國家監督和社會監督，其主要任務是對價格的合法性和執行價格中的問題進行監督。價格檢查是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依法對價格活動進行檢查，並依照《價格法》的規定對違法行為實施行政處罰。
我國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立法狀況：廣義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調整國家、經營者和消費者三者之間在保護消費者權益的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狹義是在我國狹義的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立法是1993年制定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確規定了我國消費者享有九項權利：安全保障權；知悉真情權；自主選擇權；公平交易權；要求賠償權；結社權 ；獲得有關商品知識權；受尊重權；監督權。
經營者應履行的義務：1、履行法定和約定的義務；2、接受監督的義務；3、保證商品和服務安全的義務；4、提供商品和服務真實信息的義務；5、標明商品的真實名稱和標記的義務；6、出具購貨憑證或者服務單據的義務；7、保證質量的義務；8、履行「三包」的義務；9、其他法律規定的義務。
經營者如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應承擔的法律責任：1.經營者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民事責任；2.經營者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行政責任；3.經營者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刑事責任。
綜上所述，現代經濟法是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的法律手段，經濟自由是由其出發點和歸宿，它應當為了自由而干預、限制，而不是通過干預而限制乃至扼殺經濟自由。只有通過經濟法的平衡協調，方可創造並維護一個令自由市場機制和民法得以發揮作用的外部環境。對於中國的經濟法學來說，只有民族的，才是國際的；只有開放的，才是現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