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糾紛解決藝術

㈠ 求《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摘抄好句

你好
日本法學者棚瀨孝雄以糾紛解決和審判程序方面的開拓性學說而聞名，特別倡導以行為主體為中心的過程分析（也稱方法論個人主義）。本書選取了數篇棚瀨在此問題上的代表性論文，學生認為，對於理解其所倡導的過程分析理論，有重要的作用。
一、跳出審判
棚瀨指出，現代法律學研究，大多把焦點集中在審判本身，認為法學的任務僅僅是對於作為決定基準的法律規范和判例進行解釋、分析。只關心判決，而對判決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漠不關心；只考慮判決的做出，而對判決之後的效果漠不關心。法律學研究視角的狹窄，導致了理論上和現實中的雙重缺陷：在現實法律生活中，社會上的糾紛並不都通過審判解決，即使是通過審判解決的糾紛也與訴訟外解決的糾紛緊密聯系。在理論上，引起了反對法官根據裁量權進行任何立法性的創新的法條主義者，同允許法律解釋和使用有彈性見解的現實主義的對立分歧。由於「現實中的審判既超越法律規定二呈現出復雜的形態，又不是與法學脫節的純屬事實領域之中的問題。」棚瀨認為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於跳出審判封閉空間，將審判視為過程，即程序參與者的互動作用的過程。
二、過程
與個人跳出審判的棚瀨，將糾紛解決的過程和個人在法律實施中的能動作用，納入人們的視野。棚瀨將作為社會規范體系的制度移向個人行動層次的社會過程。重視個人在法律實施中的能動作用。注重研究審判之外的糾紛解決機制，在這里，棚瀨主要分析了合意型的糾紛處理。這種合意的基礎在於價值多元的角色過程模式，制度變化的著眼點是個人以及私人自治的秩序。形成方式時強調個別價值實現及自由的交涉行為。同時將合意型糾紛解決處理與決定型糾紛處理（主要表現為審判）進行對比。
可以看出，棚瀨的合意與其理論中的「過程」、「個人」緊密相連，在糾紛解決中有重要地位。合意不僅是解決糾紛的重點，也是處理糾紛的起點。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棚瀨的過程與個人並不等於否定了制度的意義。他充分肯定了社會科學的任務之一是將研究焦點集中在制度之上。即從實際觀察到人們互動的過程中抽象出各種規則和制度，並考察它們與其他制度或社會整個構造、功能的相互關系。但制度的抽象化，往往使研究者忽略現實中使規范運作的個人。棚瀨的理論恰恰發現這一點，使糾紛解決過程不失去內涵的前提下進行分析。
三、現實意義
棚瀨構思的依據使對美國小額法庭審案過程的考察，棚瀨的理論引發日本的司法由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轉變。審判的重點不僅僅局限於當事人與法官的溝通，

㈡ 如何做好法院民事案件調解工作的心得體會

這個沒有一個規則可論。要看具體的案件，和你對案件的把握吃透程度。但是永遠記住，當事人都很聰明，不要糊弄他們。司法是善良公正的藝術，要作個藝術家。

㈢ 藝術與法律的關系

找來一篇文章，希望對您有幫助：
法律是一門藝術

作者：聶長建 張毅龍 鄧少華

提要：「依法判決」和「合理性判決」是內在的統一，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而法官只有掌握較高的說理藝術，才能將這二者統一起來。要區別邏輯涵攝與法律涵攝，法律涵攝不是就上下位概念的外延寬窄而言的，而是就上下位概念的構成要件而言的。德沃金的「整體性的法律」理論，通過法律原則彌補法律規則的缺陷，不明確的「法律原則」通過理想型法官對判決所作的「建構性解釋」，就具有唯一正確的答案——既是「依法判決」，又是「合理性判決」。

關鍵詞：法律涵攝；邏輯涵攝; 法律原則；法律規則

一

1612年11月10日，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以「法律以理性為本，朕和其他人與法官一樣有理性」為由要親自當一回法官，大法官柯克反駁道：「法律是一門藝術，它需要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在未達到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案件的審判工作。」[1](42)柯克這句話在法治史上夠有名的，這倒不在於柯克反駁國王的勇氣，而在於它道出了法律的真諦：藝術。當然這里的藝術不是指荷馬的詩或達芬奇的畫，它其實是指具有創造性的、能很好解決問題的方式或方法。法律當然是一門知識，我們可以通過書本學習來知道它，但知道它的知識只是法律的表面現象；法律更是一門藝術，我們只有在不斷的探討摸索中才能掌握運用它的方法，運用它的藝術才是法律的真實意義。因此我們說，法律在根本上具有實踐理性的性質。「法律是一門藝術」其實對法律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為運用知識的藝術遠遠復雜於知道這一知識。比如，中國人和漢字打交道，你知道「之」這個漢字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易事，但是如何寫好這個「之」字，把這個「之」字寫得出神入化、令人嘆為觀止，掌握好這個寫字藝術那是一個長期的創造性過程；知道許霆案判決依據的刑法二百六十四條不難，運用好這一條卻不易。法律是一門藝術強調了如何適用法律的重要性，不僅對法官的專業知識提出要求，更對法官的經驗、智慧、感悟力提出了要求。

強調「法律是一門藝術」在於法律在本質上屬於實踐理性而非理論理性，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其適用上，它當然有知道那個(knowing
that)的明確知識，更有知道如何(knowing
how)的默會知識，其「意會」的要多於「言傳」的，「言傳的」是知識性的，可以瞬間而學來；而「意會」的則更多是一種領悟和智慧性的，必須通過長期的實踐並以很強的「悟性」和「洞察力」作保證才能達到。就如上面所提，知道「之」字怎麼寫的「那個」（that)是知識，知道「之」字寫好的「如何」（how)是藝術，藝術存在於實踐中，藝術是智慧的體現，藝術具有創造性、完美性和不可重復性。胡平仁認為，感性與理性，乃是藝術與科學劃江而治的兩大領地。「技術」往往強調其工藝操作的「程序性」，是可以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再現或重復的；而「技巧」由於是指具有較高的熟練運用技術的能力，並帶有一定的獨創性，因而可視為一種「藝術」。法律藝術就是指在各種法律實踐活動中，人們創造性地解決相關法律問題的方式、方法，它是人類法律智慧的結晶和表現形態。法律科學則是指作為行為規范的制度、創設和適用規范的技術以及對這些制度和技術予以理論省思和前瞻性探索的學理，那種嚴格地按照法定許可權和法定程序解決法律問題的情形，則是屬於法律科學層面的法律技術，而不屬於法律藝術的范圍。那些可以學習但不能模仿或重復的、體現人類高超的法律智慧、出人意料而又合乎情理與法律精神地解決法律問題的方式、方法，則屬於高層級的法律藝術。[①]本文認為，司法判決的案件可分為一般案件和疑難案件，一般案件的判決只適用司法三段論的技術操作即可得出結論，但疑難案件則不同，僅有司法技術是不行的，必須還具有司法藝術才能夠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具有可接受性的判決，疑難案件對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疑難案件最能體現出「法律是一門藝術」的真諦。由於疑難案件的廣泛影響力，本文的研究也就具有很強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正是由於方法適用不當，只有「技術」而沒有「藝術」的機械司法，許霆在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使許霆案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二審判決結果相比較一審無疑具有可接受性，但方法實在不敢恭維。特別是法庭對判決結果合理性的辯護極其幼稚：「法庭認為，許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本應適用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鑒於許霆惡意取款是在發現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行為，採用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的手段，其行為與有預謀，或者採取破壞手段盜竊金融機構的犯罪有所不同。從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看，許霆犯罪主觀惡性不是很大。根據本案具體的犯罪事實，犯罪情節和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程度，對許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法庭這個解釋簡直像許霆辯護自己「瘋狂取錢是為了保護銀行財產安全」一樣荒唐：既然「依法本應適用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那是否意味著，法庭判許霆5年徒刑就不是依法判決呢，難道法庭說自己是違法判決嗎？當然，相比一審判決，二審判決在局部方法上有改進，如認定許霆實際盜竊金額共計173826元，避免了事實不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來認定許霆的行為屬於盜竊金融機構，改進了司法三段論小前提的推理和論證。但是由於缺乏正確運用法律的「藝術」，二審判決無論從推理還是論證、解釋來看，都是粗糙的、站不住腳的，法庭的這般解釋只能是不懂司法說理藝術的蹩腳解釋，尤其是適用法定刑下減刑，開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先例，因為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盡管在理論上有其合理之處，但在中國當下的司法語境下並沒有獲得人們的信任，人們大多是從消極面而不是積極面來理解它，至少它是本已嚴重的司法腐敗的一條通道。

㈣ 解決民事糾紛的方式及特點

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

1、協商解決。主要是指發生糾紛的雙方，在經過充分的交流和溝通之後，在自願平等的基礎上，協商解決糾紛和分歧。

2、調解解決。在有關組織，公安局，司法局或者某個中間人的主持下，雙方都能夠平心靜氣，互相理解，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促使糾紛的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完成糾紛的解決。

3、訴訟解決。是指法院、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在審理民事案件過程中所進行的各種訴訟活動以及由這些活動所產生的各種訴訟關系的總和。這裡面就涉及訴訟雙方，律師，法官，法院的司法評判，雙方各自的舉證，證據，法官最後的判決。

民事糾紛的特點：

1、民事糾紛主體之間法律地位平等。

2、民事糾紛的內容是對民事權利義務的爭議。

3、民事糾紛的可處分性。分別於行政爭議和刑事爭議。

根據民事糾紛特點和內容，可將民事糾紛分為兩大內容：

1、財產關系方面的民事糾紛，包括財產所有關系的民事糾紛和財產流轉關系的民事糾紛。

2、人身關系的民事糾紛，包括人格權關系民事糾紛和身份關系的民事糾紛。

(4)審判糾紛解決藝術擴展閱讀：

在現實生活中，民事法律關系紛繁復雜、變動不居，而民事法律規范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穩定。這導致有些民事糾紛在處理過程中可能找不到特別合適的民事法律規范作為依據。

但一些民事行為不符合社會公德，有違善良風俗，如果因為沒有民事法律規范作為依據而不處理，就可能在社會上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帶來「破窗效應」。

處理這些民事糾紛，應運用好公序良俗原則，即民事行為不得違反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則。科學運用公序良俗原則處理民事糾紛，對於懲惡揚善、維護正義、保證社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民法尊重民事主體的意思自治，但意思自治必須以公序良俗原則為基礎，即不得違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如果違背公序良俗，其民事法律行為理應無效。

㈤ 法院如何立足訴訟調解健全「大調解」工作機制求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和諧司法」的理念，並要求全國各級法院大力推行和諧主義訴訟模式，努力創建和諧的訴訟秩序，著力維護和諧的司法環境。要實現這一要求，立足訴訟調解健全「大調解」工作機制無疑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加強法院調解，將調解從民事案件向刑事附帶民事、行政案件以及執行案件延伸，大力推行民事調解、刑事附帶民事調解、行政協調以及執行和解等和諧的辦案方式，充分利用法院審判職能並發揮社會資源建立「大調解」工作格局，去年以來，我院共審結案件1519件，其中調解1215件，調解結案率80%，不僅在法律程序上解決糾紛，而且能最大限度的消除不和諧因數，從而讓社會關系恢復或者達到一種真正的和諧狀態。 一、樹立「大調解」工作新目標 （一）以定紛止爭為目標。定紛止爭是司法的基本功能，也是司法所應達到的基本目標。採用判決的方式結案對當事人來說，是一種被動性的定紛止爭，是一種形式上的定紛止爭。而調解結案則是在雙方當事人的參與下，自願協商，相互妥協達成的一致，是一種主動性的、實質性的定紛止爭。調解結案的案件，不僅要力爭從根源上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紛爭，使當事人真正從內心裡服調息訴，而且還要通過調解促進當事人之間關系的穩定和改善，從而充分體現出調解有別於判決的價值所在。 （二）以案結事了為目標。調解案件決不能僅僅滿足於把案件辦理完畢，簡單地追求調解率和結案率，而是要通過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使糾紛能得到妥善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矛盾能得以真正化解，確保案件不留「後遺症」。要把「事能不能了」作為考評調解效果和法官調解能力的一個最根本的標准。 （三）以勝敗皆服為目標。採用判決的方式結案不易讓雙方當事人都心服口服，而調解則以其獨特的過程和方式，為達到勝敗皆服的目標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調解案件的過程中，一定要充分發揮好這一優勢，著力提高調解藝術，通過合理的引導，努力實現雙方當事人的「雙贏」 二、構建調解工作新機制、拓寬糾紛解決渠道 全面加強調解工作不能靠簡單下達目標任務來實現，要用制度來促進調解工作取得大的突破。 （一）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以根本上化解矛盾糾紛為目標，以調解、和解、協調等多種方式並舉，全面實現訴訟調解與人民調解、行業調解、行政調解及其他社會組織調解等非訴調解工作的銜接及良性互動，從而形成的矛盾糾紛化解工作系統。保障這種機制有效運行，就要求人民法院搭建三個糾紛分流平台，一是緊緊依靠當地黨委的領導和政府的支持，搭建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平台；二是加強對人民調解的指導和培訓工作，搭建訴訟調解與人民調解的銜接平台；三是充分發揮輿論導向作用，搭建人民群眾積極尋求非訴解決糾紛的引導平台。通過三個糾紛分流平台，拓展矛盾糾紛的化解渠道，避免各類糾紛都靠法院裁判的情況發生，從而保證人民法院真正起到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主力軍作用。 （二）建立委託調解工作機制。所謂委託調解工作機制，是在民事訴訟文書委託送達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的，就是指基層人民法院及所屬的人民法庭，委託基層政權組織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負責民事案件中訴訟文書的送達、組織當事人調解等項工作的具體落實。該項制度的設立不僅能夠很好地解決送達難問題，而且能夠充分發揮民調組織在解決民事糾紛中的積極能動作用。民調組織人員在送達訴訟文書的過程中，可以疏導當事人對人民法院審判案件的抵觸情緒，開展庭前調解工作，緩和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敵對立場，幫助人民法院進行訴訟調解工作。特別是民調組織人員熟悉當地情況，可以更方便的了解當事人發生糾紛的起因、過程以及責任，還可以深入了解當事人的心裡情緒，因此其在送達訴訟文書的過程中，就可以做當事人的思想工作，為法院進行訴訟調解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而提高調解成功率。 （三）建立並完善調解激勵機制。為了能夠有效激活矛盾糾紛調解主體的內在動力，提高調解工作的積極主動性，除進行必要的思想動員外，還必須建立完善的調解激勵機制，以制度推動調解工作的有序開展。一是案件立案前，就鼓勵當事人自願選擇非訴方式解決糾紛；二是建立非訴民調主體的指導培訓機制，提高非訴調解的合法有效率和當事人主動履行率；三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建立非訴民調主體的經濟補償機制，提高從事民調工作的積極性；四是完善法院內部的調解激勵機制，使廣大幹警能夠堅決貫徹落實「能調則調」的矛盾糾紛解決方式。通過以上激勵機制，進一步推進民事調解工作規范化、制度化進程，提高各類調解主體的工作積極性和責任感，最大程度的徹底化解社會矛盾。 （四）實行先行調解和全程調解機制。將調解置於訴訟過程中每一階段和環節之首，作為辦案人員開展工作的必經程序，同時將調解貫穿於訴訟的全過程和不同的訴訟階段，根據案件特點，選擇合適的時機進行調解，不放過任何一個調解機會，以使案件盡可能得到調解。如在送達起訴狀副本和應訴通知書時進行「送達調」；詢問被告答辯時進行「答辯調」；雙方當事人同時到庭後進行「即時調」；庭前准備階段在交換證據時進行「聽證調」；庭審階段進行「庭審調」；同時法院發揮雙方委託代理律師作用，促使當事人庭外和解，進行「庭外調」；以及在定期宣判送達前，應一方當事人請求進行「庭後調」。通過全程調解，實現立案階段分流一批、准備階段終結一批、庭審階段化解一批、宣判之後平息一批的效果。 三、創新調解工作方法、順利化解矛盾糾紛 調解不同於判決的簡單說理和法律論證，其不僅要求調解人員具備良好的理論功底，而且要求調解人員必須具備豐富的調解方法和調解藝術。而每個人的調解方法和調解藝術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形成的，它需要不斷的積累和探索，所以，要提高審判人員的調解技能，就需要鼓勵審判人員去探索屬於他們自己的調解藝術和調解方式除 做好訴訟調解工作，不僅要在觀念上、機制上更新，更要善於總結與開拓有效的調解方法。實踐中總結的「比照案例調解法」、「親情調解法」、「委託調解法」、「趁熱打鐵調解法」、「冷處理調解法」等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掌握必要的調解方法外，還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要准確把握調解自願原則。調解從根本上來說，仍然是當事人自願的基礎上，協商解決糾紛的一種方式。在正常情況下，不應當存在強制調解。首先就調解主體、調解程序、調解結果等方面的選擇上，還要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其次法官調解主要是通過行使釋明權，來消除當事人對事實、法律的誤解，平衡雙方的利益；第三，通過非訴調解組織、律師及有影響力的第三人調解，主要還是倚賴其權威、影響力、社會資源等對當事人施加影響、幫助、引導作用，並非限制當事人的意志自由；第四，自願原則是制約強制調解的最好制度保障，避免以調解為借口損害當事人的利益。 （二）要准確把握調解與判決的關系。我們在強調調解的同時，還要注意把握好調解與判決的辯證關系，貫徹「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要求，依法調整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在調解工作中，不能違背當事人的意志強制調解，不能久調不決、拖延訴訟，更不能以調解為名，片面為一方的利益而壓制另一方當事人。 （三）堅持民主原則。調解過程中的民主原則，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要保證雙方當事人之間地位的平等，全面地、平等地聽取雙方當事人的意見，確保協商過程的民主。調解協議的達成應是雙方當事人平等參與、自願協商的結果，而不是一方當事人利用其某些方面的優勢地位，使另一方當事人屈就的結果。另一方面是指人民法院進行調解，應根據情況和需要，廣泛吸收有關單位和個人協助或參與，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解決矛盾和糾紛。當前，要特別注意發揮好人民陪審員在調解中所起的作用，在調解過程中大力弘揚司法民主。 四、更新調解工作理念、全面加強調解工作 首先要從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局考慮，認清法院所應當承擔的積極的社會責任。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是時代的主題，是黨的十七大報告的核心和靈魂。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矛盾的多發時期。要實現社會和諧，就必須以化解社會矛盾、增加和諧因素為主要任務。雖然僅靠法院的努力尚不能解決全部社會矛盾糾紛，但是，司法的社會化要求法院成為糾紛解決的主力，從而推動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一體化建立，保障訴訟調解、行政調解、人民調解等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在實踐中互相配合、互相協調，以共同解決現實當中的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其次要以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為目標，正確認識加強調解工作的合理性。我們司法活動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法律效果可以理解為案件裁判在形式上的合理，社會效果可以理解為糾紛解決在實質上的合理。法官在同一程序中很難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真正統一，而只有當事人自願協商達成糾紛解決的協議，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因此，我們應當通過加大調解工作力度，最大限度以調解結案，從而全面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 第三要從人民群眾法、情、理相互交融的傳統中，來樹立調解是解決糾紛最佳方式的價值取向。調解制度在我國具有深厚的傳統，其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一種主要方式一直在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入進行，從舉證責任入手，逐步向程序正規化和當事人主義的目標漸進，調解制度也經歷了「調解為主」到「著重調解」再到「根據自願合法的原則調解」的淡化過程，大量的案件都是「一判了之」，很容易給人造成「司法萬能」的印象，也給國家機關和其他社會組織造成一種印象，就是解決矛盾糾紛是法院一家的事情。這直接導致眾多社會矛盾糾紛都涌到法院，嚴重削弱了法院解決矛盾糾紛的能力。這與人民群眾要求盡快、徹底解決糾紛的願望相背離，而調解恰恰能夠滿足人民群眾的這一需求。 第四要從繼承和發揚我國優良司法傳統的角度，認識做好調解工作就是司法為民的體現。陝甘寧邊區時代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其主要特點就是「深入農村、依靠群眾、方便人民、審判與調解相結合」，它符合我國鄉土、情理社會的特徵，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被人民群眾受接受。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來界定，本質上就是司法為民。我國的社會經濟雖然經過劃時代的飛躍發展，但鄉土人情的社會特徵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人民群眾對司法的需求仍然是「和為貴」。做好調解工作就是從根本上來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就是司法為民。 五、目前調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首先，調解原則的規定不盡合理。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願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這一規定確定了法院調解民事案件的三個基本原則：第一，自願原則；第二，合法原則；第三，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這三個基本原則中「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爭議較大，而前兩原則基本合理，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忽視當事人權利的錯誤傾向，在此逐一加以分析。 調解的本質特徵是始終尊重當事人意志，使當事人在自願的前提下參加調解過程，在互諒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從而使糾紛得以解決。自願原則正體現了調解的這一本質特徵，作為調解的基本原則之一，本不應有任何異議，但如前所述，我國調解制度採用的是職權主義原則，調解是作為法院的一種結案方式，法官在調解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導致了法官的作用大而當事人作用小，法官主動而當事人消極，法官權力大而當事人權利小的職權主義訴訟格局，使得法律規定的自願原則難以很好的實現，在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非自願的強制調解現象。調解由於其簡便快捷，成為許多法官青睞的結案方式，為了追求高結案率違背當事人意志進行調解或迫使當事人接受非自願達成的調解方案。 調解追求的不是法律上的公平合理，合法原則是為了防止損害第三方利益的惡意調解。如果當事人自願放棄部分權利以盡快解決糾紛，也是其兩相權衡之後，認為於己有利而決定的。因而應尊重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不應以法律錯誤或顯失公平為由干預調解。 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無助於調解的達成，也並不現實。案件事實與是非是否清楚實際上與調解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並沒有必然聯系。因為若強調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則須進行嚴格調查，從而耗時、耗資，犧牲程序利益。當事人選擇調解方式解決其爭議，是由於調解的經濟效益，而非查明事實，分清是非。過於強調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混淆了調解與審判的區別，缺乏實際操作性。 （二）調解程序的設定不健全。 1、庭前調解的適用條件不規范、不明確。法院調解可在訴訟終結前的任何階段進行，法官啟動調解程序的隨意性較大，承辦法官與合議庭認為必要時可以隨時組織當事人調解，造成訴訟調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過於突出，雙方當事人訴訟權利受到一定壓制，當事人自由選擇糾紛解決方式的訴訟權受到侵害，同時也為「強制調解」、「恣意性調解」留下了廣泛的空間，失去法院調解所具有的獨特的公正價值。因此，有必要對調解的前提條件作一個更明確、更具體化、更適合司法實踐的規定，使之符合公開原則之規定。 2、在調解的主體上，目前法律並沒有規定具體的調解主體。《民訴法》第86條規定人民法院進行調解可以由審判員一人主持，也可由合議庭主持，但從司法實踐看，為提高辦案效率，法院調解幾乎百分之百由審判員一人主持。即使是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合議庭進行調解也僅僅是流於形式，實際上是由承辦人一人說了算。這就容易造成辦人情案、關系案，甚至造成嚴重侵犯一方當事人權利的情況。 3、在調解的期限上，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民訴法》規定，「調解不成的應及時判決」，但並未規定調解的期限，往往是當事人已經就某一事實明確表態不能接受調解，而法院僅僅以調解沒有期限的規定進行拖延，使當事人在心理上造成疲態，從而不得不接受調解的結果。 4、調審合二為一。我國法院調解實行的是調審結合模式，即調解與審判相互結合，調解和審判可以動態轉換、交互運行，這種調解模式和運轉機制有避免重復勞動、提高審判效率的優勢，但從另一角度看，調審結合的調解模式在實踐中必然引起調解和審判二者價值的矛盾與沖突。由於調解人員具有雙重身份及地位上的優勢，以合意為基礎的調解常常演變為法官主持引導下的強制性調解，並直接給當事人形成心理上的壓力，影響當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結果是以調解形式得出判決結果。 5、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得不到有效限制。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8條規定「調解達成協議，必須雙方自願、不得強迫。調解協議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規定，」同法第91條規定：「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送達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判決」。然而，由於案件審理期限和法官的情感原因，盡管當事人也可以拒絕在協議上簽字，但其付出的代價可能是無法估算的，那就是「審而不決」，或是在同一法官審判時得不到公正判決。 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解決社會矛盾糾紛，同時法院還肩負著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責任，二者必須相互交融，法院的作用才能更好的發揮。只有樹立這樣的理念，才能做好調解工作，才能從根本上讓社會和當事人成為最終的受益者。（華鎣市人民法院院長 蔣偉林）

㈥ 如何化解下級的矛盾沖突 領導藝術

作為一名領導者，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下級班子成員中，因為工作分歧，對同一件事情會有兩種不同的意見，甚至由於以往的矛盾，會導致誰也不服誰，常會將矛盾上交到上級領導面前，甚至要求「當庭審判」。面對下級的這種矛盾沖突，有的領導糊里糊塗，各打五十大板了事；有的領導則以太極「推手」應對，以「研究研究」為名推之。這樣不僅沒有化解矛盾，反而讓下級一肚子委屈化為滿肚子怨氣，對領導產生不滿。要解決好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應注意做到以下幾點：

勇於面對。領導者面對這種矛盾沖突，最忌退縮迴避，那不僅會錯失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而且有時由於下級求「判」心切，矛盾雙方成員帶著意見到上級部門去反映，將使得事態進一步擴大，失掉將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的主動權。領導意味著責任，這種雙方劍拔弩張的局面，任何「藝術」的圓滑與簡單的剛硬，都只會加速矛盾的爆發。因此，領導者要勇於面對這種矛盾沖突，這也是一個領導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的政治素質。同時，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矛盾沖突也是下級對領導的一次考驗。領導的權威常常就是在成功處理類似沖突中得以樹立並強化的。作為領導者，自信地面對矛盾雙方，不僅能贏得下級的信賴，為日後處理問題奠定基礎，而且也為尋求破解之策贏得了時間與迴旋的空間，更使得自己牢牢掌握了工作的主動權。

准確定位。下級的這種矛盾沖突，往往有跡可尋，卻事發突然，並且留給領導者應對的時間也很少，這宛如一次微型的突發事件，出招是否及時、准確，將直接決定這次沖突是化解還是爆發。要正確應對，首先取決於對矛盾的准確定位。這種矛盾沖突與平時的「唱對台戲」有相似之處，但其沖突更加劇烈、更加直接。因此，面對這種抬杠似的沖突，萬不可掉以輕心，一定要當機立斷。由於情緒上的對立，雙方在反映情況時，往往眉毛鬍子一把抓，扯得遠、用語重。領導者要善於從這些零亂的信息中准確捕捉到矛盾的焦點，清楚雙方真正在爭什麼。在處理沖突時，對雙方的關鍵人物要辨得准，知道誰在爭。這類沖突看似在「打群架」，其實真正起作用的是各自隱藏在後邊的「帥」。因此，領導者在應對這種矛盾沖突時，要找准對方的「帥」，進而把做工作的重點放在雙方的「帥」身上。

出以公心。領導者在應對這種矛盾沖突時，稍有不慎就會落下一個「偏袒」的名聲，到頭來出力不討好，弄得自己兩頭不是人。因此，處理這類矛盾時，一定要出以公心，不以親疏為界限，不以「實力」為准繩，而要本著對黨的事業負責的態度，客觀公正地處理雙方的矛盾。同時，此類矛盾往往是雙方事先缺乏溝通與交流而導致的，並且雙方在事件中常常都有不當之處，所以，在處理的過程中，要善於運用「公開」這個武器。在調查中，雙方都會指責對方的不當之處，領導者如果只是一對一地了解情況的話，往往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而如果讓雙方「當面鑼對面鼓」地反映情況，甚至讓沖突以外的職工群眾也來反映情況，則會讓沖突的雙方都有所顧忌，平息對立的情緒，為以後的處理打好基礎。

注重疏導。當面對下級的這種矛盾沖突時，領導者與沖突雙方常常會處於一種微妙的三角關系中。如何讓三點重合，形成幹事創業的合力，則是衡量領導者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准。要讓對立的雙方走近自己，並最終依法依規處理問題，領導者首先要巧用「拉手」，善砌台階，注重情感上的疏導。在這類沖突中，因為雙方均認為對方存在不當之處，所以各自往往都有一種委屈感，希望能對組織上傾訴自己的感受。因此，在處理之初，聰明的領導者常會與沖突雙方進行一次坦誠的談話，以此了解雙方的真實想法，並求得雙方情感上的認同。同時，處理此類問題，要注重從政治上加以引導。這種矛盾沖突往往爆發於中心工作中，如處理不當，會對全局工作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而且任由此類事件頻發的話，必將嚴重影響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單位的風氣。因此，處理這種內部不和產生的沖突，要重在提高下級的政治修養和政治覺悟。領導者在處理的過程中要始終以政策法律為底線，依法依規辦事，不以感情代替原則，講政治，講正氣，努力提高下級的思想認識水平和政策法制觀念，進而從根本上解決矛盾沖突這道難題，以積極促進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

㈦ 個人經濟糾紛如何處理報警還是訴訟

報警也沒啥用，警察主要是管刑事和治安，你這種情況歸根結底還是屬於經濟糾紛，直接法院起訴就行，你選擇報警，警察叔叔也會讓你去法院起訴的~順便說一句，這個基本不會留案底的。。你這個入檔案基本行不通的。

㈧ 請問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相比，訴訟有何優勢

訴訟由法院行使審判權，具有公權力，較其他糾紛解決方式更有執行力。

㈨ 求棚瀨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讀書筆記

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 讀書報告
日本法學者棚瀨孝雄以糾紛解決和審判程序方面的開拓性學說而聞名，特別倡導以行為主體為中心的過程分析（也稱方法論個人主義）。本書選取了數篇棚瀨在此問題上的代表性論文，學生認為，對於理解其所倡導的過程分析理論，有重要的作用。
一、跳出審判
棚瀨指出，現代法律學研究，大多把焦點集中在審判本身，認為法學的任務僅僅是對於作為決定基準的法律規范和判例進行解釋、分析。只關心判決，而對判決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漠不關心；只考慮判決的做出，而對判決之後的效果漠不關心。法律學研究視角的狹窄，導致了理論上和現實中的雙重缺陷：在現實法律生活中，社會上的糾紛並不都通過審判解決，即使是通過審判解決的糾紛也與訴訟外解決的糾紛緊密聯系。在理論上，引起了反對法官根據裁量權進行任何立法性的創新的法條主義者，同允許法律解釋和使用有彈性見解的現實主義的對立分歧。由於「現實中的審判既超越法律規定二呈現出復雜的形態，又不是與法學脫節的純屬事實領域之中的問題。」棚瀨認為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於跳出審判封閉空間，將審判視為過程，即程序參與者的互動作用的過程。
二、過程
與個人跳出審判的棚瀨，將糾紛解決的過程和個人在法律實施中的能動作用，納入人們的視野。棚瀨將作為社會規范體系的制度移向個人行動層次的社會過程。重視個人在法律實施中的能動作用。注重研究審判之外的糾紛解決機制，在這里，棚瀨主要分析了合意型的糾紛處理。這種合意的基礎在於價值多元的角色過程模式，制度變化的著眼點是個人以及私人自治的秩序。形成方式時強調個別價值實現及自由的交涉行為。同時將合意型糾紛解決處理與決定型糾紛處理（主要表現為審判）進行對比。
可以看出，棚瀨的合意與其理論中的「過程」、「個人」緊密相連，在糾紛解決中有重要地位。合意不僅是解決糾紛的重點，也是處理糾紛的起點。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棚瀨的過程與個人並不等於否定了制度的意義。他充分肯定了社會科學的任務之一是將研究焦點集中在制度之上。即從實際觀察到人們互動的過程中抽象出各種規則和制度，並考察它們與其他制度或社會整個構造、功能的相互關系。但制度的抽象化，往往使研究者忽略現實中使規范運作的個人。棚瀨的理論恰恰發現這一點，使糾紛解決過程不失去內涵的前提下進行分析。
三、現實意義
棚瀨構思的依據使對美國小額法庭審案過程的考察，棚瀨的理論引發日本的司法由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轉變。審判的重點不僅僅局限於當事人與法官的溝通，更重視當事人之間的溝通。小額法庭、ADR、司法改革、和解等都是我國近年來法學界，特別是訴訟法學界的熱點探討問題，棚瀨的理論對我們改革的基礎構建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此外，棚瀨的理論中，有很強的東方傳統思想。比如我們一直倡導的「和為貴」思想，常常是我們解決糾紛的主要依託。還由於傳統的厭訟思想，比較審判，調解往往在現實中得到更好的應用。西方一些法學家也開始研究東方的調解方式，這樣既可以減少訴訟成本，也可以提高糾紛解決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