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鄰里民事糾紛，樓下到本人家中處理他們陽台漏水，因無法施工沒有修理好，以後天天辱罵本人
派出所應以普通的治安事件進行處理，
第十九條 有下列擾亂公共秩序行為之一，尚不夠刑事處罰的，處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
（一）擾亂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產、營業、醫療、教學、科研不能正常進行，尚未造成嚴重損失的；
（二）擾亂車站、碼頭、民用航空站、市場、商場、公園、影劇院、娛樂場、運動場、展覽館或者其他公共場所的秩序的；
（三）擾亂公共汽車、電車、火車、船隻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結伙斗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的；
此條中可以尋釁滋事進行處理
第二十二條 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權利行為之一，尚不夠刑事處罰的，處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
（一）．．．．．
（二）．．．．．
（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
（五）寫恐嚇信或者用其他方法威脅他人安全或者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
可以此條第五款進行處理
『貳』 如果同學之間發生糾紛，可以起訴對方嗎
理論上講好像像在糾紛發生地、雙方任意一方戶籍所在地的法院都可以起訴，就看本地法院給不給你受理了。
『叄』 陳某某訴A公司租賃經營合同糾紛
1、案情介紹
2003年12月8日，原告陳某某與被告A公司簽署《協議書》，同年12月10日簽署《補充協議》，約定陳某某將登記在其名下的陳某某加油站用地租賃給A公司建設經營，租賃期限為20年，租賃期間不得轉租。
租賃合同簽訂後，陳某某將該土地交付給A公司使用，並將相關證照過戶至A公司名下，A公司在該租賃土地上投資建造了某加油站。
2013年4月1日，陳某某委託B律師事務所致函A公司稱：A公司在未經陳某某的同意下，將某加油站轉租給C公司，還將加油站內的便利店轉租給林某某經營便利店，構成根本違約，要求解除雙方簽訂的《協議書》及《補充協議》。2013年5月2日，A公司進行回函對解除函提出異議，認為加油站不存在轉租。
2013年7月15日，陳某某向D人民法院起訴要求交還該加油站，將相關證照過戶至其名下，認為A公司存在轉租，其有權解除《協議書》及《補充協議》，同時認為A公司在收到解除函超過三個月沒有向法院起訴或向仲裁機構申請確認上訴解除函無效，《協議書》及《補充協議》已經解除。A公司認為其不存在轉租，並進行舉證，同時認為其雖未在發出解除合同通知後三個月內以訴訟的方式對陳某某解除合同提出異議，但陳某某在發出解除函時並不具備法定或約定解除權，《協議書》及《補充協議》未解除。
2、法律分析
如果當事人在發出解除合同通知時實際並無解除權，對方亦未在約定或法定的三個月期間以向訴訟的方式提出異議，是否發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對於超過異議期限的異議權訴訟，法院是否需要對發出解除通知的當事人有無合同解除權進行實質審查？對此，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不論發出解除合同通知的一方在發出通知時是否具備合同解除條件，對方在收到通知後三個月內均應以訴訟或仲裁的方式提出異議，否則合同就達到解除的效果，法院不需要再對發出解除合同通知的一方有無解除權進行實質審查。
另一種觀點認為：行使合同解除權的前提是符合法定或約定的解除條件，法院應對發出解除合同通知的一方有無解除權進行實質審查。若其在發出解除合同通知時一方實際並無解除權，另一方即便未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三個月內以訴訟的方式提出異議，合同也不發生解除的效果。
在司法實踐中，以上兩種觀點均有判例支持。
3、判決結果
根據《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九條規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債務抵銷雖有異議，但在約定的異議期限屆滿後才提出異議並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當事人沒有約定異議期間，在解除合同或者債務抵銷通知到達之日起三個月以後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A公司與陳某某沒有對合同解除的異議期限進行約定，如對陳某某發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書有異議，應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三個月內以訴訟的方式提出異議，因A公司未在三個月內以訴訟的方式提出異議，即使陳某某在發出解除合同通知時沒有解除權，《協議書》及《補充協議》已經解除，法院不對陳某某發出解除合同通知時有無解除權進行實質審查。
4、律師建議
司法實踐中對於合同解除異議期條款的適用有著不同的認識，也存在著不同的判決，為避免這種不確定的因素給公司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也為避免不必要的訟累，在公司日常經營過程中，如有接收到解除合同的通知書，不管對方在發出解除合同通知時實際有無解除權，公司如有異議，應在收到解除通知後在約定的異議期內或者在沒有約定異議期時於法定的三個月期間以訴訟（若合同約定以仲裁解決爭議的，則為申請仲裁）的方式向法院（或仲裁機構）提出異議。
『肆』 淺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審理的幾個問題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指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在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時，附帶解決由遭受損失的人或人民檢察院所提起的，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引起的賠償而進行的訴訟。【1】 成立附帶民事訴訟必須具備下列條件【2】： 第一，被害人的損失是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引起的，即附帶民事訴訟的成立是以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為前提。第二，犯罪行為造成了被害人物質損失。第三，被害人的物質損失與犯罪行為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第四，附帶民事訴訟必須在刑事過程中提起。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現狀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調解情況。在法院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背景下，法院越來重視調解在訴訟中的作用。民商事審判領域從「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轉變為「以調為主，調判結合，調解優先，案結事了。」行政審判也越來越注重協調在案件處理中的作用。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領域調解同樣越來越受到重視，並得到了充分運用。在實踐中各地法院充分運用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帶民事合並審理這一有利條件，積極促成刑事附帶民事部分調解結案並得到兌現，讓被害人及其家屬在經濟上得到一定安慰和補償。以筆者所在的郫縣法院為例，2008年審結附帶民事訴訟案件22件，以判決方式結案的10件，調解結案或撤訴的12件，調撤率54.5%；2009年上半年審結附帶民事訴訟案件15件，判決結案2件，調解結案和撤訴的13件，調撤率86.6%，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和撤訴的案件中，絕大部分案件得到了實際兌現，調解結案或撤訴所佔比重較大，且調撤率逐漸上升。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調解促使當事人之間重新建立起誠信與友愛，實現了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最佳統一，有利於促進良好社會秩序的建立，保持社會安定團結。
（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刑事部分的處理情況。刑事附帶民事部分調解好的案件中，法官一般都會考慮被告積極賠償這一法定情節，酌情對被告人從輕予以刑事處罰，大部分案件刑事部分判處緩刑或予以從輕、減輕處罰。以筆者所在的四川省郫縣法院為例，2008年調解結案或撤訴的12件案件中，刑事部分判處緩刑的6件，免予刑事處罰的1件，撤訴的1件，判處實刑的4件（其中1件減輕處罰，1件從輕處罰）。2009年上半年結案或撤訴的13件案件中，刑事部分判處緩刑的8件，判處實刑的5件（其中1件從輕處罰，1件減輕處罰）。
（三）賠償金額偏低，難以彌補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損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刑事部分案由多是交通肇事罪和故意傷害罪等，附帶民事部分無論是調解還是判決，賠償數額普遍偏低，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原因：1.司法實踐中，很多法院未將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是否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問題，理論界和實務界一直有爭論，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對此分歧較大，做法也不盡相同。以筆者所在的成都市為例，所有法院附帶民事部分判決結案的案件，除交通事故案件外，一律未支持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一些案件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故意傷害行為，導致勞動能力下降，甚至喪失勞動能力，卻只賠償了醫療費、交通費、誤工費，在經濟上遠遠不能彌補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失。比如有一件案件由於被告人的故意殺人行為，導致被害人九級傷殘，由於不賠償殘疾賠償金，只賠償了七千多元錢，根本不能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這是明顯有失公平的。2.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精神損害賠償不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受案范圍。理論界對此爭議較大，但司法實踐中做法相對統一，都未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受案范圍。3.附帶民事部分調解結案的案件，賠償金額偏低，除了上述兩個因素外，多是由於被告人的經濟能力有限，但也與被害人為了能得到實際賠償，作出讓步有關系。
二、附帶民事部分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如何根據不同情形來確定被告人積極賠償對量刑所具有的價值和作用
從實踐來看，附帶民事部分達成的調解協議基本上都在確定刑事責任前得到了實際履行，並得到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諒解。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從近年來的刑事審判實踐來看，被告人如果能夠積極參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向被害人支付民事賠償金一般都能作為酌定的量刑情節給予從輕處理，特別是在涉及到死刑案件時常常把刑事附帶民事部分能否調解結案作為適用死緩或無期徒刑的一個關鍵因素。
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將被告人是否願意賠償作為量刑時一個法定的從輕、減輕情節予以考慮。1994年《德國刑法典》規定量刑時要考慮犯罪行為人對被害人的經濟補償（第46a條）。在特定的前提下，犯罪行為人如果已經補償了他的行為對受害人所造成的損害，法院甚至可以完全免除行為人的刑罰。如果行為人已經對《德國刑法典》第46a條意義上的行為後果給予了經濟補償，檢察機關也可以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53b條第1款不起訴中止訴訟程序。【3】加拿大刑事法典第737條規定，法院可在緩刑令中規定被告人應當履行賠償或補償被侵害人或受傷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實際損失或損害為條件。前蘇聯《刑事立法綱要》第33條規定，「犯罪人自願賠償所造成的損失或消除所造成的損失」是「減輕責任的情節」 之一。在美國，到1988年為止，幾乎所有的州都授權矯正官員可以要求罪犯向受害人支付賠償金，以此作為假釋的條件之一。此外，大多數州的官員也有權命令罪犯支付賠償，來作為緩期處刑或工作釋放的部分之一。【4】
但是，關於被告人對被害人進行了賠償，是否應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問題，理論界和社會公眾對此仍存在一定分歧。認為應予從輕或減輕處罰的理由主要是：被告人積極賠償體現了被告人對被害人的撫慰，是其悔罪的一種表現；對積極賠償的被告人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可以促使被告人盡可能地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有利於彌補被告人及其家屬的物質損失，安慰其心理，促進社會和諧。認為不應從輕或減輕處罰的理由主要是：刑事責任予民事責任性質不同，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如果把被告人及其近親屬的賠償作為從輕處罰的量刑情節，會讓社會公眾產生「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錯誤觀念，有損法律尊嚴和權威；富人「賠錢」可作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量刑情節，窮人因無力賠償不能得到這種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機會，讓人感到法律 「貧富有別」，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正義原則，正因為如此，社會上出現了花錢買命、以錢買刑的質疑之聲。【5】
筆者認為，必須承認與重視刑事附帶民事部分民事賠償金的支付情況對被告人刑罰裁量影響的積極意義，同時也要正視適用這一量刑情節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在司法實踐中，積極賠償這一因素在量刑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分量，應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
（一）量刑的從輕或減輕，特別是在確定刑期時應根據案件的類型區別對待。
1.對於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發引發，事出有因，以及交通肇事等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的案件，是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應作為是否從輕或減輕處罰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此類案件最為核心的特徵是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是犯罪行為的最大受害者或最主要受害者，而且是唯一的直接受害者。以交通肇事罪為例，被告人行為的危害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違反交通法規，破壞了交通管理秩序；二是對被害人的人身或財產造成了損失，被害人是被告人唯一的直接受害者和最主要的受害者，其他社會公眾受到的損害可能是由於被告人破壞了交通秩序耽誤了時間或減少安全感等。被告人賠償了被害人及其家屬所遭受的損失，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彌補了其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絕大部分損失，承受了其犯罪帶來的絕大部分後果。所以是否積極賠償對其從輕、減輕處罰甚至免除刑事處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價值。換句話說，是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應作為是否從輕或減輕處罰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發引發的案件通常被害人即使沒有明顯過錯，也或多或少對案件的發生有一定責任，而且很可能被告人沒有犯罪預謀，系臨時起意。如：因婚外情引發的故意傷害案。
2.對於沒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暴力犯罪，是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應作為是否從輕或減輕處罰相對次要的一個因素。沒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的犯罪（如：走私文物罪），侵害的是國家民族或整個社會的利益，這是任何犯罪者都無力賠償也不可能通過賠償來彌補其犯罪所造成的損失。那些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暴力犯罪（如：黑社會性質組織所實施的殺人、爆炸、綁架等犯罪），此類犯罪所造成的後果主要是公眾安全感的喪失，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環，然後才是被殺者、被綁架者的人身權利遭到侵害，被告人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賠償對於彌補其犯罪所造成的損失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是否積極履行賠償義務應作為是否從輕或減輕處罰相對次要的一個因素。
3、適用緩刑最核心的是適用緩刑被告人不會再繼續危害社會。積極賠償只是判定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現的參考標准之一，但判斷是否會繼續危害社會除了悔罪表現外，還有很多其他標准。所以是否積極賠償作為適用緩刑的因素只能是一個分量很輕的因素。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根據這一規定，適用緩刑的法定條件為：一是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這里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指的是宣告刑。二是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而判斷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根據，是犯罪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判斷被告人是否會繼續危害社會，除了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外，還與家庭環境、有無收入來源、一貫表現、再犯可能性等有密切的關系。比如：某被告人犯有盜竊罪，犯罪情節較輕，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有後悔的想法，家人又在精神上積極支持其改過自新，對這樣的人適用緩刑有利於挽救他，並減少社會的對立面。反之，即使被告人積極賠償，如果對他適用緩刑後，他沒有收入來源，連起碼的生活保障都沒有，他就很可能為生活所迫，再次盜竊以維持生計。悔罪表現只是眾多判斷被告人是否會繼續危害社會的標准之一，而積極賠償又只是判定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現的參考標准之一。所以，是否積極賠償對判定被告人是否會繼續危害社會所具有的價值和作用十分有限，換句話說，是否積極賠償作為適用緩刑的因素只能是一個分量很輕的因素。
三、關於賠償金額偏低，難以彌補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損失的問題。
（一）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否應支持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對於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最關鍵的在問題在於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是物質損失還是精神損失。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精神撫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殘疾的，為殘疾賠償金；（二）致人死亡的，為死亡賠償金；……」將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界定為精神損失。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採用了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是物質損失的觀點。但是，目前司法實踐中對此問題的認識和具體操作差別較大。具體操作有以下三種：1、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2、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不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3、一般情況下，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不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但因交通肇事犯罪或者其他辦理過人身保險的過失犯罪例外。
全國各地法院在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方面裁判結果的巨大差異，不同地方的被害人在相同的情況下得到的賠償卻如天壤之別，這不僅對不同地方的被害人而言不公平，而且給法制的統一造成了不良影響。最高法院應盡快出台司法解釋，統一裁判尺度，結束目前司法實踐中的混亂局面。新的司法解釋應將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明確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理由很多，但我們認為最為核心、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1.不賠償殘疾賠償金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極度不公平，還容易導致社會不和諧因素。在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時，由於不賠償死亡賠償金，可能只賠償一、兩萬元；在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導致被害人殘疾時，由於不賠償殘疾賠償金，可能只賠償幾千元。顯而易見，這遠遠不能彌補被害人及其家屬的物質損失，更別說精神損失，對被害人及其家屬是不公正的。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他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和主要收入來源，而他被人故意傷害失去勞動能力，他妻子還年輕，但沒有工作或收入很低，由於不賠償殘疾賠償金，他們得到的賠償很少，全家的生活很可能陷入極其艱難的境地。一個家庭本來生活自在，卻一下子陷入舉步維艱的地步，他們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更加仇恨被告人，同時滋生對法律、對社會的不滿情緒 。「如果一個糾紛未得到根本解決，那麼，社會機體上就可能產生潰爛的傷口；如果糾紛是以不適當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決的，那麼，社會機體上就會留下一個創傷，而且這種創傷的增多，又有可能嚴重危及對令人滿意的社會秩序的維護。」【6】
2.普通民事訴訟支持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附帶民事訴訟中不賠償或死亡賠償金，導致法律沖突，有損法律尊嚴。一個國家所有的法律規范，就某一事項所作的原則規定和具體要求，應該是協調統一的。不同的法律在各自的范圍內各司其職，但在一些交叉領域，解決同一法律問題，則不管適用何種法律，得出的結果應該是一致的。【7】同一個民事侵權行為，在普通民事訴訟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所得到的賠償相差很大，甚至金額可能相差一倍以上，嚴重影響了法律的協調統一，有損法律尊嚴。
3.為了得到更多的賠償，被害人被迫在刑事案件結束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既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又要消耗更多的司法資源，違背了設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人身損害賠償中，一般情況下，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在賠償總額佔有很大的比例，高者甚至達到百分之六、七十。所以是否賠償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切身利益有著極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問題更為迫切，比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對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利益的影響更大。在這種情況下，被害人有了更強烈的意願和更大的現實需要選擇在刑事案件結束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以得到更多的賠償。這與設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之一——實現訴訟效益背道而馳。
4、關於精神損害賠償是否屬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的問題。理論界對此爭議較大，但司法實踐中做法相對統一，都未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受案范圍。我們認為應修訂相關法律，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關於這方面的建議和理由很多法律界的同仁都作了充分的論述，在此，筆者就不再贅述。
四、刑事附帶民事審理最新司法動態。
近年來，部分省市區高級人民法院相繼出台了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指導意見或解答，對本轄區內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規范，並對一些疑難問題進行了解答。筆者對部分高級人民法院出台的指導意見或解答中有關調解和賠償的內容進行比較後，發現了以下共識和差異之處。
基本一致的認識有：1、均強調了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應進行調解，並指出附帶民事訴訟部分達成調解協議並實際履行且已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對被告人可酌定從輕處罰。所不同的是，有的高級人民法院對主持調解的原則和調解協議的製作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操作性較強，有的高級人民法院規定較為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較。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在下一步制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相關司法解釋時，對刑事審判中應如何對待和處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調解問題作出統一規定，避免因「賠償從輕」的調解程序不當及尺度不一而造成負面社會影響。2、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范圍包括：人身權受到犯罪行為侵犯遭受的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行為毀壞遭受的物質損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佔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附帶民事訴訟賠償只限於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和間接造成的物質損失。
認識不一致的有：個別高級人民法院規定被告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或以上刑罰的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根據被告人的實際賠償能力大小等因素，依法確定其所應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查明被告人確無個人財產用於賠償的，對被告人判決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而大多數高級人民法院的指導意見中無此項規定。筆者認為此項規定值得商榷：首先，被告人應負賠償責任與被告人有無賠償能力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概念，應負賠償責任是法律概念，是法律的規定。有無賠償能力是被告人的實際賠償支付能力問題，是判決後的執行問題。其次，雖然目前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補償制度並未建立，可能形成附帶民事賠償「判了白判」的情形發生，但不能因此就減輕或免除被告人的民事賠償責任。因為「減責或免責」不僅違背了設置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的初衷，也不符合相關民事立法的規定及價值取向，更重要的是不能實現「案結事了」，還可能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將被害人及其家屬與被告人的矛盾轉化為被害人及其家屬與法院之間的矛盾。
【1】劉金友、奚瑋著：《附帶民事訴訟原理與實務》，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2】莫湘益：《附帶民事賠償范圍的擴張》，載《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3】參見[德]拖馬斯•魏根特著，樊文譯：「德國刑事訴訟程序的改革：趨勢和沖突領域」，載陳光中主編：《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頁。
【4】參見[美]羅伯特•C.戴維斯等著，房保國譯：「各州被害人權利立法對地方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載《維拉方法論選介》，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中心2004年10月編印，第142頁。
【5】參見李洪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若干爭議問題研究》，載《法制資訊》，2008年第2期。
【6】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頁，轉引自孫萬勝著：《司法權的法理之維》，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7】劉金友、奚瑋著：《附帶民事訴訟原理與實務》，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頁。
『伍』 勞動爭議案件必須要經過勞動仲裁才能向法院起訴嗎
勞動仲裁是勞動爭議的前置程序。勞動法第七十九條勞動爭議發生後，當事人可以向本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不成，當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律所規定的勞動爭議仲裁程序前置，實指勞動爭議這一事實經過仲裁程序，並非要求所有的當事人都經過仲裁程序。如果要求所有的當事人都經過仲裁程序，只會增加當事人的訟累，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和願意。設定仲裁程序前置，其目的旨在勞動爭議盡量在專業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解決，以免增加人民法院的負擔。
不前置的有兩種情況：一是拖欠工資有欠條的，二是涉及無營業執照的非法用工單位的勞動糾紛。除這兩種情況外，如果法院已受理，可以請求法院以未經仲裁而駁回起訴。
『陸』 如何從制度上進一步完善審判體制
我國的審級制度，就審判程序而言是兩審終審制；就人民法院體系而言是四級兩審制。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於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由它審判的第一審案件作出判決或裁定以後，若當事人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一級人民法院對上訴或抗訴案件，經過審理所作出的判決或裁定，就是第二審的判決或裁定。根據兩審終審制度，人民法院的第二審判決或裁定，就是終審的判決或裁定，當事人不得再行上訴。
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國的最高審判機關，它審判的一審和二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都是終審判決和裁定，一經宣布即發生法律效力。
1982年和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將兩審終審作為一項基本制度來規定，並根據組織法的規定對案件的管轄、上訴、再審等程序作了具體的規定，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整套審級制度。根據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基層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1）重大涉外案件；（2）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3）最高法院確定由中級法院管轄的案件。高級法院管轄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的第一審案件。最高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民事案件：（1）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2）認為應當有本院審理的案件（民事訴訟法第18-21條）。這就是說，我國四級法院都可以作為初審法院審理第一審民事案件，但原則上第一審民事案件由基層法院管轄。為什麼採取兩審終審制？為什麼絕大多數案件由基層法院作為第一審？對此，比較有代表性的解釋是：兩審終審制度是適應我國國情而規定的審級制度，我國地域遼闊，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審級過多，不僅會給當事人雙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時間上的浪費，而且容易使案件纏訟不清，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長期處於不穩態狀態，不利於民事流轉和社會的安定。實行二審終審，絕大部分民事案件可在當事人所在轄區解決，一方面可以方便訴訟，減少訟累；另一方面，也便於高級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擺脫審判具體案件的負擔，集中精力搞好審判業務的指導、監督。 必須指出的是，我國民事審判中的二審終審制是與再審制和審判監督程序相配合而存在的，這就是說，經二審終結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如果當事人或上級法院等認為案件裁決仍然有誤，還可以提出再審請求或作出再審決定。再審制的設立，彌補了審級上的缺陷。所以，以二審終審制為基礎，以再審制為補充的審判制度為我國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的正確、合法、及時處理提供了基本保障。 由此可見，我國的兩審終審制更多的是考慮了訴訟效率和訴訟經濟的原則。但是，隨著案件的劇增，這種以既簡單、又快捷，既便利又低廉的訴訟程序，來代替「既繁瑣，又遲緩，既勞民，又傷財」 的訴訟程序，實現後者承擔的程序功能的完美理想被打破。當那些不滿二審判決的當事人尋求正常上訴的渠道被兩審終審制堵塞的時候，當對二審判決的不滿率甚至高於對一審判決的不滿率時，大量復審案件便紛紛湧向再審程序這個特殊的復審程序，於是，再審程序不斷地膨脹。我國民事訴訟法試行時，只有人民法院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再審。實踐證明，僅靠這種自我監督來糾正生效裁判中的錯誤是不夠的。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不僅增加了檢察機關抗訴提起再審，從而完善了法定機關提起再審的制度，而且增加了當事人申請再審。從理論上看。這大大拓寬了案件再審的渠道，為糾正生效裁判中的錯誤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但民事訴訟法實施10餘年的司法實踐表明，再審程序實施中的問題仍然很多，修改再審程序的立法意圖並未實現。再審程序實施效果不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盡管民事訴訟法發動再審的主體由一種增加到了三種，但實際效果似乎不夠好，申訴難、申請再審難的狀況依然非常突出，不少明顯存在錯誤的裁判仍無法通過再審程序獲得糾正。 二是再審耗費了當事人和國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錢，一些案件被不斷的拿來再審， 裁判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因此受到嚴重破壞。再審程序這種特殊的極少運用的復審制度成了被大量運用的正常程序，且為濫用權力的人從程序外干預司法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由於再審程序的不加限制，兩審終審制名存實亡， 而在這種以再審為主體的多級復審制中，無論當事人的私人成本還是公共司法成本都比一次以「書面審」為特徵的三審程序消耗要大的多。面對如此嚴峻的「司法危機」，理論與實務界越來越多的人對我國再審制度存在的問題開始了理性的反思，改革審級制度 和再審制度 方面的論文數量不斷增加，內容不斷深化，並已在理論與實務界形成一定的共識。
『柒』 撫養權糾紛的原告如何確定
一、子女是當然的原告
《婚姻法》第二十一條：「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 第三十六條：「父母與子女的間的關系，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離婚後，子女無論由父或母直接撫養，仍是父母雙方的子女。離婚後，父母對於子女仍有撫養和教育的權利和義務」。
《婚姻法解釋一》第二十條：「婚姻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的「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學歷教育，或者喪失或未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等非因主觀原因而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第二十一條：「婚姻法第二十一條所稱「撫養費」，包括子女生活費、教育費、醫療費等費用。」
《婚姻法解釋三》第三條：「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父母雙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撫養子女義務，未成年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請求支付撫養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由此可見：
1)父母對「未成年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有法定的撫養義務;
2)子女可向父母任一方請求支付撫養費，撫養費包括「生活費、教育費、醫療費」;
3)未成年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向父母請求撫養費，不以父母婚姻關系解除為前提條件。
二、特殊情況下，父或母也可成為原告
1、有生效的離婚協議或離婚判決時
《婚姻法解釋》第三十七條第一款：「離婚後一方撫養的子女，另一方負擔必要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的一部或全部，負擔費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長短，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
筆者不支持在有生效的離婚協議或離婚判決的情形下，仍堅持要以子女作為撫養費糾紛的原告，理由是：造成訟累、浪費司法資源、破壞誠信等。比如：當一方拒絕支付撫養費時，另一方卻不能以離婚判決書申請強制執行，反而得再以子女名義另行提起撫養費糾紛這明顯不合常理。
2、但要考慮訴訟時效
雖然有生效的離婚協議或離婚判決，但當撫養子女一方要求另一方支付拖欠的撫養費時，往往不得不面對已過訴訟時效的局面。因為多數撫養費的支付方式是每月一付，而一般的訴訟時效也就是2年。故此時可考慮以子女名義起訴，因從有利於子女成長的角度出發，大多數
法院會認可從子女成年時開始起算2年的訴訟時效。
3、若需要增加撫養費時
《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5條規定：「離婚後，一方要求變更子女撫養關系的，或者子女要求增加撫育費的，應另行起訴」。此時雖有離婚協議或離婚判決，但仍建議以子女的名義要求增加撫養費。
『捌』 民事訴訟法再審時效的規定有哪些
《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專時效期間為三年。屬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損害以及義務人之日起計算。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是自權利受到損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利人的申請決定延長。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約定同一債務分期履行的，訴訟時效期間自最後一期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計算。第一百九十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對其法定代理人的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該法定代理終止之日起計算。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受害人年滿十八周歲之日起計算。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屆滿的，義務人可以提出不履行義務的抗辯。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動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
『玖』 當庭立案當庭調解需要送達相應文書嗎
立案調解，是指一審民商事案件、行政賠償案件、刑事訴訟案件及其它輕微刑事案件立案審查階段，及立案後、移送相關審判庭審理前，由立案庭法官主持調解的訴訟活動。調解工作作為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重要形式，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式，是實現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結合的有效途徑。因此，要將調解工作貫穿於訴訟全過程，要積極探索調解的有效途徑，要運用各種調解手段來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發展，這是當前審判工作的重點。立案調解制度，作為法院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創新，其對於定紛止爭、化解矛盾、節約訴訟成本有著積極的作用。近年來，龍安法院一直在探索開展立案調解工作的有效途徑，大膽嘗試，審結了一批立案調解案件，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實踐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筆者在此談一下個人看法。
一、開展立案調解的必要性與意義
1.有利於案件繁簡分流
從現階段人民法院的受案特點看，對案件進行繁簡分流十分必要。隨著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反映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大量矛盾和糾紛湧向法院。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數量逐年大幅度增加。以民商事案件為例，2007年安陽市龍安區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658件，2008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892件，比上年增長35.6%；而2009年新受理民商事案件1154件，較前年增加近一倍。立案調解有利於一部分簡單矛盾糾紛及時解決，法官就會有更多精力用在處理較為復雜的案件上，從而提高辦案質量。
2.有利於減輕當事人的訟累
如果實施立案調解，立案庭在送達時，當事人都同意調解，基至同意立即履行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簡化訴訟程序，直接進調解，不必將雙方再推上法庭。這樣既及時化解糾紛，同時也使法院避免了重復勞動，降低了訴訟成本，節省了司法資源。在立案實踐中，相當一部分訴訟的當事人對案件程序的繁瑣和較長的審限表示驚訝和質疑。有的不得不支付高額的律師費用，索性讓律師代勞。基層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中，五成左右為離婚、交通事故賠償、借款等責任相對明確、爭議不大的案件。如果抓好立案調解這一關，就能很好地將簡單糾紛在這一階段高效地解決掉。
3.有利於化解隔閡，避免當事人之間矛盾升級
立案調解由於簡化了訴訟的繁瑣環節，法官可以在第一時間向當事人釋明法律，耐心聽取當事人的陳述，了解雙方的思想動態，並針對雙方的爭議焦點，及時與對方溝通，消除雙方的誤會，化解隔閡，進而達到化解糾紛的目的。另外，由於立案調解尚未送達立案訴訟文書，當事人之間尚未「撕破臉皮」；且不經過庭審程序，在形式上較庭審調解時氣氛寬松許多。這對於緩解當事人的壓力，增進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親近感，促使調解工作能順利完成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4.有利於遏制高撤訴率，維護當事人權益
據資料顯示，近年來基層法院案件撤訴率居高不下。一部分案件的撤訴是由送達難引起的。當今社會人口流動性非常大，送達難問題愈顯突出，困繞著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有的案件因為標的不大，當事人在郵寄送達等方式失敗後，又不願支付公告送達費用，案件滯留立案庭；有的當事人選擇主動撤訴，而撤訴按照訴訟費收費辦法規定減半收取受理費，導致當事人不但問題沒解決，還損失一半訴訟費。還有的被告長期不在家，送達十分困難，而當事人又不積極協助，致使給被告送達時審限臨界，個別案件即使辦理延期也超了審限；法官動員當事人撤訴後重新起訴。
如果立案調解功能發揮良好，就可以將此類案件「過濾」掉。立案庭在初次接待當事人時，就向他們進行充分的訴訟程序釋明，使當事人充分了解送達難造成的無奈與尷尬。是否向法院起訴，選擇什麼時機向法院起訴，讓當事人心裡清楚明白。調解法官更可以向當事人釋明法律的局限性，對有的民事糾紛交付訴訟解決並非最佳辦法。例如，有一個為墊付200元水費引起矛盾的鄰里糾紛案件，為請律師花費1000元，屬典型的斗氣官司，此類案件如果在立案階段深入調解，不是沒有解決的可能。
二、立案調解的啟動與運行
立案調解從本質上說屬於合意解決糾紛機制，一般應遵循雙方自願原則。但除了這一最主要的啟動方式以外，各地法院針對案件的特殊類型還採取了其他啟動方式。如醫療事故賠償糾紛、消費者權益受損糾紛、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交通事故賠償糾紛、產品責任糾紛等帶有強烈公益色彩的案件，為了更好地保護處於弱勢地位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賦予其選擇立案調解的權利，規定其一旦提出申請，對方當事人就有參加調解的義務。另外對於離婚案件，因法律直接規定應當行先行調解，在立案調解程序中可以徑行調解。
立案庭在收到立案材料時或立案期間內，向當事人發送《立案調解承諾書》，在當事人簽字同意後，即進行立案調解。調解前，調解法官應告知當事人主持調解的法官或合議庭組成人員及書記員姓名，征詢其是否申請迴避。立案調解期限：適用普通程序的20天；適用簡易程序的10天。立案調解的時間和地點應便於當事人參加調解，可以在法庭調解，也可根據當事人的請求或特殊情況，在工作時間之外調解或上門調解。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請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或者與案件有一定聯系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的代表和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社會經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並有利於調解的個人協助調解工作。在立案期間內調解成功，應當製作調解協議，人民法院應當予以確認。
三、運作立案調解需解決的配套機制
1.調解人員的素質要求。調解法官的素質要求有一定的特殊性，應盡量讓調解能力強的資深法官從事調解。調解人員需具備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熟知社會風土人情、具備一定的調解能力。總之，應當讓調解能力強的法官從事調解工作，才能使調解更富有成效而不流於形式。
2.如何吸引高素質人才從事調解工作。由於調解的功利性質社會化，將社會矛盾之疾患滅之於萌芽狀態，調解法官業績考核不是以受理案件總標的來衡量的，具有特殊性。所以只有進行制度變革，提高調解法官的政治待遇、職級待遇，才能把優秀調解法官吸引到立案調解崗位上。也可以由財政設立專項基金，按照一定的標准或者貢獻大小給予一定津貼，激勵更多的人員積極參加與調解工作。
實踐中，一些具有較高調解能力的資深法官50多歲便退居二線，幾乎不再從事法院的任何工作。如果不從用人機制、待遇方面從優待警、以人為本，根本提不起老法官從事調解工作的積極性。
『拾』 請問法律風險防控與法律糾紛解決有什麼具體區別
一個企業從成立、發展、運營、兼並、改制、甚至破產等，無不需要法律來支持。然而，絕大多數企業都是被動地適用法律，主要表現為：（1）不能正確預見行為的法律後果，（2）出了問題才想到尋求法律幫助。（3）抱著僥幸心理或無所謂的態度有意識地為一些不法行為。這種被動的角色，給許多企業帶來了慘痛的教訓，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由此可見法律在當今企業運營中的重要性。
法律在企業運營中的重要體現是企業對法律糾紛的管理。那到底企業對法律糾紛的管理有何意義？
1、法律糾紛管理可以降低和防範法律風險。
對於企業而言，法律風險時刻威脅著其對綠潤的無限追求，而法律風險與法律糾紛相比更具有隱蔽性，但是法律糾紛的最終爆發，並不代表法律風險全部浮出水面，且在糾紛的解決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增加新的法律風險。這些風險的防範與企業法律糾紛的管理有著重要的關系，如在法律糾紛管理中，恰當地選擇糾紛解決途徑，不但可以迅速解決糾紛，還可以防範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的風險。
2、法律糾紛管理可以節約企業成本。
追求利潤是企業永恆的目標。但是企業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會產生成本的增加或減少。當糾紛發生後，企業負責人必然會問一個問題：「訴訟費是多少？」訴訟費是最顯然的法律糾紛解決成本，然而，糾紛解決成本還包括時間成本、律師費等其他相關費用。如果在訴訟中企業敗訴，還可能面臨巨額的經濟賠償問題。而企業法律糾紛管理，正是在綜合各企業經驗的基礎上所做的糾紛解決方案，為快速、有效地解決企業糾紛提供方案參照，使得企業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少走彎路，降低時間及相關費用成本。
3、法律糾紛管理可以減少企業訟累。
企業法律糾紛防範成功的一個較好的後果是可以減少企業的訟累，使企業管理者、法務人員、經營者能夠從繁雜的非經營性事務中解脫出來，專心致志地投入到企業主營業務中去。很難想像一個訴訟纏身或整天需要應付無窮法律糾紛事務的企業能夠專心從事業務工作，而不受其影響。
4、法律糾紛管理可以樹立良好的企業外部形象。
現代許多有長遠發展目標的企業都極其注重自己的外部形象，也千方百計花費大價錢企圖通過媒體來打造與推廣自己企業的形象。但是，一旦出現法律糾紛，往往隨之而來的就是商業形象損害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合理的企業法律糾紛制度建設或法律規劃，能夠使企業在與交易對方或外界各個部門打交道時形成良好形象，從內部與外部形成向上的風貌，贏得良好的口碑。
5、法律糾紛管理有利於企業長遠發展。
規范別人應先從自身做起。一個良好的企業，只有從自身上加以規范，形成品牌優勢、誠信優勢，才能吸引更多的交易對方來與其從事相應的交易，並獲得交易對方的認同。這樣，在長期發展中，才能積累豐富的交易對方資源，這對於企業的長遠發展十分有利。
法律糾紛管理是企業發展中不可缺少和最重要的措施，那我們如何進行法律糾紛管理呢？
這里主要針對企業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建議企業採取如下方式進行法律糾紛管理：
首先，在企業建立初始階段，應聘請專業法律人士對企業各項管理制度、企業所從事的相關商業活動等進行法律評價和指導。這樣便使企業在成立時較具規范性，把握對人事制度、規章制度、企業投資者內容的相關規章制度的制定，作出細致的範本，約定權利義務，把可預測的風險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