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記者暗訪有哪些規定
「法律並沒有賦予記者為了揭露真相而實施違法犯罪的特權」央視《新聞調查》欄目對隱性采訪作出這樣的規范：「新聞不是欺騙的通行證，我們不能以目的的正當性為由而不擇手段。
我國出台的《關於新聞采編人員從業管理的規定（試行）》、《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新聞從業人員職務行為信息管理辦法》、《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等文件，均未明確記者享有暗訪、卧底等權利。
相反，這些文件規定，記者采訪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法規，遵守黨的新聞工作紀律」；「通過合法和正當的途徑獲取新聞，不得採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進行采訪報道」；「堅決制止採用自然主義的手法，過細展示犯罪過程和作案細節」等。
也就是說，暗訪和卧底不屬於記者的職務行為，只是記者的私人取證行為。根據《刑事訴訟法》，「私人取證」指普通公民自行收集和提取案件證據，沒有官方身份者參與其事。記者在暗訪或卧底時，隱去了記者職業身份，以普通公民身份出現，屬於私人取證的范疇。
⑵ 關於隱形采訪中法律道德風險的認識
隱性采訪」的泛濫折射出的是媒體從業人員采訪水平和采訪作風的下滑。新聞采訪是「新聞工作者搜集新聞素材的活動」，其目的是為了傳遞信息，相比司法人員的案情調查，沒有強制性和法律保護，因此遇到被采訪對象不配合或有意掩蓋真相等采訪障礙是在所難免的。而這個時候恰恰是考驗記者的采訪能力和采訪技巧的時候，換句話說，越是在遇到采訪障礙越能顯示記者的采訪水平，越能考驗記者的采訪作風。央視《新聞調查》曾經播出的《透視運城滲灌工程》、《死亡名單》等優秀節目，記者遇到的采訪阻力是一般采訪所無法相比的，但記者並沒有採取任何隱性采訪手段，照樣出色地完成了采訪任務。這樣的采訪才是高水平的采訪，這樣的記者才是真正的記者。反觀一些媒體記者，稍微遇到一點采訪障礙或困難，動輒使用隱性采訪手段，這並非說明了記者的聰明和勇敢，恰恰說明了記者采訪能力的低下，和面對困難時的逃避和懦弱。
其次，「隱性采訪」不僅存在法律風險，更重要的是道德風險。許多媒體並非不知道隱性采訪會導致侵權等法律糾紛，卻認為自己是為了主持正義而在道義上理直氣壯，加上節目收視率的驅動，更是使其對隱性采訪手段的使用則變得無所顧忌。這也就難怪隱性采訪引發的侵權事件一直層出不窮。中央電視台的兩位著名暗訪記者曾在回答學者提問時，說他們都曾「因暗訪而產生了七、八起官司」，而勝敗比例是「一半對一半」。連中央電視台的記者都難逃隱性采訪侵權的訴訟，更不要說全國數以萬計的各類大小媒體了。難怪有論者總結說「暗訪與偷拍總是與訴訟相伴」
法律作為一種他律方式，約束和懲戒的只能是已經實施的行為，要想從根源上匡正媒體行為的指導思想，必須進一步喚醒媒體從業人員對隱性采訪的道德認識和道德覺悟。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讓媒體及其從業人員明白，暗訪與偷拍即使不惹上官司，也不能逃脫道德的質疑和拷問。因為不論你採用什麼樣的方式暗訪與偷拍，都是一種對被采訪對象的欺騙。正如美國新聞學者羅恩·史密斯（Ron F.Smith）所指出的：「甚至當記者僅僅假扮成公眾中的一員時，他們的動機依然是獲取新聞。他們總是隱瞞自己的意圖。所有的隱身報道都是欺騙。」史密斯分析說，記者不亮明身份進行采訪，即使不構成法律意義上的侵權，也不能免去在倫理意義上的對隱私的侵犯，「人們以為自己是在與同事或新知交談，實際上，他們所說的話可能會向成千上萬名讀者或百萬名收看電視的觀眾公開。」而且，即使隱身報道的目的和結果都是正當的或正義的，也不能為手段的欺騙性開脫罪責。因為目的的正當性並不能為不正當的手段辯護，「誠實的報道不應當從不誠實的行為開始」，「如果媒體自身在獲取新聞時不夠誠實，又怎能為誠實和信譽作戰呢？」美國另一位學者梅爾文·門徹也指出，靠暗訪和偷拍的欺騙手段來達到揭露真相的做法，無論動機多麼純正，這些行為也還是得不嘗試，因為這不利於建設一個健康美好的社群生活。「如果我們出於擔心自己的話會被刊播而不敢自由和公開地彼此交談，如果我們對偷窺的眼睛害怕到了要切碎垃圾的地步，如果我們害怕自己的電話談話被人竊聽，那麼我們將擁有什麼樣的社群呢？」
第三，隱性采訪的道德風險帶來的後果比法律糾紛更為嚴重。
媒體侵權的這些行為，有的看似是為了公眾的知情權，為了揭露犯罪或腐敗，為了社會正義，但是當這種知情權是建立在被采訪對象的痛苦和權益被侵犯的基礎之上，或者建立在並不正大光明的手段之上時，媒體行為的動機就會理所當然受到質疑，人們會據此認為媒體並不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而是為了吸引和刺激受眾，即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於是，媒體的可信性和公正性就會大打折扣，最終受到損害的還是媒體的公信力和人們對媒體記者的尊敬。
其實，這種損害已經得到了殘酷的兌現。首先，是采訪難度的加大和采訪成本的增加。隱性采訪在使采訪變得容易和簡便的同時，其本身「胎帶」的欺騙性質也大大增加了整個記者隊伍采訪活動的難度。上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上開始流行一句口號叫「防火、防盜、防記者」，拒絕記者采訪已經幾乎成為一些單位的本能反應。只要事先沒打招呼，就不準電視記者進入單位采訪，甚至不準記者從外面拍攝自己的大門；聯系采訪也變得越來越難，一些單位不把記者的報道意圖或節目內容問得一清二楚決不會答應記者采訪，有的甚至會提出在見報或播出前審看稿件的過分要求。更為嚴重的事，近年來記者被毆打的事件也時有耳聞。盡管記者被打的原因比較復雜，而且其中大多數情況下屬於邪惡勢力「暴力抗曝」的情況，但也從中折射出記者不被信任和采訪難度加大的現實。其次，是為社會上偷窺偷錄的不良行為起了不好的帶頭作用。打開現在的互聯網，幾乎隨處可見偷拍偷錄的所謂「走光」「幽會」「色情」的圖片或影像，因此而引起的侵權官司乃至自殺、殺人等惡性事件時有發生。當然，我們不能把產生這些不良現象的責任都歸咎於媒體，但是最起碼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眾多的媒體在謹慎使用暗訪和偷拍方面沒有盡到自己應有的社會道德責任，更不要說發揮輿論導向作用去反思和批判這些行為了。
媒體是大眾傳播機構，媒體的任何行為都置身於大眾的視野之中，這種行為本身就對全社會帶有一定的示範榜樣作用。「一個社會，或一個行業，必須對什麼是正確的行為，什麼是錯誤的行為，取得一致的意見。」[⑩]如果媒體要想改善自己的生存發展環境，就必須從行為自律開始，深刻認識隱性采訪的負面影響，消除對於隱性采訪的盲目崇拜，嚴格限制隱性采訪的使用，對凡是隱性采訪的內容必須進行嚴格審查，必須要有正規采訪的材料作為印證才能予以採信。希望「紙箱餡包子事件」不是僅僅讓我們停留在對內部管理制度的反思，而是還能消除對隱性采訪的錯誤認識，喚起對隱性采訪的道德審視和自律意識，那麼，我們未必不能亡羊補牢，獲得新的進步。
⑶ 新聞學辯題 現代社會要不要加強隱性采訪
一、作為手段的隱性采訪
隱性采訪(Secretive Interviewing)是相對於公開采訪(Open Interviewing)而言的一種特殊的采訪方式，是指新聞記者在不表明真實身份或身份未被采訪對象感知的情況下，隱去自己的采訪意圖，以秘密的方式采獲新聞事實的采訪活動。
隱性采訪最初的實踐者可以追溯到英國記者W•T•斯蒂德，1885年，他以「買了一個女孩寫故事」而聞名於英國調查性新聞事業史。稍後，1890年，美國女記者內利·布萊（真名為伊麗莎白·科克倫）假扮成精神病人住進布萊克韋爾島精神病院，調查病人受到虐待的情況，並寫了3篇長篇報道，以《瘋人院的10天》為題在《紐約世界報》上發表，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成為世界新聞史上較早的有影響的隱性采訪。隨後的幾十年中，美國相類似的報道有過多次。美國隱性報道的黃金時期是20世紀上半葉，直至60-70年代，佳作頻出，並且數次獲得普利策獎。客觀地說，早期的隱性采訪充滿了傳奇色彩，並且由於受采訪經驗匱乏和采訪設備的限制，實施隱性采訪的記者較多地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出現的，所以較少受到道德責難，並沒有引起太多的爭議和訴訟。
但是，隨著隱性采訪的廣泛使用，它開始受到質疑。由於記者采訪經驗的增加和科技發展帶來的采訪設備的進步，尤其是新聞受眾對新聞內容要求的不斷提高，實施隱性采訪的記者僅用「旁觀者」的身份采獲的新聞很難吸引受眾的關注了。於是，一些記者開始偽裝自己，介入新聞，有的甚至直接成了某些新聞事件的「導演」。這種用欺騙手段采獲新聞，在道德評價上是令人困惑的，也是備受爭議的。新聞界人士開始反思隱性采訪的利弊得失，曾在水門事件調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著名記者本傑明·布拉德利認為：如果新聞媒介准備批評其他人撒謊和耍弄骯臟伎倆，記者也不應該撒謊和欺騙他人。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美國的許多新聞學專家已經開始自覺地限制這種在道德方面存在問題的采訪方法。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新聞界曾數次拒絕向隱性采訪的傑作頒發普利策獎。[①] 對此，一位評委的評論最具代表性，他說：「獲取新聞的手段不誠實，又怎能為誠實和尊嚴而奮斗？」[1]
然而，就在西方新聞界開始反思並限制隱性采訪的時候，伴隨著現代高科技和電視業的發展，「偷拍偷錄」又掀起了隱性采訪的新一輪高潮。隱性采訪不論在數量上、手段上，甚至性質上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隱性采訪以其對社會生活強有力的監督制約的優勢，以及由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它在實踐中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運用。然而，任何事物的產生和發展都同時存在著利與弊兩個方面，隱性采訪也不例外，它所引發的種種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成為理論界無法迴避的課題。諸如：輿論監督是否優先於隱私權？對不法之徒的不法行徑進行偷拍是否構成隱私侵害？記者能否用欺騙或違法的手段揭露社會丑惡和腐敗現象？在「反對欺騙」與「獲知真情」之間，究竟孰輕孰重？公共利益能否成為隱性采訪的充分必要理由？隱性采訪能否代表記者的專業水平和職業能力？等等。
三、目的和手段的正義之辯
一方面，作為輿論監督法律意義上的主體，新聞媒體必須認真履行輿論監督的神聖職責；另一方面，輿論監督是社會有序運行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隨著社會的發展，輿論監督在推動社會文明與進步過程中的作用日益彰顯。然而，由於輿論監督缺少明確具體的法律保護，由於輿論監督不可避免地會危及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等等原因，輿論監督在實施的過程中其難度也在不斷加大。尤其是新聞媒體在開展一些批評報道時，用公開采訪的方式往往會遇到來自各個方面的阻力和障礙，於是，通過隱性采訪的方式進行輿論監督，就成了眾多新聞媒體的共同選擇。
可以說，隱性采訪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輿論監督的作用，增強了輿論監督的力度。事實也證明，在一定意義上，隱性采訪確實是有效開展輿論監督的一把利劍。在許多情況下，越是嚴重影響社會公共利益，公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就越難通過公開采訪的方式獲得第一手資料，而隱性采訪則可以有效地突破采訪環境的封閉性，較好地實現輿論監督的目的。
然而，越來越多的新聞官司也告訴我們，用隱性采訪的方式進行輿論監督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隱性采訪能夠有力地揭露社會丑惡和陰暗面，有效地進行輿論監督；另一方面，隱性采訪的特徵決定了這種采訪方式在很多時候會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侵害公民的隱私權。任何事物都有利弊，很多人正是以輿論監督的利大於侵害隱私之弊為由，為隱性采訪辯護，但是，輿論監督的利是否就一定大於侵害隱私之弊呢？或者說輿論監督是否就一定優先於隱私權呢？
特殊情況下，記者用隱性采訪的方式來揭露社會腐敗或丑惡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為社會認可的。但是，記者是否可以以此為理由，用欺騙手段或違法行為來揭露社會腐敗或丑惡現象呢？毫無疑問，欺騙手法是非道德的行為，但是如果用這種非道德行為的目的是為了揭露和抨擊更加非道德甚至違法的行為呢？在日常的帶有濃郁感情色彩的道德評價中，往往會得出肯定的回答，認為這基本上是合乎道德評價標準的。這種行為由於正義的目的和良好的效果，經常會得到公眾的認同。然而，正如馬克思說的：「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當的，目的也就不是正當的。」[4]盡管是為了道德的目的，如果採用欺騙或違法的手段，本質上其實是非道德或非法的行為。如果因為道德的目的而縱容非道德和違法的行為，其實是摧毀了道德和法律得以立足的根基。因此，盡管記者採用欺騙手段或違法行為獲取揭露社會腐敗或丑惡現象的新聞事實，或許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部分社會公眾的歡迎，但是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使用欺騙手段或非法手段獲取新聞事實，是違背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也完全背離了輿論監督制止違法犯罪的初衷。並且，如同普通民眾抓住小偷暴打一通的性質一樣，本來正當的行為（抓住小偷）轉變成違法行為（打人），並且還要對造成的後果（打傷或打死）承擔法律責任，新聞記者的非法行為通常也難以逃避法律的約束和制裁。美國ABC公司和獅子食品公司的一場糾紛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同樣需要探討的是:在一些隱性采訪事件中，一些記者為了某個「良好的出發點」而引誘犯罪嫌疑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記者是否有權引誘他人違法犯罪而自己不算違法？答案是否定的。新聞記者的采訪活動只能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進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記者沒有違法犯罪的特權。揭露真相的目的是為了打擊犯罪而不是製造犯罪。不論記者的初衷如何，引誘他人違法犯罪的行為，在法理上和事實上都可視作一種違法行為。因為法律在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違法或某人是否犯罪時，並不是以他的出發點為依據，而是以他所做出的行為（即事實）為依據。良善的出發點並不能成為為違法事實開脫罪責的理由。一個社會如果認可以一種違法犯罪來對付或制止另一種違法犯罪，這種輿論監督的成本是不是過高了？這種監督是不是已經喪失了監督的原有意義？因此，無論新聞記者出於多麼良善的目的而引誘他人違法犯罪，無論他的行為於情於理多麼值得贊揚，無論他所實施的隱性采訪行為發揮了多麼重要的輿論監督作用，他的行為依然難以避免地會受到法律的懲處，他的良善目的只能作為定罪量刑時的考慮因素。[②]現實生活中，某些新聞從業人員常常以「法無禁止即為權利」為由，主張大膽採用隱性采訪的手段，其實某些行為本身已經觸及了法律。
新聞記者是一個神聖的職業，說真話，揭真相，評說眾生百態，道盡人間悲歡。很多新聞記者以自己的職業為自豪，尤其是專門從事輿論監督的記者們，更是覺得自身的責任重大，時刻銘記捍衛公眾利益，但是所有的這一切都不能成為違法犯罪的理由。輿論監督的基本任務是打擊和抑制犯罪，而不是製造和誘導犯罪，守法始終是記者在從事隱性采訪活動時的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
此外，由於新聞選題涉及公共利益，所以運用隱性采訪是無可厚非的，這是運用隱性采訪最常見的、最重要的辯護理由之一。當今社會，各種社會丑惡和腐敗現象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產生了十分消極的社會影響，已經成為千夫所指。在這種情勢下，既便用最簡單的權衡手法，也可以得出結論說，用隱性采訪手法揭露社會的丑惡腐敗並不背叛社會主流的道德評價標准。因為，隱性采訪雖然存在著道德評價上的先天不足，但並不影響我們為了保護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共道德體系而寬容它的存在。對公共利益整體的保護有利於對合情合法的個體利益的保護，這是對隱性采訪給以寬容的一條最基礎的原則。不管在何種情況下，公共利益是衡量是否必須使用隱性采訪方式的一個主要依據。
值得探討的是:(1)什麼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作為隱性采訪的理由？公共利益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能籠而統之地當作標簽而任意使用。首先，必須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和外延。關於什麼是公共利益，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認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公共利益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大眾感興趣的事情」，因為「大眾感興趣的事情」並不完全代表公共利益，而只是代表著部分公眾的審美趣味。然而，在很多時候，新聞媒體正是扛著「大眾感興趣的事情」的旗子而肆意妄為的。比較形成共識的解釋是，公共利益就是公眾有正當理由關注的涉及公眾的健康、安全的事情，以及犯罪和嚴重不端的行為等。其中，「正當理由」尤為關鍵，因為很多時候，公眾的關注因為違反法律而喪失了正當的理由。這也是新聞媒體容易忽視的地方。(2)要判斷公共利益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作為隱性采訪的理由，並不是所有的公共利益都需要用隱性采訪的手段來維護。因為隱性采訪必然會侵犯當事人的各項基本人權，造成傷害，所以我們在使用隱性采訪手段時，還需要在公共利益和隱私傷害之間做個權衡。
當維護公共利益和侵犯個人隱私發生沖突時，哪一個優先？當維護公共利益和侵害個人隱私發生沖突時，最理想的狀態是保持維護公共利益和保護個人隱私之間的平衡。事實上，很多情況下，這種沖突並不是不可調和的，也就是說，很多時候這種平衡是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實現的。如果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沖突不可調和，隱私權需要做某種程度的克減，但是這種克減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違背對他人人格的起碼的尊重。即使法律和道德允許的隱性采訪，發表時也要慎重。正如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教材所傾向的：「有些可以不用隱性采訪方法的，如果做了，除非你說明自己的身份；否則你實質上是在別人不知道的情況下刺探他們的生活情況——這樣做是否道德，是大可懷疑的。」[5]
四、有限制地使用隱性采訪
「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當的，目的也就不是正當的」，正義的目的和良好的出發點，並不意味著可以濫用手段。由於種種原因，隱性采訪被作為輿論監督的有效手段而使用，在很多時候，這只是一種兩害權衡而取其利大的無奈選擇。從新聞史上看，不論隱性采訪在揭露社會丑惡和陰暗現象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隱性采訪從來沒有成為專職新聞采訪的主流方式，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重要職責，隱性采訪在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方面具有獨特的地位。但是，新聞記者有輿論監督的權利，但同樣也要接受社會的監督。隱性采訪的特點決定了它對於當事人是一種不平等的行為，因此不能因為履行輿論監督的社會功能就濫用這種方式。我們主張有限制地使用隱性采訪，把隱性采訪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和工具。只有在經過一定的調查研究之後，在確定沒有其他辦法能夠解決的情況下，或者其他的手段都宣告無效的情況下才能採用；在使用之前一定要經過多方權衡，深思熟慮，不可貿然採取行動。總結中外媒體關於隱性采訪的規定，在新聞記者決定使用這一非常規手段時，以下4條原則是須遵循的：
1．只有在經過多方調查，確認將要獲取的信息極其重要時，或者掌握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被采訪者的行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時，才可以考慮使用隱性采訪。此外，經過多方調查，或者掌握有確鑿的證據，也是隱性采訪不可缺少的前提。
2．只有在獲取該信息的其他手段都宣告無效時，只有在確定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解決的情況下，才可以考慮使用隱性采訪。並且，還要在報道中解釋使用這種方式的理由。
3．經過慎重思考，多方權衡，當確定利大於弊時，才可以考慮使用隱性采訪。由於隱性采訪不可避免地會侵犯當事人的各項基本權利，給當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因此，新聞記者在決定使用隱性采訪時，就應該慎重思考，多方權衡這種方式可能造成的傷害和可能帶來的益處。並且，由於現代社會更加尊重和關注個人隱私，由於在社會公正的天平上，少數當事人所承受的痛苦要遠遠重於社會多數人由此而獲得的益處，因而尊重和關注個人隱私和人格應該成為權衡利弊時的優先選擇。
4．即便每一次的隱性采訪都有正當的理由，都經過了深思熟慮的權衡和慎重的選擇，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仍然有必要控制隱性采訪的總量。否則，將會導致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社會缺乏基本的誠信與公正。
⑷ 電視隱性采訪的優點
隱性采訪在新聞實踐中越來越多地運用，尤其在廣播電視媒體中，應用率非常高。有學者稱，這種采訪方式「已經成為焦點類節目的有力武器」。①但是，隱性采訪是否有悖於我國的道德規范，是否有悖於《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中「通過合法和正當的手段獲取新聞，尊重被訪者的聲明和正當要求」的規定，在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
存在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曾經做過電視記者的倫理學教授海曼認為隱性采訪的存在是必要的，應該提倡。②
隱性采訪令采訪對象處於「不設防」境地，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實和真相，從而有效地突破顯性采訪的封閉性和新聞事實的隱蔽性，采訪鮮活有力的第一手資料，最大限度地向受眾提供客觀公正的原生態新聞。
隱性采訪一般是對非道德行為的采訪。尊重從事非道德行為的被采訪者拒絕采訪的聲明，實質是尊重被采訪者的非道德行為，這是有違社會公共道德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規定：「支持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確思想和行為，勇於批評、揭露違背人民利益的錯誤言行和消極腐敗現象，積極發揮輿論監督作用。」隱性采訪並沒有違反「尊重被訪者的聲明和正當要求」的規定，反而維護了主流社會的道德理想。2002年3月全國九屆人大會議上，翁維權等34名全國人大代表遞交227號議案——《關於「電視暗訪」應當立法的議案》中提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通過先進的設備採用隱蔽手段在未經他人同意下進行的所謂『電視暗訪』已被有關部門應用。在我國主要用於一些違法違紀事件，其新聞監督、提供證據等作用是非常顯著的，並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今後應當有序地開展，並不斷加以完善。」
隨著媒體生存壓力的不斷加大，新聞媒體之間的競爭不斷加劇。隱性采訪是新聞媒體在新聞競爭中克「敵」制勝的法寶。隱性采訪將不為平常人所知的「內幕」原原本本地展現，滿足了受眾好奇探究心理的同時，也獲得了受眾的青睞。
因此，隱性采訪的存在既有必要性又有合理性。隨著社會的進步、法制的健全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隱性采訪在新聞采訪中具有的獨特優勢將會得到充分展現。
既要開放又要約束
隱性采訪能產生一系列正面作用，但是隱性采訪也會成為居心叵測者獲取利益、政黨之間相互攻擊的工具，其操作不當會給利益相關者帶來傷害，媒體及記者也容易惹上官司。歷史上曾經撼動美國政壇的「水門事件」、「柯林頓緋聞案」等，都是由記者通過隱性采訪向公眾披露的。③
隱性采訪中經常會涉及公民的名譽權、隱私權、姓名權、肖像權等一系列人格權利，記者採取的手法不當，很容易觸犯被采訪對象的相關權利，使被采訪對象感到利益受到侵犯。1998年，某青年報「圖文並茂」地推出記者暗訪京城多家影院出現的「陪看女」現象的報道。記者對這一社會丑惡現象的揭露是積極的，也是受眾樂於接受的。但問題出在記者提供的圖片內容並非「陪看女」、「陪看」及其他有惡劣影響的行為，而只是「陪看女」的個人肖像。這樣的圖片起不到揭露的作用，卻明顯地侵犯了個人的肖像權。
隱性采訪既容易對媒體最為看重的形象和信譽造成一定的傷害,也會因采訪不當傷害公眾利益。2001年8月17日，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播出了一期題為《親歷盜墓》的節目。兩名記者為弄清非法倒賣文物的情況，喬裝成文物販子，跟隨盜墓賊偷拍了一座西漢古墓被盜掘的全過程。盜掘出西漢時期的13件文物。雖然，事後記者將這13件文物捐給了陝西省文物局，但是，古墓造成的損害已經不可修復。記者在采訪活動中無疑侵害了公眾的利益。
正因為隱性采訪能帶來的一系列影響，法律、新聞媒體、新聞記者等必須對隱性采訪進行一定的限制與約束。
不論是隱性采訪還是顯性采訪，本身並不存在正當與否的問題，關鍵在於如何把握。把握好了，隱性采訪可以成為輿論監督的有力武器；把握不好，會成為新聞侵權的罪魁禍首。
恩格斯在駁斥「私事和私信一樣，不應在政治爭論中加以公開」的觀點時說，個人私事一般應受保護，但當私事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時，個人私事就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而屬於政治的部分，應成為歷史記載不可迴避的內容。恩格斯的這一論述為隱性采訪定下了一個原則：公眾利益高於一切，隱性采訪不能損害公眾利益。
既要遵紀守法更要堅守道德
不能與有效法律規范相沖突是記者隱性采訪中具體活動的底線。這類底線意味著記者在具體采訪中不得從事兩類行為：一種是積極主動地參與侵權、犯罪或其他違法活動；一種是唆使、引誘他人從事侵權、犯罪或其他違法活動。某些新聞記者為了完成任務或者采訪到想要的新聞，有時會做出一些「以惡治惡」、誘導被采訪者言行、導演新聞等行為，殊不知自己也成了違法的當事人，嚴重影響了新聞媒體的形象，並產生極壞的社會影響，對於他們的行為，法律是嚴厲禁止的。
我國憲法規定的若干原則，民法通則的基本精神，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訴訟法的明確規定，以及保密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中的相應規定，都為記者明確指出了隱性采訪行為的禁區。概括起來，這種禁區有七種情況，即：涉及國家機密、涉及司法秘密、涉及法庭審判、涉及個人隱私、涉及陰私、涉及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涉及商業秘密。其中，涉及個人隱私是隱性采訪最容易觸犯和忽略的領域。
個人隱私是隱性采訪面臨的最危險的法律陷阱。隱私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隱私的主體「不願公開」，而新聞報道特別是隱性采訪的特點是「力求揭露」，一「明」一「暗」，形成強烈的沖突。如果新聞媒體將客觀真實的事實特別是涉及個人隱私的事實進行報道，必然使公民的隱私權受到嚴重的侵害。「陰私案件」，指內容涉及兩性關系或侮辱婦女的刑事案件。如強奸、姦淫幼女的案件，流氓罪中猥褻、侮辱婦女，雞奸案件，以及賣淫等案件。
在進行隱性采訪時，記者要出以公心。出以公心，就是從大局出發、從長遠利益出發，不能因小失大。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應體現為服務於全體公眾的利益。警醒大多數人遠比制止少數人的錯誤更能代表責任心。記者是新聞事件的記錄者，而不是新聞事件的導演者。記者應該抱著「記錄者」的心態出現在新聞的現場，客觀、公正地報道真相
⑸ 隱性采訪的案例
變性人案（李某告《蘭州晨報》、郝冬白、《現代婦女》）
中國人肉搜索第一案
⑹ 隱性采訪的要求
不是我寫的，而是自身記者的經驗。
根據多年的采訪實踐，總結歸納出暗訪的三大要求：技術要求，心理要求，法律要求。
一、技術要求。
技術要求是指暗訪整個過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項，包括：訪前准備、訪中保密和後期追訪。訪前准備要細，采訪過程保密，後期追訪要全。訪前准備，包括素材收集、方案制定、設計采訪問題等等。此時最需注意的就是細致、精確。2002年4月13日《新晚報》發表的一篇題為《買賣器官，非法！》就是一篇比較成功的暗訪報道。對於腎臟的買賣世人早有耳聞，各大醫院里隨處亂貼的「野廣告」牽動了記者神經，但是要「零」距離接觸這一個特殊的群體，從中獲得「賣腎」內幕和真相，就必須有個身份———買腎人。為了扮「內行」，記者先行采訪了腎病專家，了解到需要「換腎」的疾病的特點、症狀，翻看了大量尿毒症患者的病例，與患者及其家屬接觸，了解他們治療及與疾病抗爭的過程，甚至連生僻的醫學名詞、術語、參數都瞭然於胸。同時還仔細考慮了可能會發生的情況，精心設計了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問題。雖然准備的這些內容在報道中隻字未提，但沒有近兩周時間的准備工作，暗訪決不可能成功，也就更談不上成功的報道了。
「裝備」過後，記者以尿毒症家屬的身份與「賣腎」者取得聯系，在對方高度警覺的眼神下，記者「買腎」的「急切」心情和滿口的專業術語取得了對方的信任，記者請對方吃飯，邀對方喝茶，在話家常中時不時的拋出幾個「擦邊球」，但最終正是這些「擦邊球」擊中了要點，又不留痕跡。其次，暗訪過程要嚴密，要注意選擇好的時機和把握好度，適時地切入采訪主題，提問不留痕跡，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社會輿論的回應對報道是個完整的補充，因此這一環節必不可少。
二、心理要求。
暗訪不只是對記者采寫技術的考驗，更是對記者心理素質和膽識的考驗。既然需暗訪，其事件就必然有不便告人的內幕。如果要將這層「門簾」挑開，就極可能遇到危險，因此膽大心細是暗訪者必不可少的素質。
《新晚報》曾發表一篇題為《暗訪「殘雞屯」》的報道。采寫這篇報道時，記者最深的感觸就是「險」。2000年夏，記者聽說在呼蘭縣樂業鄉有個「殘雞屯」，那裡很多農戶都在「收購病死雞」，不問死因，不問出處，只要價格便宜。收購者將死雞用化學葯品浸泡，再做成熟食，銷售到哈爾濱市區。與此同時記者也聽說這個「殘雞屯」還是個「野蠻屯」，就連縣里的動物檢疫人員和配合執法的民警都曾被村民圍攻，打得頭破血流。而且，如果沒有「熟人」介紹，要想進村「訂貨」根本不可能。後來兩名記者喬裝改扮，化裝成城裡的雞販子，坐著三輪摩托車進入鄉里，最終取得當地人的信任，成功地獲悉了「殘雞屯」從收購、加工、到銷售哈市的全過程。在另一篇暗訪報道《按摩學校，是培訓還是巧用人》的采寫過程中，兩位記者為了獲得最真實的情況，採取了化裝深入的手法，兩名記者在采訪前從衣著、名字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包裝」，把自己打扮成急需找工作的外來妹，報名參加「按摩學校」，為了不被人懷疑，記者扔下身份證和手機，只帶了幾十塊錢就奔赴外縣，經過幾天的學習，帶回了按摩的「手藝」，也了解了其中的內幕。因此，沒有超強的心理素質，就沒有膽量與人周旋，也就不能完成報道。
三、法律要求。
之所以需要暗訪，事件必定有著不便解說的爭議性，除了要把事件的整個事實呈現給讀者外，記者往往還需要通過法律法規來證實事件的合法與否。因此，在報道的采寫中，記者需要用法律法規為報道提供支持。除此之外，暗訪這種采訪形式本身也存在著爭議，我國法律也沒有對新聞暗訪有明確的要求和規定，但暗訪者需要給自己提出明確的要求和規矩。在利用暗訪的形式來采寫報道時一定要注意保護婦女兒童、殘疾人的利益，保守國家秘密、商業秘密，以及保護公民的肖像權、隱私權、人格尊嚴權、名譽權等。在采寫過程中記者還要通過保留證據等方式保護自身權益。■
⑺ 隱性采訪的定義和特點
隱性采訪主要是指新聞記者在不暴露真實身份和采訪目的之情況下，通過偷拍、偷錄等隱蔽手段，來獲取已發生或正在發生之新聞素材的采訪形式。
供參考的網址:
http://www.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96923&PostID=5465226
http://club.learning.sohu.com/read_art_sub.new.php?b=reporter&a=22051&sr=0&allchildnum=0
http://www.cnhubei.com/200303/ca229558.htm
http://info.cqvip.com/qk/85519A/200502/11820041.html
http://blog.sina.com.cn/u/4b0d38b001000a0r
⑻ 誰知道突入采訪，外圍采訪，隱性采訪的區別與運用
突入采訪就是直接突入「敵營」采訪外圍采訪就是在外面等待機會采訪隱性采訪就是暗地下采訪應該是這樣
⑼ 隱性采訪的方式有那些如何避免隱性采訪的法律糾紛
一、 關於隱性采訪的概述
（一）、隱性采訪的含義
隱性采訪，在學理上稱為暗訪、秘密采訪，俗稱偷拍偷錄等。它是指新聞記者不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也不告知對方采訪的目的，在被采訪對象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形象和聲音用暗藏的攝像機或錄音機記錄下來，在新聞媒體上進行公開傳播的行為。1甘惜分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對隱性采訪的定義是：「記者隱瞞記者身份或采訪目的而進行的采訪。」 2在馮健等主編的《中國新聞實用大詞典》中的定義是：「不公開記者的身份，或公開記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實采訪意圖的采訪。」3但一般認為隱性采訪，是在采訪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偷拍、偷錄等記錄方式，或者隱瞞記者的身份以體驗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開獵取已發生或正在發生而並未披露的新聞素材的從而所採取的一種采訪形式。
（二）、隱性采訪的分類
隱性采訪既可分為廣義的隱性采訪和狹義的隱性采訪，廣義的隱性采訪是指沒有徵得被采訪的當事人同意以至是在他不覺察時采訪的，如果這是在公開場所對於人們公開活動的采訪，那就十分常見。我們媒體上每天都在發表這樣的照片、錄像和各種相關的資料。有的新聞照片和藝術照片，就是要當事人不覺察時才拍得好。這是合法的。狹義的偷拍偷錄，是指明知或者估計當事人不會同意，因而拍攝者故意隱瞞甚至偽裝身份、意圖，偷偷進行的拍攝、錄音。這種做法就比較復雜，有合法的，也有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就可以確定是非法的，即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
按照記者介入新聞事件的程度和方法，隱性采訪又可分為觀察式和介入式兩種方式，觀察式隱性采訪是記者以一個旁觀者、記錄者的身份，在暗地裡不動聲色地進行觀察、採制新聞事件的全過程。而介入式則是記者在采訪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以一種參與者的身份「介入」所要采訪的事件。
（三）、隱性采訪起因
隱性采訪作為現今大多數媒體的一種采訪報道方式，其這種現象的出現有一些實在的原因：第一,采訪到真實性材料越來越難。現在存在一種違法亂紀普遍現象，而新聞媒體卻難以得到真實可靠的報道材料的事實。而採取隱性采訪可以減少許多交涉的環節，所采訪到的材料也會更加真實；第二，正常的采訪受到各種盤根錯節的關系的阻撓。由於利益相關，地方各級主管（包括黨政部門和母公司）的保護使得公開采訪更為困難；特別是我國行政機關實行問責制以來，不少地方政府及個人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採取了許多妨礙新聞采訪的措施，各單位各部門只對正面的新聞報道感興趣。第三，社會與公眾贊成、認可隱性采訪。在現代社會中，公眾急切需要新聞媒體提供大量真實的、有現實意義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現實中陰暗面的事實，以端正黨風，凈化社會空氣，推進精神文明建設。隱性采訪滿足了社會和公眾的這種需要，因而受到群眾的歡迎和肯定。第四，新聞媒體受利益的驅使。由於受眾對於各種新、奇、特的報道情有獨忠，而各新聞媒體也感到了這一「賣點」所來的可觀的效益，作為兩全其美的事又何樂而不為呢。於是，當事的記者們接連不斷地採用暗訪和偷拍的方法，即使有些受眾感到不妥，也會諒解。
從新聞發展的角度來看，隱性采訪是一種正常現象，目前雖然沒有明文禁止，但也不受法律的保護。它現在所以沒有受到輿論的普遍譴責，一是因為被揭露的事情維護了多數人的利益，兩害相比，揭露壞事明顯更重要；二是公眾的法律意識還不太強，我國的管理體制和各種監督機制還不健全。一旦其他監督機制健全了，公眾的法律意識提升了，媒體普遍採用這種采訪方式將會被關注並受到廣泛批評。所以，我們的立法部門與其讓事情這樣發展下去，不如早些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和新聞行業的職業規范，多總結和推廣些公開采訪的技巧，提高記者的采訪水平，從而減少不必要的法律爭端。
二、隱性采涉及的法律問題
（一）、隱性采訪的合法性問題
在目前的國家立法中，對於隱性采訪是沒有成文規定的。以至於隱性采訪成了一個懸而不決的問題。確認隱性采訪的合法性問題尤其顯著，當然，確認隱性采訪的合法，並不是說進行隱性采訪就毫無限制，相反，由於隱性采訪涉及到眾多法律上的問題，特別是對公民、法人的權利的保護問題，新聞界認為對於隱性采訪只能不得已而為之，因此就更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一、所要獲取的信息對於公眾利益至關重要；二、沒有別的辦法可以獲取這些信息；三、這種偽裝欺騙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比起揭露對方的行為所制止或避免的損害來顯得微不足道；四、記者在採取隱身手段前作了深思熟慮，對這種手段的必要性、給受騙的對方造成的結果、對新聞界公信力的負面影響、與自身任務的關系、可能涉及的法律問題等等作了全面考量；五、事先向上司匯報並取得許可，必要時還應征詢本公司法律顧問的意見；六、行動不可超越法律界限。
可是，在現實中，新聞媒體對於一些通過正常采訪無法采訪得到的新聞素材，運用隱性采訪的手段，全面、真實地了解事實真相，將那些見不得陽光的丑惡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受到正直的人們的鞭撻，滿足了廣大民眾知悉社會真實情況的要求，受到各界的歡迎。社會與公眾的認可，是隱性采訪合法性的基礎，是法律對一項行為是否確認其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據。當然，根據這種采訪製成的新聞和其他文字，公開發表以後，有的也引起麻煩，在法律上引起糾紛，甚至於被判決賠償精神損害。因此，隱性采訪迫切地需要有一個可衡量的法律界線。
（二）、隱性采訪的法律界線
對於非法的采訪，我國早就有法律明文禁止的。但歸納起來不過就發下幾個方面：1、不可獲取和泄露國家機密，包括軍事機密。2、不可泄露和侵犯商業秘密。3、不可侵害公民的人身權利，主要包括隱私權和名譽權、肖像權等。4、不可侵害未成年人和婦女的合法權益。5、不得干擾法庭審判活動。6、在采訪手段上，不得非法使用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等等。但是，權利主體對其所享有的權利，只要法律沒有做出禁止性的規定，是可以依照權利人的意志行使這種權利的。按照隱性采訪是采訪權利的內容，法律上沒有禁止性的規定，並且受到公眾的歡迎和認可，不應當認為新聞媒體不能使用隱性采訪的手段進行采訪。
最高法院曹建明副院長說：「以前法院按規定對當事人採取的偷拍偷錄手段獲取的證據一律不予採用，而在實踐中發現這一規定不夠完善，經法律界人士廣泛研討論證後，現在做了修改，只有一下兩種情況下的偷拍偷錄，法院不予採用。第一，違反一般法律規定，比如擅自將竊聽器安裝在他人住處竊聽獲取的證據；第二，偷拍偷錄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不得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所以，對於隱性采訪采訪問題，我們應該用辯證的觀點地去看待。筆者認為，採用隱性采訪方式，首先，必須經過新聞機構的特別批准，不得由記者自行實施。其次，應當遵守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明確規定不得錄音、錄像的，進行偷拍、偷錄，就是違法。再次，應當遵守保護公民、法人人格權的規定，隱性采訪不應當以侵害被采訪對象的人格權為代價。
三、 關於隱性采訪的權利與法律所保護的人格權的沖突問題
《憲法》第四十一條已經蘊含了解決隱性采訪法律沖突問題的基本方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盡管如此，在「新聞官司」中卻仍然存在著「兩權相衡」的現象。公民在行使權利的同時也同樣有可與法律所保護的人格權的沖突問題。下面就容易產生沖突的幾種權利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隱性采訪所具有的權利
1、新聞機構及其工作者的采訪權
采訪，就是採集（信息）和訪問。採集信息包括觀察、聆聽、體驗、記錄、查閱、寫生以及使用一定工具的如攝影、錄音、錄象等手段。訪問就是同他人交談、詢問。學術界對記者采訪權的定義是：「所有新聞媒介及其記者均擁有根據自身特點自主地采訪受眾關心的一切社會生活，尤其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事件的權利」。 4采訪權來源於言論自由，采訪權來源於知情權，是知情權的具體化。新聞記者並不擁有行政司法特權。采訪權是新聞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的權力，因而不具有強制性。采訪既然是一種權力，那麼，隱性采訪作為采訪的一種方式就是合法的。筆者認為，采訪權究竟是權力還是權利不能這樣簡單地推論。應當弄清它的理論基礎和淵源。
首先，必須准確理解權力和權利的概念。權力是公法上的概念，是政治上的強制力量，以及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而權利，則既是公法上的概念，也是私法上的概念，與義務相對，是法律對法律關系主體能夠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為，以及要求他人相應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的許可和保障。其次，應當弄清采訪權的來源。采訪權是新聞權的組成部分，新聞權是由采訪權和報道權構成的。所謂的新聞權，其權利來源是新聞自由，按照我國《憲法》的規定，新聞自由的權利來源是言論和出版自由；而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本身不是一種權力，而是一種權利，是一種自由權利。既然如此，采訪權當然是一種與義務相對應的權利，而不是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權力。采訪權不是具有強制力的權力，並不是說隱性采訪就不具有合法性，采訪權既然是權利，就采訪而言，就應當是合法的行為。這就要看采訪所採用的具體方式是否合法。
2、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權
所謂的輿論監督是指新聞工作者以及其他人依法通過新聞媒介發表評論，對社會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進行批評，實行監督。輿論監督屬於新聞自由的范圍，它是維護社會正常運行，維護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措施。因此法律必須保護公民正當行使輿論監督權。我國現行《憲法》貫穿了權力必須受到監督的精神，規定了包括人民監督在內的各種監督形式，因此理應有一部《監督法》，把監督制度落到實處。《監督法》當然要有保護輿論監督的規范，包括從實體到程序上規定有關機關處理輿論監督的義務和責任、規定處理妨礙輿論監督壓制批評打擊報復的行為，等等。《監督法》屬於憲法部門法，憲法高於普通法，當憲法規定的監督原則具體化以後，「新聞侵權法」就可以有新的突破，處理因輿論監督而引起的「新聞官司」就可以受憲法規范的調整。
3、公眾知情權
知情權，又稱「了解權」、「知曉權」。是指人們通過視、聽、嗅、觸等方式，感觸外界信息，接受他人傳遞的情報資料，獲得與已有關（如自己的檔案材料）或與已無關（如社會新聞）的種種情況的權利。5而在隱性采訪中，由於記者是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又不告知對方采訪目的，秘密地進行的采訪，雖然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與此同時，被采訪對象「知的權利」卻遭到了忽視，理所當然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言論自由，包括選擇不「說」（拒絕表達）的權利即沉默的權利；即使在「說」的時候，也失去了選擇何種方式、在何種范圍進行表達的權利；是在「私人范圍說」，還是在「一定群體組織范圍說」，還是「面向社會說（公開表達）」的權利。6對於知情權究竟是公法上的權利，還是私法上的權利，還沒有定論，通常所指的公眾知情權主要是指公民知悉國家、社會的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利，所以承擔公開信息義務的，主要就是有關的國家機關、社會公共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而隱性采訪作為新聞采訪的一種方式，在對政府部門的采訪是最敏感的，沒有上級單位的支持和本級部門的配合，要進行實現公眾知情權，一般比較困難。這裡面涉及到有關國家秘密等問題，所以在進行具體操作方面，當慎之又慎。
（二）被采訪者的權益方面。
人身權是公民很重要的民事權利。人身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和自由權等重要內容。人身權是一種關於人的生命和身體健康、人的合法意志和合法行為的自由以及人的應有的社會評價、人格尊嚴等方面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國家以法律賦予公民的。7記者隱性采訪的結果往往是被采訪對象由於精力不集中，忽視了新聞報道的問題。而新聞媒體又在被采訪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形象或聲音原樣錄制了、播出了，這樣的做法侵犯了被采訪對象的隱私權，包括姓名、肖像、住址、電話等，甚至會使對方的名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雖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集體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社會和集體的利益。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權利都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護，任何人都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去侵犯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否則就構成違法、侵權乃至犯罪，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1、公民的隱私權
（1）隱私權的含義
所謂隱私，是指個人的與社會公共生活無關的而不願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涉的私事。這個定義包含兩個要件：一是與社會公共生活無關的私事，即所謂「私」，與社會公共生活有關或者有損於社會公共生活的，即使完全是個人行為，如秘密進行的犯罪行為，當然不是什麼私事；二是本人不願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預，即所謂「隱」，本人自願公開，就無所可隱。隱私具有真實性和秘密性兩項特徵。」一般認為，隱私是公民個人身體或者日常生活中不願向他人公開的或被知悉的秘密，主要包括個人的健康狀況、生理缺陷和殘疾狀況，戀愛、婚姻與家庭生活，私人日記、信函、生活習慣、出生秘密等。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40條規定:「以書面、口頭等形式宣揚他人隱私，或者捏造事實公然醜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規定，以書面或口頭形式侮辱或者誹謗他人，或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均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這就是我國目前對隱私權進行保護的主要法律依據。這樣看來，我國《民法通則》中並沒有規定公民享有隱私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將公民隱私的保護納入到名譽權之中，僅為權宜之計。
公民的隱私未經本人同意不得披露，作為現代法治對公民基本權利予以嚴格保護之本質要求。隱私為公民不希望社會外界知道的一種個人秘密性客觀事物，如為社會外界所知悉，則會因世俗觀念、偏見等的因素，降低對公民的社會評價，或為該公民周邊的社會所容納，甚至陷入極端困苦、孤立無援的境地，成為社會拋棄的人員，由此可見，隱私非法披露的後果比一般名譽權侵權的後果要嚴重得多。正因為隱私為公民個人秘密性的客觀事物，隱私權作為一種權利對待。而新聞侵犯隱私權是指新聞媒介和記者未經當事人允許，在作品中披露了當事人與社會公共生活無關的個人信息、個人事物及其他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私生活情況。8
（2）對侵犯隱私的合理排除
在實際生活之中，人是個體性和社會性的統一，人既需要「獨處」，又需要廣泛的相互交往，在現代社會，一個人如果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他幾乎難以生活，如果人人要這樣封閉起來，社會就不可能維系。所以我們對於未經許可的拍攝錄音要有很多的排除。最基本的排除就是對於個人在公共場合的公共活動某些自主權的排除，我們可以把它稱為「默示的公開」，因為行為人本身就處於公開的狀態，他可以預見到自己在公共場合的行為的後果。而且有許多行為本身目的就是要公開。這里有幾種情況，一是群體的活動，比如一個大規模的公眾集會，或者是在一個人頭攢動的商場里，那裡出現了很多人，每個人作為這個群體的一員，個體性被淡化了，這需要排除。二是在公開的場合中公開的表現，這包括演講、表演，或者是在大庭廣眾中大聲發表意見，這也應當排除。第三種排除就是公共利益的排除，有一些事情是違反社會公德、違法犯罪的行為，行為人的權利應當減縮。也就是說，為了社會公共的利益，由於你自己的行為違法，那就對不起了。這也就是所謂「公序良俗」的排除。
2、公民的肖像權。
肖像權是公民所享有的以自己的肖像上所體現的利益為內容的具體人格權。9《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稱《民法通則》）第五章第四節第100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但是這項規定並不意味著他人在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任何情況下均可發無條件地擅自使用公民的肖像而不被視為侵權。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又超出合理使用范圍之外的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的行為仍然構成侵權行為，應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肖像權法律保護的內容，是肖像所體現的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作為一項具體的人格權，肖像權與其他人格權不同，表現為對精神利益即價值的保護，肖像人享有維護其自身形象完整的權利，有權禁止他人歪曲、毀損、玷污或非法使用其肖像。同時，由於肖像固定在物質載體上，與肖像在客觀上相分離，因而可以被使用並產生一定的財產利益，因此肖像權與其他人格權相比，具有明顯的物質利益內容，當然，這種物質利益是由精神利益所派生而來的利益。
肖像權是公民的專用權，對公民肖像權的使用應取得肖像權人的同意和授權，未經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不但侵害了肖像權人精神利益（人格尊嚴），也侵害了肖像權人可能就其肖像實現的財產利益，但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角度出發，公民的任何權利都不是絕對的。公民的肖像權亦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為了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權主體本人的利益，應當允許在一定范圍內未經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比如報刊、電視台在時事新聞報道中，發攝影、攝像等方式製作使用公民肖像；國家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為行政執法活動或訴訟活動製作使用公民肖像；刊登尋人啟事等為公民本人利益而使用其肖像等等。這種使用必須以有利於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和不損害肖像權主體本人利益為原則。
3、公民的名譽權。
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那麼什麼是名譽呢？《辭海》上解釋說：「名為命名，譽為美譽，有令名始獲美譽，因謂令名曰名譽。」《布萊克法律辭典》的解釋是：名譽是「關於一個人品格或其他特點的共同的或一般的評價（Commen or general estwmate of a person with respect to character or other qualities）。10自從名譽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以來，許多學者曾對名譽權的概念從法律上作出了多種解釋。但一般認都認為指「根據他的觀點、行為、作用、工作表現等所形成的關於他的品德、才幹及其他素質的社會評價，也就是對他的社會價值的一般認識。」11名譽權分為兩類，即公民的名譽權和法人的名譽權。所謂公民的名譽權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個人名譽不受侵害有權利，而法人的名譽權是指法人對其全部活動報產生的社會評價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這就是說名譽權乃是特定的人要求他人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並排斥他人貶低毀損自己的名譽的權利。新聞記者在進行采訪報道時尤其應當注意避免與名譽權產生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