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侵權案例

A. 校園侵權案件如何歸責

根據侵權責任法的規定，對於校園侵權的歸責原則有兩種，第一是無過專錯責任原則，指屬的是無行為能力人受到侵權，第二是過錯責任原則，指的是限制行為能力人收到侵權的情況。
第三十八條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的，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承擔責任，但能夠證明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不承擔責任。
第三十九條
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責任。
第四十條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以外的人員人身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管理職責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

B. 求一個有關於校園內侵犯隱私權的案例

1 同學未經允許私自翻看你的日記，並在班中大肆宣揚
2 通過教室內的攝像頭拍到你的景象，並且用來在全校范圍內宣傳

C. 如何預防校園暴力和性侵犯事件的發生

「12·20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女生被割喉事件」最近引發廣泛關注，據多方面消息顯示，2016年12月20日晚上，廣東省廣州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發生一起殺人事件，據傳一名女學生在跑步期間（一說是壓腿時）被一名男子作出攻擊，並遭後者割喉，不治身亡。目前，警方正在加緊調查中。

另一則新聞是「班主任組織飯局摸女生，8名女同學慘遭咸豬手」，畢業前夕，已婚有孩子的班主任突然組織聚餐，沒想到當晚參與聚餐的9名女生中有8人遭到不同程度的「咸豬手」襲擊，後有同學報警，目前警方及涉事高校回應，此事介入調查。

長期以來，隨著社會物質生活的富裕，部分人道德意識的下滑，校園暴力和性侵犯事件屢屢發生。也隨之受到政府、社會、學校的高度重視。

一、對學生進行必要的性知識教育和預防性侵害教育

未成年學生對來自教師的性侵害行為之所以較少進行反抗，除了其敬畏教師、自身力量弱小等原因之外，其關於性方面的知識較為貧乏，關於預防性侵害的知識和技能較為欠缺也是重要原因。

對學生進行適當的性知識教育和預防性侵害教育，早已列入國家的教育計劃和大綱。教育部於2007年3月發布的《中小學公共安全教育指導綱要》中要求，小學4-6年級要了解應對性侵害的一般方法，提高自我保護能力，初步了解青春期發育基礎知識，形成明確的性別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初中年級要學會應對性侵害等突發事件的基本技能，了解青春期常見問題的預防與處理，形成維護生殖健康的責任感，了解艾滋病的基本常識和預防措施，形成自我保護意識；高中年級要掌握預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識和措施，正確對待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學習健康的異性交往方式，學會用恰當的方法保護自己，預防性侵害，當遭到性騷擾時，要用法律保護自己。教育部於2008年12月發布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中規定，小學一二年級學生要知道「我從哪裡來」的有關知識；三四年級學生要了解身體主要器官的功能，學會保護自己；五六年級學生要知道青春期生長發育特點、男女少年在青春發育期的差異、女生月經初潮及意義、男生首次遺精及意義、青春期的個人衛生知識等；初中階段要學會識別容易發生性侵害的危險因素，保護自己不受性侵害；高中階段要了解婚前性行為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婚前性行為，了解艾滋病的預防知識和方法等。上述兩個《綱要》明確提出了各個年齡階段性教育的目標及內容，為中小學校進行性知識教育和預防性侵害教育提供了指導依據。

學校在對學生進行性教育的過程中，首先要著力讓未成年學生了解隱私權、身體自主權、性侵害的含義，讓學生明白身體是自己的，任何人不得隨意觸碰；自己的身體可以分為「可觸碰區域」和「不可觸碰區域」，對於「不可觸碰區域」，特別是隱私處，除父母為自己洗澡或醫生檢查身體等少數情形外，應當拒絕任何觸摸；對於讓自己感到不舒服、不自在的身體接觸，無論對方是誰，都可以拒絕讓其觸碰或靠近；如果別人摸了自己並授意甚至恐嚇自己要「保守秘密」，那麼千萬別害怕，一定要告訴父母、自己信賴的老師或其他成年人，否則事情只會變得更糟。其次，學校要讓未成年學生明白，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害不僅嚴重損害了他們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嚴重觸犯了法律，應當受到法律的嚴懲。再次，學校還應當向未成年學生傳授防範性侵害、實施自我保護的知識和技能，例如教育學生，陌生人或熟人都有可能是性侵害的加害人；外出、上學或回家的路上要結伴而行，不要在無人的地方停留；和異性獨處時不能關上房門，不要獨自去異性的宿舍；不要輕易接受陌生人或他人的飲料和食品；在他人慾對自己實施性侵害時要大聲呼叫，在保證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可以採取如下方式自衛：用手指戳刺對方眼睛，用膝蓋頂撞對方襠部（前兩者可同時進行），用肘部猛擊對方胸部，伺機快速逃跑；一旦不幸遭受性侵害，要及時告訴家長或老師，同時不要急於清洗身體，要注意保留相關證據，並按照有關部門的安排及時到醫院檢查、治療等。

二、嚴把教師的入口關，加強對教師的法制教育、師德教育 對學生而言，來自教師的侵害行為往往讓其防不勝防。當教師將犯罪的雙手伸向自己的學生之時，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鑒於教師職業的特殊性，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當建立嚴格的教師行業准入制度。富有愛心，遵紀守法，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健康的心理是從教者的必備條件，不具備者不得從事教師職業。對於因故意犯罪而受到刑事處罰的人，或者品行不良者，教育行政部分不得授予其教師資格，已經獲得教師資格的應當依法撤銷其教師資格。學校在招聘教師時，應當嚴把品德關、心理關，仔細審查應聘者的檔案，不得錄用因故意犯罪而受過刑事處罰的人、有精神病史的人或者品行不良者擔任教職工。必要時，學校應當委託專業機構對應聘者進行心理測試，對心理異常者要慎重錄用。對於因故意犯罪而受到刑事處罰或患有精神疾病的教職工，以及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教師，學校應依法予以解聘。

一些教師之所以走向犯罪，往往與其法制觀念淡薄有關。生活中，除非是自己遇到了法律糾紛，相當一部分教師不會主動去學習法律知識。因此，除了新任教師上崗前必須接受法制教育之外，學校還應當邀請法律專家定期對教師開展法制講座，引導教師學習《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刑法》、《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等與教師的職業、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通過法制教育，重點讓教師了解普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了解未成年人所享有的合法權益及所受到的專門保護，了解教師所享有的權利、所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從而

增強教師的法制觀念和模範守法的意識，提高其保護學生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在預防教師性犯罪問題上，要讓教師熟悉與性侵害相關的法律條款，了解相關罪名及違法者將要承擔的法律後果，讓教師認識到保護學生免受性侵害的重要性。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違法犯罪是思想腐化、道德敗壞的產物。教師是一個神聖的職業，從教者應當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現實中，一小部分教師經受不住一些負面東西的誘惑，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做出了違背師德的行為，甚至滑向犯罪的深淵。鑒於此，學校應當以《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為參照標准，強化師德建設，經常性地對教師開展師德教育，並建立相應的考評機制，確保教師的職業道德水準。

三、完善學校的管理制度，加強對教師在校行為的管理和監督

現實中，發生未成年學生遭受性侵害案件的學校，往往也是管理鬆散、相關制度不健全的學校。與企業員工在上班期間的行為受到所在單位較多的管束不同，教師在平時的上班時間內，除了上課必須嚴格遵守學校的課時規定之外，其他時間多由教師個體自主安排工作事項，個別責任心不強的教師在上班時間干著與教育教學活動無關的私活也並不罕見。從聘用關繫上看，上班期間應當是受聘者向用人單位提供勞動服務的時間，受聘者在這一期間不得從事與本職工作無關的事項，否則即構成了對聘用關系的違背。為保證上班時間的勞動效率，用人單位有權對受聘者的勞動

過程進行管理和監督，受聘者不得對此予以拒絕和排斥。對於學校而言，為了保證教育教學活動的效率，學校有權也應當對教師在上班期間的行為進行必要的管理和約束，以防止個別教師失職甚至「出軌」。

在預防校園性侵害事件的問題上，學校應當根據本校的實際情況，制定教師履行職務行為的守則，對教職員工在履職期間的言行進行必要的規范。比如規定，教師應盡力避免與學生發生身體接觸（體育課上教師進行個別輔導和保護除外），尤其是對異性學生更是如此；上課期間不得隨意讓學生離開課堂；對學生進行個別談話或輔導，只能在教室、會議室、辦公室等公共場所進行，且不得關閉房門；在沒有第三者在場的情況下，教師不得在教室、辦公室或其他相對封閉的地點單獨留下異性學生進行談話或輔導；放學後留學生應當事先徵得學生的家長的同意，並通知班主任或其他主管教師，等等。學校通過對教師的言行進行規范和管理，減少、消滅發生意外事件的時空條件，最大限度地保護學生的安全。此外，學校還可以通過定期向學生、學生的家長乃至社區開展問卷調查的方式，對教師的教育教學及師德情況進行評價，從各個方面強化對教師的監督和管理。

四、正確處理校園性侵害案件

如果不幸發生了未成年學生在校遭受性侵害的案件，學校應當予以高度重視，並本著對學生、對社會高度責任的態度，及時採取恰當的應對策略。

（一）保護現場，立即向上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公安機關報告案情

以往，個別學校發生了教師性侵害學生事件之後，出於各種考慮（如怕影響學校名譽、影響學校參評先進等），學校領導往往不情願、不積極立即上報案情，而是極力瞞報、緩報，或者消極等待、聽之任之，認為是否報案應由受害學生的家長自行決定，與學校無關。個別學校領導甚至越俎代庖，力促受害學生的家長與施暴教師進行「私了」，意圖將案件「內部消化」。 這樣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須知，對未成年學生進行性侵犯已構成違法犯罪，應當由司法機關進行追訴，追究違法犯罪者的法律責任。學校的瞞報、緩報之舉，是對施暴者的袒護和縱容，更是對受害者的冷漠和傷害，是嚴重不負責任的違法行為。不僅如此，這樣的做法還有可能讓施暴者在違法犯罪的泥塘中越陷越深，從而讓受害學生遭到更大的傷害或導致其他學生受到新的傷害。在對待、處理校園性侵害案件問題上，學校應當拋棄一切私心雜念，把法律的尊嚴、學生的安全放在首要位臵。有鑒於此，《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關於遼寧等地相繼發生教師強奸、猥褻學生事件情況通報》中明確指出，學校發生危害學生的性犯罪案件時，要立即向上級和公安部門報告，積極協助公安、司法部門盡快偵破案件，懲辦罪犯；對推卸責任、延緩上報的要追究學校領導的行政責任，對包庇罪犯、隱瞞不報的要堅決依法追究有關領導及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

（二）保護和幫助受害學生

在上報案件的同時，學校還應當做好對受害學生的保護工作。鑒於性侵害案件的敏感性，學校知情人員應當特別注意保護受害學生的隱私，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受害者的姓名及相關案情信息，防止其受到多重傷害。此外，由於性侵害案件對受害學生的影響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學校還應當通過適當的方式，在維護孩子的隱私與尊嚴、顧及孩子感受的基礎上，在心理上、學業上給與其更多的關懷和支持，鼓勵、幫助其盡快走出陰影，恢復正常生活。

相關規定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姦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強奸婦女、姦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強奸婦女、姦淫幼女情節惡劣的；（二）強奸婦女、姦淫幼女多人的；（三）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的；（四）二人以上輪奸的；（五）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婦女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褻兒童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禁止拐賣、綁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害。」

●《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第一款：「學校教職工應當符合相應任職資格和條件要求。學校不得聘用因故意犯罪而受到刑事處罰的人，或者有精神病史的人擔任教職工。」

●《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關於遼寧等地相繼發生教師強奸、猥褻學生事件情況通報》：

一、堅決依法打擊教師隊伍中的性犯罪分子，嚴懲不貸。

二、對事件相關責任人要嚴肅處理，決不姑息。學校對學生負有保護責任。校長是學校的第一責任人，負領導責任。學校管理鬆懈，發生教師性犯罪事件的，要堅決依法追究校長、教育行政部門領導和相關管理人員的責任，嚴重的要撤銷行政職務和開除公職。學校發生危害學生的性犯罪案件時，要立即向上級和公安部門報告，積極協助公安、司法部門盡快偵破案件，懲辦罪犯。對推卸責任、延緩上報的要追究學校領導的行政責任，對包庇罪犯、隱瞞不報的要堅決依法追究有關領導及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對於違反教師資格制度，造成被錄用的不具備教師資格的人對學生進行性犯罪的，要從嚴從重查處徇私舞弊的相關責任人。學校每個教職工對學生人身安全都負有保護責任。對教師性犯罪知情不報的教師，喪失了作為教師的基本職業道德，要開除出教師隊伍，永不錄用

D. 列舉校園生活中侵犯人格尊嚴的案例

不管是重刑來犯還是輕刑自犯都是罪犯，不過重刑犯管理和警戒相對較嚴格，根據我國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監獄法相應規定對罪犯進行改造包括管理和教育、警戒等刑事執行事務。罪犯當然有人格尊嚴啦，不過也不能吹毛求疵，動不動就拿人格來對抗改造。有些罪犯的權利或者說是權益是隨著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受到局限，例如罪犯要結婚的權益，由於限制了人身自由所以在現實中很難得到保證，如果是哪個羈押場所說是要保證犯人的結婚權利（權益）讓囚犯結婚也就是作秀，嘩眾取寵，吸人眼球的小把戲而已。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七條 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財產和辯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利不受侵犯。

E. 急需徵集有關大學生犯罪案例的報道

近年來,校園刑事案件頻發且有蔓延之勢,已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據有關資料統計,2005年我國公安機關共破獲校園刑事案件近8000起。某省近五年內共發生校園刑事案件6000餘起。校園刑事案件的發生,不僅擾亂了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秩序,嚴重侵犯了師生的人身、財產權益,而且已成為構建和諧校園的不穩定因素之一,對建設和諧社會以及國家的長治久安產生不利影響。為此,本文擬就我國校園刑事案件的現狀及其主要類型,從刑法學的角度對校園刑事案件的法律關系進行分析,並結合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及司法實踐,對校園刑事案件中的法律救濟問題提出幾點粗淺的建議。
一、校園刑事案件的主要類型
校園,通常是指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學設施、生活設施的空間范圍。本文研究的校園刑事案件是指發生在校園內,犯罪人(犯罪主體) 和被害人均為在校學生、教師或其他教育法律關系主體的刑事犯罪案件。校園刑事案件具有其特殊性:一是主體的特定性。犯罪主體是實施了犯罪行為,依法承擔刑事責任的教育法律關系主體。被害人是依法受到保護而為犯罪行為侵害的教育法律關系主體。二是發案處所的特定性。犯罪主體實施犯罪行為的地點必須是在校園內。三是發案時間的特定性。校園刑事案件必須發生在學生、教師等教育法律關系主體在學校學習、生活、工作等教育活動過程中。
鑒於校園刑事案件的特殊性,筆者以犯罪主體作為分類標准將校園刑事案件分為以下類型:
(一) 學生犯罪。即犯罪主體為學生的刑事案件。根據具體犯罪對象的不同,學生犯罪又可以劃分為學生對學生的犯罪、學生對教師的犯罪以及學生對學校的犯罪。其中,學生對學生的犯罪,即行為人與被害人均為學生的刑事案件。例如發生在2001 年11 月山西省襄汾縣古城中學群毆,造成20 餘人受傷案;2004 年2 月的雲南大學學生馬加爵持刀殺死4 名同學案;2005 年5 月的江西醫學院學生薛榮華持刀在一小時內連刺7 人,造成2 人死亡、5 人重傷刑事案件等。學生對教師的犯罪,即行為人為學生,而被害人為教師的刑事案件。例如2001 年7 月鄭州某校的一名學生因一門功課考核不合格,將兩瓶硫酸潑向校長等人,造成3 人被嚴重燒傷案;2004 年9 月吉林市某中學學生李某因受到老師的批評而心懷不滿,將在校批改作業的該名教師砍成重傷案。學生對學校犯罪的刑事案件,即行為人為學生,而被害人為學校的刑事案件。例如2005 年6 月吉林省長春市某高校學生陳某、李某等人盜竊學校電腦案。
(二) 教師犯罪。即教師作為行為人對學生實施犯罪的刑事案件。例如2001 年3 月,湖南省某中學教師唐某在上體育課時,將違反課堂紀律的一名學生失手打成重傷案; 2002 年至2003 年期間,北京市某小學體育老師翟某以「實驗」為名姦淫三名9 歲的女學生案;2005 年6 月,遼寧省某中學教師汪某侮辱學生致其死亡案。
(三) 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直接責任人員犯罪。例如2002 年11 月,內蒙古某中學校長樊某決定每晚6 點到7 點再補一節課,補課前一名教師向樊某提出教學樓照明燈已壞,但樊某沒有給予重視,結果11 月2 日放學後,學生著急回家,由於沒有照明燈,近百名學生在樓梯處發生嚴重擁擠,致使21 名學生死亡、47 名學生受傷案; 2002年7 月,北京某民辦學校校長李明亮未在學生宿舍內安裝安全設施,最終導致該校四名女學生煤氣中毒,其中一名死亡案。
如果按照我國現行刑法分則的分類標准,即以犯罪同類客體作為劃分類罪的主要標准,根據筆者掌握的某省近五年校園刑事案件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出,校園刑事案件的類型主要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和侵犯財產罪三種。其中,侵犯財產罪居首位,並以盜竊、搶劫、詐騙為主。殺人、傷害、強奸、綁架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的主要類型。
二、校園刑事案件法律關系探析
法律關系是由法律規范所調整的有關主體之間的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刑事法律關系作為法律關系一種類型,是由刑法規范所調整的國家與犯罪人之間的關系。校園刑事案件法律關系的性質屬於刑事法律關系范疇。但是,由於該類刑事案件的特殊性而使其法律關系又具有教育法律關系的特徵。為此,筆者將校園刑事案件的法律關系定位為教育刑事法律關系。
(一) 教育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
如前所述,刑事法律關系是國家與犯罪人之間的關系。這表明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一方是國家,另一方是犯罪人。依此作法律推定,教育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就是國家和實施了犯罪行為、依法承擔刑事責任的教育法律關系主體,具體包括以下三種:
1. 學生。學生通常是指在各級各類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中登記注冊並有教育檔案或個人檔案材料的人,包括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等[1 ] 。學生是一種身份,它表明該公民是學校教育活動的相對人,只有在學校里才具有學生的身份,與學校具有教育法律關系。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第17 條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已滿16 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14 周歲不滿16 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而對於其他一般性犯罪則不追究其刑事責任。這表明年滿14 周歲不滿16 周歲的學生,僅對法律規定的特定八種犯罪承擔刑事責任。18 周歲以上的學生,對法律規定的任何犯罪均承擔刑事責任。可見,能夠成為教育刑事法律關系主體的只能是已滿14 周歲或16 周歲以上的學生。
2. 教師。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的規定,教師是在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內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包括各級各類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教師、民辦教師。教師是直接對學生實施教育、教學活動的專職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在保障教師的基本權利的同時,明確地規定了教師應當承擔的義務。特別強調教師應當關心愛護全體學生,尊重學生人格,促進學生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制止有害於學生的行為或者其他侵犯學生合法權益的行為,批評和抵制有害於學生健康成長的現象;對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教師,學校或教育機構應當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 對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校舍或者教育教學設施的安全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員。我國《教育法》規定,設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必須具備符合規定標準的教學場所及設施、設備等。「明知校舍或教育教學設施有危險,而不採取措施,造成人員傷亡或者重大財產損失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現行刑法第138 條規定的教育設施重大責任事故罪的犯罪主體即為對校舍、教育教學設施的安全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員,具體包括:政府中分管教育的領導和工作人員;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員;對校舍或者教育教學設施的安全負有具體管理責任的人員,如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教職員工,主要是對校舍或者教育教學設施負有檢查、維修、更新等義務的人員以及對校舍或者教育教學設施的安全負有採取措施或者及時報告義務的人員;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即一些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及其他社會組織的主管責任人員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及一些村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員等[2 ] 。
(二) 教育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
刑法規范是規定犯罪與刑事責任的法律規范。刑事法律關系是刑法規范所調整的國家與犯罪人之間的一種關系。國家在刑事法律關系中是通過行使刑罰權認定犯罪,進而量定犯罪人的刑事責任。犯罪人則因其所實施的犯罪行為而承擔刑事責任,接受犯罪評價,承受刑罰處罰。這樣,在國家與犯罪人之間就形成了以刑罰權和刑事責任為內容的刑事法律關系。其中,「刑罰權是國家統治權的組成部分,它是一種國家權,是對犯罪人實行的一種國家強制力;不管犯罪人是否同意,都要接受這種強制。」[3 ]刑罰權作為刑事實體上的一項重要權力,主體是國家,承受者是犯罪人。然而,國家行使刑罰權要受到制約,這里的「制約」是指國家行使刑罰權要以法律規定為限,實質上就是國家依法行使刑罰權。刑事責任是一種法律責任。由於犯罪是一種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因此,犯罪人所承擔的刑事責任是最嚴厲的法律責任。犯罪人承擔刑事責任是有限度的,這里的「限度」就是要以法律規定為限,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和程度內承擔刑事責任。因此,「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是國家受制約地行使刑罰權與犯罪人有限度地承擔刑事責任。」[4 ]
基於上述原理,教育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就是國家根據我國現行刑法和教育法規范的規定,對實施犯罪行為的學生、教師等犯罪人認定犯罪、裁量刑罰。作為犯罪人的學生、教師等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和程度內對國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以馬加爵案為例,我國教育法規定,學生有遵守法律、法規的義務。刑法第232 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雲南大學學生馬加爵因其持刀在校園內殺死4 名同學的法律事實,使其與國家之間形成了教育刑事法律關系。根據法律規定,國家有權認定馬加爵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對其處以相應的刑罰。馬加爵作為犯罪人,依法對國家承擔被判處死刑的刑事責任。
(三) 教育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
我國法理學通說認為,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權利和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包括物、非物質財富和行為。客觀地說,這種對法律關系客體的界定主要是民事法律關系的角度,一旦超出民法領域進入刑法范疇,就顯示出該理論的局限性。[ 4 ]要搞清楚教育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我們首先應釐清這樣幾個概念:犯罪行為的客體、刑罰裁量的客體和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
犯罪行為的客體,在我國刑法理論中稱為犯罪對象,是指犯罪行為直接作用或影響的作為社會關系主體和物質表現的具體的人和物。例如殺人罪、傷害罪、強奸罪中的被害人,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中的現金、物品等。刑罰裁量的客體是人民法院在量刑過程中適用刑罰所指向的對象,即犯罪行為和由此承擔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人。關於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目前學界眾說紛紜,其中代表性觀點有「刑罰說」,即認為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刑罰;「權利、義務說」,該學說認為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是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犯罪與刑事責任說」,認為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是犯罪構成與刑事責任;「載體說」[ 4 ] ,認為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是犯罪人部分利益之載體。筆者贊同「載體說」。即「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是國家行使受制約的刑罰權與犯罪人承擔有限度的刑事責任所指向的對象———犯罪人部分利益的載體。」其中,「利益的載體」是指犯罪人利益所附著的有形或無形物。所謂「部分」就是具體的犯罪事件中,與犯罪人的具體犯罪情形相適應的,由國家行使受制約的刑罰權而使犯罪人承擔有限的刑事責任所針對的部分。
根據「載體說」的觀點,結合教育刑事法律關系的特殊性,我們認為,教育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就是校園刑事案件中作為犯罪人的學生、教師等的生命、自由、財產和資格。其中,生命是指法學意義上的自然人的生命。自由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進行行動和思維,不受約束、控制和妨礙的狀態。而財產則是指公民合法所有並且沒有用於犯罪的財物。資格是公民從事某種活動所應具備的條件或身份。
三、完善校園刑事案件的法律救濟制度
通過上述對校園刑事案件法律關系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刑事法律關系最主要的特徵是主體雙方地位的不平等性。一方是「強大的國家」,而另一方則是「孤立的犯罪人」。因此,本文論及的校園刑事案件中的法律救濟主要是針對犯罪人與被害人的權利救濟問題。筆者認為,有必要完善以下方面的法律救濟制度。
(一) 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精神損害是一種非財產損害,主要表現為對人格尊嚴的貶低,使威信下降,產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以及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的損害。[3 ]隨著精神權利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獲得精神損害的慰撫金賠償應該是最好的法律救濟。從世界各國的立法來看,多數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法都規定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范圍包括因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的、肉體的及精神損失在內的全部損失賠償。例如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民事訴訟可包括作為起訴對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質的、肉體的以及精神的全部損失。」[ 5 ]義大利也規定,犯罪行為的受害人有權就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可賠償性損失(包括財產和非財產損失) 提出賠償請求[6 ] 。然而,在我國刑事案件精神損害賠償仍然是法律的「禁區」。在校園刑事案件中,例如教師強奸學生、教師因體罰學生致人死亡等案件,雖然被告人受到了相應的刑事處罰,但對於學生受害人來說,其受到的精神傷害卻永遠無法撫平。因為這種精神損害程度往往大於民事侵權的損害。而另有一些校園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為了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僅提出單純的民事訴訟,從而放縱了罪犯。因此,建立校園刑事案件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迫在眉睫。
建立校園刑事案件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應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兩方面內容。在實體法方面,應明確界定校園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的內涵、范圍、原則和賠償標准。如果被害人確實不能從被告人那裡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可以考慮建立國家補償制度,以彌補被告人賠償能力的不足,保證被害人能得到相應的救濟。在程序法方面,可以確定這樣一種制度即校園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可以在附帶民事訴訟與單獨提起民事訴訟二者之中進行選擇,既可以選擇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也可以選擇單獨提起民事訴訟。
(二) 擴大非監禁刑的司法適用
非監禁刑是指不在監獄等禁閉場所執行,不剝奪被執行人的人身自由,懲罰程度較輕的刑罰種類的總稱,包括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管制、罰金、沒收財產等五種刑罰。非監禁刑是相對於監禁刑(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 而言的。非監禁刑因其體現刑罰的人道性與謙抑性,並且符合刑罰的經濟性需要而為大多數西方現代法治國家所採用。《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中規定:「應使主管當局可以採用各種各樣的處置措施,使其具有靈活性,從而最大限度的避免監禁。」然而,我國的非監禁刑適用卻長期處於低效運行狀態。考慮到校園刑事案件的特殊性,筆者建議,擴大非監禁刑在校園刑事案件中的司法適用。對於教師和成年學生犯罪主體,如果罪行較輕,主觀惡性不大,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經教育改造後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適用非監禁刑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規定,對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責任,實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堅持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和「教育與保護優先」原則,對於未成年學生犯罪符合上述情況的,應當適用非監禁刑罰。
(三) 適用辯訴交易制度解決未成年學生犯罪案件
辯訴交易是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在法院開庭前,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進行協商,檢察官通過降低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減輕量刑的建議來換取有罪答辯的一種活動[7 ] 。辯訴交易在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國家應用非常廣泛。目前,我國還沒有關於辯訴交易的法律依據,檢察機關在辦案時還不能適用「辯訴交易」。
筆者認為,適用辯訴交易制度解決校園未成年學生犯罪案件是一種比較好的方法。這不僅是順應國際形勢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履行《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北京規則) 、《東京規則》等國際條約的需要。由於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發育尚未完全成熟,知識閱歷有限,多數未成年學生犯罪偶發性大,主觀惡性小,缺乏是非判斷能力。因此,適用辯訴交易制度處理這類案件,可以使未成年人犯罪主體認識錯誤,吸取教訓,既可以達到預防其犯罪的目的,又能使破壞的社會關系迅速恢復。同時,縮短了訴訟時間,避免了未成年人人格發展的心理障礙。適用辯訴交易制度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比法庭審判方式更具有人性化,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可以減輕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負擔及恐懼感,能夠自覺地在諒解的氛圍中檢討自己的行為,接受教育改造。校園未成年學生犯罪案件適用辯訴交易制度的范圍,可以考慮未成年學生本身的成熟程度,結合我國現行刑法關於刑事責任年齡和刑事責任能力的相關規定,對已滿14 周歲未滿16 周歲這一年齡段的未成年學生初犯、偶犯、過失犯罪的刑事案件均可適用辯訴交易制度,而對於累犯、再犯的刑事案件則不適用辯訴交易制度。對已滿16 周歲不滿18周歲的學生犯罪案件,如果犯罪手段殘忍、主觀惡性大、社會危害性嚴重的,則不適用辯訴交易制度,除此之外的其他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的案件可以通過辯訴交易予以解決。辯訴交易制度的適用必須建立在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願選擇的前提下,同時還必須建立檢察控制制度,以保護被害人的利益[8 ] 。
此外,司法機關在辦理校園刑事案件的過程中,應當充分保障教師和學生行使訴訟權利,並根據校園刑事案件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制教育。對於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教師或學生,在人民法院的判決生效以前,不得取消其教師資格或學籍。依法被免予刑事處罰、判處非監禁刑罰、判處刑罰宣告緩刑、假釋或者刑罰執行完畢的學生或教師,在復學、升學、就業等方面與其他學生或教師享有同等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

F. 校園侵權案件可否由保險公司直接承擔責任

您的問題回復如下：

學校有可能投保公眾責任險或者校園責任險，這樣侵權責任就可以轉嫁給保險公司承擔。
另外，如果學校為學生統一投保意外險，一般醫療費部分保險公司是可以賠償的。

希望以上內容對您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