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性賠償制度在侵權法中的基礎及其適用

㈠ 專利法第4次修改的幾點意見

一、關於《專利法》第四次修改的必要性以及修改進程。

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司長宋建華介紹了《專利法》修改的基本情況。中國的專利制度在1984年建立，1985年生效實施，目前已經進行三次的全面修改。專利制度實施30多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中國加強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在取得成績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在專利保護領域出現了新的矛盾和新的問題，主要集中表現在專利的保護和運用，以及創新主體能力、政府服務能力建設等方面。尤其創新主體面臨一些困難，保護周期長、取證難、賠償低、效果差，影響了企業創新的積極性，有必要從法律的層面上進一步的規范。

為了落實中央和國務院近年來對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結合形勢的需要和黨中央、國務院文件精神的要求，解決創新主體現在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有必要對這專利法做進一步完善。2015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將專利法第四次全面修改草案的建議稿上報了國務院，現在國務院法制辦也正在就上報的送審稿開展意見徵集和審議的工作。國家知識產權局全力配合國務院法制辦開展相關的工作。

二、關於群體侵權和重復侵權行為的行政處罰

專利管理司副司長趙梅生表示，對某個專利權人在一個時間段內同時的侵權，對專利權人創新的積極性打擊非常大。重復侵權指的是某一個專利權人的專利權在一定時間段內、在一定的區域內被同一個主體侵過一次權，而且被司法機關認定被侵權後，又重復侵權，又被發現。這兩種侵權行為，在侵犯權利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又嚴重的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而且傷害了社會公眾利益。有必要加大政府監管力度，對重復侵權和群體侵權行為給予一定的行政處罰，這樣才能有效維護專利制度的運行秩序，給專利權人和創新者以信心。

三、關於互聯網專利保護，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

專利管理司副司長趙梅生表示，隨著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近幾年來電子商務的侵權行為也越來越多。盡管《侵權責任法》第36條對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包括侵犯知識產權相應的責任有了原則的規定，但是具體到專利侵權方面還不夠具體和細致。專利法目前在這方面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所以有必要在修改時做相應具體的規定，對電子商務平台，在接到權利人或者利害相關方的「通知」後，如果不採取必要措施，明確界定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明確電子商務平台、權利人和電子商務平台上的經營者的權利、義務關系，促進電子商務更加快速健康的發展，有效抑制網路上的侵權行為。

四、關於專利行政部門對專利侵權糾紛案件的調查取證手段

專利管理司副司長趙梅生表示，專利權作為無形財產權，侵權證據的收集非常難，具有高度的隱蔽性，相關的侵權證據往往在侵權人手裡。侵權行為是一種違法行為，政府機關應該發揮事中事後監管的職責，根據權利人的請求，主動收集證據，收集證據時保證公正、中立，客觀全面的原則。目前這方面的規定還不夠完善，調查取證手段缺失。希望此次《專利法》修改能把政府機關調查取證的手段細化，有利於提高專利權保護的力度、保護的公正性，也是立法修法的必要性。

五、關於局部外觀設計保護和申請文件的保護范圍

外觀設計審查部部長林笑躍表示，局部外觀設計保護是送審稿對加強外觀設計保護重要的修改。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外觀設計在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企業轉型升級中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一個產品的顛覆性的設計、全新的設計的情況相對較少，大部分的設計創新都是在現有產品的基礎上做局部的改動。但是，現行法中對整體的保護是「整體觀察、綜合判斷」的原則，即設計要全面的去比對才能看出它是否有可專利性。這種情況就弱化了對局部的保護，所以這次修改對局部有特點的部分給予更重要的保護，對設計人員來說權利保護增強了，這方面的修改非常重要。

對申請文件的要求和保護的范圍，會在以後的《專利法》實施細則和專利審查指南當中做進一步的細化。比如申請的時候可以通過虛線和實線的結合，來區分整體產品和局部設計，通過色塊區分或者通過明暗度等這樣的手段來提交申請。另外，在保護范圍上，要考慮到這個局部設計在整體產品類別上屬於哪個類別。再有就要考慮局部設計佔比例的大小、位置的關系等各種因素綜合考慮保護范圍。

六、關於外觀設計專利保護期限從十年延長到十五年

外觀設計審查部部長林笑躍表示，一方面，對比從國際上幾個大的有外觀設計專利的國家和地區，我國目前外觀設計的保護期限相對是最短的，其他國家有十五年、二十五年；另一方面，一些高水平的設計產品周期相對更長；另外一些經典設計有這樣的需求，想獲得更長時間的保護，讓公眾對他的產品形象有更長遠的認知，這對品牌、對形象、對他設計的DNA的延續都非常有作用，所以針對於社會公眾這方面的需求，調整了保護期限。我們國家也在積極考慮加入海牙協定，海牙協定是促進企業向外申請的非常好的渠道，海牙協定規定對外觀設計最低的保護年限是15年，調整保護期限也是為了適應海牙協定的需要。

七、關於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

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司長宋建華表示，目前我國專利侵權成本很低，而專利權人維權的成本很高，導致現實中有些企業專利權人在維權過程中贏了官司輸了市場。作為無形財產的專利權，在前期的投入和後期的維護過程中都需要很大的成本。本次修法提出懲罰性賠償，對故意侵犯專利權的行為，在賠償時不僅僅是要求他給予權利人補償性、填平性的賠償，而是對侵權行為予以警示的、懲戒性、懲罰性的賠償，對於賠償的數額，建議法院可以對這樣的故意侵權行為進行1—3倍的處罰。這樣就加大了懲罰的力度，同時也是對權利人維權成本的一個極大的補充。懲罰性賠償制度目前在《商標法》里已經有所體現，在其他的知識產權立法里也正在考慮。

八、關於專利權評價報告

外觀設計審查部部長林笑躍表示，在現行法規定只有專利權人和利害關系人可以提出評價報告的請求，目前由國家知識產權局出具評價報告。這次修改增加了專利權評價報告提出的主體，除了專利權人以外，被訴的侵權方也可以主動提出出具評價報告的申請。在侵權訴訟當中，如果申請人覺得這個評價報告對他不利，可能就不主動提出評價報告，對法院及時的裁決或者准確的裁決會有一定的影響；如果被訴侵權人主動提出評價報告的請求，對法院能夠及時作出准確的判決非常有利。

專利權評價報告的作用，在訴訟侵權當中會用得到。另外，此次修改新增了當然許可制度，聲明當然許可的時候就要提供專利權評價報告。專利權評價報告不僅局限在外觀設計，作為初審制度的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兩種專利都可以提出評價報告這種請求。

九、關於專利當然許可制度

專利管理司副司長趙梅生表示，專利當然許可制度通俗地講，是一種專利開放許可制度。專利權授權後，權利人可以要求國家知識產權局把專利權放在公告欄上，通過網路或者紙電的方式，向全社會公開。全社會的任何人在專利開放許可期限內都有資格來獲得許可，向權利人繳納許可使用費。

大多數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都有當然許可制度，在英國當然許可占所有專利許可的比例近年來已經高達40%；目前除中國外，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羅斯都有當然許可制度；其他發展中國家，比如馬來西亞、泰國也都有當然許可制度。當然許可制度是促進專利實施的比較普遍、開放的、普惠的方式。如果中國在本次修法中能引入當然許可制度，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能加快國內專利的實施和運用，對知識產權強國戰略的實施，對專利制度的有效運行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司長宋建華表示，專利制度實施30多年來，近幾年中國專利的申請量和授權量都快速增長，企業創新的熱情和能力處在快速爆發過程中。很多專利技術，由於專利權信息傳播的不對稱性，尤其是一些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申請的有價值的專利技術處在沉睡的狀態。為了使專利權人能夠便利地把自己的技術信息傳達出去，同時讓需求方快速找到該技術，通過法律手段，從政府服務的角度建立平台，增加了技術轉讓雙方的便利性。

十、關於標准必要專利默示許可制度

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司長宋建華表示，標准和專利的問題實際上是在兩個法律制度領域的連接點。一方面要充分保護專利權人在技術創新方面作出的貢獻，但同時也要考慮到作為標准實施方在製造產品時，妥善解決其與專利權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以及專利權人在這方面所要履行的義務。

實踐中，有一些標準的方案裡面涵蓋了某些專利技術，而專利權人在制定標准過程涉及到專利技術，要求參與標准制定的專利權人披露自己專利的信息，而且要作出公平、合理、無歧視的發放許可的承諾。但是在實踐中有一些個別的現象，專利權人在參與標准制定的時候並沒有充分披露他的專利信息，可能導致後來標準的實施者專利侵權，這就需要專利權人本身要承擔公開和披露的義務。

這次《專利法》修改提出針對在標准制定過程中，如果專利權人沒有誠實的披露設計的專利信息，其行為就有瑕疵，會因為自身不誠信導致上述後果。對此，專利權人一方面要行使權利，同時要履行公開的義務。如果沒有誠實披露，視為默示許可的標准實施者實施這項專利，但是這項專利不是免費實施的，其他的企業和廠家還是要向專利權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費。

我國目前僅在《標准化法》的部門規章或者規范性文件要求專利權人在制定標准過程中要披露信息，但是如果不披露，其法律責任並沒有相應明確規定。而《標准化法》和《專利法》之間的銜接就是通過標准必要專利權人披露信息，對專利權人不披露在《專利法》上應當承擔何種法律後果作出了相應的規定。

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司長宋建華表示，專利權人在行使權利和參與標准制定的過程中，要遵守誠實信用的原則。國家的標准化制定的法律法規跟《專利法》之間制度方面妥善銜接，有待進一步完善相關的規定。

十一、關於專利代理機構的設立和專利代理師資格的行政審批

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司長宋建華表示，專利代理人在專利制度實施中的重要一環，專利代理人對於專利申請、企業的創新，對專利文獻、技術、信息的利用，以及專利授權後的專利維權、保護，轉讓、實施、運用，專利代理人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專業的作用。專利代理人提供專業技術性非常強的法律服務，其資質涉及到重要的公民的財產性的權益的法律保護問題，需要獲得相應的行政許可，以保證創新主體的權益得到有效的保護。

這次《專利法》修改對代理制度的一些重要的規定，比如從事專利代理業務，要經過行政許可。對於沒有經過行政許可的行為要進行相應的處罰。實踐中，有一些人員或機構沒有獲得專利代理的行政許可，卻以欺騙公眾的方式招攬專利代理業務，嚴重影響了整個市場秩序，直接傷害了創新主體的權益。

㈡ 民事方面涉及懲罰性賠償的問題，涉及侵權責任法，食品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什麼時候兩倍賠償，什麼

我是從事相關工作的，具體操作中，2倍賠償和10倍賠償的選擇還是根據當事人的協商，受害方要求過高，不能超過貨物10倍價值，有上限·沒下限！因為受害方是掌握主動權的，他可以要求10倍以內的賠償。

㈢ 侵權責任法有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

民法上的賠償以填補損害為原則，使受害人恢復到損害發生之前的狀回態，因此，對於答超出損害部分的請求數額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對於某些情形，法律規定了加重的懲罰性賠償，對侵權人進行懲罰。在《侵權責任法》引入懲罰性賠償前，我國懲罰性賠償主要存在於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食品安全領域、商品房買賣領域。《侵權責任法》第47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故，對於存在缺陷的產品，被侵權人有權向明知該缺陷並生產、銷售的侵權人主張懲罰性賠償，對於懲罰性賠償的計算標准，《侵權責任法》並未規定，實踐中由法官根據具體案情確定賠償數額。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㈣ 我國最新的侵權責任法和以前的侵權責任法中關於產品責任法的區別以及對承擔責任的影響

一、明確「產品責任」的性質為侵權責任

產品責任是指因產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我國民法學者一般認為產品責任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責任，而不是一種違反合同的責任。《侵權責任法》首先規定了生產者的侵權責任，該法第四十一條明確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同時，該法也規定了銷售者的侵權責任，該法第四十二條明確規定：「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銷售者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生產者也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供貨者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的上述規定比《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的「賠償責任」更為明確。「侵權責任」與「違反合同的責任」不同，它不以加害人與受害人之間存在合同關系為前提，而是基於產品缺陷造成他人損害這一事實而產生的，它是對法定義務的直接違反而產生的法律責任。因此，無論是與缺陷產品的生產者或銷售者有直接合同關系的消費者、用戶，還是其他第三人，因使用缺陷產品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受害人均可要求賠償。從舉證責任上講，只需要證明產品的缺陷、損害、使用有缺陷的產品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

二、未規定排除適用「產品責任」的情形

《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了生產者三種排除產品責任的情形，即生產者能夠證明未將產品投入流通的；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將產品投入流通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的存在等情形不承擔賠償責任。然而《侵權責任法》對這三種排除情形未作規定，從立法進程來看，最終頒布的法律成文刪除了徵求意見稿中提出的「依據法律，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內容。也就是說，從《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精神來看，只要產品缺陷確實造成了他人損害，生產者都不能免責。從法律適用的原則來說，同一層級的法律規定，「新法」優先於「舊法」。因此，從這一條款來講，無論是否投入流通，生產者必須承擔產品缺陷引起的侵權責任，加大了企業的責任，促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的意識。為了平衡受害人與生產者、銷售者的責任，《侵權責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產品投入流通後發現存在缺陷的，生產者、銷售者應當及時採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未及時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補救措施不力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據此，產品投入流通後發現存在缺陷，生產者、銷售者及時採取警示、召回等有力補救措施的，可以不承擔侵權責任。這一條款也是「缺陷產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依據。相比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關於經營者發現嚴重缺陷採取措施，向有關行政部門報告，告知消費者，《侵權責任法》的規定為消費者提供了更高層次的保護，更加符合產品質量狀況「符合性標准」達標、「可靠性標准」不符合的新形勢，鼓勵企業在發現產品存在缺陷時採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

三、第三者過錯造成產品缺陷可追償

雖然《侵權責任法》沒有直接規定運輸者、倉儲者等第三人的產品責任，但是該法明確規定了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對第三人責任的追償。《侵權責任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因運輸者、倉儲者等第三人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這一新的規定明確了造成產品缺陷第三人的過錯責任，保護了生產者、銷售者的合法權益，也是對「產品缺陷由生產者造成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等規定的發展，體現了民事責任歸責的新要求，符合當今產品生產製造分工日益復雜多樣的實際情況。

四、「產品缺陷危險」可以預先介入

「產品缺陷危險」是指產品缺陷可能產生危害人身、財產安全的後果，但尚未發生損害後果的情形。《產品質量法》僅對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規定了救濟措施。《侵權責任法》除了對已造成損害的情形進行調整，還對產品缺陷危險規定了承擔責任的形式。按照《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因產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生產者、銷售者承擔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通過及時排除、消除缺陷產品損害的危險，防範於未然，能夠最大限度保護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

五、懲罰性賠償適用於「產品責任」

懲罰性賠償，是由法院所做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懲罰性賠償是嚴厲性程度最高的一種民事責任形式。懲罰性賠償是在承擔補償性民事責任基礎上承擔的增加賠償責任，其用意在於涉及責任人的精神痛苦，即國家通過強制性手段對責任人財產施加損失以達到懲罰的功效。《侵權責任法》新規定了「產品責任」的懲罰性賠償，在對消費者給予補償性賠償之外，還對責任人處以懲罰性賠償。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一規定，一方面提高了受害人獲取賠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通過樣板作用，懲罰過去的行為遏制未來類似的行為。這無疑對一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經營者產生巨大威懾作用，使他們不敢肆意妄為。相比較之前我國僅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有關於因欺詐產生退一賠一的懲罰性賠償規定，《侵權責任法》的新規定作為立法的亮點，引發生產經營者、消費者的很大關注。從操作性上看，還需要進一步明確懲罰性賠償的「倍數」，關於「缺陷」的界定還要更謹慎，如何證明生產者或銷售者「明知」，值得思考。

六、「產品責任」作為侵權責任應當優先

《侵權責任法》在第一章「一般規定」中確立了「侵權責任優先」的原則，即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和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侵權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擔侵權責任。在法律實踐中，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產品質量違法行為可能同時產生兩種以上的法律責任，而有時數種法律責任又不能相互取代，當這些法律責任都要以財產支付為內容時，可能出現違法者財產不足以同時承擔全部財產責任的情況，這時應當優先承擔產品責任。這是對《產品質量法》規定的延續和發展。《食品安全法》也體現了民事賠償責任優先的精神。產品責任優先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以人為本，以消費者為本，以受害人為本的法治理念。通過違法者的損害賠償彌補受害人財產上的損失和精神上的損害，真正體現法律的公正性。

七、「產品責任」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我國在現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確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產品責任也適用這一精神損害賠償規定。侵害人身權益包括侵害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隱私權等，但不包含財產權。如果侵害了財產權益，就要根據財產的損失給予賠償。《侵權責任法》關於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還比較原則，比如「嚴重精神損害」的標准，需要作進一步的具體規定，或通過案例指導進一步具體明確。然而，這一關於精神損害賠償的明確規定將對追究產品責任產生積極的影響。當人們由於產品缺陷受到精神損害時除通過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獲得救濟外，受害人也可以請求經濟賠償來救濟和撫慰。精神損害賠償兼容了撫慰性、補償性和懲罰性，既是對受害人精神權益的民事權利救濟，同時也對侵權人彰顯了一定的經濟懲罰性，以示制裁和訓誡。因此，精神損害賠償最大限度地維護了消費者的精神權益，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

㈤ 侵權行為可以有懲罰性賠償嗎

民法上的賠償以填補損害為原則，使受害人恢復到損害發生之前的狀態，因此，對於專超出損屬害部分的請求數額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對於某些情形，法律規定了加重的懲罰性賠償，對侵權人進行懲罰。在《侵權責任法》引入懲罰性賠償前，我國懲罰性賠償主要存在於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食品安全領域、商品房買賣領域。《侵權責任法》第47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故，對於存在缺陷的產品，被侵權人有權向明知該缺陷並生產、銷售的侵權人主張懲罰性賠償，對於懲罰性賠償的計算標准，《侵權責任法》並未規定，實踐中由法官根據具體案情確定賠償數額。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㈥ 知識產權人的通知及平台內經營者的刪除規則,具體內容是什麼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隨著《電子商務法》於2019年1月1日正式實施，電商平台知識產權保護逐漸受到更多關注。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電商平台的「通知-刪除」規則，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成為權利人關心的話題。本文通過對淘寶、京東、拼多多、eBay等電商平台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的實證研究，對「通知-刪除」規則的含義及構成要素進行說明，還對權利人如何使用這一規則提出了指引和建議。

一、電商法中的「通知-刪除」規則

法律上應用最廣的關於中介責任的限制，是從《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Digital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中規定的「避風港製度」開始。由於其中的「通知和移除」機制影響最大，一度成為「避風港製度」的代稱。「避風港製度」的基本內涵是，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使用信息定位工具，包括目錄、索引、超文本鏈接、在線存儲網站，在其鏈接、存儲的相關內容涉嫌侵權，如果其能夠證明自己並無惡意，並且及時刪除侵權鏈接或者內容，則其不承擔賠償責任。在實踐過程中，「避風港製度」逐步演化成為了電商平台的「安全港」，甚至演變成某些電商平台避免責任的擋箭牌，也淪落成為職業打假人非法牟利的工具而遭到惡意使用和濫用，因此亟需從實務的層面進行探討。

新出台的《電子商務法》中關於知識產權保護及「避風港製度」集中規定在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五條。其中，第四十一條為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第四十二條至四十四條為治理規則，第四十五條為責任規則。《電子商務法》不僅從立法層面將「避風港製度」的適用從信息網路傳播權擴大至電子商務領域的知識產權侵權，為電商知識產權保護適用「避風港製度」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據，還進一步明確了電商平台經營者未採取必要措施的法律後果，即對損害擴大部分承擔「連帶責任」，同時也規定了權利人「錯誤通知」的民事責任及「惡意通知」的加倍賠償責任，規制了投訴方濫用「避風港製度」的情況。

《電子商務法》中的「通知-刪除」規則可以總結成「四步法」，即：通知→電商平台及時採取必要措施並同時轉送通知→網店經營者反通知→電商平台轉送此反通知並視權利人是否在15日投訴或起訴來決定是否恢復。新規則賦予了被通知人反通知的權利，使其有機會就通知內容發表相應的反饋意見並阻止平台所採取的臨時措施，將《侵權責任法》中簡單的「通知-刪除」規則細化為類似於《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的「通知-刪除-反通知-恢復」，整個操作流程更為完整合理，更好地平衡了各方利益。

二、「通知-刪除」規則的運用及不當使用的法律後果

（一）通知的效力

知識產權權利人認為其知識產權受到侵害的，有權通知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以下簡稱「平台」）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終止交易和服務（以下簡稱「刪屏斷終」）等必要措施。平台的「刪屏斷終」行為有維護商譽等自身利益的考慮，但更主要的是在履行法定的義務，也就是《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有別於之前電商平台處理知識產權侵權的實踐，電商平台不再擁有根據情況綜合判斷是否刪除的權利與義務，而是在接到通知後應當及時採取措施。

以拼多多近期更新的《維權投訴指引》為例，該指引規定：拼多多在收到權利人提交的《通知書》後，將對投訴內容及相關材料進行表面審查，表面審查程序包括受理審查和轉送通知（如下圖所示）

圖4

為平衡權利人和被通知人之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首次明確了確認不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的受理條件。該解釋第十八條規定，提起確認不侵權之訴須具備三個方面的前提條件：①權利人發出了侵權警告；②權利人被警告方或其利害關系人提出了書面催告（前置程序）；③權利人在合理期限內未撤回警告，也未提起訴訟。

在北京水木天蓬醫療技術有限公司、江蘇水木天蓬科技有限公司訴北京速邁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確認不侵害專利權糾紛案中，案號為（2015）京知民初字第2173號，水木天蓬公司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確認涉案產品不侵犯涉案專利，並要求速邁公司承擔消除影響的侵權責任。水木天蓬公司關於消除影響的訴訟請求得到了一、二審判決的支持，法院最終判令速邁公司需要通過在其官方網站刊登公告的方式消除警告函給水木天蓬公司商譽造成的影響。本案判決明確了在侵權指控最終被認定不成立的情況下，專利權利人向競爭對手的客戶發送警告函的行為很可能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而專利權利人需要就不當警告行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三、「通知-刪除」規則運用建議

「通知-刪除」規則在我國立法體系和司法實踐上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規范流程，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有效通知將觸發「刪屏斷終」的法律效果。然而，知識產權權利人通知中的訴求應當合理，需要有事實和法律依據，需要結合所查證和掌握的侵權線索針對不同的侵權行為提出不同的訴求。含有不合理訴求的通知電商平台可以不予以處理，也無法產生相應的法律效果，並且容易引發被通知方提起「確認不侵權之訴」，給權利人的維權行為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產生不必要的成本。因此，權利人在准備通知時，首先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維權目的正當、不侵害名譽、不進行商業詆毀等原則，需要對所涉侵權的具體事實和法律依據進行充分考量和論證後發出。通知的內容切忌空泛和籠統，對於權利人的身份、所主張的權利的有效性、權利的保護范圍以及其他據以判斷被警告行為涉嫌構成侵權的必要信息也應當予以披露。

當知識產權權利人認為構成侵權的法律事實及法律責任比較明確，可以直接要求、催告和敦促電商平台刪除網上侵權內容及鏈接或停止使用侵權標識等行為；如果構成侵權的法律事實或責任有所爭議、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的結果不太確定的情況下，也可以直接向經營者發出通知，警告對方注意相關法律風險，從而使其主動停止侵權行為，進行產品下架；如果尚未掌握特別有利的證據但存在協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則可以通過提示爭議風險，爭取協商解決。為此，我們建議權利人在發函之前需要夯實權利基礎，對是否構成侵權經過專業的審查判斷，固定好相關侵權證據並留存針對侵權行為進行調查取證的記錄和工作底稿，必要時可以證明已盡謹慎注意義務。

電商平台由於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對平台內商家實施侵犯知識產權依法主動採取必要措施很有必要，否則應當承當相應的法律責任，包括行政處罰。為此，電商平台在「通知-刪除」義務基礎上，還應盡到一定主動審查義務，即電商平台對應通過構建符合要求的監管、巡查制度以及技術手段，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進行審查，發現侵權行為應及時進行處理或及時通知權利人。電商平台如果未採用同行業普遍採取的預防侵權的技術措施，則有可能被認定為存在過錯。特別是對於「通知-刪除」規則不能適用的領域，例如「微信小程序」，或規則適用難度很大的「微商」等領域，電商平台更需要主動審查。如果出現電商平台監督商家保護知識產權不力的情況，權利人也可以嘗試依據第八十四條進行行政舉報或投訴，督促電商平台進行有效治理。當然，權利人知識產權的保護需要充分發揮政府、平台、社會組織、消費者的共同作用，構建起多元主體參與的電商協同治理體系，才是嚴格知識產權保護的有效路徑。（王良：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宋翌靜：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實習生）

㈦ 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是什麼，功能是什麼

第一、懲罰功能：懲罰性賠償按照字面理解當然是對惡劣的不法行為給予懲處，以超出受害人實際損失的金錢作為賠償來達到懲罰侵權人的目地。按照我國傳統民事責任的賠償方式，一般以補償原則為主，即侵權人只負責賠償受害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

從社會角度講，侵權人惡劣行為勢必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社會的基本價值必然會受到傷害。然而，在民事領域，很多情況都不能通過行政處罰或者刑事法律對侵權人加以懲處，如果沒有其他懲罰措施，會放縱侵權人繼續以類似方式侵害他人進而實現自己的某種目地，不僅對受害人不公平也會對社會的基本價值造成傷害。故而需要在民事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通過懲罰侵權人進而恢復侵權人與受害人雙方的對等價值，同時彌補對社會價值造成的傷害。懲罰性賠償的引入重新肯定了被害人因加害行為而喪失的「人的價值」，通過給予懲罰賠償金的方式彌補了受害人因侵權事件的發生而無法實現的價值。懲罰功能作為懲罰性賠償的首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存在可以有效彌補傳統民事賠償領域的補償性賠償的不足，進而使懲罰性賠償作為一項獨立的救濟機制存在於私法領域之中。在使用懲罰功能時，筆者認為既要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和社會的基本價值，也要兼顧侵權人的利益，如果一味的保護前者，對侵權人的懲罰過大，那麼也是不公平的。對於懲罰的程度，最好的方式是考慮侵權人的惡劣程度，懲罰的力度要與侵權人的惡劣程度相適應。懲罰的效果為重新恢復侵權人與被害人之間相對的價值關系，同時符合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

第二、補償功能：眾說周知，全面賠償原則是民事賠償的一般原則，既然該原則已經有補償功能，那麼為何懲罰性賠償還要兼具補償功能。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全面賠償原則盡管是賠償受害人的全部實際損失，但是在現實中由於取證困難或者其他因素，受害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往往很難計算，由於現法律並不十分完善，對於諸如訴訟律師費或者其他非財產損失，往往不加以支持或者大打折扣後支持，這就造成了受害人所受的實際損失在實際審判中往往不能完全得到賠償，懲罰性賠償的引入就是為了彌補法律的不足。通過懲罰性賠償可以解決由於法律不支持的精神上的損害、人身損害以及對未來收入的損失等，可以達到充分補償受害人的目地。

第三、阻遏功能：阻遏功能與刑法的預防作用相似，也具有兩個效果，即一般阻遏功能和特殊阻遏功能。一般阻遏功能即是通過對侵權人的惡劣的不法行為處以嚴厲的懲罰性賠償責任，通過案件判罰所散發的威懾力量防止其他人從事類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為。特殊阻遏功能則是通過讓侵權人感受到侵權所遭受的慘重代價而不再從事類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為。如果說懲罰性功能和補償性功能更多的在於維持侵權人和受害人之間的相對的公平正義，體現的是維護個體的價值。那麼阻遏功能則更多的在於維護社會良好秩序，保護社會價值不受損害。與刑法類似，阻遏功能也是基於社會大眾在參與社會活動時是理性的，在做出某種行為前會平衡利弊得失。如果行為人實施一個行為的弊端要遠大於利益，那麼行為人將不會實施該行為。阻遏功能即時通過以往案例的嚴厲的懲罰性賠償，使行為人在權衡利弊後不從事該類違法行為，達到維持社會良好秩序的功能。

第四、鼓勵私人執法：鼓勵私人執法功能也可稱為激勵功能，因為懲罰性賠償的金額往往都高於受害人的實際損失很多，這就激勵了受害人在遭受侵權時能及時起訴來維護自身的權利。而不用擔心像全面補償原則那樣，由於取證難等原因導致實際損失往往很難計算，造成了「贏了官司，輸了金錢「的局面。之所以稱為鼓勵私人執法功能，這是因為在最初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英國，因為公民崇尚自由，所以並未建立強大的檢察和警察系統，這就需要鼓勵私人充當「檢察官」的角色來追訴不法行為，達到維護社會的良好秩序。在現代社會，由於財政原因不可能組織大量的執法人員，又由於在私法領域，公務人員並不像公法領域那樣有動力去主動的追訴不法行為，這就造成了很多不法行為不能得到追訴，這就需要私人參與執法。特別是對於受害人的損失很小但是卻造成了較大的社會影響的案件，受害人並不會因為公共利益的損失而提起訴訟，這就造成了不法行為的繼續發生，損害了社會的公共利益。有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於鼓勵被害人成為「私人檢察官」，實現執法目的，不僅有利於被害人，更有利於社會公共福祉。鼓勵私人執法往往藉助於懲罰功能，其目地是為了阻止侵權人本人和其他人從事相同和類似的行為，由此可以看出，其作用比起懲罰功能和阻遏功能要稍弱一些。

綜上所述，懲罰性賠償的四個基本功能中，懲罰功能和阻遏功能是其核心功能，是懲罰性賠償制度設立的根本所在。而補償功能是對現有補償性賠償方式不足的補充，隨著法律的日益完善，可以預見補償功能所起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弱。鼓勵私人執法功能作為弱於核心功能 的次功能，在私法領域日益發達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㈧ 新商標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情形有哪些

一、我國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中首次引入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最早見於公元前20-18世紀的奴隸製法典，在人類早期立法中較為普遍 。隨著國家力量的增強，特別是大陸法系建立了公法和私法嚴格區分之後，懲罰性賠償作為一種私力救濟措施逐漸被大陸法系國家所放棄。而英美法系則延續了這一古老的賠償制度，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二戰後，在兩大法系的不斷融合借鑒的背景下，一些大陸法系的國家和地區本著實用主義的原則，重新嘗試在部分私法領域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
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是指，為懲罰和嚇阻惡意侵害行為，而判令加害方承擔的超出受害方實際損失的金錢賠償。設置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於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於懲罰加害人的不法行為，遏制侵害行為的再次發生。對於懲罰性賠償所具有的功能，學術界存在眾多觀點，但基本認同懲罰性賠償具有懲罰侵權、嚇阻再次侵權及鼓勵維權的功能。
新《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第一次將懲罰性賠償引入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中，對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賠償法律體系的構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此之前，我國知識產權適用的損害賠償數額主要計算方法為三種，即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獲利以及法院酌定的法定賠償。此外，我國《專利法》及司法解釋中還存在「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1至3倍合理確定數額」的規定。這其中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無疑符合填平原則，而其他幾種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是否帶懲罰性存在爭議。筆者認為，侵權人違法獲利、許可費倍數兩種計算方式，均是在無法直接計算的情況下對權利人損失的一種推算，屬於推定填平權利人損失，並未突破「填平原則」。修改前後的《商標法》關於法定賠償的規定，均要求在酌定賠償數額時需考慮「侵權行為的情節」，因而筆者認為法定賠償屬於兼具補償性和懲罰性賠償的混合體。雖然帶有部分懲罰性賠償的因素，但法定賠償所確定的數額由於無法再細分出懲罰性的部分，因而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不同於「填平原則」下的補償性賠償。補償性賠償目的在於填平受害方的因不法行為所受的損失，而懲罰性賠償旨在對不法行為懲處，進而嚇阻侵害的再次發生。因此，補償性賠償所針對的是受害方，主要考量受害方所受到的損失，以受害方實際損失或推定的損失為計算依據。懲罰性賠償則針對加害方，主要考量加害方的惡意性和危害性，並以侵權行為的情節和主觀惡性為計算依據。同時，筆者認為，懲罰性賠償不具有填平受害方損失的補償功能，不能將依據懲罰性賠償原則增加的賠償數額視為對受害方的補償。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又是相互聯系的，補償性賠償是懲罰性賠償懲罰的基礎。加害方先要對權利人的損失進行補償性賠償，然後再依據侵權人主觀惡性及侵權情節考慮適用懲罰性賠償。在確定了補償性賠償的數額後，法官依據侵害的情節、主觀惡性，並參考其他因素，決定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之間的比例關系，使其與填補賠償額具有某種合理的關聯性,即所謂比例原則（the Ratio Rule）①
二、新《商標法》中懲罰性賠償具體適用的理解
（一）主觀心態的認定
新修改的《商標法》中將適用懲罰性賠償主觀心態要件定義為「惡意」。「惡意」的含義為「蓄意或故意實施違法行為」，對應的英文為「malice」。無論在中文還是英文的語境中，「惡意」（malice）的主觀惡性都強於「故意」（ willfulness），即要求侵權人具有「有邪惡的動機」，因此，《商標法》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觀心態條件要高於「故意」，不能簡單引入域外國家或地區對「故意」的認定標准。由於侵權方的主觀心態執法者無法直接獲知，只有通過侵權行為的「情節」推定是否存在「惡意」。筆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列舉部分應認定存在「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且「情節嚴重」的典型情形。
1、重復侵權。對於重復侵權應當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適用懲罰性賠償，一般爭議較少，但問題在於如何定義重復侵權。重復侵權應包括狹義和廣義兩種定義。狹義的重復侵權僅指針對同一權利的再次侵權行為。廣義的重復侵權則不限於同一權利及同一權利人，而是指對同一類權利的重復侵權行為。
筆者認為，在確定侵犯商標權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時，不應限於狹義的重復侵權，廣義的重復侵權同樣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即侵權主體此前存在需要承擔賠償責任的商標侵權劣跡，無論再次侵犯的是否為同一枚商標，是否為同一商標權人的商標，只要是在同一種或類似商品上，或者關聯商品上，同一侵權主體再次侵犯商標權並需要承擔賠償責任，均屬於重復侵權。原因在於，商標的顯著識別特性使得商標權的檢索比其他知識產權容易，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有過侵權行為的主體應當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此前的侵權行為理應使得侵權方對此類商品的市場狀況有進一步的了解，有鑒於此前侵權的教訓，善意的市場主體理應主動進行檢索以避免再次侵犯他人商標權。
因此，在相同類似商品的再次侵權，無論是否針對相同商標或相同權利人，在無充分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被視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進而面對較之以往更加嚴厲的懲罰性賠償。換言之，對重復侵犯商標權的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意在強化市場主體的商標專用權意識，同時嚴懲以侵犯商標專用權為業的情形。
2、侵權者曾與商標權人簽訂過或涉及被侵權商標的許可合同、代理合同或產品銷售合同，在合同履行期內，以及合同終止或解除後，從事針對該商標侵權行為，應當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許可使用方、代理商或經銷商，對被侵權商標十分熟悉，如果其從事侵犯該商標的行為，可以推定不存在過失的可能。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其主觀心態應當認定為基於此前在經營中對商標的使用和了解，謀取該商標所蘊含的商業利益，即存在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邪惡動機」，較之普通故意主觀惡性更強，應認定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
同時需要指出，此類侵權行為在損害後果方面比其他普通主體的商標侵權行為更為嚴重，原因在於此類侵權者此前曾基於合同關系合法使用被侵權商標或銷售過被侵權商標的產品，熟悉商品的銷售渠道和特徵，對消費者而言必然更加具有欺騙性，對被侵權商標的市場美譽度貶損更為嚴重。鑒於此類商標侵權行為侵權主體的主觀惡性較強，對被侵權商標損害較大，應當對該類商標侵權行為適用保護力度更大的懲罰性賠償，懲罰本次侵權行為的同時嚇阻類似商標侵權行為再次發生。
但並非所有與被侵權商標有關的合同均屬於上述情況。合同性質應與商標的實際使用緊密關聯，代理注冊或對商標進行廣告宣傳等合同的簽約方，雖然其對該商標較為熟悉，但因其此前未銷售過標注有該商標的商品，不應認定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而僅為普通商標侵權行為。同理，僅僅與商標權人就許可合同、代理合同或產品銷售合同進行磋商，但最終未簽訂協議，也不屬於上述「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情形。
3、侵權行為發生時，被侵權商標已達到馳名程度，在相同類似商品上使用與馳名商標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商標，構成「惡意侵犯商標權」。此類侵權行為不同於對馳名商標在其他類別商品上的復制、摹仿或翻譯等侵權行為，對馳名商標的跨類保護，以及是否構成對馳名商標的復制、摹仿或翻譯，需要進行司法或行政程序上判斷。但基於馳名商標的知名度，在該商標賴以馳名一類商品上，使用與馳名商標相同，或者消費者很難區分的基本相同的商標，一般市場主體均可以判斷屬於商標侵權行為。因此，此類侵權行為明顯假借馳名商標的市場知名度和美譽度，圖謀不正當的商業利益，主觀惡意明顯，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理應對此類商標侵權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
上述三類僅是筆者基於自己理解的簡單列舉，無法涵蓋現實中全部的「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情形。還需要結合案件具體情形，由法院作出就個案作出認定。
（二）確定懲罰倍數的參考因素
修改後的《商標法》確定了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比例，而如何確定具體的「倍數」，則應當參考與侵權有關的一系列因素。筆者認為，參考因素至少包括：1）侵權商標與被侵權商標的近似程度；2）被侵權商標的知名度；3）侵權行為的規模；4）侵權持續的時間；5）侵權的獲利情況；6）侵權人此前是否存在類似侵權行為；7）侵權人的財力。8）是否因本次侵權行為受到過行政或刑事處罰。
侵權商標與被侵權商標越近似，被侵權的商標知名度越高，說明侵權方攀附被侵權商標的心理越強。侵權規模越大，時間越長，獲利越豐厚，就更應加大賠償力度，嚇阻侵權方和其他可能的侵權方再次實施侵權行為。此前的侵權劣跡越多，說明主觀惡性越強，越應當提高賠償額，加大懲罰和威懾力度。而之所以要參考侵權方財力這一因素，其意在通過參考被告的財務狀況確定足以對其產生懲罰和威懾的賠償金，即如果被告財力雄厚，一般數額的賠償金對其無法產生威懾作用，需要特殊的增加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只有達到其財產一定比例的賠償或處罰，才能保證產生懲罰和威懾作用。
（三）懲罰性賠償適用的范圍
1、懲罰性賠償需要原告提出明確的訴訟請求。懲罰性賠償雖然帶有一定公法性質，但其本質上仍然屬於私法范疇，因此法院作出懲罰性賠償判決的前提之一是原告提出明確的訴訟請求。原告在訴訟請求中應當分別明確補償性賠償的數額及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如果僅籠統的提出賠償數額，不應視為明確提出了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此外，為支持原告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原告需要提交相關證據證明被告侵權行為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且「情節嚴重」。
2、法定賠償不可附加懲罰性賠償。修改前後《商標法》關於法定賠償的規定，在酌定賠償數額時均需考慮「侵權行為的情節」，因此法定賠償已經帶有部分懲罰性賠償的性質。而修改後的《商標法》明確規定，只有實際損失、侵權獲利以及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三種方式確定的賠償數額，才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即明確將法定賠償排除在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范圍之外。法院在確定法定賠償數額時，參考了侵權方的「侵權情節」，最終確定的數額實際是補償性賠償和懲罰性的總和，無需再次提高數額。
3、因本次侵權行為已經受到行政處罰或是刑事處罰，不應再適用懲罰性賠償。行政和刑事處罰均是針對侵權方侵權行為的主觀惡性作出的，作用和對象於懲罰性賠償基本相同，如果在行政或刑事處罰後再次適用民事的懲罰性賠償，則存在重復懲罰的問題。因此，如果因同一侵權事實侵權方已經受到行政或刑事處罰的情況下，權利人在民事程序中僅可獲得補償性賠償，而不應再獲得懲罰性賠償。

㈨ 中國目前有沒有一部獨立的侵權行為法

沒有專門的侵復權行為法。侵制權行為和對侵權行為的處罰的規定分別設立在各個部門法之中。

2002年12月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侵權責任法編》,作為侵權行為法的官方草案,兼有一般化規定和類型化規定,也對於不同權利客體的侵害為分別不同的規定,因此,立法方向基本上值得肯定。草案的一大特點是對無過失責任規定比較多,而不規定引誘他人違約的侵權責任值得贊同。但是草案的部分條文規定有待釐清或斟酌,對懲罰性賠償應加以規定。
此法編可以認為是我國侵權行為法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