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糾紛何在

1. 如何處理醫療糾紛，有何法律依據

1、和解所謂和解是沒有第三方介入，雙方當事人自己協商談判，對各自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專利的處分。屬可分是訴訟前或訴訟中和解。如果是訴訟中和解的，應由原告申請撤訴，經法院裁定撤訴後結束訴訟，雙方當事人再達成和解協議。2、調解調解是指在衛生行政機關、第三方法人或自然人，或著在法院的主持下，對當事人之間的醫療糾紛進行裁決的活動。3、訴訟民事訴訟是在案件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與下經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查明事實、適用法律，對醫療糾紛進行裁決的活動。

2. 醫療案件糾紛中，案件案由中對醫療糾紛確定的案由為醫療服務合同糾紛與醫療損害責任糾紛兩類，原理何在

由於醫療行為是基於醫患之間的醫療服務合同所發生，患者因此受到的損害，一方內面是醫療機構對債務的容不正確履行構成違約；另一方面則是出現了履行利益以外的人身和財產利益損失，同時構成了加害給付，即侵權。因此，有損害就有賠償，在醫療損害賠償法律關系中，有醫療服務、醫療消費、醫療產品買賣和醫療侵權四種法律關系的存在。前三種法律關系性質相同，均從屬於服務合同。最高法院在2011年修訂的民事案件案由中就做出這樣的劃分，在服務合同糾紛下列出醫療服務合同糾紛。再者，在責任的場合，前三種合同的不履行都是違約責任；後者是侵權責任。基於此，法律貓認為最高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中對醫療糾紛確定的案由即為醫療服務合同糾紛與醫療損害責任糾紛兩類，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3. 解決醫患糾紛的途徑有哪些，醫患雙方訴訟時應

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解決醫療糾紛的方法有醫患雙方協商調解、申請衛生行政部門處理和向法院提起訴訟三種途徑。而現實中，訴訟往往是醫患雙方解決糾紛的首選途徑，患方在醫療糾紛中如何訴訟進行法律上的指導。
1、訴前准備工作。醫療糾紛發生後，患方應第一時間和醫務科聯系、投訴，要求復印診療病歷，並會同醫方代表一起共同封存病歷(包括診治病歷、住院病歷、手術同意書、會診討論記錄等所有資料)，向醫務科索要《醫療糾紛投訴表》回執。完成上述工作後，患方便可選擇適用何種法律方式解決糾紛了。
2、訴訟。提起訴訟後，法院會安排時間進行第一次開庭，該次開庭主要確認醫患雙方的訴訟主體資格、對雙方提交的病歷資料進行質證，經過質證的病歷將在第一次開庭後由法院移交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所以在首次開庭這一階段患方應把握好機會，認真仔細審查病歷資料的真實性、規范性、完整性，盡可能將對自己不利的病歷資料排除出有效證據之外。
3、醫療事故技術鑒定。這是醫療糾紛處理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環，它決定了整個醫療糾紛訴訟的大局。說白了，打醫療糾紛訴訟其實就是打醫療事故鑒定!患方應認真對待，向專家小組提交的《陳述書》內容應盡可能詳細陳述醫療經過，同時著重指出醫方的醫療行為存在哪些過失，違反何種診療規范。醫鑒會的專家們其實也是各醫院的主任醫師、醫學教授，他們對醫院一方有著天性的維護，故患方在《陳述書》中應一針見血明了的指出醫方存在的診療過錯，不給專家小組迴旋的餘地;如果患方在《陳述書》中不能指出醫方明顯過錯的話，專家們往往也會睜隻眼閉隻眼作出對患方不利的鑒定結論，這就象民事訴訟中不訴不理的原則。
4、賠償款的確定。醫療事故鑒定結果出來後，如認為構成醫療事故，患方可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確定賠償款項，但要考慮到醫方的診療行為和患者出現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多大的因果關系，來確定醫方應承擔的責任。如某患者被確診為癌症晚期，死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盡管醫方的診療失誤加速了患者的死亡，但如要求醫方對患者的死亡負全部賠償責任也是不合理的，法院也不會支持。所以患方應實事求是的分析醫方過錯程度來確定賠償額，避免盲目索賠，導致自己承擔過多的訴訟費用。 在更多的時候，醫療鑒定結論是認定醫方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這種情況下患方應如何索賠呢?本律師認為患方可靈活應用《民法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有關原則，舉證證明醫方的診療行為存在瑕疵並給患者。

4. 你覺得作為普通人面對醫患糾紛的時候應該怎樣維權

現在的醫患關系確實是不太好，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病人家屬會有何醫院產生糾紛的情況。那麼我們如何對待這樣的矛盾才會使問題簡單化呢？

我覺得想要解決好這個問題一定是要病人家屬和醫院做共同的努力的。

那麼對於醫院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合理用人，擁有比較好的醫療設備，不要盲目收費。醫院一定要學會換位思考，明白病人選擇你們這家醫院就是源於信任，就是希望可以在你們的醫院里得到比較好的治療，可以快速的康復。

即使是雙方都做到了這樣，也難免會有一些不可控的事情發生。當事情發生時，最重要的是商量解決對策，不應該先是責怪，想著在那個時候爭一個對與錯。所以醫院一方要及時做出回應，及時給患者一方提供比較好的服務，雙方調解，讓事情變得簡單化，有效化。

相信未來會有這方面的陸續的規范化措施，在醫院醫生和病人家屬都配合的情況下，醫患關系會慢慢變好。普通人也會有更多方法可以維權。

5. 歷史上最著名的醫患糾紛

廣東省化州市，作為粵西地區的一個貧窮的縣級市，因出現一樁離奇的醫患糾紛案（醫生將患者嚇死），令到這個小地方聲名在外。
在 2008年6月的一天，當時患者彭XX因連續發高燒不退，到當地化州市人民醫院就診，接診的外科蘇醫生第一日安排患者抽血檢查，作了乙肝等常規檢查後，在得知患者曾有過不潔性行為後，第二天又要求患者再次抽血檢查，這次抽血後又說是常規檢查，叫患者回家等消息。
因為醫生在第二次抽血檢查時，沒有說明是做HIV（艾滋病）抗體檢查，更沒有要求患者或其家屬簽署檢查同意書或書面授權，所以患者及其家屬都不知道第二次是做HIV（艾滋病）抗體檢查，但是第二天在患者及家屬毫無心理准備之下，卻被該醫生電話告知患者家屬：患者感染HIV（艾滋病），並告知不能幫患者擦汗，要分開吃飯，汗液口水都可能傳染等。而當時患者正好在電話旁，聽到醫生講到自己感染HIV（艾滋病），嚇得患者與其家屬抱頭痛哭，患者也因接受不了這個打擊而於第三天離家出走，失蹤至今杳無音迅，患者家屬報警查找也無任何消息，
事後患者家屬按照該醫生的吩咐，全家人到上一級疾控機構作HIV（艾滋病）抗體檢查，全部都沒事;患者家屬為進一步核實患者是否真的感染了HIV（艾滋病），到該醫院核查患者檢驗結果，出乎意料的是：該醫院檢驗科無任何該患者的HIV（艾滋病）檢驗記錄（包括電腦檢驗決錄），甚至連檢驗科的患者登記資料都是由接診的蘇醫生填寫而不是檢驗科醫生填寫，更為離譜的是，檢驗科連患者的血液標本都沒有保存，這些發現讓患者家屬感到震驚、憤怒，為此患者家屬將該醫院告上了法院。
按照規定，HIV（艾滋病）抗體檢查一定要患者或其家屬自願同意並簽署同意書或書面授權，檢查為疑似病例時，要上報疾控機構並作進一步確診，當地醫院這些違法違規的過錯行為競被當地化州市人民法院以「經患者同意而作HIV（艾滋病）抗體檢查」為由認定醫院無過錯，駁回了患者家屬的訴求（醫院不提交任何證據，也無任何證據證明其做HIV（艾滋病）抗體檢查得到過患者或其家屬同意），而對於為何沒有該患者的檢驗記錄、為何不保存血液標本、為何不上報當地疾控機構等問題，判決書卻是隻字不提，目前該案正在二審當中

6. 社會上出現嚴重的醫患沖突和矛盾,你認為根源何在，如何解決

反正就在於就是人們的一個想法和現實，沒有達到一致吧？

7. 如何理解醫患糾紛

一方面來是政府過度源干預，制定醫療服務的價格以及醫務人員的工資。我們知道，價格取決於供需，按照當今醫療供給與醫療需求差距來說，政府定價相對過低，那麼醫院的激勵便是：高葯價和盡量多的甚至不必要的醫療服務。醫生的激勵便是收紅包。於是，這構成了醫患矛盾的直接原因。

8. 醫療糾紛是怎麼造成的

你參考一下：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
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幾個問題：
1、構成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
2、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
3、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如果承擔，按照何種標准承擔責任？[1]
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人們對法律規定的認識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於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以後，由於賠償的標准不統一而產生的結果。
對於第一個問題，即舉證責任分配問題，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2款第8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這個規定與民事訴訟法中「誰主張誰舉證」的方式正好相反。這意味著從2002年4月1日開始，在我國醫療侵權訴訟中，開始實行舉證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擔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及醫療過程無差錯」的舉證責任，上述兩項責任由醫療機構來承擔。
那麼，在這種規定下，是不是意味著醫療損害侵權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全部由醫療機構來承擔？我們姑且不談此規定是否合理，因《侵權責任法草案》對此已有了不同的規定。[2]僅就此規定本身而言，我認為，對它的理解不能片面。這種特殊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是由這類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和當事人雙方的舉證能力決定的，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體現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由於這類訴訟中所涉及的醫方是否有過錯、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這些專業性很強的證據大多控制在醫療機構，患方難以佔有、接近和收集，在當事人雙方舉證能力有很大懸殊的情況下，司法解釋根據法律的原則，確定醫療機構對這方面的事實負有證明責任，這是符合舉證責任的內在要求和審判規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釋確定這個規定的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患者的醫學知識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療過程中也處於被動服從的地位，醫療機構則通過檢查、化驗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狀況，制定治療方案，熟悉治療過程；二是按照舉證責任的實質分配標准，舉證責任應當由距離證據最近，或者控制證據源的一方當事人負擔。診療過程中的檢查、化驗、病程記錄都由醫療機構實施並掌握，醫療機構是控制證據的源，是距離證據最近的一方；三是對因果關系和醫療過失的認定，涉及醫學領域中的專門問題，一般要通過鑒定才能認定。在這樣的情形下，醫療機構需要做的，不過是申請鑒定、啟動鑒定程序。這個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倒置」，對醫療機構而言並沒有過分加重其負擔。也不會出現所謂「舉證責任之所在，即敗訴之所在」那樣一種證明責任分配的風險。[3]
但是，對此問題不能作片面的理解。這一司法解釋只是對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中的部分舉證責任進行倒置。如果醫方已經盡到自己的職責，其合法權益是能夠通過正確行使舉證權利而得到法律保護的。至於患方與醫療機構之間是否存在醫患法律關系，患方是否存在損害事實、是否存在實際損失、損失多少等等，其舉證責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證據達到《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的起訴條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經過審理，只有患方對其負有舉證責任的部分事實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其權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護。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醫患糾紛中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第二個問題，即當構成醫療事故，當事人一方按照一般醫療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我的理解是，一定要優先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規定，嚴格按照《條例》規定的范圍和標准進行賠償。[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台後不久，就審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答記者問中闡述了這一觀點。其基本精神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對構成醫療事故如何處理所做的特別規定，人民法院在處理因醫療事故引起的民事賠償糾紛時，應當優先適用《條例》的規定確定損害賠償的數額。鑒於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賠償的標准做出了一些調整，賠償的數額比《條例》規定的賠償數額高，所以因醫療事故受到損害的患者，可能會以一般醫療糾紛向法院起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療機構提出不構成一般醫療糾紛的抗辯，並且經鑒定能夠證明受害人的損害確實是醫療事故造成的，那麼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條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而不能按照《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規定確定賠償數額。
做出這樣的規定，完全基於醫療糾紛訴訟主體的特殊性和侵權行為的特殊性，體現了國家對醫療行業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完全因醫療機構造成醫療損害的情形很少見，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體質與醫療過失共同發生作用導致的事故多見，多因一果是醫療事故的常態；二是醫療行為具有較高的風險性。雖然醫務人員盡了必要的注意義務，但由於患者個體的差異，仍有可能發生危險，限制賠償原則有助於調動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職業積極性，最終將有利於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醫療機構必須用極少的醫療資源承擔全社會人的健康保障，沒有選擇患者的權利，同時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公益性義務，從公平性的角度上講法律規定應當體現其特殊性；四是我國醫療行業具有社會公益福利性，佔主導地位的是公立醫療機構，作為公益事業單位，其賠償能力受到一定限制。過高的賠付費用雖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較好的保護，但會直接影響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第三個問題，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侵權人應否承擔責任，按照什麼標准承擔責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醫療結構不理解這個問題，原因是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49條第二款規定：不屬於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那為什麼還要承擔賠償責任呢？理由有以下三點：1、《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的規定非常明確，即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我國民法確立的對侵權行為造成損害予以救濟的基本原則，也是法治社會對人權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為行政法規的《條例》，不可能與民事基本法的這一基本原則相抵觸；2、《條例》是處理醫療事故的特別規定，其適用的范圍僅限於醫療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對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行為引起的醫療糾紛，已經超出了作為處理醫療事故特別規定的《條例》的調整范圍。因此，對這類糾紛的處理，不能適用《條例》的規定處理，而應適用《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處理；3、如果患者身體因醫療機構非醫療事故的行為受到損害而醫療機構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不僅違反我國《憲法》確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且還會導致受害人受到損害沒有人承擔賠償責任的局面，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基本要求。因此，對《條例》49條2款的理解應為：不構成醫療事故，醫療機構就不用按照《條例》的規定承擔賠償責任，但這並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則》有關規定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賠償責任。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賠償標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關於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項的規定，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主要適用依據就是第106條和119條的規定，相應地，對非醫療事故侵權行為或者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案件的賠償標准就要適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但如果按照這一原則來處理，可能會出現賠償標准失衡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後，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納入到物質損失范圍內。根據該司法解釋規定的計算方法，賠償金的數額相對以往有了較大提高。如果按照這個標准來考慮醫療差錯賠償糾紛案件的問題，將會出現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醫療差錯案件得到的賠償要比構成醫療事故糾紛案件得到的賠償要高的多。大連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當前民事審判（一庭）中一些具體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第36條第1款就規定，「確定醫療事故損害賠償標准，應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後，按該條例第49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醫療機構承擔的賠償責任比例；醫療事故以外的其他醫療賠償糾紛，該醫療行為造成患者人身損害並且醫療機構確有過錯的，按照《民法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賠償項目和標准計算賠償總額，結合醫療機構承擔的責任比例，確定賠償數額（比例以不超過總損失的50%為宜）。」
事實上，與一般的醫療差錯相比，醫療事故無論是在醫療單位的過錯程度上還是給患者造成的人身損害的後果上，都是更為嚴重的。而按照《條例》的規定，其確定的賠償范圍和標准卻比《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偏低。這種情況不僅造成醫療事故與醫療差錯賠償范圍和賠償標準的失衡，而且直接導致當事人不願意進行醫療事故鑒定，迴避《條例》解決爭議。這個標准「二元化」問題導致了激烈的爭議。最高法院的紀敏庭長在2006年召開的全國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廣泛關注，要求修改《條例》甚至制定《醫療爭議處理法》的呼聲不斷涌現。對此，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重視。目前情況下，法院應當注意從實際情況出發，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兩者失衡現象的加劇，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紛止爭。」按照這一精神，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開的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討論問題有這樣的觀點，即「若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確認不構成醫療事故，而醫療機構又確有過錯的，可以根據患者所受人身損害的程度，比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的相應標准，判決醫療機構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我個人是同意這個觀點的。根據在於：1、《條例》屬於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法院審理醫療糾紛案件必須適用行政法規。就《條例》和《民法通則》的關系而言，兩者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只要是有關醫療活動中的醫療行為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都應當優先適用《條例》；[5] 2、不構成醫療事故、但醫療機構存在過錯需要賠償的情形，一般情況下，過錯程度較輕，損害後果較小。按照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的方法，醫方過錯程度重，患者損害後果大，得到的賠償反而少。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情理上都難以服眾，無論在法律效果上還是在社會效果上都不好。從法學的基本理論上講，法律適用的結果應當是一致的。它並不在於當事人如何選擇，如果出現當事人選擇的司法救濟的路徑不一樣，而得到的結果不一樣，那麼，法律的適用就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