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如何判定環境侵權訴訟中財產損害賠償范圍
環境污染給被侵權人造成的財產損失，既包括財產因環境污染所遭受的直接損版失，也包權括被侵權人在正常情況下可以獲得但因環境污染而未能獲得的利益，還包括消除污染、修復環境所需的支出。但無高度蓋然性證據支持的間接損失不在侵權損害賠償責任范圍之列。
Ⅱ 環境侵權造成損害該如何救濟
（一）環境侵權損害之法制救濟
1.完善環境立法，提高公益之訴的積極性
俄國法學家穆拉耶夫指出：「檢察機關……這些公職人員的使命，按職務來說，主要是使他們在司法方面成為法律的監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機關的代表。」
這實際上是從立法上進一步明確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相應法律基礎，也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司法化實現找到了水到渠成的法律路徑。
首先，在立法上拓寬原告主體資格範圍。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不僅僅是私人的利益，因此原告資格不應僅僅限定於直接利害關系人。隨著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和訴訟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立法中明確檢察機關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當是應有之義，以此強化我國的公共環境利益保護，明確檢察機關履行職責並行使環境公益訴訟的主導地位。此外，環境公益訴訟的出發點是為了公益，那麼只要訴訟的唯一目的是主張公共利益，即可借鑒美國的公民訴訟制度，逐步將自然人納入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內。有些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等問題，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發現，等待相應符合法律規定的機關和符合法律規定的組織提起，或將錯過最佳環境修復期，賦予自然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則可補強訴訟的及時性。有學者擔心擴大原告主體資格，可能導致濫訴，實屬不必要的擔憂。一方面，出於訴訟經費、時間、訴訟能力的考量，自然人提起公益訴訟畢竟在少數；另一方面，檢察機關其作為國家機關，肩負檢察監督、起訴等多項職能，出於司法效率的考量，缺乏濫訴的可能性。
其次，拓寬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協調法律之間的規定。環境問題存在滯後性、潛伏性、不可逆轉性的特點，導致許多污染問題在當下難以暴露出來，而是在時隔多年後慢慢顯露。鑒於此，環境公益訴訟不僅應包括已經發現的污染及破壞生態問題，更應涵括危害或可能危害環境公益的行為。具體而言，環境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應納入損害環境公益之虞的行為。此外，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導致法律適用存疑。《環境保護法》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而《民事訴訟法》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適用原則中有「上位法優於下位法」，但人大常委會為人大的常設機構，二者屬同一位階還是人大的位階高，理論界莫衷一是；法律適用原則中「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但前提是屬於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全國人大是否為同一機關，理論界亦爭論不一，此兩項法律適用原則均難以為實踐提供指導。因此，亟待通過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改變法律規定之間不一致的現狀。筆者建議，在當前制定《環境保護法典》環境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可待未來《民事訴訟法》的再次修改中，協調環境公益訴訟受案范圍，與《環境保護法》保持一致。隨著環境法治的發展，亦可待今後時機成熟時指定《環境保護法典》。就當前存在的問題，可由相關司法機關出具司法解釋予以補強。
總體而言，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顯然較過去的立法成熟，也一定程度推進環境法治的發展。然而，日益嚴重的多類型環境問題，《環境保護法》尚不足切實指導司法實踐，公民維權之路依然艱辛，有待從立法上為公益之訴提供保障，增強公民、法人及其社會組織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及維權的積極性。因文章篇幅所限，筆者在此僅從大方向提出拓寬原告資格及受案范圍，其他立法上的建議學界多有討論，在此不贅述。
2.逐步推行環境稅制，反哺生態系統
我國現行稅制並未設立獨立的環境稅，但2014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將「推動消費稅、資源稅改革、做好房地產稅、環境保護稅立法相關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由此可見，環境稅制改革已勢在必行。
Ⅲ 環境侵權訴訟是環境訴訟的范圍還是民事訴訟的范圍
環境民來事訴訟是指人民法自院對平等主體之間有關環境權利義務的爭議，依照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理和裁判的活動。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民事訴訟制度的原告必須是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主體。這種訴訟本質上屬於私益訴訟。把這種規定適用於環境民事案件是不合適的。因為環境要素之間的關聯性，環境問題往往不是與某個人有直接利害關系，而是影響到公眾的利益。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許多國家規定了公益訴訟制度，在環境訴訟中對起訴人的資格作出了相對寬松的規定。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共同訴訟」和「代表人訴訟」制度，對於污染和破壞范圍較大、受害人數較多的環境案件是適合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擴大了起訴人的范圍，但其本質仍然屬於私益訴訟。
Ⅳ 環境污染侵權訴訟如何收集證據受害人
雖然法理上受害人不需要證明，因為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所採取的歸責原則版是無過錯原則，只權要有發生環境污染的事實存在，造成污染的一方就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但是為了方便環境保護部門的取證調查，受害人還是需要積極提供線索，為環保部門對污染企業的取證和查處提供便捷。
Ⅳ 最新民法總則環境污染侵權的訴訟時效為多長時間
我國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時效適用特殊規定，而不適用《民法通則》二年的普版通訴訟時效規定，《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規定：因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提起訴訟的時效期間為三年，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受到污染損害時起計算。
Ⅵ 環境侵權案件如何分配舉證責任
環境侵權訴訟中，應適用嚴格責任。污染者的加害行為應當排除「違法性」的適用，但在環境保護單行法有特別規定時，從其規定。《環境保護法》第41條第1款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66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但部分單行環境保護法並不沒有在污染構成要件上與這兩個法律規定保護一致。如《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環境雜訊污染，是指所產生的環境雜訊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雜訊排放標准，並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現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也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而《水污染防治法》等環境保護單行法中，卻未將違法性作為污染的評判標准。因此，違法性是否為環境侵權的構成要件，在具體案情中要根據不同的環境保護單行法的規定來判斷。 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在舉證責任分配上，被告承擔具有法定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但不因此免除原告就被告加害行為與其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下列侵權訴訟，按照以下規定承擔舉證責任：……(三)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從規定的本意，應當降低原告舉證責任的證明標准，原告只要能夠證明因果關系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即完成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由污染者承擔，並不免除受害人就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受害人仍需就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舉證責任。基於環境污染責任在因果關系認定上的特殊性，通過舉證責任倒置和因果關系推定的方式降低受害人的證明責任。即與一般侵權案件中，受害人需要對因果關系提供充分成立的證明不同，受害人只需要對因果關系初步成立承擔證明責任。所謂「初步的因果關系「是指原告的證明標准較低，即只要原告能夠證明被告污染行為具有導致其損害發生的可能性，原告即完成了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在污染者不能完成因果關系不成立的舉證責任下，推定污染者的污染行為與受害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Ⅶ 環境污染侵權起訴狀是怎樣的
環境污染侵權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有別於一般的侵權行為，如何合理的分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舉證責任是處理好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重點和難點。
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收集或提供證據的義務，並有運用該證據證明主張的案件事實成立或有利於自己的主張的責任，否則將承擔其主張不能成立的危險。舉證責任制度最早產生與古羅馬法時代。羅馬法的就舉證規則在歷經中世紀的寺院法的演變之後，到了德國普通法時代確立了原告就其訴訟原因的事實為舉證，被告就其抗辯的事件事實為舉證的一般原則。且採取宣誓制度作為法官解決疑難案件的配套和補充制度。舉證責任是民事訴訟的核心問題，它直接規劃著民事訴訟的構造形態，在民事訴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舉證責任的分配，又是舉證責任制度的核心。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規定了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一般規則，即「誰主張，誰舉證」。
在環境污染侵權中，舉證責任分配採用的是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三款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指基於法律規定，將通常情形下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種事由不負擔舉證責任，而由他方當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種事實存在或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
Ⅷ 環境侵權的集團訴訟和公益訴訟的區別
環境侵來權的集團訴訟，是眾源多受到環境污染侵害的受害人發起的集體訴訟。目的是維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而環境污染的公益訴訟，一般是有權單位提起的環境污染訴訟，目前多由檢察院提起。目的是治理環境污染，保護公眾安全。
Ⅸ 環境侵權訴訟中的原告主體要怎麼確定
圍繞對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之辯，其核心就是為了使環境權保護獲得可訴性，不應恪守傳統訴訟法理論「無直接利害關系便無訴權」的要求，而應將原告范圍擴及任何組織和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實則已經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但這條規定中的「控告權」因為無法在我國訴訟法體系中得以認定，從而使得其淪為「宣告的權利」，而非直接的訴權。而訴權是訴訟的起點，只有明確公益訴訟原告主體資格才能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按照環境侵權的種類，我們可以將環境侵權訴訟界定為三類：
一是環境民眾之訴，即起訴人與環境公益受害無直接利害關系，為避免出現案例一那種「環境公益受害無從救濟與民眾投訴無門之尷尬境地」，以法律授權這些個人或組織代表公眾提起民眾之訴；
二是環境受害人之訴，一方面原告是環境侵害的直接受害人，另一方面這一侵害行為又同時損害或威脅到環境公共利益，這時法律允許受害人提出包含私益和公益兩方面內容的復合型訴訟；
三是環保機關或環保組織之訴，這在某些特別法如《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中已經得到確認，但《民訴法》並沒有相關的明文規定。
以法律授權負有環境公益職責的國家各級環保機關和民間環保組織就其他機關、企業或者個人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能夠造成環境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提起公益性訴訟，將更好的保護環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