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侵權行為對侵權法的影響
侵權行為是民事主體違反民事義務，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專行為。 侵權法是屬指一種對侵權行為予以懲罰的法律，是一部很重要的法律。至於影響：一般如果侵權行為多了，那麼侵權法本身也會隨這侵權行為的增多而發動修改。如果侵權行為過於嚴重或者惡劣的話，也有可能導致侵權法的進一步出台。當然侵權行為是建立在犯罪基礎之上的。正是由於這些行為決定了這一部法律的重要性。如果行為惡劣以及多數，那麼侵權法的重視程度就會大大上漲。當然反之亦然。侵權行為的增多會推出侵權法更加完善的法律，也會加快新法律的出現。這就是兩者的聯系。
㈡ 侵權責任法有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
民法上的賠償以填補損害為原則，使受害人恢復到損害發生之前的狀回態，因此，對於答超出損害部分的請求數額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對於某些情形，法律規定了加重的懲罰性賠償，對侵權人進行懲罰。在《侵權責任法》引入懲罰性賠償前，我國懲罰性賠償主要存在於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食品安全領域、商品房買賣領域。《侵權責任法》第47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故，對於存在缺陷的產品，被侵權人有權向明知該缺陷並生產、銷售的侵權人主張懲罰性賠償，對於懲罰性賠償的計算標准，《侵權責任法》並未規定，實踐中由法官根據具體案情確定賠償數額。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㈢ 侵權行為可以有懲罰性賠償嗎
民法上的賠償以填補損害為原則，使受害人恢復到損害發生之前的狀態，因此，對於專超出損屬害部分的請求數額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對於某些情形，法律規定了加重的懲罰性賠償，對侵權人進行懲罰。在《侵權責任法》引入懲罰性賠償前，我國懲罰性賠償主要存在於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食品安全領域、商品房買賣領域。《侵權責任法》第47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故，對於存在缺陷的產品，被侵權人有權向明知該缺陷並生產、銷售的侵權人主張懲罰性賠償，對於懲罰性賠償的計算標准，《侵權責任法》並未規定，實踐中由法官根據具體案情確定賠償數額。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㈣ 談談我國侵權責任法預防損失發生的機制
章魚我愛你 么么噠
在對原告所受損害做出賠償之外,侵權法還負有遏止損害發生的內功能。這容種遏止功能通常依附於賠償功能。這是因為,在損害已經發生的絕大多數情形下,只要恰當地確定和執行賠償裁決(即:迫使侵權人對其所造成的全部有關損害有時也包括原告的訴訟費用做出賠償),便會(間接地)影響未來侵權人的成本、效益分析,實現對其未來侵權行為的有效遏止。在損害尚未發生等少數情形下,由於不存在損害及損害賠償,法院為保護有關權益所能做出的裁決通常是,責令被告停止其侵權行為。
與賠償裁決相比,這種裁決在更為直接的意義上構成了對損害的遏止。
侵權行為法只對損害進行有限遏止的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侵權行為法的制度設計並不是從根本上禁止一切可能給他人帶來人身、財產或其他損害的活動。畢竟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根本杜絕所有損害的發生
㈤ 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是什麼，功能是什麼
第一、懲罰功能：懲罰性賠償按照字面理解當然是對惡劣的不法行為給予懲處，以超出受害人實際損失的金錢作為賠償來達到懲罰侵權人的目地。按照我國傳統民事責任的賠償方式，一般以補償原則為主，即侵權人只負責賠償受害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
從社會角度講，侵權人惡劣行為勢必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社會的基本價值必然會受到傷害。然而，在民事領域，很多情況都不能通過行政處罰或者刑事法律對侵權人加以懲處，如果沒有其他懲罰措施，會放縱侵權人繼續以類似方式侵害他人進而實現自己的某種目地，不僅對受害人不公平也會對社會的基本價值造成傷害。故而需要在民事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通過懲罰侵權人進而恢復侵權人與受害人雙方的對等價值，同時彌補對社會價值造成的傷害。懲罰性賠償的引入重新肯定了被害人因加害行為而喪失的「人的價值」，通過給予懲罰賠償金的方式彌補了受害人因侵權事件的發生而無法實現的價值。懲罰功能作為懲罰性賠償的首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存在可以有效彌補傳統民事賠償領域的補償性賠償的不足，進而使懲罰性賠償作為一項獨立的救濟機制存在於私法領域之中。在使用懲罰功能時，筆者認為既要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和社會的基本價值，也要兼顧侵權人的利益，如果一味的保護前者，對侵權人的懲罰過大，那麼也是不公平的。對於懲罰的程度，最好的方式是考慮侵權人的惡劣程度，懲罰的力度要與侵權人的惡劣程度相適應。懲罰的效果為重新恢復侵權人與被害人之間相對的價值關系，同時符合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
第二、補償功能：眾說周知，全面賠償原則是民事賠償的一般原則，既然該原則已經有補償功能，那麼為何懲罰性賠償還要兼具補償功能。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全面賠償原則盡管是賠償受害人的全部實際損失，但是在現實中由於取證困難或者其他因素，受害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往往很難計算，由於現法律並不十分完善，對於諸如訴訟律師費或者其他非財產損失，往往不加以支持或者大打折扣後支持，這就造成了受害人所受的實際損失在實際審判中往往不能完全得到賠償，懲罰性賠償的引入就是為了彌補法律的不足。通過懲罰性賠償可以解決由於法律不支持的精神上的損害、人身損害以及對未來收入的損失等，可以達到充分補償受害人的目地。
第三、阻遏功能：阻遏功能與刑法的預防作用相似，也具有兩個效果，即一般阻遏功能和特殊阻遏功能。一般阻遏功能即是通過對侵權人的惡劣的不法行為處以嚴厲的懲罰性賠償責任，通過案件判罰所散發的威懾力量防止其他人從事類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為。特殊阻遏功能則是通過讓侵權人感受到侵權所遭受的慘重代價而不再從事類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為。如果說懲罰性功能和補償性功能更多的在於維持侵權人和受害人之間的相對的公平正義，體現的是維護個體的價值。那麼阻遏功能則更多的在於維護社會良好秩序，保護社會價值不受損害。與刑法類似，阻遏功能也是基於社會大眾在參與社會活動時是理性的，在做出某種行為前會平衡利弊得失。如果行為人實施一個行為的弊端要遠大於利益，那麼行為人將不會實施該行為。阻遏功能即時通過以往案例的嚴厲的懲罰性賠償，使行為人在權衡利弊後不從事該類違法行為，達到維持社會良好秩序的功能。
第四、鼓勵私人執法：鼓勵私人執法功能也可稱為激勵功能，因為懲罰性賠償的金額往往都高於受害人的實際損失很多，這就激勵了受害人在遭受侵權時能及時起訴來維護自身的權利。而不用擔心像全面補償原則那樣，由於取證難等原因導致實際損失往往很難計算，造成了「贏了官司，輸了金錢「的局面。之所以稱為鼓勵私人執法功能，這是因為在最初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英國，因為公民崇尚自由，所以並未建立強大的檢察和警察系統，這就需要鼓勵私人充當「檢察官」的角色來追訴不法行為，達到維護社會的良好秩序。在現代社會，由於財政原因不可能組織大量的執法人員，又由於在私法領域，公務人員並不像公法領域那樣有動力去主動的追訴不法行為，這就造成了很多不法行為不能得到追訴，這就需要私人參與執法。特別是對於受害人的損失很小但是卻造成了較大的社會影響的案件，受害人並不會因為公共利益的損失而提起訴訟，這就造成了不法行為的繼續發生，損害了社會的公共利益。有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於鼓勵被害人成為「私人檢察官」，實現執法目的，不僅有利於被害人，更有利於社會公共福祉。鼓勵私人執法往往藉助於懲罰功能，其目地是為了阻止侵權人本人和其他人從事相同和類似的行為，由此可以看出，其作用比起懲罰功能和阻遏功能要稍弱一些。
綜上所述，懲罰性賠償的四個基本功能中，懲罰功能和阻遏功能是其核心功能，是懲罰性賠償制度設立的根本所在。而補償功能是對現有補償性賠償方式不足的補充，隨著法律的日益完善，可以預見補償功能所起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弱。鼓勵私人執法功能作為弱於核心功能 的次功能，在私法領域日益發達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㈥ 侵權行為法的功能是什麼啊
另外還有學者認為，侵權法的功能還包括創設和催生新的人身權的功能. 侵權法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個方面 ： （一）填補損害。 有權利就必須有救濟，侵權法的最初出現就是為了使權利受到侵犯之人得到救濟。因此，侵權法最主要的功能是使原告所受到的損害得到賠償。將賠償視作侵權法最主要的功能,這不僅意味著侵權法通過以賠償作為侵權案件的主要裁決種類已實際成為原告獲得損害賠償的一種主要途徑,而且意味著侵權法應自覺地以此為其首要目的和功能。如上所述,侵權法的實質是對法律所規定的某些特定權益實行保護,而保護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只能採用迫使被告向原告做出(經濟)賠償的方式來實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章第三節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三款「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並應當賠償損失」。第一百一十八條：「公民、法人的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和其他科技成果權受到剽竊、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償損失」。第一百一十九條：「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第一百二十條：「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 雖然我國沒有專門的侵權行為法，也未在民法通則中專章規定侵權行為，但是從以上法條可以看出，我國法律規定加害人就其侵權行為所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此種賠償採取的是填平原則，即填補受害人所受損失。使加害人就其侵權行為所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非在懲罰，因損害賠償基本上並不審酌加害人的動機、目的等，其賠償數額原則上不因加害人故意或過失的輕重而有不同。 在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齊二葯」假葯事件中，受害人因購買和使用假葯遭受損失而向葯品生產者請求賠償是會得到法院支持的，這種賠償既包括物質損失，也包括非財產的損失。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賠償僅限於實際遭受的損失，即損失多少賠償多少，其主要目的是在使被害人的損害能夠獲得實質、完整迅速的填補。 需要說明的是，填補受害人損失的方式，在目前來看，已經不限於損害轉移（loss shifting）。損害轉移是指將被害人所受的損害轉由加害人承擔。此為傳統民法所強調的功能，著眼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的關系，以加害人行為的可非難性（故意或過失）為歸責原則，標榜個人責任。 隨著保險制度的出現和發展，損害分散（loss spreading）成為一種新的填補受害人損失的方式。責任保險制度適用的結果是將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從實際侵權人轉由保險公司承擔，最終通過保險公司這一媒介轉嫁給社會承擔。這實際上是在同種危險製造者之間進行社會性的分散，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損害賠償責任的社會化，即損害分散。此種分散損害的方式具有使權利人的的救濟獲得保障和同時避免加害人因大量的賠償而陷於破產或困難之效果。由此，筆者認為許傳璽教授提出的損失分擔作為一項獨立的侵權法功能並不合適，損失分擔應當是填補受害人損害過程中的損失轉嫁的一種方式，具有從屬性；損失分擔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分散風險、保障社會和諧的一種手段，是保險制度的功能，並非侵權法的功能。需要說明的是，保險制度產生的責任分擔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羅馬法以來「誰侵權誰承擔責任」的古訓。 無論如何，這都是侵權法填補受害人損失的功能的體現，意義在於使受害人的損失得到合理、公正的轉嫁，使損失得到彌補。 （二）預防。 侵權法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是預防損害的發生。損害的不發生或者少發生，顯然比損害發生後再進行責任的分擔更有優越性。傳統的侵權行為法通過規定侵權行為人應負的損害賠償責任，有效地教育不法行為人，引導人們正確行為，預防各種損害的發生，從而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生活的和諧。 侵權法通過它內在的激勵機制，即如果行為人的違法行為造成了他人的權益損害，那麼行為人必須為此而承擔相應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侵權法的預防功能是與填補損害的功能相聯系的。對於受害人來講，當損害發生後，是損害的填補；對於加害人來講，損害發生後，是損害的轉嫁，有加害人來承擔此損害（即使在存在責任保險的場合之下，當損害發生後，加害人仍然面臨著提高保費或者終止保險合同的風險）。因此，加害人作為一個理性人，總會盡量避免因自己的行為導致損害的發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查，如果預防損害的成本小於預防的（預期）收益，則進行預防就是必要的，因為它是有效率的，此時，行為人作為理性人會選擇預防損害的發生，由此侵權法發揮了預防損害發生的功能。相反，當預防的成本大於預防的（預期）收益時，則意味著預防行為時無效率的，因此無須預防（如不可抗力等）。 結合本文開頭的案例，如果葯品生產者預期到當其生產假葯、劣葯有很大的可能造成使用者損害並因此被捲入訴訟，並且訴訟一旦發生，其將面臨著承擔非常重大的責任時（如巨額的民事賠償，惡劣聲譽、喪失在該領域繼續生存的機會），那麼葯廠就要權衡，其製作假葯、劣葯為其帶來的收益多還是可能帶來的損失多，或者是其嚴格生產標准，不生產假葯、劣葯為其帶來的損失多還是預期的收益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通過利益權衡，作出對其最為有利的選擇。當其認為違法生產假葯、劣葯為期帶來收益明顯少於其可能面臨的涉入訴訟巨額賠償等風險時，此時其就會選擇嚴格按照標准生產，其就不會違法生產。這個時候我們說，侵權法的預防功能在起作用。假如說，與上面相反，當其認為違法生產假葯、劣葯為期帶來收益明顯多於其可能面臨的涉入訴訟賠償等風險時，此時侵權法應該發揮的預防作用就沒有發揮，或者說現實中的侵權法在預防侵權行為方面是存在嚴重問題的：它鼓勵人們去做壞事。 以上的討論又引出了侵權法的另外一個功能：懲罰。懲罰功能與侵權法的預防功能是息息相關的。 （三）懲罰。 傳統觀點認為，損害賠償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僅具有補償性，這種損害賠償原則是根據民事主體地位平等的特徵而確立的(此觀點為大陸法系民法之通說)。「損害賠償之最高指導原則在於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俾於賠償之結果,有如損害事故未曾發生者」。 然而，隨社會之進步，市場經濟之繁榮，人們逐步發現僅憑損害賠償的補性不足以平衡平等主體之間失衡的社會利益，不足以維護社會安全，唯有懲罰才足以制止加害者的過分行為。求最終社會之公正。 多數學者認為懲罰應當是侵權法一項功能。 學者也有不同意見，許傳璽教授則認為懲罰不是（美國）侵權法的主要功能。由陪審團和或法庭依據侵權法所做出的賠償裁決通常僅限於原告所遭受的實際有關損害(有時也可以包括原告的訴訟費用);因此,很難說在賠償之外,侵權法對被告另有懲罰的目的和功能。當然,在極少數情形下,法庭可以指示陪審團做出由被告向原告償付遠超出原告所受損害的賠償數額,即所謂的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以加強對有關侵權行為的遏止和懲戒。但是,由於判例法或制定法對此類情形通常有非常嚴格的限定,如要求被告存在「惡意」(malice)、被告行為「惡劣」(outrageous)等等,陪審團和或法庭通常極少做出懲罰性賠償的裁決(雖然由於懲罰性賠償通常更易引起媒體和公眾的興趣被廣泛報道和傳播,從而造成此類裁決相當普遍的假象)。另外，作為一種調節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法律權益的部門法,侵權法畢竟屬於私法的范疇,而不屬於以國家機器為主導的公法領域。
㈦ 制定《侵權責任法》的意義是什麼
《侵權責任法》的通過實施將會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重大的作用，發生重大的影響。第一，它專標屬志著中國民法典的主體部分已經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也已初見雛形。第二，增強社會的權利意識。第三，進一步調動人民群眾維權的自覺性和規范化。第四全面規范民事審判活動，實現法律適用的統一化。
《侵權責任法》這部法律對整個侵權責任的問題做了全面系統的規定，尤其是在很多制度上有所創新。比如說，在法律里第一次明確了精神損害賠償的制度，規定了同命同價的原則。這些對公民權利的保障確實起了非常重要的意義。還有像醫療損害賠償的問題、環境污染的問題、產品缺陷的問題、召回制度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侵權領域里這么多學者研究以後得到的共識，這在立法上得以規定，對中國公民的基本民事權利的保護起到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這樣的一部立法，更重要的是彰顯了公民的權利意識，同時也強化了責任意識、義務意識，我想作為一個正義社會來說，確實需要對權利有維護有保護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應該說這部立法起到這樣的作用。
㈧ 新商標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情形有哪些
一、我國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中首次引入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最早見於公元前20-18世紀的奴隸製法典，在人類早期立法中較為普遍 。隨著國家力量的增強，特別是大陸法系建立了公法和私法嚴格區分之後，懲罰性賠償作為一種私力救濟措施逐漸被大陸法系國家所放棄。而英美法系則延續了這一古老的賠償制度，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二戰後，在兩大法系的不斷融合借鑒的背景下，一些大陸法系的國家和地區本著實用主義的原則，重新嘗試在部分私法領域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
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是指，為懲罰和嚇阻惡意侵害行為，而判令加害方承擔的超出受害方實際損失的金錢賠償。設置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於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於懲罰加害人的不法行為，遏制侵害行為的再次發生。對於懲罰性賠償所具有的功能，學術界存在眾多觀點，但基本認同懲罰性賠償具有懲罰侵權、嚇阻再次侵權及鼓勵維權的功能。
新《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第一次將懲罰性賠償引入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中，對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賠償法律體系的構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此之前，我國知識產權適用的損害賠償數額主要計算方法為三種，即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獲利以及法院酌定的法定賠償。此外，我國《專利法》及司法解釋中還存在「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1至3倍合理確定數額」的規定。這其中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無疑符合填平原則，而其他幾種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是否帶懲罰性存在爭議。筆者認為，侵權人違法獲利、許可費倍數兩種計算方式，均是在無法直接計算的情況下對權利人損失的一種推算，屬於推定填平權利人損失，並未突破「填平原則」。修改前後的《商標法》關於法定賠償的規定，均要求在酌定賠償數額時需考慮「侵權行為的情節」，因而筆者認為法定賠償屬於兼具補償性和懲罰性賠償的混合體。雖然帶有部分懲罰性賠償的因素，但法定賠償所確定的數額由於無法再細分出懲罰性的部分，因而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不同於「填平原則」下的補償性賠償。補償性賠償目的在於填平受害方的因不法行為所受的損失，而懲罰性賠償旨在對不法行為懲處，進而嚇阻侵害的再次發生。因此，補償性賠償所針對的是受害方，主要考量受害方所受到的損失，以受害方實際損失或推定的損失為計算依據。懲罰性賠償則針對加害方，主要考量加害方的惡意性和危害性，並以侵權行為的情節和主觀惡性為計算依據。同時，筆者認為，懲罰性賠償不具有填平受害方損失的補償功能，不能將依據懲罰性賠償原則增加的賠償數額視為對受害方的補償。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又是相互聯系的，補償性賠償是懲罰性賠償懲罰的基礎。加害方先要對權利人的損失進行補償性賠償，然後再依據侵權人主觀惡性及侵權情節考慮適用懲罰性賠償。在確定了補償性賠償的數額後，法官依據侵害的情節、主觀惡性，並參考其他因素，決定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之間的比例關系，使其與填補賠償額具有某種合理的關聯性,即所謂比例原則（the Ratio Rule）①
二、新《商標法》中懲罰性賠償具體適用的理解
（一）主觀心態的認定
新修改的《商標法》中將適用懲罰性賠償主觀心態要件定義為「惡意」。「惡意」的含義為「蓄意或故意實施違法行為」，對應的英文為「malice」。無論在中文還是英文的語境中，「惡意」（malice）的主觀惡性都強於「故意」（ willfulness），即要求侵權人具有「有邪惡的動機」，因此，《商標法》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觀心態條件要高於「故意」，不能簡單引入域外國家或地區對「故意」的認定標准。由於侵權方的主觀心態執法者無法直接獲知，只有通過侵權行為的「情節」推定是否存在「惡意」。筆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列舉部分應認定存在「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且「情節嚴重」的典型情形。
1、重復侵權。對於重復侵權應當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適用懲罰性賠償，一般爭議較少，但問題在於如何定義重復侵權。重復侵權應包括狹義和廣義兩種定義。狹義的重復侵權僅指針對同一權利的再次侵權行為。廣義的重復侵權則不限於同一權利及同一權利人，而是指對同一類權利的重復侵權行為。
筆者認為，在確定侵犯商標權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時，不應限於狹義的重復侵權，廣義的重復侵權同樣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即侵權主體此前存在需要承擔賠償責任的商標侵權劣跡，無論再次侵犯的是否為同一枚商標，是否為同一商標權人的商標，只要是在同一種或類似商品上，或者關聯商品上，同一侵權主體再次侵犯商標權並需要承擔賠償責任，均屬於重復侵權。原因在於，商標的顯著識別特性使得商標權的檢索比其他知識產權容易，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有過侵權行為的主體應當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此前的侵權行為理應使得侵權方對此類商品的市場狀況有進一步的了解，有鑒於此前侵權的教訓，善意的市場主體理應主動進行檢索以避免再次侵犯他人商標權。
因此，在相同類似商品的再次侵權，無論是否針對相同商標或相同權利人，在無充分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被視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進而面對較之以往更加嚴厲的懲罰性賠償。換言之，對重復侵犯商標權的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意在強化市場主體的商標專用權意識，同時嚴懲以侵犯商標專用權為業的情形。
2、侵權者曾與商標權人簽訂過或涉及被侵權商標的許可合同、代理合同或產品銷售合同，在合同履行期內，以及合同終止或解除後，從事針對該商標侵權行為，應當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許可使用方、代理商或經銷商，對被侵權商標十分熟悉，如果其從事侵犯該商標的行為，可以推定不存在過失的可能。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其主觀心態應當認定為基於此前在經營中對商標的使用和了解，謀取該商標所蘊含的商業利益，即存在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邪惡動機」，較之普通故意主觀惡性更強，應認定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
同時需要指出，此類侵權行為在損害後果方面比其他普通主體的商標侵權行為更為嚴重，原因在於此類侵權者此前曾基於合同關系合法使用被侵權商標或銷售過被侵權商標的產品，熟悉商品的銷售渠道和特徵，對消費者而言必然更加具有欺騙性，對被侵權商標的市場美譽度貶損更為嚴重。鑒於此類商標侵權行為侵權主體的主觀惡性較強，對被侵權商標損害較大，應當對該類商標侵權行為適用保護力度更大的懲罰性賠償，懲罰本次侵權行為的同時嚇阻類似商標侵權行為再次發生。
但並非所有與被侵權商標有關的合同均屬於上述情況。合同性質應與商標的實際使用緊密關聯，代理注冊或對商標進行廣告宣傳等合同的簽約方，雖然其對該商標較為熟悉，但因其此前未銷售過標注有該商標的商品，不應認定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而僅為普通商標侵權行為。同理，僅僅與商標權人就許可合同、代理合同或產品銷售合同進行磋商，但最終未簽訂協議，也不屬於上述「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情形。
3、侵權行為發生時，被侵權商標已達到馳名程度，在相同類似商品上使用與馳名商標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商標，構成「惡意侵犯商標權」。此類侵權行為不同於對馳名商標在其他類別商品上的復制、摹仿或翻譯等侵權行為，對馳名商標的跨類保護，以及是否構成對馳名商標的復制、摹仿或翻譯，需要進行司法或行政程序上判斷。但基於馳名商標的知名度，在該商標賴以馳名一類商品上，使用與馳名商標相同，或者消費者很難區分的基本相同的商標，一般市場主體均可以判斷屬於商標侵權行為。因此，此類侵權行為明顯假借馳名商標的市場知名度和美譽度，圖謀不正當的商業利益，主觀惡意明顯，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理應對此類商標侵權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
上述三類僅是筆者基於自己理解的簡單列舉，無法涵蓋現實中全部的「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情形。還需要結合案件具體情形，由法院作出就個案作出認定。
（二）確定懲罰倍數的參考因素
修改後的《商標法》確定了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比例，而如何確定具體的「倍數」，則應當參考與侵權有關的一系列因素。筆者認為，參考因素至少包括：1）侵權商標與被侵權商標的近似程度；2）被侵權商標的知名度；3）侵權行為的規模；4）侵權持續的時間；5）侵權的獲利情況；6）侵權人此前是否存在類似侵權行為；7）侵權人的財力。8）是否因本次侵權行為受到過行政或刑事處罰。
侵權商標與被侵權商標越近似，被侵權的商標知名度越高，說明侵權方攀附被侵權商標的心理越強。侵權規模越大，時間越長，獲利越豐厚，就更應加大賠償力度，嚇阻侵權方和其他可能的侵權方再次實施侵權行為。此前的侵權劣跡越多，說明主觀惡性越強，越應當提高賠償額，加大懲罰和威懾力度。而之所以要參考侵權方財力這一因素，其意在通過參考被告的財務狀況確定足以對其產生懲罰和威懾的賠償金，即如果被告財力雄厚，一般數額的賠償金對其無法產生威懾作用，需要特殊的增加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只有達到其財產一定比例的賠償或處罰，才能保證產生懲罰和威懾作用。
（三）懲罰性賠償適用的范圍
1、懲罰性賠償需要原告提出明確的訴訟請求。懲罰性賠償雖然帶有一定公法性質，但其本質上仍然屬於私法范疇，因此法院作出懲罰性賠償判決的前提之一是原告提出明確的訴訟請求。原告在訴訟請求中應當分別明確補償性賠償的數額及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如果僅籠統的提出賠償數額，不應視為明確提出了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此外，為支持原告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原告需要提交相關證據證明被告侵權行為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且「情節嚴重」。
2、法定賠償不可附加懲罰性賠償。修改前後《商標法》關於法定賠償的規定，在酌定賠償數額時均需考慮「侵權行為的情節」，因此法定賠償已經帶有部分懲罰性賠償的性質。而修改後的《商標法》明確規定，只有實際損失、侵權獲利以及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三種方式確定的賠償數額，才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即明確將法定賠償排除在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范圍之外。法院在確定法定賠償數額時，參考了侵權方的「侵權情節」，最終確定的數額實際是補償性賠償和懲罰性的總和，無需再次提高數額。
3、因本次侵權行為已經受到行政處罰或是刑事處罰，不應再適用懲罰性賠償。行政和刑事處罰均是針對侵權方侵權行為的主觀惡性作出的，作用和對象於懲罰性賠償基本相同，如果在行政或刑事處罰後再次適用民事的懲罰性賠償，則存在重復懲罰的問題。因此，如果因同一侵權事實侵權方已經受到行政或刑事處罰的情況下，權利人在民事程序中僅可獲得補償性賠償，而不應再獲得懲罰性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