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醫患關系現狀及解決方案
近年來醫療糾紛（包含醫療事故和病人不滿）雖大幅度上升，但醫療事故並未同步增加，這說明目前的醫療糾紛並不只是醫療技術的問題，而往往是人文性醫療服務的問題。艾力彼公司的調研顯示，在頻發的醫療糾紛中，純技術原因引起的不到20%。患者的醫學知識不足以評價醫生的醫療技術，因此就醫感受主要源於對人文性醫療服務的評價，醫務人員人文性醫療服務的缺失將直接導致患者滿意度下降，這也是不少醫療技術先進的大醫院醫療糾紛不斷的原因之一。
醫療糾紛小則擾亂醫療工作秩序，大則影響醫院的聲譽，嚴重的甚至導致醫院關閉。如天津某三甲大醫院捲入了醫療糾紛，法院判院方敗訴，作出賠償較大金額的判決，引來媒體報道與炒作，導致病人日漸減少，醫生因此流失，如此惡性循環，一段時間內醫院員工人數降到300人左右，最終導致醫院被另一家三甲醫院吞並，原址土地出售，不再掛該院招牌，人員並入新醫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目前門庭若市，醫療技術高明的大型醫院應以此為戒，加強危機預防管理。
法國管理學家費堯曾說過，管理不是一個點，而是一條線，是相互聯系的運動過程。危機管理也是這樣，它的過程是消除危機因素的系列活動，管理者應該考慮如何縮減（Rection）危機情境的發生，如何做好危機管理的准備工作（Readiness），如何規劃以及如何培訓員工以反應危機局面（Response）並從中盡快恢復（Recovery），這四個方面（4R）構成了基本的危機管理。
由艾力彼管理顧問公司創立的「醫患危機預防模型」強調危機預防機制。現在大部分醫院對醫療投訴和糾紛的處理，都是採取「滅火行動」。醫療糾紛產生了，處理人員就事論事，「兵來將擋，水來土淹」，處於被動的應急狀態。根據危機管理「預防為主，處理其次」的原則，這不是最好的方法；「醫患危機預防模型」在患者不滿或投訴剛產生時，就主動進行監控管理，「防患於未然」，以最大限度防止危機的出現或縮減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
② 醫患糾紛存在的問題是什麼，怎麼解決
醫患糾紛是醫患雙方之間發生的權益爭議，其性質由醫患關系的法律性質所決定。醫患關系是在醫院為患者提供的醫科技術專業性服務活動中形成的、醫療機構與患者及其親屬之間因診療護理行為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具有雙務和有償特徵且屬於醫療服務合同性質的民事法律關系。
（1）醫療服務關系具有一般合同的特徵。一是醫患雙方地位的平等性。患者對醫療機構具有選擇權，不受任何單位和他人干預（享受公費的，就醫單位受到一定限制），雙方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二是醫患雙方意思表示的一致性。患者選擇醫療機構，以先行掛號的行為作出希望醫院同意其治療的意思表示，相當於要約；醫療機構接納患者並同意為其治療，相當於承諾。三是權利義務的對等性。醫方有向患者收取醫療費的權利，也有依職業道德及自身技術力量給病員診斷、施療、護理的義務；患者有要求醫院按一般操作規程給予治療的權利和給付醫療費的義務。
（2）醫療服務合同又有其獨特性。一是生命健康權的依賴性明顯。由於醫療機構是特殊服務機構，患者到醫院求醫，作什麼檢查或用什麼葯均由醫生決定。其作用的客體是病員的生命健康權，是一種人身權利。二是風險性較強。在醫療過程中因病體的差異、醫療過程的可變性和復雜性，使醫療行為又具有風險性和探索性。三是合同自由受到限制。在醫患雙方關系中，患者是弱勢群體，由於醫療過程中的可變性因素的限制，患方對於合同條款只有整體接受或拒絕的權利，使得合同自由受限。
由於醫患關系的這種特殊性，學術界對於醫療事故的性質存在不同認識。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第一種認為醫療事故是合同違約的民事責任。理由是患者與醫院是一種醫療服務關系，患者到醫療機構就醫所產生的是一種事實上的合同關系。患者享有及時、正確得到醫治的權利，負有支付醫療費的義務；醫療機構享有收取醫療費的權利，負有及時、正確地為患者醫治的義務。從醫療服務合同的角度分析，醫院一方的醫療行為造成人身損害事故的，屬於違約行為，應承擔違約責任。第二種認為醫療損害賠償是雙重屬性的民事責任。理由是醫療行為所損害的權利是人身權這種絕對權，不僅可以發生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也可以發生在合同訂立的過程中，如因對急、重、危病人拒絕治療等。由於發生醫療過失並造成患者人身損害的法律事實，在法律上同時構成了一般意義上的侵權和醫療合同的違約。醫患之間的醫患關系具有雙重屬性，是一種請求權的競合。受害人不能同時兼有兩項請求權，也不能就兩項請求權選擇，只能以民法通則的規定為依據，行使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我們認為，如果從醫療過失行為侵害公民健康權、生命權的角度分析，醫療事故是一種侵權行為，應承擔侵權責任。理由有兩點：一是《條例》將醫療事故的民事責任性質確定為侵權責任。《條例》第2條明確規定：「醫療事故是指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在醫療活動中，違反醫療衛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診療護理規范、常規，過失造成患者人身損害的事故。」可見，《條例》強調「過失」在醫療事故構成要件中的重要性，體現了我國侵權行為法將過錯責任原則作為最基本歸責原則的精神。二是《條例》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了賠償范圍。《條例》在醫療事故賠償范圍中明確規定了「精神損害撫慰金」，即精神損害賠償。依據合同法規定，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為無過錯責任原則，我國立法和司法均未承認違約責任中包含有精神損害賠償。從這些規定不難看出，醫療損害賠償民事責任的性質應為侵權責任，其歸責原則為過錯責任原則。
二、非醫療事故損害賠償及其類型
醫療行為對患者造成損害但不構成醫療事故的，稱為非事故性醫療損害。從審判實踐看，這種非事故性醫療損害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1）醫療過程中的故意行為。根據《條例》規定，醫療事故只能是過失行為，故意行為造成的患者人身損害不構成醫療事故。從醫務人員的職務角度來說，患者到醫療機構就醫，是與醫療機構形成的一種醫療服務合同關系，醫務人員的行為應當是一種職務行為，故醫療機構應對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務過程中給患者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也就是說，醫務人員故意給患者造成人身損害的，雖不構成醫療事故，但醫療機構並不能免責。醫務人員故意行為造成患者人身損害的顯然是一種違法行為，醫務人員應當對其行為負責；構成刑事上的傷害或故意殺人的，還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③ 談談你對醫療現狀的看法
一、醫療體制積弊太多。中國現行的醫療體制，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就批評過，認為是老爺衛生部。那時醫療條件差，卻還沒有高昂的醫療費之憂。社會保障不足，醫院公益性質與市場性質不分，導致醫療費高漲，多軌制的不平等醫療待遇，導致低醫保群體對醫療體制的不滿。醫院為了生存，醫生的精力大部分用在了創收之上，醫院承包核算、科室分包核算，個人分解指標完成，醫務人員還有多少心思用在技術業務上，用在服務關心病患者上？
什麼樣的體制規范什麼樣的行為，體制再有問題，總要面對病患者，總要有人面對病患者，面對病患者的不是衛生局長是醫生。是醫生就要面對病患者，這是要正視的現實問題，迴避不了的。體制的固疾，使得看病難，看病貴，服務差，病人自然不滿，一旦出現醫療失誤，矛盾將激化，又沒有有效的調解裁決體系，導致中國特有的醫患血案。
在醫療服務關系中，在醫患矛盾博弈中，醫院絕對是強者，病人患者是弱者。醫患矛盾出現後，在靠行政方式或靠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糾紛無望時，過激行為就會出現。既然沒人管，就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實力，發泄不滿情緒。發生這樣的事情，雙方都是受害者。
二、醫院服務意識缺乏。患者就醫看醫生，掛號起就要不斷的排隊，健康人都受不了，何況病人。哈醫大一院事件的行凶者兩次到該醫院沒有結果，認為醫生不給他看病，隨即心生不滿。一老一少，兩個病人（患者爺爺患有癌症），一天三次進出兩家醫院大門，其狀不慘嗎？
許多時候，看一次病，在醫院被折騰一天還沒有結果，各種檢查讓你頭昏腦脹。碰到看急診，折騰一晚上，睡沒個睡處，坐沒個坐處，那難受勁，想想都知道。
網路上有帖稱，某往友和老公帶寶寶深夜看病，一次是因為拉肚子，一次是因為發燒，每次在醫院被折騰一晚上還找不到病因，且每次都被要求做全身檢查包括CT，「當時老公就差點和醫生打起來」。而寶寶發燒在美國看急診時，只配了退燒葯驗了口水。
醫院之間互相封閉，檢查結果相互排斥。重復檢查，重復治療，病人無奈。
醫院的「三率」：治癒率、周轉率、死亡率本是考核醫院的行政指標，卻被用來做為對付病患者的的手段，住院治療20天30天，重新辦理出入院手續，隨之又是一連串的檢查。還有就是拒絕推諉收治。
保定醫院是因執行「醫保費總額預付制」，醫保資金超額須由醫院自貼，職工醫保患者住院被拒收，要住就自費。
住院治療，許許多多應由醫院護士護理的工作，都轉由病人親屬或由病患者請來的護理工人代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些項目的收費每天出現在帳單上。
三、醫療水平被片面誇大。宣傳中過分誇大醫療的作用，對治療的過度期望導致失望與過度治療的後悔從而產生不滿。老實說，目前醫療技術可以延緩人的生命，並不能還你健康。走著近進來，抬著出去的眾多事例，讓病患者親屬不堪回首。
醫療行為不都是全能的，有事實表明，治癒葯物治療只佔1/3，手術治療佔1/3，自愈佔1/3，在治療過程中，許多患著有某種心理依賴，比如葯物依賴，吃過葯，即使是「假」葯，無效的葯，病也會很快好起來；醫生依賴，看過醫生，相信醫生，病也會很快好起來，醫生的話對這些病人至關重要，經常使用「善意的謊言」也是出於治病的目的。這一點，醫生們比患者們更清楚。
人體是有生命的有機體，一些損傷下可以自我修復，有些疾病可以自我治癒。不像無機體的機械設備零部件，一旦壞了，你不修理更換，它永遠是壞的。
四、社會轉型帶來的功利心理泛濫。這不僅僅是醫療行業，各行各業普遍存在敬業精神喪失，工作態度冷漠，麻木不仁，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講服務，只講收益的現象，追求現實利益。我們的醫生，還有我們的公務員、我們的商人、我們的工程師、我們的教授，那一個行業不如此？只是醫護人員人員要更特殊一些，矛盾的雙方是面對面的，一對一的。
而對於患者來說，醫生態度差，語言生硬，加上醫生收紅包、開高價葯成了公開的「潛規則」，使患方容易產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診療過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發生醫療糾紛。再加上有些醫療機構服務確實存在缺陷，醫療水平不高，操作不規范等，也經常造成嚴重後果。此外，醫患溝通不暢，醫方不尊重患方的知情權、選擇權，也是導致醫療糾紛的重要原因。醫生也有委屈，每天面對像自由市場一樣噪雜的醫院，有那來的好心情。
五、傳統人情味的顛覆。病患者就醫上門應是客的感覺全無。有的只是「求」，沒有好處不辦事，門難進，臉難看，病難治，醫院里充斥著衙門的作風。高額的醫療費，低劣的服務態度，沒有押金治不了病，押金不夠就停葯。醫生忙，病患者就不忙？全社會都在忙，就是忙不出來一個高一點的效率。
除了醫療行業，各種服務業都可以優惠，討價還價，可你敢和醫院、醫葯公司談價錢嗎？而在這背後醫院和葯商、醫生和葯販卻是在大搞「市場經濟」。
過去有坐診、出診之說。醫生上門，病家都待如上賓，病人看醫生也會受到尊重。現在，時代不同了，自然沒有出診上門之說，連詞語都變化了，不叫大夫叫醫生，不叫看醫生叫看病。
山寨產品在中國社會熱銷，醫療行業也不能免俗，假葯、假治療並不少見，看看醫葯單有多少憑空列出的檢查、醫療、用葯項目？
六、醫患矛盾得不到有效疏解。江西九江市湖口縣60歲的董水金，2008年其31歲的兒子董林波因為一起醫療事故成了「植物人」。2009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追究當事醫院縣中醫院與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療事故責任。最先的九江市醫學會的鑒定結果為，相關醫院的行為「不構成醫療事故」。後江西省醫學會的結論是該病例屬於一級乙等醫療事故，但醫方承擔次要責任。最後，中華醫學會鑒定認定此事故為一級乙等醫療事故，兩家醫院應當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董水金從2008年7月董林波遭遇事故，到2010年8月判決，其間經過了兩年多的糾葛。後醫院又提起上訴，過程艱辛而復雜。
事實上，相當比例的醫療事故糾紛後面，當事人都有類似的遭遇。醫療事故鑒定機構的公信力缺失，是醫患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醫鑒的利益結合體，使得醫患關系經常由普通矛盾走向深化乃至極端。
醫方和患者在地位上並不對等，醫學會的鑒定專家都是從各個醫院的成員，醫療系統鑒定傾向性可想而知。這一方面確實引發了許多鑒定上的明顯不公。另一方面結果不利患者，也會自然地懷疑鑒定公正性。因而只要鑒定機構與其成員不能做到第三方中立，這種公信力就很難確立起來，屁股決定腦袋。
醫療糾紛以及事故認定的專業性較強，法官也難獨立判決，只能依賴於醫療鑒定。醫療鑒定結果不權威，法院判決也難讓人信服。
相當比例的醫患糾紛最後都走了司法程序。然而社會公平的最後底線也屢屢被打破。取證難，耗時長，最後要麼不了了之，要麼走上極端。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醫院發生的患者王寶洺砍殺喉科主任醫師徐文事件，2008年7月王寶洺就選擇了訴訟的方式來解決此事，從2008年8月第一次開庭審理起， 3年多結不了案，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發怒，最後釀成了悲劇。董水金在打贏官司後，還要求追究當事醫生刑事責任。他說2011年6月22日立案，但直到現在沒有任何結果，「我找了主管局長，打了很多電話，他們一拖再拖」。
醫患矛盾加劇，也讓醫院醫生防範心理加強，在治理中也會更加消極，導致惡性循環。東莞市政府發文，為醫院配備警用器械防範病患者突發事件，可成千上萬的患者與成百上千的醫生混雜在一起，你如何防範？是否像銀行一樣，在病人患者與醫生之間架起鋼柵欄？
醫患矛盾，不是一句「加快醫療衛生改革」的口號就能解決的。
④ 醫患糾紛的現狀及其危害(詳細些)
現狀：錢不夠，不給治；態度惡劣，火上澆油；用假冒偽劣葯，用貴葯，小病重治，搞提成，版搞創收權；重點城市醫院好，其他城市不行，三甲醫院分布不均；有特權，有的醫院病床常年空置，只等特權人物； 危害：醫生，病人都成犧牲品，長此以往，民怨越積越深，對社會危害大。
⑤ 當今醫患關系現狀
醫患關系的現狀
醫患關系「人機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醫學高新技術已廣泛應用於臨床診治，使診斷、治療、護理方式發生了較大變化，特別在大醫院自動化、信息化、遙控化的診治手段被採用，醫生通過機器、儀器、設備等高技術服務設施獲得患者的生理指標、生化指標等數據，並且具有敏感度高、精確、迅速等特點，為診治提供重要依據。這種以機代人的趨向，淡化了醫患之間的思想交流，加重了醫生對高技術設施的依賴，忽視了患者社會、心理因素對疾病的影響。
醫患交往「經濟化」 由於我國人口眾多，現有衛生資源仍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保健要求，存在著「看病難、住院難、手術難」等狀況，在供需矛盾的情況下，也實行了寬松政策，如允許多種形式辦院、試行點名手術、業務有償服務等，緩解了「三難」，滿足了群眾的一定需求。然而在一定事實上出現了醫療服務商品化傾向，在醫患關繫上有經濟化趨勢，商品經濟等價交換原則已滲透到醫患關系中，甚至出現了權錢交易等不正之風。
醫患要求的「多元化」 在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們價值觀的多元化傾向也反映在醫患關繫上。醫生要求患者主動配合診治，醫患關系應該是「指導-合作型」或「共同參與型」，盡量避免不合作型或沖突型；患者對醫療衛生保健的要求在層次上、檔次上也有差別，呈現出多元化趨向，有的患者追求優質服務，要求高檔病房甚至非醫學需要服務，有的患者要求基本的醫療保健；有的患者甚至連最基本醫療保健也難以實現。
醫患關系調節方式上的「法制化」 醫患關系的調節方式主要*道德，然而當醫患關系的道德規范上升到法制化時，醫療秩序就更為完善了。目前，醫患雙方的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對保護各自權力和自覺履行各自職責的觀念日益強烈，為衛生立法提供了思想基礎。另外，高新技術的臨床應用引來了一系列社會化問題，也迫切需要衛生立法來解決，如利用高新技術進行性別鑒定；人工授精、體外授精帶來的家庭道德、社會問題；器官移植中供體來源和衛生資源分配中的公正問題等，都直接涉及醫患關系，僅*道德調節是不夠的，必須通過法制調節，這已是勢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