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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權糾紛代理詞

發布時間:2021-05-25 12:28:27

『壹』 關於名譽權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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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張靜是網路愛好者,網名為紅顏靜,在南京西祠網站中,真實姓名和網名都有一定知名度。在網友聚會上認識俞清風,並知其網名為華容道。俞清風後以'大躍進'的網名多次發出侮辱原告人格的帖子,張靜以其侵犯自己的名譽權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定俞清風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精神撫慰金1萬元。

法院判決:

張靜,俞清風雖然各自以虛擬的網名登錄網站並參與網站的活動,但在現實生活中通過見面互相認識並知道對方網名,且張靜的網名和真實身份還被其他網友所知悉,俞清風在西祠網站中多次以'大躍進'的網名發表針對'紅顏靜'即張靜的議論,其間多次使用侮辱性語言,主觀上具有對張靜名譽權進行毀損的惡意,客觀上實施了侵犯他人名譽權的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關於精神撫慰金,考慮到知道'紅顏靜'為張靜的人數有限,且張靜在被侵權後也曾在網上發表針對俞清風不當言論的因素,因而判定:俞清風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支付精神撫慰金1000元。

律師點評:

網路是科技發展的產物,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動作用。網路空間盡管是虛擬的,但通過網路折射出來的人的行為卻是真實的。利用互聯網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實誹謗他人,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構成侵權的,也會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案例二以及意見

原告:武躍貴,男,49歲,臨汾造紙廠經銷公司經理。

被告:中國工商銀行臨汾分行牡丹卡辦事處(以下簡稱牡丹卡辦事處)。

被告:臨汾福臨大酒店。

1997年6月26日,因公司業務關系,原告在福臨大酒店請客戶就餐,結帳餐費為260元。原告用其牡丹金卡與福臨大酒店結算,福臨大酒店服務員向被告牡丹卡辦事處核實該卡上是否有款,牡丹卡辦事處答復卡上無款,酒店服務員拒絕原告用卡結算。原告解釋無效,停留達兩個小時,後由原告所請客人支付了費用。事情發生後,原告認為自己的名譽、信譽受到損害,向臨汾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維護其合法權益。

審判臨汾市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一直按信用卡章程使用信用卡,在1997年6月25日往卡上存款4000元,卡上存款余額為1530.08元。經法院主持調解,原、被告雙方自願達成如下調解協議:

一、被告牡丹卡辦事處賠償原告武躍貴520元,並賠禮道歉(當庭執行)。

二、案件受理費400元,其他訴訟費用230元,合計630元,由被告牡丹卡辦事處負擔。

臨汾市人民法院確認該協議符合法律規定,於1997年8月7日制發了調解書。

評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七條規定,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本案中,二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侵害原告名譽權的責任呢?

一、原告的名譽是否受到損害公民的名譽是指社會對其品德、才能、思想和作風等的綜合評價。在本案中,原告認為主要是其信譽受到損害,但我國有關法律中對自然人的信譽未做界定。公民的信譽是指人們對其在社會交往中信用度的評價,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它顯然屬於名譽的范疇之內。在現代經濟活動中,個人或企業的信譽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信譽的好壞往往能決定商業交易活動的成敗,信譽度愈高,意味著成功的機率愈大。因此,在社會交往中,人們是很看重其信譽的。本案中,被告牡丹卡辦事處向原告用餐的福臨大酒店提供了原告信用卡上無存款的虛假信息後,福臨大酒店拒絕原告用信用卡結算,造成了原告請客,反而由客戶付帳的尷尬局面,同時極有可能使原告的客戶和他人懷疑原告是否誠實可信,而實際上飯店拒絕原告用信用卡結算,就表明飯店對原告的不信任。對原告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就是對其不能公正評價的表現。因此,原告的名譽受到損害是成立的。

二、行為人行為是否違法在本案受理過程中,對被告牡丹卡辦事處提供虛假信息的行為是否符合這一構成要件,有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牡丹卡辦事處的行為不符合民法通則所規定的侵害名譽權行為方式侮辱、誹謗的特徵,所以不屬於違法行為,不應當承擔本案中的民事責任。我們認為,雖然牡丹卡辦事處沒有侮辱、誹謗原告的行為存在,但其提供虛假信息的行為顯然違反了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損害了原告的名譽,應該屬於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的其他方式中的一種情況,即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隱含情況。在我國法律規范中,這種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比較常見,不能因為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而排除行為人的義務。至於被告福臨大酒店,其向銀行查詢客戶信用卡上有無存款是其正當權利,其拒絕原告用卡結算,也是因為銀行提供了虛假信息,所以不能認定福臨大酒店應承擔民事責任。

三、被告牡丹卡辦事處有無過錯從調解書反映的事實上看,應該認定牡丹卡辦事處是有過錯的。根據中國工商銀行信用卡使用章程,銀行有義務在查詢時如實向特約單位提供信用卡持有人的信用狀況,不論牡丹卡辦事處是做了查詢工作,而沒有如實回答,還是沒有查詢就輕易答復,都說明其行為的失職,主觀上存在故意過錯。

四、牡丹卡辦事處的行為與原告名譽受到損害存在著直接因果關系正是由於牡丹卡辦事處提供虛假信息的行為,造成福臨大酒店不信任原告,拒絕原告用卡結算,而由原告客戶付帳的後果,所以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很明確的。

根據以上分析,被告牡丹卡辦事處的侵權責任是成立的。牡丹卡辦事處也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庭審過程中與原告達成了調解協議。

我們認為,本案在實體處理上是令人滿意的。但本案的調解書製作有不完善之處。第一,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起訴的條件之一是具有明確的訴訟請求,但本調解書沒有反映出原告的具體訴訟請求,籠統地說「請求法院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合乎訴訟文書的製作規范,而且導致了訴訟費用數額的計算無依據。第二,協議內容沒有說明被告賠償原告520元的性質。本案是名譽侵權糾紛,被告給原告造成的是精神上的損害,不是經濟上的損失,所以應說明賠償的性質。

責任編輯按:

從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的文義含義來看,其所規定的損害名譽權行為方式表現為一種積極的作為方式,因此,常有人認為,只有積極的作為方式才構成侵犯名譽權,不作為行為不構成侵犯名譽權。其實,該規定的重點在於保護公民、法人的名譽權,不在於規定侵害名譽權的具體行為方式或表現形式。規定中雖然列舉了兩種積極的作為方式,但還用「等」字表示了可能有的侵權行為方式,而且,此處的「等」是不能用積極的作為方式來限定的;或者說,當初為什麼僅列舉了兩種積極作為的方式,這主要是考慮總結文革的教訓的結果,是當時的立法環境和基礎決定的。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依該規定之文義,侵害名譽權行為應是一種故意行為,不包括過失行為。確實,侮辱、誹謗行為應屬故意行為。但故意行為在實踐中是一種極端行為,因過失造成他人名譽受損害的情況時常發生,甚至後果更嚴重。而對名譽權的法律保護,法律上並未明文規定只有故意行為才構成侵犯名譽權,從立法技術上,區分「故意」和「過失」而定責任,必須是明文規定的。法律上未作這種區分定責的明文規定時,既是以包括「故意」和「過失」在內的「過錯」定責。

本案被告牡丹卡辦事處為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有權在持卡人的信用卡存款不足規定的額度時予以拒付,但也有義務在持卡人信用卡存款符合規定要求的額度時,及時、正確地為持卡人辦理結算支付。本案被告牡丹卡辦事處在原告信用卡上存款足以支付消費費用情況下,向特約單位提供不實信息,不論什麼原因,都說明其有過失,特別是在其是為公眾提供金融服務的經營單位的情況下,更難以什麼理由來推脫自己的責任。雖然其這種過失並不必然造成原告在特定情況下的名譽受到損害,但原告在本案特定情況下感到的名譽損害,畢竟出於牡丹卡辦事處的過失,沒有牡丹卡辦事處的過失,原告是不會有這種特定情況下的名譽損害的。因此,根據相當因果關系論,牡丹卡辦事處的過失行為與原告所受到的名譽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牡丹卡辦事處就具備了歸責的基礎。而福臨大酒店在消費者持卡消費結帳時,為本店的利益和發卡銀行的利益及維護信用卡交易安全,有權向發卡銀行查詢核實,並在發卡銀行表示拒付情況下有權拒絕接受消費者的信用卡支付方式,此拒絕接受實際上是執行發卡銀行的指令。所以,該酒店在本案中的行為是正當行為,沒有過錯。

『貳』 侵犯名譽權律師函怎麼寫

律師函回復的方法: 1)闡明事態。在一份律師函里頭,必須讓對方清楚真實的事態,不誇大也不縮小。 2)提出主張。律師函要不露聲色的告知對方你的主張。 3)告知後果。 格式: 某某律師事務所律師函 (2013) 律函字第( )號 xxx公司: 某某律師事務所接受某某公司的委託,指派某某律師為某某公司與xxx公司的廣告糾紛中國人,現本律師就有關事宜致函於你。 某某公司買了貴公司的產品,但是貴公司卻在我們的產品上打你們公司的廣告,對我公司的生意造成了影響,造成本公司的實際損失,(具體內容可以根據你們的實際情況書寫)。 為此,某某要求本律師致函與你,請貴公司在收到本函後立即消除影響,三日內賠償本公司損失中國元。如果不於賠償款,本律師將根據我的委託人的委託依法追究你和貴方的法律責任。 順訟 商琪 某某律師事務所 律師: 某某 聯系中國: 201 年 月

『叄』 名譽權被侵權應該怎麼寫訴訟狀

一、名譽權被侵權應該怎麼寫訴訟狀?
1、標題。須註明為《民事起訴狀》。
2、當事人的自然情況。
即原告和被告的基本情況,當事人的自然情況有兩種情形:一為自然人的,一為法人的。當事人為自然人時,原告就寫明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址和聯系方式等。
3、訴訟請求。要寫明請求法院解決什麼問題,提出明確的具體要求。如有多項要求的,可以分項表述。
4、事實與理由。提出訴訟請求後,就要為其請求提供充足的依據。首先是擺事實。要把雙方當事人的法律關系,發生糾紛的原因,經過和現狀,特別是雙方爭議的焦點,實事求是地寫清楚。講道理是要進行分析,明確責任,並援引有關法律和政策。
5、受訴法院。根據法院管轄、民事起訴狀要寫明受訴法院。
6、落款。末尾要有原告姓名的簽名,或蓋章以及民事起訴狀的遞交時間。
7、附件。須說明本訴狀副本份數、證據份數以及其他材料的份數。
二、侵犯他人名譽權的後果是怎樣的?
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和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可以責令侵權人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可以書面或者口頭方式進行,內容須事先經人民法院審查。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范圍,一般應與侵權所造成的不良影響的范圍相當。同時,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該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公民一並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與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後果等情況酌定。
名譽權被侵犯之後通常都只能追究對方的民事責任,而所有民事糾紛當中,訴訟狀的整體寫法幾乎是一樣的,只不過,在陳述對方侵犯名譽權的事實和理由的時候一定要簡明扼要,並且做到有理有據,這就要求當事人需要具有一定的思維邏輯性及法律常識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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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余秋雨訴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肖夏林委託,我在其與原告余秋雨名譽權糾紛一案中擔任訴訟代理人。現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在我方法庭辯論意見的基礎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予以採納:

一、案件事實和爭議焦點

1.本案基本事實

被告肖夏林於2000年第2期《書屋》雜志上發表了以批評原告余秋雨和所謂「余秋雨現象」為主旨的8000字長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該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評了原告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認為名城與顧問是一種名利交換,是雙方互通有無,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顧問,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華別墅。文化在這里已是具體的名利」的描述成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據。原告律師承認被告的文章屬於文學批評性質並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學者黎鳴先生作為被告證人出庭作證並提交了親筆證詞。黎鳴先生證明在被告文章發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壇確有餘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獲該市有關方面獎賞一套別墅或住房的傳聞,雖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價購買和是無償獲贈,但類似「消息來源出自多處、多人」,說明被告有關原告獲贈別墅的表述並非「無中生有」的「捏造」和「誹謗」。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訴訟心態》(載《北京日報》2003年5月18日)一文,證明作為文化人的作者對被告所說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凈,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訴訟,絕大多數人和他一樣是「絕對不會知道有什麼『送別墅』的說法。」的。說明無論受贈別墅是否是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都未能引起關注,也未對原告的名譽造成損害。

綜上,本案事實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學批評《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據文壇廣為流傳但未經證實的說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贈一套別墅的事實。但這一描述並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迄今尚未發現任何以此描述為依據的討論,余秋雨的社會評價也沒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還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關於范志毅名譽權糾紛案的判決書,以說明內地法院已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權糾紛案件審理中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2.雙方爭議焦點

鑒於原告系當代著名作家,在社會上有廣泛的影響力,屬於公眾人物,而被告則是一位關注社會現象的文學批評家,負有針砭時弊匡扶正義的道德使命,本案與普通人之間的名譽權糾紛案件有很多不同。我們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原告是否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被告的上述事實描述是否構成對原告名譽權實際侵犯;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其名譽權是否應得到與普通人同樣范圍和程度的保護;我國法律中關於名譽侵權行為人主觀過錯的含義是什麼。

二、根據現行司法解釋精神,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

所謂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而名譽則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名譽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其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是主體個人的主觀自我評價,因而名譽主體不能以個人情感受到傷害為由認定他人行為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就如何認定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

我們的主要答辯意見,將圍繞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適用上述司法解釋展開:

1.原告應舉證證明其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但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並未因被告的行為受到損害。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

在名譽權侵權責任認定中,「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事實」是確定民事責任的首要條件。在民事上無損害即無責任,如果沒有合法民事權益被損害的事實,也就無承擔民事責任的必要。」(參見梁書文等編著《審理名譽權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第23頁),提起名譽權糾紛的前提是確有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原告對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應當承擔舉證責任。

但在起訴狀和庭審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語言指責被告惡意批判、圍攻原告外,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客觀存在,其所謂被告在本文中由「惡意批判發展到具體誣陷」,「斷章取義」「徹底歪曲」原告對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製造「聳人聽聞」的事實,以及所謂受贈別墅的說法「損害了深圳市政府的聲譽,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等等,對證明損害事實的實際發生均不具有證明效力。所謂原告「無中生有」地「蓄意偽造」一個「聳人聽聞」的「事實」,「捏造」和「誣陷」原告「受賄」雲雲,均系原告對被告的看法,並非其名譽確實受到損害的證據。鑒於「誣陷」「受賄」等術語均為刑法上的具體罪名,有著法定含義,而原告不具備「受賄」的主體資格,被告也顯然沒有任何具體的「誣陷」行為。至於「詆毀了原告的人格、也詆毀了原告參與的這項新興的國際學術研究計劃,傷害了原告在海內外的廣大讀者。」更是本案名譽權糾紛無關。一句話,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這些事實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該文發表至今,尚未發現有人就所謂「別墅」事件發表意見,也無人據此指責余秋雨受贈別墅,並且被告的說法已被絕大多數人遺忘,反證被告的這15個字對原告名譽的影響甚微。事實上,2000年以來,余秋雨馬不停蹄地參加了海內外舉辦的多場文化活動,舉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中央電視台「飛天獎」和「星光獎」頒獎典禮、中央電視台「哈葯六杯」「第十屆全國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等,據說其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影響所及洛陽紙貴。被告的行為並未造成原告名譽的實際受損。

再者,由於名譽是公眾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並非以當事人的自我評價為准,因而余秋雨對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為認定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依據。在當今社會,一個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獲得經濟收益,在公眾眼中不僅不是不名譽的事情,反而可能會使其社會評價上升——獲贈別墅本來就是很光榮的事情,想想作為手機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務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李湘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開放城市重獎知識分子贈車給房的大手筆,就不難理解我們上面的說法了。具體說來,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獲贈別墅,公眾不僅不會認為余秋雨先生文人無行,更有可能欽佩余秋雨的才學和運氣。因此,余秋雨的名譽並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損害。

綜上所述,原告對其名譽受到損害的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但原告並未舉證;被告的陳述並不必然損害原告的名譽事實上也沒有對原告的名譽造成實際損害,原告提起本/案訴訟沒有事實依據。

2.被告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道德使命,決定其批評「余秋雨現象」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

原告代理律師在庭審過程中承認《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的范疇,並且承認文中不乏對余秋雨善意的規勸和告誡,但原告堅持認為不論全文中肯與否,只要被告不能證明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真實存在,其陳述即構成對名譽權的損害。這種認識成立嗎?

不難發現,《文化中的文化》屬於文學批評范疇,批評對象是以余秋雨為代表「余秋雨現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謂「余秋雨現象」即文人為獲取知名度和經濟利益而遠離書齋遠離文化、過分親近媒體、過分迎合和誤導公眾的行為。被告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對余秋雨惋惜和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諸如告誡余秋雨不應自比魯迅和郭沫若,因為後者「是學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學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會良心」;批評余秋雨「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沒有書齋中的積累超拔和創造,它就不可能發展。沒有電視文化照樣前進,但沒有書齋就不會有學術,更不會有大師誕生。」以上批評集中體現了作者對「余秋雨現象」的憂慮和不滿。作為文學評論人,當被告感覺原告對深圳文化的評價已經背離了文化本位的時候,他認為這就是「余秋雨現象」的具體表現,即「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因此他從直覺上相信了當時文化圈中盛傳的「深圳送別墅」一說。被告對余秋雨的批判體現了其對不可取的社會現象的深切關注,這種批判行為本身並不具有違法性。

我們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內的大多數人會對被告的觀點表示贊同。雖然我們不想討論原告起訴的動機,但在明確表示贊同被告觀點的同時,余秋雨執意指控被告侵權,堅持以司法手段解決文化紛爭和文壇恩怨,確實也為包括被告在內的大多數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據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范圍應有別於普通人的理論,本案被告對其具體的事實陳述不具有主觀上的過錯。

1.我國有關名譽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有待完善

我國現行法律有關名譽權保護的規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對名譽權、隱私權的概念和構成至今仍無准確的規定,而法律不加區分地對公眾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譽權」給予與普通人「平等」的保護,已成為對公眾人物進行正常新聞監督和批評的最大障礙。

民法通則第101條確立了名譽權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則,但對什麼是名譽權以及如何構成侵害名譽權卻未給出任何定義;最高法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對此有進一步的解釋,但未說明隱私、醜化、侮辱、誹謗的具體概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雖就構成侵害名譽權責任的要件進行了簡單列舉,但未回答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的具體所指。在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案件中,司法機關往往以「真實證明」原則,根據簡單的事實出入判決刊登批評報道的新聞媒介和批評家敗訴。新聞監督和文學批評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已隨著公眾人物權利意識的增強而逐漸喪失殆盡。在名譽權糾紛案件中引入和借鑒「公眾人物」的理論刻不容緩。

2.公眾人物的概念和實際惡意原則的引入。

所謂公眾人物,是指在社會事務中起突出作用或位於某些公共爭論前沿並試圖對問題產生影響的人。「公眾人物」是美國誹謗法中的概念,源於1964年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以及此後的幾個名譽侵權判例。這一原則要求公眾人物在起訴媒體誹謗侵權時,不僅要證明侵權行為已經實施並且已經給自己造成事實上的損害,而且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系出於「實際惡意」,即明知內容虛假或者毫不顧及內容的真假卻輕率予以發表。這是因為,與普通人相比,公眾人物是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線中,等於是自願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險;並且在受到誹謗時,他們有大量機會通過媒體對錯誤言論進行反駁。而普通人缺少機會去反駁,也沒有自願將自己暴露在公眾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誹謗行為的傷害。為了公平起見,法律保護普通人和公眾人物名譽的力度應有所不同,法律對普通人名譽的保護力度應大於對公眾人物的保護。「實際惡意」的有無是確定針對公眾人物實施誹謗行為的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的標准,若公眾人物不能證明被告具有實際惡意,名譽侵權即不能成立。

我們認為,司法解釋中所謂「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當其適用於公眾人物提起的名譽侵權訴訟時,應被理解為行為人主觀上存在「實際惡意」,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過失概念。

3.原告系公眾人物,其名譽權保護力度與普通人相比應當受到限制。

隨著《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千年一嘆》、《霜冷長河》等著作的相繼問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為「學者作家化」的先行者,為把學術變成一種大眾可以共享的東西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說對華人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擁有廣大的讀者。也正是由於大眾的認同與喜愛,他才得以與電視台聯手在嶽麓書院設壇講學,在北大千人禮堂公開演講,並成為上海、深圳、大連的文化顧問,成為這個時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漸從一位默默無聞的學者變成一位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並從中取得了巨大的榮譽和利益。原告自己也聲稱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廣泛的國際影響」。一般說來,雖然並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眾的關注,比如作為公共信息的國防信息可能無人問津不為公眾所關注;但凡是公眾關注的信息都應屬於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細節等因追星族的關注而成為公共信息。由於公眾的關注,公眾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應進入公共信息的領域,其一舉一動都對社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作為公眾人物獲取巨大利益和榮譽的代價,原告的名譽權保護力度應與普通百姓與所區別。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訴肖夏林名譽侵權,除需要證明其名譽受到了具體現實的損害外,還必須證明肖夏林的行為本身系出自其主觀上的實際惡意,即明知所謂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是虛假的卻仍然不計後果的去傳播這一虛假事實。

4.被告肖夏林不具備核實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條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實描述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

對於公眾人物進入公眾領域的私人信息,公眾與公眾人物始終處於「信息不對稱」境地,這決定了公眾對公眾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確定性和可錯性。各國實現言論、新聞和文學批評自由的實踐證明,若要求對公眾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確,毋寧說是缺乏監督公眾人物的誠意。

舉例來說,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於特區政府加稅前「突擊」購車,顯然不會是為了逃避幾萬港元的加稅——他是放棄了每年數千萬港元的收入來就任年薪兩百多萬港元的政府公務員職位的,但時間上的巧合恰好給了媒體和批評者想像和懷疑的空間——梁錦松存在道德上的風險!於是批評指責的報道紛至沓來——其中難免有對受害人梁錦松伏明霞夫婦的「誣蔑不實之詞」。但我們除聽到董建華譴責其「無心之失」外,只見到阿松不斷地作揖道歉、雙倍捐款、表示辭職,唯獨不見梁大人運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張名譽權!道理很簡單,並非因為香港不是法治社會,也不是梁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譽權和隱私權,而是因為他本人是公眾人物!他只有對公眾的指責表示寬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既沒有手段對余秋雨在深圳的房產進行調查,在特定情況下也沒有義務這樣去做。出於正常人心理,他相信當時文化圈內盛傳的余秋雨受贈別墅的事實,具備客觀上的合理性。換言之,被告並非是在無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贈別墅的「聳人聽聞」的事實,更沒有以此為出發點繼續散布這一信息。原告既沒有舉證證明其名譽受到了被告涉訟事實描述的實際損害,也不能證明被告是出於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而製造和散布這一信息。因而即使這一信息確實帶有一定程度的詆毀性,但原告作為公眾人物對這種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上海靜安區法院對范志毅一案的判決中已體現了這一原則,即「作為公眾人物的原告,對媒體在行使正當輿論監督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容忍與理解。」

綜上所述: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名譽確有被損害的事實,並且事實上原告的名譽沒有受到被告行為的實際損害;被告文章中關於余秋雨受贈別墅的陳述是基於相信當時文壇圈內的傳聞而非自憑空捏造,被告既無手段也無義務去核實這一事實的真假,被告的行為不具備違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對深圳文化的不當吹捧而相信有關傳聞系正常人的反應,並非「明知」原告受贈別墅的事實虛假仍然不顧後果地傳播,被告不具有主觀上的實際惡意,行為沒有過錯。因此,原告的起訴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其所有的訴訟請求均應予以駁回。

此致

『伍』 法律上侵害他人名譽權應該怎麼起訴

譽權糾紛案件立案應提交的材料如下:
一、提交起訴狀正本一份,並按被告人專數提供相應的副本。屬

二、證明當事人主體資格的材料。當事人為自然人的,應提交身份證明資料,如身份證或戶口本等的復印件;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應提交主體登記資料,如工商營業執照復印件或由工商登記機關出具的工商登記資料或社團法人登記證,原告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同時還應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書或主要負責人證明書。

三、受委託代為起訴的,應提交原告的授權委託書。公民代理的,同時提交本人的身份證復印件;律師代理的,同時提交律師事務所的公函和律師執業證件的復印件。

四、證明被告侵權事實存在的材料,如被告侮辱或誹謗原告的語言、文章、大小字報或公開信件等;證明侵權事實造成的損害後果,如單位處分等。

五、法律規定的其他材料。

『陸』 名譽權糾紛

您好,。《中來華人民共和國自民法通則》第 101 條規定:「公民、犯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公民的名譽權受到侵害了,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

『柒』 怎樣打名譽權官司

所謂名譽權就是指公民和法人對自己在社會生活中所獲得的社會評價即自己的名譽,依法所有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名譽是指對公民和法人的品德、才幹及其他方面素質在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社會評價。名譽意味著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尊嚴,一個人的名譽對於其本人及與之有關的社會關系非常重要。公民和法人都享有名譽權,法人的名譽權表現為企業在經營中的名聲和信譽。

名譽權通常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任何新聞報道、書刊雜志在對真人真事進行報道、評論、傳播時,都不得與事實不符,而影響公民原有的社會評價;公民的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任何個人和組織都無權向社會公開或傳播;任何人都不得以侮辱、誹謗的方法,損害他人名譽;任何人不得捏造事實,陷害他人,損害其名譽。

名譽權具有以下特徵:

①專有性。即特定的名譽由特定的公民享有,不能轉讓,也不能繼承。

②人身性。即名譽權是人身權的一種,與民事主體的人身相聯系。死者也享有名譽權,對於侵犯死者名譽權的行為,其近親屬有權向法院尋求保護。

③非財產性。名譽權不是財產,不能以金錢觀念去衡量,只能以社會道德觀念去評價。

④不可侵犯性。即公民的名譽不允許任何侵犯。

公民的名譽權受到我國法律的嚴格保護。根據《憲法》第38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個人的名譽。」不僅如此,我國《刑法》專門規定了侮辱和誹謗等對嚴重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給予刑罰制裁。因此,對於侵犯公民名譽權的行為,受害人可以要求人民法院追究侵害人的責任。

.如何提起名譽權官司打名譽權官司要向有管轄權的法院遞交起訴。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名譽是一種侵權行為,因此當事人可以向侵權行為地起訴,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發生地和侵權結果地。訴狀的內容一般包括:

當事人姓名、年齡等基本情況。一方當事人是法人的,要寫明法人的名稱、地址和法定代表人姓名、職務等內容。

訴訟請求。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停止侵權行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同時也可以要求其賠償損失。

事實和理由部分主要寫明侵害事實發生的經過及結果,原告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程序等等。

.被告如何應訴當了名譽權官司的被告切忌感情用事,而應當在細讀訴狀的基礎上,理清答辯、反駁原告的思路。抓住對方在事實和法律上的漏洞,進行有力地駁擊。首先考慮一下。自己的行為是否屬於侵害他人名譽權的行為。法律規定名譽權侵權行為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即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作為被告應從以上四個方面著手,首先找准突破口,反擊對方。其次,應熟悉相關的法律、法規規定,為自己的行為不權構成名譽權侵權行為尋找法律依據,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規定「撰寫、發表文學作品,不是以生活中特定的人為描寫對象,僅是作品有情節與生活中某人的情況相似,不應認定為侵害他們名譽權。……」作為被告可以以此為法律依據,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解。

.參與法庭審理。

在這一階段,當事人要接受法庭對侵權事實的調查。作為原告,在陳這訴訟請求後,要針對起訴書上的事實,提供證據證明侵害人實施了侵害行為,如時間、地點、採取的方式等;提供所受到的傷害程度的證據材料,而且還應證明侵害行為與原告受到傷害的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等等。被告可u就有關問題進行答辯,雙方當事人還可就各自主張的觀點進行質證、辯論。當事人雙方還可以在法庭主持下進行調解,當然也可以不接受調解。作為原告一方還可以根據案情變化發展的程度作出是否撤回起訴的決定。

.打名譽權官司應注意的問題。

訴前應慎重近年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法制的健全,公民、法人的法律保護意識不斷增強。以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名譽是社會的進步,對於他人侵犯名譽權的行為,要勇於與其斗爭。但是,在打名譽權官司之前要慎重。要仔細分析,他人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有沒有打官司的必要性。從法律上講,法院既要保護公民、法人的名譽權,又要保障正當的輿論監督,根據查明的事實。嚴格依照法律規定衡量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有些公民可能會覺得他人的行為侵害了自己的名譽,但根據法律的規定,並不構成侵權。如新聞報道宣傳「掃黃」之必要性,批評某人在娛樂場所搞色情活動,只要報道內容沒有失實,特定對象沒有張冠李戴,就不構成侵權。判斷是否構成侵犯名譽權要符合它的構成要件。對大多數公民來說,要正確斷定是否構成侵犯名譽權無疑是個難題,因此不妨在打官司之前請教專業的法律工作者,然後再決定是否打官司。

另外,打官司並不是解決名譽權糾紛的唯一途徑。如果侵犯名譽權的影響較小。經交涉或調解,侵權人承認錯誤並道歉,在侵權造成影響的范圍內消除影響,且適當賠償精神或經濟損失,就沒有再打官司的必要了。當然,如果侵權人蠻不講理,被侵權人就應該理直氣壯地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肆意踐踏。

侵犯名譽行為的構成要件: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侵犯他人名譽權的行為必須符合以下四個條件:

①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名譽被損害的客觀存在是構成侵害名譽權民事責任的前提。侵害名譽權造成的損害主要是受害人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和不安,即造成受害非正常的名譽減損。

②行為人行為違法。一般來說,行為人只對其實施的違法行為承擔法律責任,如果行為人的行為是合法的,如正當的輿論監督,就不應承擔民事責任。

③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即名譽受損害的事實是由侵權行為引起的,該侵權行為與名譽損害事實2.1~1存在著因果關系。

④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民法上有過錯是指行為人故意或過失的心理狀態。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產生某種損害後果,仍然希望這種損害後果的發生,或放任這種損害後果的發生;過失是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結果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

上述四個要件必須同時具備,行為人的行為才能構成侵害名譽權。

在訴訟過程中,在加害人侵害他人名譽權的行為正在進行當中,為了及時制止侵害權行為繼續進行,防止侵害後果繼續擴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62條規定,受害人有權要求法院採取強制措施制止侵權行為繼續進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職權制止侵權行為繼續進行,具體做法應當根據當事人申請或者依法院職權。在判決之前以裁定方式責令加害人停止侵害。應當注意的是法院對當事人的申請要予以審查,對有財產內容的要同時責令申請人提供擔保,拒絕提供的,可以駁回其申請。原告要求被告賠禮道歉的,如果原告贏得了官司,那麼對這一項訴訟請求的執行可以在訴訟過程中進行,也可以在判決書中確定。被告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在保護受害人的前提下,採取公告、登報等方式,公布於眾,其費用由被告承擔。

『捌』 到底是名譽權糾紛,還是網路侵權責任糾紛

根據訴訟費用繳納標准侵害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以及其他人格權的案件,每件交納100元至500元。涉及損害賠償,賠償金額不超過5萬元的,不另行交納;超過5萬元至10萬元的部分,按照1%交納;超過10萬元的部分,按照0.5%交納。

『玖』 關於侵犯名譽權,我是被告的辯護。【中學版】

侵犯名譽權要求編造虛假事實 詆毀他人名譽 也就是說瞎話 編的 不是真的
通俗點說就是故意編造假話 詆毀別人名譽 這樣才構成侵犯名譽權 而你們班長和那位同學只是說他們不好好考試 一個看閑書 一個玩手機 這是事實吧 對方也承認 這就沒有編瞎話 對不對 這事事實 我們只是實事求是的就事論事 而考試時拿個手機在那翻 拿本書在那看 任何正常人都會認為他們在作弊 這是一種正常的懷疑 因為他們有這個嫌疑 所以這種懷疑是符合情理的 不會夠更侵犯名譽權 誹謗呢 是一種犯罪 是刑法上規定的 他們這種行為根本就不會構成犯罪 屬於民事糾紛 所以根本不會構成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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