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服務貿易糾紛案例

㈠ 貿易實務案例CFR，急用！向高人求教

以CFR方式成交的，賣方負責租船訂艙，支付運費，買房負責投保，風險劃分的界線是裝運港船舷，越過船舷發生的事故由買方負責。這是在航行中發生的霉變，買方可以先向保險公司索賠，之後保險公司可以向賣方索賠（因賣方用的是一超齡服役的船，又因為船方在途中私自招攬貨物，賣方又可以向船方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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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是有義務租船訂艙，付運費等等，沒錯。
賠償順序你要搞清楚好不好，貨物越過裝貨港船舷發生的損失歸買方負責，如果他投保了，就可以向保險公司索賠，保險公司經調查後可以向賣方索賠，承運人招攬貨物，是他的錯誤，買方可以向船方索賠，至於賠償的是不是全額另說。

㈡ 近幾年發生的國際貿易糾紛的案例以及對我們的啟示

中埃貿易糾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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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招標網 發布時間:2009.03.16 來源:駐埃及經商參處子站
近年來，駐埃及使館商務處積極貫徹落實部黨組指示，全力促進中埃經貿關系的發展，促進我對埃出口的增加，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雙邊經貿額連續6年以30％以上的速度遞增，2008年達到62.4億美元。與此同時，兩國企業交往過程中產生的貿易糾紛數量也有所上升。特別是今年以來，我企業在出口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增多，風險加大。現將我處整理的近期典型案例列出，供我有關商務主管部門、商協會和企業參考，請企業對埃出口過程中加強風險意識，確保交易安全，有效保護自身利益。駐埃使館商務處將繼續積極推動我企業對埃出口，並努力協助企業解決遇到的各種貿易糾紛。

案例一：與新客戶的首次交易缺乏足夠的風險意識

2008年底，國內A公司通過網站結識埃及X公司，並約定向該公司出售一批石材，付款方式為見提單附件付貨款的70％，尾款以D/P方式支付。A公司隨後將貨裝船運往埃及亞歷山大港。貨物發出後，X公司以各種理由強調經濟困難，要求減價，並更改付款方式為風險度很高的銀行匯票。X公司的行為導致我出口方進退兩難。如同意對方做法，則一方面利潤大幅縮減甚至無利可圖，並且有可能完全無法收回貨款，如不同意對方做法，由於貨物已在埃港口，則須支付巨額的碼頭及相關費用。

案例二：不能確保收匯安全

2008年初，國內B公司以FOB方式向埃Y公司出售金屬製品。合同約定買方支付25％預付款，餘款於貨物出港前支付。提單正本簽發給買方。2008年2月收到預付款後，B公司即組織貨源運至港口，但經Y公司多次解釋付款困難，並保證盡快付款，B公司在餘款未收到的情況下同意貨物裝船運往埃及。2008年5月，B公司發覺貨物已被Y公司提走，但餘款至今未付，並拒絕與B公司聯系。

案例三：埃及船公司無單放貨

2008年9月，埃Z公司以FOB方式向我國C公司定購一批鋼材，提單正本簽發給賣方。合同約定買方支付30％預付款，餘款見到提單COPY付清。貨到埃及港口後，Z公司以各種理由拖延付款。2009年1月，C公司得知貨已被提走，餘款迄今難以追索。

1.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擴展對外貿易有相應的策略。一些專家學者撰文立著，從古典政治學先驅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學說論到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從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到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引經據典的論證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經濟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國際貿易是自由貿易，但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卻不符合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理論。一些專家學者開始責問美國和歐盟:「200年前歐洲人就開始向全世界推銷他們的自由貿易政策，今天，當中國工人生產的價廉物美的紡織品運往他們的市場時，為什麼這些自由貿易的鼻祖們搖頭說『NO』呢?」在這里，我們不能忘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市場競爭的本質是資本競爭。國際貿易的實踐和馬克思的理論揭示告訴我們，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在本質上是為資本服務的，認「利」不認「理」，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自由貿易理論是為資本謀取最大利益服務的，有利可圖就講「自由」，無利可圖就不給你「自由」。這就要求我們在面對美國和歐盟在對外貿易的不合理設限時，既要據理力爭，又要從最壞處考慮，善於在「不自由」、「不合理」的處境中擴展對外貿易，要有相應的策略。
2.在應對中美和中歐紡織品貿易中，各級政府必須負擔起引導、調控、保護和管理市場經濟的重要職責。其實，世界上任何市場經濟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只是西方經濟學的一種假設。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正確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諸實踐的不科學理論觀點所誤導。我國還是一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大國，生產力水平低、結構性矛盾突出和發展不足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迫切需要各級政府強化經濟調節職能、市場監管職能、社會管理職能和公共服務職能，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充分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該管的也不去管。 3.繼續完善有關立法，推進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為企業應對國內外經濟事務提供有效服務。隨著開放的擴大和加深，企業與國際經濟事務的聯系和來往更加密切，各種法律和社會服務需求也愈來愈多。僅就應對國際貿易糾紛，就不僅僅是要求有法律服務，幫助打官司。實際上需要一系列社會服務，才有條件應對各種名目的貿易糾紛。
4.實現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層次，實現結構升級，錯位發展。目前，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的層次比較低，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所佔比重不高。我國出口的55％以上是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實現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資完成的。服務貿易發展出口嚴重滯後。服務貿易出口占我國貿易總額的10％，明顯低與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觀的市場容量也要求必需轉變轉變增長方式。在實現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的過程當中，我們要掌握和利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規律，一方面穩定或延續中低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保持出口貿易的數量增長；另一方面又要創造和積累中高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擴大產品出口，達到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質量的目的。
5.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突破「非市場經濟地位」創造更多實例。由於中國經濟地位上升，周邊貿易夥伴對中國市場興趣越來越大，只要我們運作得當，通過推進區域一體化逐漸消除不利條款的影響是有很大迴旋餘地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WTO規則是發達國家制定的有利於自己的游戲規則，要善於利用WTO規則為我國經濟發展服務。要善於在國際貿易爭端中最大限度的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㈢ 聽說山河智能獲選服貿會「全球服務」示範案例

是 的 哦 ， 山 河 智 能 的 「 以 智 能 化 服 務 決 勝 歐 洲 市 場 」 獲 選 2 0 2 0 年 中 國 國 際 服 務 貿 易 交 易 會 「 全 球 服 務 」 示 范 案 例 。 據 了 解 ， 該 單 元 旨 在 征 集 境 外 優 秀 服 務 企 業 案 例 ， 集 中 展 示 來 自 國 際 上 的 服 務 創 新 發 展 新 趨 勢 、 新 思 路 和 新 手 段 。

㈣ 最近看到台灣學生的新聞，查了一下才知道是因為「服務貿易」

因為中國以及台灣等亞太地區的勞動力成本是非常低的，而服務貿易主要是依靠人力，對資源的要求並不高，所以有人認為在壓榨工人的工資

㈤ 求國際服務貿易的案例分析，關於中外的比較 幫我想一下題目就行 比如淘寶和亞馬遜 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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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迄今為止，中國運用爭端解決機制解決了多少貿易爭端（高分求解）

中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證分析
一、中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案例自2001年加入WTO至今，中國正式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案例共有13起，其中作為申訴方參與的有2起，作為被訴方參與的有11起（詳見表1），這些案例呈現出以下特點。

表1我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案例匯總

第一，涉及的成員相對集中。除了一起爭端是由墨西哥對中國提起申訴之外，其餘12起都發生在中國與幾個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之間，尤其是與美國的貿易糾紛最為頻繁，共涉及8起。此外，別的成員向中國提出申訴的案件也都與中美貿易爭端有關。可以這么說，美國一直伴隨著中國經歷了所有上述貿易爭端。

第二，爭議領域相對集中，爭議影響較大。中國作為被訴方的11起貿易爭端主要涉及汽車零部件限制措施、出口退稅、進口商品知識產權保護、進口出版物及視聽產品的限制措施、金融信息透明度等問題，其中汽車零部件爭端涉及美國、歐盟、加拿大等多個成員，出口退稅爭端涉及美國和墨西哥兩個成員，金融信息透明度爭端涉及美國、歐盟和加拿大三個成員。此外，涉及中國的貿易爭端還有不少其它的世貿組織成員作為第三方參與其中。

第三，中國在WTO的出訴頻率越來越高。中國入世後遭遇的第一起被訴案件發生在2004年，2005年全年沒有涉及中國的貿易糾紛，但是從2006年起，中國屢遭其它成員的指控，其中2006年有3起，2007年有5起，2008年至今，已經有三個成員向中國發難。

第四，貿易爭端由雙方協商解決轉變為由第三方解決。2004年遭遇的第一起被訴案件是美國指控中國對進口集成電路產品徵收增值稅。當時，雙方在磋商階段就解決了彼此的糾紛，沒有將爭端提交第三方（評審團和上訴機構）解決。但此後的被訴案件除了4起目前仍在磋商外，其餘8起都在磋商未果後進入到第三方審理階段。

第五，中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經驗不足，基本處於被動應訴的局面。在上述13起貿易爭端中，中國主動提起申訴的只有2起，其中2002年的申訴（DS252號案件）還是與歐盟、日本等7個成員一起向WTO提起的；另一起申訴案件（DS368號案件）目前仍停留在磋商階段。事實上，中國還沒有以申訴方的身份單獨經歷一次完整的爭端解決程序。

雖然在WTO受理的378起貿易爭端中，涉及中國的案例所佔比例並不是很高，但是它們對中國的法治建設和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中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外部原因：自身原因包括國內的法治建設有待進一步完善，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外部原因包括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和WTO爭端解決機制固有的缺陷。釐清這些貿易爭端的形成原因以及尋找合理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有效途徑，對於正在將自己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中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二、具體原因及其抗辯理由剖析

從表1中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案例可以看出，目前參與的案件主要涉及汽車零部件、出口退稅、減免稅、知識產權保護及強制執行措施以及進口出版物和視聽產品貿易權及分銷等方面，其結果有的是中國提出上訴、有的是中國勝訴，還有的目前正在磋商之中，結果未卜。對這些爭議的成因及其抗辯理由進行必要的分析，既是對失敗教訓的總結，又可對未審結案件提供新的抗辯思路。

1．有關汽車零部件案的成因及其抗辯理由

汽車工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其增長幅度已連續多年超過GDP的增長幅度。但是，與世界上一些汽車生產強國相比，中國汽車的國產化率不高。目前，中國生產的汽車大部分用的是別人的品牌，不少廠商就是通過進口散件，在中國組裝後銷售的，中國本地企業只提供少量的零部件。由於汽車零部件的進口關稅比整車的進口關稅低很多，這就導致了一些汽車廠商以進口汽車零部件的名義大量進口汽車整車散件，這種情形頗似上世紀60、70年代日本在許多歐洲國家建立的「螺絲刀工廠」。遺憾的是，中國在加入WTO之前沒有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在人世工作組報告第93段中只是籠統地規定：「中國代表確認未對汽車的成套散件和半成套散件設立關稅稅號。如中國設立此類稅號，則關稅將不超過10％。工作組注意到這一承諾。」然而，2005年4月1日起實施的由海關總署、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財政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構成整車特徵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中卻規定，對等於或超過整車價值60％的汽車零部件徵收與整車相同的關稅，這直接導致編號為DS339、DS340和DS342這幾起貿易爭端的發生。

2008年9月15日，被評審團裁定敗訴的中國就裁決結果提出上訴，在上訴審中，中國至少可以就以下問題表明自己的立場：

申訴方認為中國的做法違背GATT第3條第2款規定以及第3條第1款確立的原則。在此案中，申訴方對中國出口的汽車零部件從表面上看與國產零部件屬於「相似產品」，但由於這些零部件是以整車的方式進口到中國，因此，與其說它們與國產汽車零部件「貌似」，不如說它們與進口的整車更加「神似」。申訴方認為中國對用於組裝汽車的進口零部件設置特定的指標限量，對超過該范圍的汽車中的每個零部件徵收額外費用，這種做法不符合GATT第3條第4款的規定。事實上，中國有關部門出台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並沒有對汽車零部件的進口設定指標限量，而只是在《構成整車特徵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中規定進口零部件的價格總和達到該車型整車總價格的60％及以上的即構成整車特徵（第21條第3部分）。這樣的規定是便於海關核定計稅標准。

申訴方指責中國針對產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設立並維持限定特定數量或比例的國內產品數量，這是對有關政策的誤解，因為無論是「汽車產業發展政策」還是《構成整車特徵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都沒有對國內汽車生產廠家使用國產零部件的比例作過明確規定。申訴方認為中國的做法違背GATI』第3條和第11條的規定，以及TRIMS協議第2條第1款、第2款及相關解釋所設定的義務，這也與事實不符。GATT第11條要求各成員取消旨在限制進口的一般數量限制，這種限制有可能以配額形式出現，也可能以進口許可證形式出現。TRIMS協議第2條以及附件所明確列舉的被禁止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包括：（1）本土化要求，即要求企業生產的產品必須使用一定比例的本地原材料。（2）出口表現，即對企業的獎勵與其出口業績掛鉤。然而，中國政府出台的政策，既沒有強行要求汽車生產廠家必須使用國產零部件，也沒有對企業的獎勵與其出口業績相聯系。同理，中國也沒有違背《人世議定書》第7條第3款、《入世工作組報告》第203段和第342段規定的義務。

此外，《原產地規則協議》第3條（b）項規定，當一件商品有兩個以上的生產加工地時，該商品的原產地應根據其「最後的實質性改變」這一特徵來確定。「最後的實質性改變」意味著產生了「產品價值最主要的構成部分」。以此標准認定，用進口汽車零部件組裝而成的汽車，其產地應該根據其主要部件的產地來確認，具體而言，進口零部件的價格總和達到該車型整車總價格60％及以上的汽車就應當歸類為「進口汽車」，中國海關對這類進口汽車零部件徵收關稅時，即使有人世工作組報告第93條的規定，仍然可以依照《原產地規則協議》按進口汽車對其保留徵收關稅的權利。

2．出口退稅、減免稅案的成因及抗辯理由

出口退稅作為一種補償制度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該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950年年底政務院修訂的《貨物稅暫行條例》。該條例第10條規定，已稅貨物輸往國外，經公告准予退稅者，得由出口商向稅務機關申請退還貨物稅稅款。縱觀中國出口退稅制度的歷史沿革，我們不難發現該制度有兩個明顯特徵：一是政策性較強。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出口退稅制度的每一次變革都與當時特定的經濟環境有關；二是補貼性質較為明顯。幾次出台的出口退稅制度都具有明顯的補貼功能，出口退稅在一定時期甚至成為彌補企業虧損的重要手段。雖然現行的出口退稅制度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進，但是中國的出口退稅制度是否與目前的經濟發展相適應，特別是這一制度是否與WTO的有關制度相符，還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

其實，出口退（免）稅是國際上普遍採用的貿易制度，最早涉及該制度的國際條約是GATT1947。其第6條第4款規定：「任何締約方的產品進入另一締約方後，不能因為其被免徵或返還相同產品在出口國境內消費時所繳納的稅費，而被課以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這里所說的「出口國境內消費時所繳納的稅費」是指貨物在出口國境內流通時應繳納的間接稅。間接稅通常被稱為「轉嫁稅」，雖然是對生產和流通企業徵收，但稅額實際上由消費者負擔，是對消費行為進行徵收。出口貨物由於並未在國內消費，因此，應該將出口貨物在生產流通環節繳納的稅款退還給納稅人。目前，世界各國多以關稅、消費稅、銷售稅、貨物稅、營業稅、增值稅等稅種作為間接稅。

間接稅的多寡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依據國家主權原則，對本國境內所有商品（包括進出口商品）征稅是一國主權的體現，這種權力包括征稅權的行使和征稅權的放棄。在許多發達國家，由於國民收入較高，政府通過徵收直接稅便能保證其主要的稅收來源，間接稅在這些國家的稅收來源中所佔的比重並不高。而在一些經濟較落後的國家，國民收入相對較低，所得稅稅源不足，國家的稅收來源主要依賴間接稅。間接稅的大量徵收不會對這些國家國內生產和消費產生很大影響；相反，間接稅稅負易於轉嫁的特點，還可以刺激對外出口。這些都是出口退稅在發展中國家比較普遍的主要原因。既然WTO協議在序言中強調要讓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分享國際貿易增長與其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成果，世貿組織在對待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退稅問題上應該有更加靈活的政策。

中國的出口退稅制度是參考國際上的通行做法，並在多年實踐基礎上形成的專項稅收制度。既然世貿組織並沒有從根本上禁止出口退稅制度，只要中國的出口商品退稅幅度與該商品在境內流通時徵收的稅費相等，那就沒有違反GATT第3條和第11條的規定以及《補貼與反補貼協議》的有關規定。《補貼與反補貼協議》針對的補貼須符合以下4個條件：一是政府行為；二是財政行為；三是給予某種利益，包括利益的增加或義務的減免；四是具有專項性。出口退稅符合上述條件中的第一、第二和第四項，但是不屬於第三項所指的「給予某種利益」，因為出口商品並沒有在出口國境內流通，本來就不需要繳納相應的稅費，退還出口商品原先被徵收的（國內消費）那一部分間接稅，與其說是增迦納稅人的利益，不如說是對納稅人利益的返還。同理，我國的出口退稅制度也沒有違反TRIMS協議的規定，因為出口退稅不是企業的「出口表現」依據，更與獎勵無關。

3．知識產權保護及強制執行措施案的抗辯理由

中國的知識產權立法在人世之前經歷了一次全面修訂。但是，法治的關鍵在於守法，而守法程度的高低除了依靠重典重刑之外，與公民法治意識的強弱也是密不可分的。根據國務院公布的《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新進展》白皮書介紹，2004年，全國文化市場稽查管理部門檢查音像經營單位555，368家，查繳各類違法音像製品1．54億張（盤）。白皮書內容在表明中國政府執法決心的同時，也暴露了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在中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知識產權的保護固然需要政府的制度保障和權利人的維權意識，但是更需要在全社會樹立起尊重知識的文化氛圍。政府的制度主要是規制人們的外在表現，很難凈化人們的內心意識，而當事人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時還需要考慮維權的成本。因此，這次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WTO成員指責中國保護知識產權不力，被訴人雖然是中國政府，但是真正應該承擔起這份責任的卻是全體國人。

WTO倡導的多邊貿易體制雖然要求各成員開放市場，但是文化產品不同於普通商品，它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消費功能外，還承載著一個國家的文化特徵甚至意識形態。因此，許多世貿組織成員對此類商品都持謹慎態度，有些成員甚至在市場准入談判時就明確拒絕向別的成員開放電影市場。中國雖然在人世時承諾進口部分外國電影，但是從總體上講，這些產品的進口還不如其它產品順暢。新頒布的《電影管理條例》第5條明確規定國家對電影攝制、進口、出口、發行、放映和電影片公映實行許可制度。該條例第24條還規定國家對電影實行審查制度，不合格的電影，不允許投放市場。《出版管理條例》第42條第2款也明確規定在中國經營進口出版物的單位必須是國有獨資企業並有符合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機關。基本國情和政治體制的不同是導致美國訴中國限制部分進口出版物和視聽產品貿易權及分銷服務的主要原因。

一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形成與完善，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經濟的原因。相比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立得較晚，與此同時，國人對進口文化產品的需求與實際經濟水平之間的矛盾還比較突出。盡管如此，中國政府在人世時候還是庄嚴承諾：「中國已經將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其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在DS362號案件中，針對申訴方美國的指控，中方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抗辯。

申訴方指責中國針對假冒商標和盜版行為的刑事處罰規定不符合TRUPS協議第41條第1款和第61條的規定，這樣的指控不能成立。我國《刑法》第213、214、215條規定，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數額較大的；偽造、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或者是銷售金額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第216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第217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有法定侵犯著作權情形之一，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它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雖然，刑法處罰上述行為的前提是「情節嚴重」，但是對於那些達不到刑法處罰標準的行為，有關部門還可以對行為人進行行政處罰，這同樣能夠起到遏制違法行為的效果。因此，我國現行的法律對任何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都有相應的處罰規定。

TRIPS協議第46條和第59條要求WTO銷毀被查處的假冒商標或盜版產品以及生產這些產品的原材料。申訴方指責中國政府違反上述條款的義務，這是與事實不相符的，事實上中國政府對處罰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決心歷來都是非常堅定的，2005年1月1日，文化部、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辦公室在全國開展違法音像製品統一銷毀活動，集中銷毀6335萬張（盤）各類違法音像製品。這次行動不僅有力打擊了假冒商標和盜版的行為，同時也彰顯了中國政府對於處理被查處的侵權產品的明確態度。

申訴方指責中國違背TRIPS協議第9條第1款和第14條的義務，即保護尚未在中國公開出版發行其作品作者的著作權。未公開發表的作品包括合法作品和非法作品，對於前者，新修訂的《著作權法》第2條已作出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的作品根據其作者所屬國或者經常居住地國同中國簽訂的協議或者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享有的著作權，受本法保護。」既然中國已經加入《伯爾尼公約》，保護這部分作者的著作權自然是中國的國際義務。但是對於後者，即那些被我國著作權法所禁止出版發行的作品，中國自然沒有義務對此提供保護。這樣的規定符合GATT第20條（a）款的規定，也不違反TRIPS協議第41條第1款的規定。

4．進口出版物和視聽產品貿易權及分銷案的抗辯理由

中國《人世議定書》第5條第1款規定：「在不損害中國以符合《WTO協議》方式控制貿易的條件下，中國應逐步放寬貿易權的取得及范圍，以便在加入後3年內，使所有在中國的企業均有權在中國的全部關稅領土內從事所有貨物的貿易，但附件2A內所列依照本議定書繼續實行國家壟斷貿易者除外。此種貿易權應為進口或出口貨物的權利。」出版物和視聽產品的進口雖然屬於貨物貿易的范疇，但是它們有別於普通商品，因為人們消費出版物和視聽產品，不是看重產品的物理性能，而是其承載的內容，即產品的精神品質。基於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不少成員對於文化產品的進口都有一定的限制，包括對進口商品品種的限制和從事此類商品進口經營者的資格限制，這樣做也是GATT第20條（a）款所允許的。根據《出版管理條例》和《電影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中國政府對進口出版物和視聽產品採取某些限制措施，包括發行主體資格的限制和審查制度，這沒有違反WTO的基本義務。因此，美國指責中國違背《人世議定書》第5條第1款和第2款、《人世工作組報告》第83段和第84段以及GATT第11條第1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同理，中國政府也沒有違反GATS第16條（市場准入）和第17條（國民待遇）規定的義務。

三、尋找合理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有效途徑

中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不僅要據理力爭，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要積累經驗，盡量將爭端解決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WTO爭端解決機制被WTO成員頻頻援引，除了這一機制具有化解貿易爭端的功能外，也暴露出該機制能夠被一些成員利用作為拖延履行WTO義務的弊端。

其一是執行機制存在缺陷。DSU中的第21條、第22條和第23條是爭端解決機制的執行條款，但是，目前至少有兩個程序問題影響這一機制的有效行使。

第一，如何准確解釋DSU第21條第5款的規定，即「當爭議雙方就被訴方是否徹底履行評審團或上訴機構的裁決意見不一致時，該爭議應該通過爭端解決程序來解決，包括由審理最初爭議的評審團進行評審」。從字面上看，我們不難發現這一條款制定得不夠嚴密，在實踐中容易引發以下幾個問題：（1）本條款提到的爭端解決程序是普通程序，還是特別程序？如果是普通程序，那麼，DSU第6條至第18條是否都可以適用，即爭端解決程序可能包括評審團審理和上訴機構評議兩個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被裁定其做法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一方沒有誠意履行WTO爭端解決機構的裁決，那它只要在每次履行中對有關做法稍作調整，就可以使爭議雙方進入到一個周而復始、曠日持久的訴訟怪圈。這有可能成為一些貿易大國慣用的伎倆，而廣大弱小國家卻會因此長期受到不公平待遇。即使在一些貿易大國之間，有時出於某種政治利益考慮，人們也會利用這個法律漏洞來拖延爭端解決。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歐盟與美國之間的「香蕉案」之爭。如果是特別程序，那麼，DSU對此又沒有相應的規定。（2）如果評審團認為在規定的90天內無法完成評審報告，向爭端解決機構申請延長評審時間，那麼，該評審階段的最長時間究竟是多少？在這一點上，是否可以參照DSU第12條第9款，即評審時間最長不得超過9個月？如果這種假設成立，那麼爭議雙方將被訴方是否完全履行評審團或上訴機構裁決的爭議提交評審團後可能又搭上一年半載的時間。

第二，如何正確理解「交叉報復」的順序問題，世貿組織對此已經有了判例解釋。在上訴機構對「香蕉案」作出終局裁定後，美國認為歐盟沒有完全按照上訴機構的裁決和世貿組織有關協議的規定履行其義務。雙方經協商以後，又將此爭議提交爭端解決機構仲裁。仲裁機構認為審議「交叉報復」中第2種和第3種情形的前提是仲裁機構已經充分考慮了第1種情形。換言之，「交叉報復」是有先後順序之分的，即實施後面一種報復措施的前提條件是無法實施前面一種報復措施。然而，根據DSU第3條第2款之規定，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功能之一是根據國際法通常的解釋規則來解釋世貿組織的有關法律條文，以確保世貿組織成員之間權利和義務的平衡。在「日本酒稅案」中，上訴機構也認為「對世貿組織協議內容的適當解釋，首先應該是對條文的字面解釋。」因此，判例解釋在世貿組織以後的爭端解決過程中有可能被引用，但它不具有法定約束力。「交叉報復」的順序問題在實踐中仍有可能成為執行機制有效行使的一個障礙。

其二是補償機制存在缺陷。由於WTO的爭端解決具有不溯及既往的特點，這種機制最主要的作用不是為申訴方的損失提供相應補償，而是對世貿組織成員起到一種警示作用。在「香蕉案」中，申訴方之一的尼加拉瓜針對歐盟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其它領域所採取的任何報復措施，即使從貿易統計角度看，可以與其所受的損失大致相抵，但也無法彌補其作為國內支柱產業的香蕉業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尼加拉瓜在這一案件中可以採取的任何補救措施，從本質上講，僅僅是一種精神上的寬慰或者是一種期待的利益而已。在WTO爭端解決實踐中，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選擇補償作為解決貿易爭端的方式，主要是面對被訴方提供的有限的幾種補償形式，它們實在找不到可以彌補其實際損失的途徑。

補償制度在實踐中難以奏效，補償措施容易與多邊貿易體制相沖突也是一個重要原因。DSU第22條第2款規定，被訴方如果沒有在合理的期限內完全履行爭端解決機構的建議和裁定，應申訴方請求，雙方必須就可以接受的補償方式進行談判。如果被訴方最終只願意向申訴方提供新的關稅減讓承諾或其它市場准入條件，申訴方未必能夠從這些補償中得到真正的救濟，因為DSU第3條第7款對被訴方如何向申訴方降低其它領域的關稅或市場准入條件規定得並不明確。如果被訴方單方面向申訴方提供補償，這種做法違背最惠國待遇的義務；如果補償措施是在最惠國待遇基礎上實施的，那麼，這些新的減讓承諾就不只是針對申訴方，而是針對所有世貿組織成員。

現行補償制度由於沒有明確的時間規定，這容易導致申訴方無法得到及時補償以及補償的效果不確定。DSU第22條第2款規定，如果被訴方不終止違法行為，應申訴方的請求，被訴方應該在合理期限內與申訴方協商補償事宜。DSU第21條第3款規定的合理期限有三種：一是有關方提出，並經過爭端解決機構同意的期限；二是爭端解決機構裁定作出的45天內，由雙方協商確定的期限；三是如果在爭端解決機構裁定作出的90天內，雙方無法就合理期限達成一致意見，則交由仲裁決定。這種冗長的審理期限能否確保申訴方的損失得到及時補償？即使得到補償，補償能夠在多大范圍內彌補申訴方的損失？這些都是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因為從現行的規定來看，補償是臨時性的，而不法行為卻是長期的。

其次，規避問題是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的一個重要議題，由於與會各方對規避問題的認識分歧太大，特別是就規避的構成很難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1994年在馬拉喀什召開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一份「反規避決議」，強調反規避是反傾銷措施的一部分，各成員希望就此盡快達成一致意見。決議將反規避問題交由世貿組織的貨物貿易理事會進一步討論。目前，WTO各成員處理規避問題主要依據的是反傾銷法或其它相關條例。針對美國、歐盟等成員對中國出口汽車整車散件這樣的規避行為，中國本來可以採取相應的反規避措施。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條例》第55條明確規定：「商務部可以採取適當措施，防止規避反傾銷措施的行為。」但是，中國在工作組報告第93段的表述表明我們已經放棄了對汽車零配件這一特殊進口商品採取反規避措施的權利。雖然汽車零部件案的初審已經塵埃落定，但是敗訴並不意味失敗，美國在鋼鐵案中的表現值得我們在上訴過程中加以借鑒。美國之所以在官司纏身的情況下還能夠從容地調整國內相關產業，這主要是因為WTO爭端解決機制中沒有類似我國民事訴訟法中「訴訟保全」這樣的制度，因此，美國可以在應訴期間繼續實施它的保障措施，為國內的產業調整贏得寶貴的時間。而世貿組織對爭端解決採取的是「不溯及既往」原則，換言之，被裁定其做法違背WTO規則的一方所需要做的只是從此改弦更張，對其以往的行為，世貿組織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因此，有些爭端解決的結果可能是申訴方「贏了官司賠了錢」。因此，我國如果要在汽車零部件案中為自己多爭取一些調整產業政策的時間，完全可以利用WTO上訴機制和執行機制中的某些缺陷為自己找到更為策略的做法。

出口退稅案的發生牽動了中國外貿出口一根敏感的神經。雖然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2007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DP）達到30，100億美元，但是中國的人均GDP只有2280美元，國民收入在全世界還處於中下游水平。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信息，2007年的稅收總收入為49，449億元（不包括關稅、耕地佔用稅和契稅），其中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三者相加為12，860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26％。可見，間接稅在中國的稅收總收入中佔了主要部分。目前，中國出口的絕大部分商品都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產品，企業利潤空間較小，如不採取出口退稅等措施予以扶持，很多企業將難以為繼。雖然，有關部門於2007年再次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但是要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稅幅度有賴於減少間接稅的徵收，而這又取決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直接稅的增加。因此在短期內，中國還有可能遭遇出口退稅之類的貿易爭端，除了積極抗辯之外，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拖延時間也不失為中國政府目前可以採取的有效做法之一。

㈦ 互聯網+為中國服務貿易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簡答題

機遇包括了可以促進其結構調整，有利於企業的轉型升級等；挑戰包括了缺乏獨具競爭力的優勢服務業和品牌，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國不能承擔全球需求等內容。

服務貿易對企業來說，可以促進其結構調整，有利於企業的轉型升級；對公民來說，可便利人們的日常生活；對社會來說，可以改善公共服務短缺的問題，從而使經濟發展結構更加合理。我國傳統服務業的優勢集中在旅遊、建築等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行業，缺乏獨具競爭力的優勢服務業和品牌，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國不能承擔全球需求，自身人員素質亟待提高。

「互聯網+服務貿易」中的互聯網金融和跨境電子商務，是眾多國家極力推動的兩個領域。一方面，我國應該盡快出台相關支持以及管理政策，重點關注信息安全問題，同時完善金融、物流等配套體系；另一方面，電商企業要積極提升行業數據運用和信息管理水平，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若抓住此次推動我國經濟、升級服務貿易的機遇，我國就可以早日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7)中國服務貿易糾紛案例擴展閱讀：

「互聯網+」貿易的相關情況：

1、逆差主要產生在旅行、運輸、金融服務以及保險和養老金服務差額，其中，旅行項以967億元人民幣（等值157億美元）居於首位，佔全部逆差的93%。服務貿易中，僅加工服務、建築服務、維護和維修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及其他商業服務的少數5項出現小額順差。

2、我國2013年服務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5000億美元，達5396.4億美元，同比增長14.7%。與此同時，服務貿易逆差由2012年的897億美元擴大至1184.6億美元，增幅高達32.1%，也成為全球最大的服務貿易逆差國，並以旅遊業的逆差最為顯著。

㈧ 中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一些實例

中國建國60多年來，經濟社會發生巨大變化，國際地位逐步提升。21世紀以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不僅成為世界經濟引擎之一，而且成為新興經濟體的典型代表，引起全世界廣泛關注。 中國扭轉相對孤立的發展中國家狀態，成功融入全球經濟並成為其重要成員。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面臨相對孤立的國際經濟環境，全球經濟呈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冷戰格局。新中國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基本處於一種封閉的狀態，孤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之外。隨著對外建立外交關系國家（地區）的增多和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中國逐步融入全球經濟，恢復了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和成為常任理事國，而且成為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特別是2001年末，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標志著中國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並成為全球經濟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發揮了全球經濟重要成員的積極作用。世界經濟重要領域無論是能源資源、大宗商品、新材料與新技術，還是全球氣候、國際經濟新秩序、全球治理結構等，都離不開中國且言必談中國。 中國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國初期的國內外形勢決定了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直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所有制結構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隨著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所有制理論認識的重大飛躍，中國進行經濟制度領域的改革和探索，經歷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等階段。中國政府進行了農村承包責任制、價格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等，逐步建立和實行新型的經濟制度。例如，國有經濟實施「放權讓利」、「承包責任制」、「現代企業制度」以及「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等改革措施。1992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確立了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不僅符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社會發展階段，而且極大地解放生產力和提高效率，這是中國經濟社會建設中的開天闢地之舉。中國深入改革了價格制度，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由市場決定，政府調控產品價格的比例很低，不超過5%，中國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甚至高於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承認或給予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目前只有歐美日印少數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60多年來，中國市場經濟體系得到完善，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大大增強，已經從賣方市場完全轉變為買方市場，中國主要工農業產品名列世界前茅，220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例如，工業產品中的粗鋼、硬煤、水泥、化肥，農產品中的穀物、肉類、籽棉、花生、茶葉和水果產量均穩居世界第1位；發電量居世界第2位，原油產量居世界第4位，大豆和甘蔗產量分別居世界第4位和第3位。其中，中國糧食產量1949年只有11318萬噸，1978年、2010年分別增加到30477萬噸、54648萬噸，長期穩居世界首位，人均產量從209公斤分別增加到318公斤、409公斤，解決了中國人民吃飯問題。 中國轉變長期以來的半封閉狀態，成功打造為開放型經濟、區域經濟的中心。直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社會依舊是半封閉狀態，相當程度上物質匱乏，國內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不足，又難以依賴國際市場來解決。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特別是經濟特區的設立、沿海沿江經濟開放、經濟技術開發區、內陸和沿邊城市開放，有效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堅持公平、競爭、自由貿易和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逐步形成中國開放型經濟。2000年中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對外開放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1世紀以來，中國加快對外自由貿易區（FTA）建設的步伐；中國進一步完善和優化對外開放戰略，建設研發、先進製造和服務基地，全面提升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通過中心城市、城市群和各類開發區，大力發展內陸開放型經濟；通過實行特殊開放政策，加快重點口岸、邊境城市、邊境（跨境）經濟合作區和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建設，不斷提升沿邊地區對外開放的水平。 到目前為止，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共122個（含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政策的蘇州工業園區、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寧波大榭經濟技術開發區、廈門海滄投資區、海南洋浦開發區），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共67個，國家級邊境經濟合作區共14個，國家級保稅區15個。除此之外，我國共建立了163個雙邊經貿合作機制，簽訂了129個雙邊投資協定，簽署了10個FTA協定（包括東盟、紐西蘭、智利、巴基斯坦、秘魯、哥斯大黎加等），倡導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參與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開發合作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實施人民幣不貶值等系列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亞洲區域國家經濟穩定和社會發展；2008年下半年爆發了金融危機，中國成為全球經濟重點關注對象，危機中心的美國和歐洲國家積極邀請中國參加G20峰會，進一步加強經濟合作。人民幣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跨境貿易結算工具，貨幣互換有利於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也加強了中國區域經濟的中心地位。 中國深化改革和全面開放，經濟地位不斷上升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從國內生產總值（GDP）來看，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2大經濟體。建國初期，中國GDP還處於較低水平，1952年中國GDP僅為300億美元（679億元人民幣）。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中國GDP雖然持續增加，但是世界排名呈現下降後再上升態勢。(1960-2010年期間，中國GDP總量從614億美元增加到58782.6億美元，佔世界比重從4.55%上升到9.34%，世界排名從第4位上升到第2位。其中，中國GDP總量2000年超過義大利，2005超過英國和法國，2008年超過德國，2010年超過日本。) 從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來看，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2大貿易國家。根據WTO的統計數據，1950-2010年期間，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11.3億美元增加到29727.6億美元，佔世界比重從0.9%增加到9.71%，世界排名從第28位上升到第2位。從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來看，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德國和英國的世界第4大貿易國家。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服務貿易十分落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服務貿易得到巨大的發展。表2顯示，根據WTO的統計數據，1982-2010年期間，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從43億美元增加到3624億美元，佔世界比重從0.6%增加到5.06%，世界排名從第34位上升到第4位，超過日本和法國。 1978年以前的29年，中國面臨西方國家的封鎖，基本上沒有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規模較小，1979年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規模名列世界第126位，1980中國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僅為0.57億美元，佔全世界的0.11%，位居世界第57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規模名列世界前茅。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的統計數據，中國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1990年達到34.9億美元，佔全世界的1.68%，位居世界第12位；2000年達到407.2億美元，佔全世界的2.91%，位居世界第9位；2009年達到950億美元，佔全世界的8.53%，位居世界第2位；2010年達到1057.3億美元，佔世界的比重提高到9.4%。1992年以來，中國持續處於發展中國家首位，成為世界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始於改革開放，1982年、1990年、2000年分別為0.44億美元、8.3億美元、9.2億美元，佔世界的0.16%、0.34%、0.07%，分別位居世界第31位、22位，33位。21世紀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非常活躍，年增長速度保持在兩位數以上，2005年、2009年分別達到122.6億美元、565億美元，佔世界比重分別為1.37%、5.1%，分別位居世界第18位、第5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對外投資大國。與此同時，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合同額從1979年的0.5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9億美元、1990年的26億美元、2000年的117.2億美元、2010年的1343.7億美元，完成營業額從1990年的18.7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13.3億美元、2010年的1010.5億美元，成為世界對外經濟合作的主要國家。中國外匯儲備從1952年的1.39億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1.67億美元、1990年的110.93億美元、2000年的1655.74億美元、2010年的28473.38億美元，1978年中國外匯儲備名列世界第38位，2000年中國成為外匯儲備僅次於日本的第2大國家，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突破萬億美元，超過日本，並持續成為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 盡管中國取得了重大的經濟成就，中國人均國民收入（GNI）水平還不高。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中國人均GNI長期處於世界排名100位之外，1980年達到220美元，居於世界第119位，1990年增加到330美元，但是世界排名卻下滑到134位，此後2000年、2005年分別增加到930美元、1760美元，世界排名分別上升到第125位、第116位。2009年中國人均GNI增加到3650美元，世界排名首次進入前100名，位居第95位，但是僅為世界人均GNI的平均水平的4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國處在中低收入國家行列，與上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還有一定的距離，成為經濟強國的道路還長。因而，中國不宜承當過多的國際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