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侵權行為法研究

❶ 哪裡能找到清華大學法學本科教材

法學院本科生用教材：

一、法學院9字班版本法學緒論（入門課）：沈宗靈《法理學》（不常用）
憲法學：許崇德《中國憲法》(不常用),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 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
民法學（1）（總論部分、物權）：馬俊駒《民法原論》（主要是上冊） 民法學（2）（合同法）：崔建遠《合同法》（修訂本）

刑法學（1、2）：張明楷《刑法學》 民事訴訟法學：張衛平《民事訴訟法教程》 婚姻與繼承法學：楊大文《親屬法》、同系列的《繼承法》

中國法制史：葉孝信《中國法制史》（新編本） 知識產權法：鄭成思《知識產權法教程》 刑事訴訟法：陳光中、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

商法學（1）（商法總論、公司法）： 王保樹《中國商事法》（同時也是商法學2） 王保樹《中國公司法原理》等等（主要是這兩種）

外國刑法學：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濟法：王保樹《經濟法原理》


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的崔建遠老師的《合同法》（新版是黃色封皮的）、法律出版社
2004年3月版的韓世遠老師出的《合同法總論》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的張廣興先生的《債法總論》老版本。

14 侵權行為法（程嘯老師） 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修訂版）》，政法2003 楊立新《侵權法論》（第二版），人民法院2004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第二版），社科1998 王澤鑒《侵權行為法：基本理論，一般侵權行為》，政法2002 15 知識產權法（王兵老師）

劉春田《知識產權法》，21世紀教材，北大/高教版 16 婚姻家庭繼承法學（陶毅老師）
陶毅《新編婚姻家庭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❷ 侵權責任法的起草人有哪些

楊立新：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侵權責任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❸ 跨專業考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需要學什麼專業課和買什麼課本

2011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考研參考書目
一、法學理論
朱景文：法理學，這本是基礎
二、法學綜合考試
曾憲義：中國法制史，三版
許崇德：憲法，四版
王利明：民法，四版
王作富：刑法，四版
江偉：民事訴訟法，四版
陳衛東：刑事訴訟法，二版
史際春：經濟法，二版
周珂：環境與資源保護法，二版
程曉霞、余民才：國際法，三版
郭壽康、趙秀文：國際經濟法，三版
章尚錦、徐青森：國際私法，三版
劉春田：知識產權法，四版

法理學
朱景文：法理學研究，人大
朱景文：比較法總論，人大
朱景文：比較法學專題研究，人大
朱景文：法社會學，人大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人大，十五規劃，不是21世紀那本

法制史
趙曉耕：《中國法制史原理與案例教程》（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趙曉耕：中國近代法制史專題研究，人大
林榕年、葉秋華：《外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十五規劃，不是21世紀那本
葉秋華、王雲霞：大陸法系研究，人大

憲法與行政法
韓大元：《憲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韓大元、林來梵、鄭賢君：《憲法學專題研究》（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李元起：中國憲法學專題研究，人大
胡錦光：《行政法專題研究（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楊建順：《行政規制與權利保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刑法
馮軍、肖中華：刑法總論，人大
謝望原、赫興旺：刑法分論，人大
高銘暄：刑法學原理（共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高銘暄：刑法專論，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法

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人大

王利明：人格權法研究，人大
楊立新：人身權法論，人民法院
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上、下），人大
楊立新：債法總則研究，人大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一、二），人大
王利明：侵權行為法研究（上），人大
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人大
楊立新：侵權責任法，法律

❹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❺ 王利明的襄助立法 學術報國

從某種程度上說，王利明的學術歷程，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商事立法歷程的一個縮影。王利明先後參與了《經濟合同法》。《合同法》。《專利法》、《產品質量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訂工作，向全國人大提交了幾十部有重要價值的咨詢報告，提出了許多立法建議，受到全國人大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肯定。
作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機關的專家顧問，王利明承擔了大量的司法解釋的論證，起草工作，以一個法學家的豐厚學識和高度責任心為一些重大疑難案件提供咨詢。每當這時，王利明總是放下案頭的工作，忙碌到深夜，反復斟酌推敲，就平生所學向決策者們提出自己的建議。他深知，「筆下有人命關天，筆下有財產萬千，筆下有是非曲直，筆下有毀譽忠奸」。
1998年，王利明當選為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2003年，又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王利明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起草小組成員，負責起草了《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侵權行為法草案建議稿》、《人格權法草案建議稿》，並主持完成了《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的條文和立法理由書。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利明曾經三次走上共和國的最高講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法制講座，直接面對共和國的最高決策者表達自己的見解。
1998年4月7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組建不久，李鵬委員長聽取全國人大財經委的匯報時，王利明的發言給委員長留下了深刻印象。2002年8月31日，王利明又擔任主講人，向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匯報了《物權法律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議。
2004年4月6日，王利明為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講授《企業破產法律制度》。兩個月之後，備受關注的企業破產法草案首次提交審議，這部歷經10年起草的重要法律正式進入了立法程序。
20天後，王利明又參加了胡錦濤總書記親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體學習，就《法制建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談了自己的研究體會。

❻ 百度提問制定我國侵權行為是否可以鑒定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是侵權行為法在民法體系中是有相對獨立性

權行為法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亦是民法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侵權行為發展趨勢可以折射出民眾權利理念的勃興。前不久，中國人民大學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王利明教授提出——

■趨勢一：侵權行為法保護對象擴大——從主要保護物權向保護人格權、知識產權等擴張。

侵權法最早的形態是同態復仇，此後隨著人類文明的逐漸進步，變為對物權、財產權的損害賠償。但是隨著知識產權、人格權的發展，侵權法保障的范圍不僅僅限於物權，還包括知識產權和人格權。由於知識產權多是通過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進行調整，因而在民法典中對侵權行為直接調整涉及比較多的是人格權的問題。

王利明提出，人格權和侵權的關系是很密切的，人格權最初的發展是對具體人格權的保護，以後才逐漸發展為一般人格權的保護。我國《民法通則》只規定了具體人格權，沒有規定一般人格權。許多學者認為《民法通則》是一個封閉性的體系，當出現新的人格利益時，沒有辦法保護。例如，《民法通則》沒有規定隱私權，我國又沒有一般人格權的規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規定對侵犯隱私權類推適用名譽權的方式，顯然是不合適的。

人格權的內容比較復雜，對於民法典中究竟要列舉式規定具體人格權，還是同時規定一般人格權，也存有爭議。王利明認為，一般人格權主要是人格平等、人格尊嚴等方面的權利。如果民法典中規定了一般人格權，則對司法實踐中的許多爭議，如性騷擾案件是否應適用侵犯貞操權的爭議，就可以通過一般人格權的規則得到解決。

王利明主張，在具體人格權中，首先，生命健康權應作為第一位進行規定。有人認為生命健康權是刑法保護的利益，民法不能保護，因為生命健康權受到損害，生命不再存在，則當事人就不能主張權利了，因而這樣規定沒有意義。王利明認為追究侵權人的刑事責任，一方面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在民法上具有重大意義，這意味著在民法上宣示生命的利益就是最高的利益，就是最高法益，任何利益與生命利益沖突，首要保護生命利益。例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討論中，有人提出可以規定行人違章撞了白撞，這在經濟學家看來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在法律上卻是不可取的，因為這是對生命權利的漠視。同樣，在交通肇事造成行人死亡的賠償上，也應按照生命是最高的法律保護價值，實行嚴格責任，甚至比嚴格責任更進一步，即不管受害人有沒有過錯，都要賠償。當然，可以按照受害人過錯的程度減輕責任人的責任，但是不能免除責任。

此外，還應規定在生命健康受到損害的情況下，允許其近親屬主張財產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對近親屬有沒有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權的問題，因《民法通則》沒有規定而存有爭議。王利明認為，精神損害主要是精神的痛苦，應該包括不安和焦躁。沒有什麼痛苦能比父母失去子女的痛苦更為痛苦，既然對名譽的損害能夠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對生命健康權的損害更應該可以。

其次，具體人格權中應規定隱私權。有學者將現代社會的特點概括為對政府越來越要求公開透明，對個人隱私越來越要求保護。高科技發展的一個負面作用就是對個人隱私的侵害，如互聯網上對隱私的侵害是最大的問題。

對此王利明認為，隱私權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權利，民法典不僅要規定，而且要擴張規定的范圍。隱私權的內容一是保護個人秘密，這是其基本含義；二是自然人生活安寧的要求，如垃圾郵件、電話騷擾、偵探跟蹤等，都對個人生活安寧造成侵害，其他國家對此也有相應的規定；三是自然人住宅空間的自由。英美法中規定侵害住宅安寧，任何人可以行使驅逐的權利，但是如何補救是非常困難的。假如屋主因行為人非法侵入感到害怕，按照財產權的損害賠償是比較困難的。由此產生了隱私權的保護問題，如果行使驅逐權，對財產權的保護是實現了，但是對人身權的保護還需要通過隱私權的方式來實現。

此外，還要規定自然人通訊秘密不受侵害，包括禁止非法進入私人電子信箱，禁止非法收集個人信息，等等。

最後，民法典還應規定信用權等商事人格權。人格權的商品化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格權可以基於商業目的使用，使人格權和財產權結合，英美法國家也稱為商事人格權，在人格權遭到侵害後用財產利益來計算損害。

人格權作為侵權法的保護對象，納入侵權行為法後在人格權遭受侵害時，如果與物權的保護發生沖突時，法律上應該如何解決，這也是民法學面臨的重大課題。王利明認為，一言以概之，人格權比財產權更為重要，應受到首要保護。

■趨勢二：侵權行為法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

傳統上認為債的發生原因多樣，侵權之債只是其中一種。傳統民法將侵權之債規定在債法中，這是羅馬法以來的慣例。但是隨著人格權的發展，對這種規定模式造成了沖擊。王利明認為，在人格權受到侵害的情況下，單純地適用損害賠償制度是不夠的，必須要採用多種救濟方式。特別是在某些人格權受到損害的時候，損害賠償並不是最重要的救濟方式。如名譽權受到損害的情況下，受害人最需要的是恢復名譽，而不是損害賠償，只有恢復名譽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侵權影響。除此之外，受害人可能不一定要求損害賠償，而要求賠禮道歉。此外，還有停止侵害等責任形式，都應當由受害人選擇。

侵權行為補救形式出現多樣化後，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侵害的責任形式不限於損害賠償，則侵權之債是否還是一種單純的債？損害賠償是一種債，但是賠禮道歉、停止侵害並不是債，這就要求侵權法應該從債法中獨立出來。

王利明認為，考察世界各國侵權法立法，即使在大陸法系國家，侵權法也逐漸從債法中獨立出來，與物權法並列，凸顯出侵權法的重要性。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較高的社會，所有危險都需要通過侵權法來救濟，這也是侵權法為什麼越來越重要的原因。因此，民法典制定中對侵權法是否獨立成編雖然存在爭議，但如果突破德國、日本民法典現有體系束縛，把侵權法獨立出來，既反映了中國國情的實際要求，也體現了現代社會的文明和制度的進步。侵權法的制定，從保護人權角度來看是重要的。因此，草案中採納了侵權行為法獨立成編的體系。

■趨勢三：侵權行為法保護范圍擴張——從保護權利向保護利益的方向發展

過去一般認為侵權就是侵犯權利，需要受害人證明是否權利受到侵害。這種觀念在現代侵權法發展過程中有所突破，因為現代侵權法不僅包含了權利，而且包含很多權利以外的利益。

王利明指出，從我國實際情況看，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規定「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里對侵權定義非常富有彈性，當時人們認為比較模糊，但是現在看來比較科學，因為該侵權定義包括侵害財產、人身的權利及利益。

實踐中法官根據該條可以保護很多利益。比如說開追悼會時火葬場把骨灰拿錯了，死者親屬起訴到法院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又如，裝修工人在裝修房中自殺，房主起訴裝修公司也可獲得賠償。這些案例中，雖然法院認為當事人的財產權和人格權沒有受到損害，但確實存在當事人利益受到損害的事實而理應獲得賠償。

但是，《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在學理上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在侵權法保護范圍擴張到利益之後，需要界定受到侵權法保護的利益范圍，即是否對任何利益都可以保護？

王利明認為，首先，必須區分憲法上的權利和利益與民法上的權利和利益。憲法上的權利必須要轉化為民法上的權利方可進行救濟，如勞動權，憲法上規定每個人享有勞動權，但是下崗工人不能到法院起訴勞動權受到損害要求侵權保護。憲法上的權利與其說是公民權利，還不如說是國家的義務，憲法規定受教育權，實際上是規定國家有提供教育的義務

❼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您好，以下內容摘自王利明教授的論文：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

著名德國學者基爾克（Otto von Gierke）在批評德國物權行為理論時，曾有一句名言：「如果在立法草案中以教科書式的句子強行把一樁簡單的物品買賣，在至少是三個法律領域里依法定程式徹底分解開來，那簡直是理論對生活的強奸。」[63]這句話似乎也可以用來分析侵權法中的違法性理論。筆者認為，違法性理論是德國法的產物，也是德國語境下的產物，其用於解釋德國法的相關規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說服力。但是，鑒於我國《侵權責任法》已經明顯排斥了這一概念，所以，照搬德國法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侵權責任法》，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我們不否認，運用此理論可以來解釋個案中的個別現象，或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此來概括所有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則既不符合現行立法的規定，也不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從中國的現行立法來看，顯然在過錯責任中採納了三要件說，將違法性要件排除在外，以過錯的概念吸收了違法性的概念，這是筆者學習研讀侵權法的點滴體會。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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