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彭宇案

1. 南京彭宇案法官讓中國的文明倒退了100年，大家同意這種說法嗎

南京彭宇案法官讓中國的文明倒退了100年，我覺得這種說法過於偏激，但是這件事確實給我們造成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

「彭宇案」的負面效應，是許多當事者始料不及的。作為政法部門應引以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訓，努力提高司法辦案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

「彭宇案」在審理期間就出現了偏離事實真相的報道和輿情，但辦案單位並沒有足夠重視並對此進行正確引導，對判決之後可能出現的輿情也沒有充分的預計，當此案形成輿論熱點後，又缺乏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使得相關報道逐步偏離事實真相，最終形成判決結果與公眾認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要注重保障熱點案件的公眾知情權，妥善處置為當事人保密和保障公眾知情權的關系，實現案件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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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判原因

1、判定「彭宇案」的關鍵事實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這個最重要的關節點上，警方丟失了事發時對雙方的詢問筆錄，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證據支撐，其判決結果因此受到輿論質疑。因此，旁聽公開審理的一些媒體也逐漸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誣陷」的一邊倒傾向。

2、法官在一審判決中對原、被告相撞事實認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離了主流價值觀，引發輿論嘩然和公眾批評，導致社會輿論普遍不認同一審判決結果。

3、在南京中院二審開庭前，彭宇與徐壽蘭達成庭前和解協議，雙方對此均表示滿意。

但依據當事人要求，在和解協議中增設了「雙方均不得在媒體上就本案披露相關信息和發表相關言論」的保密條款，從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時讓公眾知曉，經數年發酵，逐步演化為社會「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2. 彭宇案中，彭宇無法證明自已沒撞過老太，但老太能證明彭宇撞過她嗎，老太不需要證據嗎

我個人認為，這個案件是一起民事侵權責任，應當由老太太舉證證明彭宇撞過她，法院的判決是經不住推敲的，所以二審調解了，而且調解的結果頁不對外公布，就是有問題的。

3. 關於彭宇案的疑惑@

這件案子好像沒公開細節 所以網上說的可信可不信 有說目擊者能證明彭宇沒撞 但是 同樣的道理 以老太太的勢力 也能輕易的找出目擊者 說撞了

當時沒有決定性的證據 比如視頻 因為你證明不了你沒撞她 她也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你撞了她 所以只能用推理 推理的原則 除了理性 我覺得至少要是一個善良人的邏輯

4. 後來南京彭宇案怎麼了聽說庭下和解了

彭宇案的前兩次庭審並沒有引發關注，直到第三次開庭前幾天，彭宇根據「西祠胡同·南京零距離版」上留下的電話號碼找到版主周桂華，講述了自己好心沒好報的故事。曾在媒體工作過的新聞科班畢業生周桂華，憑直覺認為這是一個好選題，「在很多人身上都發生過類似的事，能引起共鳴」。於是在彭宇案第三次庭審前，周桂華用簡訊形式給南京10多家平面媒體和幾家電視台的相關記者、編導群發了簡單信息，簡訊內容大致是:去年一個小夥子把一個老太扶起，送到醫院，後被老太起訴，已經經歷兩次開庭，7月6日在鼓樓法院將第三次開庭。南京本地幾家介入此事的媒體證實了這一說法。
對於輿論介入，鼓樓區法院最初並沒在意，這家市區法院每年審理的案件中，有20%的案件媒體都會介入，記者的采訪已經是一種常態。而且放到法律層面，這只是一起非常普通的民事訴訟。主審法官王浩是中文系畢業的在職法律碩士，從開庭次數以及判決書的長度來看，這名法官已經在這個案件中竭盡所能，試圖讓法律真實更接近事件真相。他的一審判決書長達9頁，進行了事無巨細的冗長說理。法院系統內部的人評價這份判決因此情緒復雜，一方面是說理長度顯現出來的細致與認真，另一方面，麻煩的是牽強說理並不能使人信服。
王浩做出的一審判決，認為「從常理上分析，其(彭宇)與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較大，如被告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而不是僅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原告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實經過並讓原告家人將原告送往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被告未做此等選擇，其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由此認定彭宇與徐壽蘭相撞，雖然雙方均無過錯，但應按照公平責任合理分擔損失，彭宇補償徐壽蘭損失的40%，共計4.5萬多元。「法律是經驗，而不是邏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這句話一直為許多法官所推崇，可在彭宇案的一審判決書中，我們既看不到經驗，也沒看出邏輯。判決書被公布在網上，王浩連同他的判決書一起成為被攻擊的靶子。他的個人品質與職業素養都遭到質疑與攻擊，甚至包括他的中文系出身。
一審判決引發了沸沸揚揚的討論，彭宇上訴，案件進入二審，成為更受關注的焦點。當輿論漩渦波及面越來越大的時候，反差的是漩渦中心的當事各方卻越來越平靜，或者說封閉。彭宇與他的律師，徐壽蘭與她的家人都不再發表觀點。整個事件里，當事雙方的個人信息，我們至今仍知之甚少。原告和被告做了同樣的屏蔽選擇，僅有的信息是碎片:彭宇是南京的外來從業者，從事通訊技術工作，至於徐壽蘭那邊，只有她兒子是**而已。
鼓樓區法院這邊同樣如此，沒人願意解答關於判決本身的疑惑——現代民事訴訟制度在分配證明責任方面的基本標準是「誰主張，誰舉證」，由負責舉證的那一方來承擔無法查清真相的不利後果。在本案里，作為原告的徐壽蘭有義務證明彭宇存在侵權的客觀過失。可從當庭質證的證據看，除了那份有疑點的筆錄，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能證明彭宇與徐壽蘭的相撞。拋開一審判決是否會徹底打擊人們見義勇為的熱情，使得世風日下的討論不說，單單回到一個普通的民事案件本身，類似彭宇案這樣真假難辨的民事糾紛其實不勝枚舉，如果審理侵權訴訟時過於拘泥舉證責任和過失責任，就會在不同程度上面臨原告證明成本過高，敗者賠償能力欠缺的困境。誠如日本神戶大學教授季衛東所說，「無論彭宇案的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判決書顯示了審判人員在運用推理技術時不僅犯有低級錯誤，還碰到了一個公平責任並不公平的道德悖論」。

5. 問個法律問題 比如彭宇案 到底撞還是沒撞 哪一方有舉證責任

誰主張誰舉證，主張權利的一方（一般為起訴方）有舉證責任。當然也有部分民事案件舉證責任是倒置的，比如醫療事故，污染侵權等。

6. 南京彭宇案法官 王浩 現在在做什麼徐老太死了沒

畜牧一類的人，最好死了干凈。

7. 如何看待彭宇案的法官推理認定

法官濫用了司法推理，錯誤的推理導致錯誤的結果。
如果說，彭宇案的法官，預設了一項人性本惡的推理前提，按照這個前提，得出了如果彭宇不是肇事者，為什麼要就被害人；因此救了被害人，就說明你是肇事者。
其實，作為法律人彭宇案的出現並不能簡單的認為是「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而是反映了目前司法界盛行的普遍觀念：在侵權案件中不問是非、保護弱者；誰是受害者，誰就有理；和稀泥，和諧第一等等。因此，我們關注彭宇案不能只放在做好事被冤枉上，更要放在無辜者被冤枉上，侵權判決絕對不能成為法院不問是非、尋找替罪羊的工具。
彭宇案說明這樣一個道理：法官是司法者，但是這個司法者是會犯錯的，有時甚至是很低劣的錯誤。因此，法官的身份不能導致必然承認法官做的判定都是正確的這一結論。既然法官會出錯，法院的判決也就應該接受社會的監督和質疑。認為司法獨立，就是法官的判決不受「民意監督」的觀點是不符合邏輯的，也是專橫的。

8. 2006年發生的「彭宇案」，真相不是好人被冤枉，當事人彭宇確實碰撞了老人，請問這起案件有何啟示

是老人碰撞了彭宇，碰撞的發生是老人的過錯，彭宇為了免責撒謊說沒碰撞，其實他應該照實說是老人撞了他。按照侵權責任法（當時還沒有這法律），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就行了，當時沒有這法律的話，大概得看民法通則找找相關法律，或者參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最多按機動車無責算，承擔10%的無過錯責任
侵權責任法
第六條 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9. 事實真偽不明該如何裁判--從民事訴訟法學視角談天津彭宇案的裁判

事實真偽不明該如何裁判--從民事訴訟法學視角談「天津彭宇案」的裁判張衛平在「南京彭宇案」已經過去了四年之後，又一個被輿論稱為「天津彭宇案」的案件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人們對該案一審法院——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的判決議論紛紛，總體而言似乎質疑者眾。由於四年前我曾經在學理層面關注過「南京彭宇案」，因此對所謂「天津彭宇案」也自然會有所注意。所謂「天津彭宇案」是指原告王某訴被告許雲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本案關鍵點有兩個，一是本案主要事實;另一個是如何理解適用法律。在適用實體法方面，紅橋區法院適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安全法》，具體是第一百一十九條和第七十六條的規定。前者規定:「交通事故是指車輛在道路上因過錯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事件。」後者規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規定承擔賠償責任: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沒有過錯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有過錯的，根據過錯程度適當減輕。」如何正確理解適用這兩條規定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因為第七十六條規定本身就非常有爭議。對此，這方面的專家應該更有發言權。我感興趣的是與我的研究專業相關的問題，即關於本案主要事實的認定問題，這是裁判的前提。首先，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雖然南京和天津的這兩個案件都涉及被告是否將原告撞倒造成人身侵權的問題，但法院對此案在事實的認定上與「南京彭宇案」有很大的差異。對此案，法院沒有就侵權事實作出明確的認定。「南京彭宇案」原告指控的事實則是法官適用經驗法則推定的。在民事訴訟上的法理問題是，一審法官如此適用經驗法則是否妥當。我的評價是，該案沒有正確適用經驗法則，推定彭宇侵權事實成立是不妥當的。在「南京彭宇案」中，從原告、被告雙方提供的證據來看，很難認定原告指控的事實是成立的，當然也不能斷定被告的辯護就成立，應當說被告是否侵權的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在天津王某訴許雲鶴案中，紅橋區法院並沒有認定被告許雲鶴的行為與原告受傷之間有因果關系。原告在訴狀中雖然指控，被告所駕車輛前部撞倒了原告，導致了損害結果的發生。但法院援引的兩個證據表明無法認定被告所駕的機動車是否碰撞了原告。一個是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證明。該證據載明:「當時雙方對此事故的基本事實陳述不一致，都無法提供證人及證明交通事故事實的相關證據。」另一個是天津市天通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交通事故痕跡鑒定意見書》。對於該鑒定意見，判決書認為，既不能確定被告所駕車輛與原告身體有接觸，也不能排除該車與原告沒有接觸。也就是說，鑒定意見沒有得出結論。從判決書看，案件的主要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的情形。當然，這里涉及另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即被告的車沒有碰撞原告是否也構成侵權的問題。因為侵權責任所要求的侵權行為與侵害結果的因果關系並不一定與被告的車碰撞到原告等同，是否構成因果關系涉及到加害人行為的性質問題，如果被告駕駛的車輛違章超速，在距離受害人很短的距離內突然剎車，導致受害人受到驚嚇倒地，這也有可能構成侵權行為與侵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否構成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注意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與事實上的因果關系是有區別的，兩者的區別以及兩者是否應當有區別是訴訟法上爭論的重大問題之一。從法律因果關系論出發，因果關系並非完全客觀的，與價值評判有一定的關聯，被告行為人的違法性或非道德性都可能影響因果關系的構成)關聯到因果關系認定的正當性問題。被告所駕的機動車沒有超速，原告又違章跨越護欄的情況下，即使受到驚嚇倒地，也很難認定被告的行為與損害結果有因果關系。這里涉及到另一個事實問題，即是否超速行駛的問題。從判決書看，並沒有涉及該事實的認定問題。其次，我想說的是，當案件主要事實真偽不明時，法院應當如何裁判的問題。也許在人們看來，法院審理案件就是為了查明案件事實，不能查清事實怎麼能裁判呢?法院也當然能夠查明案件事實。這里應當注意的是，法院審理的首要任務和工作就是查明案件事實，而且應當盡可能查明案件，只有正確認定事實才能正確適用法律。但是，應當查明與實際上能否查明是兩回事。因為案件事實是已經發生的事實，這些事實能否在案件審理中完全還原取決多種因素。民事訴訟主要依靠的是當事人雙方提供的證據。有的事實當事人一方雖然掌握證據，但該證據對自己不利，該當事人是不會提出的。有的事實雖發生過，但無法獲得證據加以證明。人們在發現事實方面受手段和成本的制約，有的事實是難以在一定時間內發現的，法院作為裁判的中立者，也不可能像公安機關那樣利用偵查手段去發現民事案件中的事實。因此，案件審理常常會遇到某些案件的主要事實無法查清，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民事訴訟又不能拒絕作出裁判，因為拒絕裁判也就意味著原告敗訴。這就必然涉及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如何裁判的問題。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法院怎樣裁判才符合程序正義、接近實體正義是一門非常講究的法律技術科學。目前，在民事訴訟中，當案件主要事實處於真偽不明時，法律上的處理方法是舉證責任或證明責任規則，即按照一定的規則，應當對某一事實承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沒有能夠證明該事實存在與否，該事實處於真偽不明時，就要承擔相應的不利後果。關於證明責任負擔的原則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02年)中有明確的規定。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根據這一規定，原告王某必須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要求被告賠償損失)所依據的事實(被告人駕車撞倒了原告)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如果不能證明的，法院又無法查明案件真實事實時，本案原告就要承擔敗訴的後果。應當特別注意的是，如果法院能夠認定案件事實，那麼即使提出訴訟請求的人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一定要敗訴，法院可以根據案件事實作出裁判。而且，舉證責任只是一種當事實真偽不明情形的次優選擇，是一種不得已的方法，因為，沒有證據證明，並不意味著提出請求的人就不是權利人，只是權利人主張的權利所依據的事實無法證明而已。在實務界，人們對舉證責任制度還有異議，還不能理解，因此，導致有的地方法院根本沒有適用最高法院的這一規則。作為一項復雜的法律技術規則，最高法院的證據規定應當說還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不適用、不遵守最高法院的這一規則是不妥當的。最高法院規定的舉證責任制度仍然是解決案件主要事實真偽不明情況下如何裁判的相對最好方法，是各級法院裁判的正當依據之一。而且，我們也可以在實踐基礎上對舉證責任制度加以修正，而不是完全排斥舉證責任制度。在本案中，我們從其判決書中看到，紅橋區法院沒有認定被告有碰撞原告的事實，但又認為:「假設被告在交通隊的自述及法庭的陳述成立，即雙方並未發生碰撞，原告系自己摔倒受傷，但被告在並道後發現原告時距離原告只有四五米，在如此短距離內作為行人的原告突然發現被告車輛向其駛去必然會發生驚慌錯亂，其倒地定然會受到駛來車輛的影響。」一方面判決對事實作了假設，另一方面似乎又想說雖然沒有碰撞，但被告的行為與原告倒地之間也有因果關系。顯然，這樣的裁判是難以服眾的。比較正確的做法是，在雙方證據均沒有說服力，法院難以查清案件事實的情況下，應當適用舉證責任的規則作出裁判(當然，可以首先進行調解)，這樣的裁判才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如果法院裁判被告承擔責任的理由是被告的車盡管沒有碰撞到被告，但嚇倒了原告，被告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依然存在因果關系，則法院應當明確說明為什麼如此認定的理由，遺憾的是法院沒有如此。我們還應當注意的問題是，原告在訴狀中指控是被告的車撞倒了原告，但法院有沒有認定被告的車是否撞倒了原告的這一事實，也就是說，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處於真偽不明的狀態。按照上述所言舉證責任的法律後果，原告應該敗訴。另一方面，法院能否在原告沒有主張自己是被被告的車嚇倒的情況下，以被告的車嚇倒了原告，導致原告受到損害，而作出被告承擔損害責任的判決嗎?(作者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為你辯護網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