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論侵權責任法

Ⅰ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Ⅱ 侵權責任法的起草人有哪些

楊立新：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侵權責任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Ⅲ 侵權責任法上的損益相抵規則在哪一條

您好，我國現行《侵權責任法》未規定損益相抵規則。

我國損益相抵規則的立法概況

在我國，盡管最高人民法院早已通過對趙正訴尹發惠人身傷害賠償案作出的（1991）民他字第1號復函[2]承認了損益相抵規則，但立法中卻遲遲沒有予以明確規定。在合同法起草的過程中，損益相抵就是一個頗受爭議的問題。1996年6月17日的《合同法(試擬稿)》(第三稿)規定：「受損害方因對方違約而獲得利益，計算賠償損失時，應當扣除所獲得的利益。」《合同法》（草案第四稿）亦保留了上述內容。但1999年3月15日通過的《合同法》又刪除了此項規定。在侵權責任法起草的過程中，是否規定損益相抵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其命運與在合同法的起草相似。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侵權行為法草案建議稿》，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侵權行為法建議稿》，徐國棟教授主持的《綠色民法典中的侵權行為法》部分，麻昌華教授起草的《侵權行為法建議稿》，楊立新教授負責的中國法學會2006年科研課題《侵權責任法草案建議稿》中均有專門的關於「損益相抵」規則的規定。但在2008年底審議的《侵權責任法(二次審議稿)》又予以刪除，最終頒布的《侵權責任法》未規定損益相抵規則。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Ⅳ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釋義的作者簡介

王利明，男，1960年出生於湖北省仙桃市。現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回兼副校長、教授、博士研答究生導師，兼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兼召集人、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法學會審判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

Ⅳ 怎樣理解民法侵權責任中的公平責任

公平責任在《侵權責任法》中是一個賠償原則，即在責任已經確定後，在賠償損失時，考慮當事人的具體情況，分擔損失的原則。
我國《民法通則》第132條規定「當事人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
《侵權責任法》第24條規定：「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於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
所謂的「根據實際情況」，指的是根據經濟情況。

需要對網路一案例作特別說明：「李某在幫鄰居王某修理房屋時，從房上滑下摔傷。二人均對摔傷一事無過錯。法院卻令王某承擔了一定損失。此案處理運用的便是公平責任。」
網路如此解釋略有不妥：如果是王某（花錢）雇鄰居李某修理房屋，或者李某主動幫忙王某沒有拒絕的，實際上主要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是否可以根據「公平原則」要求王某多要賠償，尚無定論）
只有在王某對李某的監督盡到安全注意義務，或者明確拒絕李某幫忙時，才主要適用公平責任。

PS：如果是法學學生的話，題主可以思考一點：公平責任是不是歸責責任？
侵權責任法正統的歸責原則只有兩條：「過錯原則」和「無過錯原則」。公平原則實際上是規定在「賠償方式」一節的，一般也不認為其是歸責原則，只是賠償原則。但是王利明教授等人持不同觀點。

Ⅵ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您好，以下內容摘自王利明教授的論文：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

著名德國學者基爾克（Otto von Gierke）在批評德國物權行為理論時，曾有一句名言：「如果在立法草案中以教科書式的句子強行把一樁簡單的物品買賣，在至少是三個法律領域里依法定程式徹底分解開來，那簡直是理論對生活的強奸。」[63]這句話似乎也可以用來分析侵權法中的違法性理論。筆者認為，違法性理論是德國法的產物，也是德國語境下的產物，其用於解釋德國法的相關規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說服力。但是，鑒於我國《侵權責任法》已經明顯排斥了這一概念，所以，照搬德國法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侵權責任法》，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我們不否認，運用此理論可以來解釋個案中的個別現象，或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此來概括所有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則既不符合現行立法的規定，也不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從中國的現行立法來看，顯然在過錯責任中採納了三要件說，將違法性要件排除在外，以過錯的概念吸收了違法性的概念，這是筆者學習研讀侵權法的點滴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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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一篇關於產品侵權的論文

侵權責任法在食品侵權方面的私法救濟性
——以毒奶粉事件為模型的思考
陸夢慰*

【摘要】近來發生的三鹿奶粉突發事件，給大量消費者帶來了巨大的人身和財產損害。政府在懲治相關方給予受害人最大限度的補償的同時，更應以此事件作為在侵權責任法制定之際的一個啟發。在其立法中對歸責原則和舉證責任等的設置做出有利於消費者的傾斜，以體現其私法救濟性法。
【關鍵詞】食品侵權 歸責原則 立法展望
最近三鹿奶粉爆出摻假丑聞，目前造成1.3萬多名嬰兒身患泌尿系統結石，其中3名甚至因為腎衰竭而死亡。 事件同時牽出乳製品行業的一個驚天秘密：即為了應對質監局對奶品含氮量（以此推測蛋白質含量）指標，已形成了集體往生鮮牛奶中摻三聚氰胺的行業潛規則。
值此侵權責任法制定之際，該事件的曝光無疑引起了對消費者尋求食品侵權行為之私法救濟的諸多關注，即作為救濟法的侵權責任法，應如何體現其對受害人的保護性傾向。具體包括：對於食品侵權責任應適用何種歸責原則；對處於信息弱勢地位的受害人（消費者）來說，是否應對其損害承擔舉證責任；對於因食品質量缺陷造成的損害賠償，應如何主張。

一． 食品侵權的特點
食品安全侵害作為典型的現代型侵權，與其他民事侵權相比，無論從侵害手段、因果關系認定乃至損害程度與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區別。
（一）侵害手段的特殊性
傳統侵權行為大多具有明顯的違法性或違德性的特徵，例如損毀他人財物、砍傷他人身體等等，其價值的非難性比較明顯。而食品安全侵權則不然，現代社會的復雜性日益增加，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導致風險來源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例如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由於信息的不對稱，消費者根本無從得知奶粉中會存在何種添加物以及該添加物會對身體健康造成何種影響。這對消費者來說，無疑將導致侵害的難以規避性。另外，食品作為一種特殊的產品，在質量的判定上往往遵循特定的標准，所以，對突發的重大質量瑕疵缺乏預見性。
（二）因果關系的復雜性
在現代社會，風險加劇，導致對因果關系的認定愈加困難。受害人經常距離損害發生的原因比較遙遠，或者因為技術上的障礙、信息不對稱或經濟實力等原因，而造成舉證困難，受害人往往難以確定損害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表現在食品安全侵害中，則為受害人難以精確說明食品質量問題與自身損害的因果聯系，缺乏權威的質檢機構對其加以界定。例如此次毒奶粉事件，如果讓消費者自己證明究竟多少數量的三聚氰胺會造成侵害，難度將相當大。
（三）侵害程度與侵害范圍的特殊性
傳統侵權通常是特定加害人對特定受害人造成的個別權益侵害現象，不太會出現大范圍的全體受害現象。而食品安全侵害則是一種現代型的集團性侵害，它所侵害的往往是不特定多數人的普遍權益。食品質量侵權通常表現為某種特定食品對長期食用該產品的所有人的廣泛侵害。這種侵害往往會形成社會性權益侵害的現象，造成大范圍人員傷亡的責任事故。
食品侵權的上述特點，已遠遠超出了傳統侵權法的法理和制度框架。對這類侵權，如果依舊死板地適用傳統侵權法，則勢必會在司法實踐中遇到極大的困難，也難以有效保障受害人作為弱勢群體的利益以發揮民法的公平正義。
因此，在這里，筆者將結合三鹿奶粉事件，探討在食品侵權中應如何充分發揮侵權責任法作為救濟法的作用。
二． 食品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從過錯責任、無過錯責任到嚴格責任
（一）對歸責原則的概述
「歸責」在法律上的含義，是指依據某種事實狀態確定責任的歸屬。歸責原則作為「確定行為人的侵權民事責任的根據和標准」 ，是任何一種侵權行為承擔民事責任所必然進行的一種價值判斷的體系。侵權行為法的歸責原則是歸責的規則，它是確定行為人的侵權民事責任的根據和標准，也是貫穿於整個侵權行為法之中，並對各個侵權行為法規范起著統帥作用的立法指導方針。歸責原則在侵權行為法中居於重要地位，確定合理的歸責原則，建立統一的歸責原則體系，實際上是構建整個侵權行為法的內容和體系。
對產品缺陷致害責任應該適應何種歸責原則，學者們有不同的見解。一是過錯責任說，所謂過錯責任 ,就是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 ,應就所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該說認為，《民法通則》所規定的「產品質量不合格」即為有過錯，因此產品缺陷致害責任是一種過錯歸責。二是過錯推定責任說，該說認為，當瑕疵產品造成消費者損害時，先推定製造商或銷售商之過失，將舉證責任轉換至製造商身上，如果製造商無法舉出抗辯理由，就需要承擔責任。三是無過錯責任說，該說認為產品缺陷致害責任不以主觀過錯為要件，是一無過錯責任，無論產品生產者、銷售者有無過錯，均應對產品缺陷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四是二元責任說，該說認為產品缺陷致害責任既適應無過錯責任原則，也適應過錯責任原則，但以無過錯責任原則為主，嚴格責任原則適應於生產者和銷售者的直接責任、表面責任 和生產者的最終責任、實質責任；過錯責任原則適應於銷售者的最終責任和運輸者、倉儲者及中間供貨人的最終責任。
目前，過錯責任說已被大多數國家的立法所拋棄，過錯推定責任說僅適用於銷售者的最終責任，生產者不能以其對產品缺陷致害無過錯作為抗辯，如適用這一原則則不利於受害人合法權益的保障。無過錯責任，是不以主觀過錯為要件，無論生產者、銷售者有無過錯均應對損害承擔責任。
有學者認為「無過失責任」或「無過錯責任」就是「嚴格責任」的別稱，其實，二者差異頗大。從法律責任性質上講，嚴格責任保持了法律責任的懲罰、教育功能，同時也及時彌補了受害人的損失，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間合理分配損害；而無過失責任則不具有制裁並預防不法行為發生的作用，其目的僅在「對不幸損害之合理分擔」。 另外，嚴格責任仍然允許加害人提出特定的抗辯事由以求免責；而無過失責任純粹為客觀歸責，一旦被告的行為或物件致人損害，被告就被確定要承擔責任。
因此，現在在產品責任法領域中，嚴格責任原則已成為各國立法所普遍採納的原則。所謂嚴格責任原則，是指：只要產品缺陷造成了消費者人身或財產損害，生產者或銷售者就必須對此進行賠償。作為一種專門因應現代科技發展而出現的產品責任理論 ，嚴格責任原則在食品侵權領域的應用則由於具有下列兩個特點而備受青睞：其一是預防優勢，即對於預防因為食品缺陷與風險所招致的損失，作為被告的生產者總是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其二是風險或損失擴散優勢，即作為被告的生產者比較容易地將缺陷食品或風險食品造成的損失通過增加費用或保險等手段分散出去，轉而由一定范圍內的社會成員來共同承擔， 符合其「不幸損害之合理分擔 」的基本思想。並且，採用嚴格責任原則符合「 誰收益誰負擔風險 」 的羅馬法原則 ,食品製造商銷售食品賺取利潤自然應當對其產品缺陷所招致的損害負責 ,況且嚴格責任的歸責原則還可以刺激食品生產企業改進產品設計 ,完善和加強對產品生產過程的監管 ,提高產品質量 ,保障產品安全。
（二）我國在相關問題適用的歸責原則
我國現行的產品責任法律規范主要體現在《產品質量法》中。目前，盡管我國《民法通則》和《產品質量法》對產品質量有很多約定。《產品質量法》第41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42條規定：「由於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理論界一般認為41條規定了嚴格責任原則，42條規定銷售者過錯推定責任原則。
（三）在我國的適用范圍之比較
根據《民法通則》第 106 條第三款「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之規定,嚴格責任原則的適用范圍應包括國家機關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的侵權(《民法通則》第 121條,下同)、產品責任(122條)、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123條)、污染環境致人損害 (124 條)、地面施工緻人損害(125條)、飼養動物致人損害 (127 條) 、法人對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包括執行職務給他人造成的損害 (不得以選任或監督無過錯而主張免責)(43、121條) 等。這也是當今世界通行的做法。法律規定的免責條件主要有不可抗力 (107 條) 、受害人故意 (123條) 、第三人過錯 (127 條) 、「未將產品投入流通的」和「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或投入流通時的科技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存在的」五個方面。過錯責任原則適用於一般的侵權行為 (《民法通則》)
所以,從適用范圍上看,嚴格責任只適用於法律有明確規定時。從一定意義上說,它是法官在判案過程中為盡快平息紛爭,盡量降低審判成本、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而採取的一種技術技巧,而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范圍要比前者普遍、廣泛得多。

三．食品侵權中的舉證責任及相關立法展望
侵權責任法是一種事後法律，是對社會關系的第二次調整。其本身作為救濟法不能主動介入到某種社會關系中。換句話說，侵權責任法是權益受到侵害之後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它的核心是解決在權力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應該怎麼救濟的問題。而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作為對侵權責任法立法的一個啟示性事件，同樣揭示出舉證責任在消費者尋求損害賠償時的重要作用。例如，盡管有關部門以檢測出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但卻沒有明確造成損害的劑量之上限。那麼，消費者應依何標准主張產品存在缺陷？另外，消費者的損害范圍除了包括實際身體健康受損的所主張的醫療費外，沒有實際受到缺陷產品侵害，但其去醫院檢查花去的檢查費用及車馬費是否應包括在內？最後，在毒奶粉事件爆出後，除了三鹿之外，乳品行業內的絕大多數企業也被牽扯進來。這就導致消費者索賠的困難，如何證明其所遭受的損害是由特定企業造成的，也將是侵權責任法不得不納入考慮的問題之一。
產品侵權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有：產品存在缺陷；存在損害事實；產品缺陷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下面，筆者將一一解讀我國現有法規對各構成要件的規定，並就侵權責任法的立法作相應展望。
（一） 關於產品缺陷
產品責任制度的核心在於對「缺陷」一詞的解釋和定義，因為缺陷是任何權利要求的基
礎。產品缺陷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問題。在產品責任訴訟中，判定產品是否存在缺陷，不僅關繫到原告能否獲得賠償，而且也是實現責任控制、防止過度歸責的一道「安全閥」。 因而，它往往成為利害關系人爭執的焦點。
在我國,關於產品缺陷含義的界定與國外的有關立法規定是一致的。 在《民法通則》第
122 條中規定: 「因為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這里的「產品質量不合格」在解釋上應按產品責任法通用之『缺陷』概念進行解釋。《產品質量法》第46條規定:「本法所稱缺陷,是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不合理的危險 ,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是指不符合該標准。」
可以看出，第46條的規定,是我國有關立法上首次使用產品「缺陷」的概念,並對其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吸收了國外產品責任法中界定產品缺陷的主要內容,把「不合理危險」作為產品缺陷的基本含義,同時將產品缺陷與一定的產品標準直接聯系起來,增加了有關「安全標准」的內容。這條規定是對《民法通則》關於「質量不合格」的揚棄,有其合理之處。但從對產品缺陷的認定標准來看，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 在實踐中,怎樣來確定產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險呢?
在產品責任法發展最迅速、最完備的美國,法院在審判實踐中一般採用以下認定標准:一是消費者對產品安全性的期望標准,即以普通消費者對該產品的特性具有人所共知的常識所能預見的程度為標准進行判斷,如果該產品的危險程度超過了消費者合理預期的程度,則具有不合理危險性,因而該產品就是缺陷產品。比如，三聚氰胺是一種化工原料,誤將其食用會有礙健康。對於這種危險，正常消費者都能認識到,因而不屬於不合理的危險。但如果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則屬於不合理的危險,因為正常消費者不會預料自己所購買的奶粉中含有會使人患泌尿系統結石的化工原料。
任何法律都有剛性和彈性的一面，而成文法的不周延性決定了必須制定彈性標准。借鑒美國的「消費者合理期待」原則，我國的侵權責任法可以適用大陸法系的「誠實信用原則」。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添加行為本身已經違反了誠信原則，消費者便可以此來主張奶粉存在缺陷。
2. 新產品的開發與相應的產品標準的制定存在時間差時，生產者是否可以產品符合強制性安全標准而主張不存在不合理危險,並據以要求免責?
筆者認為，不宜優先適用強制性安全標准,不應將其代替不合理危險而成為判定產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另外標准,否則容易偏袒生產者和銷售者,不利於公平地保護消費者。因為當前中國社會存在一個不爭的事實,即在標準的制定和修改過程中生產商們擁有很大的發言權,特別是有關產品質量的行業標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業內企業的積極參與。他們往往通過參與標準的制訂來施加影響,以盡量減輕其責任,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安全標準的制訂不僅受到制訂者認識水平的制約,而且也受到科技水平、生產水平等因素的制約,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新產品的大量涌現,使標準的制定和修改呈現滯後性,某一產品的強制性安全標准可能並未包括該產品的全部安全性指標。符合強制性指標的產品,仍有可能具有安全標准范圍以外的不合理危險的情況,因此,這些安全標准本身並不一定是最先進、最合理的，而籠統的規定符合這種安全標準的產品即無缺陷顯然有失偏頗,勢必會引起產品缺陷認定的疏漏,從而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這顯然與產品責任制度創設的目的——保護消費者、用戶利益相違背。因此,應該把國家標准或者行業標准作為產品進入市場的行政許可的最低要求,若產品不符合該標准,則成為產品有缺陷的直接證據,生產商應承擔責任;若產品已經符合該標准,則是產品無缺陷的初步證據,消費者如果有其他標准證明產品確實存在缺陷,那麼生產商仍應承擔責任。
綜上所述,侵權責任法在適用中可對《產品質量法》第46條作這樣的理解:產品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准、行業標準是產品存在缺陷的充分條件,但產品符合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准、行業標准,只是產品不存在缺陷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從根本上講,產品缺陷的認定標準是由產品責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所決定的,我國在認定產品缺陷時宜採用彈性標准,即以不合理危險作為衡量標准,而安全標准只是實際認定產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判定依據,但不能作為優先適用的標准,不能將不合理危險標准取而代之,即符合安全標准同時還應適用不合理危險標准。
（二） 損害事實的范圍
損害事實作為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是指某種行為致使受害人財產權、人身權受到侵害，並導致財產或非財產的減少或滅失結果的客觀事實。就損害事實的本質而言，侵害事實必須造成損害後果。可具體表現為受害人死亡、殘疾、增加病痛、延長治療期限以及各種形式的財產損失。
損害賠償法律關系賴以存在的根據便是損害事實，有損害才有救濟。這是因為，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是以財產賠償的方法承擔的，一方面是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另一方面也是出於侵權責任法的事後救濟性，彌補受害人的損失。如果僅有違法行為，而無損害結果，那麼賠償也就無從產生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四十四條，損害事實主要有兩類，即財產損害與人身損害。 財產損害。財產損害實質上是對財產權利的損害，是指受害人因加害人的不法行為而遭受的財物方面的經濟損失。財產損害可以用金錢的具體數額加以計算，不包括臆想的、不能證明的、無法確切計數的經濟利益的損害。財產損害的類型可分為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直接損失是指已得利益喪失或現有財產減損，例如因醫療事故造成病人診療而花費的醫療費。間接損失是指可得利益的滅失，如醫療事故致殘導致病人喪失勞動能力而減損的勞動收入。人身損害。人身損害即侵害他人的生命權或健康權，導致受害人受傷、致殘或死亡。糾紛案件絕大多數會造成人身損害。
在毒奶粉事件中，相對人受到人身損害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財產損害具體該如何定性呢？這里就存在定義損害范圍的問題，即如果此次事件中的相對人確因三聚氰胺受到侵害而患了腎結石（主損失），那麼所有因看病而花費的檢查費和車馬費等（附損失）都應歸入損害范圍；如果相對人沒有患病，那麼其相關開銷是否應計入損害范圍。
筆者認為，應該計入。如前所述，消費者與商家的信息不對稱性導致其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因此，法律應該允許消費者在未知的領域內，為規避風險而做的防範措施所造成的損失計入損害范圍。
對於侵權責任法的立法借鑒來說，出於強化對受害人救濟的角度考慮，應擴大侵權法可補救的損害范圍。具體來說，就是損害除了包括財產損害，還應包括精神損害等非財產損害；除了包括實際的現實損害，還應包括潛在的未來損害。一些國家通過擴張損害的概念，從而使侵權責任法展現出創設和生成權利的功能。

（三） 因果關系推定及舉證責任倒置
侵權行為的因果關系,是侵權損害原因和結果之間的相互聯系。雖然兩大法系各國都主張因果關系是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但除法國民法典對因果關系有所涉足外，各國立法對因果關系及其標准均無具體規定。這一方面是立法和司法的不幸，另一方面又為規范和統一因果關系標准提供了機遇和空間。並且，為了應對現實的挑戰 ,傳統的因果關系理論不得不重新檢討。於是,為了克服傳統因果關系理論的僵化與不合理現象,在民事責任及其訴訟理論上,逐漸出現了各種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並逐漸為各國立法及司法實踐所支持。
在我國， 因果關系的判斷標准經歷了從「必然因果關系」說，即認為原因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必須有必然聯系才具備因果關系，到「相當因果關系說」的發展過程，目前在我國占通說地位的是相當因果關系說。 結合毒奶粉事件看，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各種前所未有的損害事故也隨之發生,如環境污染、 核電站泄露、醫療事故、建築事故以及食品安全事故、葯品不良反應事故等等。這些損害事故的事實原因經常牽涉極為深奧的專業知識,普通人難以了解其致害機理,有時甚至窮盡現有的科技知識,依舊無法准確地確定其因果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味死板地遵循傳統因果關系理論,勢必會因其證明上的困難而使受害者無法得到應有的救濟,且更使加害者逍遙於法律之外,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
所謂相當因果關系說，是指以條件說所論證的事實因果關系為前提, 又主觀地限制因果關系的范圍, 此說認為, 如果某項事實僅於現實情形下發生該項結果, 還不足以判斷有因果關系, 必須在通常情形下, 依社會一般見解亦認為有發生該結果之可能性, 始得認為有因果關系, 那些依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看來是偶然的條件行為則不是法律的原因。
但是，有學者指出「相當因果關系說」由於不排斥原因和結果之間所有的可能性的聯系，有擴大因果關系范圍的可能性，可能會使因果關系的鏈條拉得過長，涉及的原因也過多，會擴大責任人的范圍，也有可能使受害人得到重復的賠償，或不適當地擴大賠償范圍，雖然在
許多情況下有助於保護受害人的利益 但也有可能使不應該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承擔了不該承擔的民事責任。
相應的，在侵權因果關系理論與實踐方面取得突破性發展的日本，首先發展出了「蓋然性」因果關系理論,「訴訟上的因果關系的舉證 ,並非所有的證據都得經過不容置疑的自然科學的證明法則來加以證明 ,可以依照經驗的法則 ,綜合所有的證據來進行推敲認定 ,只要能夠認定只有特定的事實才能招致特定的結果的發生這一關系 ,就可證明這一事實對於損害結果具有高度的蓋然性」。但是,「蓋然性」因果關系理論並沒有揭示當事人對這方面的舉證應達到何種程度 ,因而客觀上必然導致實際操作上的困難。
在這種背景下,「疫病學因果關系」(也稱流行病學因果關系)理論應運而生。這一學說採用集體性統計方法,從疫病學分析某種疾病發生之原因及其關系較大的因素,進行綜合性判斷。使用疫病學的方法探尋一定的病因時,必須要對病因與疾病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進行研究,並通常要判斷以下四個方面的條件: (1)該因子從發病前已經開始了作用；(2)該因子的作用越大,該疾病的患病概率便越高；(3)從該因子的分布以及增長和消退的角度來看 ,可以通過既有疫病學的理論對所觀察到的流行疾病的特徵進行解釋,且不會出現矛盾 (該因素被消除或者有所減輕的話 ,該疾病的患病概率或者程度就會降低 )；(4)該因素作為疾病的原因,其作用機制基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學上合理的說明,即使病理學上不能嚴密地加以說明,也可以肯定因果關系的存在。
在台灣 ,近年來發展出來的「事實因果關系」理論逐漸開始在侵權訴訟領域產生影響。而所謂事實因果關系 ,是指因果關系的成立 ,只須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 如無該行為 ,即不發生該結果 」 這樣的條件即可 ,而無須再判斷是否具有必然的相當因果關系。這也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因果關系推定。
如前所述,由於食品侵權的特徵使得作為受害方的消費者在侵權訴訟中經常處於不利的地位 ,經常由於無法掌握有利證據而在訴訟中敗訴 ,其權益得不到有效救濟。在此背景下 ,舉證責任倒置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並逐漸為司法實踐所接受。「被告必須證明其行為無過失才可免除責任。」 在我國,根據2002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第4項之規定①,由葯害侵權所引發的訴訟之證明責任也採取舉證責任倒置。
因此，我國侵權責任法就食品侵權問題，可根據本國國情，在博採各種因果關系理論的基礎上，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受害人只需證明有損失，而生產企業需證明該損失與缺陷產品無關，否則就推定其有關，即存在因果關系。王利明教授更建議，「在我國侵權責任法的制度中，立法不宜對因果關系做剛性規定。通過類型化的方法對因果關系的具體規則加以整理，在某些法律關系中，對舉證責任負擔，如舉證責任倒置等問題做適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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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民法 侵權責任問題

1，丁的損抄失由甲和丙襲賠償，甲負主要責任，丙負補充責任。因為甲教唆乙打狗的先行為引起了危險。但由於乙15歲未成年，甲相當於間接正犯，乙免責。丙未盡到飼主的必要注意義務，負擔次要責任。

2，戊的損失由甲丙承擔連帶責任。因為丁是緊急避險，形成對戊攤位侵權的違法「阻卻事由」，所以由引起險情的人承擔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