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糾紛對社會影響

『壹』 結合農村換屆選舉，怎樣做好矛盾糾紛排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應著重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強化措施，深入排查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矛盾（一）排查重點。從單位的實際出發，把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做為排查調處的重點：土地承租、財務公開、區收區支、風險理賠、各種救濟等群眾反映敏感問題全部做到公開。（二）明確責任。對排查出來的矛盾糾紛，及時進行解決。民事糾紛調解工作中，調委會充分發揮其作用，以預防為主。做好調解工作，可使社會穩定，避免不少民事糾紛的擴大，真正發揮了調解組織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的第一道防線作用。二、多措並舉，綜合治理，集中化解各類突出矛盾糾紛。（一）切實加大矛盾糾紛調解工作力度。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調解工作在化解矛盾糾紛中的重要作用，著力構建黨支部領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三種手段相互銜接配合的大調解工作體系。（二）切實解決群眾合理訴求和困難。高度重視，認真梳理群眾反映強烈的訴求事項，對法律和政策有明確規定，而且能夠解決的，落實責任單位，限期督辦解決。對暫時不具備解決條件，可以逐步變通解決的，做好面向群眾的溝通工作，取得理解和信任。（三）強化法制宣傳。加大對《信訪條例》等法律法規為重點內容的法制宣傳教育力度。要在切實解決群眾反映利益的同時，堅決依法維護正常的上訪秩序和社會秩序。（四）多方參與，形成化解矛盾糾紛工作的強大合力。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發揮群眾自治組織、離退休老幹部、老黨員、老教師和熱心公益事業的老同志參與社會矛盾的化解工作。三、注重源頭治理，從根本上減少各類矛盾糾紛的發生。（一）建立預防機制，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糾紛。堅持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預防上，工作中，及時掌握矛盾糾紛發生情況、特點和規律，積極預測，超前防範，堅持抓早、抓小、抓苗頭。做到預防與化解糾紛相結合。（二）強化基層基礎工作，為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創造必要的條件。有專職調解委員會主任、調解室、有調解例會和調解記錄、有糾紛登記薄。動員組織黨員參與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力爭把各類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或未萌狀態。五、完善機制，確保排查化解矛盾糾紛工作取得實效。建立健全領導責任制。

『貳』 農村關於出路糾紛

這是一個相鄰關系，不論是哪一方主張權利都不得妨礙他人的合法權益。你的問題沒說是誰堵了誰的路，但是堵路一方應當恢復出路。
鄰居的所做所為是不對的。
這種民間糾紛可以通過調解或訴訟來解決。扒牆、砍樹是侵害財產權；罵人是侵害人身權利。這種行為是違法的，你姨可以起訴對方，也可以直接報警。情節嚴重或造成後果的可追究刑事責任。

『叄』 村民之間產生糾紛後,可以通過哪些途徑解決糾紛

村民之間產生糾紛後，糾紛雙方首先可以請求本村的村委會對糾紛進行調解，村委會的調解協議相當於糾紛雙方達成的一個處分自己權利的合同，在法律上不具有類似判決、裁定的強制執行力。

如果村委會調解失敗，那麼糾紛雙方都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裁決糾紛。另外一種途徑就是向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請求仲裁機構裁決。凡是當事人有處分權的民事爭議，爭議的雙方當事人均可以將該爭議提交仲裁。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了可以提交仲裁的糾紛范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二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該范圍具體包括：

（1）各類合同糾紛。包括買賣、贈與、租賃、委託、行紀、加工承攬、技術、建築、房地產、產品質量、運輸、倉儲保管、金融、證券、保險、期貨、投資、著作權、專利、商標、涉外、經濟貿易、海事海商等各類合同糾紛。

（2）其他財產權益糾紛。非合同的財產權益糾紛主要指侵權糾紛，包括消費者權益糾紛、海事侵權糾紛和其他涉及財產權益的侵權糾紛等。

(3)農村糾紛對社會影響擴展閱讀

出現因素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等方面調整步伐加快，村民內部的利益關系的調整也隨之加快，社會矛盾也必然顯現出來。主要原因有：

1、農村村民法制觀念淡薄。農村基層，特別是邊遠山區，一些村民法制觀念淡薄現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體表現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後，私人承包范圍擴大，為爭水、爭地、爭承包權發生矛盾後。

不能自覺運用法律武器，不是靠公力救濟，而是靠私力救濟，輕則罵、重則打、急則殺，有的僅為小孩吵架、家畜、林地等方面小事，斤斤計較，引起鄰里不和。

2、一些基層幹部對解決民間糾紛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有的認為農村工作千頭萬緒，沒有時間顧及民間糾紛問題；有的認為農村經濟工作才是「硬指標」，而解決糾紛問題是「軟指標」。

沒有把正確處理糾紛作為新時期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來認識，沒有人人為發展經濟創造良好社會氛圍的來認識，沒有作為社會綜合治理的重要內容來認識，只是滿足於開會、發文件，過於形式。

該協調的不協調，工作不及時、不主動、不到位、不落實，這種認識不到位，工作不主動，造成工作不落實的狀況是化解糾紛不力的主要原因。

3、加大普法力度，維護農村村民合法權益。要加強對村民的政策法規教育，擴大普法的廣度、深度，採取各種宣傳方式，如廣播、電視講話、法律講座、學生帶法回家、公批公判大會、文藝匯演等喜聞樂見方式。

在農村中深入開展普及法律知識，特別注重普及與農民生活、生產相關的有針對性的法律法規，宣傳遵法和如何運用法律知識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等知識，還應大力推廣村務公開，增強透明度，動員廣大村民積極參與村務管理，使干群之間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信任，減少干群間的糾紛。

同時，廣泛開展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引導群眾積極向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不斷加強文化道德和修養，做到遇事冷靜對待，互相謙讓，共同參與處理。

4、提高隊伍素質，適應新時期需要。首先應採取培訓等方式盡快提高現有人員的素質，充分利用各種成人教育陣地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法律理論培訓。通過培訓，提高各級幹部對新形勢下加強法制建設重要性的認識，提高他們的法律知識和政策水平。

進而通過各級幹部向廣大群眾進行法制宣傳，並要求每個領導幹部對重大影響矛盾糾紛具體過問，幫助協調各部門關系，把調解矛盾糾紛落到人，做到定時匯報，定時結案。對矛盾糾紛處理不力，並造成重大影響的，應追究其責任人的責任。

『肆』 當前農村地區社會分化狀況以及對社會治安帶來的影響。

在中國鄉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國家力量對鄉村控制權力的上收，社會開放度提高，農村勞動力流動加快，農村社會及整個社會出現不穩定是必然的。這種不穩定是農民向社會宣洩著已有的結構不合理性、不公平性，是建立新的社會結構過程中的「陣痛」，是農民現代意識覺醒的表現。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不穩定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導致社會發展不協調、甚至倒退。
引起農村乃至整個社會不穩定不協調的原因非常復雜，其主要的應該是人們觀念結構的分化，即社會成員多元觀念取向，因為觀念結構的變革是轉型時期農村社會各方面變化中最為激烈的變革，它是農村社會變革的指示器。中國農村現代化實現的關鍵在於農民觀念的現代化。研究轉型期農村社會觀念結構分化，不僅有助於我們搞清農村社會觀念結構分化的現狀，而且還有助於我們分析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觀念因素，從而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良性運行。

一、「傳統」觀念分化：鄉村文化運行的危機

從社會本質上來說，中國農村社會一直按傳統的方式運行著，即使在建國後30年裡，農村社會保持傳統的東西仍很多。農村所有制形式的革命是最為顯著的，但合作社、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恰好反映了傳統的中國農民階級「等貴賤，均貧富」的思想。傳統農村社會運行依靠集權控制和風俗習慣。集權控制的實質意義是禁止社會流動，以社會不發展為代價來維持社會規范的穩定秩序。除了權力控制以外，還有封建禮教、神教和傳統習俗等不依賴權力而存在的規范控制。非權力規范控制是對權力控制的必要補充，而且其功能具有權力控制所達不到的深度和廣度。它從道德、禮儀、習俗、信仰、輿論等環節上影響約束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使人們安分守己，屬從於所謂的天命、天理、神道及國法、家規和一切傳統的權威，不敢和不能越軌。這樣，它就鞏固著封建君主制和封建等級、家法、家族制度及其觀念，強化著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人際關系中的舊秩序，維持著家庭和社會穩定，發揮著比權力控制更深刻、更廣泛的影響和作用。
在世代傳承的基礎上，許多風俗習慣成為具有一定製度性質的社會慣例，成為不成文的習慣法，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具有很大約束力。這種約束力所依靠的不是國家權力，而是傳統的力量和某些心理信仰。傳統和信仰的力量加上感情的因素，就使風俗習慣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和傳承性。村落社會對村民們的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的傳統習俗，即鄉規、村約對村民具有習慣法的效力，起著防止財物等類糾紛的發生、維護村落生產生活秩序的作用，在村落社會發揮著獨特的控制功能。
但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在綿延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它適應於血緣或宗法式的小農經濟。這種文化核心是「禮」，其基本內容就是等級制度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家法制度。隨著現代西方文明的逐漸滲入到中國社會，傳統文化開始走向式微。然而，人們仍然充滿了對傳統的留戀和對文明因素的恐懼。沉重的傳統文化的包袱，不僅使中國現代化步履滯重而緩慢，而且使早期的現代化歷程充滿困惑。正象國外現代化專家所揭示的：「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後來嚴重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今天面臨的困境乃是先天註定的。」[1]
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無論是在農村社區還是在農民工身上，對傳統的保留日趨淡化。這些人對傳統的認識愈來愈少，更談不上受傳統的風俗習慣的約束，行動和言論都提前融入現代化的大潮中，成為傳統的「叛逆者」。與傳統不協和的「異常」言行，剛開始可能會遭到社區人們尤其老年人的非議，但改革到今，即使在封閉的山區，人們大多默許了這些叛逆者，還以「時髦」贊許他們。但是拋棄優良的傳統習俗，加上法律法規意識缺乏，一些農民明目張膽地違法違紀，擾亂了社會秩序。1993年以來，「社會秩序的混亂程度在加劇，精神文明建設大大滯後，……社會道德價值觀的整合程度未見提高，『拜金主義』、唯利是圖以及伴生的各種道德敗壞現象還在蔓延。」[2]不道德行為大量出現同我們迅速否定傳統有著密切關系。
其實，「傳統不應僅僅被看作是障礙或不可避免的狀況。拋棄傳統應該看成是新事業的一種代價；保留傳統則應算作是新事業的一種收益。傳統應該被當作是有價值生活的必要構成部分。」[3]中國農村傳統文化既有許多阻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惰性成分，又包含著眾多促進現代社會發展的精華。因而，在現代化的進程當中，不但要克服傳統中惰性成分，尤其要善於利用傳統中的精華。農村現代化的成功應當是雙向運動的過程：它既包括對世界各國最新現代因素的移入和吸納，又包括對自己民族優秀傳統的改造和利用，並使兩者相反相成而達到相輔相成。就如羅素所說：「我認為中國的文化問題，不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全人類都具有最重要的意義。……中國的傳統文化正處在一種急劇發生變化的過程之中，而這種急劇的變化無疑是中國的文化發展自身所需要的。假如中國人能自由地從我們西方文明中吸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壞因素對他們的影響，那麼中國人完全能夠從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的發展，並能結出一種把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優點珠聯璧合的燦爛成果。」[4]我們應該根據時代和國情的要求，批判地取捨傳統文化，力避因文化斷層而引起的社會不穩定。中國的市場大潮正全面深刻地沖擊著古老沉重的農業文明，加速工業化、社會化的運行節奏。市場經濟建設不僅要有重視公平、講求效益，機會均等、資源充足、世俗文化等內外環境條件，更要有真正具備現代市場意識的社會主體存在，即具有獨立自主、競爭、節儉、效益、進取、成就、寬容、協作等心理素質。中國鄉村只有在保持優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同時具備現代市場意識，才能維持鄉村社會穩定，實現鄉村社會良性運行。

二、平等觀念分化：農民社會地位的再識

農民對平等的追求經過了無意識、潛意識到轉型期顯意識的過程，是與社會發展，尤其同目前的鄉村社會對外開放有著密切聯系。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高度同質性，重農輕商、重農抑商，除了極少職業以外，90%以上的人都從事農業生產。農民們認為那些封建官僚、有錢有勢的人生來就和他們不是一類人，個別農家孩子讀「賢書」，考進仕途，那是星宿下凡。因此，在幾千年封建社會里，農民幾乎無平等意識，更無平等的要求。農民起義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求生存，不是為了追求與統治階級平等的斗爭。只要農民有一點生存空間，他們就不會為壓迫而斗爭的。
建國以後，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利益的共產黨領導國家政權，農民階級雖然不是統治階級，但他們同工人階級一起是社會主義政權的階級基礎，是國家的主人。在政治上農民階級同工人階級以及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是平等的。他們滿腔熱情地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入身到土改運動、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建設，甚至還投身到同他們關系不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幫助黨和政府打倒和改造「地、富、反、壞、右」。國家在政治上的每項運動，農民都積極參加，並開展得隆隆烈烈，即使是大煉鋼鐵，農民階級也無條件創造條件上。然而在經濟上、生活上農民階級同其他階級是不平等的。隨著國家大規模的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開始，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不能適應工業建設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為此，國家在1953年出台了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這個政策是新中國建立以後對農村、農民和農業生產影響最持久的一項政策。統購統銷政策固化了工農剪刀差，使鄉村社區更加封閉，沒有縮小反而加大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造成工農、城鄉事實上不平等。以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如戶籍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制度、住宅制度、生產資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及生育制度[5]等14種制度，確立了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農民及其子女很難跳出農村，跳出農業生產，農民已意識到自己地位的低下：三年災害期間餓死的幾乎是農民；農民種糧食但缺糧食；農民沒有工人、城裡人享有任何福利等等。但是，由於國家政治宣傳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農民被固化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廣闊土地上，缺少向城市流動的可能。在封閉半封閉的農村社區內，農民們每天重復著簡單勞動，很難體會外面精彩的世界。部分知識分子和城市幹部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思想，20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雖然給農村注入了有別於農村人特有的城裡人氣息，但終因在「紮根農村」的號召下，這部分城裡人沒有給農村帶來更大變化，反而不少人被農村社會同化了，工農差距、城鄉差距的意識被國家有意識抬高農民的政治地位消解了。因此，這種潛意識不平等不僅沒有危及社會穩定，反而強化了農村社會穩定。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加快，農民的比較對象發生改變，農民的平等觀念逐漸加強，農民普遍意識到工農、城鄉的各方面的差別，不平等觀念顯性化。他們不僅在政治上追求平等，而且還追求經濟、生活等方面的平等，向傳統的不平等體制發起了挑戰。為了生存，為同城裡人一樣過上好日子，他們跨職業、跨地區尋找工作，給轉型社會帶來不穩定。

三、利益觀念分化：「相對剝奪感」的顯化

社會結構的變化使原有的利益分配關系變得不適應，社會相關人群強烈要求改變舊的社會利益分配關系，而集中代表利益分配關系的上層建築領域的變化卻相對滯後。這種滯後導致社會結構部分或全部不協調、功能部分或全部喪失，社會秩序出現紊亂，這種混亂是以社會人群利益觀改變為根源，以社會人群行為紊亂為前提的。能否合理化解和協調人群之間的利益矛盾成為社會能否保持穩定的關鍵環節。
結構轉型和體制轉軌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利益格局的變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本身就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這種調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改革的過程中絕大多數人都能獲益，而且沒有誰的利益受損，這就是所謂的「帕累托變革」，即「帕累托效益最優」[6]另一種情況是改革使所有人的利益分配情況發生變化，其中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而且如果沒有任何人的利益受損，其他人的利益就不可能通過制度安排而獲得增進，這是所謂的「非帕累托變革」。
從一定范圍來說，中國農村最初的改革是「帕累托變革」。在改革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農民（從群體、階層的意義上講）都獲得了實惠，他們不僅獲得了土地的長期使用權、經營自主權，重建了家庭財產所有制，而且也獲得了擇業的自由，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原來的鄉村管理者在公社體制的解體後所喪失的高度集中化的權力，也從他們新的創業活動中得到補償。經濟利益關系的變化是社會利益變化的基礎。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7]經濟利益是人們生存和生活的前提，是基礎性利益，它的變化涉及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是極為敏感的問題。社會經濟利益發生變化，改變了人們原來認同和接受的佔有和分配關系，並且當這種變化超出了相關人群可認同和接受的范圍時，利益受到損害的人群就會發出保護自身利益的呼喊，並產生奪回失去利益的沖動。尤其在社會轉型期，這種沖動就容易形成不穩定因素。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認為，持續性高速增長是一種連續性破壞過程，因為它對各個部門（即構成總人口的各種集團）影響不大相同。在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增長較慢部門的人口集團較之增長較快部門人口集團相對受損，他們付出的代價往往不是少數受惠者的利益所能補償的，因而可能發生摩擦和沖抗。[8]這時，社會人群之間利益矛盾擴大，利益斗爭隨之展開。當這種矛盾和斗爭膨脹到一定程度時，相關人群的行為就會脫離社會規范限定的范圍，出現行為紊亂，一定程度的人群行為紊亂則導致社會不穩定。
中國農村最新改革使農民普遍受益，農村社會的福利總量相對於農村人口的增長有了較大的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各種非農產業發展，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為農村福利總量的增長、農村穩定提供了保證。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必然觸及利益的剛性方面。下一步農村任何改革措施的實行都會有一部人的利益受損，將進入「非帕累托變革」的階段。近幾年農村糧食種植業幾乎成了各種行業中「最不經濟」的行業，糧農的收入增長緩慢，農業生產成本上升幅度較大，形成糧食生產增量與收入增量的背離，造成相當一部分農民利益受損，使農村社會結構轉型出現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部分農民產生了相對剝奪感。[9]最早提出相對剝奪模式的美國社會學家斯托夫認為，相對剝奪感是一種很矛盾的心理狀態，此種心態的產生是由於，人們將自己的命運與那些既和自己的地位相近，又不完全等同於自己的人和群體作反向的比較。此種心態變得強烈是由於，人們所對比的群體變成了自己潛在的對手。[10]羅伯特·K·默頓則用「參照群體」的理論來解釋相對剝奪感，即關鍵是人們將哪一個群體視為自己的參照群體、同哪一個群體比較。從絕對生活條件看，中國農村改革20多年來，農民的絕對生活水準有了很大上升，但相當部分農民不把自己同農村地區的貧困群體相比，不與西北西南地區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的生活相比，而同本地區先富起來的農民比，甚至由於城鄉的流動的原因，他們同城鎮市民生活比，同黨政機關人員生活比，由此引發他們強烈的不滿和相對剝奪感，在農村形成「利益相對受損集團」，雖然他們沒有城市下崗職工那樣集中，但在一些農村引發了社會沖突，造成社會的動盪。

四、戀土觀念分化：二元社會結構瓦解的動因

中國人具有鄉思情結，中國人的鄉思情結是凝重而源遠流長的， 「落葉歸根」，「狐死首丘」，「美不美故鄉水，親不親故鄉人」，大量的詩詞歌賦都說明中國人對家鄉的依戀之情。在傳統的中國農村，人們安土重遷，缺少流動。兒子分家還住在本村，女兒出嫁，也不會太遠，於是血緣關系投射到地域上而成為鄉。「家」與「鄉」的結合實際上是血緣與地緣的結合，「家鄉」便成為融入親情的一方土地，愛屋及烏，由人及土，鄉思情結便是從這里發生的。目前，「家」與「鄉」，即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正存在於「剪不斷，理還亂」的境況，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的結合已經松動，但還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由於分家、外出和通婚圈的擴大，使血緣和地緣的結合不那麼緊密了。但農民的根仍在農村，仍在家鄉。離鄉的農民工每年的春節前後仍不遠百里、千里返回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但是，不管鄉思情結多重，每年卻有幾千萬民工流動在城鄉之間，而且流動的規模還在擴大。農民工流動加速了中國二元社會結構的瓦解。
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不僅活化了生產要素，溝通了城鄉關系，促進了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轉變，還有力地促進了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並帶動了戶籍、就業方面的制度改革。此外，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使農民開闊了視野，接受了許多新事物，這對提高農民的素質，推動社會進步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是，農村勞動力外流給農村和城市也帶來了負效應。
理論家們普遍認為農村勞動力外流對農業生產帶來的主要影響有：首先，由於走出農村的絕大多數人是有一定文化基礎、體魄健壯、智力較高的青年農民，留下的多為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農村勞動力素質明顯下降，嚴重影響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新技術的推廣；其次，「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勞動力流動，使多數人在向外流動過程中，不肯輕易放棄耕地，即使有了穩定的非農產業工作時還是如此。這樣既使新增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獲得土地，造成耕地資源的分配佔有關系日益緊張；另一方面，外出人員無法經營土地，對土地實行粗放式經營，耕地撂荒或變相撂荒現象大量出現，許多地區的農田和其它基礎設施嚴重老化。
外來民工對城市穩定也存在較大的影響。農民工在城市裡乾的是拾遺補闕的工作，保姆、清潔工、蹬三輪車的、炸油條開餐館的，凡是臟活累活，城市人不幹的，外地人都干。但是，外地人劣化了城市生存環境，破壞了社會治安。農村勞動力大量涌進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何清漣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大量民工並不知道城裡的實際需要，自己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就盲目奔向沿海地區及大中城市，許多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於是在各大中城市，經常游盪著一些身無分文，又無長技且無事可做的農民工，給城市的治安、衛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帶來了嚴重困難。近年來城市和交通線上的偷盜、搶劫、賣淫、嫖娼、賭博、吸毒等各種犯罪活動，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員作案。國家的許多政策，如計劃生育、衛生防疫、工商稅收、義務教育等政策，在這一批人中根本就無法落實。」[11]農民工給城市帶來了人口膨脹、住房緊張、交通擁擠、治安混亂、環境污染、資源緊張等一系列問題，一些地方政府採取帶有濃厚地方保護色彩的措施，他們過分誇大外地勞動力流入帶來的問題，採取一些轟、堵、罰的政策，如在就業問題上採取「先城市、後農村，先本地，後外地，先本省、後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護城市和本地利益。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上海、北京、武漢、南京等大城市對外來勞動力的限制相繼出台，發布了限制、禁止使用外來勞動力的行業、工種。隨著農民工問題增多，一些城市人鄙視農民工，認為他們是城市罪惡的根源。這些歧視結果導致城市農民工心理失衡，甚至導致犯罪。按照美國早期社會學家托馬斯的話說，「如果人們把情景界定為真實的，那麼，它們在結果上也就是真實的。」 [12]這一被羅伯特·默頓稱之為「托馬斯原理」的假設向人們展示，情景的社會定義盡管是主觀的，但卻有其客觀的結果。運用到農民工身上，如果城市人把我看作「違法犯罪」的人，那麼事實如何並不重要，但這些人對我的界定和反應卻很重要。面對城市人的定義和反應，我別無選擇，我只能按「違法犯罪」的方式生活。
流動民工是一種社會結構轉型中的「邊緣人」，他們也是從農業勞動者到非農業勞動者，從農民到市民的「過渡人」。雖然他們長期在城市以打工為生，居住在流動民工湧入而形成的貧民窟和棚戶區內，但是他們普通存在著身在城市又不屬於城市的「邊緣人」心態，他們是城市政治騷亂和社會騷亂最有可能的發源地。這種政治騷亂和社會騷亂還沒有發生的原因有：從農村流向城市是一種向上流動，與他們過去的經濟地位相比，生活條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具有農村的價值准則和心態的流動民工，在社會生活中甘心處於屈從地位，在政治上甘心處於消極被動地位；現有的制度能解決流動民工最關心吃、住、就業等這些眼前利益；流動民工以地域、籍貫自然形成的幫派組織模式不可能明確提出要求和採取一致的政治行為。但是，這些民工的下一代，由於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問題以及大城市的熏陶給他們帶來的城市生活的嚮往與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和生活環境的反差所產生的矛盾心理，則是一種潛在的政治、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父母滿足於地理環境的改變，子女卻要求向上發展。隨著流動民工在城市居留時間的不斷延長，如果他們的子女在城市居住時間長而職業毫無改善或改善甚少，他們的權利義務得不到保障或不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那麼便會產生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情緒，即政治不穩定因素。

五、權利意識分化：農民工精英階層的不滿

在農村社區中基本上還屬於中上層的城市農民工在城市社區卻居於社會底層，這引發了社會的失衡，容易造成社會混亂。市場的發展，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最終帶來的是「不均衡」 。資本和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是「極化效應」。美國經濟學家赫什曼認為，受到提高效益力量的驅動，勞動力與資本總是從邊緣地區（農村）迅速地流入核心地區（城市），結果是強化了極化效應，進一步促進了核心地區的發展。城鄉二元結構的打破，實現了農村社會的開放體系，建立了下層階級向上流動的渠道。義大利社會學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認為：「對於下層階級來說，生活的逼迫、無休止地為果腹而奔波，和文化知識的貧乏，使他們保持著人類自強不息的原始本能和不斷更新的活力」。[13]流入城市的農民工，與未流出的農民相比，他們卻是典型的精英群體。按照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觀點：如果統治者精英不設法去吸收平民階層中的卓越人才，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那麼就會出現國家和社會的失衡，就會使社會秩序混亂。[14]這就是所謂的「精英循環」的理論模式。
中國封建社會能夠保持長期穩定同社會管理權力層參與渠道的暢通程度有很大聯系。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制度是部分下層精英分子進入權力層的合法渠道。北京大學袁方教授認為，這一渠道不僅從利益上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條「光宗耀祖」的道路，而且也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提供了一條參與權力的渠道。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不會大量地與不滿力量合作，而是力圖通過合法的渠道來改變現狀。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與農民結合，大多是科舉渠道在官員腐敗下變質，喪失憑才能參與國家管理的情況下發生的。[15]。然而，今天的農民工精英群體卻長期處在城市社區的底層，這種底層地位與他們的精英性質不相稱，易引發社會問題。「外出的農民工，一般都處在活力最強的年齡段，尤其是具有很強的經濟活動能力。」「農民工的教育程度普通高於農村未流出人口」，「城市農民工總體素質高於一般農民，因此，其中城市農民工中必然會隱藏著一個特殊的精英群體。」[16]城市農民工中的精英群體，也可稱之為「受挫群體」，即在一個特定社會結構體系中，那些向上流動受到限制或存在很大障礙的社會群體。他們最有動力和願望進入或開辟新的流動渠道，更傾向於積極尋找替代性資源，更願冒風險進入可能的替代性結構中。由於社會結構對他們的社會流動有一種限製作用，從而常常迫使他們採取「越軌」行為。羅伯特·K•默頓指出：「在混亂中產生的社會問題，並不是由於人們還未能達到自己社會地位的需求，……而是由於他們的地位未能正確地組合在一個合理地緊密結合的社會制度之中」。[17]城市採取「集體排它」的方式，容易滋生農民工的不滿情緒。
美國社會學家帕金的「社會屏蔽」理論認為，任何社會都會建立一套程序或規范體系，使得資源和機會為社會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在社會分層方面，有兩種排斥他人的方式：一種是「集體排它」的方式，例如以宗族、民族為區分標准，而將某些社會群體整體地排斥在資源的享有之外；另一種是「個體排它」的方式，例如，通過考試選取人才，這樣被選取者和被陶汰者都是以個體形式出現的，並沒有一個身份群體被整體排斥。帕金認為，集體排它的結果是產生了一個「共同集團」，個體排它的結果產生的是分散的身份群體。現代社會的基本趨勢是從集體排它轉向個體排它。[18]根據帕金的理論模型分析, 目前我國對於城市農民工採取的集體排它的對策, 使一部分農民工精英被排斥在城市的正式居民之外。這部分精英群體被集體排它後,必定會激化社會矛盾。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認為，底層社會群體具有強烈的反社會傾向。這種反社會傾向可分為不同層次，較溫和的稱為「社會不滿」，較激進的稱為「社會仇恨」。社會不滿是低層社會的一種比較普通的社會情緒，社會仇恨則是一種強烈的反社會情緒，它一般伴有反社會行動。近來，在少數底層社會群體中已出現了破壞行動。因此，解決底層社會群體尤其是底層精英分子的社會不滿、社會仇恨的辦法只能改集體排它為個體排它。實施個體排它政策的結果是形成分散的身份群體，這種方式可以緩解社會矛盾。

總之，社會轉型期是社會不穩定多發的時空區間，我們重視它、引導和控制它，但不應該害怕它。在轉型期農村社會及全社會出現不協調不穩定是正常的，正如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P·亨廷頓指出，雖然「現代化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也滋生著動亂」；「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期就是一個克服社會動盪和政治衰朽的階段。」[19]農村社會觀念結構的分化導致社會不穩定現象的出現，是發展中的問題，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社會結構因素分化、重組現象將會持續下去，由於這些因素的不確定性，人們難以形成穩定觀念，社會不穩定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將有很大的生長潛力，現在還遠沒有達到「充分化」狀態。只有社會轉型基本完成，社會不穩定問題的發生率才會明顯回落。

『伍』 農村房屋糾紛對證人有什麼影響嗎

你是問農村房屋糾紛，對證人有什麼影響？一般情況下來說，證人作為他只是說一個實話，而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陸』 農村糾紛問題

首先你必須明白除了你家的宅基地之外，其它的任何地都不屬於你，包括土地在內你都不具有產權，只有承包或租憑的權利。更別談農村那種族上遺留的閑雜地之類，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誕生的那一天起已經將那種舊的風俗鏟除了。也就是說那塊出現糾紛的地如果不是普通的土地，只是你族上遺留下的「封建所有地」而已，那麼現在你已經不具有產權了。在我國，土地全為國有，私人是不能擁有土地的，宅基地的使用是有一定土地使用期限的，公民只有使用的權利，沒有擁有的權利，平常的耕種土地也是這樣的。如果你對現有的國家這種政策不予認同，你可以到當地人民法院起訴阻擾你的個人或者集體，這在我國現在也是合理合法的。

『柒』 農村民事糾紛

人家如果是有證據你家房子，壓垮了他家的房子，打官司肯定是人家贏。因為是你沒有看管好你的房子壓垮了人家的房子。

『捌』 農村中講的三大糾紛指的是什麼

農村「三大糾紛」是一些地區對農村基層突出矛盾的一種概括總結，主要指土地版、山林、水利三大糾紛。如權何依法有效調處、化解「三大糾紛」、維護當前社會穩定、促進城鄉經濟發展成了農村工作的要務之一。
1、土地糾紛。土地糾紛的根源是我國土地政策的改革沒有真正到位，存在一些爭議和影響群眾利益的地方。特別是今年來國家加大了對農業的補貼力度，如何認定土地的經營權、所有權、收益權成為土地糾紛的重點。
2、山林糾紛。目前，山地、林地都具有較大的經濟價值。但由於歷史原因，次土地調整大多遵循習慣的經營范圍和當地習俗，以山嶺、分水領、山溝、山坡或小路、大樹、某塊田地等自然參照物為界址，手指為界，由於時間等因素，這些參照物自然滅失、被毀，或因地名變化，歸屬問題成為糾紛的重點。
3、水利糾紛。水利是重要的生產資源，影響農業的收成和農民的收益水平。特別是當乾旱、洪澇等自然災害發生時，先灌溉就能保住收益，就能少受災害，水利設施就成農民爭議、哄搶的重點。
‍

『玖』 如何妥善解決農村糾紛，維護社會穩定

公平公正，簡單事情復雜化，復雜事情邏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