葯慶衛訴張顯名譽侵權糾紛案

Ⅰ 關於張顯與葯慶衛

葯慶衛起訴的是「侵犯名譽權」

葯慶衛起訴張顯是一起民事案件，而起訴的是「侵犯名譽權」。所謂名譽，指的是對特定人的人格價值的一種社會評價。《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 「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第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詳細]

葯慶衛認為張顯怎樣侵犯了自己的名譽權

訴狀中，葯慶衛認為張顯在網上發布了很多不實信息，同時也惡語中傷葯本人，也就是說一為誹謗（發布不實消息），二為侮辱（惡語中傷）。而這些言論都來自張顯的微博。舉例說明：

以下類似的言辭屬於葯慶衛認為的「散布不實消息」之列：

「而據媒體披露，在房價高企的西安，葯家在市區內居然有四處房產，結合葯家鑫平時生活之奢華，買五千塊手機，花巨資整容，開十四萬私家車，葯家資產超出葯父母收入水平數倍。」

以下類似的言辭屬於葯慶衛認為的「惡語中傷」之列：

「聯想到出事之後葯父母始終不敢正面示人，葯父必有重大隱情，葯父身居我軍軍械采購要職，利益糾葛頗多，望中央軍委徹查此人經濟問題，肅清軍械采購環節蛀蟲。」

另外，在兩個月前的采訪中，葯慶衛還提到了張顯公布了葯家鑫外公的隱私，對其造成了很大的困擾。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書面、口頭等方式宣揚別人隱私，一樣有可能造成「侵害名譽權」。

「自由說話」與「侵害名譽權」邊界何在

張顯在自己博客中稱，他僅僅是在自己的微博天地里「自由說話」而已。事實上，自由說話和「侵犯名譽權」確實是對矛盾，張顯的例子倒是有助於我們釐清它們之間的邊界，對許多同類型的「名譽侵權」官司的辨析也有啟發性。

案件已經被法院受理

觀點一：作為受害方的訴訟代理人，張顯享有「言論豁免權」

首先要明晰的一點是，張顯的微博並不是只有他自己能看到，一般來說，第三人知悉是「名譽侵權」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張顯自己關門在家裡一個人自娛自樂，那隨便他說什麼也不算誹謗。

有一種說法是，張顯是案子被害人的代理人，他的這些言論不管怎麼樣都有豁免權的，也就是免於追責，張顯自己也覺得「罪犯家屬要求受害方道歉」，有點欺人太甚。

張顯，本來是位理工科的副教授，並無法律專業背景，是「王輝的爺爺的妹妹的孫子的妻子的表哥」。回村的時候聽說了受害人家屬是同村人，「正義感上頭」的他成為了代理人。請張顯做訴訟代理人當然是我國法律中允許的，這種代理人俗稱為「公民代理人」。應該說本案中張妙家原來請的律師享有什麼權利，張顯這位「訴訟代理人」也就應該享有什麼權利。

分析：按國際慣例來說，代理人免責限於法庭上的辯護發言，這以外的言論不算

在社會生活中，有些有特定身份的人，在特定場合說話，要受到特殊的保護。例如，許多國家規定議員在議會發言、訴訟參加人在法庭陳述、官方內部口頭或書面交換意見等等，不受誹謗指控。這種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允許作誹謗性的陳述而不需承擔法律責任的原則，就是言論豁免權。享受這種權利保護的言論可以毫不顧忌誹謗問題。

在國際上，律師在法庭上的發言都享有民事或者刑事豁免權，但是就算如此，張顯在微博中的言論也不是法庭上的發言，並沒有豁免權。何況中國的情況很特殊，還有令法律界人士詬病的「律師偽證罪」，律師在法庭上的言論還沒有豁免權。…[詳細]

觀點二：張顯是為了公共利益在做輿論監督，所以應該免於被起訴

也有人認為，張顯的微博是在做「輿論監督」，所以他有權去發布那些信息。還有人認為，張顯就是為了公共利益，不管有沒有捏造、誇大或者傳播事實的嫌疑，張顯都不應該被追究責任。

分析一：葯家鑫的父母並不是公眾人物，他們被曝的隱私也與公共利益也無關

首先，葯家鑫雖然犯了案，但是他的父母、外公並沒有成為公眾人物。我國關於「名譽侵權」的法律中，對公共人物是沒有明確的界定的，不過類似於官員、明星等公共人物，人們認為他們應該接受監督，他們的名譽權應該給普通民眾的批評權讓一讓步，這是因為這些人從他們的地位或者角色利益中已經有了足夠的補償。照著這個標准，葯慶衛不算公眾人物。也有人說，葯家鑫案子舉國震驚，所以他的父母自然成為了公眾人物，不過持這樣觀點的人並不多。

另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葯家鑫的錯誤是他的父母「教育」成這樣的，所以他父母沒有資格讓張顯道歉。事實上，在法律上，葯家鑫和葯慶衛是兩個不同的自然人，所以葯慶衛不能因為兒子做錯了事情就失去了維權的資格。

總之，葯慶衛起訴張顯是私對私的行為，他有起訴張顯的權利，到底張顯有沒有侵犯他的名譽權，需要根據主客觀條件來具體分析（見第三部分）。

分析二：張顯針對公檢法系統的言論就應該得到保護

而張顯針對公檢法系統的一些批評性言辭則有所不同，張顯曾經也發過「願中紀委進駐陝西，從葯家鑫案入手，找出陝西司法存在的問題。能挖出腐敗就更好了」，「原來陝西高院是幕後導演者」，「人民法院就這樣對待人民呀，太恐怖了！」……等微博。

有些社會主體的行為直接同公共利益相關，公眾對於他們要有更多的批評和評論的自由，他們的名譽權保護就要有較多的退縮，國家機關、司法系統都屬於此類。許多國家規定議會、政府、法院等不能成為起訴誹謗案件的主體。國家機關顯然是公眾監督的主要對象，應當容忍公眾的激烈批評。而且國家機關同公眾、同新聞媒介之間的關系是公法關系，如果發生損害國家機關聲譽的行為也不應當用私法調整。所以用張顯的這些言論來說事，顯然也有失公允。

葯慶衛要起訴成功很困難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明確了名譽侵權四個構成要件：是否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權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

「激情代理人」張顯

要件一：葯慶衛需要舉證他的名譽權確實受到了損害

葯慶衛的名譽權有沒有受到損害需要他自己來舉證。而在接受采訪時，葯慶衛表示，「這打破了我們平靜的生活，對我們造成很大壓力。我們沒辦法再正常地生活，這幾乎使我眾叛親離。」 葯慶衛需要舉證他和家人的社會評價降低了，這件事情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如果這一點被法院認可的話，那麼還需要辨明：1.這和張顯在微博上發布的言論存不存在因果關系；2.張顯的行為是不是違法；3.張顯是不是有主觀上的過錯，不管是故意還是過失（因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

在本案中，認定其它三個的要件難度很大

1.對於一些可能的不實言論，張顯認為自己只是轉發，非始作俑者

葯慶衛早在今年六月就表示過，他現住單位無產權證房，面積108平方米，並非張顯所說的200平方米以上，也沒有四套房。他2003年退役，原在某企業軍代室任工程師，從事技術管理工作，不是張顯所說的負責軍品采購，更不是身居要職。新聞媒體也曾經做過一些采訪來佐證他所說的這些情況。不過既然上了法庭，還是要看法庭認定的事實。

如果法院認可葯慶衛的說法的話，那麼張顯微博上的相關言論就是虛假的了。可是問題在於，張顯已經表示，自己在微博上類似於四套房這樣的話，都是轉載媒體或者是別人微博的，一般還都註明了出處。如果能證明自己都是轉發的話，張顯就不存在捏造或者扭曲事實，而他也辯稱自己沒有義務和權利去核實那些信息的真偽，是出於「分享」之目的轉發。如屬實，確實很難認為張顯微博上的信息和葯慶衛被侵害的名譽權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也很難證明張顯主觀上的過錯，因為這些信息並不是來自張顯，張顯完全可以說，葯慶衛該去告的是首先刊登不實消息的媒體或者網友。另外關於葯家鑫外公的隱私，張顯在博客中也給了新聞鏈接，的確是有媒體先前報道過。

不過，在張顯描述的關於葯家的情況中，他自己承認的確有一個原始的消息來源就是他自己，那就是葯家住房有200多平米的。張顯對記者說，他已經就這一條道歉，但是記者沒有找到。

2.對於一些評論性質的發言，張顯辯稱自己是「合理懷疑」

「懷疑葯家鑫律師所謂葯父打工說，在葯家鑫還上初二的時候（2003年），葯父就專業了（50歲），（編者註：此處應為「轉」）那為什麼這么年輕就轉業離開這個美差（軍工單位的軍代表），要將葯家鑫培養成音樂學院的學生，能僅憑打工掙錢供養得起嗎？葯父不但將葯家鑫培養成了音樂學院的大學生，而且還給兒子買了車，這個葯父夠牛的。」

以上這些言論都是張顯帶有評論性質言論，而張顯認為，這些都是自己在網上分享的「合理質疑」。在「侵犯名譽權」的案子中，的確有「合理懷疑」這個說法，在民事法律關系中，合理懷疑的行為，首先應由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作出；其次，懷疑應不是想像、推測、憑空產生的。只有依據其真實感受和認識水平，通過正常邏輯推理、事物的發展規律或法律的直接規定所做的懷疑才具有合理性。而一般法院都認定「合理懷疑」並不侵權，從這點來說，如果張顯在發言時確實受到了別人的材料的影響，並且很相信那些材料，那麼他的「合理懷疑」就很難被否定，因為不存在「憑空捏造」。

3.如何認定言論有侮辱性，法律規定並不明晰

「軍隊的蛀蟲」、「殺人犯的父母」，這是葯慶衛認為的張顯發布的有侮辱性的言論。所謂侮辱，是指以語言或行為公然損害他人人格，毀壞他人名譽的行為。

那麼，到底「軍隊的蛀蟲」，「殺人犯的父母」能不能被認定為侮辱人格的話語？這類也是屬於評論性質的語言，而法律界人士認為，即使是引用事實的報道進行批評，如果評論的言詞過於激烈、評論標准出乎社會公認的道德准則或者違反法律規定，就不再是正當的輿論而可能是侮辱他人人格的行為，構成對他人名譽權的侵害。如果符合或者說沒有超越這樣的標准，就屬於「正當輿論監督的范疇」；反之，就是侮辱他人人格，可能構成侵害他人名譽權的民事責任。問題在於，到底「殺人犯的父母」等詞語屬於不屬於侮辱性質的言語，得看具體的舉證和判案了，並沒有一個明晰的標准。

如何看待張顯的相關言行

張顯相關做法根源與啟示

盡管張顯認為自己這些言論和葯案沒關系——即使沒有張顯做代理，葯家鑫一樣被公正法律判死刑！但是許多的評論都認為張顯對輿論的推動在葯案中很關鍵，甚至李昌奎案引起轟動後，有評論寫道，「葯家鑫案的被害人有一個擅長影響輿論的代理人張顯，葯家鑫案在審判前就受到輿論的分外關注，而李昌奎案在審判前則沒有引發輿論的關注,更沒有一個張顯幫助他們爭取輿論。」「沒有張顯，葯家鑫肯定被判死緩了！」這是張妙丈夫王輝的原話。

張顯為何會當上了張妙家屬的代理人並且在微博上不斷發布葯家的情況，甚至多次提到「官二代」，「富二代」呢。除了「正義感」、「同情心」之外，當然還有別的。

張顯曾經提到，12月8日，在給學生上的選修課中，他將葯家鑫案與河北大學李啟銘撞人案聯系起來。那時候，他還不認識王輝。

所以，促成張顯這些言行和其影響力的根源在於：1.人們對「官二代」、「富二代」等的特權現象的不滿；2.民眾對於司法的不信任。

第一點是老生常談的社會問題，不必贅言，第二點則表現為民意與司法之爭。指責民眾「把死刑當狂歡」是簡單粗暴的。民意和司法不該對抗。而讓民眾信任司法並非毫無辦法，近日台灣終於通過了類似於西方陪審制的「人民觀審制」，當地法律人士認為，這樣能夠讓民眾與司法機關建立起信任來，並不害怕輿論影響司法，反倒會彌補民眾與司法之間越來越大的鴻溝。而在日本，也是通過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強奸殺人」案（奸殺婦女，殺死嬰兒），才確立起來完整的「刑事案件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制度。

所以，這些制度的不完善實在不該怪在民眾身上，而要追求理念，更應該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做起。

結束語:那些關於葯家鑫家的傳言，經過法庭的審理會被證實真偽。葯慶衛與張顯，孰是孰非，拭目以待。但是，關於「葯家鑫案」以及最近興起的「死刑翻案風」的討論不應該只局限於一些宏大的命題。司法要讓民眾信任，需要多方面的踏實努力。

Ⅱ 民事訴訟,合同糾紛和名譽侵權案中案可以合並審理嗎

同一案件有兩項訴求合並立案，開庭時可合並審理，如果作為兩個案件起訴的不能合並審理。

Ⅲ 關於名譽侵權糾紛案件的處理意見是哪個機關發布的

個案中的法律解釋及適用，屬於審理的法院的職權；普遍性的法律解釋及適用，屬於最高人民法院的職權。

Ⅳ 關於名譽權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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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張靜是網路愛好者，網名為紅顏靜，在南京西祠網站中，真實姓名和網名都有一定知名度。在網友聚會上認識俞清風，並知其網名為華容道。俞清風後以'大躍進'的網名多次發出侮辱原告人格的帖子，張靜以其侵犯自己的名譽權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定俞清風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精神撫慰金1萬元。

法院判決：

張靜，俞清風雖然各自以虛擬的網名登錄網站並參與網站的活動，但在現實生活中通過見面互相認識並知道對方網名，且張靜的網名和真實身份還被其他網友所知悉，俞清風在西祠網站中多次以'大躍進'的網名發表針對'紅顏靜'即張靜的議論，其間多次使用侮辱性語言，主觀上具有對張靜名譽權進行毀損的惡意，客觀上實施了侵犯他人名譽權的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關於精神撫慰金，考慮到知道'紅顏靜'為張靜的人數有限，且張靜在被侵權後也曾在網上發表針對俞清風不當言論的因素，因而判定：俞清風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支付精神撫慰金1000元。

律師點評：

網路是科技發展的產物，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動作用。網路空間盡管是虛擬的，但通過網路折射出來的人的行為卻是真實的。利用互聯網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實誹謗他人，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構成侵權的，也會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案例二以及意見

原告：武躍貴，男，49歲，臨汾造紙廠經銷公司經理。

被告：中國工商銀行臨汾分行牡丹卡辦事處（以下簡稱牡丹卡辦事處）。

被告：臨汾福臨大酒店。

1997年6月26日，因公司業務關系，原告在福臨大酒店請客戶就餐，結帳餐費為260元。原告用其牡丹金卡與福臨大酒店結算，福臨大酒店服務員向被告牡丹卡辦事處核實該卡上是否有款，牡丹卡辦事處答復卡上無款，酒店服務員拒絕原告用卡結算。原告解釋無效，停留達兩個小時，後由原告所請客人支付了費用。事情發生後，原告認為自己的名譽、信譽受到損害，向臨汾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維護其合法權益。

審判臨汾市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一直按信用卡章程使用信用卡，在1997年6月25日往卡上存款4000元，卡上存款余額為1530.08元。經法院主持調解，原、被告雙方自願達成如下調解協議：

一、被告牡丹卡辦事處賠償原告武躍貴520元，並賠禮道歉（當庭執行）。

二、案件受理費400元，其他訴訟費用230元，合計630元，由被告牡丹卡辦事處負擔。

臨汾市人民法院確認該協議符合法律規定，於1997年8月7日制發了調解書。

評析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七條規定，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應當根據受害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行為人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來認定。本案中，二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侵害原告名譽權的責任呢？

一、原告的名譽是否受到損害公民的名譽是指社會對其品德、才能、思想和作風等的綜合評價。在本案中，原告認為主要是其信譽受到損害，但我國有關法律中對自然人的信譽未做界定。公民的信譽是指人們對其在社會交往中信用度的評價，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它顯然屬於名譽的范疇之內。在現代經濟活動中，個人或企業的信譽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信譽的好壞往往能決定商業交易活動的成敗，信譽度愈高，意味著成功的機率愈大。因此，在社會交往中，人們是很看重其信譽的。本案中，被告牡丹卡辦事處向原告用餐的福臨大酒店提供了原告信用卡上無存款的虛假信息後，福臨大酒店拒絕原告用信用卡結算，造成了原告請客，反而由客戶付帳的尷尬局面，同時極有可能使原告的客戶和他人懷疑原告是否誠實可信，而實際上飯店拒絕原告用信用卡結算，就表明飯店對原告的不信任。對原告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就是對其不能公正評價的表現。因此，原告的名譽受到損害是成立的。

二、行為人行為是否違法在本案受理過程中，對被告牡丹卡辦事處提供虛假信息的行為是否符合這一構成要件，有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牡丹卡辦事處的行為不符合民法通則所規定的侵害名譽權行為方式侮辱、誹謗的特徵，所以不屬於違法行為，不應當承擔本案中的民事責任。我們認為，雖然牡丹卡辦事處沒有侮辱、誹謗原告的行為存在，但其提供虛假信息的行為顯然違反了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損害了原告的名譽，應該屬於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的其他方式中的一種情況，即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隱含情況。在我國法律規范中，這種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比較常見，不能因為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而排除行為人的義務。至於被告福臨大酒店，其向銀行查詢客戶信用卡上有無存款是其正當權利，其拒絕原告用卡結算，也是因為銀行提供了虛假信息，所以不能認定福臨大酒店應承擔民事責任。

三、被告牡丹卡辦事處有無過錯從調解書反映的事實上看，應該認定牡丹卡辦事處是有過錯的。根據中國工商銀行信用卡使用章程，銀行有義務在查詢時如實向特約單位提供信用卡持有人的信用狀況，不論牡丹卡辦事處是做了查詢工作，而沒有如實回答，還是沒有查詢就輕易答復，都說明其行為的失職，主觀上存在故意過錯。

四、牡丹卡辦事處的行為與原告名譽受到損害存在著直接因果關系正是由於牡丹卡辦事處提供虛假信息的行為，造成福臨大酒店不信任原告，拒絕原告用卡結算，而由原告客戶付帳的後果，所以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很明確的。

根據以上分析，被告牡丹卡辦事處的侵權責任是成立的。牡丹卡辦事處也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庭審過程中與原告達成了調解協議。

我們認為，本案在實體處理上是令人滿意的。但本案的調解書製作有不完善之處。第一，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起訴的條件之一是具有明確的訴訟請求，但本調解書沒有反映出原告的具體訴訟請求，籠統地說「請求法院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合乎訴訟文書的製作規范，而且導致了訴訟費用數額的計算無依據。第二，協議內容沒有說明被告賠償原告520元的性質。本案是名譽侵權糾紛，被告給原告造成的是精神上的損害，不是經濟上的損失，所以應說明賠償的性質。

責任編輯按：

從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的文義含義來看，其所規定的損害名譽權行為方式表現為一種積極的作為方式，因此，常有人認為，只有積極的作為方式才構成侵犯名譽權，不作為行為不構成侵犯名譽權。其實，該規定的重點在於保護公民、法人的名譽權，不在於規定侵害名譽權的具體行為方式或表現形式。規定中雖然列舉了兩種積極的作為方式，但還用「等」字表示了可能有的侵權行為方式，而且，此處的「等」是不能用積極的作為方式來限定的；或者說，當初為什麼僅列舉了兩種積極作為的方式，這主要是考慮總結文革的教訓的結果，是當時的立法環境和基礎決定的。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依該規定之文義，侵害名譽權行為應是一種故意行為，不包括過失行為。確實，侮辱、誹謗行為應屬故意行為。但故意行為在實踐中是一種極端行為，因過失造成他人名譽受損害的情況時常發生，甚至後果更嚴重。而對名譽權的法律保護，法律上並未明文規定只有故意行為才構成侵犯名譽權，從立法技術上，區分「故意」和「過失」而定責任，必須是明文規定的。法律上未作這種區分定責的明文規定時，既是以包括「故意」和「過失」在內的「過錯」定責。

本案被告牡丹卡辦事處為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有權在持卡人的信用卡存款不足規定的額度時予以拒付，但也有義務在持卡人信用卡存款符合規定要求的額度時，及時、正確地為持卡人辦理結算支付。本案被告牡丹卡辦事處在原告信用卡上存款足以支付消費費用情況下，向特約單位提供不實信息，不論什麼原因，都說明其有過失，特別是在其是為公眾提供金融服務的經營單位的情況下，更難以什麼理由來推脫自己的責任。雖然其這種過失並不必然造成原告在特定情況下的名譽受到損害，但原告在本案特定情況下感到的名譽損害，畢竟出於牡丹卡辦事處的過失，沒有牡丹卡辦事處的過失，原告是不會有這種特定情況下的名譽損害的。因此，根據相當因果關系論，牡丹卡辦事處的過失行為與原告所受到的名譽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牡丹卡辦事處就具備了歸責的基礎。而福臨大酒店在消費者持卡消費結帳時，為本店的利益和發卡銀行的利益及維護信用卡交易安全，有權向發卡銀行查詢核實，並在發卡銀行表示拒付情況下有權拒絕接受消費者的信用卡支付方式，此拒絕接受實際上是執行發卡銀行的指令。所以，該酒店在本案中的行為是正當行為，沒有過錯。

Ⅳ 民事名譽侵權糾紛案，被告應訴是否也需要作無過錯舉證

按相關法律規定，對於名譽侵權糾紛案，被告沒有所謂的無過錯回舉證責任。被告不需答要對自身無過錯承擔證明責任。
另外，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
相關法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六十四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
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
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

Ⅵ 張顯名譽侵權案結果是什麼。

本來，在殺人犯葯家鑫被國法處決後，葯慶衛應該反思教子無方的失誤之處內，更應該及時履行兒子葯家鑫容的最後願望——把葯家鑫向受害人贈予20萬元的遺願落實到行動上，以實現葯家鑫贖罪懺悔的心願。但是葯慶衛卻強奸了葯家鑫的遺願，不但不履行承諾，還在葯家鑫被處決的」三七「後，就撕爛此前向受害人親屬假道歉假懺悔的面紗，抄起對受害人親屬反攻倒算的屠刀，以造謠誣陷的手段，惡人先告狀，挑起官司，製造社會矛盾，破壞社會的公序良俗。企圖借用法院之手打倒為弱勢民眾伸張正義的人民教師張顯，妄想借勝訴之理由反攻法院，以法院判張顯敗訴之矛，戳法院判死葯家鑫之盾，使法院作法自斃，迫使各級參與審判的法院為葯家鑫案認錯改判，討回葯家鑫的政治權利，消除殺人犯之父惡劣的社會評價，進而要求法院國家賠償，達到以法律的名義實現合法的翻案。現在葯慶衛和受害人家屬各種恩恩怨怨，都是葯慶衛圍繞報復翻案這個目的進行的，葯慶衛報復翻案之心，路人皆知

Ⅶ 葯慶衛的侵權案

2011年5月31日凌晨1時許，葯慶衛在其新浪認證微博中寫道：「張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是葯家鑫案中原告代理人、受害人張妙親屬。）在微博上編造了許多子虛烏有的事實，把葯家鑫說成『官二代』或『富二代』，意在讓廣大不知情的網民對葯家鑫父母產生仇恨。」「為了讓廣大網民了解事情的真相，現逐一予以澄清。1.我現住單位無產權證房，面積108平方米，並非張顯所說的200平方米以上，也不是他所說我有四套房；2.我於2003年退役，原在某企業軍代室任工程師，從事技術管理工作，不是張顯所說的負責軍品采購，更不是身居要職。對於張顯在網上所捏造的言論對我們造成的污衊，我們將通過法律解決。」
同一天，張顯在微博中回應：「葯家鑫父母要求我因微博中對他們的不實說法，向他們在此微博中道歉。我不會道歉的，我們是法治社會，可以去法院告我的。我認為：葯家鑫父母因沒有教育好自己孩子，殘忍地殺害了張妙，應向我方道歉的；葯家鑫撞人又殺人的行為……葯家鑫父母也應該向全國有良知的人道歉的。」 葯慶衛代理律師蘭和稱，在葯家鑫案審理過程中和葯家鑫被執行死刑後，葯案被害人家屬的代理人張顯，通過其微博針對葯家鑫及其家人發布了一系列不當言論。葯家鑫犯罪不意味其父母應該受到株連，要忍受各種謾罵、侮辱和誹謗，被人通過各種介質妖魔化。
張顯在其開設的多個微博、博客上捏造葯慶衛是「官僚」「富商」等，並暗指葯家動用關系拖延、阻撓訴訟程序，被告利用網路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等特性，煽動民眾對原告及家屬的敵視和仇恨。對於張顯的網路不當言行，葯慶衛要求張顯賠禮道歉，但張顯在其微博中明確表示不道歉，並在其後的微博中屢屢用「殺人犯的父母」等詞彙對葯慶衛夫婦進行人身攻擊。
「張顯的行為已逾越公民代理范疇，其言論已對葯慶衛及家人造成極大傷害，並對葯家人的社會評價造成極大貶損。依據相關法律規定，特向法院提起名譽侵權訴訟。」 對於這次葯家鑫父親葯慶衛訴其名譽侵權，張顯在其個人微博里表示，法制社會，通過法律解決問題屬正常行為，也有利於構建和諧社會。我非常樂意在陽光下談事，也將無愧良知。對以前做的一切我感到無心無愧，盡到了一個原告代理人的職責，身正不怕影子斜。
張顯曾在其個人微博里還寫道，一切幻想都是無用的！沒有張顯作代理，葯家鑫一樣被公正法律判死刑！家裡沒有四套房和200平米住宅，葯家鑫也一樣會判死刑！葯慶衛不是軍官葯家鑫不是軍二代，葯家鑫也一樣會判死刑！葯慶衛是窮人葯家鑫不是富二代，葯家鑫也一樣會判死刑！葯家鑫的外公是窮的退休職工，葯家鑫也一樣會判死刑！
張顯說，稱葯家鑫是「官二代」「富二代」並不是他的「原創」。「我作為原告代理人有責任替被害人一家討要賠償，肯定會關心葯家鑫的財產狀況。這時，有網友在我的博客里留言稱葯家有四套房。我就原文發布，希望網友提供更多線索和證據。」在博文被廣為流傳之後，葯慶衛夫婦找到張顯，說明了自家的經濟情況。張顯說，他為此也在博客里進行了澄清。「我們當時談的很好，我把他們夫妻送出學校大門，還鼓勵他們要堅強。」張顯認為，即使他說葯家有錢，也沒有給對方造成損害。「但是現在，他們把事情鬧大，對葯家肯定是更深的傷害。」 9月5日下午，葯慶衛向法院增加了兩項訴訟請求：判令張顯連續30天在知名網站、報刊等新聞媒體上刊登不少於3000字的致歉聲明，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1元。
關於原告葯慶衛訴被告張顯名譽侵權一案原告需要的僅是被告的一句道歉及對事實的澄清。但在立案後，被告多次爆出「這是個無聊的游戲，我陪他玩」、「與某某的生命相比，葯慶衛的名譽一文不值」等話語。鑒於被告在立案後的表現，為加大造謠懲戒力度，以便更好地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現原告在原有訴訟請求基礎上提請增加訴訟請求如下：
1、判令被告在其所有博客、微博，以及新浪網、搜狐網、騰訊網、新華網、人民網、鳳凰網、網易、《人民日報》、《陝西日報》、《中國教育報》、《中國青年報》、《法制日報》、《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京華時報》、《華商報》、《華西都市報》的首頁以及相應版面連續30天刊登不少於3000字的致歉聲明。
2、判令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損害撫慰金人民幣1元。 2月8日11時許，張顯、王輝、張平選、張平選二女兒張朗以及同村村民一行六人到達葯慶衛家「索要」20萬捐款。因言語不和，與在葯家樓下等候的葯慶衛代理人馬延明發生爭執和肢體沖突。隨後被當地警方帶至派出所，接受訊問。
7日上午，葯家鑫案被害者張妙的父親張平選、母親劉小欠等人通過代理人張顯的博客發布公告稱，願意接受葯父葯慶衛在葯案審理期間表示「贈與的20萬元」，並「於2012年2月8日上午前往葯慶衛處接受該款。」此前，張妙家人已拒絕該贈款。
中午12時30分，張顯、王輝和張平選等人被帶至西安市長樂中路派出所進行調解。
在一片喧鬧中，張平選稍顯木訥，他表示，在葯家鑫案件進入死刑復核期間，葯慶衛曾經將20萬元送到他家裡，但他將該款郵寄退回，因為這20萬元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意圖求得對葯家鑫的從輕判處。現在，張妙的媽媽劉小欠身患疾病，亟需用錢，所以他們願意接受這20萬捐款。
葯慶衛的代理人馬延明表示，產生沖突皆因張家對於20萬元贈款前後矛盾的聲明所致。據葯慶衛透露，那20萬元是他和妻子親手交給張平選的，張平選他們交談後收下，但後來不知何故又將錢寄回。如張家有證據充分證明來自社會的捐款已經用完，致使生活無以為繼，那自己則可以對張家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援助，且可以一直捐助到他去世為止。
馬延明強調，葯慶衛身體不好，患有心臟病，全權委託他處理此事。為防止雙方見面後產生矛盾，故他早早下樓等候。從法律上而言，葯家已經沒有支付20萬元的義務，從情從理從法這三方面不希望雙方有沖突。
下午14時許 ，張顯等人做完筆錄，隨後匆匆離開了派出所。 2012年4月27日上午，新城法院開庭審理此案。
這個案件是2012年2月27日在陝西西安新城區人民法院立案。雙方當事人都沒有出庭，都是委託代理人出庭，受大家關注的張顯也沒有出庭。雙方在法庭上爭論的焦點還是這20萬元應不應該給。
4月24日晚上8時，張妙的父親張平選在微博中稱：「已領回傳票，遺贈案將於4月27日（星期五)上午9點30分開庭。」26日，張平選在電話中表示，他們已專門請了律師打官司，對於其他的現在還不能說，也不想說，一切等打完官司再說。張顯則表示不一定會參加開庭。

Ⅷ 作家陳嵐訴《南方周末》名譽權糾紛一案結果如何誰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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