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糾紛典型案例

❶ 商標被侵權典型案例，求分析。

未經你們許可，他人在產品宣傳中使用【框中框】紗窗，能引起混淆的，同樣構成侵版犯注冊權商標專用權；如果他人產品的技術方案和你們的專利權利說明書描述的技術方案相同或者實質相同的，他人侵犯你們的專利權。可以委託各地律師調查維權，希望對你有幫助。

❷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❸ 商標侵權案例

一、案件來源
2010年4月22日，安岳縣工商局接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投訴稱：安岳縣小周酒水經營部銷售的青島品牌純生啤酒，侵犯了其商標專用權。經局領導安排，執法人員對該經營部進行現場檢查，發現該經營部經營者周廣地涉嫌銷售侵犯「青島」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啤酒。為進一步查清事實，安岳縣工商局於同年4月22日立案進行調查。
二、案情介紹
當事人周某某，男，漢族，現年28歲；經營場所: 安岳縣岳陽鎮普州大道北段178號附54號，《個體工商營業執照》正在申辦之中。
現查實，當事人周某某於2010年3月25日，從青島海島啤酒有限公司購進「青島品牌純生化」啤酒3392件，購貨款54200元。當事人購回該批啤酒後，以每件20元的價格在安岳縣境內批發銷售了1000件，獲銷貨款20000元。經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投訴，本局調查查明：該批啤酒實際商標名為「五月風」啤酒，由青島海島啤酒有限公司委託山東天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加工生產，在包裝裝潢上未標明生產廠名、廠址，而該青島海島啤酒有限公司無生產許可證，營業執照登記資料中無生產啤酒的經營范圍。青島海島啤酒有限公司在委託加工生產該批啤酒時，使用的酒瓶為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印有「青島啤酒」注冊商標和「TSINGTAO」英文注冊商標的專用酒瓶，將「青島品牌純生」作為其商品名稱，在瓶身標識和外包裝箱上不加區別地突出使用，瓶身標識和外包裝箱上所使用的標志、圖案與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青島啤酒純生」圖案及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注冊的第3888383號注冊商標相近似，當事人周某某在銷售該啤酒時對外宣稱是「青島品牌純生啤酒」，以此誤導公眾，使消費者誤認為該批啤酒是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青島純生」啤酒。當事人周廣地銷售啤酒的行為，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侵權行為，已侵犯了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注冊的「青島」中文商標以及「TSINGTAO」英文商標專用權。
三、案件處理
當事人周某某銷售侵犯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啤酒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均屬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二）銷售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規定構成要件，已構成銷售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行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五十三條「……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時，認定侵權行為成立的，責令立即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銷毀侵權商品和專門用於製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工具，並可處以罰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二條規定「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罰款數額為非法經營額3倍以下；非法經營額無法計算的，罰款數額為10萬元以下」規定，經研究決定對當事人作出處罰：1、責令立即停止侵權行為；2、沒收扣留在案的侵權啤酒2337件。
四、案情分析
接到投訴後，我局立即組織執法人員進行全面調查，基本鎖定了當事人銷售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商品的違法行為，對當事人尚未銷售的涉嫌侵權啤酒採取了扣留強制措施。當事人不服，隨即以我局強制措施違法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在互聯網上發布輿論，稱我局對商標侵權行為無管轄權，採取強制措施違法。我局高度重視，先後召開了案情分析會，案審會，對本案的最終定性進行確認。在定性過程中先後出現兩種不同觀點的爭議：一鍾觀點認為，本案當事人銷售的啤酒與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銷售的啤酒在名稱、包裝、裝潢上相近似、其行為屬傍名牌行為，應當用《關於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第九條規定規范其行為，同時可根據該《若干規定》第六條認定當事人銷售的商品屬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商品。另一種觀點認為，本案當事人雖然銷售的啤酒與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銷售的啤酒在名稱、包裝、裝潢上相近似，但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銷售的啤酒名稱已注冊為商標，且屬馳名商標，當事人的行為按照《關於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三款規定，不適用以《若干規定》來規范，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對於傍名牌行為是否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五十三條「……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時，認定侵權行為成立的，責令立即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銷毀侵權商品和專門用於製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工具，並可處以罰款。」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權認定商標侵權行為，在認定過程中應當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民事糾紛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第十條規定的原則進行調查取證，並通過案審會討論認定。執法人員按照第二種觀點，調整調查方案，補充完善了向青島工商機關協查、向山東禹城市工商機關協查、消費者調查等多項證據，本案於2010年6月30日查清了案件事實。本局案審會通過討論分析，一致認定：本案當事人應當定性為銷售侵犯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啤酒行為。
由於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程序合法，當事人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訴訟以本局勝訴告終。本案之所以能最終結案，主要取決於執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認真克服難點，運用「抽絲剝繭，先易後難，由外及內逐步深入」的方法與技巧，注重查明案件的來龍去脈，從而理清了本案的事實與性質。值得一提的是本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參照最高人民法院認定商標侵權的原則，通過對消費者調查，最終以案審會討論認定當事人銷售的啤酒侵犯了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這是我局在查處侵犯商標專用權案件中的創新嘗試，切實維護了權利人的知識產權。
本案的成功查處，得到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高度稱贊，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本案的查處具有典型意義，其查處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定性准確、程序合法、處罰適當。

❹ 《今日說法》中5個典型案例的主要內容、事情經過以及相關的法律知識。

後果真的很嚴重
陳兵在火車站發現一個小偷偷自己的包，便去追趕。追了大概有200米路程。結果猝死。小偷與他並沒有任何身體上的接觸。運動醫學專家分析說他可能是因為心臟問題而突然死亡的。
專家分析說小偷的盜竊行為與陳兵的死亡有因果關系。但是只構成盜竊罪。量刑時可以酌情作為一個加重情節。小偷對陳兵的死有過錯，但是陳兵的家人並沒有向小偷提起民事賠償要求。最後，小偷由於盜竊未遂被判4年，罰金3000。

老吳得了一種怪病，去了很多醫院都沒查出來。最後在南京一家醫院確診為隱球菌肺炎。醫生說這種病可能是由於鴿子糞引起的。老吳的樓上老丁養了很多鴿子，老丁把這些鴿子當寶貝一樣。老吳與老丁交涉多次讓他把鴿棚拆了，老丁不同意。雙方各執一詞。無奈老吳將老丁告上法院。老丁拿出一份鑒定材料說他的鴿子糞里不含隱球菌。法院認為，本案一方為個人興趣愛好，一方為人的身體健康，兩權相爭，應更重視人的身體健康。因此法院判決老丁限期內拆掉鴿棚。現在老丁家的鴿子暫時在朋友家寄養。
專家分析，這是一起侵權案件。雖然老丁養鴿子並不違法，但是他侵犯了老吳的健康權。關於老丁拿出的那份材料，專家認為一無法確認其開信機關是否具備鑒定資格，二即使具備鑒定資格關於材料的效力也要視案情而定。

你在哪裡
一個18歲的男孩跟在打工的父母來到沈陽。一天，和小夥伴們去丁香湖邊玩。卻被淹死在湖中。據和他一起出去的小夥伴說，他是為了救一個人才跳進湖裡的。他們說，那個人被救上來以後就跑了，他們只顧的去救小夥伴也沒看清那個人什麼樣子。在把被救人推上岸後，那個孩子被一個大浪打進湖中，再也沒有上來。他家裡條件不好，他是父母以後的唯一依靠。他父親咨詢了民政機構，說可以申請烈士，但是需要被救的人出來做證。他們一家人尋找被救人找了好多天了，那個人一直沒有出現。後來有幾個湖邊的工人願意為孩子作證。
專家分析說，對於見義勇為者，首先應該是國家和社會給予他們補償，被救者承擔的義務比較小。國家設立見義勇為基金，納稅人的一部分稅就被用來做這個。

今天的案例，很讓人氣憤。
一個3歲的小孩子跟爸爸媽媽去酒店吃飯。席間，孩子想喝飲料，媽媽出去買，想讓孩子跟著爸爸，但是孩子不願意，媽媽就把他領了下去。後來，孩子跑到了馬路上，酒店的一個服務員將孩子救了下來，但是自己卻出車禍死亡。
孩子的父母一開始說把孩子托給了吧台，後來又說託付給了這個服務員，但是都沒有證據證明。他們認為服務員應該對孩子的被傷害負責。
雙方對簿公堂，法院判決，交通肇事司機承擔80%的民事賠償責任，小孩父母承擔20%，共計死亡賠償15萬元，但賠償者提出異議認為服務員是農村戶口，即使在城市打工2年也應按照農村的規格賠償5萬元。

老人去世之迷
一個79歲的老人，在與一個30歲的年輕人發生了爭執。僅10個小時後，老人去世。老人的家人說老人是被那個人打死了，而那個年輕人說是老人心臟病突發自己死的。由於發生在院內屋後，雙方都沒有目擊證人。老人死亡後公安局來了人，但是堅持不做屍檢，直接說老人是心臟病死的，讓雙方民事調解，賠了8000塊錢了事。記者問到有關如何認定是心臟病的證據，公安局一直沒有，可能根本就是沒法提供。
後來老人的家人向公安局提起抗訴，縣市兩級公安局對老人開棺驗屍，鑒定結論是老人服用毒鼠強自殺。老人的家人對此很懷疑，並且自己偷弄了幾份樣本送到附近大學檢驗，結果是不含毒鼠強成分。
經過家人的不斷努力，幾年後，老人第二次被開棺，省廳的鑒定結論是沒有毒鼠強。
記者想找到當初鑒定的兩位法醫，但是被拒絕了。後來，公安局道歉，並賠了5萬多塊錢。此事了結，老人怎麼去世的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了。

我不是小偷
曉楠是一個15歲的活潑女孩，自尊心極強。初三下半年有一天她和媽媽一起去超市買東西。媽媽被超市員工懷疑偷了超市的東西，他們一起來到超市對面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媽媽被一個女警官和超市員工搜身。當媽媽出來後，發現女兒也正被一個超市員工搜身。
專家分析，只有司法機關檢察機關的偵察人員才有權利對嫌疑人搜身。其他任何人都無權。超市員工的這種做法是極為錯誤的。
事後，曉楠的精神一直不好。被沈陽市精神衛生中心診斷為創傷性應激精神障礙。醫生分析說是因為一些創傷事件使精神受到損害。通過鑒定，與被超市搜身有直接因果關系。
曉楠的精神一直不好，影響了學習，而且沒能參加中考。她成績很好且非常要強。
媽媽想法院起訴，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法院判定此事影響了孩子一生，判超市賠償精神撫慰金10萬元。超市不服，認為此病一年即可治癒，主張只賠償一年的平均工資。
專家分析，心靈創傷會伴隨一個人一生。精神撫慰金不同於醫療費，應有法官酌情裁量。
對於超市被偷的問題，他們應自己購置防盜設備。

❺ 列舉5個侵犯他人姓名權的案例。

侵犯他人姓名權的案例。

案例一

2000年至2001年期間，原告徐誠被某市招生辦派往下屬某區招生辦協助進行中專、技校的招生工作。2000年8月，被告李樺以「徐成」的名義，向省招生辦公室寫檢舉信，聲稱考生張劍「在入學考試時，系他人冒名頂替參加」。

並在信中稱「我是市招生辦幹部，現協助某區招生辦進行本年度中專、技校招生工作，我有責任也有義務對此事予以反映，本著對國家、對學校、對張劍本人負責的精神，懇請省招生辦領導予以查處此事。」省招生辦接信後對此事認真進行了調查核實，並進行了考卷筆跡鑒定。

8月28日，省招生辦復信「徐成」，說明「參加考試系張劍本人所為，無冒名頂替現象」。徐誠接信後，感到莫名其妙，就向市招生辦及有關部門反映此事，要求調查事實真相。

2001年3月，經鑒定：檢舉信是被告李樺書寫。在調查取證及進行鑒定的7個月內，徐誠因精神壓力大，受到一定的精神損害。

案例二

江某為能趕上其男友即林某所在單位的分房，因其未到法定婚齡，不能辦理婚姻登記手續，於是，謊稱其身份證已丟失，以購買進口葯需要居民身份證為借口，向張某借用身份證。

隨後，江某假冒張某之名到其單位開出婚姻登記介紹信，並拿走張某所在地的公共戶口薄，與林某一起去民政局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

江某的假冒行為後被張某發現，張某認為江某的假冒行為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權，並因此承受了強大的社會壓力和精神打擊，於是要求江某賠償損失5000元並賠禮道歉。

案例三

原告A系某公司的股東、董事，在A未參加董事會的情形下，B董事直接在董事會決議等文件上偽造A的簽名，致使A變成了公司的董事長、法定代表人。

A認為，B的行為是公司職務行為，因此公司未經其同意而盜用其姓名，侵犯了其姓名權，要求法院確認上述盜用姓名的侵權事實，並要求被告公司撤回相關的工商登記，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案例三

第3562067號「易建聯Yi Jian Lian」商標（即爭議商標）由案外人名樂公司於2003年5月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以下簡稱商標局）提出注冊申請，並於2005年9月被核准注冊，其專用期限至2015年9月，核定使用商品為第25類服裝、柔道服、足球鞋等。

2009年5月，經商標局核准，爭議商標轉讓給易建聯體育用品（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易建聯公司）。2006年3月，易建聯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商評委）請求撤銷爭議商標。

評審期間，易建聯提交的新浪網網頁列印件等證據載明：易建聯自1999年開始從事籃球訓練，2002年入選廣東隊，同年入選國家青年隊。2002年獲得亞洲青年籃球錦標賽冠軍，2003年獲得全國男籃甲A聯賽亞軍。

網頁列印時間為2006年3月。2009年11月，商評委作出商評字〔2009〕第33584號《關於第3562067號「易建聯Yi Jian Lian」商標爭議裁定書》，認定：易建聯系我國著名籃球運動員，在爭議商標申請注冊之前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社會知名度。

易建聯公司未經易建聯授權，將與其姓名相同的文字申請注冊商標，侵害了易建聯的姓名權，違反了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裁定：爭議商標予以撤銷。易建聯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案例四

幾年前，高先生與某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簽訂了期房購銷合同，約定房地產公司保證在高先生入住之日起1年內為其辦理房屋產權手續，如現房實測面積與期房預測面積發生變化時，按實測面積交納相關稅、費。

高先生入住後不久，房地產公司通知他到公司交納辦理房屋產權證所需的契稅、過戶費及印花稅，高先生交納了全部費用，並將私人印章交給房地產公司。因高先生購買的期房實測面積大於預測面積，辦理產權證需按實測面積重新簽訂《北京市內銷商品房買賣契約》。

房地產公司在高先生在場的情況下，填寫了3份內容相同的《北京市內銷商品房買賣契約》，同時在乙方簽字處填寫了高先生的名字，並加蓋了高先生的私人印章。

半年後，房地產公司將房屋的產權證、新合同及高先生的私人印章交給高先生，並向他講明新合同是為了辦房產證而簽訂的，雙方仍沿用舊的期房購銷合同。

後高先生起訴至通州法院，稱簽訂新合同他不知道，此合同中減少了許多對他有利的條款。房地產公司為自身便利，冒用他的姓名侵犯了他的利益,要求房地產公司承認錯誤、賠禮道歉並賠償精神撫慰金2000元。

訴訟過程中，房地產公司辯稱，我公司為高先生的利益使用其姓名，且我公司與高先生實際履行的仍是舊合同，沒有給高先生造成經濟和精神損失，不構成侵犯他的姓名權。

案例五

2005年6月份，被告王某、李某准備登記結婚，因李某全家搬遷，戶籍丟失，無法辦理結婚登記。王某隨找到自己妹夫姨家(即原告方某家)親戚，稱未婚妻戶籍登記丟失，無法辦理結婚登記，想用方某的戶口薄和身份證附李某的照片去辦理結婚登記。

當時方某在外務工，只有父母在家，其父母想只是借用女兒的戶口簿和身份證，不會有什麼問題，就同意把女兒的身份證和戶口簿借給王某使用。2005年6月24日，王某、李某登記結婚，結婚證上是方某的名字。

後方某務工回家得知此事，找到王某、李某兩人要求用他們自己真實姓名登記結婚。2005年9月5日，王某、李某到登記機關辦理了離婚，又於2005年9月8日以雙方真實姓名重新登記結婚。方某戶籍薄上留下了「離異」字樣，引起了男友對其有「婚史」的誤解，無奈之下訴至法院。

❻ 三大經典知識產權侵權案例分享

版權在我國也稱為著作權，是知識產權的一種，知識產權侵權案例本次就為大家分享3個經典的案件，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案例對於自己的知識產權起到足夠的重視，從而通過法律的手段來保護自己的權利。知識產權侵權案例知識產權侵權案例一：蘋果APP著作權侵權案《李可樂抗拆記》由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李承鵬是該書作者。李承鵬指控蘋果公司未經其許可，自行上傳或與開發者通過分工合作等方式，將其享有著作權的作品上傳到蘋果應用商店，並通過該商店向社會公眾提供下載閱讀，獲取經濟利益，上述行為侵害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網路傳播權。法院經審理後判決：蘋果公司賠償李承鵬經濟損失1萬元及因訴訟支出的合理費用1000元。本案是作家維權聯盟因蘋果公司在其經營的App store（應用程序商店）上提供涉嫌侵犯其著作權的應用程序而向蘋果公司提起的系列維權訴訟之一。最終，法院認定蘋果公司是App store（應用程序商店）的經營者，應用程序商店是一個以收費下載為主的網路服務平台，並且在與開發商的協議中，約定了固定比例的直接收益，因此蘋果公司應對開發商的侵權行為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蘋果公司在可以明顯感知涉案應用程序為未經許可提供的情況下，仍未採取合理措施，未盡到注意義務，具有主觀過錯，其行為構成侵權。這一則知識產權侵權案例也表現了當前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平台的監管行為也具有重大的意義。知識產權侵權案例二：錢鍾書書信著作權及隱私權侵權案2013年5月，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下稱中貿聖佳公司）發布已故著名學者錢鍾書書信手稿拍賣公告。錢鍾書遺孀楊季康（筆名楊絳）遂向法院提起侵害著作權及隱私權訴訟，認為李國強和中貿聖佳公司構成對其著作權及隱私權的侵犯。法院經審理作出判決：中貿聖佳公司和李國強停止侵權、賠償楊季康經濟損失及精神損害撫慰金10萬元並賠禮道歉。此案不僅因涉及著作權、隱私權以及物權等多項權利的認定，頗具代表性並廣受關注，而且還對拍賣公司因從事拍賣活動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責任進行了界定和規范，特別是拍賣公司在拍賣活動中，除應依據拍賣法就拍賣標的的所有權歸屬、委託人的身份情況進行審查，並簽訂委託拍賣合同外，對於負載著作權、隱私權、肖像權等其他民事權利的拍賣標的，還應對相關著作權權利歸屬、隱私權和肖像權的權利保護等情況進行審查，以履行拍賣法所賦予拍賣人的法定義務。此案的審結，明晰了拍賣者的法律義務，規范了拍賣市場秩序，對維護相關權利人的著作權、隱私權等民事權利具有積極的意義。知識產權侵權案例三：《推拿》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案畢飛宇系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推拿》的作者，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08年9月出版該小說。2009年7月，畢飛宇將電視劇改編權獨家提供給中融公司。2010年12月2日，中融公司將其獲得的授權轉讓給禾穀川公司。2011年1月，禾穀川公司委託陳枰為文學作品《推拿》的電視劇改編編劇。2013年4月，陳枰與西苑出版社就陳枰版《推拿》（上、下冊）簽訂《圖書出版合同》，同年6月，該書出版。畢飛宇、人民文學出版社以陳枰版《推拿》的出版發行行為侵權為由，訴至法院。法院經審理作出判決：西苑出版社停止出版發行圖書《推拿》;北京市新華書店王府井書店停止銷售圖書《推拿》;陳枰、西苑出版社連帶賠償畢飛宇經濟損失14萬元;陳枰、西苑出版社連帶賠償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經濟損失8萬元及因訴訟支出的合理費用5000元。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目的在於規制市場經營者的經營行為、維護公平競爭的社會經濟秩序，故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規制商品市場流通過程中的授權，而不是規制商品創作過程中的授權。本案中，陳枰和西苑出版社僅具有改編作品的授權，並不具有出版改編作品的授權，也就是說不具有將相關改編後的作品推向文化市場、作為圖書商品流通的授權，因此，被告出版同名作品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本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圖書出版市場存在的授權混亂、權利意識淡薄、誠信缺失等現象。通過本案的審理，有利於當事人規范其行為，也對整個圖書出版行業的合法規范經營發展提出了指引。知識產權案例並不僅僅存在與版權當中，商標，專利都是知識產權的一部分，想要了解更多知識產權內容，可以與我們取得聯系。

❼ 有關商標侵權糾紛的案例分析

我們已經聯系過,這是第一個答案:
關於一審法院訴訟程序問題
1、一審法院按漢都公回司提供的 TCL 集團答公司地址，向 TCL 集團公司快遞送達應訴通知書、聽證會傳票、開庭傳票等，雖然郵寄地址為廣東省惠州市鵝嶺南路 6 號 TCL 工業大廈九層，是 TCL 集團公司的下屬二級企業法人銷售公司的地址，但兩公司在同一大樓辦公，只是樓層不同，而收信人為 TCL 集團公司的信件也並沒有因不能送達而被退回。
2、在原審法院審結前， TCL 集團公司在向一審法院提交了書面答辯狀，由此可以推定， TCL 集團公司已收到了一審法院寄送的應訴通知書、聽證會傳票、開庭傳票，但其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一審法院缺席審理並不違法。上訴人 TCL 集團公司關於一審法院訴訟程序違法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❽ 惡性消費侵權案件的典型案例

統計顯示，預付卡消費已逐漸成為服務消費投訴的熱點。2008年市消保委共收到消費者有關預付卡的投訴4049件，比2007年的3554件同比上升了14%。工商部門12315熱線所受理的消費者申（投）訴同時顯示，有關此類預付費式消費的問題一直呈上升趨勢。主要反映在以下四個方面：經營者銷售消費卡後突然停業關門，不知去向；店方易主，接收者拒絕消費者繼續使用原消費卡，且不負責退還卡內儲值余額；經營者為促銷，一味宣傳消費卡的優惠折扣，不提使用限制和范圍，消費者購卡後使用時發現優惠幅度「縮水」；經營者借售卡之機，向消費者推銷劣質商品。
從消費者反映的情況來看，預付性消費投訴大量集中在美容美發、健身、洗浴、洗染、餐飲等服務行業。投訴的問題主要反映企業變更店名後拒絕履行約定、營業終止後消費者無法得到退款、違反約定、降低服務質量、不兌現承諾、攜款「蒸發」等。
預付性消費
【案例1】盛吉寶利士更名後用卡難
自2008年11月以來，消保委陸續收到29位消費者投訴，反映他們在上海海蘭雲天花園式浴場辦理了「充值消費卡」，該浴場於2008年10月初重新裝修後更名為「阿狄麗娜國際會所」，當他們再次前往店內消費時，卻被告知原消費卡不能繼續使用，必須再充值1000元更換新卡。原本只需支付20元或38元浴資的基本洗浴項目也被取消了。據消保委調查，上海盛吉寶利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自2007年9月起經營管理上海海蘭雲天花園式浴場，2008年初對浴場進行裝修，重新開張後更名為阿狄麗娜國際會所。在此期間，公司的注冊信息未發生變化。最終，經消保委調解，公司同意免費為消費者轉卡或調換等額浴資券。
【案例2】翔虹雅美發卡換東家要加錢
高小姐等5名消費者向消保委反映，他們在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辦理了美容美發卡。該美容店於2008年10月重新裝修後改換門庭，從原來加盟的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改為加盟另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當消費者持原來辦理的美容美發卡到店內消費時，卻被告知原卡需再充值才能轉卡繼續使用。經消保委調解，最終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同意為消費者免費轉卡。
【案例3】柯達沖印店「優惠承諾」不優惠
高小姐等5名消費者向消保委反映，他們在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辦理了美容美發卡。該美容店於2008年10月重新裝修後改換門庭，從原來加盟的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改為加盟另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當消費者持原來辦理的美容美發卡到店內消費時，卻被告知原卡需再充值才能轉卡繼續使用。經消保委調解，最終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同意為消費者免費轉卡。
【案例4】吉谷商貿提貨時水果變茶葉
高小姐等5名消費者向消保委反映，他們在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辦理了美容美發卡。該美容店於2008年10月重新裝修後改換門庭，從原來加盟的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改為加盟另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當消費者持原來辦理的美容美發卡到店內消費時，卻被告知原卡需再充值才能轉卡繼續使用。經消保委調解，最終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同意為消費者免費轉卡。
友情提醒
購買預付卡謹記5點
為了預防消費者利益受損，工商部門特別發出「3·15」消費預警，希望消費者在選購預付卡時多加謹慎。工商局有關負責人提醒說，廣大消費者在進行此類預付消費時，務必牢記五點：
一是根據自身的實際需要購買預付卡，金額較大的更要謹慎，不可貪圖高折扣而忽視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
二是在辦卡前要考察經營者的信譽和經營狀況，盡量選擇證照齊全、規模大、信譽好、經營時間長的經營者；
三是在購買消費預付卡時，事先詳細了解卡的使用范圍、期限、功能、退款條件等細節，不可輕信商家的口頭承諾，最好簽訂書面協議；
四是對一些金額大、時效長的卡，定期核對消費記錄和金額，以防卡內余額「不明」缺失；
五是辦卡時勿忘索要發票、保留相關協議，以備發生消費糾紛時投訴有據；一旦遇到商家攜款潛逃，涉嫌經濟詐騙的，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
法律專家也同時呼籲，要加快立法進程，盡早制定規范預付卡經營行為的地方性法規，建立起預付卡的登記備案制度，並通過第三方監管、行業保證金、強制性保險、股東連帶責任等做法，加強對預付卡的風險控制。
相關行政部門則表示，將進一步加大對市場的監管力度，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監督預付卡經營行為，及時查處違法行為，調解處理消費糾紛。他們提議，綜合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多管齊下」，發揮出行業自律、行政監管、社會監督相結合的綜合作用，推動預付卡消費模式逐步走向規范，讓消費者獲得真正價廉物美而又有信譽保證的商品和服務。

❾ 尋找侵權案例 經典些的

商標侵權案例
中國獨立商標轉讓網訊:2007年6月25日，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安徽口子酒業股份有限公司訴湖南省某知名酒業公司請求確認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一案依法宣判，確認原告安徽口子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並銷售「口子」牌「福」酒的行為不侵犯被告湖南省某知名酒業有限公司第150922號「福」注冊商標專用權。據悉，這是我市法院受理的第一例請求確認不侵權訴訟案件，這類案件在全國范圍內也不多見。
2007年初，湖南省某知名酒業有限公司向安徽口子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出「公函」，稱其依法擁有使用在酒類商品上的「福」字注冊商標專用權（商標注冊證號為150922號），最近在市場上發現由安徽口子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銷售的口子「福」酒的包裝裝潢突出使用「福」字商標，侵害了其上述注冊商標專用權。湖南省某知名酒業有限公司的上述行為導致安徽口子酒業股份有限公司擔心侵權而影響了「口子福」酒的營銷計劃，安徽口子酒業股份有限公司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遂向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確認原告使用「口子福」不侵犯被告「福」商標專用權。

庭審記錄: 經審理，查明如下事實： 原告擁有的「口子」商標注冊日期為1979年11月31日，核定使用商品為第33類的「酒」，原告是「口子」注冊商標權利人。「口子」商標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原告生產、銷售的「酒」商品上使用了原告的馳名商標「口子」。口子酒業公司獲得多項榮譽
被告先後申請注冊了核定使用商品為第33類的150922號商標與3145322號商標，均為」福「字商標，二者主要區別也在於字體不一樣。被告在訴訟中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生產過使用150922號「福」字商標的產品。
2007年1月18日，被告向原告發出「公函」稱：其依法擁有使用在酒類商品上的「福」字注冊商標專用權（商標注冊證號為150922號），最近在市場上發現由原告生產、銷售的口子「福」酒的包裝裝潢突出使用「福」字商標，侵害了其上述注冊商標專用權。
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告口子「福」酒的口子商標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被告沒有證據證實其「圖形加福」、「福」商標在產品上使用，並且具有較高知名度。被告注冊商標中的「福」字顯著性非常弱，其權利范圍應當受到合理限制。原告口子「福」酒使用「福」字不是作為商標使用，而是作為商品名稱、裝潢對公共文化資源的善意、合理使用，表達了「吉祥、喜慶」的文化內涵，沒有誤導相關公眾，而且原告使用的「福」字與被告「福」商標不相同，與「圖形加福」商標不近似，沒有攀附模仿的故意，沒有謀取不正當的利益。因此，應予認定原告的行為並不侵犯被告的第150922號「福」注冊商標專用權。據此，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原告的行為並不侵犯被告的第150922號「福」注冊商標專用權，依法作出上述判決。宣判後，雙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點評: 朱書見（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法律碩士）：請求確認不侵權之訴是知識產權訴訟領域中的特有制度。原告請求確認不侵權訴訟的訴因，多是受到來自於被告的訴訟威脅。原告起訴的目的，僅是請求確認自己的行為不侵犯他人權利，其行為不違法，並不主張被告的行為侵權並追究其侵權責任。原告主張其行為不違法，既可能是因為被告的權利不存在，也可能其行為不落入被告專有權的保護范圍內。如果被告在較長時間內不向法院起訴，那麼原、被告之間是否存在侵權則處於不明確的狀態，原告的經銷商可能會一直停止銷售原告的產品，原告也可能失去新的合作機會，從而處於不利地位。
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背景下，知識產權越來越成為各種類型的公司爭奪市場、謀求更大利潤的重要手段。從法律的角度講，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充分利用法律賦予的專有權取得市場競爭優勢，依法通過各種途徑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本無可厚非。但有些知識產權權利人超出了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界限，以行使權利之名，對競爭對手進行不合理打壓，或者通過所謂的行使商標權、專利權，通過宣傳、炒作，來擴大企業知名度和影響力。
安徽口子酒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中國知名企業，其擁有的「口子」商標為中國馳名商標並被商務部認定為「中華老字型大小」。可貴的是該公司沒有因此自視高大對威脅置之不理，而是積極應對，率先適用請求確認不侵權之訴，通過司法救濟程序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安徽口子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做法無疑會給其他企業帶來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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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侵權案例
http://finance.qq.com/a/20060313/000838.htm

❿ 侵權行為法案例分析

1. 案例分析：陳志光夫婦到某餐廳吃飯，一對母女帶著一隻狗坐在陳志光夫婦的對面，點來了飯菜，讓狗在飯桌上吃，小狗則吃得津津有味。陳志光夫婦認為自己的人格尊嚴受到了損害，要求餐廳老闆解決，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遂向法院起訴，要求餐廳老闆賠償精神損害。

   分析本案並回答以下問題

   （1）本案被告是否構成侵權行為，為什麼？

   （2）本案如何判決（請說明責任方式），為什麼？

2. 參考答案要點：

   （1）本案被告的行為構成了侵權行為。人格尊嚴是一般人格權的核心內容，法律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侵害人格尊嚴的，對侵權行為人應當追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餐廳准許人狗同餐，侵害的正是人格尊嚴的權利。一般人格權是一種最基本的人格權，包括的內容是人格平等、人格自由和人格尊嚴。這種權利的作用，是概括和指導所有的具體人格權，規定具體人格權的內容，解釋具體人格權的含義，創造新的人格權；補充具體人格權的立法不足。當某些人格利益應當保護，但是所有的具體人格權還不能將其包括的時候，就應當依據一般人格權即人格尊嚴，認定侵權行為，並予以制裁。人狗同餐，讓狗在人吃飯的餐廳中跟人一起進餐，並且使用的是人進餐的餐具，這正是對人的人格尊嚴的侵害。愛護自然，愛護動物，都是應該的，但是，在社會中，任何人都是權利的主體，任何狗都是權利的客體。如果為了愛護動物，就把人與狗的地位同等起來，這恐怕就是愛狗的人也是不願看到的；

   （2）被告的行為是對原告人格尊嚴的褻瀆和漠視，其行為已經構成了侵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具體責任方式應當是賠禮道歉並應當承擔適當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其他民事責任方式不宜適用於本案。